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維（Primo Levi）

事隔三十年，我很難說清楚1944年11月那個有我名字，號碼174517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那時，我一定已克服了最困難的危機，隸屬「營」的危機。

我如要生存、思考和工作，一定已培養了一種古怪的無情，以面對日日的死亡和俄國解放者將臨（只距離八十公里了）的瘋狂。

希望和無助的快速輪替，足以毀滅任何正常人。

我們不正常，因為我們飢餓。

那種飢餓和普通人錯過一餐但會有下餐的（不完全討厭的）感覺完全不一樣。那是一種已附身一年的慾求，深入骨髓，全面控制我們的行動。

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遠在其後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後更遠的，才是對家庭的回憶和對死亡的恐懼。

我在集中營的化學工廠實驗室中工作（在其他書中談過），為了糧食，我做小偷。如果你不是從小就偷，學做賊可不容易。我過了幾個月才能完全壓制罪惡感，並獲得必要的技術。

有天我突然了解（隨後大笑一陣）我正在重演——我，一位可敬的大學畢業生，一條名狗的退化兼演化的過程。一條維多利亞的達爾文狗，牠被放逐到野地變成賊才能活下去，如同《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裡的巴克。我偷得像牠，像狐狸。每樣東西我都偷，除了囚友的麵包。

《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裡的巴克

從你可以偷竊獲利物質的觀點來說，那實驗室是塊處女地，等人來開發。有汽油、酒精這種普通但不便的贓物；很多人偷它，價格高但風險也高，因需要容器。

每個經驗豐富的化學家都知道包裝化學品之難，上帝則有高明的法子，細胞膜、蛋殼、橘皮、皮膚都是，我們畢竟也是液體。那時還沒有聚乙烯塑膠，若有的話我就好辦了。它輕而軟，絕不透水。但我想它太不易腐敗，上帝一定不喜歡；雖然祂是聚合化學之王，祂不喜歡死硬不化的東西。

我既然缺乏包裝材料，理想贓貨應是固體，不易破，不笨重，最好是全新的。它體積不能大，因下工時在門口會搜身。最後，「營」裡的複雜社會，一定至少有部分人對它有需求。

我已在實驗室試了幾回，曾偷了幾百公克的脂肪酸，是辛苦氧化很多石蠟而得來。我吃了一半，它真減少了飢餓感，但味道可真惡劣，所以我放棄去賣另外一半的念頭。我也曾試著用衛生棉花做烙餅，是用電熱板去烤。有燒焦糖的味道，但看起來太噁心，想必沒人要。我也試著直接把棉花賣給營屬醫院一次，但太麻煩，又缺需求。我想既然甘油是肥油分解的產物，它一定能提供卡路里，就強迫自己吞甘油。也許的確有卡路里吧！但副作用非常不愉快。

在一張架子上有個神祕的瓶子，裡面有大約二十根灰灰硬硬、沒味道的棒子，上面沒有標籤。這很奇怪，這裡可是個德國實驗室。當然，俄國人只距離幾公里遠，災難近在眼前，每天轟炸，大家都知道戰事快完了，但有些事想必是不變的：我們飢餓過日子，實驗室是德國的，德國人從不忘記貼標籤。事實上，實驗室所有其他瓶子都貼了，打字的，或用漂亮的哥德體寫的——只有那罐沒標籤。

當時，我當然也沒設備和閒工夫，去鑒定這些小棒子的成分，我在口袋藏了三枝，當晚就帶回營裡。它們有二十五公釐長，直徑三到四公釐。

我讓阿拔圖看看，他從口袋掏出小刀想切開，但切不開。他刮一刮，看到一些黃火花。此時，鑒定就不難了，這是鐵鈰，一種製造打火機火石的合金。但為什麼這麼大？阿拔圖曾和一群焊工工作幾星期，他說那是用來點焊炔的。此時我開始懷疑這貨的市場機會，它也許可點把火，但「營」裡火柴（非法的）並不很少。

阿拔圖叱責我。

對他，氣餒、悲觀和放棄都是討厭該罵。他不接受這集中營世界，直覺上，理性上，他都拒絕被感染。他是個心腸好但意志堅定的人，奇蹟似的超脫。

他沒低頭，也不折腰。他的舉動、笑顏有種解放的力量，是「營」網的裂縫。所有接觸他的人都感覺到了，即使那些不懂他語言的人。我相信沒人比他更受愛戴。

他責罵我：「你永不可氣餒，那有害，所以不道德，簡直是下流。你已偷了鈰，好！那我們就開始搞。」他要來處理，要把它變成寶。普羅米修斯真笨，天上偷的火該賣給人才是；他可賺錢，討好丘比特，並避免後來被禿鷹啄食的酷刑。

我們可得精明些！這頓有關精明的訓話可不是第一次。

阿拔圖常如此跟我說，之前自由時有別人說，之後又有很多人說，直到今天人家對我說了無數次，結果是在我身上產生了危險傾向：可以和真正精明的人相處，使他占我便宜。而阿拔圖則是個理想的朋友，他精明而不損友。

我當時並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總知道每一個人的事，雖然他不懂德文、波蘭文和法文）在工廠有個地下打火機製造業，有人利用閒餘為大官、平民做打火機。那麼，火石有銷路了，但它尺寸得很小。我們怎麼把它切小呢？「別煩，」他說，「讓我來，你只管偷。」

第二天，我毫無困難照阿拔圖的指示去做。

早上十點左右，空襲警報拉起。警報並不新鮮，但每次我們——我們及所有人仍骨頭發麻。那不像人間的聲音，它出奇響亮，同時往上高拔再降到如雷轟耳。它不可能是隨便發明的，在德國沒有任何事是隨便的，而且它和背景及目標完全配合。

我常想這是個狠毒的音樂家發明的，他披上狼衣在狂風中對著月亮哭號。它挑起恐慌，不只是宣告轟炸將至，也因它本身的恐怖，幾乎像遍地傷獸的哀號。

德國人比我們更怕轟炸，我們反而不怕，因為那不是瞄準我們的，是送給我們敵人的。

幾秒鐘內，我就在實驗室裡了，口袋裝滿了所有的鈰，直接衝回同伴那兒。空中已滿布轟炸機，飄下片片黃單子，上面印著惡劣的嘲諷句子：

Im Bauch kein Fett,

Acht Uhr ins Bett,

Der Arsch kaum warm,

Fliegeralarm!

翻譯出來是：

腸裡沒糖

八點上床

屁股剛到

空襲警報

我們不准進防空洞，而是集合在工廠四周的空地上。

炸彈下來時，我趴在凍泥巴地裡，壓在口袋裡的小棒上，沉思我奇怪的命運，我們如樹葉似的命運以及人類的命運。照阿拔圖說的，打火石的價錢等於一次麵包配給，那就是一天的生命；我至少偷了四十條鈰棒，每條可以做三枚火石，總共就是一百二十枚，是我兩個月和阿拔圖兩個月的生命。

兩個月後，俄國人就會來解放我們了。

最後會是鈰救了我，這個元素我完全不了解，除了那唯一的實際用途。

鈰屬於那模稜、異端的稀土族，它的名字和拉丁文、義大利文的蠟（cera）無關，也不是要紀念它的發現者（老派化學家真謙虛！），而是為慶祝小行星穀神星，因這金屬和這小行星同在西元1801年發現。這也許是一種占星和煉金術的愛戀關係：太陽是金，火星是鐵，那穀神星（Ceres）就一定是鈰（cerium）。

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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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可要小心。

阿拔圖說小棒得祕密用力削，不能讓別人發現我們的祕密。

什麼時候？晚上。哪兒？在大木屋裡、床單下、草褥上，冒著起火，然後遭吊死的危險——這是任何人在房裡點火的處罰。

在事成以後，人們總不大願意批評蠻幹的事，不論做的是自己或他人。也許這次還不夠蠻幹？也許真存在著上帝來保護小孩、蠢蛋和醉鬼？也許這種事比許多其他糟事更重大、更溫暖，所以人們愛談它？

但我們可沒問這些問題；「營」讓我們深諳危險與死亡。

對我們而言，冒險搞吃的完全合乎邏輯，理由簡直明顯。

伙伴們睡時，夜夜我們拿刀幹。

景象淒慘可泣；房內孤燈一盞，暗影中那些臉為睡夢折磨著，帶著死味。下顎大動，都在夢吃。有些人手、腳吊在床外，還有人呻吟說夢話。

但我們倆可醒著。我們用膝蓋頂著被單，在這個小帳下拚命瞎銼，每一下都聽到小爆聲，看到火花上冒，每隔一陣，則停下來看看棒條能不能通過那小洞。如不能，就再銼。如能，就折下收起來。

我們幹了三晚，沒人發現，床單和草褥也沒起火。

我們就是如此賺到麵包，殘活到俄國人來，如此建立信任和友誼。

我的後來已在別書談過。

茂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Bundesarchiv, Bild 192-334 / CC-BY-SA 3.0 [CC BY-SA 3.0 de], via Wikimedia Commons

阿拔圖沒回來，沒留下任何蹤跡。

戰後，他家鄉有個人，半憑想像、半憑謊言，向他媽媽說很多假故事安慰她，騙她錢而以此過活多年。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週期表：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

《週期表》借用科學書名，
包裝了大屠殺劫後餘生的人文關懷。

李維身兼化學家
抗法西斯游擊隊
集中營生還者
作家四種身分

用獨有的筆觸
追憶了他在整個時代中感受到的喜樂與哀戚。

《週期表》呈現了一段不可抹滅的歷史，也存留了人與人交會時的光輝。

千尋帶著無臉男搭上前往救贖的列車，圖片來源：https://goo.gl/sKTo98

                                     

圖片來源：http://bit.ly/1RLPkMs

無臉怪物的詭辯與人心推理迷宮──挑高極致，神奇萬鈞的移動城堡：台中途兒咖啡

                                     

 04-2461 3769  （玉門路近西屯路口、楓康超市旁）

作者：緹拉．瑪潔歐（Tilar J. Mazzeo）

當我夢見來世……那情景總是出現在巴黎麗池酒店。──海明威

當我夢見來世……那情景總是出現在巴黎麗池酒店。

一九四四年五月，世界已經陷入戰火兩、三年，巴黎也遭到占領將近四年。如果戰爭有自己的故事，那麼這個故事很快就要達到高潮。

當然，海明威認為戰爭是一種人類獨有的戲劇性事件，而對於一九四四年春天在歐洲採訪的許多美國記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巴黎。那裡才是主戰場。

海明威認為，最精彩的一類戰役發生在巴黎的麗池酒店，而抱持這項看法的人不只他一個。在咆哮二○年代的全盛期，一直到三○年代初，一群才華洋溢、被稱為「迷惘世代」的美國作家共同在法國首都度過了他們的年輕歲月，而他們的荒謬事蹟也成了酒店傳奇。費茲傑羅曾經夢到與麗池酒店一樣大的鑽石，並思忖「最優秀的美國人為何遊蕩到巴黎」。

費茲傑羅在一九四○年冬天因為心臟病發死於加州。如今，一群麗池酒店過去的常客逐漸回到巴黎，儘管他已不在。回來之後的遭遇，有人快樂，有人悲傷。

但對他們每個人而言，那都是一段迂迴而糾結的旅程，充滿心痛、危險，以及許多險惡的背叛。

對海明威來說，返回巴黎的過程是從英吉利海峽對面一個拚酒夜晚開始的。那裡位於巴黎北方不到三百英哩，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位美國名作家返回巴黎的歷程將令許多人驚訝：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有幾份報紙報導，海明威在倫敦街頭的一場恐怖車禍中身受重傷。

那個麻煩從兩個晚上之前開始，地點是貝爾格雷夫廣場（Belgrave Square）的一場放浪派對，派對在其中一棟帶有露台的古老豪宅內舉行。那些古老豪宅包圍著一座公園，公園此時已經成了戰時停車場，停放坦克、軍事設備，也是外國特派記者經常出沒的地方。

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多切斯特飯店（Dorchester Hotel）的酒吧裡碰到他的老友海明威；這位特派員後來表示，海明威「傷得十分嚴重，但我真的很高興看到他……為了證明我的熱情與財富，我決定在我沒用、又非常昂貴的公寓裡為他舉辦一場派對。」

此外，海明威「老爹」（Papa，他喜歡大家這麼稱呼他）留著一臉髒兮兮的鬍鬚，以掩蓋他皮膚的症狀。如同他朋友卡帕所嘲諷的：「老爹惹上了麻煩……那鬍鬚嚇跑了所有女孩。」他需要振奮一下精神。

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Source:wikipedia）

於是，卡帕用他一向受朋友讚賞的過人技巧，從倫敦黑市蒐集到許多物資，「從某個原子實驗室偷來一個容量十加侖的玻璃罐，」將六個成熟的桃子浸在一瓶昂貴的白蘭地裡，再倒進一箱香檳（戰時售價一瓶三十美元），調製成一種堪稱戰時最危險的派對潘趣酒。然後，卡帕敞開他廣場公寓的大門，請來一批精挑細選、放蕩不羈的倫敦朋友。沒有人意外這場聚會變成一場深夜的飲酒作樂派對。

當派對在一大早逐漸平靜下來時，海明威已經醉得無法開車。事實上，根據所有的報導，他的朋友彼得‧葛羅爾醫師（Peter Gorer）同樣爛醉如泥。不過他們還是開車上路，同時載著葛羅爾醫師的太太，一路飆車返回位於隔壁梅費爾區（Mayfair）的多切斯特飯店。

從一月初開始，戈林指揮的納粹空軍又開始轟炸倫敦都會區，也就是史上所稱的一九四四年「寶貝轟炸」（Baby Blitz）。因為燈火管制，倫敦一片漆黑，嚴格禁止車輛開大燈。但是沒有人想到，那一夜的黑暗竟是這場災難的根源。

這幾個飲酒作樂的男女還來不及上床睡覺，葛羅爾的車子就已失控，迎頭猛烈撞上一座水塔。受傷的他們被緊急送往附近的聖喬治醫院（St. George Hospital）。

海明威身受重傷，撞到擋風玻璃的頭部出現一個大傷口，膝蓋也嚴重受損。

不久之後，卡帕接到醫院的電話，等到他在早上七點鐘抵達急診室的時候，「我看到兩百一十五磅重的老爹躺在手術台上，頭顱整個裂開，鬍鬚上全都是血。醫生準備幫他麻醉，將他的頭縫合起來。老爹客氣地感謝我為他舉辦派對。他要求我去照顧葛羅爾醫師；他開車撞上水塔，傷勢一定也相當嚴重。」

那場車禍造成海明威嚴重腦震盪，應該會讓他躺在病床上，遠離酒精好多天。

不過，他沒有深刻思考自己幸運地與死神擦身而過，下定決心洗心革面，反而想著其他事情。事實上，他的心思大多放在一名個頭嬌小、身材豐滿的藍眼睛美國記者瑪麗‧威爾許（Mary Welsh）身上。

就在幾天前，五月二十二日的午餐上，身穿緊織毛衣、留著一頭褐色捲髮的她，在倫敦的白塔餐廳吸引到他的注意。同樣身為戰地特派記者，瑪麗‧威爾許充滿自信又輕鬆活潑的風采令他深深著迷。當時她正在與另一名戰地記者兼小說家、在紐約土生土長的爾文‧蕭（Irwin Shaw）共進午餐。

那個星期，同盟國的戰地特派記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至倫敦，他們全都鎖定同一個目標：率先從解放後的巴黎發出第一篇報導。

可是，海明威與蕭之間的競爭很快就變得更加白熱化。瑪麗‧威爾許恰巧是爾文‧蕭的情人。根據威爾許自己的說詞，她擁有迷人的身形，而且不吝於充分展現這項優點。在那件緊織的毛衣底下，她也不穿胸罩。

 「願上帝保佑編織那件毛衣的機器。」

見到她時，蕭如此讚嘆道。

當他們在房間裡走動時，所有的特派記者紛紛開起玩笑。「好棒的毛衣。」某人吹起了口哨。有人小聲地說：「天氣一暖，好風景果然都冒出來了，對不對？」還有人說：「瑪麗，我想見識更多的你。」

海明威看了一眼之後說：「蕭，將我介紹給你朋友。」

當然，爾文‧蕭做了那次改變命運的介紹。該來的怎麼樣也擋不了。

瑪麗為《時代》雜誌撰稿，海明威大膽問她改天能否單獨與他共進午餐。所以，要是她除了是蕭的女朋友，正好也是諾爾‧蒙克斯太太（Mrs. Noel Monks）[1]，另一個人的老婆呢？海明威為了她神魂顛倒，對方顯然也有這種感覺。

此外，還有一個複雜的因素出現：另一位名叫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的美國戰地特派記者也啟程前往倫敦。「瑪蒂」（Marty，她的朋友都如此稱呼她）一心想回到巴黎，也希望採訪這則重大新聞，而她恰好就是海明威太太。

另一位名叫瑪莎‧蓋爾霍恩的美國戰地特派記者也啟程前往倫敦。（Source:wikipedia）

事實上，在卡帕瘋狂派對的那一夜，瑪莎才剛抵達倫敦，身體極度不適。她從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就登上一艘橫越大西洋的戰爭運輸艦，艦上載著炸藥，而她是唯一的平民。

《柯立爾》（Collier’s）雜誌是她發揮戰時新聞報導專長的園地。為了替該雜誌採訪而用這種方式重返歐洲，風險其實不小。

那年春天，武器運輸艦是具有高度攻擊價值的目標，而她竟然甘冒驚人的風險，搭上那艘船。那個月，德國潛水艇在大西洋上擊沉了三艘同盟國船艦以及一艘美國護航航空母艦。由於風險實在太高，邱吉爾後來在回憶錄中承認：「唯一真正令我喪膽的是恐怖的德國U型潛水艇。」二次大戰期間，有數萬名水手在從美國運輸補給品到英國的過程中，命喪大海。在整趟航程中，只要海平面上有任何物體靠近，艦長就不斷鳴笛。瑪莎嘲諷地說，那個笛聲代表「老天，別撞上我，你這個畜生，我會爆炸的。」

瑪莎登上那艘運輸艦，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她發現那是她能橫渡大西洋的唯一途徑。由於海明威言行不一，她發覺自己面臨一個緊急狀況。那年春天，歐洲戰區即將有大事發生。戰爭的熱度急遽升高，同盟國此時幾乎夜夜轟炸法國。親臨現場是她身為特派記者夢寐以求的事。

海明威不只搶走了她在《柯立爾》雜誌的採訪任務，導致她沒有獲得可採訪到一九九四年夏天的官方媒體採訪許可，無法正式參與──他也拒絕幫她在泛美航空的班機上弄到一個座位。那架班機將從紐約市起飛，提早在大家都知道法國即將發生重大事件的那幾個星期之前，將記者載運到英國。

「噢，不，我辦不到。」海明威在紐約就這麼告訴她，「他們只載男人。」他十分清楚，那架班機上當然還有其他女性特派記者。他純粹是希望自己的太太留在家裡，表現得像個女人。

對於瑪莎來說，這個打擊既殘酷又令人心碎。「看起來，」她絕望地告訴一個朋友，「我即將失去世界上我最在乎、希望能看見或寫出來的事情，那可能也是我此生中最在乎的事情。」在同盟國入侵法國期間袖手旁觀，將比「我現在的心態需要更多的謙卑以及良好的判斷力」；她實在太瞭解她的丈夫，因而懷疑教導她謙卑是他想要給她一個教訓。他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專業上的嫉妒和暗中相互較勁，這段感情此時已經嚴重崩解。

那天下午抵達利物浦的碼頭時，瑪莎已經在一艘挪威貨船上待了十七天，心中累積了無比憤怒。

那天下午抵達利物浦的碼頭時，瑪莎已經在一艘挪威貨船上待了十七天，心中累積了無比憤怒。（Source:wikipedia）

等到她設法到達倫敦，將行李放進他們夫妻在多切斯特飯店的房間內，海明威早已回到他在倫敦醫院的病房，與蕭和卡帕一起狂歡。儘管他腦震盪，頭上還裹著白紗布繃帶，病床底下卻有空的酒瓶和香檳瓶。

卡帕是他們夫妻倆最親近的共同朋友之一，他曾經在一九四○年為《生活》雜誌拍攝瑪莎與海明威的婚禮。這段作家與記者的名人婚姻曾經是一條重大新聞。現在，這位攝影師卻在醫院病房裡拍攝醉醺醺的海明威光屁股的照片，後者還開心地穿著病袍擺姿勢，與羅伯特‧卡帕年輕漂亮的紅髮女友，綽號「小粉紅」的伊蓮‧賈斯汀（Elaine Justin）合照。

在他的朋友眼中，老爹總喜歡表現幽默搞笑的男子氣概。但是即便他在媒體採訪許可那件事上騙了她，他還是希望自己受傷之後，太太能給他妻子的溫柔，而不是嚴厲的務實態度。

不幸的是，瑪莎沒什麼心情同情他。

海明威「假裝身受重傷」只是讓她瞧不起他的誇張行徑和自艾自憐罷了。

畢竟，如同瑪莎所言：「如果真的腦震盪，他根本不可能跟兄弟們飲酒作樂。」他是在誇大：吹噓自己的大膽行為，一如往常地吹牛。再度與死神擦身而過，是老掉牙的海明威故事情節之一，而此時此刻，她已經聽得有點厭煩了。

夫妻倆在醫院病房裡吵得不可開交，事後瑪莎並沒有留下來照顧這位討厭的病人。然而，活潑的瑪麗‧威爾許後來蹦蹦跳跳地來到他的病房，並帶著一束春天的鬱金香和水仙，還有足以融化人心的同情。就老爹的角度來看，這樣就夠了。

瑪莎不知道的是，某一天晚上在瑪麗‧威爾許的多切斯特飯店房間裡，海明威差不多已經向她求婚了。

「我不瞭解你，」某個溫暖的春夜，天地因空襲而一片漆黑，兩人坐在她的床上，他告訴她，「但我想娶你。你充滿了活力，美麗得宛如五月蝴蝶。我現在就想娶你，希望有一天能與你共結連理。有一天，或許你也想要嫁給我。」這位文學巨擘如此強烈的求愛攻勢，並沒有把瑪麗嚇跑。

海明威與瑪麗（Source:wikipedia）

幾天之後，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海明威出院。

為了避開無止盡的「老爹」派對和他為了她未盡妻子義務而發表長篇大論，瑪莎獨自搬進了多切斯特飯店頂樓房間。這段婚姻陷入困境，她感到悲慘而痛苦，但也認為雙方的爭執會像往常一樣，隨著時間煙消雲散。

在多切斯特飯店二樓，海明威與瑪麗‧威爾許所想的卻是別的事情。海明威對瑪麗說：「這場戰爭可能讓我們分離一陣子，但我們必須展開我們的聯合作戰行動。」

早在紐約的時候，瑪莎‧蓋爾霍恩和海明威這兩位知名記者之間就上演了一場欺騙與背叛的戲碼，《柯立爾》雜誌的事件對海明威而言是一場痛苦的勝利。

然而，兩人之間的敵意才正要快速升高，後面還將出現風險更高、一山還有一山高的伎倆。最後，他們的故事將在法國劃下句點，並且在那年夏天結束之前，帶領他們以及羅伯特‧卡帕和瑪麗‧威爾許回到巴黎麗池酒店。

無論如何，從某些角度來看，他們的故事全都是從麗池酒店展開的。

無論如何，從某些角度來看，他們的故事全都是從麗池酒店展開的。（Source:Welshdan@Flickr）

[1]諾爾‧蒙克斯是來自澳洲的記者，瑪麗當時的丈夫。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之《烽火巴黎眾生相：麗池酒店內上演的諜報密謀和生死愛欲》

這間傳奇酒店也是一座歷史舞台。
當法國戰場烽火連天，
這些傳奇人物——將軍、女伶、作家、酒保、富商、間諜——
也齊聚麗池，
淋漓盡致地上演他們對國家的忠誠與背叛，
人性的良善與卑劣，
還有男男女女永難掙脫的愛欲執迷。

作者：艾芙琳‧博洛克─達諾（Évelyne Bloch-Dano）

法式園林：智識的園林藝術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

法式園林，嚴肅生硬？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香提伊城堡（Chantilly）、沃子爵城堡（Vaux-le-Vicomte）或凡爾賽宮，千篇一律的單調？

拜訪傑作，打造的藝術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大師之作

您一定很久沒去那裡逛逛了⋯⋯。

沃子爵城堡（Source:Marilane Borges@Flickr）

把那兒的夏天留給觀光客，秋天到來時，去園中散步，欣賞金黃落葉浮於凡爾賽大運河的水面上，冬天時積雪畫出園圃的輪廓，或者在春天，欣賞鳥兒拍翅飛起時如何令灌木樹叢稍稍震晃。

繽紛花卉點綴園圃，法蘭西島善變的天空倒影在如鏡的水面，景色向遠方延伸無止盡，噴泉朝太陽擲注水花濺出虹光，呈星狀的通道，隱蔽的樹叢，大片茂密的森林，對稱與奇想的遊戲，植栽組成的圖毯配合行走路線的韻律一路鋪展開來，為我們帶來一幅融合藝術與自然的變幻景觀，一場精神與感官的饗宴。

園林參與了法國文化裡一段獨特的時刻，在那時期，笛卡爾（Descar tes）、巴斯卡（Pasca l）、莫里哀（Molière）、拉封丹（La Fontaine）、拉辛（Racine）等作家紛紛冒出頭，當然也包括畫家普桑（Poussin）、勒‧洛漢（le Lorra in）、建築師勒‧沃（Louis Le Vau）、蒙沙（François Mansart）、勒‧布朗（Charles LeBrun）以及勒‧ 諾特爾。

法式園林來自於各種要素的多樣性，以及懂得綜合這些要素的天才創造者。

在此世紀之間，科學經驗的成果，特別是光學與天文學的進展，大幅改變了空間的展現，以及人在世界的位置，因此也同時改變了人類的宇宙想像。此外，還得加上對於自然科學與數學的興趣，以及笛卡爾主義的影響。

一六三○年前後，一個奇特罕見的時代，當時一方面有對於巫術的控告，像是神父烏爾班‧格朗迪耶（Urbain Grandier）因被控盧丹（Loudun）惡魔附身事件而遭處刑，同時笛卡爾出版了《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另外還有巴洛克劇場的仙子魔法劇、古典悲劇的三一律等等。

路易十三的宰相、樞機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上任後確立皇家的中央集權，行使君主專制，導致佩劍貴族的勢力消退。大型莊園隨之轉型，園林因此參與到這一波新的皇家行動。園林之中最壯麗的都進入君主制的歸屬計畫。

關於這門園林藝術的基礎文獻延續了文藝復興的知識傳承，並且對於自然科學方面的新近研究成果有更多著墨。

工程師莎洛蒙‧ 德‧高斯（Salomon de Caus）自一六一二年起編撰《運用陰影與鏡像原理的透視法》（La Perspective avec la raison des ombres et des miroirs），特別闡明水和視覺的遊戲在園林藝術裡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賈克‧波伊叟（Jacque Boyceau）在其著作《根據自然與藝術原理的園藝論著》（Traitéde jardinage selon les raison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 ）中，不僅堅持植物世界的對稱性，也堅持拉長的遠景和勻稱比例的掌握。

笛卡爾的《折光學》（La Dioptrique），義大利物理學家托里切利（Torricelli）以及巴斯卡兩人關於水力的實驗研究，則運用於大量水流系統的設計。至於安德烈‧莫列（André Mollet），他的著作《樂活園林》（Jardin de plaisir）則描繪出法式園林的系譜和大體樣貌。此著作翻譯成瑞典文（莫列同笛卡爾一樣，為瑞典女王服務）和英文，為這門藝術豎立威望並影響全歐洲。

然而，園林藝術裡最富盛名與才分的設計師，卻未留下任何理論著作，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他所寫的相關文獻。

安德烈‧勒‧諾特爾的承襲，存在於每一座他一手打造或是有他重要參與及貢獻心力的城堡園林：阿內、布盧瓦（Blois）、香波爾（Chambord）、香提伊、楓丹白露、曼特儂（Maintenon）、瑪爾利（Marly）、盧森堡、皇家宮殿、杜樂麗、聖克盧（Saint-Cloud）、聖日耳曼昂萊、聖芒戴（Saint-Mandé）、印璽城堡（Sceaux）、凡森，以及當然不可忽視的沃子爵城堡和凡爾賽宮。

