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約翰‧麥奎德（John MaQuaid） 作者簡介： 約翰‧麥奎德是記者，曾在全世界最大博物館體系史密森尼學會的刊物《史密森尼雜誌》（Smithsonian）、《華盛頓郵報》、《連線》（Wired）、富比世網站和《Eating Well》雜誌上出現。他為《紐奧良時報花絮報》（Th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所做的科學與環境報導，預料到了卡崔娜颶風，並探討了全球漁業危機與外來物種問題。他與人一起做的報導《毀滅之路：紐奧良的破壞與超級風暴來襲》（Path of Destruction： Devastation of New Orleans and the Coming Age of Superstorms）贏得了普立茲獎，他的其他作品則拿過美國科學促進會、美國生物科學學會和國際專業烹飪協會的大獎。 「吃這件事除了會用到各種感官，也和我們的心智有關。」 ——備受尊崇的食品科學作家哈洛德‧麥克吉（Harold McGee）與一群廚師，曾鄭重這樣宣告。 食物好不好吃，與歡愉的感受有很密切的關聯。這種歡愉的感受通常在最初那幾口最為高張，但是愈吃就會愈感乏味。可是換吃個不同的東西時，那種歡愉的感受就會再度湧現。 羅斯夫婦利用電極和大腦掃描，研究了我們的大腦是如何完成這種感知之間的轉換。我們的胃在逐漸裝滿時，會啟動一系列荷爾蒙，將「停止」的訊息傳送到大腦負責調節食慾和歡愉的區域。這時，這些區域的神經細胞便不再處於興奮狀態。但是在我們的眼窩額葉皮質（orbitofrontal cortex），有針對特定味覺、嗅覺等感官反應的神經細胞，它在關閉對某種食物的歡愉反應的同時，還可以維持對其他食物的歡愉反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永遠吃得下甜點。主菜通常不是甜的，所以即使我們已經吃飽了，還是不會排斥再吃點甜點。自從世界的糖供應量在四百年前開始大幅成長以來，就為甜點在用餐結束時，留下了一個特殊的地位。 對許多人來說，期待飯後來份甜點是天經地義。 一九五○年代，洋芋片廠商開始為他們的產品添加風味時，尚不知道背後這些生物知識。但是慢慢的，食品工業開始參考生物學上的發現，發展出各自對風味與食慾的見解。 哈沃德．莫斯科維茲（Howard Moskowitz）是任職於美國陸軍納蒂克實驗室（Natick Laboratories，距離波士頓西邊大約二十英里處）的年輕科學家，一九七○年初期，他曾經針對軍中的「個人戰鬥糧」提出異議。 這種個人戰鬥糧簡稱MIC，三個字母分別代表餐食（Meal）、戰鬥（Combat）、個人（Individual）。這是一種可以隨身攜帶的糧食，內容物包含四種罐頭食品，一樣肉，可能是牛肉或火雞肉、餅乾、起司抹醬和甜點。另外還會附上鹽巴、胡椒、糖、口香糖和香菸等。 這樣的個人口糧曾經餵飽了越戰上的士兵，但是士兵們超級討厭這種食物的，他們厭惡火腿肉和利馬豆（lima bean）到了極點，甚至認為光提到它們的名字就會倒大霉，有些人乾脆稱它為「火腿和他媽的」（ham and motherfuckers）。 這些士兵已經習慣了速食品帶來的感官大轟炸，即使躲在散兵坑裡、沒有其他食物選擇，他們還是對差強人意的軍中食物毫無興趣。當時的納蒂克實驗室必須負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這些士兵可以在軍糧供應站或食堂取得免費的食物，但是他們卻寧願花自己的錢去買麥當勞，」莫斯科維茲說道。「軍方擔心他們花了錢，買的卻是沒有營養的食物。但是要怎麼樣才能讓軍中的食物更吸引人呢？」 莫斯科維茲原是哈佛大學心理系的學生，曾在心理物理學實驗室工作，他決定先從甜味與鹹味著手（在一九六○年晚期，舌頭味覺圖的創始人艾德溫‧波林剛從學校退休，還曾經帶他到教職員餐廳一起用餐，告訴他許多陳年的心理學故事）。 莫斯科維茲想要研究歡愉背後的生物學，但是當他提到要以這個做為論文研究主題時，他的指導教授告訴他，這是個沒有人會重看的議題。科學家要找的，是自然界中通行不變的原則。他的指導教授這麼回他。人們對於飲食的喜惡捉摸不定，這種充滿變異性的議題，是科學研究避之唯恐不及的。 來到納蒂克，莫斯科維茲終於可以好好從事關於味覺歡愉的研究了。他希望可以改變人們吃了東西後的歡愉感。 首先，他把焦點放在甜味上，並發現了一個不變的現象：當糖的濃度從零開始增加，歡愉的感受也隨之增加，一段時間後會持平，然後開始走下坡。這並不是什麼新奇或驚人的發現：不管是糖或其他東西都一樣，濃度過低時可能察覺不出來，但是濃度過高時又教人承受不起。 對於這樣單一的味道，我們很容易便可以找出它的最佳濃度，但是把多種材料混在一起時，像是番茄醬之類的，就很難找到這個「剛剛好」的點。 這一天，莫斯科維茲的實驗室夥伴看著莫斯科維茲的歡愉圖表上出現一個高峰，興奮的對他說，「哈沃德，你找到那個讓人開心的點了。」莫斯科維茲將各種食材以不同的比例混合，然後進行更多實驗，來尋找對應每個混合物那個剛剛好的點。 他發現有些混合物這樣的點不只一個：歡愉的感受逐漸增加，接著下降，不久後又再度隨著濃度的增加而增加。他也發現，每個人的歡愉點不盡相同，大家的感知與敏感度都是千變萬化的。 這項研究的結果在改善軍糧時派上用場了，新版本的軍糧取名「個人即食糧」，簡稱MRE，其中的M是餐食（Meal），R和E是「即時可食」（Ready-to-Eat），內容物是用輕質塑膠袋封裝起來的。莫斯科維茲認為，他的發現還可以運用到更廣的地方。他向食品公司推銷他的想法，但是一開始完全沒有人理會。 問題來自另一個根深蒂固的偏見： 「他們認為每一個人（嚐出的滋味）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莫斯科維茲說道。「他們知道人與人間有差異；這是一八九○年代的文獻就曾經記載過，但是他們認為『我們知道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關於這些差別，我們不知道該拿它如何是好，所以就眼不見為淨的吧。』因為至些差異沒有規則可循。」 後來有食品公司看出他的能耐，聘請他擔任顧問，於是他離開了納蒂克實驗室。他將歡愉點的研究和幾份關於口味偏好的詳細調查做了整理，決心要找到搭配起來最美味的食材。有些味道豐富的食物很好吃，但是沒多久就讓人覺得膩了。 「你可以想像每天都吃漢堡嗎？或許可以。每天吃麵包？也或許可以。但是每天吃牛排呢？恐怕沒辦法。烤鴨呢？就算再怎麼喜歡，你大概也不會想要這輩子每天都吃北平烤鴨吧？」 對比鮮明的食材組成的如果是味道清淡一點的，比較容易引起歡愉感，也比較不會讓人感到膩。就像番茄醬，裡面綜合了鮮味、甜味、鹹味和酸味，還有一點香味。馬鈴薯片的味道重而強烈，但是很快就會讓人生膩了。為了要滿足消費者的不同喜好，我們可以採用各種不同的配方。 一九八六年，麥斯威爾咖啡的市場佔有率逐漸被弗格斯咖啡（Folgers）取代，莫斯科維茲說服麥斯威爾咖啡，將咖啡分成輕度、中度和重度三種烘焙程度販售。結果銷售量一下子又回溫了。 他建議金寶湯（Campbell’s）做一種顆粒較粗的義大利麵醬，來打入以拉古（Ragu）為主流的市場，結果為他們賺了六億美元。莫斯科維茲還發現，與享樂淵源甚深的甜味、鹹味和油脂，可以提升多種食物的歡愉點。食品製造業開始利用這些特性變起花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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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食材和感官，「滋味」沒你想的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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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吧！去地圖以外的世界旅行
作者： 阿拉史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t） ★卡帕多細亞的地下城｜足以容納三萬人的地下城市 地下城可想而知不易在地圖上找到。 傳統地圖精於呈現地表特徵，但不易把多層的城市呈現在人的眼前。被埋沒的地方為何遭忽視、遺忘、數年後才重被發現，這是原因之一。 土耳其東部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地區仍在挖掘的古地下城，就是一例。 有些當地專家深信，可能有三十至三百處等待發掘。這數字可能包含洞穴隱修院和鑿岩村落的廢墟，但該地區的地下都市遺產，我們很可能只看到其中一小部分。 我們所知的最大地下城，德林庫尤（Derinkuyu），一九六五年被人發現，如今仍只挖掘出局部。當地某居民拆掉他洞穴屋的後牆時，無意中此地下城。牆壁垮掉，露出另一間房間，進此房間又可進到另一間，再到另一間。 德林庫尤已曝光的區域為上下共八層的諸多地下房間，足以容納三萬人。它有榨葡萄、榨油的車間、馬廄、餐廳區，還有位於較上層的居住區。從第三層有道樓梯往下通到地窖、貯藏室和一座教堂。教堂位於最下層，鑿成十字形。 德林庫尤也有數公里長的人造地道，其中一條往南綿延約十公里，抵達名叫凱馬克利（Kaymakli）的另一個更大的地下城。這兩個地下城是基督徒於八世紀起所開鑿。 當時，卡帕多細亞是拜占庭帝國法紀蕩然的邊疆區，立足該地許久的基督徒居民苦於時遭入侵和搶劫。為因應這些威脅，當地基督徒發揮該地區既有的建築傳統，打造出足以安置整個社群的地下聚落。 ★馬尼拉北墓地｜與死人共居的活人 馬尼拉的北墓地規模較小且較專門化，於一九五〇年代開始有人入住，也有墓室供人棲身，但那些墓室遠不如開羅某些墳墓那麼堂皇。 這座馬尼拉墓地經過六十年的發展，如今也有自己的一些居住區，其中幾個居住區向來和外面的貧民區一樣破落，但無疑較那些貧民區安全。它也有生活便利設施，例如幾個迷你市場、一家餐館和運動設施。電是從墓地外私接進來。 但「死人城」似乎與埃及文化毫無扞格之處且以埃及文化為基礎發展，相對的，北墓地是個遠更具開創性、遠更打破陳規的地方。 開羅自伊斯蘭時代之前以迄伊斯蘭時代，都有著與死者同住長期守喪的傳統，而天主教馬尼拉沒有這樣的傳統，因此，北墓地的居民自視為逾期未走者和本不該屬於該地者。他們不遺餘力為墓地的日常活動貢獻心力，照料家族墓，接下抬棺和封墓之類的工作。 有位名叫巴比．希梅內斯（Bobby Jimenez）的居民向特約記者基特．吉列特（Kit Gillet）解釋道，「我們偶爾出去牆外，到街上隨意逛逛，但大部分時候待在牆內。」他接著描述了北墓地裡生活的朝不保夕：「有時會有警察前來突擊檢查，因此得到墳墓主人家的許可很重要。如果手上有那戶人家給你的紙或契據，表明你有權待在那裡，那就沒事。」 十一月一、二日為「亡靈日」，有許多菲律賓人前來掃墓，這時他們很識趣的住到別的地方，以免妨礙掃墓者。墓地居民的行事，像個封閉的守衛群體，與生者和死者都發展出儘管相當緊張但可敬的關係。 ★聖山｜希臘東正教的隱修院半島 聖山是伸入愛琴海的半島，長五十公里。 半島沿岸有二十座希臘東正教的隱修院，隱修院築有高牆和角樓。大部分隱修院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其厚重的防禦設施和高聳的塔樓千百年來保護隱修院，使海盜無法近身。 這座半島上也座落著中世紀城鎮凱雷斯鎮（Kayres）、達夫尼村（Daphne）和許多小禮拜堂、上古廢墟。它充滿原始野性，地形高低不平，只能搭小船抵達，山脈構成半島的脊樑，南端的高山海拔超過兩千公尺。 有種地方以排斥外人為特色，聖山就是這類地方的極端例子。女人不得登岸；甚至好奇的女性觀光客都得待在離岸至少五百公尺的海上。如果她們上岸，會被下獄兩個月至一年。不僅女人不准上岸，所有雌性動物亦然。少數例外之一是雌貓。據僧侶的說法，聖母馬利亞的神意，把雌貓「提供」給他們，以抑制害蟲。只有成年男子和「有父親陪同的年輕男性」有機會上岸一訪。 禁止女人進入聖山一事，有其法律上的名稱，即Avaton。 這道法令，不得不說施行得很成功。聖山有其悠久歷史和受推崇的美景，但目前所知進入過聖山的女人少之又少。 十四世紀時保加利亞的海蓮娜（Helena）為躲避黑死病來到這裡，但她或許算不上到過聖山者，因為她並未真正「踏」上這個半島：為尊重當地風俗，她待在聖山期間始終坐在由人抬著的馬車裡四處走動。 隨著瑪麗絲．舒瓦西（Maryse Choisy）決定造訪聖山，終於有女人實實在在踏在這半島上。舒瓦西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曾是佛洛伊德的病人。她戴上大大的假鬍子，喬裝打扮為男僕。她還聲稱做了根除性兩側乳房切除術，即她所謂的「亞馬遜女戰士」（Amzaonian）手術。她的心血沒有白費，她在聖山待了一個月，並於一九二九年出版了《與男人相處的一個月》（Un Mois Chez Les Hommes）一書。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之《地圖之外：47個被地圖遺忘的地方，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 網路如此發達的現代， Google Map、Wikipedia、 衛星空照圖等資訊唾手可得， 讓我們產生了一種錯覺 ──認為地球上已無未知之處。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這些未現身於地圖上的地方， 告訴我們地理大發現或許尚未結束…… 更多故事： 傷寒聖鬥士：喬治‧亞伯特‧梭普 2016-01-30 09:00:12 1 【冷知識週刊】第二十九號：屍屍有幾種？ 2015-08-30 12:04:14 1 【冷知識週刊】第三十一號：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中國風的音樂是從哪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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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是不能照顧自己？還是不被允許？──讀《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
作者：Vanessa（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生） 原住民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嗎？是不能，還是不被允許。 本文所要引介的《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一書，是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碩士生蔡宛庭歷經長達四年的蹲點研究，忠實記錄新北市的「伯特利幼兒園」，如何以部落傳統集體照顧的形式，照顧在都市的原住民孩子。 一般以為，都市地區資源理當比原鄉更豐沛，但由於缺乏族群敏感度，現有的兒童照顧機構仍存對原住民身分有刻板印象，讓原住民孩子可能自上幼兒園開始，就會心生不安、承受異樣眼光的壓力。 十年前有部電影《高校有刀》，訴說在高中餐飲科的學生身上，人人有刀，同學有廚刀、餐刀，新來的老師有雕刻刀，來自部落混阿美、布農族的同學PIYU則有鑲著貝殼的漂亮出鞘小「番刀」。「番刀」讓一心想拿下冠軍、充滿浪漫幻想的女同學趙姍姍十分嚮往，她以為一把「番刀」便是做出「更傳統」、「更有原住民特色」料理的關鍵。 《高校有刀》的導演劉吉雄，透過餐飲學校青少年之間直白的交流方式，回應臺灣主流社會對餐飲教育的期望，包括如何烹飪、飲食品味的高級與低級之分。部落料理在片中遊走於學校教育與觀光客凝視之間，要守住文化認同遠比想像得困難。 這是因為所謂的多元、創新的價值標準，經常是讓傳統元素融入西式醬汁調製與對擺盤的追求，可能是為了市場經濟效益，也可能是為了在「被看見」的起跑點上，至少不要輸。 在都市原住民幼兒園伯特利的老師Dugu，便是在起跑點落後的例子。Dugu從小便成績很好，卻在隨著她的姊姊──也是伯特利創辦人Malayumu來到臺北以後，因為平日要打工，寒暑假也需要跟著姊姊去皮革工廠工作賺取學費，壓縮了念書時間，不僅成績難以在臺北的學校脫穎而出，參加大學聯考的過程也不太順利，後來於是先到Malayumu從事幼教工作的幼稚園教小朋友。 然而Dugu畢業於普通高中，根據當時的《幼稚教育法》[1]第十二條規定：「幼稚園教師以幼稚師資培育機構畢業者擔任為原則。」不符合擔任幼稚園老師的資格，因此是必須借牌工作的黑市老師。沒有專業背景的背書，Dugu需要憑藉額外的努力爭取家長的認同，但她要克服的障礙，恐怕更多是這個社會對證照的信仰──相信幼教老師必須取得證照資格，才能保住幼兒教育的服務品質。 原住民自 1970 年代後陸續離開原鄉到都會區生活，使北部地區的原住民人口快速增長，尤其臺北市自 1990 年代就已經成為原住民人口最多的都市。當過半的原住民移居都會區，人們對原住民的想像卻還停留在原鄉，看不到非法群聚在國有地、長期處在經濟底層的原住民，只注意到偶爾成為「社會問題」的原住民主角，卻弄不清楚背後原因。 《高校有刀》有一場戲，十年後也沒有改變，在都市開原住民餐廳的廚師，向新加入的PIYU提醒說不要用原住民的料理方式做，「因為都市人怕太鹹」，而且「大多數人覺得好吃的菜才是好吃」。 對於原住民而言，遷移到都會區的正面效應在統計上並沒有反映出來[2]，仍有很大比例從事高風險或不穩定的工作。PIYU在《高校有刀》特調的愛玉醬即是在此矛盾境遇下的產物，檸檬愛玉是夜市常見的飲品，但野生愛玉往往需要到不易前往的地段攀爬採摘，甚至蒙受非法進入國有林地採收的污名。PIYU想以愛玉醬紀念他那因此失事的父親，但在原住民餐廳老闆眼裡，愛玉醬更值得成為一筆划算的交易。 實在是因為現實所迫，原鄉的工作機會匱乏，必須到都市謀生，但以營利為目的的托育機構並不願在相對偏遠的原住民地區設立。如今高度市場化、專業化的兒童照顧體系，讓人們不自覺地將制度設計，以漢人、都會為中心的想像視為理所當然，太難看見這種族群的偏見，正透過體制使原住民的集體權益遭到排除，也一併否定原住民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將他們的照護能力看作非法、不專業的。曾在其他幼兒園工作的Dugu，就有一位家長以「不喜歡原住民老師」為理由，想帶小孩離開幼稚園。 《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除了描繪都市原住民不被看見的困境，也展現物質條件困窘的伯特利，如何透過自發性探索各種方法──彈性分配既有活動空間、讓大孩子成為老師的小幫手學習互助、自發性地參與勞動，實現原住民「共同照顧」傳統精神，發展成有效的在地行動。 伯特利的存在，也回應中下階層勞工的經濟處境，以不算高的收費，或是可以透過原住民傳統「換工」的方式，不只包容都市原住民，對於新移民的孩子也是令人安心的環境。 但這種非營利的在地培力行動，並未得到政府的幫助，還遭致鄰近業者的檢舉，空間、設備或師資不合規範，讓伯特利頻頻收到政府的罰單。Malayumu在賠本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堅持經營下去，在許多重視營運策略的人眼中，她可能顯得「不太務實」，於是王增勇在書末，便提醒讀者應反思外來協助者的位置，正視彼此其實是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思考問題。 長期以基督教為信仰的Malayumu之所以常用「要禱告」回應，實際上是因為那些「專業建議」來得太快、太急，後來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改採取透過具體物資的協助，才逐漸發展出互相信任的合作關係。 伯特利的不合法、長期經費不足的壓力，反映了臺灣以齊頭式平等的方式來規劃在社會福利的盲點。 在強調「依法行政」的邏輯下，以「地區」為界定的法規，忽視人在照護體系的主體性。原住民太容易被想像成「受援助者」的角色，是因為他們連幫助自己人的能力也被剝奪。 過了十年，那些各式各樣的刀，仍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隱隱剪裁著現實的合理與不合理。無論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法遲遲尚未訂定、布農族獵人Talum遭判刑案，或是淪為綜藝文化作品嘲弄的對象，原住民往往被排擠成沉默、無法打入主流族群深度討論的議題中。 伴隨今日原住民高度的遷移或流動，伯特利現象在更大層面上，反映的是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困境。 最後，我想推薦近日上映的電影：《只要我長大》，以原住民孩子想像未來的視角，重新認識當代原住民生活面貌的複雜性，或許是另一種嘗試。片中在環山部落拍攝的教堂，有課輔班的空間連結部落族人的情感，讓從學校下課的孩子有地方可以去，那麼在都市的托育機構，何時才能有效回應原住民群體的需求呢？ [1] 原書出版於2012年，教育部為解決學前階段幼托體系分流問題，推動幼托整合政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已自2012年1月1日施行，原先「幼稚教育法」相關規定已可由「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取代，因此2013年6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幼稚教育法」廢止案。現行「師資培育法」經修正通過，讓103年5月20日以前在職的教保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專案辦理教育專業課程，提供其進修機會。 [2] 劉千嘉（2008）。臺灣原住民的遷徙：鵬飛抑或蓬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更多故事： 我有一個夢：要讓自由之聲在每一座城市響起！ 2014-08-28 11:02:10 1 【認識古埃及系列之三】第一中間期（2150-2040 B.C.） 2015-03-16 12:36:27 1 【考古學家的100種生活】考古學家愛鑽地洞 2015-12-23 09:00:55 1 【故事．臺北】 第零話－年貨大街 2015-02-10 22:00:31 1 【說書】八本書，重新認識世界史中的內亞與東亞 2014-10-16 09:50:02 1 【鬼的歷史】殭屍史（二）：殭屍＝不插電的生化除濕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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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空白的所在啟程──讀《無法送達的遺書》
