作者：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鄧小平一九六一年五月那篇演講表態支持劉少奇，激怒了毛澤東，也是他忤逆的首次訊號。既然鄧小平是名經驗老到的官僚，肯定知道自己在玩火，可是他停不下手。
一年之後的一九六二年夏，因為鄧小平批准擴大家戶的生產量，也就是之後在農村廣泛推行的包產到戶，這甚至更加激怒了毛主席。他這樣做是遵循了陳雲和劉少奇的前例。
皖東地區早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就自發地轉換成包產到戶制度。依據此種制度，農民應該從自己承租的土地所收穫的糧食中繳交給集體（也就是生產隊，可是實際上是上繳給國家）規定的數量，以換取「工分」（譯註1）。農民收成超出的部分都能留給自己，或是繳給生產隊換取其他報酬。
譯註1：工分依農民的工作時間來計算，單位的生產收穫所得依工分分配給農民。
這樣的制度隨地區不同有所差異。他們不能決定要栽種何種作物，得聽命於生產隊；生產隊在開耕之前會提供農民工具、肥料與種籽。這些措施毫不違反社會主義，包產到戶制度不像布爾什維克新經濟政策走那麼遠，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民並無把餘糧賣到市場的權力。
生產隊吃飯情景（Source:wikipedia）
儘管如此，包產到戶制度還是激勵了社員們的物質利己主義，很快就開始帶來了成果。
一九六一年秋，穀物收穫量已經增加了四百萬噸。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很順利，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起先並未反對人民進行「實驗」的毛澤東，開始對恢復「個別農民耕作」表達了不滿。九月，中央委員會發布一道譴責包產到戶的指令。十二月底，毛澤東詢問安徽省委會第一書記：「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編註2）
編註2：即包產到戶制的其中一種形式，一九六一年安徽率先實施，將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畫、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統一集體管理（稱「五統一」），這種「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制包產到戶，稱之為「責任田」。
第一書記曾希望從一九六一年春起就遊說施行包產到戶，他以問題回應問題，「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毛澤東相當惱火，很快就把這名膽敢與他對立的安徽官員開除。不過，毛澤東並未廢除這項持續擴散到整個中國的制度。
一九六二年初，在北京召開了中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偉大的舵手」再次痛下重手。七千名黨幹部參與了此次從一月十一日一直進行到二月七日的會議。
因為鄧小平負責召開與組織這場會議，毛澤東再次找到對他不滿的理由。毛澤東認定此次會議「能從過去的經驗與教訓中好好分析，並達成全黨團結」，可是他反而在會中面臨歷來最嚴厲的批評。
即便鄧小平想要掌控局勢，他也無能為力；局勢已不受控制了。
鄧小平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副手彭真首次公開攻擊毛澤東。彭真一開始把大躍進的失敗歸咎給政治局常委會，可是他接著把批評焦點放在毛澤東身上。彭真表示毛澤東堅持加速過渡至共產主義，並鼓動支持公社食堂。
彭真（Source:wikipedia）
所有人都屏息聆聽。接著鄧小平發言：
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大家〕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要〕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沒人了解鄧小平是否想要化解僵持的氣氛，或是鼓勵彭真繼續批評。但彭真衝動地接著說：
毛主席的威信〔即使〕不是珠穆朗瑪峰〔那麼高〕，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毛主席的威信〕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隔天效忠毛澤東的左派分子陳伯達試圖勸說彭真講道理，可是彭真仍追著說：
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並不得人心。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這段時期的彭真，不斷展現出其頑固性格。在災難性的大躍進之後，這名人高馬大、粗魯直率，比鄧小平年長兩歲的山西人已經失去控制。一九六○年起，他不時表示出對領袖個人的懷疑，公開質疑領袖「思想」的偉大之處：
毛澤東思想是「主義」嗎？這還需要討論。」甚至毛主席本人也表示：「誰是第一？留給後人來說。我們還沒完成工作！」
毛澤東當下還能忍住，可是他的憤怒正在累積。他不僅氣憤彭真，也對彭真的上司鄧小平感到不滿。在彭真發言的數日後，劉少奇再度談到「手指頭間的關係」，也讓毛澤東很不高興。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還有一種「左」比右好的說法……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
聽完這些話後，毛澤東只能在劉少奇、彭真與其他人面前飛快丟出「自我批評」。他承認了許多人心中早已質疑的問題，表示：
許多經濟建設的問題我並不了解……我投入相對更多的關注在社會秩序、生產關係的問題上。關於生產力，我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毛澤東在以這種方式整肅自己之後發動反擊，要求他的其他「同志」進行自我批評：