此外，也得加上他在其他地方的作品，柏林、哥本哈根、格林威治、溫莎、荷蘭羅宮、都靈等等，以及其他族繁不及備載。

總之，光是經由可靠文獻的記載，便已證明他主導的園林超過七十座之多，尚有另外十多座也可能是他所為。

安德烈‧勒‧諾特爾（Source:Wikipedia）

身為國王園丁之孫與之子，他從小在父親負責的杜樂麗花園長大。他的人生道路自他誕生的那一刻起就為他規劃好，既然他身處一個行家聚集的王朝中心。教導他園藝課程的導師們，都是這一行的佼佼者。

患有閱讀障礙，他留下的寥寥字跡可見一斑，即使如此，他的雙手靈巧而心靈健全。

他在畫家西蒙‧烏偉（Simon Vouet）的工坊中度過幾年的歲月，習得一身繪畫技能和透視法的技藝。他因此對繪畫有極度的敏感，而他的藝術收藏亦證明了他的品味與事業上的成功。普桑與洛漢的畫作，是其中最珍貴的收藏。他們的畫作對勒‧諾特爾產生的影響明顯可見，特別展現於景物組構與光影的運用。

他也經常與各知識圈往來。他的事業耀眼、成就輝煌，不僅因為他的才華，也因為此職業最不可或缺的部份—他的支持者。路易十三的弟弟、奧爾良公爵加思東（Gaston d’Orléans），擁有眾多城堡莊園和領地的孔代親王（le princede Condé），再來尤其是，財政總管沃子爵尼可拉斯‧富凱（Nicola sFouquet）將許多重要工程託付予他。

財政總管沃子爵尼可拉斯‧富凱（Source:Wikipedia）

他同畫家勒‧布朗和建築師勒沃合作，擔任子爵城堡的園林設計師，為此，他還找來了當時無人能出其右的傑出工程師，例如：水力工程師克勞德‧侯比亞（Claude Robillard），或園藝大師安端‧圖美爾（Antoine Trumel）。

勒‧諾特爾在這座園林裡徹底實踐他的方法論，著重於地形地勢的起伏立體，巧妙地運用景觀透視的變形歪像與延長，以及在園林內佈置各種水景水力系統。這是一個全面考量的完整概念，同時仔細思量地勢與建築的困難挑戰。

整體景觀完全更新，一切就因一座佔地三十三公頃的園林，園林誕生的同時也施展了景觀的魔法。之後還要再經過二十年的時間來統整這塊領地，以及十多年的時間讓這裡能與一六六一年八月十七日演出的仙子魔法劇之夢幻相稱，而這場宴會之後不用多久，沃子爵城堡的領主尼可拉斯‧富凱就因其炫富行為激怒路易十四，遭到逮捕。

出於對自然知識的豐富認識，拉封丹（La Fontaine）在他的詩作園林頌歌〈沃子爵城堡之夢〉（Le Songe de Vaux）開首前的致讀者中特別提醒，一座園林的形成需要時間。根據《玫瑰傳奇》和《普力菲羅的尋愛綺夢》兩部名著的靈感，拉封丹選擇了這一類型的文學創作，表明他那帶有些未雨綢繆的真切提醒：

正如沃子爵城堡的園林甫栽新植，我無法就此景況描述，不然我只能給個不怎麼有趣的想像，而這想像，和二十年之後的景色相比，肯定一點也不相像。

他歌頌「果園、園林、花園」，瀑布流洩的「液態水晶」。在他之前，瑪德蓮‧德‧斯居黛麗（Madeleine de Scudéry），《克萊麗的羅曼史》（Clélie, histoire romaine）的作者，便已讚頌過沃子爵城堡的園林是「藝術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大師之作」。

人們過去總為輪廓線條開展的工整勻稱感到訝異。但是所有置身於沃子爵城堡的人，反而驚豔於景觀的變化，隨著漫步園林的動線一路起伏展現，全因設計師深諳空間的巧妙布局。

此處的勻稱不在於以同一種手法重複圖樣，而是設法平衡兩個不同的地形區塊，以同時達到多樣與和諧的效果。如同勒‧諾特爾的傳記作家帕翠西亞‧布舍諾─戴尚（Patricia Bouchenot-Déchin）所作的總結：

遠不同於過去僵化的形式，參觀者就好比亞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畫中的人物，可以從露天平台或陽台上，擁抱風景、一覽無遺，勒‧諾特爾的園林得靠邁開步伐四處遍走才得以深入體會；這裡儘是魔法的施展，而園圃的線條輪廓，表面上看來簡單，卻創造出視覺的動態，展現它們的豐富與複雜。

一六五七年，勒‧諾特爾成為法國建造與手工製造的督察總長。他身為國王的製圖師和園丁、構想者和景觀設計師，卻也是空間的建築師，他的改造更勝於建築的原貌。他讓我們理解，就本質而言，一座園林向來就是景觀建築與土地勞動的綜合成果。

「偉大的園藝創造者」，荷蘭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克里斯提昂‧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如此稱呼他，勒‧諾特爾就彷彿有許多分身似的，穿梭在那些施展著鬼斧神工的工地之間。

幸而有他，義大利式的庭園黯然失色。

為路易十四服務、為他建造園林、歌頌榮耀的重大時刻也在此時到來。在沃子爵城堡，君王意識到，透過這樣的才華，將為自己帶來藝術與政治上的何等好處。

路易十四（Source:Wikipedia）

路易十四當時二十二歲。還得等到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凡爾賽宮的園林才能稍具完貌。大運河直到一六六八年才挖掘完成，而這也是動工七年後的事了。

園林的養成時間漫長。沒有耐心，它就不存在。我們從勒‧諾特爾在收購土地前的整體規劃中，便能從中證明。他首先就必須面對預定地的種種困難：缺少流動的水源、土壤的性質、技術與財政上的擔憂。但是勒‧諾特爾這樣一個「老好人」的眼中有著願景。他有堅忍的耐力，也有足夠必要的柔軟身段，特別是當我們服侍的是君王。

建造園林還需要上百個工人搬運土壤，好在小徑邊上種植成千上萬的樹、園圃裡種植小灌木和樹叢，也需要工人挖掘運河和水池，同時得在這沼澤地區抵抗橫行肆虐的瘧疾；需要眾多馬匹拉車，需要工程師規劃整頓三十公里的運河開鑿，工程之精令運河直到今日仍狀態良好，需要噴泉設計師令水池生氣蓬勃、設計噴泉花樣，需要雕刻師或鑄鐵匠打造出勒‧布朗草畫的雕像，當然還要最好的園丁群，耕種橘園裡嬌貴的花卉、小灌木叢，菜園裡的果樹、蔬菜，在園圃裡修剪細緻的植栽網，顏色多種，根據礫石、土壤或碎磚的顏色變化，以此保持小徑、黃楊木和草坪的形狀。

不能忽略本質：植栽。

玫瑰色的茉莉，和四處種滿、到了冬天便結實累累的柑橙樹，在特里亞農宮（Trianon）的園徑上芬芳飄香。路易十四的情婦、秘密結婚的第二任妻子曼特儂夫人，在信件裡讚嘆：

所有的夜晚都為花園裡的花所取代。我們在晚香玉的芬芳中睡去，在茉莉或紫羅蘭的香氣中甦醒。每日都有事物在變化；周遭的佈置就像是仙女們在這裡施展的魔法；這裡的景觀日日不同，前一晚看到一座池塘，隔天卻是灌木叢；原本是座森林，再看到卻成了丘陵，一座魚池或是用甜點的瓷器涼亭。

周遭的佈置就像是仙女們在這裡施展的魔法（Source:wikipedia）

勒‧ 諾特爾監管一切。國王信任他。他們一起測量土地，路易十四甚至寫下具有二十五項要點的指南《展現凡爾賽園林的方法》（Manièrede montrer les jardins de Versailles）。他還記下了蒙沙閒聊時的話語，「到處都要散發初端的氣息」，後者為園林規劃亦貢獻不少心力。由建築師克勞德‧珮侯（Claude Perrault）設計的龍池，或是配備代表伊索寓言的三十九個噴泉的迷宮，皆飾有班瑟哈德（Benserade）的十四行詩，以示王儲教育帶給他的王位正統性。

在這塊最終佔地一萬五千公頃的領地上，他們還搭建了一座動物園、一座橘園，當然，絕不可少的是，由拉坎蒂尼（Jean-Baptiste de L aQuintinie）一手打造壯觀的國王菜園，也唯有他被准許入園參觀。身為園藝家、農學家、植物學家，這位菜園溫室先驅為國王對新鮮蔬果的饞嘴講究創造了解決之道。一切設置都為了以自然來榮耀君主專制。路易十四自號的太陽王神話則用以規劃整體概念。

第一座水池、再來是大運河與其支流形成的十字狀，然後是最後一座水池，組成一個擴大的區塊並彼此接合。它們在配置與設計上的相似是為了視覺上的幻覺。延長放慢的透視景觀，帶領眼睛望向大運河開向遠方的地平線，這正是因為預先構想到，每年九月六日那光榮的一日，國王誕生的日子，太陽將會在那一方位落下。長長的林蔭園徑，經過精密的比例分配計算，給予人一種視覺上規律和直線排列的印象，同時，位於鏡廳前的大片水池，將建築立面輝映得更加光亮燦爛。

在放射狀的通道襯托下，阿波羅與太陽王的主要構想階段完成後，園內的雕像自一六七四年開始以四的韻律感統整安置，四的概念和園林藝術一樣古老：四元素、四季、世界的四方、四種體液（黃膽汁、黑膽汁、黏液、血液）、四類詩（英雄史詩、田園詩、抒情詩、諷刺詩）、一日四時，以及與伊甸和豐饒主題的連結──四條灌溉法國的大河（加隆河、塞納河、羅亞爾河、隆河）。

雕像藝術靈感源自古希臘時代，具有編制的精神意志和古典主義的風格化。然而要認識並喜愛凡爾賽的園林藝術，唯有敏感於光影的巧妙遊戲、葉叢的輕顫擺動、泉水的噴湧，敏感於這場結合所有元素、讓彼此和諧演奏的總體歌劇，這場激盪所有感官的歌劇。

勒‧諾特爾力求「美」與「自然」，從這點上堅守古典美學。「在他身上，智識的勝利絲毫未減敏感的精細」，詩人亨利‧ 德‧黑尼耶（Henri de Régnier）如此註解。至於美，誰能否認呢？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時代之理型。

同時是政治性的投射、景觀的創造、再現與歡慶樂趣的地方—打獵、盛宴、劇場、音樂、散步、吃甜點—，凡爾賽園林歷經眾多季節和世紀，一如拉封丹所預見的：

只要我們擁有雙眼，只要我們鍾愛花神，園林仙女將無盡讚頌這懂得安居豐美的藝術。

──《賽姬與丘比特之愛》（Les Amours de Psyché et de Cupidon）

凡爾賽成為全歐洲的典範，必得追求的建築理型，其他君王的政治挑戰。

同樣地，這「智識的園林」（記者與報刊主編柯沛丘〔LucienCorpechot，1871~1944〕之語）變成一個概念的象徵，而這概念就是世紀末與隨後世紀的人們將不再一顧的古典美學。

得等到二十世紀，某些建築師和都市規劃師，例如：柯比意（Le Corbusier）、亨利‧ 普斯特（Henri Prost）或希格弗萊德‧ 基迪恩（Sigfried Giedion），才又從中看到了現代都會空間的模範。

只要我們擁有雙眼，只要我們鍾愛花神，園林仙女將無盡讚頌這懂得安居豐美的藝術。（Source:Denis@Flickr）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花園的故事：一趟穿越歷史的漫步，去拜訪法國文豪筆下的花園》

花園是面鏡子。
告訴我，你夢想著哪一種花園？
我便能告訴你──你是誰。

從12世紀開始，
花園變成藝術和文學的主題，
是屬於作者想像的向量空間，
在小說裡扮演不凡的角色。
作家們以文字打造了他們的花園
──私密的微型宇宙。

花園為我們揭開作家的想像，
和其寫作藝術的獨特形式；
而當我們翻頁時，
這世界的本質會從書頁間自行流露。

上個月我們從邱妙津跟賴香吟的兩本書中，讀到同樣身為作家的兩人，在各自的文本中提及與緬懷彼此，這一種「以小說與故友對話」的方式難免讓人感到物是人非的蒼涼。第三組書我選擇了《冷靜與熱情之間》，這本由兩位日本作家所共同創作的一本書，一開始是以交替連載的方式刊登於雜誌上，最後集結出版成兩本可以獨立閱讀，也可以交互參照的同名小說。藍本由辻仁成撰寫，紅本則由江國香織寫成。小說於1999年發行，兩年後改編成同名電影，由竹野內豐與陳慧琳所主演，竹野內豐更是憑藉著這部電影，獲得了第25回日本奧斯卡（日本學院獎）最佳男主角。也因為小說跟電影獲得的成功，讓辻仁成跟江國香織在十年後又以相似的手法合作出版了《左岸：我們之間，一條愛的河流》及《右岸：我們之間，一條愛的河流》。

《戀夏500日》電影圖片，圖片來源：http://goo.gl/vpZG4G。

不論什麼樣的戀情，每個人的持分都只有二分之一。——江國香織

以男女不同視角去呈現同一段戀情的方式，在電影中也有過經典之作，《戀夏500日》（500 Days of Summer）巧妙地將男人與女人天差地遠的思考模式以幽默的方式呈現在電影中，《因為愛情》（The Disappearance of Eleanor Rigby）更是進一步將男女視角化作兩部電影。但這兩部電影說穿了還是以同一個導演及編劇去編織細節，即使編導力求公平地去陳述及呈現男女主角的心情，仍然無法徹底擺脫傾向某一個愛情觀的偏頗，以《戀夏》來說，男主角Tom的不懂女人心顯得純情可愛，女主角Summer的自信果斷則難免讓人感到有些無情，甚至是讓人感到女主角不過就是個「必取」（Bitch）。

《冷靜與熱情之間》日文版封面，圖片來源：http://goo.gl/zwbBBH。

也因此，辻仁成跟江國香織的這場合作更顯得珍貴及獨特。他們像是分別做為男性及女性的代表，來進行一場愛情觀的辯論交鋒，同時，這也是一場身為小說家同行間的較勁，在同一個舞台各顯身手。故事的設定很簡單，一對學生時代的戀人，許諾要在十年後、也就是女主角葵30歲生日的這一天，一同去看義大利佛羅倫斯大教堂。沒想到，在許下約定沒多久後他們就分手了。如今他們各自有戀愛的對象，看似已經將過往徹底塵封、擁抱新生活的兩人，隨著約定的日期逐漸逼近，過往那段沒有結果的戀愛回憶反而越發鮮明起來，他們會拋下現在的戀人去赴約嗎？赴約以後，他們是可以破鏡重圓，還是終究發現無法克服中間失落的時光？

江國香織的文字細膩，對於故事氛圍的營造亦相當拿手，那種澄澈透明的感覺就像她的簽名一樣，是旁人模仿不來也假造不了的。比較可惜的是，故事整體結構略嫌鬆散，女主角葵就像是遮著一層神秘面紗，讓周圍的朋友戀人感受不到她的情緒，連帶著讀者都摸不透她內心的真正想法，這樣的距離感讓讀者很難進入她的世界，進而去體會或體諒她所做出的每個選擇。

《冷靜與熱情之間》電影劇照，男主角阿形順正由竹野內豐飾演，圖片來源：http://goo.gl/MmS0XQ。

西元已過兩千年，我還是過著緊抓住八年前記憶不放的生活。人類是結合希望和未來的動物。但我不是，是從事修復士工作、珍惜過去而活的小動物。——阿形順正

相對而言，辻仁成則是將男主角阿形順正的職業與人生觀，做了相當細緻的連結。大學時原本專攻日本文學，但在畢業以後反而成為了一個畫作修復師，並且選擇離開日本跟紐約，到義大利的佛羅倫斯生活。

「看看這個城市，這是個倒退回到過去的城市，每個人都活在過去，到處看不到現代的高樓大廈。看看這裡，時間從中世紀時代以來就靜止的城市。為了守住歷史而犧牲未來的城市」，辻仁成藉由書中另一個角色點出了佛羅倫斯這個城市的歷史性，同時也影射了男主角順正讓自己被過去給束縛的人生，跟這個城市一樣停滯不前。

另一方面，身為專業修復師的他，可以讓古畫在經歷時間的摧殘以後恢復原本亮麗的樣貌，他卻修復不了自己遍體鱗傷的心，修復不了這個看不見未來的人生。而在描寫男主角與周遭角色的互動上，順正與老師喬凡娜、爺爺還有現任戀人芽實，也都更有溫度，並且展現出他面對不同人時的差異性，也讓他的生活比起葵更有色彩一些。

戀愛，一個人是沒法談的。戀愛小說也是，比起一個人寫來，兩個人來寫豈不更有趣些？……簡單，然而迄今為止卻不曾有人想到過的這個主意。——《冷靜與熱情之間》責任編輯武內由佳

過去習慣於選擇其中一本讀到完，但這次重讀時我刻意貼近他們當初連載的方式，先讀紅本第一章再讀藍本第一章這樣交錯著讀，這樣的讀法很有意思，也似乎更能感覺得出這兩位作家藉由文本進行對話的感覺，那就像是交換日記一樣，也像是辻仁成所說的，「連載像通信。我總是樂享她送來的原稿，心想不能讓她贏了而燃起鬥志。」要如何去處理對方丟出來的線索，如何回應對方寫出來的梗，若不是百分之百信任對方的寫作功力，也許做不到這樣一經刊登，就無法修改的接力連載吧。

《冷靜與熱情之間》電影海報，圖片來源：http://goo.gl/yJxiVa。

比如說在第十章，當江國香織寫了，「我的原野，La mia campagna。我曾有過這麼稱呼他的心愛男人。像原野般遼闊、以樂天的表情笑著的人。像原野般纖細、但內心某處又含著野蠻的人。」

辻仁成像是要做出呼應般寫道，「我的廣場。我曾經有個這樣稱呼她的心愛女人。對無法和周圍融洽相處而活得難過的我來說，她就像是窄巷盡頭突然視界大開的廣場般清幽的存在。我像無所事事、時間多得無處打發而常去廣場蹓躂的老人般，每天去拜訪她。」

原野與廣場，都是一個開闊而讓人得以感覺到放鬆的地方，並且就像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地方般，一直存在在原地包容著前來尋求慰藉的人們。以這兩個名詞來形容深愛過的男人╱女人，更顯現出那段愛情有多麼獨一無二，多麼令人眷戀不捨。但這兩者在相似之外，也有著相異的特質，原野是野性奔放的、正如同男主角順正那樣有著吞噬人的熱情，而廣場則帶著人工的生硬、與女主角冷靜到不讓情緒外顯的個性亦很符合。

又比方說辻仁成在第八章時寫到男主角順正寫了一封懺悔信給葵，但信的內容卻是由江國香織在第九章中寫成，於是兩者之間的分工界線變得模糊了起來，江國香織所描寫的順正跟辻仁成不盡然相同，同樣地辻仁成也能勾勒出江國香織所沒能描繪出的葵。也許這也如同戀愛本身一樣吧，我們不但只能持有二分之一的戀情，同時我們也無法掌握自己在對方的眼中會是什麼模樣，自己在談戀愛的過程裡，又有多少自己所不知道的樣貌及性格被對方給召喚出來。

順正與葵所約定見面的地方，佛羅倫斯大教堂，又名百花大教堂，圖片來源：https://goo.gl/dpNMPB。

在結局的處理上，兩位作家分別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做出了抉擇，這或許代表了他們各自的愛情觀，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不同讀者的期待。沒有結果的戀愛總是格外讓人魂牽夢縈，並非因為愛情已經磨損殆盡而結束的愛情，更是讓人難以割捨遺忘，但是在真的重逢之後，又真的能讓一切回到分開前的甜蜜契合嗎？冷靜與熱情之間，理性與感性之間，過去與未來之間，如果是你，又會做出什麼選擇呢？

作者：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去歲（2015年）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了《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記錄》，這是由許雪姬教授與王昭文教授兩人接力，歷經長年來的訪談而完成的口述歷史專刊，這本書也可把它稱為「林瑞明前傳」。

林瑞明教授 1950年出生於台南西港，不過由於自唸小學起，一路從立人國小、台南市中、台南一中，進而轉進台北建國中學、成功大學和台灣大學研究所，以至在退伍後回到母校成功大學歷史系任教又從助教一路到榮譽教授迄今，幾乎都生活在府城，所以其一生堪稱「正港的府城人」。

本書口述的順序與一般口述歷史的體例相同，採時間序，從「家庭與童年」、「從小學到初中」、「讀了兩所高中」、「大學生涯」、「研究所與軍旅」、「初任教職」、「台灣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突破」、「接掌國家臺灣文學館」、「腎病折磨」、「關心民主運動和學運」、「漫談台灣文學界和文史研究界」（按：人物論）、「詩人林梵的復歸」和「詩人之心」，詳細介紹了台灣文學史學家林瑞明教授兼詩人林梵，「奔流」般的前半生。

所以，這本書不單單只是「憨明」的個人紀錄，同時也是後人要了解戰後七十年來府城的發展史、成大歷史系系史、成功大學校史、白色恐怖戒嚴的歷史，以至解嚴後台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過程，都可透過本書主人公生動活潑時而激動的口吻，像聽故事般娓娓道來。

本書還收錄有陳萬益教授所寫的「躍動的詩魂──林瑞明口述歷史《奔流》序」、王昭文教授寫的「為『真』見證」和共事同好所寫的「我所認識的林瑞明教授」各篇，共十四單元組成全文。最後，附錄則收了「林梵詩選」、「林瑞明教授年表」、「林瑞明教授著作目錄」和「林瑞明教授指導之博士、碩士論文一覽表」。

整本書篇幅超過五百頁，算是一本相當有份量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專書。比起前一本同系列《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的口述歷史專刊（2010年出版），篇幅整整多了快一倍。

書中亦將歷次口訪的時間表整理出來，總計 27次，2009-2010年主要由王昭文教授擔綱，2013-2015年則由許雪姬教授和吳美惠女士聯手。

整整歷時六年，終於在 2015年10月正式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而有趣的是，林瑞明教授也在同年退休，並榮獲本系榮譽教授，從此不再是他最自豪的「陽春教授」。

這本口述史專書，林瑞明教授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一氣呵成，讀者讀來宛如好像在和一位親切又健談的「歐里桑」聊天或聽故事一般。而這其中的故事跨越歷史的長河，奔流於台灣近百年的歷史動盪之中，時而高潮，時而低盪，時而引人激動，時而引人遐思。

這一切都真實反映主人公的真性情，講是非、論公道，然對事毫無掩飾，而對人則不時流露著一絲寬容。而從史論史，主人公歷史系林瑞明教授所述其前半生近七十年的生命經歷，是府城區域史、校史和台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最佳素材；而從詩人林梵來看，當然更是台灣近現代文學史的珍貴資材。

本書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搜羅了林瑞明教授從小到大的「經典照片」，搭配文字的說明與照片的穿插，完全可讓讀者透過照片「玩味」主人翁的時代風華與歲月的痕跡。即使不同時代不同年齡的讀者，也得以藉此嗅到這位退休的「榮譽教授」袒胸露肚的「陽春」時代。只差不像李敖，連「傢伙」都亮出來了。

為何要提到李敖呢？

因為我在閱讀本書時，深深感到林瑞明教授的口述，頗有文星李敖的「氣口」，而且年少時也深受李敖的影響。加上讀完林瑞明教授的口述歷史訪談後，很有一些共鳴，很有一些難以言喻的感覺。似乎感受到學生時代的林瑞明教授所散發出的那種放蕩不羈之氣，有一點寧為自由故，愛情（生命）皆可拋的豪壯，迄今仍未失去。

我不識李敖，亦不清楚他現在的情況，卻也曾經聽聞他轟轟烈烈、放蕩不羈的過去。

因此我告訴我自己，要體會林瑞明的年少輕狂，一定要用比他年少更為輕狂的李敖，才能讓時代連結相互透氣。雖然這樣的比附有點無厘頭，但我必須用無厘頭的思緒，才能寫得出這篇無厘頭的書評。還好，林瑞明教授口述訪談中，對李敖頗有好話，即使如今引用，也不怕李敖突然提告。

林瑞明教授提到，在「大學的時候我也參加西格瑪社，我認為那是最前衛的社團，社團都聚在一起交流想法。可是，歷史系有些同學不讀世界文學名著，我很訝異，加入西格瑪社之後，看他們所讀的文學作品，也有點驚訝。因為很多是我高一、高二已經讀過的，心裡會覺得：『奇怪了，這些東西是國民的基本素養，應該是在高中就讀的，到大學才讀，好像有點慢了。』我確實在中學時代就讀了不少文學名著，所以那段時間裡面，我在文學方面比較『跩』。」

而李敖在回憶錄中也是這麼說的：「在臺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因為很多大學生念的書，我早在小學中學時候就念過了。在知識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李敖回憶錄》，頁124）。李敖1935年出生，林瑞明教授 1950年出生，而我則是 1969年，而 1969年也剛好是成大歷史系創系的時間。標出年代，並非想與兩位大前輩相提並論，而是想讓讀者更能清楚感受到時代的蛻變與世代的差異。

因為我的世代已經從戒嚴到解嚴，思想上是百家爭鳴，但是林瑞明教授這上一世代，卻可說是戒嚴時期下受李敖和文星雜誌的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最直接也最大的一個世代。

1968年林瑞明在讀了兩年台南一中後，因為「嚮往自由」而決定轉學北上就讀建國中學，而就是在高中這段時期，被捲入李敖〈老人與棒子〉的旋風內。

「我想，對我們這一代在中學時期，李敖的影響很大，我自己甚至到了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還滿受《文星》雜誌和李敖著作的影響」、「那時候，我認為他是一個自由的象徵、文化英雄，敢於反叛傳統，對威權人士有所批評，要很大的勇氣。後來我選了歷史系，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也不只是我因而選擇歷史系，我周圍的好幾個朋友選歷史系，跟這個都有所關連。」

書中更透露他在初任教職時，甚至還被調查局約談，「約談的過程對方並不是很兇，就像平常談話這樣子問你，關心你一下，但是你就是會害怕，因為讓你感到受威脅，擔心失去工作」，「這些事我沒有告訴別人，同事和家人應該不知道我有被調查局約談過」。

不僅如此，當時課堂上還有國民黨政府安排的「職業學生」存在。所幸當時歷史系吳振芝主任給了他一些保護，而林瑞明教授也認為當初他能回到成大擔任專任教職，與吳振芝主任的牽成有絕對的關係。

1972年，林瑞明與吳振芝老師師生合影
（來源：成大歷史系）

這些事，都發生在 1980年左右。這段有關成大校園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關聯，剛好可與成大八十年校史系列中的專書《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並而觀之。

不過若講到「職業學生」，不禁令我聯想到 1984年，我還在世界新專編輯採訪科一年級唸書時，發生在班上的事情。時任中國近現代史課程的陳茂進老師有一天如常班走入教室，卻沒有馬上講課，逕自步上講台後於黑板上寫了「多餘的人」四個斗大的字。然後對著全班（甲乙合班）講了一席話，內容雖已模糊，但最後他諄諄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成為「多餘的人」。

原來，在前一次上課時，陳老師好像對於時政有些批評，結果被所謂「職業學生」一狀告到學校。這對我這個剛從鄉下北上唸書的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來說，雖仍一知半解，但是對陳老師所言，卻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沒想過「多餘的人」是那麼切身。

迄今，儘管台灣已非常民主自由，在課堂上，我還是常常把這個親身經驗，告訴年輕的下一代，以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

即使當時的處境如此艱難，而所教授的內容也非專門的台灣文學史或台灣史，而是「中國現代史」，沒有錯，這就是林瑞明教授到成大專任後所教授的必修課。雖然這件事，在最近幾年與林瑞明教授的相處中已聽他說過，不過如今開卷展讀，仍覺興味十足，且更為生動。「如果我完全是依（國民）黨史那一套來講這門課，我會覺得對不起我的學生」，由此可深刻體會到教育，真的是「良心」事業，這一點，從一開始任教到如今退下教職，林瑞明教授可說一以貫之，並且始終以學生為重。