作者：海東青（歷史所碩士生） 人聲鼎沸的臺北書展，總得要到閉館時間刻刻逼近，如海的人潮漸之退去時，方才稍得寧靜。這時，我們這些小工讀生，也從在整日的排書補書各類顧客服務中短暫解脫。 依稀記得，那一天編輯與業務部職員談起今日的銷售：衛城新出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下稱《遺書》）在現場熱銷，補完這批，公司也暫無庫存，得再刷了。 那是2015年二月中的事情了，巡迴全島的新書座談方進行了兩場。 當我們在為熱銷高興時，還不曉得在往後的時間，《遺書》不僅銷售成績可觀，獲得開卷獎項肯定 ，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座談活動中，引起許多真情迴響。尤其是青年學子殷切的眼神與求知慾，總令講者在往後的日子裡津津樂道。 ※ ※ ※ 《遺書》的故事，得從2008年說起。 那年，黃溫恭的孫女張旖容偶然得知受難者遺屬，可向檔案管理局申請調閱相關檔案資料，決定提出申請。孫女從檔管局手中得到的複印件，除了蔣介石「死刑，餘如擬」的批示，還有黃家後代第一次發現的，黃溫恭那數封從未送達的遺書。 但，親人的遺書，何是影本足以告慰；私人的信件，又何在濫權扣留近一甲子後，再藉國家檔案之名，阻絕親情的依盼呢？ 自此，黃家、受難者遺屬們與真促會花了近三年的時間，才從顢頇的政府官僚手中，取回原應屬於遺屬們的遺書。親人缺席的空白，至此方稍存告慰。在受難者遺屬的同意與支持下，真促會展開了以遺書故事進行書寫的計畫，最終完成了這本六人合寫，涵蓋九位受難者經歷的小書。 一本叩問「空白」的小書。 ※ ※ ※ 「真實總是逃離語言。各種色彩匯集之處會在視網膜留下白光，那張白紙不是什麼都沒有寫，而是要容納整個時代的種種，就必須認識到那份空白。」——林易澄（頁43） 那年，程日華從郭慶口中的一片白紙，讀出了「我什麼也沒供出來」的訊息。那是一位地下共產黨員在軍法處的審問煎熬中，所做出困難的人性抉擇。白紙背後的艱難與勇氣，使得多年後程日華在憶及時，不得不激動落淚。彷彿神的惡作劇一般，我們稱之為「白色恐怖」的這段過去，在人們的記憶中，也往往是「一片白紙」。 儘管檔案公佈、口述、回憶錄、傳記、學術研究等歷史書寫從未間斷，但多數的臺灣人所知道的「白色恐怖」只是課本裡蒼白無力，匆匆而過的一段話。由是，各種無視、無知乃至惡意的嘲諷不斷。 難道這些熱血的青春亡靈，僅能在時光的荒漠中埋沒嗎？ ※ ※ ※ 歲月的洪流從不停歇，數十年來，抗爭者與國家暴力的面貌，也非同一。 從〈海行兮〉到〈安息歌〉，再到〈安息歌〉所不及之處，省工委的組織性抗爭消失，隨後而來的是在苦悶時代下的零星探索，直至末代叛亂。《遺書》在引領讀者啟程叩問之前，不忘提供一份概覽：前有抗爭與國家暴力的巨大圖像，後有審訊過程的歷史考察，乃至領航員們在成書過程中的反覆思辨。這些論理的文字，成為了旅途的指南與座標。 在數十年幽噤的歲月之中，《遺書》選取了九個分屬省工委與泰源事件的故事，訴說受難者與遺屬的受難經歷：林易澄往復於郭素貞、郭慶與時代洪流間，對已知、未知的史學揣摩、探索與省思；羅毓嘉筆下，以對遺書的揣摩想像，重建的黃溫恭之死；胡淑雯從施月霞日記與往返書信中，窺見的劉耀廷夫妻深情；呂蒼一、陳宗延對政治立場與生命的缺席，如何影響後人記憶的直白呈現；乃至楊美紅難以尋覓，徒留惆悵的泰源事件案五人。不同的作者為了接近「真實」，採取了不同的進路。 無論文字飽滿或勁瘦，在這些不同文風的故事前後，「空白」卻是無所不在，彷彿橫亙在受難者與「我們」之間：已然逝去的生命不再為自己發聲，親友或愛或恨的回憶帶著我執，魚雁之跡在鷹犬侵擾下抹滅——而看似詳實權威的審判書，卻對其理想冰冷以對。缺席的生命欠缺紀錄，終究難以詳實重現，「空白」因而無所不在。 但是，「空白」並非指空無一物——相反地，惟有意識到那樣的空白所意謂的一切，我們才能給予他人生命應有的尊重——也就是這份尊重與謹慎，使得書中字與字，人與人，記憶與記憶，時間與時間，情感與理性之間異樣地豐富。 是而，不同於藍博洲以豐富的回憶交織，環環相扣、情節緊湊的地下黨人英雄悲劇敘事經典《幌馬車之歌》。面對往往片段、有限，甚至支離破碎到難以賦予個人生命歷程豐厚的敘事的《遺書》傳主，這樣一本記憶之書的作者，選擇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文學筆法」，但它並不等同完全地虛構——精確地說，這些文字於個人抒情、省思、遺屬經歷與記憶，和逝者生平重構之間，力圖再現生命、理想、傷痛與缺憾。最終帶給讀者的，是在家屬、親友回憶、受難者遺書與官方判決書、筆錄間往復跌宕，交織著作者與遺屬們的悲怨酸甜，對受難者戛然而止的青春、過久的死亡，遲來的尋訪。 青春的生命終難再以清晰的面容再現。《遺書》的作者們深知一切的過往已在威權巨靈，流光沖蝕中裂散碎落。唯有保持這空白與距離，才能接近不願被教條拘束，無意被供在神壇上的，青春生命未盡，而未知的可能。圍繞著這份「空白」，作者的恭謹、傳主的缺席與讀者移情之間的張力，是《遺書》作為一種歷史書寫，最為突出的特色。 「真實總是逃離語言。各種色彩匯集之處會在視網膜留下白光，那張白紙不是什麼都沒有寫，而是要容納整個時代的種種，就必須認識到那份空白。」林易澄在書中如此寫下自己的反思。 是的，「空白」終不等同無。對遺屬，空白是威權爪牙侵擾的根源，是吸取幸福的黑洞，是對親人既帶著悲怨，又帶著酸甜的眷盼；對臺灣社會而言，「空白」是無知，是無情，是恐懼，是埋沒在歷史洪流中早夭的理念、行動與生命。 「空白」，是一切的總和。而《遺書》，正要我們探問那一切總和的空白——由此，「白色恐怖」，方能從蒼白無力的教條，成為我們心中一段能移情共感，必須反覆省思的共同記憶。 熱血的青春亡靈，不應埋沒在時光的荒漠之中；逝去的種種，需要生命、理念與記憶的塢堡守護。 而一切，只能自向那空白的所在啟程開始。 附註：有關受難者遺書歸還歷程，可參考黃春蘭，〈父親黃溫恭的遺書〉，收於陳銘城主編，《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頁26-55；或《無法送達的遺書》中，羅毓嘉執筆之「黃溫恭」章節。 更多故事： 【國父「們」】同盟會篇： 三二九，昨日黃花(二) 2015-04-02 23:40:02 1 馬雅超級聯賽：傳統馬雅球賽與創世神話 2015-08-10 09:00:14 1 【考古學家的100種生活】 水下考古 2015-10-09 09:00:29 1 【三國蜘蛛網】朱桓將軍撞鬼實錄──落頭民傳奇 2015-08-25 10:07:05 1 一幅十五世紀的地圖，訴說朝鮮時代韓國人眼中的世界 2015-0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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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拉美】致命的黃金國傳奇：歐洲野心家為南美洲帶來的悲劇
與其說歐洲人發現了美洲，不如說是虛構了美洲，一切皆因欲壑作祟，天馬行空臆造出長生不老泉、亞馬遜女人國、 黃金國（El Dorado）等傳奇。無堅不摧的遠征軍卻不敵大自然，為了淘金，而迷失於葛藤中…… 2000年，夢工廠出品動畫片《勇闖黃金城》（The Road to El Dorado），片中以逗趣手法描繪黃金城（國）在千鈞一髮之際，征服者遭巨石阻擋不得其門而入，化解黃金城（國）的危機，而淘金客到手的財富也如鏡花水月般轉眼成空。夢工廠影片以娛樂為目的，真實的「勇闖黃金城」則為悲劇。 黃金國係西班牙拓殖時期所訛傳的國度，據說位於亞馬遜（Amazonas）河的雨林裡，亦謠傳位於奧利諾科（Orinoco）河流域，其藍本源自哥倫比亞高地的穆伊斯卡（Muisca）族。穆伊斯卡人尊圓形的火山湖瓜塔維塔（Guatavita）為聖地，甫上任的酋長，必須在瓜塔維塔湖畔舉行祭典，以求國泰民安。酋長先在身上敷上黏土，再灑上金屑，然後乘著貼上金箔的獨木舟，划到湖中央，將黃金和祖母綠等祭品投入湖中，象徵獻給神靈。 另有一說，在今日委內瑞拉奧利諾科河雨林裡，有一個名為瑪諾亞（Manoa）黃金國，境內遍地是黃金。酋長因懷疑妻子不貞，而殺死妻子以及妻子的情夫。事後，酋長後悔不已，因而每年必到湖畔，以金粉噴灑全身，隨後划著獨木舟，將黃金珍寶投入湖心，以平息被他誤殺的靈魂。 尚有一說，在亞馬遜河雨林裡，有一個比西班牙塞維亞還大上數倍的城邦，聚居著奧瑪瓜（Omaguas）族。城裡，每一戶人家的地板、牆壁、屋頂皆由黃金鑄造而成，甚至大街小巷也鋪著黃金，整座城璀璨奪目。神廟內供奉的純金神像不僅為實心，且有真人一般大小。酋長每日破曉必定以芳香樹脂塗抹全身，再由侍從以蘆葦桿噴灑金粉。旭日東昇後，酋長身軀因熒熒晝光而閃耀不已，即使入夜後，光彩依舊，令人眩目生畏。 受到黃金的蠱惑，西班牙征服者於1524年展開黃金國探險工作。亞馬遜河、奧利諾科河流域一帶，葛藤錯綜儼然迷宮，不少探險隊長年被困於雨林內，在缺糧與疫病肆虐下，隊員士氣低落，甚至發狂而自相殘缺，最後為了活命只好啃馬鞍、飲馬血。這樣的悲劇仍阻止不了機會主義者，然而，探險隊不是鎩羽而歸，就是全軍覆沒。在此列舉數個例子： 德國韋爾瑟（Welser）家族一直覬覦黃金國，於1528年先取得拓殖委內瑞拉權利，再利用地緣之便，派遣探險隊在委內瑞拉西南邊一帶找黃金，除了不斷調兵譴將之外，搜尋範圍更擴及哥倫比亞東北部，只是七、八年過去了，不僅空手而回，同時也退出南美洲勢力。 1560年，西班牙征服者烏蘇亞（Pedro de Ursúa）率領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試圖找尋傳說中的奧瑪瓜黃金國，孰料，半途遭屬下亞奇瑞（Lope de Aguirre）殺害。在亞奇瑞的挾持下，探險隊在腥風血雨中沿著亞馬遜河，走完一趟荒謬的淘金航程。 德國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 1972）將這段史實拍成電影《亞奇瑞，上帝的憤怒》（Aguirre, der Zorn Gottes）。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索拉（Carlos Saura, 1977）以《黃金國》（El Dorado, 1988）為題，也將亞奇瑞瘋狂的行為搬上大銀幕。 1595年，英國爵士羅利（Walter Raleigh）為了挽回昔日在伊莉莎白一世心中的美好印象，曾招兵買馬試圖找尋黃金國，但受阻於雨林之外，羅利因此失勢遭監禁十三年，後來戴罪立功再次於1617年探險黃金國，仍然徘徊於雨林之外，無功而返。羅利雖未遭雨林吞噬，但因淘金失敗，終究被英王詹姆士一世送上斷頭台。 從安地斯山區到亞馬遜雨林，的確蘊藏豐富的黃金，前哥倫布時期的原住民精於冶金，善用冷垂法與脫蠟法製作黃金飾品。今日，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á）的黃金博館，即收藏前哥倫布時期的黃金飾品，樣式琳瑯滿目，總計達二萬餘件，其中一件黃金木筏，所呈現的景象儼然黃金國的傳說，難道這致命的傳奇並非空穴來風？ 本文原刊登於「自由評論網─陳小雀專欄：魔幻拉美」 更多故事： 【讀者的眼睛】「走進畫中的世界」──讀《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2016-02-11 15:13:15 1 當書本邁入前線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募書運動 2016-03-06 10:00:14 1 【冷知識週刊】第七號：殺手愛聽爵士樂──紐奧良斧頭殺人事件 2015-03-20 15:00:01 1 【台語原來是這樣】打納涼、話虎膦、練痟話 2015-11-04 13:58:19 1 【故事 x 台灣吧】「是誰在賣台？」吳密察老師開講 2014-12-22 14:54:5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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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裡的歷史：中華民國是105年前成立的，為什麼中華郵政今年卻在慶祝120週年？
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呢？中華郵政把今年（2016）訂定為郵政開辦第120週年。為了紀念兩個甲子（60年）的成果，郵局不但舉辦許多相關活動，也發行紀念郵票。 這套郵票，是以「小全張」的形式──不是一張張分開的郵票，而是將整套郵票都放在同一張紙上面的形式──來製作而成。在圖案的設計上，它以各時代不同郵筒與運輸工具的小圖案並排陳列，簡潔地展現了中華郵政對於郵政歷史的總回顧。 然而，話又說回來，這「120週年」，到底是從哪裡開始算呢？在120年前，發生了什麼事，需要如此紀念？這牽涉到的，是一段歷史觀點影響年份計算的小秘密。 「120週年」是怎麼算的？ 就來話說從頭吧。在120年前，也就是1896年（清光緒22年），大清國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向他的大老闆：皇帝大大，上了一個奏摺。 這本摺子裡表示：外國辦郵政，職權統一，獲利甚多；而中國雖然早就有海關在試辦郵政，但不符合國家體制，推行困難，也讓外國人有鑽漏洞的機會。目前，他已經先讓海關總稅務司擬好章程了，應該可以及時開辦「大清郵政」，並且準備加入萬國郵政聯盟。 對於這封奏摺，光緒皇帝看過後，在該年的3月20日下了批示：「依議」，也就是「就照你說的這樣做吧」。 這道批示，被認為是國家新式郵政經過皇帝正式批准實施的開始。所以，中華郵政的「120週年」，追溯的是這段從「大清郵政」開辦以來的故事。 2016年3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郵政」也發行了週年紀念郵票。他們同樣把郵政史追溯到1896年3月20日，跟臺灣的中華郵政，有相同的故事源頭。 不過，正如奕訢的奏摺所說，在此之前，海關已經辦理郵政相當長一段時間了。只是，海關郵政並沒有在這段「120週年」裡。 不在「120週年」裡的中國海關郵政 19世紀中期，中國開港通商，外國官員與商民如果想要寄信到海內外，無法使用中國原有的驛遞。為了解決通信問題，各國自己想辦法處理，有的自己籌備地方郵政，有的將本國郵政帶進中國運作。他們經營的，都是比較有系統的新式郵政。 外國人龐大的通信需求，讓大清國總理衙門決定，把這項業務給海關幫忙處理。當時在海關任職總稅務司的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將新式郵政的想法，落實在海關郵政的規劃上。於是，1878年海關開始收寄公眾郵件，也發行郵票，並跟民間書信館合作，建立比較完整的郵傳網絡。 海關所發行的郵票，圖案是一隻在海面上舞動的龍，後世俗稱「雲龍郵票」。過了7年（1885），海關又發行第二套雲龍郵票，圖案更精細，所以第一版雲龍郵票又稱為「大龍郵票」，1885年的第二版則是「小龍郵票」。 大龍郵票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套郵票，現在的中華郵政，把它列入正式發行紀錄，編號「常001」（常用郵票第1號），見郵局的郵票目錄。雖然如此，因為這是海關自行辦理、半官半民的業務，不被認為是國家郵政的一環，所以海關郵政其實沒有在「120週年」的脈絡裡。 至於中國第一套郵票，其實英國、美國仿照香港郵政，在上海租界於1863年籌辦的「工部書信館」，早就發行過以龍為圖案的郵票了。當然，這也跟大清國毫無關係，甚至那是外國人主導的，自然不會被放入「120週年」裡。 1888年：也是更早開辦的「臺灣郵政」 然而，是不是只有官辦郵政才有資格出現在「120週年」裡面呢？好像也不是。像清治時期的「臺灣郵政」，同樣也是官辦，但跟「120週年」沒有關聯。 古早臺灣，是由軍人，以及僱用年輕力壯、健跑如飛的小鮮肉青年原住民（稱作「麻達」）透過舖遞系統送信的。民間則有民信局，搭配往來海上的商船，協助傳遞大家的信件。 這種舖遞，後來也逐漸廢弛。同樣受到歐美新式郵政刺激，1888年，福建臺灣省率先在臺北府城設立「臺灣郵政總局」，開辦自己的「臺灣郵政」。巡撫劉銘傳在3月12日發出一份告示，公佈發行郵票、規劃郵路、收寄郵件的各項辦法。 依臺灣郵政總局規定，郵站必須在信封上貼「空白郵票」，按信件重量跟距離收費。這其實不太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郵票，反而比較像掛號執據。 不過，臺灣郵政也有想過發行郵票。當時臺灣當局曾經向英國倫敦的印刷廠訂製郵票，並已經印好交貨。這郵票的面值是「制錢20文」，有紅、綠兩種顏色，上面印了「大清臺灣郵政局」與「FORMOSA, CHINA」，票上圖案是一條龍與一匹馬，後世俗稱「龍馬郵票」。 龍馬郵票後來並沒有發行，反而拿去當作火車票了。這也不是唯一的臺灣郵票，現在還遺留一種取用1885年海關發行的小龍郵票，在上面加蓋「臺灣郵票」與「FORMOSA」等文字的版本，同樣沒有發行。 總之，在時間上，「臺灣郵政」比「大清郵政」早8年設立。然而，因為是地方政府主辦，不是國家辦理，自然不被放進以大清郵政史觀為主的「120週年」裡；甚至應該說，兩者原本就是不同的脈絡。 漸漸走向真正的現代新式郵政 劉銘傳的臺灣郵政，雖然是新穎的制度，但還是以傳統舖遞系統為基礎在運作的。我們只能說，它具備了新式郵政一些特徵，但不完全是新式系統。 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也開辦自己的郵政，由臺南安平海關主導規劃，發行「臺灣民主國郵票」，而且使用國名為「TAIWAN REPUBLIC」的圓形郵戳，這是臺灣首次的嘗試。雖然辦理得相當倉促，但臺灣民主國郵政的運作，其實比劉銘傳的臺灣郵政，還更像是新式郵政。 同一時間，隨著日軍的推進，所謂「野戰郵便」的軍郵系統，開始在臺灣佈設。等到各地情勢穩定後，這些軍郵系統，便由臺灣總督府承接，轉變成民政體系下的郵局，適用內地的《郵便法》，既走入大日本帝國的郵政體系，也成為臺灣殖民地現代化的重要事業之一。臺灣人對新式郵政的經驗，也在這個時候逐漸接觸、信賴與累積，不但喜歡寄信跟明信片，也很熟悉存款、匯兌等多元業務。 當時郵政的主管單位，是總督府轄下的交通局遞信部。它的廳舍，現在依舊位於總統府後方的長沙街上，目前是國史館的辦公廳舍。而臺灣各地目前也還留下許多老郵局，規模最大、也最知名的，就是前陣子與臺北北門相互輝映的臺北郵局。 自己的郵票自己印 二戰最後時刻的1945年，因為戰事吃緊，日本內地無法運送郵票給臺灣，於是由臺灣總督府自己印郵票來應急。這是繼民主國郵票之後，臺灣又再一次「自己的郵票自己印」。每次遇到這個狀況時，就更突顯臺灣郵政自己的特殊性。 這郵票印得相當克難，不僅邊緣沒有打齒孔，紙材也不是很好，圖案設計更是簡單，只放一顆代表日本帝國的菊紋，再配一個大大的阿拉伯數字而已。 這種數字郵票共有7種，面值是3、5、10、30、40、50錢以及1圓，都是小面額。另外還有5圓、10圓兩種面額比較大的郵票，5圓圖案是七世紀日本飛鳥時代的內大臣藤原鎌足像；10圓圖案是花朵盛開的梅樹，兩種是復刻自1937年發行的普通郵票，品質也很粗糙。 郵票印是印了，但直到8月日本投降，它們都還來不及發行。3、5、10錢是有短暫發行，只是使用時間也沒有很久。 10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到臺灣，開始接收日產。日治時期臺灣的郵政跟電信業務，全被長官公署交通處轄下的郵電委員會接收，成為戰後臺灣郵政的新主人。 當時原本要改用中華郵政的郵票，但因為來不及準備，長官公署只好拿這些特印數字郵票，上面加蓋「中華民國臺灣省」7個宋體鉛字，先擋著用。它們在郵局的郵票目錄中，被編號為「常臺001」的暫用郵票，代表國民政府在臺灣發行的第一套郵票。一直要到隔年（1946年），一批「中華民國郵政」發行、加蓋「限臺灣貼用」等文字的郵票才運到臺灣。 跨海來相會的「中華郵政」 原本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的臺灣郵政，後來改給中央的交通部郵政總局管理，更之後，成為「臺灣郵政管理局」。 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內戰的情勢越來越不利，南京的交通部郵政總局職員，也隨著1949年的大撤退，陸續遷到臺北辦公。之後，這個總局只能在臺灣境內發行新臺幣郵票，無法再發行中國郵票了。 而中國郵政，則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手，並在1949年10月以「中華人民郵政」之名發行第一套郵票，就是以天安門為背景的「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郵票。 撤退後，郵政總局在臺灣發行第一套全新設計的郵票，是1950年6月的「鄭成功郵票」。票上的鄭成功頭像，是取自臺灣典藏的文物：臺灣省立博物館（現在的國立臺灣博物館）的「鄭成功畫像」。 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府積極介入與經營鄭成功的歷史詮釋，使它能夠呼應與支持當局「從臺灣反攻大陸」的計畫。「鄭成功郵票」就是這宣示策略的成果之一，而此後的郵票，也跟配合與宣傳當局立場，息息相關。 一度回歸的「臺灣郵政」 原本在臺灣的「臺灣郵政管理局」，與1949年跨海而來的「郵政總局」，兩者所共同組成的郵政機構，就是我們今天所知「中華郵政」的前身。 這個總局，最後只剩下臺灣這一個郵區。日後，隨著臺灣郵務量增加，總局將「臺灣郵政管理局」分為北、中、南三區管理局，又變成管理三個單位，但舞台都在臺灣。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臺灣郵政」的身體、但套用的是「中華郵政」的名字。隨著時間流逝，大家可能已經忘記「臺灣郵政」的本質，習慣「中華郵政」的名號。 隨著解嚴後本土意識興起，以及總統直選終於出現政黨輪替，臺灣郵政也有改變了。2003年，郵政總局改制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在陳水扁政府政策下，公司名字從「中華郵政」改為「臺灣郵政」，並首度發行了以「臺灣」為名的郵票。 臺灣郵票總共發行了33套（不計郵資票），時間維持了一年多。2008年，因國民黨輪替執政，公司名稱又費了一番力氣，重新改回「中華郵政」，郵票也改回「中華民國郵票」。第一套回鍋的「中華民國郵票」，在總統上任前就已敲定了，是5月20日就職日發行的「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紀念郵票」。 「中華民國郵票」是改回來了，但英文部分，雖然也改「REPUBLIC OF CHINA」，卻特地保留「TAIWAN」，只是以括號附加在後面的方式，成為「REPUBLIC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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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衝突與殺戮──二十世紀戰爭史