公開說出心中的話，最多一個或兩個小時，可是要全都說出來。
這項要求激起了回響。黨領導人紛紛想取得先機，開始承認自己的過失。其中鄧小平察覺毛澤東心中怒海翻騰，因此他決定緩和局面。
他的講話內容正是官僚藝術的典範。一方面，他在黨員間切割大躍進的責任，把最大的責任攬在自己以及由他領導的書記處身上；另一方面，他頌揚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以及他百戰百勝的思想。
接著他總結出，儘管有些缺失和錯誤，整體而言中國每件事都是好的──意識形態、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中央委員會、幹部、傳統、工作方式，甚至連群眾。這些年黨有偏離「優良傳統」，也只是因為「少數的同志不夠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或對它還不夠理解」。
在鄧小平發言完後，周恩來也跟鄧小平一樣圓滑地將大多數的錯誤歸咎在自己。他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錯誤還自我貶抑，以至於連毛澤東都出面打斷他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以及鄧小平（由左至右）。
1962年初攝於北京。
然而不論是周恩來或鄧小平都無法讓毛主席的情緒轉好。彭真和劉少奇的發言毀了他的心情。
會議結束後，憤憤不平的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杭州度長假。他最喜歡的清靜景點之一是宜人寧靜的西湖畔。他再次把黨內日常管理工作交給劉少奇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其他政治局常委，但已不再信賴他們任何人。
毛澤東一如以往「刻意」釋放權力。這一回他採用「引蛇出洞」的戰術。他總愛提起：「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毛澤東確信歷經「百花齊放」運動實戰考驗的戰術，這次對黨領導階層也能奏效。
就跟以往一樣，他是對的。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雲等閱歷豐富的官僚也無法看穿毛澤東，這實在讓人驚訝。
當他們在劉少奇主持下就經濟問題召開工作會議時，毛澤東仍如影隨形，他們承認存在著經濟急難。儘管「偉大的領袖」不滿農民個人產業增長，但是他們找不到比支持發展包產到戶更好的解決辦法。
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百分之八十的安徽農民已經在包產到戶系統下生產；在四川、浙江與甘肅等省的許多地區，這個數字達到百分之七十至七十四；貴州、福建和廣西數省的許多縣份，比率介於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二點三之間。整個中國約有百分之二十的農民是屬於包產到戶。
此外到了三月初，劉少奇和鄧小平開始認真地讓那些於一九五○年代末期被整肅下台的人復職。雖然他們不敢提起彭德懷和他的「同謀們」，但平反超過三千六百名普通右派分子。
彭德懷與毛澤東（Source:wikipedia）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委員會、政府與省黨委內許多領導人物勸說要擴大包產到戶制度，特別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李富春與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與副部長王觀瀾。鄧子恢最為堅持不懈。在政治局常委會五月的工作會議上，他說：
在許多山區，我們必須允許他們〔農民〕進行個別耕作。我們還是能稱這個為包產到戶制，這些將是社會主義個別農民。如果他們能完成提升產量的工作，這樣做就沒有錯了。
許多農民都支持他。
毛澤東仍與眾人意見相左，愈來愈不滿此種經濟運作模式。他跟他的醫生說：
現在社會上很複雜，有人提出包產到戶，這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搞了這麼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敵人或敵人同情者手裡。敵人可以收買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兒的人。
當毛澤東提及「敵人同情者」時，並未指名心中認定的是誰，可是跟他對談者肯定知道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一九二○年代北京軍政府內位高權重之人的女兒，而鄧小平的太太卓琳也非出自貧苦人家。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指示秘書田家英調查小組，視察農村的局勢以及劉少奇剛剛去訪湖南省的幾處地方和毛澤東的老家韶山沖。
毛澤東知道田家英與他有志一同反對包產到戶制。當他這名誠實的秘書在兩個月後返回北京並向他報告時，毛澤東感到相當驚訝，他表示農民：「反覆要求委員『全力協助依戶分地』。」毛澤東做個鬼臉說：
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可是田家英仍冒險跟陳雲報告調查結果，之後又去匯報劉少奇，劉少奇再找上鄧小平。他們三人強烈贊同毛澤東秘書的報告，鄧小平更在委員會的報告上批了一個字「准」！劉少奇告訴田家英：
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陳雲完成一份給毛澤東與政治局常委會的特別報告，強調「許多地方能再次〔如一九五○年代初期〕使用分地與強化家戶任務指派的方法，以刺激農民生產活動，加速恢復農業生產。
田家英（Source:wikipedia）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在書記處檢視華東局的農村工作匯報上，鄧小平公開說：