於是，中國現代史這門課在林瑞明教授的傳授下，連續褪下三層殼，從中國文化史、五四運動史，而回到台灣文學史上的賴和。當時夜間部五年級生的陳奮雄銳利的「聽懂」林教授的策略，曾當面向他反映說：「林老師你是雙軌喔，不是單軌的喔！」

林瑞明教授從他父親的經驗，以及自己就學、服役到踏入社會的種種體驗中，確實深受國民黨這個外省人政權的壓迫，也受過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不過，林瑞明教授卻有相當大的包容性。而在書中，林瑞明教授也在許多地方，提及他對台灣的熱愛與認同，台灣的認同對於那一世代來說，不僅經常受到當局者的打壓，而且有時要有冒著生命危險。

林瑞明教授也不諱言中學時期曾對「紅」色中國有過憧憬，但因著周邊的人事和幾個重大事件，讓他對「紅色中國」沒有幻想，而「擁抱生養我的臺灣」，這些人包括林瑞明教授的尊翁、中學同窗也是日後同事的鄭梓教授、知友若林正丈教授，以及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和 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1972年的大學生時的林瑞明。

這樣的台灣認同心境的流轉，到了 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出現與今（2016）年國民黨政權再度被政權輪替，以及在國會立法院長期多數的情形也被打破，可以說讓長期受到國民黨政權壓抑的臺灣認同，可以讓現今仍生活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主人，都可以大聲主張台灣人的認同，而「不必迴避」。

本書與我還有一個有趣的接點，不管林瑞明教授的口述或者李敖回憶錄當中，都提到戰後台灣文學發展中一個出版怪傑，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

「他也是一位怪傑，很有眼光，更是一位文藝青年，只大我一歲，嘉義商職（今嘉義高商）畢業後就到台北打拼，投入出版業，沒考大學；後來，跟王榮文、鄧維楨等人創辦遠景出版社，在 70年代對台灣本土文學護持有功。」

而就在 1970年代末期，李敖也因一連串政治冤獄的蟄伏期間，「在這成熟的復出時刻，一個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顧大樓找到了我，他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並讚美「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並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銷家」（《李敖回憶錄》，頁332-5），1979年6月李敖的《獨白下的傳統》正式出版，李敖復出文壇（按：1963年，李敖即由文星出版了《傳統下的獨白》）。

隔了一個月，林瑞明教授在軍旅生涯時參與編輯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短篇小說集八卷，亦由遠景出版社出版，所編寫的「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也被收錄其中，前者復出文壇，後者初試啼聲，都與沈登恩有關。有趣的是，當我 1991年插班進入台大歷史系就讀後，曾有一段時間在當時位於台大正門新生南路對面的遠景出版社門市工讀，那時店內擺滿林瑞明教授參與或提到的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作品。

當時遠景已因出版世界文學全集而負債累累，不過門市還是繼續撐著，而且還有臺南的成大門市，後來先收攤了。由於我仍只是個門外漢，遂入「寶山」而空手而歸，但也因此與我的頂頭上司沈登恩有了數面之緣， 但沒有太多的交談，因為實際操持門市業務的是沈太太。

後來，知道門市關門、沈登恩先生過世，以及遠景出版社的許多暢銷書版權和出版品被拍賣的新聞時，都會有一些莫名的感傷。沒想到，從這本書得以讓我更深入一步認識沈登恩先生的歷史評價，而像這類的歷史經驗談，平常與林瑞明教授聊天時也不會特別提及。

林瑞明教授在臺灣文學的研究與開展上的功績有目共睹，堪稱戰後研究台灣文學史的先驅者、開創者和傳道者、台灣文學系所和台灣文學館的推動者和奠基者，這些在本書當中已多所著墨，不用本文贅述。但是從口述當中，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研究所時代到台中楊逵東海花園的「留學」生涯，不但札下了林瑞明教授早期挖掘台灣文學史的深度，同時也產生了日後林瑞明教授對於文學與政治間無法切割的化學反應。

而這些都是當時在校園裡、教室內不易感受到的社會脈動。到了研究所畢業去服預官役的林瑞明教授，「把軍旅做為研究所的延續」，還可以去當時主編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鍾肇政家「幫他看看稿子」。

而最能表現台灣文學傳道者角色的，莫過於林瑞明教授最近才卸下擔子的成大歷史系兼台灣文學系教授一職了。

1980-1990年代的林瑞明。

這長達三十五年的教書生涯，林瑞明教授除了要克服當時時代的種種限制（受監視）和陋習之外，還費盡心思導入新氣息來指導學生，繼續幫學生「看稿子（論文）」。所以書中林瑞明教授也記下許多研究文史的竅門，我以為這都是很好的經驗傳承，值得特別引介給年輕學子們。

有關於研究歷史的態度與方法，林瑞明教授書中提到楊雲萍上「台灣史」課程時，便對於連橫《台灣通史》內容的優、缺點有所闡發，「楊老師用這個方式讓我們知道，讀書要很小心，連雅堂那個時代材料來源確實沒有那麼充分」、「老師還會要你找資料最好找到原典，要原典才用，傳抄可能會有很多疏漏。又提醒不要迷信哪一本書，因為每一本書都會有它的條件與限制」等等，「對我來說這個是滿受用的」。

而有關文學寫作的態度和方法上，林瑞明教授以其自身經驗寫道：

「寫詩最重要的還是創意，不是憑空就能產生靈感，要不斷地去想，這些題材要怎樣建立？如何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通常是你沒想到就不會寫，一旦找到一個切入點，馬上就可以出來了。而且，你一想到就得趕緊寫下來，不立即寫會忘記，因此常常是靈感來了，我隨便抓一本筆記本就寫，一下子就寫好。」

「學生的問題就是，比較難做苦工，不願意下死功夫。我常常開玩笑說，做學問哪有什麼方法？做學問就是屁股大就好，屁股大坐得住，這個很重要。會坐得住的原因，一方面是你能夠真正有興趣才坐得住，二方面就是，不要覺得自己有多聰明，要能持續。」

而且，除了屁股要大，腳也要夠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在卸下文學館館長的重任後的 2006年，林教授為了讓心理和身體都獲得充分休息，毅然實踐壯遊四海的計畫，當起環太平洋的背包客，前後一百多天，最後還戲稱自己：「我這個人當學者是當錯啦，應該當流浪漢才對！」不過，自從每週要到成大醫院上「必修課」後，流浪漢註定當不成了。

所幸林瑞明教授雖感無奈，卻又很認命的去上這每週要三個下午的成大醫院必修課，如果當初不是愛上歷史系，如果當初考上醫學系，林瑞明教授可能會成為醫學院學生和醫院護士最歡迎的教授。

可惜現實不是如此，現實的林瑞明教授因公務勞碌而淪為洗腎病人。儘管如此，卻因他認命而知命，而惜命，病中的他不但寫出更豁達、更深刻、更隨性的人生詩篇，也更能體會人生的無常與追求心靈上無拘無束的奔流。

這種愛自由、不喜歡被拘束的天性也直接反映在宗教信仰上，當然林瑞明教授對於任何宗教信仰都尊重且不排斥，但就是不願被單一信仰所套牢。其實不只宗教信仰如此，對於吃的方面，更是如此。

林瑞明教授在系上是出了名「愛吃好料」的老饕，在書中林瑞明教授透露了一段童年與阿嬤生活的對話，阿嬤說：「辛苦賺也要快活吃！」只是，這句話在林瑞明教授於 2008 年再度發病之後，面臨了重大挑戰，甚至因此與多年茹素的師母之間，有了很大的鴻溝；但林瑞明教授依舊不改其志。我想阿嬤的這些話，在林教授的心中，一定產生很大的支撐力量。另一方面，我想則是林瑞明教授的愛好自由、不喜歡被拘束的天性，在這裡又產生了自然抗體所致。

所以即使到現在，林瑞明教授的臉書上，除了台灣俳句的文學創作、放上與孫女同遊的照片外，最多、最日常的就是三餐的美食照，腳踏車一騎、穿過鐵路地下道，府城的小吃和美食盡入口腹之中。我來臺南任職以後，第一次上高級的日本料理店，就是林瑞明教授請我和高淑媛教授去吃的位於民族路上的一家壽司店，此外其他林瑞明教授經常光顧的地方則有位於民權路上的十八卯和公園路上的奉茶。

2001年的林瑞明（右），中為林幼春先生之子，左為賴和先生之子

最後，話說我與林瑞明教授的初對面，是在 2008年 11月成大中文系施懿琳教授（現為臺文系特聘教授）所舉辦的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場「未完成」的對話（當時林教授擔任我的論文評論人，但臨時因身體不適而走下講台休養）。

但沒想到事隔一年多的 2010年 2月，我竟然成了林瑞明教授的同事。

此後，林瑞明教授經常拿書給我，並鼓勵我研究文學。在他的推介之下，有一天我收到台灣文學館寄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從此開啟日後我研究吳新榮「歷史研究」之門，只是對於文學我依舊是門外漢。

這段期間，林瑞明教授總是一有新作發表或覺得可能對我有幫助的出版品，便不辭爬樓梯的辛勞，特地拿到二樓研究給我或與其他老師分享。

於是在歷史系所在這棟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中，經常可看到林瑞明教授的身影，串進串出，上上下下，一面論史，一面說文，有時短暫交談，有時駐足遠望身影，更有時在教師聯誼室閒話政治，讓歷史系館充滿著歷史與文學交錯的氣息。

這一切，都因為有了文學史家林瑞明與詩人林梵與我們同館共居所賜。

而我與書中的主角以及兩位訪談人都有特殊的淵源，我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是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編輯助理。而在我赴日求學完成學位的最後一年，則剛好在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內，完成論文口試並順利取得學位，所以許雪姬教授不僅是我名義上的頂頭上司，同時也是我日後利用日記史料研究歷史的指導老師；而王昭文教授剛好和我同一年成為台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所以我們意外在此成為同窗。

日後，我與本書主角林瑞明教授更成了「同事」！

天下之大，世界之小，似乎都在緣定之中。

所以撰寫這篇短文，實是我的「僭越」之作，因為在學術的倫理上，我僅是林瑞明教授的後生小輩，無足與其平起平坐，更何況對本書他的「口述之文」有所品評？

還好我不是林瑞明教授的入室第子，比較沒有歷史包袱。不過，從我有幸與林瑞明教授「同事」後迄今，我始終以「私淑弟子」自居，加上我的指導教授若林正丈與林瑞明教授不僅同輩又是長年之交，這讓我更是把林瑞明教授視為若林教授的分身，敬愛有加。

幽默大師林語堂在《八十自敘》當中，曾經說「謹慎的批評家為息事寧人而不願說的話，我都敢說。同時，我還發展出一套文風，秘訣是將讀者當做心腹知交，宛如將心底的話向老朋友傾吐」。本書也具備了這兩種特色，一是「直言不諱」，二是「把讀者當老朋友看待」，所以不管你是要認識文學史學家林瑞明，或是想一探詩人林梵的真面目，都可從書中輕易地讀到那種真誠對話的快意（林教授事後透露，這也是訪問人許雪姬教授的堅持，藉以呈現受訪者口述的忠實面貌）。

幽默大師林語堂

於是本書便以林瑞明教授平常即具有的幽默而又帶點諷喻的口吻，娓娓道來這過去六十餘載的人生經歷，並且更往上追溯阿嬤和父親的時代；而透過這條歷史的長河，更映照著台灣社會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局。

對我而言，這本口述訪談紀錄，既是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系系史、成功大學校史、府城文化史和台灣政治史的最佳參考材料，同時也是有志於文史的年輕學子們學習的典型，而長年與「頑疾」善處、交心的生命淬鍊下源源不息的創作，更堪為吾等後生小輩的人生典範。

時光飛影奔，人生隨流轉，故事猶未竟。林瑞明教授‧詩人林梵依舊如常，騎著老舊的兩輪，從歷史系館不斷地來回穿梭於長榮路自宅、成大醫院和府城的巷弄之間，褪去了年少輕狂的狂狷之氣，流露著和煦溫厚又頑皮的笑容，繼續開創生命的詩篇。

作者：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受難者介紹　黃賢忠 1920-1952

廣東陸豐人，一九二○年生，一九四八來臺後任教於中壢私立義民中學。因涉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桃園地區工作委員會中壢支部」姚錦等案而遭判處死刑，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槍決，得年三十三歲；其妻楊環亦因同案遭判有期徒刑五年。

我的尋親故事　黃新華（黃賢忠的女兒）

很早就知道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但從未想到有生之年我能與他相認。

二○一二年是我人生最大轉折的一年。

這一年，我拿到父親的遺書，找到我的哥哥，卻也永遠失去了他。

時間回到九○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在六張犁的亂葬崗陸續被發現，父親也是其中之一。《中國時報》的一篇報導登了父親的名字。我在廣東從未謀面的哥哥，從友人手中輾轉拿到了報紙，看到了父親的名字，便託人到六張犁尋找父親的墓碑。

當時他們以為父親及他在臺的妻子（我母親）都在白色恐怖時遭到槍決，而唯一的妹妹（我）被送至孤兒院，此生應是無緣見面了。

我是在監獄裡生的。一九五二年父親遭到槍決時，我才九個月大，和母親一起被關在監獄裡。

我的母親是臺灣客家人，家中姊妹眾多，只有一個弟弟，我的外公過世得早，貧困的環境激發母親向上的決心。臺灣光復後，她排除萬難，考上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至中壢宋屋國校任教，因深感學識不足，想努力充實自己，便四處參加各項研習。當時的義民中學學風、口碑均佳，且舉辦多場研習會，母親就這樣認識了父親。

曾為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現為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Source:wikipedia）

父親是義民中學的老師，何時來臺的？母親從未提起，即使是她與父親相識的過程，我也是從她在給補償基金會的申請書中得知的。父親大母親十歲，學問極好，對她又溫柔體貼（母親說她婚後不曾煮過一頓飯，都是父親做給她吃），我想這是母親願意嫁給他的原因。

脫離了貧困生活，得到教職，嫁給自己心儀的人，美好的人生才正開始，卻在懷胎七月時被捕入獄。那年她二十一歲，天堂與地獄，竟只一線之隔。

一九五一年九月，母親在獄中生下了我。

次年六月，父親遭到槍決，母親也被判了五年。失去丈夫，失去自由，帶著孤女的她，是怎麼忍過那些漫漫長夜的？我一歲多時，母親覺得監獄的環境實在不適合孩子的成長，便將我送到大同孤兒院。再次的骨肉分離，那種痛，只怕比椎心更甚吧！

孤兒院中的日子，其實我是沒任何印象的（多年後，經母親提起，我才知道，經常在夢中出現的長廊，竟是孤兒院生活的唯一記憶）。但思女心切的母親，常託友人前往探望。

三歲多時，母親請人照了一張我的相片：炎熱的夏天，我穿著一件棉襖坐在院前臺階上。母親當下痛哭，她認為這棉襖應是院中最好的衣物，否則，以臺灣夏天的燠熱，怎麼會讓孩子穿著照相？難道連一件像樣的夏天衣服都沒有？因此，她決定讓我回到外婆家。

外婆家在桃園龍潭鄉大坪村，除了年老的外婆，還有阿姨、姨丈及他們的四個孩子。家是姨丈掌權（我後來才知道這是母親當年急於脫離「可咒」的環境而嫁給父親的原因之一）。我就在外婆家度過了沒有母親的歲月，直到母親出獄，將我帶回她身邊。

出獄後的母親，無法再回到學校教書，身無分文的她，帶著一個女兒，經同學介紹至私立幼稚園任教，卻經常遭管區員警到園方「關切」，不勝其擾，終於決定再婚。她選擇了繼父，是因為繼父對我很好（就是之前去孤兒院看我及為我照相的人），她希望我有個正常的家，有疼我、愛我的父親。

然而，事與願違，隨著兩個妹妹出生，幼年的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外人。繼父對我並非不好，印象中，他很少罵我，更不曾打我，但我就是跟他不親。其實，感覺上，我跟母親也不是很親，我從來沒有跟她說過我心裡的話。即使曾被鄰居的孩子罵是「拖油瓶」，也只是默默地去查字典，卻從不曾跟母親提過。

也許是環境的關係，我很早熟，母親從不提父親，我也就不問他的死因。

直到我上了初中，母親才告訴我父親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她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那兒只有一個木製的牌位，寫著父親的名字「黃賢忠」。她告訴我：父親在大陸有一個兒子，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他的母親在他三歲時過世。而這些，就是我對父親唯一的了解。

她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那兒只有一個木製的牌位，寫著父親的名字「黃賢忠」。（Source:Guillaume Paumier@Flickr）

初中畢業後，我考上師專（我是刻意去考臺北師專的，因為規定要住校），離家上學的生活悠遊自在，不需學費，不用伸手向家裡拿錢，讓我覺得更快樂，我從來不談政治，也不覺得自己是政治受難者，人生對我來說，充滿著希望。

師專畢業後，我選擇到臺北縣（今新北市）永和任教，二年半後結婚自組家庭。算一算我與母親同住的時間，竟然不到十五年，其中還包含了懵懂的童年歲月，也許對於自己的身世及處境，我選擇了逃避，卻也因此失去了更加了解母親的機會。

時間在忙碌的生活中急速流逝，我很少想起父親，也完全不了解父親，直到九○年代父親的墓碑在六張犁被發現，那片荒煙蔓草，那小小的石碑，那石碑上模糊的字跡，敲開了我內心深沉的痛。

伴著母親在雜亂的泥土石塊中燒著紙錢，我終於體會了母親當年的悲痛。

帶著孤女在獄中，得知丈夫遭槍決，卻不知屍首何處？父親倒臥馬場町時，外婆年老不識字，舅舅年幼不懂事，其餘親人避之唯恐不及，誰敢前往認屍？就這樣，父親孤獨地躺在六張犁的亂葬崗中，而母親只能將一塊木製的牌位，放置在善導寺中，安慰自己的心靈！

二○○七年時，政府終於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建了一座紀念塔，我們決定將父親的遺骸挖出來放入塔中。五十多年的歲月，傾圮的土堆將父親的屍骨埋在深深的地下，我們花了將近四個小時，才找到破碎的頭骨及零星的手指。

四月二十六日，父親的遺骸入塔，那一天，天上下著大雨，我捧著骨灰罐，母親緊緊地抓著我，哭著說：妳看，連老天爺都在替我們悲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為父親哭。我知道，那眼淚裡有太多的思念、不捨與傷痛。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二○一二年，真是我人生最大轉折的一年。

五月時，國家檔案局來了一封信，告知有父親的遺書，問我要不要領？父親竟然留有遺書？在他過世六十年後？是欣喜也是悲痛，喜的是：我終於能看到父親親筆的書信，痛的是：竟然要等六十年？

六月二十九日，辦完所有手續，我去領回了父親的遺書。父親的遺書共有十頁，字字句句都像刀割在我心裡。我從未謀面的父親，我從不了解的父親，在臨死前可曾想過，他的女兒要等六十年，才能看到他的遺書，才能感受他的愛？

遺書中，父親為我取名「楊」（除了母親姓「楊」，也希望我能像黃楊木般堅韌）字「念父」。然而，六十年來，我甚少思念過他，如今想來，怎不痛徹心扉？

父親寫給叔叔的遺書，我不知要送往何處？時隔六十年，時空的變遷，老家是否依然？叔叔是否安在？更何況，直到看到遺書，我才知道，自己的祖籍竟然是廣東陸豐，而非身分證上的廣東陸平。

父親在給舅舅的信中說：

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周歲就失掉了爸爸，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他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是慘痛！但我始終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藉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又說：文天祥就戮之前也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單心照汗青。」

文天祥就戮之前也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單心照汗青。」（Source:wikipedia）

父親是想藉著給舅舅的信，向母親表達他內心的想法嗎？但舅舅終究未能看到父親給他的遺書，他在我拿到遺書的前兩年，因車禍過世。

有別於給叔叔和舅舅的遺書，父親給母親的信，只有小小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

楊環：

我走了！問心無愧，死亦怡然！

我死之後，希望於你者：

（一）忘記我，越快越好。

（二）做事要切切實實。掛空名，混日子，都要不得！

（三）好好教養孩子。

（四）咬緊牙筋，忍住痛苦，活下去！

（五）岳母、阿田替我問好！

（六）遺像一幀，絕命詩四首，留給楊兒紀念，希妥為收藏。 祝你母子幸福。

黃賢忠絕筆

條列式的寫法，看起來多麼冷靜而無情，可是我知道，那裡面藏著父親多麼深厚的情感與無奈。多麼深沉的疼惜與不捨。而六十年後，年邁的母親看到信時，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什麼話也沒說。

「遺忘」二個字，寫起來多麼容易，做起來卻多麼困難。

六十年來，我知道母親從未忘記過父親。

從她年年帶我去善導寺祭拜父親，從她在我小時候，經常帶我去土城清水生教所探望仍然關在那兒的阿姨們（當時我甚至不知道母親也曾被關在那裡），從她和我談起父親多麼疼愛小孩子，常將他們扛在肩上奔跑嬉戲；從她說道父親學問很好，學生都稱他「活字典」，只要不懂的字詞，都會請教他；從她提起父親對她的溫柔體貼。在在都說明了父親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即使她另組了家庭，成為親朋鄰居們眼中的賢妻良母，仍然會不時地告訴我：如果父親還在，我會是多麼幸福的孩子。

在給哥哥的信中，父親寫道：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你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親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仍是安心的。

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他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臺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你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  賢忠絕筆

父親怎麼會想到，國家會扣留他的遺書六十年，六十年後，我要去哪兒找哥哥？在給叔叔的信中，父親說：偉、楊兩兒皆苦，幼兒失怙……我僅此兩兒，應使其親愛提攜，莫負我意。父親唯一的願望，難道只能成為我夢中的牽掛？

八月六日，一通來自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涂貴美女士的電話，讓我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轉變。

涂女士是與父親義民中學同案的受難學生徐代德（被判十年）的遺孀（巧的是他們的孩子竟也是外子在新莊任教時的學生）。在電話中，她說有一位劉東原先生有我在大陸哥哥的消息，想與我見面一談。

當天下午，劉先生到永和家中來看我及母親，並傳遞了遠在廣東的哥哥的消息，我的心激動得難以言喻。

原來，哥哥從未放棄尋找父親的墓碑，他珍藏著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中國時報》，只要有人來臺，或有臺灣的親友，便託他們代為探聽，十幾年來，了無訊息。父親埋骨何處？何時魂兮歸來？只怕仍是夢一場。

直到二○一二年七月底，哥哥的長子文旭，透過福建的朋友小陳，向他五月在廈門初識的朋友劉東原先生（甫從警界退休）求助，熱心的劉先生憑著他的經驗及網路搜尋，研判父親的墳塚仍在六張犁墓區，便在五天後的八月初，小陳來臺時，共赴六張犁尋找，此時臺北剛經颱風橫掃，墓地一片狼藉，遍尋卻一無所獲，正打算離去時，幸運地碰到了墓園管理員林水彬先生，詢問之下，林先生告知：「黃賢忠的遺骸已經家人放置塔中。」（林水彬先生就是當年為我們挖出父親屍骨之人，因挖掘時間甚長而印象深刻。）

黃賢忠尚有家人？這個發現令他們驚喜不已，靠著林水彬先生的相助，找到了互助會臺北分會會長涂貴美女士，因而聯絡上了我。

我可以看到哥哥了，哥哥找到了我，竟然是哥哥找到我，在父親過世的六十年後，在我拿到遺書，終於認識了父親的一個多月後。

一切都像一場夢，我回到「甲子鎮」，回到我的故鄉，見到我的親人，叔叔早已過世，唯一的哥哥已是癌症末期，握著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我彷彿看到歷史在他身上輾過的痕跡。抱著他，我哭到難以自抑，與他相比，我何其幸運，有愛我的母親陪在身邊，而父母雙亡的他，是如何熬過那些艱辛的歲月？

我的哥哥，因病痛的折磨，說話的能力已退化許多，我看著他努力想告訴我些什麼，卻說不出來的樣子，內心真是痛。哥哥說得最多也最清楚的一句話是：「我苦啊，我好苦啊！」

我知道，我了解。

三歲喪母，不久父親遠走他鄉，生死未卜，無父無母的日子，怎能不苦？

及長，又因父親來臺，在文革時，被歸為「黑五類」，遭受打壓、批鬥，怎能不苦？哥哥育有一女三子，事業均有成，且十分孝順，眼看可以安享晚年含飴弄孫之樂，卻又遭病魔纏身之苦，好不容易兄妹相見，卻連知心的話都說不出來。

哥哥啊！我懂，我懂你內心的痛楚。

又因父親來臺，在文革時，被歸為「黑五類」，遭受打壓、批鬥，怎能不苦？（Source:wikipedia）

陪伴哥哥的日子裡，因他無法順利說話，我便唱歌給他聽。

當我唱起「大阪城的石路，硬又平呀」，哥哥竟然用他沙啞的聲音跟著我唱起來，他笑了，開心地唱著。而我的姪兒姪媳婦姪女們，全都訝異地圍了上來，他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父親唱歌，而且是那麼開懷地唱著，一首又一首。

我的哥哥，你壓抑了一輩子，這一刻，終於顯露了你的真性情。如果我們能早些相見多好，我可以陪你唱歌、陪你說話、陪你遨遊四海。我一定能撫慰你滿是傷痕的心靈。只是，這一切都太晚了。

回臺後不到一個月，九月二十二日清晨，我接到來自甲子的電話，我的哥哥過世了，在我六十一歲生日的那一天。你是刻意選那一天的嗎？要我在年年生日時想起你？哥哥啊！雖然此生我們只相聚了短短的六天，在我心裡，我會永遠永遠地記得你的！

哥哥走了，我卻想起父親在給舅舅的信中寫著：你初中畢業後，還是去考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智慧、幸福和快樂。舅舅沒能如父親所願地去當老師，但他在兩岸的兒女，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教職，承繼了他最終的願望。

六十年，一甲子的歲月，我回到我的故鄉「甲子」，找到我的親人。現實殘酷，造化弄人，但兄妹能相見，應是父親在天之靈，默默地庇佑吧！父親留給我的遺像一幀及絕命詩四首，我會妥為收藏，不負他意。父親：我以做你的女兒為榮，你是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後記

父親在給母親遺書的最後寫著：「楊兒，我答應給邱興生作乾兒子（女兒）他已通知他的母親，希知之」。

邱興生是父親同案的難友，二十三歲，未婚，也遭槍決。六十年後，他的弟弟及姪兒領到遺書，得知他要求祖母照顧當時仍在看守所的母親及我，並送牛乳，遂於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至永和家中贈與奶粉兩罐，完成他的心願。

只是當年嗷嗷待哺的娃兒，早已升級為「祖母」了。而我也於二○一三年清明時，前往邱氏宗祠祭拜義父，完成父親的遺願。

本文摘自玉山社出版之《走過長夜[輯三]：喚不回的青春》

恢復名譽平反冤獄這件事，
雖然也是必須進行的，
但說實在的，
再多的恢復名譽，
都喚不回青春；
只希望檔案資料一定要公開，
讓更多人知道臺灣曾經有這樣不幸的過去。

作者：楊劭楷（熱愛文學的法律系學生）

一個遠古的時代，那時地心中的礦石和天空中的星辰，仍在照料人的命運，而不是有如今天，蒼天不語，大地無言……新發現的行星在星象盤上並不扮演任何角色，它們和人說話的時代，早已一逝不返。──班雅明，〈說故事的人〉。

在《思想與明星：中西文藝類型的系譜與星圖》一書序言中，作者即指出：「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即是思想與明星的分離、知識分子與群眾的分離，文藝學術與娛樂消費的分離。」社會上的大眾陷入無深度思想、僅有表面的、浮浮淺淺的狀態，那思想呢？思想畫地自限於自己的象牙塔中，與社會脫節，在這樣的時代中，思想即不再如天上星辰熠熠發亮，指引地上人們的路途。

作者路況指出，本書就是提供「思想與明星的重新連結」，並讓「思想與明星重新遭遇與邂逅」，而綜觀此書，作者每個篇章皆試圖勾畫不同的思想體系與明星的形象，將兩者相互連結、重新排列組合，借用德勒茲的說法，就是思想變成明星、明星變成思想的雙重變化過程。藉由這樣的雙向流動，思想和理念化為明星的形象，才能感動人心、啟發廣大的群眾。