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珍珠港的邏輯 日本在東南亞稱霸的唯一障礙是美國。 一方面，日本很清楚美國對戰爭沒什麼胃口，在亞洲或任何其它地方。 另方面，美國也沒什麼慾望見到日本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宰，遑論整個東亞。但是那些主導美國太平洋政策的人相信，他們無需動武，便能禁止此事發生，因為日本依賴與美國的貿易，因此容易受制於貿易的壓力。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日本進口是來自美國，包括數量極豐的棉花、廢鐵以及石油。她對美國重機具以及工具機的依賴甚至更高。即使美國人沒有在軍事上干預，他們也有能力將日本的作戰機器掐死，特別是假如他們切斷石油的外銷。 這正是何以美國外交官以及政客，如此難以預期到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 身為一般正常會避開風險的人，他們無法想像日本人在經濟上對其不利之因素是如此嚴重時，竟會這般衝動行事，將賭注押在一場非常迅速的勝利。美國人假設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之後，他們所加諸的部分制裁，必然會送出足夠明確的信息，來嚇阻日本人。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太平洋戰爭之路是由經濟制裁鋪設的。 一九一一年日美商業條約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終止。年末時，日本（與其它交戰國）都受到羅斯福針對「飛機製造必須物質」做的「道德禁運」所影響到；這實際上是指鋁、鉬、鎳、鎢以及釩的禁運。同時之間，國務院開始對美國公司施壓，禁止出口有利於航空汽油生產的科技到日本去。 一九四○年七月的國防法案中，總統被授與權力可以對戰略商品及製造品出口做出真正的禁止。在月底，經過國務院及財政部的冗長爭執後，同意禁止出口高級廢鐵以及鋼材、航空汽油、潤滑油以及混合了四乙鉛劑的燃料。在九月二十六日這禁令擴及所有的廢鐵；兩個月之後，鐵及鋼的出口需要得到出口許可的執照。 沒人確切知道這些限制的效果會將如何。有些人，如國務院遠東事務的顧問史坦利‧洪百克說它們必然會讓日本軍方跛著腳走；其他人，如美國住東京大使約瑟夫‧格魯，則是會激怒日本軍方。兩者都不正確。 這些制裁來得太晚，無法制止日本去考慮作戰，因為日本自從在中國戰爭爆發後，已經一直在進口以及囤積來自美國的原物料。 但只有一樣經濟制裁被東京視為是戰爭發生原因，而這就是石油禁運。 這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發生，之後隨著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受到凍結：這是回應日本佔領南印度支那。從那點起，美日在太平洋的戰爭多少已經無法避免。 有一段長時間日本外務省發覺實在難以想像美國會拿起武器來對付德國、義大利及日本這勝利的組合，特別是蘇聯與那組合正處於友好的關係。 這想法一個引導性的假設是：美國公眾是強硬的孤立主義者，而日本及其盟友的勝利，必將強化、而非反轉那種情緒。軍方也不願去與美國衝突，希望日本征服歐洲在亞洲的資產時，可以在沒有促成美國干預下完成。 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海軍戰略專家是唯一準備思考與美國進行戰爭。然而他們發現要贏得勝利，除了在開始之初要對美國海軍做出擊倒的重擊之外，別無它法。 很方便地，美國艦隊的主要太平洋基地已經在一九四○年移到夏威夷；假如它仍在加州海岸，閃電一擊必然是不可能的。 到一九四一年四月，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相信，停泊在珍珠港的船艦可以在一番強烈猛撲之下給擊沈。這需要用到日本所有六艘航空母艦、一些潛水艇以及大約四百架裝配魚雷或是穿甲彈的飛機。 在十一月一日，鈴木貞一中將（軍需部長）在一個聯絡會議中，＊向所有與會者確保從佔領區所提供的補給，將能符合日本物資上的需求。他宣布說，「假如我們進行戰爭，我們在一九四三年的物資狀況，將會遠遠更好。」 這不等於說日本的物資狀況足以去面對大英帝國、荷屬東印度以及美國的戰爭挑戰。鈴木所有的意思是：只要在戰爭開打耽誤得越久，日本的物資狀況就注定要惡化。單單海軍每一小時在待機狀態下，就會耗去四百噸的石油；在經過十八個月之後，燃料庫存將全部用磬。 因此他得到的結論是現在打，比等待來得更好。假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午夜之前沒有外交上的突破，這其中的道理便足以讓日本投入戰爭。 有些時候有人認為東京的決策者陷入某種東方非理性的宿命論，這種印象被十月十四日東條的聲明所強化：「人有些時候必須能勇敢地從清水寺的頂層跳下來」。在對美國做出宣戰的決定，以及與武士道或是日本那種特別的被圍困心態（若不是集體歇斯底里）之間，有些關連被建立起來。但在許多方面，這樣的思考在起源上比較是西方，而非東方。 在不知情下，東條是在呼應侯維格在一九一四年要德國對俄羅斯發動戰爭，以及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對西方強權發動戰爭的辯論，甚至在時間的架構上都是類似： 從現在起〔亦即一九四三年〕兩年，我們將會沒有汽油來供軍事使用；船艦會停止移動。當我想到美國在西南太平洋防衛的加強，美國艦隊的擴大，未竟的中國事件以及等等，我見不到困難的盡頭。對苦難以及緊縮，我們可以說得久久的，但我們的人民可以忍受如此的生活多久？…假如我們坐著不動，我害怕在兩三年之後我們將成為第三流的國家。 因此當東條說到「閉上眼睛跳下去」，他是在做一個非常德國的辯論：賭上一場立即的戰爭，而不是在不久未來中，屈服於逐漸的衰亡；要立即去使用那些假如持續閒置不用，必然會使我們國家破產的軍事資產。 以最高指揮部上呈給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御前會議的政策文件來說，美國的目標是「要主宰世界」；為了這個目的美國準備「阻止我們帝國在東亞崛起以及發展。」日本處於「一個不得不的處境，在這裡我們必須訴諸最後的步驟，戰爭，來防衛自己以及確定自保」。另一選項則是「匍匐在美國人的腳下」。 日本人不是幻想家。對松岡來說，珍珠港是戰略錯估的災難極點。 他假設與德國和義大利的三方協約加上與蘇聯的中立條約的組合，必然會嚇阻美國不去抵擋日本在亞洲的擴張。「三方協約是我最嚴重的錯誤，」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發動攻擊那天，告訴他的助手齋藤良衛：「我希望阻止美國參戰。我要透過聯盟來調整與蘇聯的關係。我希望和平可以維持，而日本處於一個安全的地位。反而是…現在的災難…事件皆源自於聯盟」。 戰前最後一任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野村吉三郎一向偏好較溫和的政策，設法回到在中國門戶開放局面，而不是冒險與美國作戰。也非所有日本高階海軍軍官都被山本的計畫說服。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辯論說日本「注定會自我毀滅，而且…注定會民族滅絕」，雖然他認為這戰爭，多少有些弔詭，是符合「在戰爭中護衛國家的精神。」 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經濟動員局提出報告，結論說在經過兩年的敵意行為後，日本的經濟資源可能不足夠來維持空軍及海軍的行動。永野早在一九四二年下半葉已經預期「局勢必然會越來越嚴重」。東條自己承認他不知道日本要如何做，假如戰爭在一九四三年繼續下去。因此並非日本的傲慢導致珍珠港，而是一種想法：認為寧可在戰爭中冒著戰敗的機率，也不要「被一無是事來折磨致死。」 或許真正的幻想家是美國人。就太平洋的軍事設施而言，美國是極易遭受攻擊，特別是菲律賓，但他們在戰前的最後幾個月對日本採取一個相當對立性的立場。英國則明顯地較為願意妥協，甚至暫時關閉滇緬公路（─大多數為崎嶇地形的七百哩公路，補給品循此可以送到中國─）來回應日本的壓力。 但因為不太容易揣度的理由，羅斯福始終一致地誇大中國在實際經濟以及未來戰略的重要性，並且低估與日本作戰的危險。他拒絕近衛的邀請，去參加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的高峰會議。國務卿柯代爾‧赫爾要日本軍隊完全撤出中國及印度支那；他不願聽到任何擱置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 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一個重大的紀錄中，赫爾甚至提議彼此交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實際上這是舊開放政策的結束，並且承認國民黨政府。美國在這時期對日本的政策，曾有些道理地被比為她在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政策。 雖然知道日本軍隊正在從印度支那前往馬來亞及泰國，美國政府似乎對日本海軍南雲忠一（第一航空艦隊長官）攻擊武力的進展不以為意，這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發前往珍珠港。在何種程度上這是無能，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這是陰謀（─準確來說，英國政府是刻意隱瞞有關日本海軍活動的情報─），仍在辯論之中。 確實也很難理解，邱吉爾如何會認為美國太平洋艦隊若被摧毀，有助於英國的目的。 美國干預亞洲的可能性，到這時候已經大到沒必要去如此粗魯地背叛兩國間橫跨大西洋的信賴，因為羅斯福已經給哈利法克斯（現在是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美國會支持的明確承諾，假如戰爭發生在十二月一日。這是珍珠港事變之前六天。 離心漩渦 日本人瞭解機會充其量是一半一半，而且在一九四二年之後發動，會越來越不利。但是勝利就是勝利，而且有一度看起來好像戰爭在一九四三年之前真得會贏。在對自己最小的損失之下，艦隊司令南雲忠一的攻擊武力＊在十二月七日對珍珠港大肆摧殘。 沒錯，美國的航空母艦恰好離開基地，但能摧毀或嚴重損害八艘主力艦，三艘驅逐艦以及三艘輔助艦，更不用提一百七十七架毀損到無法修復的飛機，這仍是不小的成就。日本人在軍事行動中只損失二十九架飛機以及五十五人，相較於美國軍方的三千二百九十七名陣亡。美國復仇式的回應人盡皆知；但日本心滿意足的回應則少人知曉。 文學批評家 Okuna Takao 回憶對在中國的戰爭感到矛盾的普通人，甚至譴責這是入侵行為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態度在對抗英國及美國的戰爭開始後，開始轉變…有一股滿意的感覺，認為我們終於做這件事了；我們已經把重重的一拳打在那些傲慢的強權英國及美國身上，打在那些白種的傢伙上。 當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消息傳來，憂慮退去，恐懼轉為驕傲及歡喜…所有來自落後國家有色人種對於那些來自開發國家白人的自卑感，在那一擊之中消失於無形…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日本人未曾對我們自己的為一種族，會如我們那時所做的一般，感受到如此的驕傲。 而這只是開場的炸射。 之後日本軍隊在太平洋及東南亞以一個巨大的離心方向展開攻勢，以令人喘不過氣的速度及成功前進。在十二月八日，日本部隊登陸馬來半島的東部，兩天之後尾隨而來的是山下奉文將軍的第二十五軍。 以西貢為基地的海軍飛機，在馬來亞之外擊潰英國海軍武力，炸沈威爾斯王子號以及驅敵號。飯田祥二郎中將的第十五軍急攻取下克拉地峽，進入緬甸核心，擊敗裝備更好、但較缺乏機動的英軍。英屬婆羅洲在十二月十六日被入侵；一個月又三天後投降。香港一萬兩千名的駐軍在日本於十二月十八日登陸後，只堅守一週，在聖誕節投降。 在此同時第二十五軍經過馬來半島，前往新加坡，利用腳踏車加速通過保養良好的農場道路。在二月十五日，亞瑟‧波希佛中將以及他的一萬六千名英軍、一萬四千名的澳大利亞軍以及三萬兩千名印度軍投降，完全不知他們三萬名敵人陷於疲憊、同時也幾乎彈盡糧絕的狀況。這比一九四○年五月敦克爾克之役，更是羞辱，但羞辱還會來的更多。 仰光在三月淪陷，儘管中國努力協助緬甸被包圍的英國、印度防守者；曼德勒在五月一日淪陷，加上在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群島。如亨利‧保諾爾將軍承認說，英國被「更好的士兵…更好的領導、更好的智慧以及更好的戰鬥打敗。」 相同之事發生在美國人身上。 十二月八日，在空襲摧毀馬尼拉的防衛之後，本間雅晴將軍第十四軍前鋒幾個單位登陸呂宋島。接連在二十二及二十四日的登陸之後，菲律賓首都在一月二日投降。 在中太平洋，關島、威克島以及俾斯麥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結束時，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在四月九日一個美國所領導的軍隊在巴丹半島投降，一個月之後那些仍然在科雷吉多島作戰的人投降；這實際上結束了在菲律賓的抵抗。一九四二年春天時也見到日本軍隊佔領阿德默勒爾蒂群島以及俾斯麥群島，包括所羅門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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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麼是「民粹」？重新認識一個被誤解和濫用的詞彙
談到大眾，近來常見一些海內外中文文章中擁擠著「民粹」這麽一個詞。凡舉不合己意的民眾行為：無民主訴求僅生存焦慮、無道德自律僅自私圖利、無全局思維僅短視反智……皆謂之「民粹」；民粹的大眾、民粹的情緒、民粹的行為、民粹的主義，全球大眾概莫能免。他們疾言厲色指給你看，希臘大眾力爭一己福利置民主制安危、國家前途於不顧。 讀到這些語句不免時光倒錯之感：還是一分為二、還是非此即彼，不過是換了價值和位置：「民」貶值了，貶為愚昧、貪婪、反智、暴力，以及不堪承受的社會成本與社會動蕩的淵藪。 讀到這些語句更有不解，難道如此濫用「民粹」一詞的那些人，就沒有注意和感覺到當代西方社會中人們──精英也罷「愚民」也罷──如何面對社會問題？表達對大眾的反感、不屑甚至排斥非議也未嘗不可，那是思想自由；望文生義地冠以西文 populism 的譯名「民粹」，不但太過輕率而且以訛傳訛了。 回顧──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 四九年以後成長的中國人接觸到「民粹」一詞，是從中文翻譯的俄國文學和歷史開始的。今天說「民粹」是一種主義，對窮人有天然的吸引力、對資本主義經濟天然排斥，說「民粹」反智、敵視精英。「民粹」似乎成了特定社會階層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還說這些可以溯源於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然而，這種「引經據典」是有悖歷史且為我所用的。 I. 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 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結束了帝俄的擴張，亞歷山大二世開始了政治改革與國家現代化，1861年3月3日宣布廢除農奴制。當時俄國農民五百萬占人口的85%，依附於不足人口1%的貴族領主。對廢除農奴制，農民期待很高，以為可以得到土地了，卻不想還要出錢購買，於是發生了許多農民起義。 當時城市青年知識分子走向農村投身俄國的社會改革，鑒於社會以農民為主的特點，他們認為俄國社會應當避免發展資本主義及其無產階級貧困的道路，主張重建家長式的俄國農村公社。他們奔走於宣傳鼓動教育和組織農民，卻鮮為農民接受而陷入孤立。這即是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面向和走向人民──確切說是農民──的運動。 顯然，民粹運動中主體不是農民，民粹派的主張也不就表達農民的意願。在「民粹」運動中農民不過是受體，所以才有巴枯寧一派，批評民粹派對農民的態度是強加於人。以「民粹」一詞批評「民眾崇拜」，到俄國歷史上的民粹運動找根據，不那麽容易。 作為對2008年以來第一世界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應，2011年出現了華爾街占領運動，並且波及到世界許多地區。於是就有分析把它歸結於「民粹」，說當年俄國「民粹主義」就是反資本主義的，這未免為我所用了。 民粹運動正值俄國歷史上大變革的時刻：沙皇欲強國求變廢除了農奴制，農民得到解放求改變生活，革命家──民粹分子、社會主義分子、密謀革命者──求社會改革。要改變現狀大家是一致的，不同的向哪個方向變和怎樣變。鑒於當時俄國社會的人口構成，民粹派建立農村公社的主張並非毫無道理，說它就是為了對抗資本主義，未免簡單化了。 況且，帝俄時代革命者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和今日華爾街占領運動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也不可同日而語，時間場景都變化了──反對的、被反對的還有反對運動都不同。單憑資本主義和反對兩點，還難以把兩百多年前的俄國「民粹」嫁接到二十一世紀的華爾街占領運動。倒是當年的密謀派，接受了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必然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他們建立革命黨、提出奪取政權的綱領，孕育了後來的列寧主義革命黨。 II. 俄國民粹運動的遺產 俄國民粹運動留下的不是某一或某一類的民粹「主義」、理論或意識形態，例如以某些特性──主張平均主義、追求福利、仇富、反智和反對資本主義等──為標志，訴諸特定的人群──與精英對應的大眾或與主流對應的邊緣群族。 十九世紀俄國民粹運動留下來的，是它宣傳組織動員大眾的方式，用巴枯寧主義者的話說，強加於民意的方式。用這種方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和發動了十月革命，並且一直並深遠地影響到其後國際上的各種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 俄國民粹運動的方式自然不獨為共產黨人所繼承和發展，它也進入了民主政治，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populism 這個詞，今天在西方民主社會人們耳熟能詳。在民主政治中，「民粹」發展出它與俄國十九世紀民粹運動非常不同的特征。 觀察──現代民主制下的 populist 政治 盡管「民粹」不是一個貼切的翻譯，我們還是繼續使用「民粹」這個譯文，表達「民粹」政治與民意密切相關的意義。民粹政治在當今西方民主制中不為一黨、一派、一群族所獨占，也非一種主義。 「民粹」是一種政治人物作用於民意的政治策略和政治運作，左翼、右翼，以致保守、中間、自由派的政治家都在應用；簡單說是一種政治動員，以直接親近的方式面對民眾，訴諸民意、影響民意，動員民眾，形成共識的政治宣傳和組織。因此也有研究者稱之為結構的populism。中文作者以「民粹」指稱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邊緣弱勢群族或直說是窮人的主義的用法，是不準確的。 民主政治的社會動員與十九世紀俄國民粹分子以及共產黨政治動員的基本區別在於政治共識的形成。後者是通過革命者的宣傳教育灌輸而形成、由他們建構和代言的「民意」。而前者則要訴諸民意，政黨和政治人物可以「民粹」地影響甚至操縱民意，但不能無中生有、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強奸民意──他們政治行為的出發點和基礎。 學界在區別十九世紀俄國與美國民粹運動時明確指出，在美國是農民直接表達自己的意願、通過政治手段要求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俄國則是城市知識分子運動農民、為農民代言。 以充分體現民意為訴求，「民粹」政治家支持和推動民意的直接表達──如公民聯署──和直接民主──如公投。一些新的、尚未形成自己固定選民的政治力量，也喜歡宣稱自己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是更民主的，雖然聯署、公投是否能更合理更有效地表達和實現民意，本身還是問題。「民粹」政治家迎合群眾情緒的宣傳，常常脫離現實和現實政治，但是他們親民的姿態卻會給人以錯覺，似乎自己真在影響和左右國家大事了。 作為宣傳和動員，政治人物的自我表演構成「民粹」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對於精英，民粹政治的態度是矛盾：民粹政治家一方面挑戰體制的精英，另一方面又營造自己的精英形象吸引民眾。典型的代表有前意大利總理、媒體大亨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他曾經因偷漏稅再次被判刑之際他面對公眾宣稱，能夠審判他的是人民、不是司法；他多次當選意大利總理。 另一個是酒駕身亡的奧地利右翼政治家海德（Jörg Haider），在西歐政界以populist政客知名。他炒作社會弊病，以破除禁忌的姿態公開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煽動排外情緒，說都是外國人、難民和社會保險的寄生蟲，坑害了勤勞、正派、優秀的奧地利人、敗壞了奧國社會。 1989年他以超出對手13%的絕對多數當選科恩頓州（Kärnten）州長，其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左右奧地利政治的第三勢力。 炒作、煽情、愚民成為 populist 政治的胎記，因此常為體制的、傳統的政治家詬病和不屑。然而，即使是最主流的執政黨、最嚴肅的文宣，也不免無意的誇張與有意的掩飾，沒有哪一種政治色彩獨占也沒有哪一種政治色彩免於 populist，關鍵是尺度。如果盡是宣傳、炒作和煽情，那就只有「民粹」而不是政治了。 望文生義議「民粹」 一段時間以來觀察到不少中文文章，對 populism 或 populist 的中譯「民粹」幾乎全作貶義使用，例如： a) 說民粹主義把資本主義視為災難，不加分析地反對資本主義 b) 說窮人天然傾向民粹，樂於接受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潮 c) 說民粹主義傾向於抵制民主，易於擁護專制 d) 說「底層神聖」的民粹情節崇拜人民排斥知識分子、並且反智 「民粹」儼然被用作底層民眾階級屬性的代名詞，這種新階級分析用法，顯然曲解了歷史上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也有悖當代民主社會中的民粹政治。這種「民粹」新解，除了向人民低賤的立場轉換之外，和它所反對的「人民高尚」的思想方法並無二致，還契合了時下對所謂民暴、民賤的渲染。當權者對人民態度的機會主義不足為怪，奇的是那些能夠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當權者態度合了拍。 中性地講，popu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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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與愉悅的指南──古典風格生活史