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看看。
我們並不知道安徽是否有這個說法，可是很肯定鄧小平家的四川農民熱愛這句有著不同顏色貓咪的尖銳格言。或許鄧小平只是把它套用到安徽的情況。無論如何，這句關於貓的說法成為他最廣為人知的用語。
在普遍的說法中，黃貓變成了白貓，或許是因為有更大的反差。他當時這麼說是因為華東局尖銳地批評包產到戶制，還貼上「路線錯誤」標籤，並指出包產到戶企圖恢復個別農民經濟。陳雲和鄧子恢也在場為包產到戶辯護，且在場的書記處委員意見一分為二。
不知為何鄧小平放下心防。或許鄧小平認為毛澤東誠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更有可能他真心相信要恢復中國經濟別無他途。
最後總算不只有他一人直衝著風車攻擊。這幾個不切實際的人有可能真心認為他們能改變毛澤東的想法嗎？
這倒難說。在七月七日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鄧小平重述他關於貓的煽動性說法。他這一次賦予它深沉的理論性意義，並將它說成是四川諺語，更把這句話歸給他的四川老鄉劉伯承元帥。
〔我們必須〕調動農民〔增加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劉伯承同志經常說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
毛澤東密切注意他手下那批年輕逆鱗者在北京的一言一行。對於毛澤東而言，鄧小平的說法僅僅意味著一件事：即使連忠誠如鄧小平般的戰友都準備在國內回復資本主義。畢竟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已經確認任何生產關係的形式，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方法。
1972年，解放軍叔叔到學校輔導紅小兵，後面是批評鄧小平的標語。
當然鄧小平無意恢復土地私有制。他所提到的各種生產關係都是社會主義形式。他在共青團大會上甚至強調：
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
不過，毛澤東並未注意這一點。毛澤東在七月回到北京，對鄧小平以及其他所有贊成包產到戶的人大發雷霆。
他第一個會見的是劉少奇，劉少奇順道告訴他，陳雲與田家英想要向毛澤東報告。不過，在泳池游泳的毛澤東勃然大怒。他爬出泳池，朝著劉少奇大發雷霆說：
土地現在又按照過去壞年代的方式劃分……你們有做什麼去抵抗這事？我死之後，會變成怎樣？
在這之後，毛澤東接見陳雲，可陳雲並未察覺「偉大舵手」的心緒極糟，開始討論個體經營與合作經濟得有相當長時期並存的權宜之計。
毛澤東火冒三丈地大吼：「『分田單幹』（編註3）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在陳雲報告的留白之處，毛澤東批下：「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
編註3：「單幹」即私有化、個體農戶或手工業者。
陳雲受到驚嚇。他馬上寫了封信給鄧小平，希望鄧小平會再轉遞給毛澤東。陳雲在信中以健康因素為由請求離職。他在毛澤東過世十四年之後，才從這次「離職」中恢復原職。
陳雲與鄧小平（Source:wikipedia）
毛澤東「拔除」陳雲之後，在劉少奇、周恩來以及左派陳伯達都在場的情況下，將矛頭轉向了田家英和鄧子恢。
他要求《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對強化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議題準備一份決議案草稿。中央委員會屈服於毛澤東的壓力，迅速發出禁止宣傳包產到戶制的公告；由狂熱效忠毛澤東的陳伯達所草擬的決議案，則在緊接下來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第十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通過。
行事謹慎的周恩來總是閃避討論政治敏感議題，也未表態支持或反對包產到戶制，可他立刻支持了「偉大的舵手」。
鄧小平和劉少奇擔心害怕的程度也不在陳雲之下，為了自身利益而同意了領袖的所有要求。有名人證回憶說：「毛主席態度明確以後，大家不能不跟著轉變態度。」
鄧小平匆忙打給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立刻刪去他的演講速記報告中有關黃貓黑貓的句子。在與被派至基層組織的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批評包產到戶制，堅稱很不幸地高層與基層幹部都「對集體經濟的信念有所喪失」。
可是毛澤東仍持續他的攻勢。他顯然在休假期間已經把所有事情徹底想清楚，現在他要為在七千名幹部會議中所承受的屈辱報仇。無論包產到戶制在經濟上帶來多大成效，毛澤東都不願接受，因為他不容許資本主義復辟。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鄧小平：革命人生》要了解現在的中國， 就要了解改變中國的鄧小平 他經歷整風、反右、文革的腥風血雨， 在鬥爭算計中站上權力頂峰 他以改革開放的鑰匙， 打開中國經濟發展門戶 他對六四事件的定奪， 決斷了中國民主的命運 他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影響了今日的兩岸關係
要了解現在的中國，
就要了解改變中國的鄧小平
他經歷整風、反右、文革的腥風血雨，
在鬥爭算計中站上權力頂峰
他以改革開放的鑰匙，
打開中國經濟發展門戶
他對六四事件的定奪，
決斷了中國民主的命運
他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影響了今日的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