本書共有六卷，從思想家羅蘭巴特、傅柯、巴迪悟、德勒茲、波特萊爾、哈伯瑪斯等等思想的明星連結到當代電影、司馬中原、黃春明的小說、甚至是傳統的中國詩學、儒學思想。皆在作者討論的範圍之中，如同馬奎斯說的，「世界太新，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去指。」作者即如暗夜中的旅人一樣，藉由一一的指認聯結，描繪出自身思想的形象與其理念的星圖。

馬奎斯

本書的每一卷都處理不同的主題，而其中的篇章也是以不同的思想連結不同的作品，但在同卷篇章之間，思想家的概念卻能相互引證，交織構成卷名所指出的主題，例如在卷一〈現代私密主體系譜學〉之中，作者即利用羅蘭巴特提出的「刺點」（Punctum）和傅柯「將性置於言說」的性設置（dispositif de sexualite）的概念，來整理當代「私密主體」的形成系譜，並分別討論了安東尼奧尼的《春光乍洩》（Blow up）、賈木許的《地球之夜》（Night On Earth），其目的即在展現「現代私密主體」的兩個面向：刺點（與知面（Studium）有著內在／外在之區別）的「內在性」、性告解成為一種揭示真理的模式所造成的「主體化」（告解權從教會世俗化、當代則是進一步庸俗化）。

儘管藉由思想－明星這樣的相互流動，作者所一一指認的星辰，所排列組合而成的理念星座、思想系譜星圖是燦爛而美麗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星座裡的每一顆星星，其實都相隔甚遠、源自不同的星系，也在不一樣時空發光發熱，只是在地球的我們，逕自將他們的出現理想化、甚至將它們的命運指認在一起。現實中，它們可能是全然不同的面貌。

回到《思想與明星》一書，也就是說，作者有沒有可能基於對所指認目標的「理想化」，而作了過於武斷的聯結呢？而這個可能的缺點，在本書中跨文化的比較中更為明顯，例如在卷六〈軸心之興〉的〈走向「興」的詩學本體論──從陳世驤的〈原興〉與德勒茲的「差異哲學」〉裡，作者認為陳世驤先生訴諸初民經驗，賦予「興」一個人類學模型，而德勒茲的「系統－溝通模型」則是「興」的詩學本體論的展現。作者否定中國歷來詩學（從文心雕龍的〈比興〉篇以降）對「比、興連言」的傳統，認為「興」其實就是不可言喻的連結與對應關係，產生強烈的感染性情調。作者並以德勒茲的差異哲學為本，認為「興」不只是連結／對應關係，也是產生這種關係的「動因」，也就是說，「興」作為一種非因果性的連結關係，使A、B兩個平行的、異質（不同的）事件系列產生耦合（couplage, coupling）、並引發其內部不同元素的內在的共振或共鳴，並因為此共鳴及共振產生「強迫」的運動，使震動的幅度越出原系列之邊界：作者即認為，「興」反覆迴增的運動，即能使「興句」間的共振成為一種強迫運動，超出自身之界限，並構成一首詩之整體的律動。

但「興」真的是詩的本質與本體，而不是像賦、比一樣是詩的方法嗎？

若依照鄭毓瑜教授在《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對詩經「興」類的闡述，似乎本書的論點即稍嫌武斷。鄭教授認為，「興」的重複某程度上即是由一種成系統的意象圖式架構，來浮顯出抽象的概念義。「興」，或者說譬喻本身就是重複與聯結的集合體，正是在重複與聯結中，不斷協調出合適處身的世界圖景，同時不斷地進行衍伸與對應。也就是說，A、B之間即不是異質的、本質上無關的平行事件。在〈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一文中，鄭教授即指出，「興」句的任何一次反覆都不是「又一次」，每一次出現都是體現全體的「同一次」。「任一重複短語的出現，就像招喚所有相關記憶並列在想像中，成為凸顯主題的聚合體。而這個聯想整體共同指向一種特定的意念或情緒，如懷鄉或哀怨等。」

故「興」即使某種程度上如本書作者所說，是種動因的、使A與B產生聯結的情調與氛圍，它也不會是「不可言喻」的聯結，因為這個聯結還需要考慮各種名物知識、禮儀法度，構成一個多重的詮釋可能性，如鄭教授指出的，詩經「山有……隰有……」每一次重複的出現都是風土體驗的確實在場，使風土及人文歷史相互鎔鑄成整個人類的生存結構與社會運作的秩序。故在本書中，作者逕以陳世驤先生的「初民合群舉物旋游所發之聲」及德勒茲的「差異哲學」分別作為「興」的「人類學」起源、興是詩的「本體」的佐證，似乎是稍嫌武斷了。

而作者也並非只是對思想家的概念削足適履、互相嫁接，在論述的過程中，首先都會梳理出思想家的思想脈絡，解釋其所相互引證的思想內涵、即為什麼如此引證，如上述討論巴特的攝影學時，作者即先爬梳巴特在討論攝影時的論點，認為其方法從「符號學」轉向「現象學」，「因為攝影的本質在於每張照片總是指向實際存在的指涉對象，這個指涉對象是拒絕符碼、超越符碼的狀態。」；又如卷六〈溝通與詮釋的兩個模型〉中，作者將哈伯瑪斯與德勒茲的溝通理論一同討論，並不是武斷地直接作比較，而是爬梳了他們共同的語言學轉向的脈絡外（奧斯丁言說－行動理論）、清楚地整理兩者的學術承繼，最終才指出其中異同之處，作者認為哈伯瑪斯是以對話模型而建立了「溝通理性」，是種「我們說」的先驗語用學；德勒茲則是解構了這種我們說，而以自由、間接的、意識流式的喃喃自語建立了一套「他們說」、「人們說」的眾聲喧嘩溝通模型。

《思想與明星》一書，的確如作者所言，提供了璀璨的明星、眾星雲集的銀河盛宴，並繪製成了一張絢爛的理念的星圖系譜，但在抬頭仰望作者為我們展示的星空之美，而目眩神迷之際，作為讀者的我們仍不能忘記，思想之於星辰，若要作為自身生存所依循的指引，是必須經過自身的努力更深入地理解、完整它的脈絡的。就像僅知道星座在天空的分布並無法給予我們進一步的幫助，我們必須去觀察、理解它的內涵及運行的方式。

面對思想，我們應該要如楊牧在〈野櫻〉裡寫的，「像一個中世紀寺院裡追蹤星體的僧侶，架起簡陋的望遠鏡，聚精會神地尋覓；沒有太多重要的目標，只有一些假設，一些想像。」這樣，我們終究能夠理解那些如星辰般熠熠發亮的思想。

作者：侯家榆（爬蟲類，歷史系研究生）

「人類不只非孤島，還是一顆包羅萬象的星球。」[1]

大概從工業時代起，人類和細菌的關係就受到嚴重破壞，尤其是在匈牙利裔醫生賽默維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2]證明：「洗手」能成功減少解剖室和產房中感染性疾病發生，以及 1876 年德國科學家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 1843-1910）[3]發現了結核菌和霍亂的病原菌之後。

而在二十世紀中期，抗生素的發明讓人類與微生物的緊張關係達到巔峰，它迫使細菌退出人體，而《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這本書的作者哈諾．夏里休斯與里夏爾德．費里柏認為：我們「終有一日，會為了將細菌趕盡殺絕而懊悔不已」。

螺旋幽門桿菌的案例告訴我們，在科學史上，細菌如何被「惡魔化」，而人類因此自陷於「文明的細菌荒」之中——古老細菌的瀕臨絕跡，會對我們造成任何損失嗎？

事實上，一個生態圈之內，生物多樣性越大，越不容易遭受入侵；人體與和寓居其中的微生物正如同環境與其生態一般，菌種的多樣性，總是默默地保護了人類抵抗外來的侵害。

比方說，單一菌種大量分佈，多樣性較低的皮膚，比有各式各樣細菌雜處的皮膚更受到蚊子青睞。同理，以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作者甚至認為抗生素是一場「生態浩劫」，我們很可能因此「純淨過了頭」。

但科學上種種新發現，都還不足以證實醫院應當停止抗生素治療，或說服人們重新審視抑菌、殺菌等清潔策略或衛生習慣。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科學家便察覺到細菌和其他微生物可能是「有用的」，例如烏克蘭微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Élie Metchnikoff, 1845－1916）[4] 在 1907 年便大膽臆測，那些隨著食物進入人體腸道的細菌，是「健康」且益於延長生命的，或是發現土壤中細菌對於自然界氮循環的重要性。

烏克蘭微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Élie Metchnikoff, 1845－1916）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如果只看那些隨著人體廢棄物一洩而出的細菌細胞——就算其中大多數是對人體有益的，實在很難讓人無法相信肚子裡裝著一個有條不紊的世界。看來，人體身上的細菌和其他生命體截然不同，就像是一鍋冒著泡泡的原汁湯頭。

或許我們只需要再看仔細一點。

把觀看倍率放大，將人體比擬為一個生物圈，腸道則好比其中的生態系，那麼腸道與細菌的關係，便如人體內任何一個器官與其組織，如森林與其中的生物群落，全都位於它們適宜的位置；就像宇宙中的星球和在他之上所有生物體一樣，「秩序佔了微生物一大半的生活重心」。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下的大腸桿菌。
By Credit: Rocky Mountain Laboratories, NIAID, NIH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微生物可以促進人類健康，也能帶來疾病，這種利害兼具的二元論不但是微生物本身就與生俱來的，也是人類對它們的認知，因此也是相關研究的核心主軸。這就如同分處天平兩端的善與惡，有時單一個細菌就包含了這兩種特質。

這本書是一本科普讀物，卻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現代醫學崛起，由新的衛生（hygiene）概念所主宰的潔淨觀。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科學史經歷了一場「細菌學革命」（the bacteriological revolution）[5]，科學以一種新的方式應用於醫學和公共衛生上。

在醫學上影響層面，包含傳染病病因的解釋、診斷與治療方式；細菌學則提供了辨識致病微生物的技術，當這些「病菌」被認定為傳染病的罪魁禍首時，患者與可能帶菌者的「個人」行為日亦成為社會關注焦點。[6]

公共衛生的行動焦點，也從「環境」轉移到「人群」，實驗室檢驗和疫苗的引進更助長了這樣的發展：通報、隔離、消毒成為公共衛生對抗傳染病的主要手段；以消滅致病因子為目標，其行動方針卻是對個人強而有力的干預和排除。[7]

雖然新的醫療方法和藥品不斷地出現，但我們都心知肚明，新知識從來不能代表舊觀念被揚棄；細菌學所提供的新政策準則，亦無法驟然減低人們對風土、氣候、水以及「貧窮」等更抽象或無法解釋之病因的興趣。[8]

生物學知識日益生活化的同時，這些無所不在卻又無所遁形的小生物，也漸列入人們「無法解釋」的興趣名單中。[9]

上述歷史正好回應了這本書所呈現的「人體——星球」的比喻。

自古以來人類關注自我的方式，從仰望天外的大宇宙，回到他所身處的環境，風、氣溫、社會；接著，隨著他們對於知識（或神秘）的熱情愈來愈往微型世界發展，身體上的肌膚、骨骼、血與氣息，乃至看不見的細胞；人體從小宇宙變成了大宇宙。

十七世紀以來，人們將眼中所見城市污穢、貧窮和不道德行為和疾病聯想在一起，猶如今日我們對細菌和病毒的想像；人們今天對體內環境、食品衛生、個人清潔的焦慮，亦如更早之前，人們對外在環境的焦慮一樣。「潔淨」概念被以不同尺度的視野呈現，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健康、疾病、益害的新標準由此而生。

十九世紀末細菌學說，帶來一套新的疾病語言進入通俗知識，但是我們不應誇大這些觀念對疾病通俗解釋的滲透程度，對許多人而言，細菌知識的取得，並沒有壓縮或取代傳統解釋的空間，人們一直以來將身體不適和「行為」或「環境」連結在一起，[10]

今日「細菌」成為人們理解疾病的新語彙（或圖像），反而給予這些既存的思維更多聯想和解釋的元素。同時，社會也在建構一套新的文明規矩，我們的生活習慣、飲食、舉止、儀節中都充滿了和細菌相關的語言。

回到二十一世紀，「乳酸菌」、「益生箘」、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見怪不怪，我們也將「人類體內有很多好箘存在」視為常識。優酪乳、養樂多（誰不愛養樂多呢？）體現了現代人與細菌的新關係。本書非常貼心地談論了這些真正令人關切的「健康新知」，時至今日，細菌該不會人類延年益壽的新靈藥？

養樂多
（Source: Jimmy Hsu@Flickr）

很不幸地，在過去將細菌惡魔化如我們，吾人今日賦予益生菌和優酪乳的神話同樣堪慮，這些健康策略還涉及更多經濟層面的爭論，問題複雜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當今科學也還不一定能給出一個絕對而公正的價值判斷。

我們在體會細菌與人類關係的複雜性與緊密性（一如本書作者所盡可能讓讀者了解的，人類與細菌，可是生命共同體呢）之餘，似乎也只能抱著樂觀的心情，邊吃優格邊等待」吧！

不過，令開心吃著優格的筆者好奇的是，隨著更新的健康概念和細菌知識日漸普及，我們是否能夠體認到彼此的共生關係，而非將其視為一個對人類個體有害或有用的他者？人類對「好菌」的趨之若鶩，是否意味著在抽象的概念上，細菌被除魔化了呢？

[1] 取自英格蘭詩人鄧恩(John Donne, 1572-1631)《人非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哈諾．夏里休斯 (Hanno Charisius)、夏里爾德・費里柏 (Richard Friebe)合著，許嫚紅 譯，《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台北：商周，2016)，頁50。（本文後續再引此書，皆以標註頁碼於引文後）。這首詩開頭的原文是：

No man is an island, （人非孤島）
Entire of itself. （無人能自全）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每個人都是大陸一角）
A part of the main. （整體的一部分）

[2]  塞默維斯在維也納擔任產科醫生時，提出醫生接生前應洗淨雙手並且更衣，以避免產褥熱傳染的理論，成功讓產房內死亡率減少了三分之一，被認為是消毒方法的先驅。但是在理論提出的當時，人們認為這種規定有褻瀆神聖醫職之嫌而抱持質疑態度，讓賽默維斯在世時遭遇很大的事業阻礙。

[3] 柯霍在1876年發表的論文〈炭疽病病因學——以炭疽桿菌發展史為本〉被視為微生物學史上關鍵性的轉捩點，這篇論文不只提出以細菌病因學說，也為細菌學領域帶來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而柯霍因此被稱為「細菌學之父」。

[4] 梅契尼可夫被稱為「乳酸菌之父」，關於這位科學家和乳酸菌的故事，可參考「科科史上的一天」(accessed April 22, 2016)

[5] 近代科學醫學的細菌學革命是指法國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狂犬病疫苗研究和德國細菌學家柯霍的病原菌研究，其主張之「菌原論」(germ theory)推翻「自然發生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成為主流的科學病因解釋。柯霍並提出判斷病原菌致病性（pathogencity）幾項原則，稱為「柯霍式假說」(Koch’s postulates, 或柯霍式法則 Koch’s rules)。見范燕秋，〈樂生療養院與臺灣近代癩病醫學研究：醫學研究與政策之間〉，《台灣學研究》 21-1(2014)，頁156。祝平一，《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台北：聯經，2013)，頁10-18。關於柯霍式假說：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932 (accessed April 21. 2016)

[6] 須解釋的是，「個人」成為社會與國家的關注焦點，並不是單由細菌學所造成的，當時有諸多潮流都有強調個人的特點，例如國家福利與優生學；同時，在剛統一的德國及法國第三共和，這種個人導向的理論、政策特別受到親睞。醫療與社會的關係，可參考克爾‧瓦丁頓(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一：醫療與常民 (台北：左岸文化，2014)，第二章；醫療與國家的關係與公共衛生的形成，可參考其卷三：醫療與國家，第十二、十三章。

[7]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三，頁32-33。

[8]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三，頁33-35。

[9] 把這些無法解釋的事物知識化，常常是各類普及讀物和網路媒體「冷知識」在做的事；觀察這些文本的題材，便可大致推探時下人們所熱衷的事物。光是以「細菌」為主題的科學普及讀物，光2016年還沒過一半，就至少有：艾蘭納・柯琳《我們只有10%是人類：認識主宰你健康與快樂的90%細菌》(三采)、羅布‧奈特等著《微生物的巨大衝擊》(天下雜誌)以及本書等三本，若再算「病毒」等微生物，數量還得乘以2以上。

[10] 克爾‧瓦丁頓著，李尚仁 譯，《歐洲醫療五百年》，卷一，頁80。

西元1492年，哥倫布的艦隊在出乎預料的困難航行後，順利抵達美洲大陸外緣的小島，就此標誌人類歷史邁向一個新階段。無論他是不是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的歐洲人，美國著名史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曾在《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中，將此定位為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新階段。從15世紀起，世界各地的航海家不畏困難，紛紛出海挑戰海上航行的極限，他們努力開拓人類世界的視野，造就後世所稱的「地理大發現」。

荷蘭東印度公司位在阿姆斯特丹的總部。
提供：Amsterdam Municipal Departm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and Sites (bMA)
來源：https://goo.gl/H14dVR

西元1602年，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成立。在當時，歐洲人的海上航線主要由西班牙與葡萄牙掌控。這兩個國家經營海外事業已超過一個世紀，不僅勢力龐大，還將這個世界一分為二，擁有各自的貿易壟斷及勢力範圍。荷蘭人為了集中力量打破西、葡設下的貿易藩籬，決定共同出資設立名為「東印度公司」的特許公司，朝向商機龐大的亞洲發展。此後的兩個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海上霸主，代表公司的VOC標誌旗幟，不斷飄揚於歐亞航線中。

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VOC標誌旗幟。
製作：Himasaram
來源：https://goo.gl/bPaZGz

西元1619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爪哇島設立遠東營運據點：巴達維亞。接下來的發展，便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以下簡稱《看得見的城市》）的主要故事內容。本書囊括了在這樣的大時代下，兩個亞洲大國──中國及日本──與一個外國貿易公司的往來，這不僅關係到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的興衰，也為眾多商人、官員、平民帶來先前難以想像的生活境遇。

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
來源：https://goo.gl/YXV3EN

對史家來說，史料始終是研究過去的重要依據，而且不時會遇到「史料太少」，或者相反，「史料太多」這兩種令人苦惱的狀況。本書名為《看得見的城市》，即在於作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認為，這三座城市在18世紀所具備的重要性，留有許多可供後人追尋其發展足跡的線索。然而，暫且撇開考證、校閱、翻譯等基本分析過程，該如何有效整合這些龐大資料，本身便是個相當考驗寫作功力的難題。而包樂史便採用一種兼具微觀與宏觀的視野，將大時代的環境背景、貿易網絡與個人經驗結合在一起。

為了處裡橫跨兩個世紀、涉及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歷史，包樂史在本書開頭便提到，他將採用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提出的論述結構。布勞岱是法國著名史學家，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將觀察歷史的時間尺度分為長、中、短三種。大略來講，長時段意味著最廣闊的時空背景，變動時間往往是以數十年或數百年計，例如地理環境、社會風俗。在長時段之下，則有中時段的制度發展或器物生活。短時段則泛指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是某些歷史事件。包樂史在布勞岱所提出的架構下，也將《看得見的城市》分為三大部份，根據自己的形容，分別是前菜、主菜與甜點：「用大視野挑動胃口、以關鍵的發展當主菜、再用個人的際遇當作甜點來收尾。」

本書提及的三座城市，分別代表了在近代全球史上，活躍於東亞的三方勢力。廣州自古即為中國華人向海外發展的進出港口，長崎是日本幕府為外國人設立的貿易港，巴達維亞則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此拓展生意的據點。這三座城市之所以能串起東亞的貿易網絡，不單單只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企圖心，其他兩國的國策也是相當重要的條件。

中國政府基本上對海外貿易抱持消極態度，卻並未完全禁絕任何形式的貿易活動。清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為了對付逃到台灣的鄭成功，而非阻擋荷蘭人。隨著戰爭結束，康熙廢除海禁，大批華商又蜂擁至東南亞各地，不斷為巴達維亞帶來亞洲商品。荷蘭人的貿易活動，相當程度上便有賴這些海外華人。至於態度強硬的日本，從戰國時代就有與歐洲商人接觸的經驗。只要他們帶來的事物不危及日本的傳統與律法，在幕府監視下，貿易活動仍不斷進行。整體來看，中國與日本確實從未保守到完全封閉自己的國家。18世紀的荷蘭人不同於19世紀的西方列強，他們不斷適應這兩個國家的政策，小心翼翼遊走雙方之間，尋找有利可圖的機會與貿易據點。即便動用武力，也必須限縮在不危及貿易活動的前提下。

17世紀巴達維亞的景象。
來源：https://goo.gl/ONDhyn

包樂史提供的主菜，便是三座城市在此大環境下的繁盛興衰。巴達維亞成為17、18世紀東南亞最繁榮的國際貿易中心，獲得「東方女王」的美名。這座城市中介亞洲和歐洲的貿易往來，容納各國的貿易商人(華人為其中大宗)，同時享有完善的公共設施。直到英國人於18世紀末崛起後，直接改變了當地的貿易結構，加上母國荷蘭捲入拿破崙戰爭，才讓這位東方女王走下歷史舞台。長崎與廣島雖接納荷蘭商人，卻將他們的活動範圍約束在最小層級內，以防他們破壞國家的穩定與秩序。

然而，日本與中國在對外態度上仍有相當顯著的不同。幕府政權長期介入長崎的貿易活動，更將該城視為向西方接觸的唯一窗口，名為「蘭學」的新知便不斷傳入日本。在廣州，與荷蘭的貿易主要由非官方身分的行商維持貿易活動。中國政府更在意的是如何掌控自己的人民，和外國人接觸卻顯得興趣缺缺。無論這三座城市發展出什麼樣的特質，包樂史認為他們都是因應大時代所產生，也就是說，「是為了最好地控制那些湧入和湧出東亞與東南亞貿易的浪潮而被製造」。這句話同時也意味者，一旦世界貿易結構轉變，而他們又無法適時地作出改變時，就得面對逐步衰弱的現實。

最後，包樂史將視野縮到最小層級，帶領讀者觀看當代人所見到的世界。荷蘭人范伯蘭（Andreas van Braam Houckgeest）積極利用當時的商業條件，在亞洲累積大量財富，甚至和另一名荷蘭人蒂進（Isaac Titsingh）在1794年時，也就是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拜訪乾隆的隔年，遠赴北京，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向乾隆皇帝祝賀。他們按照中國的禮儀習俗，奉行磕頭儀式。乾隆皇帝對這兩位荷蘭人的表現大感滿意，使他們在回程途中可盡情遊覽中國。這段人生經歷可看出中西交流史上的許多重要面向：如果沒有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的經營，范伯蘭和蒂進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有機會到達中國面見皇帝。也因為荷蘭人長久以來的商業經驗，范伯蘭懂得以更有彈性的方式面對文化上的衝突，一切就像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曾說過的：

就我們（身為商人）的觀點來看，不經由不正當或暴力的方式而獲取利潤，這樣的人就是光榮的。這跟王公或當權者的思考不一樣─他們經常對榮耀嚴肅以對，甚至是看得太重了。

范伯蘭和蒂進的人生經歷與言行舉止，毫無疑問地為那個時代下了最好註解。

1795年在廣州面見中國官員的范伯蘭與蒂進。
來源：https://goo.gl/BEAWhj

時代的演變、城市的發展與個人生命經歷，《看得見的城市》將這三個元素集結成環環相扣的歷史發展。藉由這樣的多重視野，讀者可更深入體會到，地理大發現所開創的時代意義，不再只是抵達美洲或是繞行地球一圈而已，還關係到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面對這個新局勢時，做出的相對應回應。有人選擇維持原先態度，將外來者拒於門外；也有人決定放下身段，接納這項巨大轉變，縱使時人不見得能夠明確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涵。

但他們所作的每個決定，勢必將更容易影響世界，同時也被世界影響。開創一個更緊密的多元世界，這就是地理大發現。

讀者也可從這本書進一步思考，台灣究竟是帝國邊境的偏遠小島，還是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重要據點。雖然只有短短幾句，包樂史所描述的台灣確實具備不容低估的商業價值；熱蘭遮城的興起，以及荷鄭之間的後續戰爭，即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證。地理大發現對台灣而言，也是個意義非凡的時光。順著此觀點繼續深入，便不難發現在那個更緊密的多元世界中，台灣也以屬於自身的特殊樣貌，開創出獨特歷史敘事。

作者：林滿紅、導讀：陳國棟

林滿紅教授的《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這本鉅著乃係其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1808-185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中譯本。至於其前身則為林教授就讀哈佛大學時的博士論文（Man-houng Lin,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989）。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苦心孤詣，周諮博覽，縝密構思而定稿出版的這部書，別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林滿紅為一位極知名的經濟史學者，但她顯然不認為應該受此頭銜之侷限。沒錯，歷史學者應該想盡一切的方法去研究他／她的課題（to approach to his/her subject）。即使是經濟史領域的學者，但發現問題不是在――或者不只在――經濟問題本身時，也理應毫不遲疑地走入他（她）所認定的另一個領域當中尋求答案。

當然，術業有專攻。要超越自己的專長領域，一腳踩入相對陌生的領域，勢必深感躊躇。這先需要有勇氣，然後需要有智慧。經過一番試煉而出現的這部《銀線》，先是一本貨幣史與經濟史的文本，接著又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的宏構。

全書清楚地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講國內外政治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拖累了老邁的中華帝國。面對「數千年來一大變局」，中國的官僚、學者與文人不免就動起腦筋來。於是在中篇當中，作者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從既有的中國知識中尋找靈感，同時也為自己的主張找到支撐。到了下篇，作者其實已經朝向學術史、思想史的路數思索，力圖探索不同流派的「經世致用」思想的思想脈絡。

林滿紅把相當大的注意力放到銀元在中國的普遍流通歷程。她觀察到：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因此她把1775年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年分。

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Source:wikipedia）

更特別的是，林滿紅指出：「中國從琉球群島的白銀進口終止於1715年，從朝鮮的終止於1747年，從緬甸的終止於1758年，從日本的終止於1760年，從安（越）南的終止於1775年。因此，筆者認為1775年是中國從亞洲進口白銀的終止年，同時也是中國幾乎完全依賴拉丁美洲白銀進口之始。」要注意的是：林滿紅也說明了美洲白銀進口到中國是16世紀後期以來就有的事實，但她強調到了1775年以後，中國的白銀供給幾乎完全仰賴中、南美洲鑄造的西班牙銀幣。

1808年也被林滿紅視之為極具意義的一年。早在1993年她被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的一篇文章裡，她就已經推論是嘉道年間「銀貴錢賤」現象起始的一年。

有趣的是，1808年不但是本書英文原版書題時間的上限；無獨有偶，1998年由美洲白銀史專家Dennis O. Flynn所組織、在當年西班牙銀幣的集中港Seville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其論文集便以1808年為時間的下限（參考Clara Eugenia Núñez ed.,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500-1808. Sevilla: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98）。

1821年斐迪南七世時的西班牙銀圓（Source:wikipedia）

1808年在中國為大清嘉慶十三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情的確不少，但是到底哪一件與白銀的問題密切相關呢？我個人有如下的猜想：

一般說西班牙銀元為「佛頭銀」，指的是三位西班牙國王在位時中、南美洲所鑄造的帶西班牙國王肖像的銀幣。他們分別是查理三世（1759-88在位）、查理四世（1788-1808在位）與斐迪南七世（1808年3-5月短期在位；1813年復位，任至1833年去世）。

1808年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入侵西班牙，造成西班牙王室統治的中斷，尤其是對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也隨之而鬆懈。拿破崙垮臺之後斐迪南七世雖然得以復位，但是中南美洲已經失控，革命之勢星火燎原。

玻利維亞開出第一槍，在1809年起義，經過16年的辛苦奮鬥，於1825年建立共和國。稍早在1821年時，墨西哥與祕魯也已經宣告獨立。中、南美洲產銀、鑄造銀幣的國度陸續獨立，蜩螗沸羹，造成一時之間世界白銀供給的短缺，起始點就在1808年法蘭西的入侵。

就此而言，1808年確實是影響世界貨幣史的關鍵性的一個年分。

本書的時間下限為1856年，在中國為大清咸豐六年。就世界貨幣史而言，這一年前後發生了幾件大事。1857年美國國會通過「鑄幣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取消外國鑄幣的法償資格（legal tender），也就是說不經兌換成本國貨幣，任何外國鑄幣都不能在美國自由流通――用於各種交易的支付或者償還債務。流通全世界超過三個多世紀的西班牙銀幣（reals of eight, Spanish dollar）或者接替而興起的墨西哥銀元從此不能在美國境內自由流通，一般美國人也就不再常態性持有此等貨幣。