作者：潔西卡．寇爾文．任金斯（Jessica Kerwin Jenkins） 作者簡介：優雅時光的考掘者——潔西卡．寇爾文．任金斯（Jessica Kerwin Jenkins）於紐約展開職業生涯，為《女裝日報》和《W》雜誌撰文，後來成為《W》雜誌駐巴黎的歐洲版編輯。她的第一本書《古典時尚趣味考》（Encyclopedia of the Exquisite）榮登亞馬遜網路書店二○一○年度百大選書榜，並刊載於《紐約時報書評》、《華爾街日報》、《浮華世界》等報章雜誌。她為《Vogue》撰文，目前定居美國緬因州沿海地區。 6:45 am 馬蒂斯向塞尚一鞠躬 那是早晨的一個儀式。一八九九年冬，每當朝陽從巴黎聖母院背後升起，第一道曙光穿過窗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便爬下床，站在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的《三浴女》（Three Bathers）畫前。 這幅畫以飽滿欲滴的印象主義畫風繪成，畫中是三位身材結實的裸女在河畔潑水。 馬蒂斯當時三十歲，剛搬到巴黎，身無分文、家徒四壁。他身穿破破爛爛的衣服，以每小時一法郎的酬勞當白天班的粗工。他太太艾蜜莉（Amélie）是個裁縫，他倆的家計靠她維持。 馬蒂斯的畫家生涯一度如日中天，法國政府甚至買了一些他的油畫。但那是在他看上梵谷、高更和塞尚的大膽畫風，並選擇加入這個前衛行列之前。馬蒂斯的畫畫老師表示對他扭曲的新觀點不予置評，只說：「照這情況看來，我實在不曉得自己還能給你什麼有用的意見。」 但看到塞尚的浴女讓馬蒂斯下定決心。他用自己的畫和一位畫廊老闆交換這件作品，艾蜜莉則拿她最寶貝的綠寶石戒指去典當，幫忙補足差額。她不懂這幅畫，但她知道她丈夫需要它。「如果我錯了，那就表示塞尚錯了。」馬蒂斯會這麼告訴自己：「而我知道塞尚沒錯。」 其他人就沒那麼篤定了。當時是超現實主義的天下，塞尚筆下矇矓的畫面完全違背主流。這位堅忍不拔的畫家花了三十年才有了第一場作品展。即便如此，當畫廊老闆把塞尚的沐浴場景展示在櫥窗，他的朋友紛紛跑進來說服他撤掉。他還是把塞尚的裸女們掛在畫廊裡，只不過正面對著牆壁。 塞尚的繪畫生涯從頭到尾反覆在畫一群群的沐浴者，每一幅總有些微差異。作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是他兒時的友人。左拉描述過他們這兩個住在巴黎的小夥子，週日就愛跑到鄉下的湖邊消磨時光。那是他們的「綠池塘」，那裡的樹木「像在教堂似的」聚攏。從這個有利的位置，塞尚「漫不經心地瞥見」衣衫不整的人在岸邊沐浴。他的雙眼猶如照相機，非如此不可，因為要找到一群膽敢在樹林裡脫光光擺姿勢的模特兒，簡直是天方夜譚。 塞尚的浴女們直接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畫家，包括馬蒂斯、畢卡索、安德列．德蘭（André Derain）、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以及後來的賈斯培．瓊斯（Jasper Johns）。 皮耶－奧古斯特．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一度說服一位有冒險精神的收藏家買下其中一幅激進畫作。接著，為了讓這人的太太接受，雷諾瓦帶著畫登門拜訪，假裝那是自己的收藏，最後再假裝不小心把畫忘在他們家。 「在一九〇五年的秋季沙龍，觀眾在他的畫作前笑到一個歇斯底里的地步。」里奧．史坦（Leo Stein, 1872-1947）──作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的哥哥，熱中塞尚畫作的收藏家──寫道：「到了一九〇六年，他們肅然起敬。再到一九〇七年，他們就崇拜得五體投地了。」 然而，很少人像馬蒂斯這麼崇拜塞尚，他稱塞尚為「我等畫家之父」。馬蒂斯一家保管《三浴女》逾三十年之久。就連一次大戰期間經濟拮据時也拒絕出售，他們寧可賣掉一幅高更，接著則選擇讓孩子們從學校退學，節省學費。 「在擁有這幅畫的三十七年間，我算是將它摸得很熟了，儘管不敢說完全摸透。」 馬蒂斯在一九三七年終於向巴黎市民展示《三浴女》之時寫道： 在我身為藝術家的冒險旅途上，它在關鍵時刻給我道義上的支持。我從它身上找到我的信念和毅力。 7:00 am 金盞花甦醒 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對他稱之為「植物休眠」的現象很是著迷，那是當某些品種的植物合起花瓣、收起葉片、貌似在休息的時候。在他位於瑞典烏普薩拉（Uppsala）家中的花園裡，他翔實記錄下花朵開合的時間。一七五一年左右，他開始夢想打造一座花朵時鐘。不像日晷受到天候限制，花朵時鐘「即使在多雲的日子裡也能告訴你時間，如同手表一般精確」。 就像時鐘的鐘面，花朵繞著一塊圓形花圃種下，劃分成十二個楔型區塊，金盞花會在早上七點盛開，海綠花則是八點，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一直接到夜間盛開的花朵，像是六點左右綻放的月見草花。「可是，拜託想一想，如果你能找到蔬菜鐘盤，那些鐘表師傅該怎麼辦？」一位朋友取笑道。林奈還更進一步發揮他對自然規律的著迷，重新審慎構思年曆這個東西。他訂出從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三月十九日的「復甦之冬」，接下來直到四月中則是「雪融之月」，再來到五月初是「萌芽之月」，以此類推下去。 獨立於林奈的植物觀察之外，一八七七年夏，英國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藉助於休眠的幼苗來觀察時間的推移。 「這件工作真是教我熱血沸騰。」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表示道。為了研究紫甘藍小小的子葉，他把一根蘸了墨水的刷毛黏到一瓣很迷你的葉片上。一天下來，刷毛隨著這株植物的移動在一張白色卡片上留下痕跡（細膩的線條其實還滿美的）。達爾文的結論是：光線對他的甘藍菜的影響「簡直就和對動物神經系統的影響一樣」。幾乎所有生物的內在生理時鐘都與光線相呼應。 如同花朵，人類也自有他們的節奏──一個隨著日常事務而跑的「人體時鐘」。德國浪漫主義作家讓．保羅．菲妥許．瑞希特（Jea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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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者的世界史】北極探險記：柯南‧道爾教我的那些海洋史知識
我個人喜愛蒐集日記、遊記，尤其是名人的探險日誌，近日就對《柯南‧道爾北極犯難記》中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探險故事相當感到興趣。我曾講這本書的大致情節給我那正讀高一的女兒聽，她聽的津津有味，這原因或許不光是小說家福爾摩斯的魅力，更可能是前陣子紅遍各地的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的緣故。 講到柯南‧道爾，我想許多人跟我一樣，可能只知道他是位知名的偵探小說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跟著船隻到北極探險過，還寫下詳細的記錄。2014年翻譯出版的這本《柯南‧道爾北極犯難記》是他成為知名小說家前的作品，雖然是部私密日記，卻文筆流暢地留下各種精彩故事，讓我們得以一窺十九世紀末英國日漸蕭條的補鯨業。 1880年，這位年方二十歲的愛丁堡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窮學生，在一次朋友引介的偶然機緣下，暫停課業，到一艘北極捕鯨船「希望號」擔任船醫。這趟開啟他閱歷與經驗的探險之旅，一去就是六個月，對他未來的小說創作與生涯有極重要的影響。 閱讀這本日記有許多角度，你可以從文學、歷史、生物、環境，或者是探險的視角切入，我個人則喜愛從歷史，尤其是海洋史的角度來看這部探險日誌，這書提供給我們相當多的海洋史知識。 捕鯨業的沒落 柯南‧道爾所參與的捕鯨活動已經是捕鯨業走下坡的時期。英國的捕鯨業曾經盛行過300年，直到1880年代末才衰頹，在這段時間內，至少從35個大小港口，出發了六千趟船次前往北極地區。主要捕鯨的海域在格陵蘭漁場，向外延伸到斯匹茲卑根島，另外就是格陵蘭西邊的戴維斯海峽。柯南‧道爾去的地方就是格陵蘭漁場，先在冰島北方的菱紋海豹漁場，才往北到捕鯨海域。 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的捕鯨業達到顛峰，其中希望號船長的格雷家族是蘇格蘭最大的漁港彼得赫德中捕鯨家族的佼佼者。二十世紀初的一份愛丁堡報紙回顧彼得赫德在十九世紀中葉全盛時期的景況，描述說：「當時鎮上很少人與捕鯨業無關，鎮民若不是捕鯨船的船長或船員，就是在鯨油處理廠工作。」當時透過獵殺鯨魚與海豹，確實養活了一大批供應鍊創造出來的工作：這裡頭有水手、碼頭工人、製皮革工人、醃製工人、食品檢業者、蠟燭商、皮革商及油商。 到了十九世紀末，這個行業開始沒落，除了鯨魚數量的減少所影響的產業衰頹之外，另外就是人員的凋零。有經驗的捕鯨者此時都已年老體衰，紛紛告老退休。然而日記所談的海洋史畢竟屬個人體驗，涉及範圍有限，讀者若要瞭解捕鯨業的大歷史與對海洋環境的衝擊，近來一本環境史好書：《獵殺海洋：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絕對是首選。 補鯨船的規模 柯南‧道爾所搭乘的捕鯨船希望號是於1873年建造完成。長45英尺、寬28英尺、深17英尺。這長度若與當時隨便一艘200英尺，相當於60公尺長的戰艦相比，並不算是大船；但希望號結構堅固，吃水線下有雙層木板，內部有鋼鐵支架加強，船頭還蒙上鐵皮，同時具有風帆與蒸氣引擎，其破冰能力相當好，在同等級捕鯨船算是數一數二。 這樣大小的一艘船上，有56名船員。船員三分之二主要來自彼得赫德，三分之一則來自蘇格蘭北邊的昔德蘭群島。因為這份名單已經不可尋，我們可以參考當時同級的北極號，其規模是：船長、大副與二副（兼魚叉手）、一名勤務員、一名輪機長、三名火伕、一名木匠與木匠助手、一名負責切除鯨魚油脂的「鯨油手」、兩名資深魚叉手與兩名見習魚叉手、八名纜繩手、六名小艇舵手、一名廚師及廚師助手、十名一等水手，以及負責照顧全船人健康的船醫。 捕獵對象 在日記裡，柯南‧道爾曾記載北方的鯨魚有露脊鯨（身上有十到二十噸的油脂，出現在極北的冰原間）、長鬚鯨（往往數百頭為一群，有兩個噴氣孔）、瓶鼻鯨、白鯨（主要在美洲河口）、黑鯨（相當稀有）。其中，捕鯨者實際獵捕的鯨魚種類有：格陵蘭鯨、格陵蘭露脊鯨（又稱弓頭鯨）、白鯨、一角鯨（這角其實不是真的「角」，而是外長出來的牙齒，其作用有如多功能感測器）、北瓶鼻鯨；此外，他們還會獵殺海豹、海象。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鯨魚都是捕鯨者獵殺的對象，像是座頭鯨就沒什麼價值。這種長度跟捕鯨船大小相當的鯨魚，有時會成群出現在船隻周圍，近到可以在船頭扔擲餅乾。有回，柯南‧道爾在夜裡就曾被船長召集到船頭看奇景，他見到兩百多頭的座頭鯨，他們會在船首斜桅底下噴氣，把水噴進水手艙內。但對船員而言，這種鯨魚身上約三噸的油脂價值不高，且很難捕捉，因此不值得獵殺。 當時的長鬚鯨魚也是不太受到歡迎的鯨魚，原因是牠們與船員喜愛獵殺的露脊鯨是死敵，有牠們出沒的地方就很難看到露脊鯨。據柯南‧道爾在五月十二日日記描述，長鬚鯨是所有鯨魚中游得最快、最強壯、體型最大，卻也是最沒價值的一種，因此獵捕牠們是白費力氣。但還是有船家固定獵捕長鬚鯨，每頭價值約120英磅。柯南‧道爾在五月十三日終於見到一頭長鬚鯨，他形容說：「當牠潛入水中時，我依然能看到牠根根分明的長鬚。」 一趟旅程的代價 這群人拼了老命一直往北極探險獵殺鯨魚，究竟一趟的利潤是多少？《柯南‧道爾北極犯難記》提到這一趟下來，他們的成績並不理想，通常每追捕二十次才會成功獵殺到一頭鯨魚。共帶回的魚貨有：格陵蘭鯨魚兩頭、三千六百隻海豹與各種北極熊。 當時長鬚鯨魚一頭的價格是一百二十英磅，但一頭巨大且骨骼良好的格陵蘭鯨魚，鯨魚骨一噸可達一千英鎊，一頭市價約兩千到三千英磅。之所以差價如此高，原因是格陵蘭鯨的鯨魚骨是稀有商品，相當值錢。在當時曾有船長推估，整個格陵蘭海域或許只剩下不超過三百頭的鯨魚。 這個時期鯨魚的生命歷程，亦可從一些鯨魚身上的特徵可以看出，希望號格雷船長有次就發現有頭鯨魚尾鰭上的疣，跟他年輕時在父親船上所追捕的鯨魚一模一樣。一條鯨魚的壽命有多長，當時並不太清楚，但有時可從鯨魚身上取出的舊魚叉上的船隻名稱來判斷，鯨魚有時壽命可長達一百歲。 船長會告訴柯南‧道爾聽一些捕鯨的故事，像是鯨魚會留下非常獨特的味道，你在看見鯨魚之前，通常會聞到牠們的味道，或是鯨魚很遠就聽得到汽船的聲音，因此很容易嚇跑牠們。當時鯨魚油一噸約五十英磅，而骨頭約八百英磅，所有的鯨魚骨都銷往歐陸。 捕獵經驗 柯南‧道爾此趟不僅要擔負船醫的角色，還要參與捕殺鯨魚與海豹。 例如四月三日那回凌晨四點半，船員們將小艇降到浮冰上，帶著獵槍射殺會游泳的成年海豹，至於無法逃走的小海豹就用棍子敲碎牠們的頭骨。柯南‧道爾描述說這是件相當血腥的工作，當這些可憐的小傢伙用又黑又大的眼睛看著你的臉時，你竟然需要敲碎牠們的腦子。船員們通常會跳過一塊塊浮冰，殺死海豹，然後快速剝皮，走上好幾英里的路，才能將海豹皮同上面的油脂拖到船邊。之後再由船上的人員拉起小艇，開始裝運。柯南‧道爾有時會在船上負責將海豹皮拉上船，但大多數時間會一起參與獵殺行動。光是四月三日那一天，希望號就捕獵了760隻海豹。 這過程的風險相當大，他剛上船沒經驗時，常在浮冰間的移動過程，掉落海裡，多虧那些老手迅速將他拉起，才免於被浮冰夾住，硬生生切成兩半。 在四月八日時，他給母親寫了封信，提到他們這次獵捕海豹的情形。他們在三月十日由昔德蘭出發，直到十六日才在海上看到大片浮冰，呈現上面是白色，底下是藍綠色的場景。到了十八日，希望號和其餘不同時間出發的十一艘船，發現大量象海豹與冠海豹。三月二十日，他們看到真正的海豹群，躺在堅硬冰層上，範圍涵蓋長十五英里，寬約八英里，目測約有數百萬隻。但受限於1877年挪威與英國雙方所簽訂的保育協定，在四月三日前，北極圈不得有任何流血的活動。 在追捕鯨魚過程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應該當是六月二十六日那次獵捕到一頭四十尺長，尾鰭四英尺一英吋，價值約兩百到三百磅的格陵蘭鯨魚。那次夜晚，他們是在七艘小艇的通力包圍下，射出數支魚叉才殺死這頭鯨魚。在拖拉上船的過程，發現這鯨魚身上長滿了龐大的蟹蝨，這或許能解釋為何牠會在水中的行動有些古怪。直到凌晨三點，油脂才處理好，鯨魚做好儲藏。這一天，柯南‧道爾忙到六點才睡覺，中午十二時起床。 此外，他們分別在七月一日捕殺一頭獨角鯨，大夥花了半天，用了一整捆魚繩才殺死牠。由於皮很值錢，這頭大約值十英鎊。他們最後捕殺到的是格陵蘭露脊鯨。七月八日這天，他描述說他和友人三艘小艇如何包抄一頭鯨魚，將魚叉深入體內五英呎深，但鯨魚一直旋轉想用巨大的尾鰭拍打他們。在過程中，鯨魚還一度鑽到小艇下方，差點害他們翻船。最後，鯨魚開始進入臨死前掙扎，在水中來回抽打，產生大量泡沫，最後魚肚朝天，浮出水面才死。這次的捕獲已經可以讓這趟航行不會賠本，光是每一片鯨魚骨板就有九英尺多，魚油也有十二噸，換算市價共可獲得一千英鎊。 除了這些捕鯨的實際經驗外，他還聽過這個海域的恐怖之處，是有一種被稱為「劍魚」的生物（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殺人鯨），其實不是劍魚，而是鯨魚的一種；長長的口鼻看起來像是鯖魚，擁有尖尖的牙齒與長顎，體長可達二十五英尺，長有高聳且帶有曲線的背鰭，專以大型鯊魚、海豹與鯨魚為食。有時一般鯨魚因為受到這種殺人鯨的攻擊，而躲在船隻底下，反而被漁船捕獲。 船上時光 柯南‧道爾在船上空檔的時候都是怎麼打發時間呢？看書是常見的事。他常閱讀文學、哲學甚至歷史方面的書。日記中提到的書有：傑出英國人的傳記《薩繆爾‧約翰生》、卡萊爾的《英雄崇拜》、美國海軍軍官莫里與自然科學家的《海洋的自然地理學》。他還提到夜裡天色明亮如同白晝，所以他可以半夜輕鬆閱讀《錢伯斯週刊》，有時則會在快回航時讀讀燈塔管理員留下來的過期《蘇格蘭週報》。當他沒心思寫日記時，他會拿出美國史家與外交家莫特利的《荷蘭共和國的興起》這本歷史書來讀。 空閒時，他不只是自己在船上看書，有時他會和船長格雷聊起文學。有一回他就和船長聊起薩克利，船長認為兩相比較，狄更斯根本不算什麼，英國醫生與自然學家巴克蘭則是個可愛的小夥子。不僅如此，這兩人還在船上聊起歌德的《浮士德》與莎士比亞。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到：「大衛船長批判分析了歌德的《浮士德》，而且拿《浮士德》與莎士比亞的著作做比較，指出前者借用了後者。」對此，柯南‧道爾相當驚訝，一位捕鯨船長竟然能做出這麼精闢的分析，這讓他對這群人稍有改觀，認為捕鯨船上並不是每個人都粗鄙無文。 無事可做時，他則會清理海豹的鰭狀肢，用來製作煙草袋，或用明礬磨擦老鷹的皮，去製作標本。此外，畫畫、玩跳棋、紙牌、打拳擊，都是柯南‧道爾消磨時間的好方法。這些標本日後則成為開業診所診間的展覽品，對於日後寫作是很好的激勵。 從探險者到小說家 1880年8月11日，柯南‧道爾隨著希望號回到彼得赫德，在與船員告別後，他回到愛丁堡與母親團聚。這一趟旅程的薪水與分得的鯨魚油紅利，為他賺進五十英鎊，並且讓他由男孩轉變為男人。1881年冬，他通過考試，成為一名醫學士與外科碩士，這學歷已經足以讓他開始執業。 《柯南‧道爾北極犯難記》不僅是一本日記，兩位編輯Jon Lellenberg及Daniel Stashower還做了相當詳細的註解，其考證之詳細，連我這位歷史研究者都自嘆弗如。書末還附上當時的〈船醫航海日誌摹本〉，裡頭有許多柯南‧道爾手繪的動物及地理圖像。讀者若對日記內容所記載的探險記事還覺得不夠深入的話，可以參考書中所附的幾篇文章。例如〈這是一場極受歡迎的演說：柯南‧道爾重臨北極〉提到他在海上的經驗，反而成為他文學事業首次獲得成功的關鍵。柯南‧道爾甚至於1883年12月4日，接受樸資茅斯「文學與科學學會」邀請，做了一次公開的演講。這場演說是柯南‧道爾在英國生活的轉捩點，使他重獲信心，燃起對事業的野心。 此後，他陸續寫了幾篇有關這次旅程的文章：〈北極的魅力〉（1892）、〈格陵蘭捕鯨魚船上的生活〉（1897）。除紀實故事外，另有小說創作如〈「北極星」船長〉（1883）、〈黑彼得懸案〉（1904）。雖然福爾摩斯探案，不乏對船隻與船員的描述，但沒有一篇小說像〈黑彼得懸案〉這篇，這麼清楚地反映出柯南‧道爾在希望號上的經驗。 閱讀他這個時期作品，我們不難看出，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出現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如果讀者對前往北極的冒險旅程，有進一步興趣的話，可以閱讀甫出版的《北極驚航：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征》。 更多故事：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 2015-02-28 12:59:56 1 【臺灣地名真相】南投凍頂是冷凍的山頂？ 2015-12-25 09:00:28 1 【國父「們」的故事】 武昌起義篇(11)：錯愕的轉折 2015-1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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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紀念專輯】翻轉教室中的司馬遼太郎