易言之，美國社會不再向國際市場競爭中、南美洲銀幣。

另一方面，由於中、南美洲獨立戰爭期間世界白銀短缺，英國乃於1810年代後期發行金幣，並且從1821年起採用金本位制度，放棄銀本位。

此一選擇，在往後的數十年間陸續被其他的國家接受，唯獨中國維持銀本位制度一直到1935年。在各國不使用銀子作貨幣或者作發行紙幣的準備（reserve）的狀況下，世界市場上的白銀乃流向中國。加上19世紀後期氣候轉暖、經濟復甦、貿易擴張等因素的作用，「銀貴錢賤」的問題遂從中國社會消退。（本書即主張 1856 年墨西哥「鷹洋」大量輸入中國以後，前此折磨中國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現象才獲得紓解。）

林滿紅選擇本題的原因是：一般通行的說法都主張鴉片導致白銀外流，因此造成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銀貴錢賤又復成為當時社會動盪（所謂“China Upside Down”）的主要原因。林滿紅也認定銀貴錢賤確實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失序與政局動亂，但是她認為只用鴉片一事來解釋銀貴錢賤問題，未免過於單純。

只用鴉片一事來解釋銀貴錢賤問題，未免過於單純。（Source:wikipedia）

依照她的研究分析，應該說：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體系對世界經濟存在著強大的依賴性，因此當世界經濟有了巨大的變動，中國的貨幣體系也就慘遭波及，備受影響。如前所云，要到1850年代世界白銀（對中國的）供應恢復到18世紀末的水準以後，銀貴錢賤的不利現象方始得以消弭。林滿紅以細密的文獻引證、鋪排，製作詳盡的統計報表，引用諸多學理，建構她第一單元的內容與論說。

我個人同意中國當時的貨幣問題與世界經濟有相當程度的連動，不能只看鴉片進口一項。歷史事實顯示，19世紀前半，就進口而言，1823年以前棉花的總價其實大於鴉片；其後鴉片的進口值才高過棉花。無論如何，鴉片的價值並不是中國唯一必須向外支付的項目。

另一方面，國際收支還要考慮中國方面的出口情形。當時中國的最大宗出口品為絲、茶。

可是在道光（1821-50）初年前後，全球氣候進入寒冷時期。稍早，1816年就有所謂全球「無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的說法；在中國，1823年發生了「癸未大水」，而1836年廣州市區竟然降雪！這些異常的氣候現象，造成了所謂的「道光蕭條」，絲、茶的產出大幅度減少。

氣候是全球性的問題，歐、美也遭致相同的衝擊，購買力下降，因此也減少自中國進口絲、茶，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困頓。

總之，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探討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社會動盪等問題，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思考方向。

其實，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社會危機早已顯現端倪。嘉慶皇帝親政，接納多方意見，致力改革，有意讓一切國政「咸與維新」，而知識分子更是躍躍欲試。在學術風氣上，也就由飣餖字句的考據之學，逐步走上經世致用之途。這樣的趨勢在鴉片戰爭以後，自然是變本加厲了。

嘉慶皇帝親政，接納多方意見，致力改革，有意讓一切國政「咸與維新」（Source:wikipedia）

銀貴錢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經濟蕭條、社會動亂與政局不安定的難題，必然困擾著當時的統治集團與知識分子，林滿紅因此將本書的第二個焦點擺在這些人物對相關問題的討論與對策建議的種種面貌。

她把這些人作了分類，即干預派、放任派與溫和派（這一派或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折衷派）三組人群。這樣的分類方式，看來是著重當事人的態度或者立場而發的。不過，態度決定思維的方向，從而在政策建議方面確實會有不同的主張。

林滿紅分析這些19世紀中國學者、官僚的貨幣與經濟思想，並且引證西方的經濟學說以作比較。林教授明白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曉現代源自西方的經濟學學理，但是現代經濟學學理畢竟有助於釐清概念，因此也時時加以援引。讀者理解之後應當回到那個沒有現代經濟學概念，並且整體經濟思想也還沒有建立體系的年代。這樣便可以瞭解：不管是干預派或者放任派，他們的思想源頭，並不在經濟理路的內在邏輯，而係與清代的學術思想關係密切。

本書第二單元對當時學者、官僚心態與思維的分析將作者帶向下一個課題：為什麼這些人會這麼想？他們的知識與思想的源頭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們會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與主張？背後的結構因素在哪裡？

因為深入探討這些課題，所以作者推出了本書的第三個單元「不同學術觀點的競爭」，從清代學術史的角度切入，將讀者從經濟問題的論辯帶進（儒家）經學傳統的分析。經學其實包含了哲學與統治之學等廣泛的內容，因此第三單元著墨之處也就包括人性、制度、國家、市場、工商、消費、私有財產……等等學者、官僚的重大關懷。

林滿紅處理清代經學傳統下的「經世」學者的思想，從不同的流派同時也主張不同的文體的角度，把他們區分成古文經學派與今文經學派兩大類別。

她的研究發現古文經學派重視尊君或文章的擬古。反映在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與態度（即所謂的「經世思想」）上，就是強調威權，主張政府干預、介入經濟體系的運作。至於推尊孔子為素王的今文經學派則認可多元權威及文體創新的意義，主張減少干預，讓經濟體系自行調節。在1808-57年間的動盪年代，也就是19世紀上半葉，「自由放任」的一批學者、官僚的主張擁有較大的影響力。

隨著白銀回流，清代中葉以後，由於中國所面臨的大變局，導致干預派的經世思想抬頭。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學者、官僚的思想已經逐漸跳脫經學的藩籬，必須將國際因素乃至國外引進的學理都納進其知識與資訊的範圍，因此也就不能只從經學今、古文學派的異同去著眼了。

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林林總總，不會只發生在經濟事務上，當然也不會只發生在貨幣的運用上。清朝經過康、雍、乾長期的盛世，積累出行政上與社會制度上的種種弊端，在乾隆統治後期已經一一浮現。

嘉慶皇帝力推「咸與革新」的政策，從事改革，卻因積習難返、魄力不足，未能奏效。等到道光始政，經濟上又落入蕭條的谷底，也只能說是時運多舛。這方面的來由，多數讀者早已了然於心。再者，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東來，中國勢所難免地被納入全球化的進程，無由自外於世界形勢的變化。這一切益發加重近世近代歷史現象的複雜性。

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東來，中國勢所難免地被納入全球化的進程，無由自外於世界形勢的變化。（Source:wikipedia）

任何一本專著都不可能將所有的課題加以面面俱到的處理。林滿紅選擇了當中至為緊要的貨幣問題切入，將政治、社會、經濟、思想與學術、中國與域外……種種的問題串成一條線，所有問題的討論與發現，沿著「銀線」往前拉，一一開展。作者在史料的開發、整理方面也都煞費苦心，於建立一家說法之外，也提供讀者豐富的史料與敘事。

這樣別開生面的一本書當然引起同行的注意。如同林滿紅在〈繁體中文版序〉中所羅列的書評與介紹就超過十件以上。儘管評述者的意見參差不齊，大體也不能撼搖她的根本主張。

不過，好奇者亦不免要問：既然清代中葉的關鍵問題在於「銀貴錢賤」，那麼，為什麼選擇以白銀作為討論的核心，而不是銅錢呢？

好比說，劉朝輝，《嘉慶道光年間制錢問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一書就選擇從制錢（依法鑄造的銅錢）在貨幣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著手去分析「銀貴錢賤」的問題，並且不意外地主張問題的關鍵根本落在制錢身上――因為制錢被破壞與偽造，品質低劣，因此推升了白銀的價格。至於白銀外流則只不過是使此一現象加劇而已。此一說法是否有道理，可以聽由讀者明辨。

事實上，《銀線》這本書並沒有輕忽銅錢的角色。

該書也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去重建和描述有關制錢、私鑄、偽造……等等各方面的問題。本書也沒有錯過一一指出中國民間社會在使用各種交易媒介上的錯綜複雜的特色，例如錢票、銀票之類的紙幣，乃至於作為代幣使用的竹籤（竹籌）等等，全都包含到作者的細心檢視範圍之內。特別是相對於類似「錢多錢劣」導致銀貴錢賤的說法，林滿紅的立論凸顯透過白銀與世界的聯繫才是清代中葉「銀貴錢賤」問題發生與消滅的根本所在。

針對「錢多」的提法，林滿紅強調：清朝政府鑄造銅錢的成本還是用銀來計算，因此當銀少導致銀貴時，鑄錢的成本自然水漲船高。不妙的是，政府所鑄的銅錢進入市面流通時，市場上以銀來計算的銅錢價格卻受「銀貴錢賤」的影響而跌落到幾乎減半的情況。

面對如此情境，事實上政府只能以停鑄或減鑄銅錢作為對策。至於針對「錢劣」的駁論，林滿紅的看法是：一般人較少留意到的「格蘭欣法則」的另一個面向――當良幣價格優於劣幣時，良幣也會驅逐劣幣，林滿紅也根據清宮檔案，具體證明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態勢。

本書觀察周到，自成體系。

如果在《銀線》之外，讀者對當時中國各地使用貨幣的實際情形還想進一步了解，不妨參考以下兩本作品：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 》（臺北：中央硏究院經濟硏究所，1981）與黑田明伸著、何平譯，《貨幣制度的世界史 : 解讀「非對稱性」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本文摘自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之《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6冊）》　

本書突破中國史及世界史的分野，
不僅是貨幣史與經濟史的傑出研究，
更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宏大之作！

中國對於白銀的需求如何與十九世紀前期拉美人民的獨立運動，
以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交互影響，
從而使中國從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
此為本書的核心論述。

鴉片戰爭常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但本書根據時人觀點及更多分析指出，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因拉丁美洲白銀減產而起的危機，
比戰爭本身帶來的影響更深。

作者：強納森．科特（Jonathan Cott）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

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

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作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

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蘇珊．桑塔格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的桑塔格身兼社會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導演與政治運動者多重身分。

她的一生，見證了活於一個思考的生活與思考人們的生活這兩者間不僅互補，而且可以讓生命更豐富。自從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起，桑塔格對「普羅」和「精緻」文化之間的忠誠就從未動搖。

在這本筆調輕快、平易近人的隨筆集中，內容涵蓋了從至上女聲三重唱（The Supremes）到西蒙．韋伊，從電影《聯合縮小軍》（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至《穆里愛》（Muriel）。

如同她在該書三十週年紀念版前言裡所說的：「倘若我必須在搖滾樂團『門』（The Doors）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之間二擇一，那麼──當然──我會選擇後者。但我非選不可嗎？」

作為一名「藝術情色」的倡導者，桑塔格與法國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共同點不僅在於他所謂「文本的愉悅」，也是她所描述的巴特的「心智生命作為欲望生命的視角，以及充滿智慧與愉悅的生命視角」。在這方面，她追隨了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腳步。

華滋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序言中，將詩人角色定義為「帶給人類直接的愉悅」，而這項他承擔的任務，是作為「一個對宇宙之美的謝禮」以及「對人類自然天生尊嚴的致敬」──華滋華斯強調，對他這個用愛關注世界的人而言，要將前述原則付諸實行，實是輕而易舉。

華滋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序言中，將詩人角色定義為「帶給人類直接的愉悅」（Source:wikipedia）

在一則日記中，桑塔格自問：「為何我感到強壯？」她的答案是「因為我活在愛與工作中」，而且她也忠於「心靈的熱情狂喜」。很清楚地，對桑塔格而言，愛、欲望與思考，基本上都是本質相近的活動。

一位桑塔格極為欣賞的作家，同時是詩人與古典學者的安妮．卡森（Anne Carson）在她的傑作《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中假設「愛神在戀人心中產生作用的方式，與認知在思想家心靈中產生作用的方式似乎有共通點」。她還補充：「當心靈與外界接觸渴望求知，欲望的空間就隨之擴增。」桑塔格在她評論羅蘭．巴特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說：「寫作是一種擁抱，也是被擁抱；每個想法都在向外接觸。」

一九八七年，在美國筆會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一場向亨利．詹姆斯作品致敬的研討會中，桑塔格進一步闡述安妮．卡森關於欲望與認知密不可分的概念。

桑塔格駁斥一般認為詹姆斯詞彙枯燥、抽象的評價，她認為「實際上，他的詞彙是豐厚的、充實的、欲望的、歡悅的、狂喜的。在詹姆斯的世界裡，永遠都是更多（more）──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識、更多的空間、空間中更多的複雜性、更多供意識咀嚼的食糧。他在小說中立下了欲望的原則，這對我而言相當新鮮。這是認知論上的欲望，想知的欲望，如同肉欲一般，偶爾還模仿或取代了肉欲。」

在她的日記裡，桑塔格以「熱情、欲望、渴望、憧憬、嚮往、無法饜足、著迷、愛好」一連串詞彙來描述「心智生命」。不難想像，當安妮．卡森承認「墜入愛河，以及從未知到已知讓我真切感受到活著」時，或許桑塔格會同意卡森也說中了她的心聲。

終其一生，桑塔格都在挑戰和顛覆男／女、老／少等刻板範疇，因為這些範疇誘使人們甘於活在一個受限的安穩生活裡。她持續不懈地檢驗、測試她的想法，意即假設思想與感覺、形式與內容、道德與美學、意識與感性這些對立的事物實際上可簡單看成彼此的一部分──就像天鵝絨的絨毛，順著或逆著毛向撫摸，會顯現兩種紋理與兩種感覺，呈現兩種顏色和兩種理解。比如說，桑塔格在她發表於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論風格〉（On Style）如此寫道：

把蘭妮．萊芬斯坦的《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稱為傑作，並不是以美學寬容掩飾納粹的宣傳意圖。其中確實存在著納粹的宣傳意圖，但也有別的……聰明、優雅與感性的複雜動態。

蘭妮．萊芬斯坦與希特勒（Source:wikipedia）

十年後，在《迷人的法西斯》中，逆毛撫摸的她，將《意志的勝利》評為「有史以來最純粹的宣傳影片，其核心概念推翻了導演的美學或視覺概念能夠獨立於宣傳的可能性」。桑塔格對此可能會做出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她以往注重的是「內容中形式的弦外之音」，但後來她希望探討的是「隱含於特定形式概念中的內容」。

桑塔格描述自己是「如癡如醉的唯美主義者」與「著魔的道德主義者」，也許她會因而同意華滋華斯的看法，意即「除了愉悅的產物之外，我們對一切無動於衷」，以及「無論我們如何對痛苦報以同情，我們將會發現，同情藉由與愉悅微妙地混合，得以產生與持續」。

因此，當桑塔格全盤擁抱她所謂「多樣性複數文化」的愉悅時，我們無需訝異。

她從未停止「觀看他人之痛苦」──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一本書的書名──也始終致力於減輕這種痛苦。

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一本書的書名

一九六八年，作為美國反戰運動者的一員，桑塔格接受北越政府之邀，前往河內訪問。她在日記中，稱這次經驗「讓自己重新評價自身的認同、意識形式、文化精神形式、『真誠』的意義、語言、道德抉擇，以及心理層面的表達」。

二十年後，在一九九○年代初，她先後九次前往滿目瘡痍的塞拉耶佛（Sarajevo）城，親眼目睹此城三十八萬名居民因長期圍困而飽嘗苦難 。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她第二次造訪時，一位生於塞拉耶佛的戲劇製作人，邀請桑塔格擔任導演，與塞城幾位傑出的專業演員合作，排演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

《等待果陀》（Source:wikipedia）

狙擊槍的槍聲及迫擊彈的爆炸聲，為彩排與正式演出提供了背景音效。公演時，政府官員、塞城重點醫院的外科醫生、前線士兵及許多行動不便與悲痛的居民紛紛到場觀看。

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書中，她寫道：「一個總是訝異於人類的墮落，並對人類有能力對他人親手犯下陰森暴行的證據持續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或心智上尚未成熟。」如同她曾宣稱的：「若沒有利他主義，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初次遇見桑塔格時，是一九六○年代初，當時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而我是那裡的學生。整整三年，我不僅為哥倫比亞學院一份日報《哥倫比亞觀察者》（Columbia Spectator）的文學副刊寫稿，同時也身兼編輯之職。

一九六一年，她曾為我們寫了一篇關於諾曼．布朗《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的評論，日後也收錄進她的《反詮釋》。當我讀了這篇文章，某天下午我便忍不住大膽走進她的辦公室，說我非常欣賞她的見解。那天之後，我們還一起喝過幾次咖啡。

一九六四年從哥大畢業後，我搬到柏克萊，在加州大學研讀英國文學。當我一抵達柏克萊，立即感受到自己身處在一波嶄新的美國社會、文化與政治覺醒浪潮中。

詩人華滋華斯在兩世紀前、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曾說：「能活在那個黎明即是幸福。」而在當時的柏克萊，人們再次體會到生活真正的戲劇化。無論你去哪裡，都彷彿是巴布．迪倫（Bob Dylan）在《心亂如麻》（Tangled Up in Blue）裡唱的「音樂籠罩著夜晚的咖啡館，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氣息」。三十多年後，桑塔格在《反詮釋》再版前言中寫道：

如今回想起來，與之相關的一切似乎都美妙無比。人們多希望那時的無畏精神、樂觀主義以及對商業的蔑視多多少少能殘存下來。具有鮮明現代意義的情感，其兩端分別是懷舊心情與烏托邦情結。也許，如今被貼上『六○年代』標籤的那個時代最有趣的特徵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懷舊色彩。從這個意思上來說，那個年代確實是一個烏托邦時代。

巴布．迪倫（Source:wikipedia）

一九六六年某個午後，我極其幸運地在柏克萊校園裡巧遇了蘇珊。

她告訴我，柏克萊校方邀她來演講。我和她提到，我正為KPFA製作與主持一檔形式相當自由的深夜廣播節目。而與她碰面的那天晚上，我與朋友湯姆．路迪（Tom Luddy）──不久之後出任太平洋電影資料館館長──正好要訪問電影導演肯尼斯．安格 ，談他的電影《天蠍星升起》（Scorpio Rising）。

我問蘇珊是否願意加入晚間的對談，她一口就答應了。（作者注：在她的日記中，蘇珊將安格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列入「最佳影片」之一。）

一九六七年，我搬到倫敦，擔任《滾石》雜誌首位駐歐編輯，而一九七○年當我返回紐約時，依舊替《滾石》工作、寫稿。蘇珊和我有一些共同朋友，接下來的幾年內，不管在紐約還是在歐洲，我們偶爾會發現彼此都出席了同一場晚宴、電影放映會、音樂會（作者注：搖滾樂與古典樂都有）以及人權運動的活動。

我始終想幫《滾石》採訪她，但對於跟她開口又裹足不前。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前一年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作品《論攝影》（On Photography），而她的另外兩本書也即將面世，其中一本是《我，及其他》（I, etcetera）──她對這部八篇短篇小說集的評語是「一系列第一人稱的冒險」；另一本則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因為乳癌的緣故，蘇珊在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這段時間不但動了手術，也持續接受治療。而身為一名癌症患者的親身經驗促使她動筆寫下這本書。

所以，當我下定決心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採訪，並建議用這三本書當作我們對談的起點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前一年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作品《論攝影》

不少作家都覺得，接受採訪就好比是詩人雷克斯羅斯在參加完一場格外討厭的雞尾酒宴後所說的，那是「晚餐前故意找茬」。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就是其中之一。在短文〈一次訪談前的想法〉（Thoughts Before an Interview）中，他抱怨道：

每天早晨我都會告訴自己：今天我一定要寫點東西。然後就會有事發生，讓我無法專心工作。今天……今天有什麼事情是我必須做的嗎？噢，對了，他們要來採訪我……神哪，救救我吧！

不過，至今為止最抗拒採訪的人當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M. Coetzee）。他在接受大衛．艾特威爾（David Attwell）訪談時宣稱：

假如我有點遠見，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跟記者有任何瓜葛。採訪十之八九都是跟一個陌生人打交道，但這個陌生人卻因為採訪這種文類慣例的關係，竟能逾越平日陌生人打交道時的分寸……對我而言，真相是關於靜默、關於反思、關於書寫的實踐。說話並非真相的根源，而是一種沒有生氣的、暫定版的寫作。法官或採訪者出其不意揮出的長劍並無法揭示真相。相反地，那是一種武器、一個符號，透過這個符號，從而顯現出訪談固有的衝突本質。

桑塔格則截然不同。

我喜歡『訪談』這種形式」，有一次她這麼告訴我，「因為我喜歡交流，喜歡對話。我的許多想法都來自與別人的對談。在某種程度上，寫作最困難的部分莫過於在那過程中，我是孤零零的，能夠對話的人只有自己，這根本是反常的活動。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至於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想法。我對『聽眾』（the audience）不感興趣，因為那只是個抽象名詞，但我無疑想了解每一個人在想什麼，而那需要面對面的溝通。

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則日記裡，她坦承：

除非我聽起來如同莉莉安．海爾曼在《巴黎評論》（Paris Review）訪談中那樣的清晰、值得信賴與一針見血，否則我不會接受任何採訪。

十三年後，六月中旬的某個晴朗下午，我來到她位於巴黎十六區的家。我和她分別坐在客廳的兩張長沙發上。在沙發間的桌子上，我擺好我的卡式錄音機。聽著她清晰、可靠、一針見血地回答我的問題，毫無疑問，她已經達到多年前她為自己設下的目標。

因為乳癌的緣故，蘇珊在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這段時間不但動了手術，也持續接受治療。而身為一名癌症患者的親身經驗促使她動筆寫下這本書。

有別於我所採訪過的其他對象──除了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以外──桑塔格不是一句句地說，而總是用字斟酌、思緒縝密地以一整個篇幅的內容來回應。

最令我驚訝的是其準確度，以及「道德與語言上的小心精準」──如同她曾經形容亨利．詹姆斯的風格──她藉此表達並闡述自身的想法，以括號與限定詞來校準她企圖傳遞的意義（「時常」、「偶爾」、「通常」、「大部分」、「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

其談話的豐富與流暢，正是法國人說的「沉醉於言語之中（ivresse du discours）」。她曾在日記中說：「我著迷於創意的對話。」她更進一步說：「對我而言，那就是讓我獲得救贖的主要方法。」

但在聊了三個小時之後，蘇珊告訴我，她因為晚餐有約，需要先休息一下。

我知道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來完成我的《滾石》雜誌採訪稿。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她說，她很快就會搬回紐約住上六個月。既然她還有很多主題想談，因此，她問我願不願意在她回紐約後繼續我們的對話。

五個月後，在十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我來到她那位於河濱大道（Riverside Drive）與一○六街（106th Street）上可以俯瞰哈德遜河的寬闊頂層公寓。她的公寓裡藏有八千本書，她稱這個私人圖書館為「我個人的檢索系統」以及「我的渴望檔案館」。就在那個神聖的地點，她和我坐著，一路聊到那天傍晚。

一九七九年十月，《滾石》雜誌曾刊登這次訪談的三分之一內容。如今，我終於首度能發表該訪談完整版本，一次我在三十五年前有幸在巴黎與紐約進行的，與桑塔格這樣一位出色、激勵人心的人的訪談。

對我而言，在一九九六年一篇短文〈給波赫士的一封信〉（A Letter to Borges）中，桑塔格將她身為知識分子的信條──我總是這麼想的──做了無比動人的表述：

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會化為烏有，人類也會隨之滅亡。我相信你是對的。書籍不僅是我們夢想與記憶的任意總和，也提供我們自我超越的榜樣。有些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生活逃到一個想像的世界、一個書本的世界。書本遠不止如此。它們是使人得以為人的一種方式。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社之《我不喜歡站在起點，也不喜歡看到終點：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這回，桑塔格終於遇上對手！　　
《滾石》雜誌王牌編輯
與西方一代才女交鋒實錄，
靈光過處，句句見骨。

美國公眾良心桑塔格唯一訪談錄
歷經三十餘載首度完整問世
　　
本書以桑塔格最喜歡的對話形式，
記錄其生命關鍵時刻。
訪談雖已歷三十多年，
卻毫不過時，反而保有某種永恆感。

作者：彭心怡（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新北市刣牛寮溪因天候關係暴漲，一溯溪團隊在此發生意外，憾事因而產生。天災人禍，凡此種種，總令人不忍卒睹。但本文想藉這條溪，談談「刣」這個字的讀音。話說，這幾日看新聞，見記者採用某高中教師說法，說「刣」字應讀「ㄓㄨㄥ」。我頓時感到天旋地轉，舌燥口啞，只好寫寫文章，以正視聽。

刣牛寮溪，一個以閩語為母語的人，看著「刣」字，相信立馬由口中蹦出「ㄊㄞˊ」音，「刣牛寮溪」這麼土俗的名字，望文可知，原來這條溪有個殺牛的寮棚。「刣」字，以閩語命名，意為「殺」，讀為「ㄊㄞˊ」，以「台」當聲旁，加上表義的「刀」部，簡單明瞭。刣牛寮溪至今仍保留鄉土命名的直觀感呢。

猶記小時在竹東車站搭乘公車，總可見到「竹東—珊珠湖」的公車。初見「珊珠湖」時還覺得怪，不是海邊怎會有珊瑚貝珠的珍寶呢？

轉念一想，喔，是了，是「山豬湖」嘛！

後來發現「湖」也壓根不是「湖」，而是一個天然沼澤。

回到「刣」字，為何會有人說讀為「ㄓㄨㄥ」呢？

這是因為查字典查得到嘛！

「刣牛寮溪」命名，想而知之，取自當地俗名音讀，非普通話一脈，今天又要以普通話音來規範「刣」字音讀，無疑是馬軛套牛嘴，不倫不類啊。

這幾年，翻轉教育喊得震天價響，但我們的學生還是服膺「考試這樣考，我們就這樣背」的思維模式，不可不為教育界的人深思啊。

而且，「刣」字讀為ㄓㄨㄥ，一開始就是個訛誤的情況（《龍龕手鏡》即標為訛字）。

讀ㄓㄨㄥ的為「」（左公右刀）字。「」因字形相近於「刣」，所以「刣」誤讀為「ㄓㄨㄥ」。你可以試著手把毛筆，書寫「」字，公的上兩撇近於ㄙ，公下面的ㄙ，寫得快些「」，則相似於口旁。

「刣」字為閩方言的共同特徵詞，廣見於各地閩語（福州 thai2、莆田 thai2、廈門 thai2、建甌 thi5、永安 thi2、潮州 thai2、文昌 hai2）。「刣」字為俗寫，本字應為「治」字。

這位作者，賣騙痟阿，我知「醫治」的「治」，閩語讀為「ㄉㄧ」，根本與「刣ㄊㄞ′」讀音不同啊。

可閩語文白讀發達，「治」讀為「ㄊㄞˊ」是很土俗的白讀呀。

看倌啊，「屎」字，閩語讀為「ㄙㄞ」，國語讀為「ㄕˇ」；你再看看，「治」字，閩語讀為「ㄊㄞˊ」，國語讀為「ㄓˋ」。你看出什麼來了嗎？

國語讀為零韻母的，閩語有一部分字都讀為ㄞ韻啊。「屎」、「治」兩字，古聲母不同，暫不論。

最末，身為客家人的我，囉嗦一下，客家的「殺豬、殺牛」的動詞，我們用的是「㓾（𠞂）」字，讀為「ㄑㄧ」。

刣牛寮溪，本就是方言命名的一條溪，名從主人，「刣」讀為「ㄊㄞˊ」，順理成章。

但我相信還是有許多學生與家長會問，考試考出來，寫得跟字典不一樣，是不是拿不到分數？如果我們都可以不以「考試」為判斷的唯一角度，那有多好？

山西省洪「洞」縣，因是客家人祖居地，「洞」不稱「ㄉㄨㄥˋ」，而是依據客家讀音改稱「ㄊㄨㄥˊ」，且「ㄊㄨㄥˊ」的音讀還因此收錄進漢語大辭典。但這又是另一個語言故事了。

作者：汪栢年（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在國共內戰後，尤其是 1949 年，有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受到時代洪流的推動，他們往往是身不由己的。

「急難中，船要開往臺灣了，可是，臺灣在哪裡？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1]

因為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中的失利，士兵只好跟著軍隊一路逃亡來到臺灣。「海南島的正式大撤退，是 1950 年的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砲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2]