2016年，正是日本文學大師——司馬遼太郎逝世二十週年，跨越世代的著名作品《龍馬行》，至今仍影響無數年輕、蒼老的靈魂，以提倡翻轉大學教育為職志的葉丙成教授，竟然也是司馬遼太郎的書迷。讓我們跟著丙紳，重溫《龍馬行》，來一趟歷史之旅吧！ 從小到大，看過不少書。人到中年回顧起來，真正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司馬遼太郎寫的坂本龍馬傳《龍馬行》。這本書對我啟發很大，讓我從一個只讀死書的年輕人，開始慢慢轉變成一個對創新、改變充滿熱情的人。 坂本龍馬身為一個土佐低層武士出身的人，在傳統的年代，根本是無法跟高層武士平起平坐的人，遑論跟各藩大名諸侯論事。他無權、無錢、無勢，卻能靠一己之力，開拓許多讓人讚嘆的新局。例如，龍馬建立日本三菱商事的前身海援隊，開創日本近代對外貿易的起源。又例如，龍馬所擬定的「船中八策」，後來成為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後的政治綱領，加速日本近代化的腳步。 龍馬最讓我感動的是，他雖然是一個低層的武士，見識有限。但他對新的事物總是充滿了無窮的好奇，像海綿一樣一直發問、吸收、轉化。他雖然不是世家大族出身，但他卻能靠自己，建立了當時日本人少有的格局與見識。學生時期只知道念書求高分的我，受到龍馬很大的震撼。為什麼他沒念很多書，卻能有這樣的格局？為什麼當時也有很多有名的秀才人物，卻不能有他那種見識？龍馬，真的讓我對於「學習」這件事情，開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但成大事的人，只有格局跟見識還不夠。龍馬另一個讓我很讚嘆的是，他對所有都人展現了真誠的熱情。因此每個人都喜歡他，即使跟他立場不同的人，也很難討厭他。連西鄉隆盛這種貴族咖，都被他搞定。他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不厭其煩的去到處遊說別人。他讓我理解到，要實現理想，需要與人真心相待、努力行銷自己的理念，這樣才有可能成功！ 我很慶幸在研究所的時期，看到了這本書。這本書對我有太大的啟發。後來許多行事原則，都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我真心希望能把這本書，推薦給更多的年輕人，讓大家都能成為理想的實踐者： 對事，充滿無窮的好奇： 對人，展現真誠的熱情。 小心，看了這書，你可能連髮型都會受龍馬的影響！ 本專輯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和遠流出版社共同合作的專題。 本文出自：「丙紳隨筆：台大電機葉丙成老師部落格」。 更多故事： 百年的衝突與殺戮──二十世紀戰爭史 2016-03-28 10:00:59 1 百年時尚風華：二次大戰前的歐洲女人這樣穿衣服 2016-03-02 12:46:26 1 黃阿福與馬來嬌：海外華人的發跡傳說 2015-02-16 09:08:23 1 【歷史知識考掘學】怎麼破解被火山爆發熏黑的羅馬古卷？ 2015-05-16 15:42:43 1 【歷史知識考掘學】蒙古人統治下的基督徒生活是怎樣的？——俄羅斯發現金帳汗國城市的基督教聚落 2014-12-13 08:59:13 1 海洋之子鄭成功（二） 2014-08-29 20:56:06 1 【鬼的歷史】Wayab：馬雅鬼門開 2015-09-13 19:26:40 1 【考古大菩薩】義大利教堂中的謎樣少女骨骸 2015-05-21 11:21:45 1 【歷史小說連載】鄭森：大明命脈的危局──海上砲陣（四） 2015-02-10 22:02:51 1 白色恐怖檔案應該交給誰？歷史學人在氣什麼？ 2016-03-14 14:28: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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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建國之路──李光耀的思維與人生
作者：陳加昌 星光計畫 李光耀向來憂慮的，也是他以前多次公開說過的：「不能像一九四六年緬甸民族英雄翁山將軍那樣，開會時發生整個內閣成員都被射殺的事情。」 新加坡獨立後差不多一個半月，印尼發生蘇卡諾總統的侍衛長溫東上校引發的一場「九．三○」印共政變，一夜間有六位極高級反共將領遭受殺害。 向來對個人安全很敏感的李光耀，一聞印尼總統的貼身守衛長做出這種事情，立即對自己和重要閣僚的安全加倍戒備。他即刻更換住家的衛隊，改由辜加兵看守，迄今半個世紀。新加坡的主要戰略據點，現在還有辜加兵的蹤影。 建設國防用盡苦心 現在先談國防建設的話題。 國防是新加坡獨立後的最大憂慮。李光耀痛感新加坡在國防上不能「獨善其身」，擔心的莫過於是來自周圍國家的威脅。 據說當時新加坡的國防構想，不大願意接受英國傳統的軍事取向，擔心以後會過於依賴他們。另一方面，也有一個說法：英國不大願意訓練新加坡的軍隊，因為英國在大馬的經濟利益遠比新加坡要大，開罪大馬是極不明智的。第二個說法可能性較大。 新加坡此時不會去求美國。美國當時正為越南戰爭困住多年，獨立之初又發生李光耀拆穿美國中央情報局企圖收買新加坡一名警官的隔洋外交風波。而且，有家裡親人就醫問題，李光耀也譏笑過美國文化沒有深度，認為美國現實得很。 新加坡也試探澳洲、印度、泰國，連中東的埃及都在名單內。但這些國家有自己的政策，雖表示同情，實際上態度是冰冷的。 在沒有國家可以幫忙的情形下，李光耀考慮到以色列。一位上校顧問及一組軍事專家來了一陣子。經過政府深一層考慮，發覺不是辦法，因為周圍大多是伊斯蘭教國家，很反以色列。長遠來說，這對的外交政治皆非上策。 以色列在極度機密下還是來到新加坡，為新加坡提供專家和設備。雖是一組龐大的專家到來，但地理環境不同，效果不十分理想。他們是猶太人，處處著眼於生意經，斤斤計較，能否經得起考驗仍是個疑問，其可靠性受到懷疑。 至於以後，以色列有各種高科技的軍事配備與武器，通過新加坡港口與第三國的互動，算是商業行為，這又是另一回事。 這個時候，新加坡想到另一個反共國家大韓民國，在韓國訓練國軍的話，對中國來說，其敏感度會比較低。韓國也樂意提供地點訓練新加坡的軍隊。經過評估，有幾點需要認真考慮： 一、氣候方面不適合南方長大的孩子，秋冬天季節與新加坡氣候可以相差四十度； 二、地形也不適合； 三、政治上，朝鮮的局勢一直在動盪，朝鮮和南韓軍事尖銳對立，捉摸不準朝鮮的動向； 四、軍事上，萬一朝鮮對南方發動軍事冒險，在那裡受訓的國民服役新兵的安全是政府的最大憂慮。 那個年代，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現領導人金正恩的爺爺）對南方虎視耽耽，七○年代幾度派遣突擊敢死隊滲透進首都漢城（現首爾）暗殺總統朴正熙（現任女總統朴槿惠之父）未遂。 一九七四年，因為日本赤軍連在新加坡鬧事（拉裕渡輪事件），李光耀總理曾致電金日成請求協助。朝鮮當局回電說金日成主席不在平壤，聯絡不上，回絕李光耀的電報。 想到台灣願幫忙 建設國防走投無路，於是想到台灣、考慮台灣、轉向台灣。台灣華人眾多，又是反共國家，對新加坡不會有野心。地形、語言、文化、氣候、生活習慣，各種條件樣樣符合，說它是新加坡的天時、地利、人和，加上相同血脈，真是上天所賜！ 失去聯合國會員國身分後不久，台灣一下子失去三十多個友邦，頗感孤立，差不多是同一時候，正如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台灣早年因為孤立而渴望和新加坡建立關係，我們這方面則急於避免軍事訓練上完全依賴以色列，初步討論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台灣委派一個高層代表來⋯⋯」 這項安排是你情我願，新加坡最終達到目的——「星光計畫」。 李光耀的回憶說：台灣曾多次暗示要新加坡在外交上給予台灣某種形式的承認做為回報。但是在這問題上新加坡不能讓步。 差不多同個時候，聯合國提出投票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國的議決案時，台灣要求新加坡若不能支持台灣，至少棄權不投中國的票。結果，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國入會。不過在驅逐台灣的議案時，新加坡棄權。這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儘管如此，新台關係是往肯定的方向前進。 台灣空軍「舉世無雙」年代 新加坡確是獨具慧眼找到台灣，而且也得蔣介石父子慷慨關心，未過於考慮本身在台灣海峽的國防安全，馬上答應借調飛行員。 此時的台灣海峽局勢還是不穩定。國軍飛機日夜在上空巡邏，時常與共方飛機發生遭遇戰。 在那個年代，世界上哪有第二個國家有「實際作戰經驗」的空軍？自二次大戰結束及韓戰空戰結束後三十年來，只有台灣的海空軍還繼續在作戰，空軍強大可說舉世無雙！ 台灣空軍的成長，可分三個階段來看。一九二四年第一批中國空軍到法國受訓開始。實際作戰由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算起。 當時，日本空軍飛行員已具有平均一千小時的飛行時間，中國空軍只有兩百多小時。八年抗日戰爭中，中國飛行員死傷過半，當時的飛行技術不如人，靠的是誓死捍衛國家的精神，用的是老舊式飛機，而日本在戰場上投入連美國空軍初期都害怕的零式戰鬥機。到了戰爭後期，中國空軍有了美國的援助（陳納德的空軍志願隊），才扭轉了空軍的劣勢。日本已占不上便宜了。 日本戰敗，接著是國共內戰，到一九四九年撤守台灣，內戰持續，台灣海峽上空可說是危機四伏。碧血長空經驗二十多年，日夜對峙的情形，和韓戰情形差不多。 這個時候的台灣空軍已有五百多架飛機，一千多名現役飛行員，而他們的平均飛行時間已有兩千小時，比其他國家的空軍還多。 難怪一位教官說：「懂得借用台灣的空軍是高度的智慧。」 這些擔任空防任務、巡邏台灣海峽的熟手，有幾位曾經打下共方米格十七型的飛官，被選中飛來新加坡當教官。時任空軍總司令的賴名湯將軍，擔心如此一來會減弱自己的實力而感不安，但他的看法不為蔣經國接受。 但是李光耀回憶錄（頁六二四）透露「渴望在台灣訓練我們的空軍機師和海軍軍官⋯⋯」的要求，台灣方面卻說了「不」。 基於戰略安全，當時台灣海峽的情勢與兩岸仍在軍事對峙狀態中。台灣認為，凡在台灣受訓的外國軍人必須換上國軍的制服，正如台灣的教官來到新加坡同樣改穿新加坡的軍服一樣。 換上國軍軍服不是很重要的事，問題是空軍海軍在台受訓，均須在島外海面和上空作業。行軍暗號、口令、軍隊番號及通訊閃光訊號、密碼、目標、佯動、佯攻種種都在狹小的海峽容易給對方雷達測中，瞭解台灣作戰空圖，對台灣的海空防務便顯出其漏洞來，容易給對方潛進滲透，對台海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脅。 另使台新雙方關心的是，新加坡空軍一旦在海峽上空或是海軍在海峽一帶訓練演習，以台灣過去的經驗，與共軍在海或上空遭遇而互相開火是時有的事。空軍飛行時速超快，在狹窄的海峽上空相遇時，不易辨認是新方空軍或是台灣空軍。對方空軍此時操作辨認的時間也緊迫不多，生死僅一刹那，擦槍走火或搶先開火都是任何一方必要的。 考慮到新國空軍在台受訓的安全，台灣婉拒在台訓練新方的飛行員。新方同意。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超越島國思維：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 這既不是故事、也不是深喉嚨， 這是一名和李光耀有近距離接觸的新聞記者 在動盪歲月中見證李光耀的崛起、政治鬥爭、 獻身建國大業而書寫的真實歷史記錄。 「我已耗盡一生，付出很大努力，建立這個國家。我再沒有其他事要做了。」──李光耀 更多故事： 誰與魔鬼打交道：十七世紀美洲大陸，一起女巫審判引發的風暴（2/3） 2015-03-05 16:29: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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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的矛盾與弔詭──禁忌的高爾夫球
作者：丹‧華希本（Dan Washburn） 二○○九年十一月底，中國政府各部會舉行一場記者會，宣布他們最近對非法使用土地的查緝，其中有五項具體的調查被凸顯為將受到「嚴厲懲罰」的案件。 有三項牽涉重工業：一座焦煤廠、一座塑膠廠，和一座稀土金屬礦。另兩項的違規者都是高爾夫球場，而且都成了國際新聞。《中國日報》的標題為「高爾夫球場違規取得土地」，《美聯社》則報導「中國誓言取締非法高爾夫球場」。 馬丁不以為意，把它當成北京一連串光說不練的威脅之一。 他的中國生意比以往任何時候興旺。從二○○四年中央政府頒布全國高爾夫球場禁建令以來，約有四百座新球場開張。六百座左右高爾夫球場幾乎全部在某些方面都違法。二○○九年十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也宣布高爾夫將在二○一六年里約奧運時，重新納入夏季奧運的項目之一，為一百多年來頭一遭。許多人預期高爾夫重新納入奧運，將促使熱中追求獎牌的中國讓這項運動合法化。 然而政府卻動用重機械，開始挖掉球道。 推土機在十二月初的一個週五黎明出動，有十幾輛排列在位於浙江省安吉龍王溪高爾夫鄉村俱樂部的鐘塔型大門外，該處距離上海約一百四十哩。車隊開進球場前的廣場，經過噴泉和銅鑄的騎士像，經過壯觀的都鐸式俱樂部會所，來到數百萬美元打造的十八洞球場。 這座球場開張才一年多，預訂秋季要舉辦一場歐洲女子巡迴賽。挖土機花了十天翻開球場，鑿開草坪和截斷埋在土裡的灌溉管線。他們沒發現囊地鼠的蹤跡，但造成的破壞肯定會讓史拜克勒〈Carl Spackler，譯註：電影《瘋狂高爾夫》﹝CaddyShack﹞的主角〉為之讚嘆。 表面上政府破壞球場的理由很簡單：安吉龍王溪風景優美的四百英畝土地有超過四分之一是違法使用的。官員說，將近三十五英畝的違法用地是農地，而農地在中國則是愈來愈寶貴的資產，因為中國的可耕地不到八％，卻要養活全世界二一％的人口。 從一九九六年以來，中國損失超過三萬平方英哩的可耕地，剩下總面積約四十七萬平方英哩可耕地，已很接近政府所宣稱供養中國龐大人口所需的四十六萬三千三百二十三平方英哩基準。雖然中國糧食自給自足的能力已大為提高—近幾年來收成創下歷史紀錄，使政府宣稱超過九五％的穀物已能自己自足—聯合國統計仍有約一億中國人「營養不良」。土地掠奪的問題在農村很嚴重，二○○九年中國報告有四萬二千件違法土地使用。 雖然高爾夫相關營建僅占總數的極小部分，但這種「富人運動」仍很容易在這個有約七億貧窮農民的國家，成為當局的目標。 諷刺的是，中國政府不歡迎高爾夫，或至少擬訂具體法規來減緩其無可阻擋的發展，正是讓情況失控的主要原因。當時北京甚至不知道國內已有多少座高爾夫球場。在二○○九年十一月一場記者會上，國土資源部官員說，他們利用衛星影像嘗試估計數量。在更早的二○○四年宣布禁建高爾夫球場時，國有媒體報導中國當時已知的一百七十六座球場中，只有十座取得中央政府的許可證。 「現在市場一片混亂。」一位高爾夫開發商說：「如果有某個地方的當局核准一座高爾夫球場，其他地方當局會說他們也可以核准高爾夫球場。地方當局都沒有核准權，但每個地方都這麼做。」 龍王溪鄉村俱樂部所在的安吉縣就是這種情況。 安吉向來是浙江省較窮的縣，唯一出名的珍貴自然資源是擁有十五萬英畝竹林〈是電影《臥虎藏龍》高潮打鬥戲的場景〉。該區最高政府官員據說告訴別人他對安吉有兩個夢想：建一所大學和一座高爾夫球場。問第二個夢實現的地點劍山村的任何人，他們會告訴你龍王溪高爾夫球場是當地政府促成的計畫，目的在吸引來自杭州和上海的有錢顧客來到貧窮的鄉下，刺激當地經濟。 龍王溪的會員證可能高達人民幣三十四萬元，但在俱樂部圍牆外仍能看到該區傳統簡樸生活方式的許多痕跡。在隔開球場土地與劍山村的小溪中，當地婦女清洗衣服，男人則在上游以長竹竿趕著成群的鴨子。人們還常說到他們的「生產隊」，儘管這是從改革前中國共產農業體制遺留下來的用詞。 村子裡也有許多成長的跡象，例如對生態友善的模範住宅，和小工廠製造的裝潢竹牆覆材。老舊的卡車不斷穿梭在馬路上，超載著各種生產階段的竹子：一捆捆的竹竿、竹板、竹片和可以運到市場的成品。街旁的房子和公寓區正在興建，磚頭和水泥結構外面包著竹鷹架。 在一座工地對面的石造建築是劍山農庄，一家以革命為主題的俗氣餐廳兼旅社，客房外面掛著毛澤東、史達林、列寧、馬克斯和其他共產黨大人物的畫像。所有這些發展都是在二○○五年龍王溪球場開張後發生的。 「我們的村委員會靠這個高爾夫球場發財。」劍山農庄隔壁一棟嶄新的社區中心裡一名老人說：「三個生產隊搬到那裡，我們一直靠高爾夫球場維生。新房子超過一百棟。沒有發展高爾夫，我們哪來的錢蓋新房子。」 在社區中心，一座籃球場外的一堵戶外牆上有一幅壁畫，上面寫著粗大的字： 創造劍山村「美麗農村」的三個核心目標： ．加緊發展休閒產業 ．提高農民工資收入 ．促進建設和諧社會 這些字印在像電影銀幕般大的圖像上，一張龍王溪高爾夫球場的彩色照片，拍照的當時肯定球道比現在翠綠得多。 在「打壓」記者會後不久的二○一○年初，這座球場已經關閉，但越過小溪可以找到一條蜿蜒繞過球場南端的泥土路，並看到以圍牆阻隔、曾是後九個洞的部分球場。部分地方被剷除的泥土厚度將近一碼，且大部分球道看起來像剛犁過、等待春季播種的田地。 但仔細檢視可以發現一些「蹊蹺」。 所有看得到的果嶺和開球台 — 高爾夫球場營建最昂貴的部分 — 都沒遭破壞。四周的翻剷有許多似乎沿著一條整齊的線。果嶺和部分餘留的球道每天都有人澆水和除草，高爾夫球車道毫髮無損，所有建築和大多數造景也一樣。一些較小的矮樹叢仍罩著白色塑膠套，以保護它們不受寒冬損壞。這裡是新工人的樂園嗎？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專屬的果嶺？ 「別擔心，球場不會變成農地。」數十名仍留在龍王溪的工人之一安慰地說：「我們正在修復破損的地下管線。遲早我們還會再度營業。因為果嶺沒有遭到破壞，重建的時間一定很短。政府和我們公司有一些關係。」 這種好關係現在似乎變緊張了。當北京把矛頭指向龍王溪時，地方官員裝模作樣地趕往山上，許多人否認知道「安吉中國生態旅遊健康中心」〈龍王溪當時的正式名稱〉裡面存在一座高爾夫球場。這當然很荒唐：龍王溪一年前還是中國國內高爾夫巡迴賽的一站；它是浙江省高爾夫隊的正式訓練中心；地方政府在高速公路旁設置了大路標，指引人們前往「龍王溪鄉村俱樂部」，上面還有一個人揮著高爾夫球桿的側影。 「只有鬼會相信他們說的話。」劍山一家商店的老闆說：「政府官員經常去那裡，他們怎麼會不知道？」 儘管在高爾夫球場的工人這麼說，熟悉內情的消息來源透露，龍王溪背後的開發商杭州恆勵集團，並不急著支付必要的修復費用，或者馬上與他們感覺背叛了他們的地方政府重新勾搭。許多劍山村民認為，破壞球場是地方官員設計的行動，目的在避免他們遭到北京的懲罰。 值得注意的是，推土機是悄悄運來的。 唯一報導龍王溪這場戲的是杭州的《青年時報》，但報導不久後就被從報紙的網站刪除。「地方政府已經背叛〈開發商恆勵集團〉一次，很難說他們不會再犯。」消息來源說：「除非他們能保證現在的計畫完全合法，開發商不會再進一步。」 當然，恆勵在這個亂局中也要負點責任。在中國建高爾夫球場的風險人盡皆知，儘管近幾年來似乎較為緩和。此外，官方的農村土地歸類雖然經常隨著新當權者的喜好而改變，沒有人能否認，原本擁有龍王溪鄉村俱樂部部分土地的村民，都從事農作 — 主要種植稻米和梨子 — 的事實。 事實上，該公司在二○○六年到二○○八年間，已支付違法使用土地的罰款將近一百二十萬美元，因此他們知道政治氣候的動盪。但消息來源說，每次被罰款後，地方政府就催促他們繼續營建。罰款只被視為做生意的成本。 在這個案子中，似乎遷移和補償村民的過程問題層出不窮，導致龍王溪被列為政府調查的少數對象之一。由於國家擁有所有土地，開發商的錢照慣例直接交給地方政府，大部分錢被政府官員中飽私囊，沒能交給原本擁有土地的村民。 劍山村一名老人說，他收到的人民幣十萬元不夠彌補他蓋新房子的成本，而且他每年可從高爾夫球場得到的一千元「租金」 — 球場向顧客收取打一回合高爾夫的費用高達八百元 — 「根本不夠用」。他聳聳肩又說：「但我們有什麼辦法？」 龍王溪的業主接下來會怎麼做還不明朗。一名安吉縣土地資源局的職員被問到最新發展的情況時，只表示「問題已經解決了」，隨即掛斷電話。 馬丁相信這類故事都是真的，他估計有九○％工程都遭遇某些與土地有關的「障礙」，包括村民搬遷、墳墓移除，或者是農地爭議。馬丁表示，近幾年來農地的爭議愈來愈多，已成為棘手的問題，因為就像一位球場設計師說的：「中國每一吋不是被用來營建或當公路的土地，似乎都被用來耕種農作物。」這類問題應該由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土地的居民共同解決，而且早在營建團隊抵達工地前就應處理，但馬丁的經驗很少是如此。 即使問題都已解決、所有地方政府機構都表示滿意，高爾夫球場在技術上仍屬非法。你可以獲得搬運土壤和種草的許可，但無法獲得建高爾夫球場許可。因此當政府稽核員〈馬丁和其他人所稱的「高爾夫警察」〉找上門來時，龍王溪的業主這才發現，一切只能靠他們與地方掌權者的關係。而一旦北京決定介入，這種關係恐怕也靠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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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之旅：槍枝的魅力與暴力
作者：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 有幾種人會用槍殺人。 一種是為了彰顯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幫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軍人，他們一扣扳機就結束一條生命，目的是為了遵守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教條，可能是想稱霸街頭、搶劫、維持秩序、想保護國家甚至行使懲罰。 奪走他人性命時當然就成了殺手，但他們通常不是為殺人而殺人，死亡只是權力和控制的副產品。 無數多的擁槍者，槍殺他人以聲張個人權力，他們陷入一時的狂熱、絕望、憤怒或自我防衛，於是用手上的槍來奪人性命，有時他們的行為具正當性，但大多不是，殺人多半未經預謀，而是對威脅、狂熱或恐懼的反應，背後動機非常多樣，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人殺人，就跟了解人生一樣複雜。 有兩種人因為向黑暗面靠攏而想置他人於死地。殺人不是報復、防衛或欲望的副產品，而是讓自己強大的手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就屬這類，他們往往是年輕人，暴怒之下在單一的公開場合殺人，他們不屑一般人為了搶劫、忌妒、不滿而施暴，也無視於正義的基本概念。 或是殺手。這群殘酷的稀有品種為錢殺人，但「錢」不是唯一理由，因為他們永遠都找得到其他謀生方式。 當我把關注焦點從生者與者人轉移到手中握槍的人時，首先想寫的兩種人，是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以及暗殺者。 二○○八年九月的某一天，我徒步經過芬蘭西部某小鎮外圍的濃密森林時，雪開始飄落。 我來到考哈約基（Kauhajoki）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圍地帶，之後被困在無邊無際的樹林，試圖尋找步槍的靶場。幾天前，有個現在已經死亡的人在那裡射靶並被拍成影片，當時他口出惡意話語，預告一個恐怖事件即將到來。 我在十分鐘前就從道路轉進這座令人幽閉恐懼的林子裡，現在已經迷失方向，踩在結冰地上發出的聲響劃破寧靜，一想到樹林深處的狼和熊就令我無法專心，然後就在前方的松樹間，我看見一個木製標靶的輪廓。 男子被踩過樹葉的窸窣聲嚇了一跳，我在他正要轉身之際先注意到他，他的外套與周遭的綠意相當協調，接著我看見他的手臂輕輕拖著一把步槍。撞見一位帶槍的陌生人，還真是天不時、地不利。 幾天前，二十二歲的芬蘭人撒利（Matti Juhani Saari）做了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走進就讀的大學殺死十人，在距離這裡五英里處的考哈約基塞納理工大學（Kauhajoki School of Hospitality）大開殺戒，他手持華瑟P22（Walther P22）半自動手槍，頭戴黑色頭套，身穿軍人的黑色工作服，從地下室潛入校園大樓後爬上樓梯，一副在出戰鬥任務的樣子，殊不知他才是芬蘭這座安靜小鎮上唯一的敵人。 當天早上十點半，撒利先走進一間教室開槍，一群同學正在這裡考商業研究，他逐一趨近受害者近距離射擊，接著來到走廊裝填新的子彈後回頭去殺老師。他在教室緩緩繞行，對發出聲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 撒利殺了人後，打電話給一位友人吹噓自己幹的事，接著把汽油潑灑在血跡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後燃起，九位同學和一位老師已經沒有氣息，另外十一位在烈焰中受傷，撒利眼看學生們尖叫跑進芬蘭秋天的微光中，之後便對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 這是芬蘭史上承平時期最慘重的攻擊事件，共死了十一人，撒利開了一百五十七槍，其中六十二槍在受害者的體內被發現，光是一個人就挨了二十發子彈。 有一發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彈，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發出的最後一聲槍響，為一場另類的競賽鳴槍起跑，記者競相趕往現場報導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大規模槍擊事件。 當時我正好在奧斯陸，倫敦的新聞採訪部認為挪威跟芬蘭很近，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我收拾行李到那裡去，殊不知奧斯陸距離案發現場有七百英里遠，車程十七小時。 事情就是這樣。 當時一起工作的還有前途看好的珍妮．克里曼（Jenny Kleeman），共同為獨立電視新聞（ITN）報導石油為挪威帶來的龐大財富。當我們正在分析奧斯陸的主權投資基金時接獲這通電話，而「死亡」根本不在當時的料想之中。但是一天後的我們飛（不是開車）到考哈約基，那件事不僅永遠在當地留下印記，也在我的心裡留下印記，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真實狀況。 飛機一著陸，我們就開始馬不停蹄，因為人在倫敦的編輯急於知道撒利的行兇動機，於是我們很快就獲悉這個有情緒困擾的兇手在事發前幾個禮拜，曾經以Wumpscut86的署名在網路上刊登幾段影片，還附上恐怖的訊息：「下一個死的就是你。」影片顯示他在當地靶場用華瑟P22射擊。 所以我才會在那座森林中迷路。當時我來到那座靶場，也就是撒利被拍到的最後所在位置時，這個年輕殺手死了。但沒有人知道當時誰在攝影機後面，難不成有共謀者？我低頭看男子的步槍，心裡想著各種可能性。 男子回過頭，狠狠瞪我一眼後「嘖」了一聲，我才明白一開始我以為他在生氣，原來是不高興被打擾。撒利的影片是自己拍的，這名男子也沒打算殺我，只是對我背著錄影機在林子裡亂闖感到不爽罷了。對他來說，我出現在這偏僻省分的窮鄉僻壤清楚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嗜血的媒體鏡頭即將到來。 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鄧布蘭校園屠殺（Dunblane）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 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 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二十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二十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 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 西元前三五六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一九八○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百分之八十，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 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 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ABC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 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或許這些意見都沒有錯。但媒體的聚焦也凸顯出國家對現行槍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報導考哈約基，促使了芬蘭政府減少核發手槍執照，同時提高擁有槍枝的年齡門檻，這些都是媒體促成的。 因此，當新聞記者蜂擁到這處遭槍火蹂躪的安靜小鎮時，他們應該告訴自己，到那裡報導恐怖事件只為了一個理由，就是努力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不是為了挑起人民情緒，而是告誡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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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穴中的血腥味：以活人陪葬的中國古代文明
作者：張惟捷（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每當夜深人靜，獨自一人蝸踞沙發，瀏覽著無限重播的第四台節目，偶然見到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執導的那部「阿波卡獵逃」（Apocalypto），某些場景往往讓我猛然一驚，屢試不爽。
其原因絕非獵人生吞野豬睪丸所帶來的野性驚悚，而是片中瑪雅王國為了神秘的祭祀需求而派軍事人員襲擊王國近郊的村落，抓獲一長串俘虜運回王國的景象；這和我所瞭解的殷商文化竟暗合若節（儘管一些學者抗議這段描寫，宣稱瑪雅王國從不侵襲鄰近部落），最後總在不知覺間看完全劇，直至片尾那些西班牙人如天賜救贖一般蒞臨為止。
成批的俘虜被繩索繫綁，只能無奈地一步步走向可預見的悲慘未來。
在商代，這種人被籠統地稱作「係」，寫作這個樣子
、
，象人頭頸繫綁繩索之貌。卜辭常見某將領「以（致送）」係的記載，例如以下卜辭：
辛亥卜賓貞：
各化以王係。
辛亥卜賓貞：各化弗其以王係。 （《甲骨文合集》1100，圖一）
指的就是卜問「各化」這個將領是否會致送來給王戰俘之意。而有些「係」字另加上了「
」旁，「」是木製的枷鎖，字寫作
、
等形，則是進一步表示這些俘虜手部受到桎梏的模樣。
這些被綁入商王國的「係」，其中一部份運氣較佳者或許能僥倖留下一條性命，轉換身份成為王國中地位最低下，執勞役的奴隸；至於其他人只好閉上雙眼，像渾身塗上靛藍彩漆（Maya Blue）的瑪雅人牲一般，接受即將到來的殘酷命運。
通常來講，被商人拿來祭祀的俘虜們會被以「伐」的方式來處理。伐字作
、
等形，所象徵的就是以武具「戈」
斬人首之貌（戈在此只是利器的泛稱）。以卜辭為例：
叀伐酒于祖乙。 （《甲骨文合集》190，圖二）
指的就是對先王祖乙施行酒祭與伐祭。而古代漢語中又有「名動相因」的現象存在，簡單說就是在特定語境中，一個動詞可以轉換詞性為名詞，反之亦然。於是我們又可以由卜辭中見到不少稱這類人牲作「伐」的例子，例如：
貞：御于父乙，
三牛，
三十伐、三十
。 （《甲骨文合集》886，圖三）
此處的「三十伐」即指對先王「父乙」祭祀所用的三十名人牲，將被施以「
」（斬殺一類）的祭法。由此觀之，這批「係」被稱為「伐」，此刻在商人的眼中其實和已死去沒兩樣了。
被俘虜來的這些外族人大部分可歸入羌人系統，這點我之前在〈漂泊東土的白羌〉一文中已略有述及。散居中原西、北側的羌族部落很多，商人用羌「
」字來指稱之，顯示出這個族群與牧羊有很深的關係，也由於古文字的構形特色，有時商人乾脆便將羌字加上了繩索作
、
，直觀地表示出被捕縛的羌這樣一個訊息。
其他明確指稱某類氏族的甲骨字都罕見附加糸旁的情況，可想而知在商人的腦海裡，「羌」簡直就是用來充祭的不二之選。
不只在文字中留下了線索，今天我們仍可透過不少考古出土的遺存窺見當時殺人祭殉的普遍。
多年來（含1949年前），在河南安陽殷墟一帶陸續挖掘出數量可觀的祭祀坑，為了某種祭祀需求而斬殺一至數人，單獨或隨同各種獸牲瘗埋的例子非常多見，已不稀奇；真正可觀的應屬隨葬坑，尤其是商王的大墓更令人咋舌。
西北岡1001號商王大墓無頭肢體骨。
（Source: 中研院史語所，轉引自李宗焜〈從商周人牲人殉 論「始作俑者」的義涵〉）
這裡我們以西北岡1550號墓為例，為了這位墓主商王，據估計當時應進行了集中殺殉行為，除了個別的隨葬坑以外，先行斬下的上百顆人頭骨刻意被集中地擺設在南北墓道上。這自然讓我們想像起甫下葬時的「壯觀」情景：在結束一切祭儀，安置好國王的棺槨之後，巨大的墓穴空間充滿了血腥味，大量的人、獸屍首被扔入草草挖就的腰坑裡。
而正淌著血滴的的大量頭顱，就這樣井然有序如列兵般陳列於土階之上，如怨如訴地盯向商王棺木，隨著封閉墓穴的土沙層層覆蓋，直到三千多年後才又被人所發現。
史語所著名學者王道還先生曾分析本所收藏的這些頭骨（沒錯，上述這些遺骸都正在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展出），發現大多數頭骨帶有明顯的砍削痕跡，有時甚至不僅一處傷口。他筆端帶有感情地指出：
其實，殷代實施的大規模殺殉，是「組織化暴力」的極致。以當時的技術而論，大規模殺殉必須動員、組織的人力極為可觀。那麼多人以暴力為業，對於人心、風俗的影響，難以估計。暴力影視對於青少年的不良影響，成年人參與實際戰爭後，心理發生可怕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的生活經驗。當年殺殉場所，必然無異於棍棒、戈兵、血肉、暴力、斧鉞交織的修羅場，殘酷的程度現代人難以想像。
他的觀點隱含人文關懷，照見殷商文明不可迴避的陰暗一面；在這類祭祀、殉死者之間，大概羌人也被迫貢獻了主要的數量吧。
人頭坑中的人頭
（Source: 中研院史語所，轉引自李宗焜〈從商周人牲人殉 論「始作俑者」的義涵〉）
據說當年牧野之戰後，周人代商有天下，所變革的不僅是統治階層的更替，周公旦所倡的「人文化成」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往後中國人對待生命的態度。自此王侯不再以人陪殉，奉天事鬼也不再隨意取人性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文明進展轉變──至少後世文獻中一點不缺這類的記載。
如果現實上的確完全朝這方面轉變，倒是符合不少傳統學者們對中國歷史「抱持溫情與敬意」的期待。然而事實是什麼？
周代以後人祭的行為確實已逐漸稀少，但仍零星可見，未曾中斷；而殉葬則是一脈相傳，普遍保留在文明底層之中，單就春秋以後的秦國為例，這個盤據於西周故地，號稱唯一承繼周文傳統的秦國，當穆公逝世時，文獻便記載了以三賢臣率百七十七人陪葬之事跡；近年景公大墓出土，考古人員發現在主棺周圍擺滿了殉人的隨棺，共一百六十六人從死。人數之夥可謂不遜於殷商！
由此看來，古代社會這種輕賤人命的習俗，並不會隨著朝代的鼎革而馬上改易，一切尚得等待時間長河流逝沖洗，文明才會逐漸地轉變出新面貌來。
下筆至此，我的腦海中不禁又浮現片中祭司在祭壇頂端，揮刀斬下俘虜人頭的景象。
一顆人頭嗑嗑撞撞地滾落廣場，引起眾人的嗜血狂歡，卻不知一切都在統治者的計算之中；反觀現在號稱現代化的社會，生產模式早已脫離蠻荒，而人群的集體意識動輒遭受各種力量刻意的操弄，其明目張膽令人怵目驚心，說實在的，這和古代有什麼兩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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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森林為師：像森林一樣思考的日本文化
作者：梅原 猛（Umehara Takeshi）
哲學家的任務
話說，我拿到的講題是「二十一世紀日本文明的角色」，但我原是個哲學家，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的研究範疇是日本的古代。
在日本，我的學問一般被稱為梅原日本學或梅原古代學，也針對日本的古代寫了很多書。因為這樣的緣故，談日本的古代會是我非常擅長的事，但若要展望未來，我就不太在行了。
因此，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日本文明的角色」的題目，已逾越了我身為古代學者的專業範圍，不得不說是非常大的挑戰。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有義務必須做些回答。
因為我擔任海部俊樹首相（當時）私人懇談會——即「理想的二十一世紀社會懇談會」（以下簡稱「二十一世紀懇」）的主席。
在日本，這個懇談會很罕見地有四位女性成員，而整體是由十一名二十幾到六十幾歲，不替任何職業團體代言的人士所組成。從去年（1989）十一月到今年（1990）五月為止，每月兩次左右與海部首相共進早餐，自由地討論各式議題。我會接受懇談會主席一職，緣於我是海部首相高中學長之故。
日本學者通常不大喜歡與政治有所關連，但因首相既是多年好友，又是我學弟，他的請託實在無從拒絕。社會上有人謠傳我是海部首相的智囊，事實上，他從未徵詢過我關於政策的任何意見。唯一一次，他來問我：當要表達堅定的決心，展現政治家的果斷，該說什麼比較好？我的建議是「橫渡盧比孔河」或「骰子已擲下」。
不過，首相最後並沒有採納。若說我是他的智囊，那麼我還真是個無用的智囊呢！但話說回來，我倒不認為二十一世紀懇沒有發揮作用。
二十一世紀懇的第一建言就是環境問題。
我們曾與海部首相三番兩次地討論過這個議題。日前，首相在休士頓的高峰會針對百年地球再生計畫提出意見。日本首相在高峰會明確陳述己見，過去少有先例，因此可說深具時代意義。首相會在高峰會提及地球再生計畫，源於這是二十一世紀懇經常討論的議題。
正因之前擔任二十一世紀懇的主席，今天我才會接下這個充滿挑戰性的演講。況且誠如前述，哲學家絕不能只停留在研究過去的哲學，還應為人類未來的生活提供願景。
但話雖如此，這個問題實在太困難了，是故一直以來我都沉潛於研究過去的事，避免對當下及未來的議題發言。
如今三十年已然過去，或者是拜日本研究與古代研究所賜，終於稍稍看出日本乃至人類文明的全貌。再加上我也六十五歲（當時）了，人生所剩無幾。既然本來就是哲學家，就更應從原本的日本學、古代學，回歸普遍性的學問或哲學才對。更必須從好不容易才看出端倪的日本全貌，進一步思考日本甚至全人類的未來。
我年輕時耽讀柏拉圖、笛卡兒、尼采等哲學家的著作，中年之後也寫了許多有關日本宗教、藝術、歷史與文學的書籍。不過今天的談話絕不足以代表日本，只是身為一個哲學家的我、極為個人的看法而已。
足以誇耀全球的日本森林
我想，今天來到這裡的各位，一定都以某種形式，熱切地關心著日本。假如要問日本最值得誇耀的是什麼，不知你們會如何回答？其實，就算把這個問題拿去問日本人，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如何回答吧！
戰前日本的驕傲是萬世一系的皇統。根據日本人的信念，日本同一血統的天皇持續了兩千六百年。即使根據客觀歷史事實，也有一千三百年以上。這表示日本幾乎從未受外國侵略，是和平、穩定的。這確實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但是，世上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形態；有共和體制的國家，也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我認為，向那些國家誇耀我們長期持續天皇制，根本不是一件好事。
現任的明仁天皇（左）與皇后美智子（右）。
(Source: Flickr/ kanegen)
此外，很多日本人內心也會把今天的經濟發展視為值得驕傲的成就。然而，那就如同暴發戶自誇錢多一樣，非常丟臉。其實富有本身並沒什麼價值，富國人民的價值取決於金錢的使用態度。
假如前面提到的天皇體制與經濟發展，都算不上日本的驕傲，那麼，日本究竟能以什麼為榮呢？對於這個問題，很多人或許會覺得意外，因為我的答案是日本的森林。日本國土的百分之六十七是森林，而且其中百分之五十四是天然林。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先進國保有這麼高比例的森林。日本最大的森林在富士山麓，關於這一點，也可說富士山就是日本的驕傲。
日本為何能夠保留如此大量的森林？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日本的農業發展比較遲。再者，因為日本農業以稻作為主，不含養豬以外的畜牧業。
日本森林（Source: Flickr/ Nao Iizuka）
根據最近的地質學研究成果，日本列島的形成是比較晚近的事。據說，日本列島從亞洲大陸完全分離出來大約在一萬年前。那時，冰河期結束，冰的融解使海平面上升，形成了日本海，如今的日本列島於焉誕生。而就在日本列島即將形成之際，可往前溯及一萬兩千年的土器從日本列島出土。
當然，那時世上的人全都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以日本列島為首的東北亞地區出現了人類最早的土器。土器的發明並不像金屬那樣直接與生產有關，也沒被拿來當作武器使用。我想，這一定是因為被大海包圍的日本列島，與其說是狩獵採集地，實則更是漁撈採集文化的發祥地之故。
巨大的落葉喬木果實成為食糧，樹葉落地積成腐植土，變成最好的土器材料。日本這種伴隨土器的漁撈採集文化被命名為繩文文化，盛行了一萬年之久，形成日本的基層文化。
繩文時代的假想圖。
（Source: JapaneseClass.jp）
約在西元前三世紀，稻作農業被帶進日本。根據自然人類學等學門的研究成果，指出這不僅是稻作農業技術的到臨，也是帶著稻作農業的人渡來日本的事實。西元前三世紀相當於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期，恐怕是當時長江流域某國遺民在逃亡時，一併將稻作農業帶進了日本。稻作農業在高溫多濕的日本發展得非常成功，因此，紀元前三世紀到紀元後三世紀、共約六百年的彌生時代，除了東北地方與西南諸島以外，全日本都變成農業國家了。
接著，四世紀到六世紀的古墳時代，日本形成了以大和朝廷為主宰的統一政權。到了七、八世紀時，仿效當時的中國隋朝與唐朝，建立律令制度的國家。律令制將國家經濟的基礎全部置於農業上，因此，視為彌生時代的延長亦未有不可。之後雖曾發生諸多變化，但這樣的律令國家至少在名義上一直持續到明治時代，也就是直到引進以工業為基礎的西洋文明為止。
從巨觀的角度來看，西元前三世紀帶著稻米的某國遺民來到日本列島發展稻作農業之前，日本全境幾乎都為森林所覆蓋。接下來的兩千多年間，大約有三分之一被開墾成水田，其餘三分之二的山脈幾乎仍保留森林原貌。理由之一在於所引進的是稻作農業，另一則與日本的地形有關。
日本的稻作農業除了養豬以外，並無伴隨其他的畜牧業。而且，因灌溉水源的需求，得要在取水容易的平地上。所以即便奮力開墾農地，但到了一定面積以上就有困難了。另外，因缺乏畜牧業，故砍伐森林以為放牧的情況幾乎不曾發生。再加上日本山勢多險峻陡峭，植被是由喬木、灌木、草、青苔四層構成。就算砍了喬木，也無法即刻用作牧草地，因此日本山區的森林才得以大致保全。
與其他文明國相較，這不能不說是日本的一大特徵。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萬年前就已開始農耕畜牧文明，而且不久便發展成大型的都市文明。吉爾伽美什王是世上最早的都市文明傳說中的創造者，他即位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殺害森林之神胡姆巴巴。
此事極具象徵性地指出：文明是藉由迫害森林之神發展出來的。
所以我必須說：以小麥生產為主，並伴隨畜牧活動的文明，在迫害森林之神這一點上，實在比稻作農業殘酷許多。現在已經很難在所謂的大型文明發祥地，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和中國看到森林了。而北歐與北美諸國、韓國、日本等先進的現代國家至今仍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絕非偶然之事。
記有吉爾伽美什的史詩石板，現藏於伊朗蘇萊曼尼亞博物館。
（Source: wikipedia）
森林文明的觀念
於是，無庸置疑地，日本文化的基層是由號稱森林文明的繩文文化所形成的。要了解這個文化的內涵與精神特徵，並且為後來的日本文化帶來怎樣的影響，並不能只依靠考古學的遺物，還必須綜合自然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和宗教學等各領域的學問才行。
直到不久前，愛奴人、沖繩人、住在日本列島山間和島嶼的狩獵民與漁民，都還維持著漁撈採集的文化。是故，加強研究他們的宗教和習俗，會特別對這個領域的了解有所助益。
長久以來，我一直百般苦思著這個問題。我認為，這種文化的精神特徵可歸納如下。
首先是對於平等的重視。
例如，在日本深山裡有遵循傳統狩獵法的又鬼社會。每當他們要獵熊時，都會延請這方面的翹楚來擔任領導者。去獵野豬時也會託付最擅於此道者來領導眾人，並且在這段期間內完全遵守指導，所得獵物也會公平分配給無法參加狩獵的老人與寡婦之家。若觀看繩文時代的住居遺跡，會發現正中央廣場的周圍並列著同樣大小的豎穴式住居。
狩獵採集的生活無法儲藏食物，因此對他們來說，以二十到五十人為單位貫徹平等原則共同生活，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平等不僅存在人與人之間，也存在人與動植物之間。身為森林居民之一的人類，絲毫不覺得自己與周邊的動植物有何不同。
他們認為：不只動物植物如此，甚至連山脈、河川也和人類一樣，擁有靈魂。他們本來是與人一樣的，只不過偶然間以動物、植物、山脈或河川的形態出現在這世界上。特別像是提供美味肉品和溫暖毛皮的熊、給人類用做主食的橡實、可做為房屋與船隻材料的樹木等，都是帶著伴手禮來人間拜訪的客人。
既然如此，人類也就主隨客便，尊重他們的美意，萬分感激地享用這些禮物。之後，再鄭重地將其靈魂送回彼世。
在他們的觀念裡，那世界並非只有亡故的人類，而是一個連死去的熊和樹木等都一起生活的地方。受到厚葬回到彼世的熊和樹木的靈魂，會與同伴點點滴滴分享在人間所受到的禮遇，這些熊或樹木聽了就會想著：既然如此，那我也要早一點去人間才好。於是，隔年人類就會捕捉到大量的熊。植物也會結實纍纍。