 一個「逃難」與「回家」的故事

一個流亡學生高秉涵，他出生於山東荷澤縣，在 13 歲時成為一個「學兵」，原本要到南京讀書，卻一路跟著國軍撤退到臺灣。在歷經千辛萬苦來到臺灣後，流落街頭，成為一個小販。後來憑著過人的毅力，半工半讀考上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後成為軍事法院的法官。在退伍後，高秉涵成為一位律師。在開放大陸探親後，他幫助一些老兵完成心願，將他們的骨灰罐搬回大陸故鄉。

這是一個發生於我們周遭的真實故事，但是卻好像是一個不同時空的奇幻小說。

像高秉涵這樣，大難不死，而能來到臺灣，又可以藉著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的機會，回到大陸故鄉的真是少之又少。

一般而言，我們只要想到 200 多萬軍民渡海來臺，一定直覺反應是蔣中正深思熟慮規劃的一場集體行動，很少人會想到──它其實是大時代下的一場生命存亡之旅。

歷史上來臺灣的遷徙或接收行動有是有：但是，像1949 年在短時間內遷入大量人口的大遷徙，則前所未有，且這些龐大數量的民眾大多是在敵人砲火追擊下逃亡萊台，他們來自不同階級與職業，但以軍人居多。大多數人在驚險的逃亡之旅結束後，還想回到自己的故鄉，卻最終埋骨於臺灣。命運之悲舛，莫甚於此！

大變動時代中的抉擇

大部分人認為，國民黨員及高層官員一定會跟隨國軍渡海來臺，其實不然。

老報人龔選舞在《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龔選舞回憶錄》書中回憶當時的景況：

「猶憶撤守大陸之前，美援不來，財源枯竭，包括蔣主席親信的陳布雷先生在內，都曾建議蔣氏，謂他促請孔（孔祥熙）、宋（宋子文）捐輸，以紓國難，結果，就在忠貞的陳先生遭受苛責，一死上報之餘，護財重於救國的孔、宋兩家嚇得逃難赴美，把成億的錢財全都搬到了新大陸。」[3]

就普遍的現象而論，地主因為害怕被清算，遂跟著國民黨的軍隊南遷，農民則留下來與中共一起建立政權。

然而，有些人不是自願隨軍隊南遷的，竟是因政治因素被裹脅而來的。

「蔣介石兵敗如山倒時，為防止手下大員投共，每每以大員家屬為人質，裹脅到臺灣。」[4]

非志願來臺的例子很多，畢業於黃埔軍校、擔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喬家才將軍，就是被逮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後強押到臺灣。另外，在上海陷入共產黨之手前夜，當時明明已非總統而是「國民一分子」的蔣介石，居然派人送來手諭，下令抗日名將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務必帶著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後一班飛機去臺灣，並保證負責他們全家的生活費和子女的學費。

當時，杜聿明的部下於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自己也被解放軍俘虜。蔣介石這一目的，顯然是要扣住人質，使共產黨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懼。曹秀清到臺灣後，發現一切都是蔣介石的騙局，房子沒有、衣食無著，全家只有一點點生活費。[5]

即使選擇來臺灣了，但仍有許多人無法如願以償。

如 1949 年行往臺灣的太平輪，在 1 月 27 日的小年夜撞上駛往上海的建元輪，兩艘船共有千餘人遇難。這艘船上乘載眾多名人、商賈，許多「政商、名流、要員」的家庭因此天人永隔，被形容為東方的鐵達尼號，是一起世紀大慘案。[6]許多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因時局緊迫，也只得留在大陸，「國防部由南京遷廣州，再由廣州遷重慶。此際共軍已逼近重慶，而大部分國防部人員無法運臺，只有就地遣散。」[7]

許多部隊因船隻分配失宜，只能在碼頭眼望著船隻離去，轉眼間即遭背後的共軍殲滅。[8]真正能來到臺灣的只是大逃亡潮中的少數幸運者。

1949 年 2 月 11 日「星島日報」報導：國民黨由南京逃向廣州時，將大批中下級公務員及大批流亡學生置棄不顧。不少公務員在國民黨機關中，在不足餬口的薪水待遇下工作了幾十年之久，但行政院長孫科和一群部長們，一點遣散費也不發給，就把他們丟開了。南京各大學中的公費生已被停止發給補助費，因而陷於無食無助的境遇。[9]

逃亡的不只是軍隊，還有年幼的學生：五千多個孩子，到達廣西的，剩下一半。這一半，坐火車、爬車頂、過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個城鎮，碰到土共燒殺，四處奔逃，再少掉幾百。…在潰退中，學生跟著黃杰的部隊被砲火逼進了中越邊境的「十萬大山」…越過山嶺，就是越南。[10]

1953 年 6 月 10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208 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11]有些學生被強迫進入軍中服役，從此邁向不同的人生處境。[12]

許多流亡者，心中嚮往的還是大陸與祖國。他們跟隨大時代的逃亡潮中流浪到臺灣，身體困在這個小島上，心卻不在臺灣，往往神遊祖國大陸。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逃亡潮結束後，兩岸的對立也使得人們無法自由選擇居住地。1975 年，共產黨釋放了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放出以後，安排參觀、安排工作，如有人要去臺灣的，也悉聽尊便。結果有王秉鉞等十人表示願來臺灣，可是國民黨政府不准他們來，其中一人張鐵石，憤而自殺了。最後是美國基於人道主義接納避難申請。

1949 年的大特色之一就是骨肉失散、生離死別。逃難過程中，艱苦異常。龔選舞描述他在搭乘京滬特快車逃難的景象：「買了票竟上不了車，只好在裡應外合之下，才從窗戶被人連推帶拉地擠了上去。一路上像上像沙丁魚罐頭般堆在一起，婦人們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也就只好裹著毛巾被褥方便了！」[13]

遷徙到臺灣的「外省人」，思鄉情切，與親人兩地相隔，如同死別，情況異常悲慘。

「我父親（齊世英）隨中央先到廣州，又回到重慶參加立法院院會。1949 年 11 月 28 日，在重慶開了他們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會後備了兩張桌，吃飯時大家心情非常沈重，有散夥的感覺，次日搭上最後飛機飛到臺灣。初來臺灣時，肺部長瘤住院，手術後一夜自惡夢中驚醒，夢中看見掛在城牆上滴血的人頭張口問他：『誰照顧我的老婆孩子呢？』[14]

在解嚴之前，雷震已提出「反攻無望論」，認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是蔣政權的統治藉口。然而，許多來臺的老兵仍然在情感上選擇相信這樣的口號，期待能跟隨政府再度踏上祖國的土地，回到熟悉的家鄉，與分隔已久的親人重逢。這是一段屬於 1949 年來臺、及當時的臺灣人共同建構的歷史，充滿血淚、誤解與諒解。

從 1949 年歷史隧道中走來的人們，有許多是渡過洶湧台灣海峽的國軍。他們成為今日台灣人民口中的「老兵」、「老榮民」。「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但是過不了多久，「老榮民」在臺灣會絕跡。

隨著最後一名「老兵」去世，老榮民將會成為真正的歷史名詞。我們的下一代也只能懵懵懂懂地接受傳統教科書中千篇一律的說法，歷史的真相將從此隨著他們的逝去而消失。

[1]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頁24。

[2]同前註。

[3]龔選舞（2011）。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新北市：衛城，頁286。

[4]李敖（2011），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祕密談話錄。臺北：李敖出版社，頁196。

[5]同註3，頁199。

[6]張典婉（2009），太平輪一九四九。臺北：商周，頁32。

[7]郝柏村（2011），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頁446。

[8]林桶法（2009），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54。

[9]同註3，頁291。

[10]同註1，頁100-101。

[11]同註1，頁106-107。

[12]「七千官兵中還有一千多個是一路抓來的青壯少年」出自：龍應台（2009），頁24。

[13]林博文（2009），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頁339。

[14]齊邦媛（2009），《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頁326。

參考書目：
李敖（2011）。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祕密談話錄。臺北：李敖出版社。
辛佳慧（2014）。用繪本跟孩子談重要的事。臺北：如果出版社。
林桶法（2009）。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林博文（2009）。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出版社。
齊邦媛（2009）。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
周婉窈（2014）。少年臺灣史。臺北：玉山社。
徐宗懋（2007）。20世紀臺灣。臺北：臺灣古籍。
葉偉（2012）。1949，南渡還是北歸。臺北：海鴿出版社。
雲程（2014）。福爾摩沙˙1949。臺北：允晨文化。
張典婉（2009），太平輪一九四九。臺北：商周出版社。
張慧敏（2010）回家。臺北：宇河出版社。
張作錦（2014）。我們生命裡的七七。臺北：天下文化。
郝柏村（2011），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
龔選舞（2011）。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新北市：衛城出版社。
檔案管理局（2010）。進退存亡：民國38年前後軍事檔案專輯。臺北：檔案管理局。

作者：施建生

我們知道，馬夏爾原本是專攻數學的，他在1862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主修，由於成績非常優良，乃於1865年獲校方聘為研究員兼數學講師。不久即與當時一群住在院中年輕但學識卓越的高級員生（英文稱為don）逐漸相熟。

這群人士對於當時工業英國所發生的社會問題非常關切，馬夏爾受到他們影響，研究興趣也隨而由物理學轉移到以哲學與倫理學為中心，那時社會科學仍居於這些學科的邊緣。

但是，馬夏爾由於對社會的關懷，並意識到貧窮是許多社會罪惡的根源，因而受到引導，步入經濟學的境界。因為，正如後來他在《經濟學原理》中開宗明義地說：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種研究人之日常生活情形的學問，它要探究的是個人與社會的行動中與福利之獲得及其所需物資之利用關係最為攸切的那一部分。

的確，在馬夏爾看來，貧窮問題不但是經濟學研究的主題，而且是我們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的根本理由。正如他所說的：「貧窮之成因的研究，就是一大部分人類之所以陷於生計困乏、道德敗壞之成因的研究。」

馬夏爾認真研究經濟學是從1867年開始。對於這一點，他曾說：

我體識到經濟學開始於閱讀彌爾的著作（作者注：約翰‧彌爾的《政治經濟學》），當時我仍在劍橋以教數學而維生，盡量將學理翻譯為微分方程式。同時對那些不能這樣做的，照例是將之放棄。⋯⋯這主要是1867至68年間的情形。

馬夏爾認真研究經濟學是從1867年開始（Source:wikipedia）

到了1875年，他的理論特性可以說業已發展而成，其間的經過，馬夏爾曾用第三人稱以書面方式表達。現可翻譯如下：

當他仍在從事數學的個別講授以謀生時。他盡可能將許多李嘉圖（Ricardo）的推理翻譯成數學。他想盡力將它們成為較普通化、較一般化。

同時他受到Roscher與其他德國經濟學家的吸引，也受到馬克思、拉薩爾（Lassale）與其他社會主義者的啟導，但在他看來，這些歷史經濟學家的分析方法並不能充分證實他們的信念，肯定他們為經濟事件之所以發生所提出的原因是真正的原因。

他的確認為，對於經濟之過去的解釋，差不多與對經濟之將來的預測一樣的困難。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也同樣低估了他們所面對問題的困難程度，認為取消私有財產可以消除人性的謬誤與缺陷，也是過於武斷。

⋯⋯他要自己更多接觸實際商業與勞工階級。一方面，他要學習各種主要產業的技術特性。另一方面，他要接近工會、合作社與其他勞工階級的領袖，以了解他們的情況。但是，多年來鑒於直接研究他們的生活與工作並無法產生多大效果，他決定要以對外貿易為主題，撰寫單獨專論或特殊著述來填補這一空隙，因為關於這類的主要事實可從已印成的文件中得到。

他主張這應該是討論特殊經濟問題的首批論著，並希望最後能將這些專論合編成一本與彌爾同一範圍的一般性的著作。將這部較大的論著寫成後，但不是在此以前，他認為他可能可以寫一本簡短的大眾讀物。

他堅持自己的想法，認為這是最好的工作程序。但是，他的計畫被客觀的情勢推翻了，差不多完全顛倒過來。他的確寫成了一篇討論對外貿易的專文的第一次草稿。

在1875年，他訪問了美國產業的主要重鎮，望能由而研究這一新興國家的保護貿易問題。但是這項工作因為結婚而中斷了。在訂婚時，與他的太太聯合撰寫了一本《產業經濟學》（Economics of Industry）。簡化到可以強制勞工階級的讀者閱覽，但他卻感染疾病，有時嚴重到不能做任何勞神的工作。

稍晚以後，他想他的精力也許可以支持他重新說明他對經濟問題所畫出的圖解。在1873年雖然受到華爾拉教授（Professor Walras）的敦促要他將之出版，他還是拒絕了，因為他怕這樣完全與實際情況隔絕的研究一旦刊出，有些人也許會認定這些圖形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可以產生直接影響，但實際的情形則並不如此。

因此，他開始提供一些必定會產生缺點與情況，寫成了他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簡稱《原理》）卷五的要義。將這卷的要義逐漸地作前後的申論，最後終於成為在1890年出版的《原理》的全貌。

他開始提供一些必定會產生缺點與情況，
寫成了他的《經濟學原理》卷五的要義（Source:wikipedia）

從以上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知道馬夏爾為了要撰寫《經濟學原理》，這部書曾作了周詳而充分的準備。他不但閱讀許多有關的著作，且還與直接經營各種產業的領袖與工人接觸，以增加其對實情的瞭解。但是，儘管如此，沒有一部分的建樹曾以適當的形態公諸於世，一直到1890年他的《原理》出版時為止。

何以致此？這在上面他的簡述中已有提及，但嫌過於淺略，現可補充於下。

寫作時的周折

馬夏爾的寫作進展之所以不能迅速推前，主因在於他所擔任的大學行政與教務的工作非常繁重。就以他於1885年重回劍橋擔任的政治與經濟學講座教授一職而論，其原本所須承負的責任就很艱鉅。更何況他在就職典禮時就曾如此宣布：

這將是我最大的抱負與最高的企圖，要盡我淺薄的才能與有限的力量，為劍橋培養出更多具有冷靜的頭腦和溫暖的心之人才，願意獻出他們最大的力量，以減除他們周遭所存在的一些苦難。

從許多方面來看，重回劍橋的邀請都是虛幻的。

經濟學的教學是做為「歷史與道德科學榮譽學位考試」（Historical and Moral Sciences Troposes）的一部分來推動的。這兩方面都不能提供優秀的學生，也沒有高深的研究可做。馬夏爾奮鬥多年只獲得有限的成功，擴增了經濟學教學的範圍而已。

直到1903年新的「經濟學與政治學榮譽學位考試」（Tropo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的設立，這一目的方算達成。儘管如此，大學與學院雙方仍沒有提供多少新資源供其運用。新的「榮譽學位考試」的人員補充還是有賴馬夏爾從自己的口袋中找出兩位年輕講師來完成。這新的學校後來在馬夏爾退休後終於開花結果，而它的種子肯定是馬夏爾下的。

馬夏爾專心致志於他自己的學科，對於大學校務並不太關心。

的確，以他過分分神的個性，以及易將事務意外擴展的心情，就是他對大學發展有定見而想採取行動亦不易發生實效。不過，他在1896至1897年反對劍橋女子學院對女性給予學位一節則獲致成功。

儘管當時他的夫人曾為Newnham College的講師。他不是反對女子教育，實際上他早年還是熱烈的支持者，但他強烈反對將女子同化於一個原是專為男人所設計的教育體制中。

Newnham College（Source:Steve Cadman@Flickr）

他回到劍橋的生活重心，同時肯定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長期奮力，希望能將他的經濟知識，以及長時累積而成的見解以文字寫出來成為一本書。

由於上述教育與行政上的要求，這在開學期間已沒有時間從事，只能利用常為人們羨慕的大學生活中能有長期假日（long vacation）來進行這一工作。為了舒暢地肩負這項任務，屆時馬夏爾夫婦往往就離開劍橋，而到英格蘭的南部海岸或到奧國的Tyrol去進行。

到了1887年，這部於1881年開始撰寫的書，已可達到所預期的成為兩大卷的企盼。他希望在那年的秋天完成第一卷，第二卷則望能於1889年完成。實際上，第一卷以《經濟學原理》為名在1890年七月印出，立即掀起一股讚美的音韻，建立了馬夏爾在世界上的學術領導地位。

第二卷則始終沒有出版，是因為所涉及的是對外貿易、貨幣、經濟理論、賦稅、集體主義，以及將來的目的等等，所包含的內容實在太浩瀚了。

出版後的反響

上面提到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後立即掀起一股熱烈的讚美之聲，現可進而引自熊彼德教授在其《經濟分析史》對馬夏爾之貢獻的評述，以示其引起之反響的一斑。他說，「馬夏爾創造出一個真正的學派」，其中的份子都是以涵義明確的科學研究方法來思考問題，對於這種結合並輔以堅強的凝聚力。

庇古教授（A. C. Pigou）是他在劍橋的講座教授的繼承人，繼承庇古的羅伯森教授（D. H. Robertson），還有凱恩斯勛爵—僅提少數最為人所熟知的名字—都是他教導出來的，也都採用他的講義開始講授，不論他們以後超過了多遠。

自1930年後，凱恩斯與大部分可稱為第三代的人的確曾放棄對他的忠誠。但完全從科學分析論，它的意義也沒有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麼大。雖然他們當中有些人不喜歡馬夏爾，不但在他的思想模式，而且還在他個人的氣味上，但在他們的身上卻都留著馬夏爾的烙印：

那個學派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一個國家的學派。特別是英國性格對於它非常敏感。我曾將馬夏爾的成功與亞當‧斯密的成功相比。事實上，前者仍比後者更為自發更為立即。《原理》所得到的是熱烈的掌聲。報紙上則在開始時對《國富論》的反應甚為冷淡，對於《原理》則爭相作全面的報導。

但在此必須作一修正；在國外，馬夏爾的成功永遠不及亞當‧斯密。其中的理由不難理解。馬夏爾的言論雖然喜歡為商人所閱讀，但最後畢竟是對經濟專業人士講的。

到了1890年，所有各國的經濟學家都已發展出或接受某些體系，雖然在技術上比較差強，但在基本上都是與馬夏爾的極為相似。自始至終，馬夏爾是（或者他自己感到是）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但這不能改變事實，馬夏爾的偉大著作是那個時期的古典成就。這也就是說這部著作較任何其他著作更完善地納涵著在1900年左右出現的古典情勢。

基於上述，馬夏爾自始至終都沒有忘記自己所承受的英國傳統，從亞當‧斯密、李嘉圖、約翰‧彌爾一直到他自己，都是一脈相傳。他認為人類歷史的連續性（continuity）是不可磨滅的情勢，而不是大動亂。

因此，他的《原理》一書的扉頁上都以拉丁文印上「自然不是跳躍」（Natura non facit saltum: i.e. economic evolution is gradual and continuous on each of its numberless routes）的格言。就是這種連續性的真理，無形中成為一種科學策略，馬夏爾的識見也因此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因為他沒有將它們以奇異的新方式表達出來。

舉例來說，法國經濟學家華爾拉的課本中散滿著無數的數學符號與公式，馬夏爾在《原理》中則將他的圖解隱於註釋中，並將方程式列為附錄而出現。

最後的結果如何？

歷史上已有明確答案：馬夏爾的《原理》，銷路遠遠超過華爾拉的課本。

法國經濟學家華爾拉的課本中
散滿著無數的數學符號與公式（Source:wikipedia）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

經濟學思想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歷程裡，
馬夏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一書，
占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國內重量級經濟學者施建生教授在本書中為你娓娓道來。
馬夏爾如何掙脫父親對他成為傳教士的期許，
追求對數學的志趣，
其後又如何開啟對政治經濟議題的熱情，
進而開創劍橋學派、寫下經濟學巨著的這段歷程。

作者：山室信一

滿洲國的影子

過去，曾經有個國家叫作滿洲國。

這個叫作滿洲國的國家，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中國東北，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隨著皇帝溥儀的退位而曇花一現地走入歷史。滿洲國的生命僅有短短的十三年五個月。

滿洲國隨著皇帝溥儀的退位而曇花一現地走入歷史。（Source:wikipedia）

不過，對於生活在當地的日本人而言，滿洲國的結束，恐怕才是真正體會到何謂滿洲國生活的開始吧——他們面臨著蘇聯軍的入侵，以及漫長的返鄉路，或者是被送到西伯利亞拘留的命運，徘徊在生死之間的悽慘苦難，絕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滿洲國究竟是什麼？滿洲國對其自身而言又代表了什麼？這些問題不停地徘徊在他們的腦海裡，並幻化成對滿洲國的各種想像。這些在滿日人記憶中對滿洲國各種片段的記憶，鑲嵌在大量的日記和回憶錄裡，也成了我們得以窺知其神秘面貌的線索。

到了如今，數倍於滿洲國存在時間的歲月已然流逝，而對大多數日本國民而言，滿洲國已經成了單純的歷史名詞，不再帶有任何想像。

確實，半世紀的歲月，對於將體驗轉成記憶，再將記憶化為歷史，已經是段十分足夠的時間。時間長到能夠將嚐遍辛酸的體驗醇化成鄉愁，甚至就連滔天的罪業也如白日夢般地受到遺忘。

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就算試圖刻意遺忘，將滿洲國封印在記憶之中，但滿洲國留下來的傷痕，以及殘留在中國的孤兒、婦人問題，即使終將被日本人對常識的無知所埋沒，但如今依舊存在於那片土地上。滿洲國雖然消失了，然而對於在那片大地上生活的人們來說，滿洲國所留下來的傷痕，恐怕仍然在隱隱作痛，難以消散。

話說回來，這些傷痕絕對不是只在日本人身上才有。對於生活在滿洲國的中國人及朝鮮人來說，這些傷痕的印記更為深重。他們在戰後被當成反滿抗日的「匪徒」，遭到人民的「討伐」，或者在戰前被東亞勸業、滿洲拓殖公社奪走安身立命的土地。只要是曾經參與過滿洲國相關活動而被認定為親日派的人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多會受到同胞們的迫害和清算。

對這些人而言，滿洲國的陰影恐怕終生揮之不去。再加上，在日本及滿洲國的開拓移民政策下，半強迫地遷居滿洲國的朝鮮半島人中，不少人受到關東軍的勞役動員，並在戰後被拘留在西伯利亞。其中不少人在滿洲國滅亡後，想要回到日本故土，卻因為經濟能力有限被迫留在異地，徒然對著鄉愁嘆息。

滿洲國的影子如今仍然活在時空的軌跡裡。舉一個十分老套的說法——就算日本人早已忘了滿洲國，滿洲國卻永遠不可能忘了日本人。

傀儡國家——滿洲國

如今，從未聽過滿洲國的人已經愈來愈多，但滿洲國所帶來的傷痕，至今仍然像芒刺般如實地扎在日本、中國、朝鮮及其他相關民族的記憶上，伴隨著那些永不間斷的痛。

半個世紀的時間，對於生長於同一個時代，卻不曾聽過滿洲國的人們來說，要忽略這段歷史是綽綽有餘；但對於在那個時代生活在當地的人們而言，要遺忘這段過去卻又過於短暫。再加上，歷史對於滿洲國的評價，人工斧鑿的痕跡過於明顯，因此到目前為止，仍然未有一個定論。

當然，若查閱中國的字典或歷史辭典，關於滿洲國的定位大概都定案了。例如，滿洲國是一九三一年九月發動滿洲事變的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部的佔領區，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執政（一九三四年即位為皇帝）所成立的國家。國防、政治的實權皆操縱在關東軍手裡，為日本侵略大陸的軍事經濟基地，一九四五年，隨著日本的戰敗而瓦解。

以遏止反滿抗日運動為目的之「治安肅正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齊齊哈爾市大營。土屋芳雄先生提供）

這樣的說明，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了。當然，還有不少書籍將滿洲國直接定位為日本或者是關東軍的傀儡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書及辭典之中，對於滿洲國的解釋如下——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東三省後所扶植的傀儡政權。依照《日滿議定書》所規定，中國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大權皆掌控於日本帝國手中，等於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殖民地基地。一九四五年，滿洲國在中國人民抗日勝利之後瓦解。

此外，為了強調滿洲國的傀儡性及反人民性，中國習慣以「偽滿洲國」或「偽滿」稱之，對滿洲國的組織、官職、法令等也多以「偽國務院」、「偽立法院」、「偽《政府組織法》」加以記載。不只限於中國本土，在中華民國（臺灣）出版的書籍也相同。

前述為當事者的國家對於滿洲國的解釋，在英語圈的記載中也雷同：「Manchukkuo」（Manchoukuo）——日本於一九三二年在中國東北所建立的傀儡國家（puppet state）。溥儀雖為名義上的統治者，但所有實權都由日本的軍人、官吏、顧問所掌控。

滿洲國的成立，等於宣告了日本在長達半世紀面對中國及俄羅斯（蘇聯）在滿洲（Manchuria）大地的競逐中，獲得最終的成功。但即使滿洲國獲得多數國家承認，其本質仍是傀儡國家，隨著二次大戰後日本的投降而瓦解——大多數英語書籍，也是如此記載。

姑且不論由誰主導或統治方式等政體上的問題，若說這種具有獨立國家形式、但其政府卻不是為了自身國民的利益而運作的政體為傀儡國家的話，那麼稱呼滿洲國為傀儡國家，或者說滿洲國是個採取國家型態的殖民地，這類說法應不為過。尤其是對於被無情地奪走畢生財產、並飽受折難的當地人民而言，無論這個國家的建國理念是多麼輝煌壯麗，只要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或剝奪，那麼這個國家的正當性就不存在。

當然，即使稱之為魁儡國家，其型態跟實際狀況還是有所差異，因此對於滿洲國的傀儡性質，恐怕也會有許多不同程度的認定。

但是，當看到中國長春市偽滿皇宮博物院、哈爾濱市東北烈士紀念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撫順市平頂山慘案*遺址紀念館中所陳列的各種令人鼻酸的資料和照片時，我想就連對於日本人而言過於刺耳的偽國家、傀儡國家的說法和概念，也都無法如實詮釋出滿洲國的真實面貌吧。

此外，一九三九年起發動的北方振興計劃，有人認為犧牲者恐怕高達上百萬人，東北境內散落在各地的萬人塚，以及傳聞中燃燒人體以煉取脂肪的煉人爐等，都是屬於滿洲國的黑暗歷史。雖說這些黑暗的歷史仍然需要接受近一步的探討與檢視，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滿洲國的一般監獄以及矯正輔導機構中的收容人，最後大多難逃死亡的命運，更何況這些執法組織中所監禁的人民，大多未經法律程序就遭到任意強行逮捕。

思考至此，與其說滿洲國是個傀儡國家，不如說是類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牢獄國家。每當我面對這種油然而生的感觸時，都會感到不寒而慄。

理想國家——滿洲國

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也一直存在著認為滿洲國絕不只是個單純的傀儡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看法。此派論述大多認為滿洲國是為了排除歐美的帝國主義支配，在亞洲打造一個理想國家的運動，也就是一種烏托邦理想的實現。

滿州國國旗（Source:wikipedia）

日本文藝評論家林房雄指出：

在這個短命國家的背後，存在著西洋諸國對亞洲侵略二百年的漫長歷史。明治維新是亞洲首次成功抵抗西方侵略的作為，滿洲國則是在此抵抗精神上的延續。將滿洲國定位為傀儡國家，是不見容於亞洲歷史的結論。在世界史的發展歷程上，滿洲國仍然是個延續性的課題。（《滿洲國史．總論》，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

林房雄認為，滿洲國的評價，在百年後自然會獲得平反。另外，曾任滿洲國總務廳次長、戰後當上首相的岸信介，也曾經回想道：

民族協和、王道樂土的理想十分耀眼，無論在科學上、良心上，滿洲國都果敢地往理想邁進。滿洲國確實是種十分獨特的近代國家建設。直接參與這場建設的人，不只懷抱著滿腔希望跟熱情，還獲得了日滿兩國國民強烈的支持，連印度聖人甘地都從遠方聲援。當時，滿洲國是東亞的希望。（《嗚呼滿洲》，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

滿洲國將要瓦解前夕，同樣任職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則確信，「滿洲國的建國過程，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嘗試。在歷史上這個侵略及殖民地化萬能的時代，試圖在滿洲這片土地上成立一個理想國家的嘗試，是日本民族的驕傲，當時的日本青年，不計名利只為理想努力邁進的過程，更是日本青年的驕傲」（〈滿洲國的夢不會消逝〉，《頓挫的滿洲國》），認為滿洲國的建國理想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益發光輝，並永世流傳。