和熊與樹木一樣，人死後也會被恭謹地埋葬。特別是死前怨念很深、溺死者或死因特殊的人，更須厚葬後再妥善送往彼世。因為，若無法抵達另一世界，就不能再回到人間。
再者，愛奴社會認為一切生命都會再生。例如，A家的男性和B家的女性結婚，懷了孩子。此時，彼世的A家代表和B家代表就會聚集討論這次要派誰回去。最後若選擇了C，C的靈魂就會遠從彼世過來，進入母胎，待足月之後被生下來。
北海道原住民愛奴人的住所。
(Source: Flickr/ Stanley1008)
過去，日本人看到新生兒時會說：啊！這孩子跟過世的爺爺簡直長得一模一樣呢！一定是爺爺投胎轉世的。於是就用爺爺的名字為孩子命名。
如此想來，這個森林文明的思想就很明白地凸顯出來了：人在自然界並不具有什麼特殊權力，而是和動植物一樣，在此世與彼世間不斷循環的一份子。這種觀念乍看並不科學，但我必須說它其實非常精準地掌握了生物的本質。
因為，生命體的本質原就是死亡與再生的循環。人、熊、樹木甚或一切生物，做為客體雖然會死，但根源的種子卻會變成子子孫孫，不斷地轉世再生。
也就是說，死亡與再生是永續不斷的。
或許我們可以現代用語來說：即便個別的生命終有結束的一天，但根源的遺傳基因，卻能永恆不滅。
本文摘自立緒文化之《日本的森林哲學：宗教與文化》
日本國土的百分之六十七是森林，
而且其中百分之五十四是天然林。
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先進國保有這麼高比例的森林。
日本為何能夠保留如此大量的森林？
日本森林思想裡眾生平等、生命循環的概念，
蘊含著拯救瀕臨危機的現代文明之道。
日本當代哲學大師梅原猛考察日本宗教及文化基層的森林文明，
指出大樹問題與文明根本之間的深刻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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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左右逢「緣」的中國國家主席
作者：林洸耀
左右逢「緣」的主席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被稱為「左王」的鄧力群在北京過世；同月十七日，習近平領銜政治局七常委現身北京八寶山公墓，在告別式上向鄧力群遺體鞠躬致意。儘管鄧力群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但論級別、論人情，習近平都不必如此。鄧力群生前一直嚴厲抨擊自由派，甚至與習近平的父親也有矛盾。論級別，習近平本不必參加其遺體告別式，因為鄧力群從未當到政治局委員。
2015年2月，習近平率領常委參加鄧力群的告別式。 （Source: 世界日報）
政治手段左右兼顧
鄧力群原本在「十三大」前春風得意，在黨內保守元老的支持下內定將晉升政治局，無奈由於自己的左派立場過於極端，在趙紫陽等開明派的運作下，連中央委員都沒有獲選，政治路不能再上一層樓。鄧力群的左傾讓其在新疆任職時，就與開明的習仲勳有過節，立場迥異的兩人同時在一九八一年當選書記處書記後，更是有所交惡。
即使如此，習近平仍破例出席鄧力群的告別式。因為他瞭解鄧力群本人的象徵意義：保守派在黨政軍多個機構中實力雄厚，習近平在大膽反貪腐以及推動改革的今天，格外需要他們的支援。
一個月後，在另外一個迥然不同的葬禮上，習近平又耐人尋味地贈送花圈給自己並不相識的前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曾彥修。曾彥修是中共黨內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高級幹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席捲全黨，時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曾彥修也接到上頭發下來的指令，要求開會揪出幾個右派交差。他沒有點名任何人，他選擇把自己交上去。
曾彥修去世時恰逢「兩會」在北京召開，中央宣傳部本已下令禁止其家人舉辦遺體告別活動，但習近平致送的花圈卻意外為其開了「綠燈」。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中宣部部長劉奇葆等黨內左翼人士和其他領導人不得不匆忙補送花圈，也允許親友到家中致哀。
這兩個葬禮在我看來極具意義。儘管今天很多媒體傾向把習近平描繪成一個新權威主義的左派君王，但我認為熟稔政治要訣的習近平有其左的一面，也有其右的一面，左右兼顧是為了讓自己的政治目的得以向前推行。
習近平、劉云山、劉奇葆、趙樂際、喬石、朱鎔基、溫家寶、曾慶紅、田紀云、吳官正和中組部、中宣部等送的花圈。
「左傾」與「右傾」的哲學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時，考慮到當時頗為微妙的國內局勢，胡耀邦的家人還曾舉行家庭會議，就使用哪張照片做為遺像進行討論。他們最終認為應該讓胡耀邦在追悼會上的遺照穿西裝而不是中山裝，因為西裝在那個年代更能代表其力推開放、堅持改革的立場。
在西裝和牛仔褲滿街跑的今天，或許我們很難感知這類符號當時所代表的微妙而深刻的含義，但對當時的領導階層，特別是政治局常委來說，在清一色的中山裝臉譜中，穿西裝已是銳意改革的高調表態了。
胡邦耀西裝照。
(Source: history.dwnews)
一九七八年中國終於擺脫文革束縛，向世界打開大門後，西方的政治與經濟理念紛至沓來，一同湧進國門的當然還有新潮的服飾文化。儘管全國上下改革開放一團火熱，但久經風雨的開國元老和革命前輩，如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都一直穿著那套據傳多年前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服裝。如果說肅穆的中山裝代表的是制度、秩序與守成，那麼西裝寓意的就是革新、重建與進取。
在鬥爭文化盛行的中國政壇，有一個說法叫「寧左勿右」，即儘管所有人都堅稱自己是擁護改革的，但大家卻又不約而同地在行動中示意自己要向黨國正統的意識形態效忠。所有人都明白，「左傾」最多是戰術層面的錯誤，「右傾」卻可能在仍被老一代領導人左右的政治角力中徹底出局。
一九八○年代末，趙紫陽的大祕書鮑彤有一天穿著牛仔褲到中南海上班，被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撞見，王震大不以為然，甚至當面指斥。鮑彤心有不服，卻也沒有爭辯。時隔幾個月，美國《時代》週刊在一篇文章中稱鮑彤是保守派，鮑彤拿著雜誌前去向王震解釋：「看，《時代》雜誌說我們是一樣的。」
但在「六四」事件後元老們的討論中，牛仔褲等新式衣著還是成了鮑彤被打作「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條罪狀。李先念當時在會上說：「鮑彤這個人我熟悉。五十多歲的人了還像年輕人一樣，喜歡趕時髦，在中南海還穿花花綠綠的夾克衫和牛仔褲，像什麼共產黨幹部？滿腦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
今天的中國政壇應該已無「中山裝」與「西裝」之分別和評判，但黨內仍有立場與派別之分。「戒急用忍」的政治鐵律習近平自然熟稔於心。
鮑彤。
（Source: common.wikimedia）
維穩：改革的基礎
習近平自十八大上台三年以來，人們觀察到其言行似乎忽左忽右，左右兼濟，充滿矛盾，難以捉摸，剛剛釋放溫和信號，沒過多久就收緊管控。對此我並不感到奇怪，因為做為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穩定「票倉」是其要務，在保證其權力穩固之後，習近平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宏韜偉略：反貪腐、強軍、經濟發展以及可能的政治改革。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共元老之中，最開明的人物之一，正如趙紫陽前祕書鮑彤及多位太子黨所言：有其父必有其子，習近平是個孝子，絕不會背叛自己的父親。與前任相比，習近平「大手筆式」的執政風格，自然也讓他背負了比胡錦濤更多的政治風險。
為確保自己得到以老一代和保守派（致勝集團）為主的支持，習近平的一系列「左傾」言行其實並不讓人驚奇。但基於我對習近平的粗淺認知，我對其任內推行政治改革仍願意表示審慎的樂觀。習近平的十年任期才剛剛做了三年，就下定論說他保守，恐怕為時過早。對於其上任後對異見者和輿論的打壓，我有自己的看法。
的確，在習近平執政後這段短暫時間裡，共產黨中央發布了關於全面收緊意識形態的「九號檔」；維吾爾族經濟教授伊力哈木，記者高瑜，法律教授許志永等民主派和維權活動人士接連入獄；網路和言論自由進一步收緊；在西藏和新疆，宗教管制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日益嚴格；最新出爐的一份黨內規定則稱，會對「妄議中央」的黨員做出開除黨籍處分。
這些管控、打壓之惡劣我並不願為之辯護，我想說的是，這類事件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任內一樣是存在的。有些人懷念江澤民的時代是「開明」時代，這不過是因為記憶力短暫。江澤民執政時期的社會管控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香港《快報》提前全文公布江澤民將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江澤民震怒之下在內部會議上質問「還要不要開會啊？」隨後《快報》女記者梁慧珉在北京被拘，其後被驅逐出境，數年內不能再進大陸；新華社國內部工業室副主編吳士深及其妻子馬濤，為獲五千港元報酬而將報告洩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與六年監禁。而當年紅極一時的《快報》今天已解散。
一九九三年，中國外交部新聞司新聞處官員白偉基因將內部資料與報刊提供給《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被判刑十年。白偉基與孫曉凡兩人同為就讀北京大學時的同學；白偉基的妻子趙蕾也被判刑六年，留下當時僅一歲半的女兒無人照看。
一九九三年，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因報導國家金融機密，被判犯有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被判刑十二年。他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獲准提前出獄。二○○四年，《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研究員趙岩因涉嫌洩露機密（即江澤民將卸任軍委主席）在北京被捕，之後又以欺詐罪被判刑三年。二○○五年，新加坡《海峽時報》首席中國特派員、香港記者程翔因涉嫌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被判入獄五年。
除了這些記者之外，在民主運動方面，異議人士胡石根一九九四年因「陰謀暴力推翻國家政權」被判刑二十年；一九九五年，魏京生被判處十四年監禁；一九九六年，因「六四」事件入獄的學生領袖王丹再次入獄；一九九八年，逾百人因成立「中國民主黨」被拘捕或判刑；二○一○年劉曉波也成為階下囚。
這份名單算不上完整，習近平很難因此被說成比江澤民或胡錦濤更「左」。這類舉動更多地是出於中共的缺乏安全感與自信。
北京天安門1989年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左）與中國人權作家劉曉波（右）
（Source: wikipedia）
歷史問題立場出現鬆動
前面提到，習近平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時曾親自批示，讓被毛澤東批評「挾著皮包」，灰溜溜離開中國的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遺體，得以在二○○八年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二○一○年，因「六四」問題一直被禁止返回中國的著名作家劉賓雁的骨骸，最後也得以回國在北京安葬。
二○一三年，習近平特批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簡體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中國大陸版全書六十四萬字，較台灣與香港所出的繁體中文版刪減了五萬三千字，但內容依舊涉及共產黨內多次派系鬥爭，以及領導人之間矛盾的深入刻畫，更破天荒在書中提及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非官方書刊中，第一次提及「六四」。
二○一四年八月，一部觸及共產黨內敏感歷史問題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央電視台第一頻道的黃金時段熱播，華國鋒、胡耀邦等前領導人也被搬上電視。雖然劇中對人物的刻畫和關鍵細節有所省略，但尺度也是開先河之舉，同樣獲得習近平首肯。
也是在二○一四年，被稱為「六四黑手」之一，在一九八九年後被判入獄十三年的社會活動家陳子明，得以赴美就醫，同時領取人權獎。儘管異議人士被捕一如舊日，但在此事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在「六四」問題上也略有鬆動和進步。
二○一四年三月，一直呼籲中共與達賴喇嘛和解的藏族幹部平措汪傑離世，他的葬禮上同樣出現了習近平致贈的花圈。據我瞭解，關於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管控的所謂「九號檔」在簽發時，習近平並不知情。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高崗一百一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得以在北京公開舉行，也意味著共產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相對開明的回應。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來源：影片截圖）
「講改革，晚改不如早改」
如果上述這些事例還不能表明習近平作風開明，是溫和派的話，至少我們不該過早認定習近平是強硬保守派。關於這一點，習近平一個引起輿論關注和揣摩的表態，應是他甫一上任即提出的關於「兩個三十年」的演講。
二○一三年一月，習近平在六名政治局常委陪同下，於中共中央黨校對幾百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其他黨政軍高級幹部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番言論，曾讓許多對習近平上台後厲行改革持樂觀態度的人大失所望，也反映出中國黨內外政治意見的割裂。在改革派看來，中國必須正視毛時期在「反右」、「大饑荒」、「文革」，以及鄧小平時期在「六四」問題上犯的錯誤；保守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裡，中國的貧富差距加大與貪汙腐敗氾濫，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和事業的背離。
習近平的表態是其地位決定的，至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稱其為「左」，身為全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只是在實踐「實用主義」。
台灣的政治強人蔣經國，也是在其晚年才宣布結束「王朝」統治，打開改革之門。在利益階層固化的今天，習近平需要累積比蔣經國更深厚的權力底蘊，才有可能進行政治改革。
「紅二代」的出身讓習近平從一開始，就獲得黨內元老與左翼集團的首肯，但倘若他選擇在執政之初就大刀闊斧地用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集團與寡頭對政治格局的把持，或是在外交上看似示弱，都會讓原本就覬覦權力寶座的元老、解放軍、黨和政府與安全單位等鷹派勢力群起而攻之。
曾有朋友對我說，「講改革，晚改不如早改。」但我覺得還要給習近平一些時間。政治改革步伐太大、太快，都可能讓習近平步上胡耀邦或趙紫陽的後塵，成為又一個維新未果、被軟禁瀛台的光緒皇帝。
我們必須瞭解，對於習近平來說，延續共產黨一黨執政和國家昌盛是其根本要務，反貪腐、司法改革、推行法治、穩定經濟等作為皆圍繞於此。政治改革只要有利於這個目的，務實的習近平不會不做。我的一個太子黨朋友曾告訴我，他在一九五○年代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散步時，曾經問過劉少奇，為什麼要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劉少奇精妙地點出在中共官僚結構內行走的祕密：左右就像一個人走路，必須一步左，一步右，才能往前進。
在外交層面，我也不認為習近平是一個鷹派人物。我在二○一四年七月一場「慧眼中國」的論壇上，與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學院院長夏偉（Orville Schell）以及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張克思（Christopher Johnson）同台討論時就說過，我並不同意外界關於習近平經濟開放、政治保守、外交強硬的判斷。
在國際舞台上，儘管習近平曾親口向俄國總統普丁說自己與他很相似，但習近平並不比普丁或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極端。和共產黨前任領導人比，毛澤東出兵打了韓戰；鄧小平派軍教訓了越南；江澤民用演習掀起台海危機；胡錦濤則通過《反分裂法》，還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習近平在東海、南海等爭議海域的一系列動作，都不能算是極左。如果弱國無外交，強國也無外交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習近平自然比前任要更加強硬和自信，但稱其為「鷹派」，的確過於激烈。
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出席二○一三年亞太經合會（APEC）領導人峰會時發表演講稱，中國絕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他此前也曾在演講中表態稱中共不能步蘇聯後塵。
2013年APEC高峰會，習近平與夫人彭麗援搭程專機訪問印尼。 （Source: wikipedia）
此外，在其上任後的多次演講中他也提及「人民」與「民主」。在多個場合，他則宣揚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治國綱領中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特質已經明確無疑，但他會帶領中國走上什麼樣的道路，我們仍然需要等待和觀察。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之《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
解讀現代中國不可或缺的著作！
完全剖析蔡英文的新對手：習近平
2016台灣必須面對的新挑戰
現任路透社北亞首席記者林洸耀，爬梳三十餘年記者生涯點滴，從各方角度觀察中國與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一舉一動，同時希望兩岸能夠不因誤解而兵戎相見。
他提醒台灣讀者：擺脫敵對思考，在事實中發掘真相；從權力運作出發，深入思索大國作為；知己知彼，正視中國大陸的未來趨勢，再次找出台灣發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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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川安：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讀《走在風尖浪頭上》
陳水扁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擔任台灣的總統，然而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讓整體的執政都抹上陰影，使我們無法公平地評斷這八年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的風風雨雨、統獨意識形態的紛爭，都讓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迷惑。
時報出版，《走在風尖浪頭上》
但是，當時間過去，我們回顧這八年的歷史，對於台灣文化和主體意識的建立有什麼貢獻呢？在立法院藍大於綠的八年，能夠積極的透過政策主導台灣的教育，並且有所建樹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由資深的教育記者韓國棟所撰寫，詳細的評述 2004 年到 2008 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任內的政績、爭議、理念……等。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杜正勝開始關心歷史教育，提出「同心圓史觀」，2000 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 年出任教育部部長，是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知名度最高、爭議也最多。
我對教育政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我嘗試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杜正勝部長那幾年的歲月。
我於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間，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由杜正勝老師所指導。
反課綱
2015 年教育部部長室被反課綱的學生佔領，在那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段感想：
教育部的部長室是我碩士班時常去的地方，那時杜正勝老師是部長，每次只要跟老師面談，就得到部長室。我記得那時沒有拒馬，也沒有擋住學生的蛇籠，也沒有警察與學生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
有時假日找老師面談，通常都得到教育部的部長室。面對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假日總少不了抗爭的人潮，但當時都不是衝著教育部來的。假日我穿越抗議的人潮，走進沒甚麼防備的教育部，警衛只有一個人，通報了一下，我便進入了教育部。
記憶中，除了在部長室跟老師聊論文外，我都會趁機問一下老師的人生規劃，為什麼會走上政治這條路。老師的答案總讓我收穫很多，這些也都成為我思考人生的啟示。
杜老師常說：「如果要找出五個和當下社會最有關係的系所，歷史系可以排得進去。」當時我還懵懵懂懂，最近課綱的問題，總算讓我瞭解了。
歷史與現實之間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了《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
杜老師還是研究生時，是共產主義當道的左派史學時代，將「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套用至中國歷史，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來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 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一書，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以制度史的角度切入來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因而需從制度來理解一般民眾。
在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中，以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因為杜老師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左為《周代城邦》、中為《編戶齊民》、右為《古代社會與國家》
歷史學家都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中，而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卻也同時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他個人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 1999 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 1980 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
1980 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鉅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缺乏身為人該有的權利與權力。
現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台灣要走中國的路嗎？
還是我們要尋找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能夠讓民主自由根植於人心的台灣之路？
到台灣之路
台灣的國民不應該享有根植於本土的教育嗎？不應該走台灣自己的道路嗎？
身為台灣人，走台灣的路卻有點崎嶇，杜正勝的台灣之路也經過一段很長的歲月才尋找到。透過資深記者韓國棟的訪問，《走在風尖浪頭上》這本書一開始從杜老師的生長、教育、文化養成開始說起。
從小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在領袖高於一切，反攻大陸的復國夢中，杜正勝從小學、初中到台南師範，教育中沒有台灣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他喜歡讀中國歷史、文學，嚮往中國文化，後來讀到台大歷史系、所，都是因為對於中國文化有好感。
後來考上公費到英國留學，因而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民主的思想，閱讀國民黨所禁止的消息，九○年代還親自前往中國考察，他的中國情懷逐漸破滅，以往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主義者，開始思考自己的立足點何在，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甚麼樣的歷史教育？
九○年代中期，提出所謂的「同心圓史觀」，由近而遠、從今及古，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地方，然後理解台灣與周邊的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認識自己生存處境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這套想法落實在後來的課綱中，經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成為深植台灣子弟們心中的想法。
從大中國思想到台灣意識，杜老師花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難怪他會說：「我是台灣人，但到『台灣』之路卻繞了一大圈。」
學問與做事之間
尋獲了到台灣的道路，但是台灣的教育與思想還是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除非透過政策的改變，不然沒有辦法大規模的翻轉。或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杜老師上台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根據1929年在中國時所訂的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的常識都會告訴我們這是已經過時的教育宗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嗎？還是我們應該根植於台灣，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呢？
國民黨主政下的教育部長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的建樹。當 2000 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都在提轉型正義之時，歷任的教育部長卻也無法做出改變台灣的教育方針。因為五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受到影響，成為改變的阻力，沒有勇氣是無法改變現狀，沒有帶著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無法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
前教育部長杜正勝。
（Source: commons.wikimedia）
杜老師一上台就突破以往遵循的教育宗旨，推行了四大教育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其實，這四個主軸正是台灣所需的教育政策，但是以往的教育部長不敢做，或是被「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套住，無法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國民的教育該往哪個方向走，自然綁手綁腳，無法從這個緊箍咒當中解放出來。
台灣的教育部長很多都是學者出生，但作學問與做事之間畢竟還是有差別。要將理想付諸實際行動，需要的不單只是想法，更多的是策略、組織和方法。以往和杜老師聊天時，他提到做學問與做事的人，有些人只能作學問，但一做實事就無法成功，不管在人和還是領導統御方面都出了問題；而有些能做事，學問卻做的一蹋糊塗。擔任過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就是做學問和做事都很成功的人物，杜老師也是如此！
評價
距離杜老師開始擔任部長已經十二年了，或許現在我們能夠比較持平的檢視那段時期所發生的歷史。在那四年中，新聞媒體對於杜老師具有相當的敵意，極盡醜化之能事，但杜老師即使面對不友善的大環境，最終也挺過了那段風雨歲月，做滿四年的任期與做好自己的職務。
韓國棟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為我們詳實的記錄、評價那段時間的歷史，透過豐富的材料、流暢的文筆、多角度的詮釋，呈現了杜正勝這個人，以及台灣因為他的努力而變得不一樣。
在那四年受教育的孩子也漸長大，成為 2014 年 318 學運和 2015 年反課綱的主角。
我不敢說杜老師是這些運動後面最大的功臣，因為參加學運、並且投下選票的每一位國民都是台灣的主人。但是作為一個將「台灣主體」、「民主人權」視為教育主軸的部長，他在教育部的這個位子上，盡了一份相當大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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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正典的《色，戒》──西施，絕色無間
作者：馬賽克、今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NOWnews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 ∼前221 年
西施位居「中國四大美人」之首（至少時間排序上是如此），以她作為這本書的書寫起點，是很恰當的。事實上，西施的故事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古早、最正典版本的《色，戒》。故事充滿戲劇性—一名「素人正妹」，因為她的美麗和一股愛國熱誠，意外捲進了春秋戰國時代吳、越爭霸的歷史漩渦。不過，這裡得首先解決「歷史上有沒有西施這個人」這個嚴肅問題。
有一派懷疑論的學者認為「歷史上並無西施其人」，主要依據是嚴肅史書如《左傳》、《國語》、《史記》裡都沒有提到西施的名字或她的故事；但先秦諸子著作如《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裡，都有西施的名字和相關記述。
至於一些地方性史書如《吳越春秋》、《越絕書》裡，西施不但有名有姓，而且故事內容十分豐富、精采⋯⋯經過歷史流變，「增刪潤飾，改寫修訂」，而成今天我們熟悉的故事版本，後世有關西施的書寫和影像作品，主要都是從這裡來的。
故事起源於春秋末年，吳國（今江蘇省南京、揚州一帶）國主夫差，在楚國投奔過來的大將伍子胥協助下，於公元前四九四年（即句踐三年）攻破越國（主要在今浙江省諸暨、東陽、義烏和紹興周邊），為戰敗傷重而死的父親闔閭報了仇。越王句踐（亦寫作勾踐）投降。伍子胥力主滅了越國，但越國大臣范蠡建議句踐主動到吳國當人質，以安夫差之心，另一方面派大臣文種用財寶賄賂吳國太宰伯嚭。
《國語‧越語上》記載：「（文種） 請句踐女女於王。」
「女女於王」，意指句踐把女兒獻給夫差，但她是否就是越國「美人計」裡的本尊，不得而知。《吳越春秋》記載，「美人計」的具體計畫大約出現在公元前四八七年前後。句踐君臣都認定夫差好色，於是找來民間美女西施、鄭旦獻給吳國，以魅惑夫差（過程跟李安版的《色，戒》有點像）。
這個故事經過後代潤飾，充滿劇戲張力—關鍵的「無間道正妹」，是范蠡從民間發掘的。這時候，中國史上最傑出的「絕色女間諜」西施出場了。西施其實不姓西，她姓施，名夷光，是浙江諸暨一帶人氏。諸暨苧蘿山下有東、西兩個村子，村中的人大多姓施，夷光住在西村，所以後世稱她西施。
西施的職業是「浣紗女」。「浣」是洗滌的意思，「紗」是當地產一種叫苧麻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纖維可用來織布。成語「沉魚落雁」中的「沉魚」，就是在這時候發生的；意指當她浣紗時，水裡的魚看她長得太美了，都羞愧得躲到水底去（奇怪，魚的審美標準怎麼跟人一樣）。
唐代詩人王維〈西施詠〉如此描繪：「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為西施的形象和「飛上枝頭」的經歷作了最經典的詮釋。
西施 清代‧ 赫達資｜西施當年在溪中浣紗時，可曾想到之後會被相中當間諜？
人生際遇真是很難說，也說不好。瞧，西施正凝思，或許東施正在畫面外效顰呢！
西施是「正妹」無庸置疑，她的名字也成了後世「正妹」的代名詞。不然為什麼後來賣檳榔、賣豆腐的「正妹」都叫「西施」，而不是「飛燕」或「玉環」？
不過，在媒體不發達的那個年代，「正妹」若想出道或成名，仍不得不倚賴一雙靈敏的「包打聽」耳朵和審美慧眼。這時候，中國史上最古早、也可能是最傑出的「搜正妹達人」—范蠡出場了。
范蠡是一名擁有多項傑出才能的古代ＣＥＯ，既是數一數二的「造王者」（Kingmaker），也是「造星者」（Star-maker）。若生在今天，他也絕對會是個ＰＴＴ「表特」（Beauty）版的超級版主及明星經紀人。
范蠡找到西施後，曉以大義（或者再許以星夢），將她祕密培訓三年，然後送到夫差宮裡去。跟她同時受訓及入宮的，還有一名叫鄭旦的搭檔。《越絕書》記載：「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但有關她的記述太少，重要性被大大降低。
與此同時，在吳國當人質為夫差駕車及養馬、表現極度卑下的句踐，終於取得夫差信任，兩年多後被釋放回國。接著美人計奏效，夫差完全放鬆了對句踐的戒心，還殺了為規勸而經常頂撞他的伍子胥。
西施 清代‧ 吳友和｜從浣紗女到女間諜，西施的人生經歷好豐富。有識人之明的范蠡，先是把正妹訓練成外交間諜，事成再帶走她，遨遊天地去，這結局再美好不過。
句踐則臥薪嘗膽，經過十多年的休養生息、養精蓄銳後，於公元前四八二年，趁著夫差北上跟齊、晉爭霸、後方空虛的機會，進攻吳國，俘虜吳國太子。公元前四七三年，越軍圍困吳國都城，夫差自殺。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龍床上的中國：是的，就是你想像中的歷代皇室荒淫實錄》
從荒淫逸樂的角度，
認識中國各朝的興衰，
以及怎麼個「玩很大」法！
「性」這件事，從來無關男人或女人，
關係重大的，是誰握有「權力」床事影響歷史，
看看古代家天下制度的中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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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的眼睛】「光燦之陵」──讀《影子公主》
泰姬三部曲之三《影子公主》於2010年創作完成，與上一本2003年創作完成的系列之二《玫瑰盛宴》相差七年之久。附帶一提，三部曲之一的《第二十個妻子》是2002年創作完成。
一來是故事主角變更，前二本完整敘述泰姬瑪哈姑姑茉荷如妮莎的一生，第三本是以泰姬瑪哈大女兒嘉罕娜拉公主為主線講述她死後以及七個子女的生活，二來是創作時間相隔太長，我們很難看出《影子公主》作為系列作結尾與前二本的連結度。老實說，除了泰姬瑪哈的一縷芳魂如薄弱棉線般串起第三部作品與前二部作品，其他再無可連結的地方。
想知道茉荷如妮莎的故事請看：讀《第二十個妻子》與讀《玫瑰盛宴》
《影子公主》書封。http://goo.gl/HW9Afc
以上描述並非指《影子公主》乏善可陳，只是套用莫言在《檀香刑》中提到的寫作方式「鳳首－豬肚－豹尾」，前兩本作品未必做到鳳首豬肚，但《影子公主》確實沒有一個如豹尾般斑斕、精練的收尾。
《影子公主》故事的一開始就是艾珠曼德，也就是泰姬瑪哈的辭世。她留下四兒三女，以及一夕間髮白蒼老，同時也是帝國執掌者的枕邊人。沙賈汗甚至傷心到考慮退位，其萎靡程度，已經造成坊間流傳皇帝病重、薨逝的流言。直到他能恢復視事，也是幾個月後的事情，而沙賈汗皇帝恢復視事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愛妻建造世間最華美的陵墓。
一座「光燦之陵」，一滴「永恆的淚珠」。
泰姬瑪哈陵。http://goo.gl/GAqK4i
但在這顆淚珠之後，這座照耀世界的陵墓之下，泰姬瑪哈的後代在影子中沉默。這本書就是為了艾珠曼德的三女四子所過的宮廷生活而撰寫。哀傷讓沙賈汗疏於國政，王子們覬覦他的王位，除了讓泰姬瑪哈難產而死的小公主，兩位大公主嘉罕娜拉跟羅珊娜拉則分別支持不同兄弟爭奪王位，前朝后宮風起雲湧。
全書以大公主嘉罕娜拉的生活為主線，而泰姬瑪哈陵的建造過程是本故事前半段的重點，其中再穿插嘉罕娜拉公主的地下情，以及以史實中傳說為嘉罕娜拉公主情人的那加巴特．可汗，其有個「母不詳」的兒子沙阿藍作為兩者愛情的結晶，虛實穿插，是作者的一貫手法，融合地相當成功。
茉荷如妮莎父親陵墓。吳德朗老師提供
前半部建造泰姬瑪哈陵的過程被仔細描述，甚至連泰姬瑪哈陵其實是山寨來的傳聞也放入書中。先前在《玫瑰盛宴》中提到茉荷如妮莎在皇帝丈夫的支持下，代替哥哥替自己被稱之為「國之棟樑」的父親建造陵墓，這個陵墓出自茉荷如妮莎富可敵國的財產而採用難以開採的大理石以及大量半寶石裝飾。傳聞沙賈汗便是參考這作陵墓為自己的愛妻設計永眠之地。
兩座陵墓相去不遠，讀者也可以試著從照片去對照二座陵墓是否有相似之處？
「泰姬瑪哈陵」與「茉荷如妮莎之父陵寢」距離。吳德朗老師提供
沙賈汗對於泰姬瑪哈陵的建造還包含建設一個市集，利用市集收入作為維持整作陵墓的財政來源。這是非常完備的構想，但他絕對想不到多年之後的現代，原本是市集的區域早就消失，而從世界各地湧來欣賞這座「光燦之陵」的觀光客，成為支持維修這座陵墓的收入來源。
「泰姬瑪哈陵」建址草圖。翻攝自書內
奧朗則布畫像。https://goo.gl/9BUiZZ
我們看劇看故事時最怕遇到的就是結局「爛尾」。《影子公主》的後半部並非那種會讓讀者看完想摔書的衝動，而是有種搔不到癢處的不痛快感。先前說過這整個故事是以大公主嘉罕娜拉為主線去敘述，而大公主跟二公主分別支持不同的王子去爭奪王位。大公主支持長子達拉，二公主羅珊娜拉則支持最後以「宇宙征服者」稱號登基的奧朗則布。
當奧朗則布叛變成功，殺光自己兄弟並將自己父親軟禁了九年。這九年期間，嘉罕娜拉公主自願陪著沙賈罕皇帝軟禁，直到沙賈罕過世，她才被接入後宮成為後宮最高女官。由此可知，奧朗則布對於長姐有著連作者都查不出來的理由而異常偏愛，但他登基之後，嘉罕娜拉入宮之前，二公主才是在後宮呼風喚雨的人物。
各位讀者注意到奇怪的地方的嗎？
整個故事主軸都是嘉罕娜拉公主，但史實上這兩位公主互有爭奪互有競爭也各自掌握過權力，但是我們讀者因為作者選擇的故事切入角度，我們不知道這兩位公主之間真正曾經發生過什麼事件，或者羅珊娜拉公主在奧朗則布的後宮中曾經發生過什麼輝煌事蹟？
作者做了出色的歷史考究，用想像的愛情橋段去填補史實的空隙，卻在三部曲的結尾用了如此不清楚的細節描述，讓讀者只看見片面的光景，不見作者出色考究之後的結果。而且故事其中還有嘉罕娜拉公主曾經為了情人與國家繼承人的事情，趁機拜訪被流放的茉荷如妮莎這一章節。對筆者而言這是一段為系列作的鋪陳而鋪陳的橋段，反而打斷了故事的節奏。
作者的寫作上的細膩以及挑選題材上仍就引人入勝，但以《影子公主》本書而言，不論切入角度或者故事結構的鋪陳都不若前二本來得精細，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雖然可惜，但筆者在閱讀完這三本書後也不是沒有收穫，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點：《第二十個妻子》中第四任皇帝賈汗季，對第三任皇帝阿克巴逼宮叛變沒有成功；《玫瑰盛宴》中，第五任皇帝沙賈汗，對第四任的皇帝賈汗季的逼宮叛變也沒有成功；然而《影子公主》中第六任皇帝，向第五任皇帝沙賈汗逼宮成功。這代表什麼？
是沙賈汗因為愛妻過早死亡傷心過度，一度想讓位所以太早權力下放給眾王子？還是沙賈汗因為傷心過度無心朝政才讓兒子有機可趁？又或者沙賈汗不只興建光燦之陵，他還建造了阿格拉金碧輝煌的寢宮、沙賈汗城這一座新城、喀什米爾花園以及賈汗季在拉合爾的陵寢等大興土木的工程，勞民傷財才讓國力削弱，皇家軍隊失去對抗王子軍隊的能力？
在讀《第二十個妻子》中我們提到，奧朗則布之後蒙兀兒帝國的國君大致平庸，無法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最後把政權拱手讓給大英帝國。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奧朗則布叛變成功，視為蒙兀兒帝國國力由盛轉衰的一個訊號呢？這是筆者讀完這三部曲覺得最有趣又值得思考的一個地方。
歡迎讀者與我分享任何看法。
最後，最近印度在過Holi day（荷麗節、灑紅節），近年以「色彩節」聞名世界。根據維基百科，節日原是慶祝春天，與創造和復始的行動有關，代表春分和穀物豐收。
筆者的「印度泰姬三部曲」至此告一段落，《玫瑰盛宴》中有提到過慶祝聖節，我們不知道蒙兀兒帝國是怎麼慶祝的，但筆者以2013的印度寶萊塢電影「青春洋溢色彩」（Yeh Jawaani Hai Deewani）其中關於Holi Day的插曲影片「Balam Pichkari 」為整個系列劃下繽紛的句點。
Happy Holi Day ！
四月，我們將前往中東遊覽。
此文部分資訊諮詢於台北印度音樂文化中心創辦人吳德朗老師的協助，在此致上感謝。
作者個人粉絲專頁：甯緒，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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