推動滿洲國建國的關東軍參謀片倉衷認為，滿洲國所揭櫫的王道樂土及民族協和的理念是人道主義的昇華，「是東亞邁向安定的基石，也是理念的開花結果」（《回想滿洲國》）。

曾任總務長官的星野直樹則對滿洲國讚賞道：

不只居於指導者地位的日本人，滿洲國也將廣泛團結東亞諸民族的力量進行開發及發展，並將其福澤與各民族廣泛地分享，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安樂天地。（《未竟的夢—滿洲國外史—》）。

星野還在回憶滿洲國的文章中以「二十世紀的亞特蘭提斯」（《嗚呼滿洲》）為題。亞特蘭提斯是記錄在柏拉圖的對話錄《克里特阿斯》（Critias）和《提邁奧斯》（Timaeus）中，一個位於直布羅陀海峽上的西方遠古理想社會。雖然星野並無交代本身在文章中為何以「二十世紀的亞特蘭提斯」比喻滿洲國，因此無法得知其根據。

位於海峽對岸的亞特蘭提斯，具有嚴謹的都市計劃及強大軍事力量的城市，原本正打算稱霸歐亞大陸，卻在面臨雅典人反攻的前夕，被突如其來的地震及洪水所淹沒——這個虛幻的偉大國度，似乎正與滿洲國的某些形象不謀而合。

然而，滿洲國真的會像夢幻的王國亞特蘭提斯般化成千古的傳說嗎？甚至是在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鳥托邦故事《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中的描述中重生，並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嗎？

描繪建國理念「民族協和」的畫作（岡田三郎助作。展示於國務院總務廳的大門口）

就算無法與相關著作超過二萬冊的亞特蘭提斯傳說相比，但仍有不少書籍持續在描繪理想國家滿洲國的形象。其中有一半的理由，恐怕是因為滿洲國瓦解後的體驗大多太過於悲慘及辛酸，基於不希望這種勞苦白費，而產生的一種對消失的國家產生寄託的心理補償作用。

不過，主張以諸民族共存共榮為理想的滿洲國，與其他殖民地在本質上有所不同，絕不只前述這些站在指導者立場的人的主張。

比如以縣參事官或合作社員身分與當地人民直接接觸的日本人，或者來自日本的移民及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等，這些與滿洲國的形成或運作有關的人事物，對於滿洲國本身或多或少都在主張和情感上有某種程度的共識吧。

既然如此，對於高喊理想國家的聲音，我們也應靜下來傾聽，並深入探討這些人賭上生命的理想國度究竟為何？滿洲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對於這些問題，我想不只是日本人，就連中國人也應不斷努力去理解，難道不是嗎？

在戰後的部分研究也指出，對於滿洲國，不應偏重於其侵略的一面，也應對於其在建設方面給予正面評價。此外，在滿洲國的短暫歷史中，對中國東北的近代化帶來不少貢獻的「滿洲國遺產」，比如產業的開發、振興、教育的普及、交通的發達、行政的整備等，不只值得評價，其在民族協和的指導理念下所執行的政治及行政體系，在如今看來不僅可供檢視，其方法中所具有的「未來實驗」的意義，對於將來不同民族之間的合作也提供了可能性。

這些主張雖然都有其提出的角度及理由，但究竟是否是妥當的說法呢？

如上所述，從理想國家論到滿洲國遺產論，這些著重於滿洲國正面意義的論調，聽在他國人耳中會產生怎樣的反應？而我們日本人又應用何種角度去接受這類論點？在這些為滿洲國「翻案」的論述散播之際，我們也應認識到，滿洲國的問題並非一個已經過時的課題，反而具有與現今的時代脈絡息息相關的特性。

「奇美拉」——異質勘合的滿洲國家

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暗示的，建國或肇國這種詞彙的魅力，對於人類的熱情跟夢想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尤其於昭和初年，在日本帝國這個高度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國度之前，人民面臨的不安及徬徨感受十分強烈——順帶一題，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留下「茫然的不安」這個詞後自殺那年，正是一九二七年——因此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建國或肇國等詞彙，或許能給予他們某種程度的解放感，並具有於無形之中賦予他們使命感的獨特魅力。

因此，許多日本人「被滿洲國吸引，絕對不是基於利益薰心，也不是為了功名利祿。純粹是基於為了參與滿洲國的建國大業而投入」（星野，《未竟的夢》），對照當時的氣氛，可約略感受到這類證詞並非全盤虛構。

從主觀認定到深信不疑，這種現象並不少見。然而，無私無償的主觀善意卻不是善行的保證。畢竟，欲行善事卻得經過必要之惡的手段，這種趨勢在政治的世界是種常態。再加上，政治是個講求責任結果的世界，因此即便相關的行為是出自於純粹的熱情，依舊不可逃避必須為這份熱情所付出的責任。

自己的理想很可能是別人無法忍受的偽善或是難以承受的壓迫。即使對自己而言是種拋開名利、追求理想的行為，但若時間和地點錯誤，恐怕還是成了侵略跟壓迫的代名詞。

到底滿洲國被認定為日本的傀儡國家或所謂殖民地國家的依據為何？這種說法本身是否只是為了迎合戰勝國單方面基於「波茨坦宣言史觀」或「東京審判史觀」的曲解觀點？或者說，建設一個多民族共存的道義國家才是滿洲國在歷史上的真正定位？亦或如賀川豐彥所述，「日本所進行的侵略行動中，只有滿洲國是唯一的浪漫」呢？（武藤富男，《我與滿洲國》）

亦或如賀川豐彥所述，「日本所進行的侵略行動中，只有滿洲國是唯一的浪漫」呢？（Source:wikipedia）

在下論斷之前，我們首先還是應該回歸滿洲國被建設的目的，並探討其建國的理由，才能有所論據。

到底為何於那個時期的中國東北，會出現一個必須在日本人的主導下而成立的滿洲國呢？其國家形成的過程為何？日本人和中國人又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另外，這個國家的統治結構及國家理念的實際狀態又是為何？而滿洲國及日本和中國之間，在國家制度、法律制度、政策及政治思想上，又有怎樣的互動？總而言之，這個國家的特性究竟為何？在近代史中又具有怎樣的定位？——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透過對前述設問的探討，描繪滿洲國的肖像。

會進行前述的課題設定的理由，在於後人對於滿洲國的評價過於兩極化。由傀儡國家的立場來看，滿洲國是個用國家機構及國家理念偽裝實質上由軍事所支配的政體；由理想國家、道義國家的立場來看，對滿洲國的評論則過於重視空泛的國家理論及國家形象，而忽略其建國背景、統治機關及統治實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夠全面。

然而，就算滿洲國的國祚不長，但想要充分地將一個國家的總體形象完整地描繪出來，仍然是個十分困難的課題。畢竟，我本身的知識量以及對歷史的想像力十分不足，難免陷入獨斷與偏見。另一方面，與滿洲國有關的日記或回憶錄之類的資料雖然數量龐大，但關於滿洲國的第一手史料卻在戰後滿洲國瓦解時大量受到銷毀，造成史料上的致命缺陷。當然，也有撰寫時篇幅上的限制。

有鑑於上述研究限制，可以預見本書的內容可能會呈現篇幅龐大卻過於粗略的缺失，但本書僅將焦點放在滿洲國的國家肖像上，致力於進行筆者的個人考察、解讀及描述。當然，描述難免流於平面，未必精彩。我在本書中對於滿洲國所假想的形象是，希臘神話中的怪物奇美拉（Chimera）。

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舊約聖經》〈約伯記〉中的大海怪利維坦（Leviathan）比喻國家的「人造」性質；美國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則用沙漠怪獸貝比摩斯（Behemoth）比喻納粹第三帝國，我也仿照他們的做法，在此以奇美拉比喻滿洲國。

奇美拉是隻獅頭、羊身、蛇尾的勘合體怪物，獅子象徵關東軍，羊象徵天皇制國家，蛇則象徵中國皇帝或近代中國。這樣的概念，隨著本書的論述，將會逐步釐清。

奇美拉是隻獅頭、羊身、蛇尾的勘合體怪物（Source:wikipedia）

另外，本書在進行論述時，有下述幾點需要進行事先的說明：

首先，關於滿洲國的指稱，有說法認為這並非當時生活於該地的正確稱呼，亦即，滿洲國是個欠缺正當性的國名。

中國對於當時的滿洲國地域，原本的稱呼為「東三省」或「東北」，滿洲是日本的說法，另外，關於國號部分，在國體上滿洲國有過共和制的滿洲國時期及立憲君主制的滿洲帝國兩個時期，這些名稱至今仍未被確認為正式的歷史用語。因此，大多時候會冠上引號強調其特殊性，或以「滿洲國」或「滿洲帝國」加以表記，不過，基於為了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對滿洲國的印象，以及加上引號將過於繁瑣等理由，本書決定以當時慣用的滿洲國或滿洲帝國進行論述。

另外，滿洲國時代的遼寧省被改回奉天省，長春被改為新京等移除中國原有地名的例子並不少，同樣為了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本書也沿用當時的名稱，不另加引號強調。再者，原本應該在中國、朝鮮、蒙古等人名、地名上加上原音的讀法，本書也將其省略，只在第一次出現等必要時候標註（關於中文的假名標音，本書依照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近代研究班竹內實氏的研究成果為依據）。

以上方式純粹是為了避免繁雜所做的調整，並無特定價值觀。

最後，書名、史料及論稿的引用中，包含引號，皆維持原樣。因此，引用文中有些明顯不適當的「支那」、「支那人」或者「滿系」、「滿人」、「鮮系」甚至「不逞鮮人」等說法，也都原文照引，不另實施修正。因為這些用語等於反映了滿洲國的建國及統治對於中國及朝鮮的國家觀及民族觀，這些正是史料上的焦點，若以現今觀點任意修正，反而會扭曲當時的實情，影響吾人對滿洲國的評價。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之《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

傀儡國家？ 偽滿政權？
在傳統國共史觀中，
滿洲國是受日本關東軍扶持之政權，以奪取中國利益，已是一種定見。
 
王道樂土？民族協和？
但對於日本人而言，無論在科學上、良心上，
滿洲國都是果敢地往理想邁進、
十分獨特的近代國家建設。
 
日本左翼學者筆中的滿洲帝國，
理想與現實衝撞下的愛恨情仇。

去年夏天，全球難民總數已逼近 6,000萬人，長期以來，大量被迫流離失所的難民如暗潮般在國際流蕩，他們努力在政策與疆界間突圍，希望終結「被排除在外」的卑微生存境遇，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2015 年初秋，敘利亞紅衣小男孩擱淺在沙灘上的影像，在全球媒體投下震撼彈，國際難民家破人亡的困境突然立體而具象起來，有效刺激了大眾的道德反省，繼而逼迫多國政府在收容政策上表態。

然而，紅衣小男孩所引燃的關懷，就像雪夜裡擦亮的火柴，面對現實的酷寒仍然無以為繼，似乎隨時都能在忙碌現代生活中淡滅為一縷焦煙。開明懷柔還是堅壁清野的兩難，引發了更複雜的辯論與衝突，針對異族〔無論已入境與否〕而來的敵視也在各地節節攀升。

過去兩個月內，一波波冒著生命危險偷渡至歐洲的難民成千上萬，逾千人葬身地中海。與此同時，法國與希臘等難民輸入國數度大舉拆遷臨時難民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這些議題的迫切性，催生了不少針貶時事的深刻電影。2015 年坎城影展金棕梠獎頒給了《邊境戰魂》（或譯「流離者之歌」，Dheepan），描述的是斯里蘭卡難民於巴黎郊區過著動盪生活的故事；今年的柏林影展高調表態：「影展永遠是反映現實的地震儀，它是對現實的探討，也是現實的明鏡」[1]，強調本屆影展對難民與戰爭議題的重視，最佳影片金熊獎更頒給了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片中地中海小島收容難民的悲歌，特別有標誌性的意義。

此時，如果要選擇一部帶領觀眾去想像、思考國際難民相關議題的入門電影，科幻片《第九禁區》（District 9, 2009）絕對是不可遺漏之作，儘管這部電影裡無家可歸的難民是「外星人」。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討論一群離散者不斷在異地遭到「異化」的過程，大概也沒有比「異形」更具有象徵性的了。

滯留約翰尼斯堡上空的外星船。

乍看之下天馬行空的《第九禁區》其實是一部夾雜史實的偽記錄片，它結合了南非的地方寫實主義，又結合了卡夫卡《變形記》那樣的高度神祕主義，以記錄片採訪、監視錄影帶與敘事鏡頭三種視角，倒敘外星人船艦 1982 年「擱淺」於南非約翰尼斯堡上空之後一連串的故事。

《第九禁區》2009 年上映之前，歐美街頭公共場所出現大量顯眼的宣傳海報，模擬電影中的種族隔離政策，公車站等處皆有「Humans Only」〔限人類〕的「仇外」標示。

電影中，從飄浮船艙上解救下來的外星人〔人類稱之為「大蝦」〕，被迫暫居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市郊一塊以流刺網與厚牆隔離出來的「第九區」難民營，這個三不管地帶與世隔絕、缺乏資源，逐漸淪為毫無生存品質的貧民窟，被黑幫滲透利用，外界對這些外來者的負面觀感與日俱增，近三十年後，公眾壓力迫使政府以公權力半哄騙半威嚇方式，由政府執行單位 MNU 負責將外星人驅離威翰尼斯堡，剷除第九區，將外星難民迫遷至更遙遠、眼不見為淨的「第十區」，佈署更強的警力控制。

要理解《第九禁區》的文化指涉，首先必須先理解約翰尼斯堡的社會背景。

約翰尼斯堡就像巴西的里約或印度的孟買[2]，市中心有最摩登昂貴的華廈叢林與金融區，坐擁絕美壯闊的自然景觀，但市郊同時存在著生活環境落差懸殊的大面積貧民窟。《第九禁區》實際取景於南非市郊最大貧民區索維托（Soweto）[3]，借用了在地歷史背景，結合「外星難民營」的虛擬場景，檢視隔離、統治與人性的本質，是非常犀利的諷喻之作。

電影中的「第九禁區」影射現實中的索維托。

早在殖民時期，南非白人就已經為了鞏固經濟資源的絕對優勢而施行種族隔離，有色人種在各方面都不能享有與歐洲後裔白人同等的福利，這個狀況於 1948 年阿非利卡人﹝南非荷裔白人，說 Afrikaans 南非荷語﹞主導的執政黨掌權之後加劇，隔離變成了風行草偃的正式政策，政府將人種分門別類，隔離安置在不同的地區，嚴格管制、隔離有色人種在市區的進出，地理位置反映權力位置，掌權者位居市中心，受壓迫者散居都心外圍。

南非政府為了徹底執行種族隔離政策，50 年代起開始在市郊執行大規模的強制拆遷，建立郊區新市鎮，每個新市鎮依照階級差異而有顯著的生活水平落差，索維托便是在 1948 年之後漸漸擴大成型的黑人貧民窟聚落，一直到近期都依然常在缺水、斷電、失業、犯罪率頻繁的迴圈中掙扎。

簡言之，無論是戲裡的外星難民或戲外的有色人種，都被掌權者以合法之名，棄置於公平合理的社會運作之外。當一個社會正式放棄了一群無所依歸的人，這些人就會正式進入一種「例外」的狀態，變成懸空〔如外星人的飄浮船艙〕、自生自滅〔如第九禁區〕的平行宇宙，而一但受壓迫者意圖掙脫這種「什麼也不是」的例外狀態，[4]向來抱持放棄、歧視態度的權威又會再度以法之名、以公共利益之名介入，加重管束，強勢鎮壓要求服從，必要時清點例外者的資格〔危險程度〕，以作為評估能否使其進入正常社會的根據。

這種惡劣的互動在南非反種族隔離抗爭史〔索維托特別是南非抗爭史的重要據點〕中反覆出現，在古今中外的各種社會歷史中也是常態。

1976索維托起義。民眾高舉反「阿非利卡語」標語。

當年，為了有效制衡有色人種的武力抗爭，南非政府曾暴力鎮壓，也曾立法加強管束，都不能有效解決根本的對立，國際為了制裁種族歧視，長期對南非實施軍火禁運，但是南非本身就有強大的軍火業，《第九禁區》裡面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讓人眼花撩亂的真實南非自產武器，MNU 號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武器製造源。

在《第九禁區》的設定中，困守在難民營的外星人也逐漸發展出蓬勃的軍火業，但是外星人的軍火必須由流著外星 DNA 血液的人才能啟動，也是這部二十一世紀「變形記」的重要伏筆。

為了呈現南非社會顛簸的那一面，除了能看見貧民寮屋、多元武器，觀眾也可以聽到原汁原味的阿非利卡髒話〔阿非利卡口音介於荷語與英語之間〕[5]，其中罵最多髒話的那位先生叫 Wikus van der Merwe。

不過，如果我們倒帶到電影的開場，在故事的前半段，這位先生並不是原本就這麼失控的，他本來是一位極度自制、講求禮貌、奉公守法的 MNU 公務員，相對於被視為危險野獸看待的外星難民，他是社會階層中位置相對安逸的白領中產階級白人，也是愛妻的家居男子，天真到有點無趣的程度，胸無大志但很愛面子，雖然欺善怕惡但籠統來說算是一般人眼中的「好人」。

在南非，很多人喜歡信手拈來講「Van der Merwe 笑話」，因為 Van der Merwe 是一個很常見的南非阿非利卡姓氏，所以 Van der Merwe 有點類似於中文小故事裡面的「小明」，泛指某個面目朦朧的普通人，這一類笑話裡面的 Van der Merwe，多半是不怎麼精明、經常出狀況的傢伙，電影男主角的設定顯然非常符合這個刻板印象。

原本很幸福快樂的Van der Merwe先生。

《第九禁區》裡自我感覺良好的 Van der Merwe 有一個盲點，他本來就把外星人視為不請自來的次等生物，權威規訓與種族優越感已經內化成他的價值系統，因此他不會自發性地考慮到歧視、人道的問題，他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依法行事」，別無其他。

Van der Merwe 先生這個麻木不仁的面向，顯露在執行強拆行動時的幾段視頻之中。他曾經走進一間孵化外星幼兒的育嬰室，笑容滿面拔掉其維生系統，放火燒毀育嬰室，以毫不掩飾的興奮對著鏡頭笑著解說焚燒現場：「你聽那『蹦蹦』聲，就是那些小北鼻爆開的聲音，就像爆米花一樣……」。

他也曾試圖以「一根棒棒糖」討好一名外星幼童，以方便加速迫遷這戶人家的作業，但當幼童毫不領情將棒棒糖丟回他臉上，他立刻惱羞成怒露出陰沉的那一面，認為自己「明明對他很好」、「善意」被糟蹋，此後不再掩飾他對外星人的鄙視，並更執意於展示自己的權威，威脅外星幼童的父親，若不搬遷將把孩子送去「福利中心」安置，與此同時他依然堅信自己執行的是「人道驅離」。

要如何讓一個人能產生某種最基本的同理心與社會關懷？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這個人跨到界線的另外一邊，去經歷他本來無法想像的打擊〔即便這在現實生活中比較難發生〕。於是，《第九禁區》的導演直接把 Van der Merwe先 生變成了他最厭惡的那種化外之民：受驅逐與拒斥的外星人。[6]

Van der Merwe先生威脅外星住戶。

在整個變形的過程中，他最親近的妻子在電話中明言「我不想再讓你抱我了」，宣告了家庭對「異類」的徹底放棄。家庭截斷了血緣，社會的排擠更加鋪天蓋地，汙名〔他被莫名汙衊與外星人「雜交」〕也隨之而來，此時人類社會則以「為了他好」的溫情召喚，企圖將他重新監禁利用。曾經獵殺人的，如今變成了獵物，走投無路之下，Van der Merwe 先生別無選擇加入了相形之下更為「安全」的第九禁區，因為第九禁區收容的都是被正規社會遺棄的邊緣人。

此時，他窮其一生所培養的教養與服從〔所有「人」的部分〕都從他身上剝落，他釋放了心中的野獸，被迫轉型成一個口不擇言、不守規則，靠搶劫、犯罪、挖垃圾求生存，只剩下基本求生本能的原始生物。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他跨越了那條鴻溝，也開始局部變成異類、理解異類的時候，他才變得無敵強大，比他這輩子所有時刻都還強大，足以與威權對抗，並且足以漸漸理解一種稀微的人性與情義。

卡夫卡的《變形記》尾聲，變成蟲子的格里高存在感已經微乎其微，但是他的家人卻仍指責蟲子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甚至指控蟲子想「霸佔全家，讓全家到街上去過夜」，最後，格里高在家人集體的漠視下死了，全家都很高興地鬆了一口氣。

〈The Unfortunate Mr. Samsa〉，Rich Johnson繪。圖片出處
卡夫卡《變形記》中某天起床變成蟲的不幸之人

在《第九禁區》的尾聲，外星人再一次被驅逐到更遠離社會核心的他處，失去原本社會地位與價值的 Van der Merwe 也完全變形為大蝦，在人類社會裡他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存在感，和外星人一樣，只能在內心深處挖掘對「家」的渴望，靠著這僅存的一點柔軟支撐自己被現代垃圾包圍的生活窘境，解決那無處可逃之苦。

這些故事都留下了惆悵的結果，因為人類強烈的地盤性，流離失所者或許將持續漂流，應許之岸難以輕易抵達。無論如何，這些故事至少提醒了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起床就變成了蟲子或大蝦，在那之前，先學會想像、理解一種例外狀態，才是練習翻轉那種例外狀態的自我解救之道。

本文原刊載於映畫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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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節錄自主席 Dieter Kosslick於影展手冊中的宣言。

[2]電影《無法無天》(City of God, 2002)以刻劃里約貧民窟弱肉強食的暗黑生活境況知名，《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2008)或《孟買日記》(Dhobi Ghat, 2012)所刻劃的孟買達拉維貧民窟，卻對罪惡避重就輕，甚而添加純真的浪漫情調，以對比暴富或小康生活的後續發展。

[3] Soweto 實際上為 South Western Townships〔西南鎮區〕的縮寫，泛指約翰尼斯堡西南郊區，這個地方稱號於1963年才被列為正式名稱。

[4] 延伸閱讀：阿岡本的《例外狀態》與《Homo Sacer》。

[5] 因為阿非利卡語主要通用於南非白人之間，反種族隔離的抗爭期間，黑人視之為壓迫者的語言，1976 年知名的索維托起義引爆點便在於南非執政黨推行英文與阿非利卡語教育，無視阿非利卡語並非黑人通行語，且使用者局限於少數白人。索維托起義遭政府血腥鎮壓，500 人遭殺害，此事件引起國際關注與制裁施壓。南非種族隔離於 1994 年終止。

[6] 劇中主角因受到流體感染而變形為外星人。

作者：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n）

在這個社會上，歷史只剩一個容身之處，或者說根據傳統我們都會認為那裡就是可以接觸到歷史的地方：學校。

歷史之所以是必要學科，是因為學校希望歷史能存留於年輕人心裡，藉此流傳千古。但是，過去已經有三十個州放棄了歷史，而且沒有多少人提出抗議。無論如何，歷史向來不是所有年輕人都很喜歡的科目；它比較合乎成年人的胃口，是需要一些人生經驗才能喜歡上的東西。

提到歷史，珍．奧斯汀在《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裡面創造出來的年輕女主角凱薩琳．莫蘭（Catherine Morland）是這麼說的：

讀歷史時我總是敷衍了事；但是歷史對我來講是不痛不癢的，不會讓我困惑或厭煩。歷史上所有男人都是廢物，而且幾乎沒幾個女人出現過。

珍·奧斯汀（Source:wikipedia）

如今的年輕人不只是困惑或厭煩而已；就算他們並未否認史實，史實也讓他們感到痛恨。總之，學校很少以具有吸引力或完整的方式教歷史。出色的地標歷史叢書（Landmark Series）因為銷量不佳而不再繼續出書，似乎就反映出上述問題。

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提供補助的單位裡有個歷史教學委員會，身為該委員會的顧問，三年前我曾造訪過新英格蘭地區某州的幾間小學與中學，去觀摩歷史課的教學情形。那幾間學校的素質顯然都在平均水準以上，而且歷史課是獨立科目，並未混入所謂「社會研究」課程，被其他科目稀釋。七年級與十一年級學生上的歷史課，絕大多數是表面上被稱為「歷史研究」的課程。

老師先把關於《印花稅法》（Stamp Act）的事實與其後續發展寫在黑板上，一條條念出來；然後，學生可以從書架上自由取書來看，查找其餘相關細節，記錄下來，但並非記在每個學生自己的筆記本裡。這是所謂的團體研究活動，所有人在地板上或趴或坐，由某個學生做記錄，拿一張紙擺在地毯上用鉛筆寫了起來。兩個禮拜後，他們還要交出一篇在家裡完成的歷史課報告，主題是：「從三個不同觀點來描述梭羅的性格，包括他故鄉協和鎮（Con-cord）的鎮民、他自己，以及肥皂劇的觀點。」

在高中的歷史研究課上，我還受邀參與、提供協助。我和同學、老師一起去圖書館，驚動了在裡面用功的幾個年輕人，我們選好某個國家，拿出最近幾期《讀者指南》（Reader’s Guide），希望能至少找出以該國偉人為主題的兩篇文章。

我和同學、老師一起去圖書館，驚動了在裡面用功的幾個年輕人

我指導的兩個女學生分別選了埃及與希臘。在我的些微幫助之下，她們找到了偉人文章的標題，但接下來就遇到困難了。她們手邊的兩篇文章分別以埃及的沙達特總統及埃及豔后為主題，但是跟這兩位偉人有關的文章都各只有一篇，不是兩篇，也沒找到其他偉人的文章。

回到教室後，大家都說他們為這個研究時遇到的問題感到很困惑，而討論過程中形成的共識是：這次的研究活動比較無趣。我應該前一個禮拜去進行教學觀摩才對，當時他們安排了一個辯論會，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進行辯論。選擇埃及的那個女學生扮演馬克思（Karl Marx）的角色，後來被全班票選為辯論賽冠軍。

另一所中學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開課清單裡面提供的都是兩個一組的歷史課程。所有課程都是選修的，每一組的第一個課程聽起來都非常扎實。第二個課程更加吸引人，例如：「歐洲史上的男男女女」。課程說明是這樣寫的：「這個課程是特別為那些覺得自己不了解一般歷史的人設計的」。自從西方文明的歷史課程崩壞之後，大學新鮮人對於歷史通常都像一張白紙，一無所知。

每次準備好要去參訪下一間學校時，我都會拿六、七本有關美國歷史的課本起來讀。

當然，每一本都非常仔細地避免選用過於嚴肅的書名。書名裡通常有冒險或實驗等字眼，再加上美國的名字或用來描寫美國的形容詞。

每一本課本都是採用四開的尺寸，沉甸甸、圖文並茂。四色印刷的跨頁大圖，能夠確保學生不會因為需要持續思考而對課本反感。課本裡有許許多多的地圖、肖像畫、地景圖、整齊的數據圖表、圖說和問題（例如：「你覺得在畫這一幅肖像時，班傑明．富蘭克林是幾歲？」），穿插其間的文字實在少得可憐。針對每一篇文字，教師手冊都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不禁讓人覺得作者已經假設每個老師的歷史知識都很有限。

無論是哪一本課本，似乎都是以「不連貫」為原則，就像外在世界一樣，充滿了零散瑣碎的資訊。沒有圖片就無法吸引學生的注意，注意減退了就必須持續靠某種活動來集中注意力，就算是角色扮演遊戲也無所謂。最主要的活動是播放幻燈片或者戶外教學，研究遊戲只是備用的。不過，即便學生只能在摸索中研究，如果他們想學會史家的治史之道，方法不也是做研究嗎？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課程？這仍是未解之謎。

但我們幾乎不能責怪學校、教科書作者，更別說學生了。

因為許多思考習慣與明顯偏好，都讓現代人排斥歷史書寫，無法喜愛歷史。在成為專家的過程中，史家也培養出一批批專門的讀者，他們分別只閱讀關於「南北戰爭軍事史」等專題的史書，或者只對所謂的「工業考古學」（尋找考察全國各地的鑄造廠）有興趣。只有寫給這一類「愛好者」的史書才賣得出去。我曾經隨意打開一本書，眼前出現的句子剛好可以用來描述現況：「對於牙醫這個行業而言，法國大革命可說是一場災難。」

假設史書是可以閱讀的，讀史有何用處？

就最一般的狀況而言，讀史可以擴充我們的個人經驗。我們都有個人史，也就是那些被我們塑造成某些模式的事件，或者是已經變成故事，發生於上週的驚人事故。歷史跟快樂一樣，都是我們內在的一部分。除了這些累積出來的經驗之外，讀史讓我們也能獲得全民族與全人類的經驗。歷史應該以一種清楚而且可以記憶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

但是，這種經驗有任何明顯而直接的效用嗎？我們為何有必要熟悉那些已經逝去或者消失的人事物？光是要面對當下的情況，就已經夠難了；而且如今最聰明的人都偏好研究未來。

我們為何有必要熟悉那些已經逝去或者消失的人事物？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於生活中的欲求與生活的可能性有某些特定的看法，都是藉由過去豐富的經驗累積出來的。如果我們習慣性地充分掌握過去經驗，就能搞清楚自己的希望，甚至改善我們用來控制未來的方式。學史並不是為了獲得什麼公式或妙方，而是為了培養一種熟稔世事的直觀能力，藉此判斷哪些事是可能性較高的，以及哪些東西是較為重要的。

哲學家奧德加（José Ortega y Gasset）曾斷言，現代人「已經清空了自己的歷史」。他認為，儘管十七世紀時好的史書難尋，但當時的政治家卻遠比現在的政治家熟悉過去的重要事物。無論是意見領袖或行動領袖，熟悉歷史似乎都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確保這個世界運作如常，而歷史正好能讓我們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

讀史，讓我們得以培養出先見之明與分析問題的能力，因為歷史是具體，而且也是混亂的。

前述的回溯式社會學無法強化這種眼光，因為那種研究都是聚焦在單一主題上面：把歷史當成事件流，找出某個角度直接切入，藉此觀察歷史的流動。殊不知歷史其實是針對許多同時存在的領域提出說明，每個領域都交纏在一起。

最理想的狀況是，我們應該可以透過故事把政治、藝術、商業、宗教、時尚、運動、愚行與犯罪等各領域彼此糾纏的活動與思想表達出來。但故事需要一個可以理解與保留下來的模式。「歷史是能讓人記住的一切。」所以，史家治史的傳統手法是把歷史的整體分割成幾個廣闊的領域。

史家治史的傳統手法是把歷史的整體分割成幾個廣闊的領域

每個領域都各有主體，例如政治史、經濟史與文化史。除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活動，其餘人類活動也存在於歷史背景中，或者不同歷史的接壤地帶裡。但無論是哪一種歷史，只有政治生活的事實能夠提供架構與骨架，因為政治是最具連續性且最顯著的人類活動，其影響力擴及整個社會，而且政治也是最容易理解的。西方的讀者可能要花好幾年時間鑽研，才能夠搞懂遠東地區的宗教，但若是論及中國、印度或日本的宮廷革命，很多人都能夠立刻想像出一個輪廓。

我們必須保護歷史，讓它免於受到其他截然不同學科的入侵，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貶低社會研究或任何其他思想領域具有的一般性。

一百年前的人沒必要描述歷史為何，還有治史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十九世紀的人酷愛讀史，歷史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模式，這一點可以透過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許多劇作前言甚或信函內容得到印證。歷史曾是我們對於過往事件的具體想像，如今其內涵卻已經被理論、一般性與抽象給取代了。報紙稱它們為「歷史的碎料」，無法取代原有的歷史，而這是一個不利於我們的缺陷。

十九世紀的人酷愛讀史，
歷史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模式

就這一點而言，以色列外交官阿巴．艾本（Abba Eban）的一席話頗為關鍵。在討論國際事務訓練的現行趨勢時，艾本博士表示：

說真的我不覺得那種訓練能與歷史相提並論，因為歷史是一種鮮明、活生生的借鏡。如果真的必須有所取捨，我寧願捨去那些帶有抽象術語的分析，而不是歷史，因為它所思考的，是任何國家都可能會陷入的困境。

十九世紀的人喜歡讀史，並非因為此舉有益於國家，他們只是為了樂趣而讀。

我們有必要記得這個事實，因為我們現有的文化以研究為取向，也別忘了藝術作品同樣應該是以樂趣為目的。

讀史的樂趣有許多面向：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發揮並增強想像力，讓我們得以在不熟悉的事物中找出熟悉的細微差別；讀史讓我們知道人類之中有英雄，也有無恥之徒，透過歷史上少數的可怕錯誤，我們才知道應該盡量屏除絕對的黨派偏見。此外，透過上述一切，我們可以變得更冷靜。這種沉著姿態不該被當成憤世嫉俗的冷漠，相反的，應該說那是一種昂揚的悲觀心態，就像我們在讀完偉大小說與史詩之後的那種心情。

主修歷史的學生如果夠坦率，他們必然要面對史學領域中的懷疑主義，也必須思考一個近來有人提出的問題：如今，如果只讀美國史或歐洲史，是否失之於褊狹與無用？有人認為我們應該了解非洲與遠東的歷史，因為這兩者都跟我們「關係密切」。

這種異議已經導致中小學與大學改變了歷史課程；據說，甚至還有一些中學以「提升了解世界的能力」為目標，在家政課上還教學生烹調「東方餐點」。但這種無意義的做法只會加深誤解而已。

遠東的國家眾多，而且彼此之間差異甚大。遠東各民族的傳統龐雜迥異，跟歐美各國之間一樣截然不同。光是印度一國就有三百種語言，不同宗教的教徒與不同族群之間彼此敵對，任誰都需要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自稱了解該國。非洲的問題也一樣大——此外，必須補充說明的是，若要了解這些地區，還必須熟悉各種極其「陌生」又複雜的語言。假使讀者的條件符合上述所有標準，最後得以熟悉各國的歷史，但如果對自己的西方傳統缺乏了解，還是無法獲得世界觀。

光是印度一國就有三百種語言，不同宗教的教徒與不同族群之間彼此敵對，
任誰都需要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自稱了解該國
（Source:sandeepachetan.com travel photography@Flickr）

在追求歷史知識之前，我們必須面對的懷疑只有一個較為合理，那是個關於歷史本質的哲學問題：歷史怎麼可能是真實的？

歷史學家各持己見，而且針對同樣的事件，他們往往持續改寫自己的說法。修正主義未曾停歇。至於那些經史學家，不是全都錯了，而且也已經過時了？更糟的是，他們只是敘述戰役與國王的事蹟，而不是記錄人民如何生活。顯然的，在這個民主的時代裡，如果過去無助於理解當下的問題，那麼過去也就沒有值得關注之處。

提出這個最後的要求後，我又回到了論述的原點：也就是回到那種藉由考察可能的前例來幫助解決現有問題的回溯式社會學。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力偏愛這類研究而非歷史，但這類社會研究永遠不可能對過去有全面的了解，也激發不了歷史的想像力。

如果歷史敘述裡只有關於戰役與國王的行話，卻看不見一個「老百姓」，那是不值得相信的。所有偉大的史書都會描述一般人的生活與想法，而且假如當中提到了那些明顯事件的影響者與推動者，那是因為省略了他們就等於把故事從歷史中抹煞了。

有人說歷史真相是不確定的，該怎樣回應這種指控呢？為什麼同樣的歷史每二十年就會改寫一遍？針對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每本史書的說法都不完全一樣？

因為歷史的主題是人生，歷史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關係不是經過一再改寫就能述說得盡的。透過自己在歷史紀錄中的發現，每一位史家設法建立自己的模式，他們藉由有節制的想像來重建歷史現實。只要能設法把那些可以證明的錯誤排除掉（但其他人很快會宣稱他們出了錯），他們提出的故事就會跟其他負責任的史家一樣真實。

每一位史家設法建立自己的模式，他們藉由有節制的想像來重建歷史現實

所有故事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假以時日一定會出現新的問題與概念，而露出過去歷史的一角。

因此，對於同一個歷史時期，讀者可能會看到兩三種，甚至五種或十種不同的說法，並從中找到各種不同的意義，同時也會發現一個由不同說法建構出來的龐大史實。如果有誰想要全面掌握歷史事實，首先必須像上帝那樣全知全能。

至於史書過時的問題，我們看到現代重新出版古代史家的經典時，編者只會在註腳裡面說明他們犯的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錯誤並未帶來太大改變。最重要的改變也只是讓我們對歷史人物有了不同看法，例如某人是否需要為某件事負責，或者某人做某件事背後的動機比我們原先設想的還要高貴或低下。這樣的修正往往是由某位殫精竭慮的傳記作家提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傳記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歷史的所有益處，而且沒有以一種較為令人愉快的方式帶來益處？

答案是，動輒三百頁的傳記往往把某個人的生平擺在世界的中心，而這可說是小題大作，造成不符比例的問題。詩人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說：「歷史只不過是傳記的集合體。」但他錯了，理由在於：如果這些「生平事蹟」寫得好，每一本傳記都自成一個完整的模式，因此無法加總結合起來。

最後要說的是，我們必須了解，所謂「讀史」並不意味著應該「涵蓋」某個地區或時代的歷史。事實上，唯有把地區或時代的範圍放寬，我們的判斷力才能變得更強，也才更加能夠體會及敬佩人類在面對自身缺陷的情況下達到的種種成就。歷史的確就像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說的，這是一個充滿罪行與愚行的長篇故事。

但歷史並不是只有那樣；在這個故事裡，也有天才與勇士，還有跟牛一樣沉默而堅忍不拔的人。如果沒有那些美德的話，人類到現在還是只會滿足於穴居生活。

我們不只知道，也感覺得到上述一切都是事實，藉此也印證了布克哈特的那句名言：

了解歷史是很重要的，「但不是為了下次遇到同樣的事情時能夠聰明一點，而是為了永遠都要更睿智。」

本文摘自橡實文化之《文化的衰頹：史學大師巴森的12堂課》

文化在衰微，也在興起

文化既是個人的涵養，
也是公眾的資產。
文化就像細胞，
在多方吸納、兼容並蓄下必然會產生質變，
這正是文化最可敬也最可怕的一個特質！
從黎明到衰頹，
雅克．巴森談的不只是文化的起落，
還有道德、教育、藝術、信心危機、
公共倫常等等令人憂心的走向。
幸運的是，
在看似黑暗的盡頭，
總有微光閃爍。

主編黃厚銘、作者：黃上銓、林意仁、蕭煒馨、李紹良

剪不斷理還亂：婉君 vs.傳統媒體

鄉民有「隨各種主題起鬨」的慾望，這驅使八卦板拓寬討論範圍、減低討論門檻。而就在此時，傳統媒體正巧成了八卦板「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大眾媒體能提供眾人源源不絕的交流「話梗」，如果沒有新聞訊息每天注入，批踢踢不只八卦板、還有很多看板都會降低不少討論溫度，文章數量恐怕也會銳減好幾成。

然而，雖然網路對傳統媒體有依賴，但隨著鄉民及酸民文化的發展，大型論壇漸漸形構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自主運作邏輯。媒體呈現的意見鄉民不會照單全收，有時鄉民會戳破媒體／受訪者言論背後隱藏的意圖，有時鄉民會惡搞或幽默解讀大眾媒體報導的觀點，有時他們甚至能在自己的園地裡補充另類觀察。

無論如何，網路鄉民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消化這些資訊，也因為如此，鄉民意見才具備「新聞價值」，才會有報導的必要。

這種片面的依賴關係，不知不覺轉化成互賴共生的連結。鄉民的想法與意見氣候常和主流媒體不盡相同，針對同一件政治或社會事件，眾家總要競逐著詮釋權。

究竟一度身埋「地下」的鄉民，如何長成了思考和發言的巨人？他們真的能和主流民意、權貴階級或傳統媒體抗衡嗎？網路媒介如何賦予這群人一把發聲的麥克風？

隨著鄉民及酸民文化的發展，大型論壇漸漸形構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自主運作邏輯。

在酸民文化逐漸抬頭的情勢下，僅有極少數的名人能在網路世界全身而退。大部分公眾人物多難逃嘲諷，政治人物尤甚：當時的執政黨、也就是國民黨，在批踢踢上聲望跌停，屢遭圍剿。而除了政治圈，演藝圈也有許多「被噓爆的常客」，像是黑人陳建州（最早因為愛裝熟的形象惹議）夫婦、承襲父母光環的星二代歐陽妮妮、娜娜姊妹。

這些藝人遭到鄉民怨恨的共同原因，往往是他們的新聞瑣碎無聊、卻又頻登重要版面。傳統媒體一直以來寡佔著傳播管道，菁英──無論來自政治圈、娛樂圈或其他地方──握著在傳統媒體發言的特權，民眾只能默默扮演被動的接受者。即便偶爾傳統媒體開放了諸如call-in 的逆向管道，但這種逆向的意見很難被組織起來，更無法輕易激起社會的漣漪。

然而就像前一章提過的，網路媒介增強了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的橫向連結，讓「大眾對大眾」的溝通從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因此，網路輿論才有成形的機會。輿論是由個別意見累積而成，網路輿論則是網友平常對公眾人物的評價一點一滴共同疊加而成。

當網路媒介能夠保有屬於網路大眾自己的輿論，大型論壇又能高度集中鄉民的注意力，在網路界自己設定議題（agenda-setting）變得有可能──正因為如此，批踢踢才形塑出不同於（甚至對立於）主流民意的輿論。

不只如此，批踢踢的技術界面也幫助網友形成自己的「風向」。

2004年，有鑑於某些使用者濫用推文，創站站長杜奕瑾設置了噓文制度。由於推噓文相抵後，將以數字形式呈現在文章外，眾人意見一覽無遺，因此推噓文數字可以讓板眾快速判定議題風向，而人們也往往會依據板上的「風向」來決定自己的發言和態度。推噓文制度很有潛力讓人們快速選邊站，加強群體極化的效應。

某些時候，陌生議題出現在看板上，批踢踢鄉民當下可能不知所措，此時眾人慣常的作法，是觀察「前幾樓」（率先推噓文者）的回應，由前幾樓的意見決定整篇文章的輿論。只不過在沒有其他資訊或常備知識的背景下，人們很容易受到旁

人意見左右，因此八卦板政治新聞轉載經常出現了經典的網路輿論操縱手法，也就是刻意在前幾樓推文「帶風向」──火眼金睛的鄉民們，多以「黨工」、「下去領500」等用語，來諷刺這類操縱輿論的粗糙手段。

寡不敵眾，黨工們的努力多數是徒勞的。狂熱且渴望改變的鄉民們讓政治版圖終於變天。有些人用「網路的共識化」、「網路力量的實體化」來形容從2013年洪案到2014年六都大選之間台灣社會整體的發展。這股浪潮中，「婉君」一詞標示的也不過就是「網路輿論開始向現實世界擴散」的過程。

儘管在部分媒體或政治人物操弄下，「婉君」時常遭到誤解，時常遭到等同「網軍」的污衊。然而，相較於有組織且受僱傭的網軍，婉君是自發並且獨立的，當眾多鄉民站穩對特定

議題的立場，用嘲諷、噓爆等手法打擊敵人，甚至自主思考後決定採取足以影響現實世界的行動，「婉君」──一個新興的政治群體就真正誕生了。

打臉主流民意：婉君都來了

媒介讓網路群眾有機會煉造自己的輿論，但是為什麼在部分議題上，這樣的輿論會正好與主流民意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相左呢？

所謂的「主流民意」通常反映在傳統大眾媒體上。傳統大眾媒體一般由社會中的少數集團獨佔，這些媒體企業在商業或政治上的利益──如收視率或黨政關係的考量──可能透過組織的守門機制，影響個別報導的產製。

因此，媒體的意識形態偏向保守，多半反映著社會當中較「主流」的意見。藉由採訪專家或權威，以表面上客觀的消息來源、平衡的報導原則，偷渡某種價值偏好、強化特定的刻板印象，正是媒體「帶風向」或者「操作」輿論的技巧。

一旦記者預先篩選採訪對象，刻意排除不同的意見和觀點，操弄民意同時符合支配者集團的利益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除了街訪、民調或晚近的「網友新聞」，「大眾」在媒體上的形象向來是沉默無聲的。

但在鄉民逐漸獲得獨立力量的網路時代，傳統媒體要做足這一點已經不如以往容易了。

「慣老闆」事件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1990年代，資方使用「草莓族」; 一詞形容當時的社會新鮮人不耐操，當時網路不普及、鄉民也還沒誕生，勞方甚或年輕人沒有團結回嘴的空間，甚至可能連反擊的意識都沒有。

然而到了批踢踢演變成大型論壇的時代，2010年5月，資方如法炮製「慣寶寶」一詞，新鮮人不耐操，因為網路不普及、鄉民也還沒誕生，傳統媒體紛紛轉載，豈料鄉民群體早就培育起形成獨立觀點的能力，有人馬上以諷刺口吻詼諧回嘴，「慣老闆」這網路用語即刻引發鄉民熱情迴響、瘋狂嘲笑。

在這場歷時悠久的「年輕勞工 vs. 財團──媒體聯盟」戰爭中，年輕世代的勞工大眾在轉生為網路鄉民後，總算多了一項抗衡敵人的利器。透過群體協作凝聚意見，一般網路使用者漸漸有了對抗主流媒體的能耐，開始以另類的觀點看待世界。

本文摘自群學出版之《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

如果你是批踢踢老鄉民，
請來看看這本屬於我們的青春紀事。
如果你不認識批踢踢，
請讓我們告訴你批踢踢20年的大小事！

20年歲月中不斷演進的PTT（批踢踢實業坊），
在臉書、LINE等數位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下，
儘管科技老舊，
整個社群平台卻依舊屹立不搖，
堪稱台灣網路史上最大的謎團！

作者：殷海光、導讀：潘光哲

殷海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生於中國湖北，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逝世於臺灣臺北。歷任《中央日報》主筆、《自由中國》雜誌編輯委員與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等職。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臺灣歷史脈絡裡，殷海光被公認為自由主義知識人的典範。始終投注於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的殷海光，以筆墨和稿紙作為戰鬥武器，努力抗衡黨國威權體制所炮製的矇昧與壓制。遺憾的是，殷海光也因此遭受迫害，著述被查禁，也被迫離開臺大的教學講臺，竟爾英年早逝。

殷海光故居（Source:wikipedia）

殷海光以一己生命為代價而願成就之志業、懷抱之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不及親見；但他留存天壤的精神楷模與文字遺產，卻從來不曾被人遺忘，一直潛伏人心。他播灑的觀念種子，生命力強勁至極，始終啟沃世眾，終究可以創造轉化，成為後繼世代想望新天新地的思想資源。

殷海光著述宏富，豐贍多采。遺憾的是，臺灣的後繼者想要閱覽親近這些文字，卻曾經是難上加難的事。特別是殷海光在一九五○年代之後的政治社會言論，發光發熱，引領風騷，如果集為一帙，廣為流傳，絕對具有帶領人們走出黨國威權體制建構的「政治神話國」的作用。

無奈的是，在當年現實的制約下，這等工作只能在香港這方殖民地完成。由盧蒼（盧鴻材）奉獻無數心力，一九七一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彙集殷海光主要的政治社會言論出版《殷海光選集》，實為首創之舉，居功厥偉。

幸而，「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幾經轉折變遷，一九九○年桂冠出版《殷海光全集》，自二○○九年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重新蒐集、整理，陸續出版新版的《殷海光全集》共二十二卷。這套臺大版《殷海光全集》，收錄殷海光著作最為完整，為展現其思想世界的本來面貌提供深厚的史料基礎。

只是，殷海光畢生撰作不輟，遺存的文字數以百萬計，實非一般讀者可以問津通覽。選取殷海光著作之精要，導引世眾略窺美富，進而體會、吟詠他的關懷旨趣，承繼宏揚他的精神，批判轉化他的遺產，應該是深具思想傳承與啟蒙意義的文化事業。本書（《殷海光選集》）的選編出版，本乎此意，以前行研究與積累為根本，期待為讀者進入殷海光的思想世界，提供入門之益。

本書上冊《是什麼，就說什麼》，選錄殷海光關懷現實處境的重要思考成果，顯現他對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由」與「民主」的多重反思與詮釋。憑藉殷海光的省思，讓讀者對相關課題的認識理解，別見新界。

殷海光晚年，自稱「五四兒子」與「五四後期人物」，為一己的生命意義找尋自我定位。實際上，在每年五月上旬時分，殷海光固定發表以「五四」為題的文章，已是他生命史裡的「儀式」之一。

一九四九年，殷海光還是《中央日報》的主筆，時值「五四」三十週年，他就在《中央日報》上一口氣連寫兩篇與「五四」相關的文章；在《自由中國》時代，自一九五七年起，連續四年，殷海光年年都有闡述「五四」之作，或是竭呼「重整五四精神」，或是主張「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或是要求以「五四」為典範「展開啟蒙運動」。

五四運動（Source:wikipedia）

在殷海光的最後歲月裡，他仍持續著為「五四」招魂的筆耕事業，提示人們如何尋覓「五四的再認識」。待得一九六九年的「五四」五十週年之慶，殷海光又發表了〈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四個月後，他的人生旅途就畫下了句點。可以說，重溫「五四」一直與殷海光纏繞不止，念茲在茲，至死方休。

他的思索，正也展現出戰後臺灣「五四的歷史解釋」的一種典範：「借五四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將關於「五四」方方面面的研究與闡述，轉化為批判現實政治社會與文化思想處境的「戰鬥元素」，正如同殷海光不無感慨而又帶著希望的筆調：

現在，五四運動倡導「民主」及「科學」五十年後，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學的基本態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末就會有許多人不斷的追求它們。如果有許多人不斷的追求它們，那足見它們還是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如果它們還是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那末遲早可能有再現的日子。（〈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

叩問歷史豐富多采的場景，可以讓人們得到各式各樣獨特鮮明的生命和思想體驗。再現「五四傳統」，使之重見青天，當然可以幫助人們對於自身的來時歷程，進行更為多樣的省思。即便這等闡釋確實意義深長，如果基於現實的需要，與歷史進行「對話」，甚至「弱水三千，單取一瓢飲」，總可能冒著把複雜的歷史圖像予以簡單化的危險。

「五四」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臺上最耀眼也最具爭議性的歷史意識符號，歷來對於「五四」的詮釋及再詮釋，顯現一幅多元而複雜的「啟蒙」歷史圖像。

重溫殷海光的「五四」詮釋，可以想見一代知識人的歷史詮釋，出於與時代脈搏同躍共動的心懷，即便打上了深刻的現實烙印，絕對不是陷入「史學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的思想／知識生產活動，對追求理想的生活世界，可以提供豐厚沛然的思想刺激。

殷海光詮釋「民主」作為「五四」的理想追求之一，現實生活世界的考驗，卻是艱澀難當。

當初肩負《中央日報》筆政的殷海光，還期望主政的國民黨當局「趕快收拾人心」（〈趕快收拾人心〉）。來到臺灣，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陰影，卻逐漸籠罩了整片臺灣大地，令人喘不過氣來；即如殷海光的概括：

「臺灣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嚴格的管制之下。這種光景，至少也是自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未有的」，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處於「現代統治技術所造成的天羅地網」之間（〈是什麼，就說什麼〉）。

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根本名不符實。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殷海光，期待不再，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筆鋒，犀利凌厲。

例如，針對執掌權力的當道有司妄言「民主」，殷海光不假辭色， 直斥為「君主的民主」，透視其實質不過只是「慈惠的君主專制」，提醒讀者切切深省，這等「慈惠的君主專制」，如果「與現代統治技術結合，只要稍微有點偏私，就變成極權暴政」（〈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觀 —— 君主的民主〉）。

殷海光更屢屢揭穿黨國威權體制編織的政治神話，警告讀者，萬萬不可掉進「贗品的民主」的陷阱（〈反民主的民主〉）。甚且，面對雷震等人於一九六○年積極籌組新黨的行動，殷海光提出的諸多反思，猶如建構了如何開展民主實踐的理想善境，至今讀來猶然發人深省（〈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殷海光，期待不再（Source:wikipedia）

殷海光晚年寫成的〈剖析國民黨〉，更為積其多年廣泛涉獵的深厚學思而成的力作，對理解臺灣黨國威權體制的架構，實具深度啟發意義。

殷海光曾經表示，自己「平日嚴守的信條乃『是什麼，就說什麼』，有的事不可說成沒有；沒有的事不可說成有也⋯⋯」。閱讀殷海光懷想「民主」從而提出的批判，不僅可以遙念自由主義思想者實踐一己信念的真誠風範，也是觀察臺灣黨國威權體制乖謬荒唐的一面鏡子。

若說殷海光對黨國威權體制的批判文字，痛快淋漓；那麼他析論「自由」的文章，反思所及，猶如啟沃我們追問「自由」的指路明燈。

殷海光或是敘述「思想自由」在人類歷史的脈絡，強調絕對不能「以任何一種思想或主義居於獨占地位來排斥一切其他思想或主義」，吾人更必須「養成思想寬容的心理習慣」（〈爭思想自由的歷史巨流〉）；他或是反省中國知識人迎受自由主義的闕失，倡論必須要從「思想的陷溺之中超拔出來」（〈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殷海光也疏理自由主義的四個「層面」：

政治的層面、經濟的層面、思想的層面和倫理的層面，各有申論，歸結於「自由主義是培育與充實自由精神的淵府」（〈自由主義底蘊涵〉）。

從殷海光的思想轉折來說，他向來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卻也有面臨困惑難解的時候。尤其當二十世紀中葉，社會主義思潮泛濫席捲世界，嚴重威脅自由民主體制之際，殷海光為之苦思，始終難求出路。

就像殷海光省思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為如何避免「既不妨害經濟自由又不致導向由經濟的父權主義（economic paternalism）而造成全能的極權統治」，則只能期望政治經濟專家開出一劑藥方（〈自由主義底蘊涵〉）。

因緣際會，殷海光於一九五三年讀到了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年出版）一書，猶如覓得一劑求答解惑的思想良方，甚感興奮，於是開始進行這部經典的翻譯工作。

海耶克（Source:wikipedia）

從此，在殷海光探求「自由」的思想旅途上，以海耶克的思考為導引方向，陸續發表的〈《到奴役之路》自序〉、〈自由的倫理基礎〉與〈海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從「無知論」出發〉等文，在在展現他的思想內容深化以進的面向。

回顧殷海光苦思「自由」而始終不止的文字，不僅可以想見殷海光走上自由主義之路所歷經的艱鉅旅途，更有助於我們反省考究自由主義的大綱要旨；一般讀者如果想要認識與掌握自由主義的基本義蘊，殷海光的反思成果，好似一道方便之門。

在人類智慧的宏偉殿堂裡，殷海光始終費神求知而不倦，苦心窮智而無悔。畢竟，殷海光身處大變動的時代，有這麼多不同的刺激，吹襲而來；有這麼多的問題，逼著他反應並求解答，讓他「不能不思索，並且焦慮地思索」。

他博覽泛讀，總願與公眾分享自己的讀書和思考心得，或寫或譯，皆能引導讀者進入一方寬廣的學思天地。殷海光的立論要旨：

不願和時代主流思潮脈動唱和，始終要向「反理性主義、矇昧主義（obscurantism）、褊狹主義、獨斷的教條毫無保留的奮戰」，抑且不遺餘力地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愛」這些積極價值才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最終並強調必須以「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務須要「受倫理規範的制約」，始可制遏被有心者利用的弊端（〈《海光文選》自敘〉）。

殷海光的論述成果，確實深具讓我們可以逃脫「心靈的牢房」的啟蒙意義（〈自由的倫理基礎〉）。殷海光曾經不無苦澀地將自己比擬為「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搖曳明滅。他願以身受難，只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到奴役之路》自序〉）。

對思考自己與群體之命運，想要找尋可供抉擇的方向，建構理想未來的朋友來說，閱讀殷海光，應能藉以知曉前此歷史發展的軌跡；理解殷海光，更是鍛鍊培育我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思想磨刀石。展閱本書，如果能夠引發讀者的興味，進而信步直入殷海光豐富多樣的生命與思想世界，必將是我們最大的榮幸。

本文摘自臺大出版中心之《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上》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臺灣歷史脈絡裡，
殷海光被公認為自由主義知識人的典範；
他留存天壤的精神與文字遺產，
豐富多樣，
從來不曾被人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