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高．呂德斯博士（Dr. Michael Lüders）

黑暗核心：伊斯蘭國緣何成功

自從發生「九一一事件」，布殊總統高調發動「反恐戰爭」，其繼任者奧巴馬打出其他旗號，主要使用無人機，但殺傷力仍不減地繼續進行這場戰爭以來，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七個國家進行了軍事干預：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也門、巴基斯坦、利比亞和敘利亞。

九一一受襲的世貿大樓（Source:Wikipedia）

這些干預的程度不同，影響各異，但總的來說導致產生兩個結果：一是促使或引起多個國家分崩離析，二是有利於極端伊斯蘭運動的發展壯大，從塔利班、基地組織到「伊斯蘭國」。用另外的話說就是，西方面臨的恐怖威脅，很大一部分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美國對此視而不見，仍把聖戰組織劃分為「善的」和「惡的」。

所謂「善的」聖戰組織，是指那些與基地組織或不招人喜歡的政權進行鬥爭的。這在實際上是如何操作的呢，下面的事例可以形象地對此進行描述。

根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美國在二○一四年夏天接受沙特建議，在敘利亞南部開闢新的反阿薩德政權戰線。有一支接近自由敘利亞軍的部隊耶爾穆克旅，通過約旦得到武器軍火和專業訓練。這支部隊被視為是「溫和派」，據稱在敘利亞北部和東部既與政府軍作戰，也與支援基地組織的伊斯蘭分子進行戰鬥。

但讓美國人十分不爽是，有視頻資料證明，耶爾穆克旅與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一支分支部隊努斯拉陣線聯手與阿薩德作戰。耶爾穆克旅的人甚至還將非常先進的武器裝備交給努斯拉陣線。這些武器是他們剛剛才從約旦得到的，估計是花了大價錢買進的。

伊拉克政府代表多次抱怨稱，「伊斯蘭國」士兵在伊拉克使用的武器是「善的」敘利亞伊斯蘭組織之前從美國軍火庫得到的。

在伊拉克，華盛頓支持那裡的什葉派政府反對遜尼派聖戰組織，並協助他們與遜尼派聖戰分子作戰。但在敘利亞，美國則鼓動同一派聖戰組織向大馬士革政府開戰。

這種神經錯亂的做法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伊斯蘭國」的力量。

「伊斯蘭國」運動誕生於伊拉克，在敘利亞成長為地方勢力。

他們在敘利亞可以不受外界干擾地進行活動，並得以發展壯大成為最大的造反派組織。之後，他們終於從敘利亞向伊拉克發起攻擊。二○一四年六月初，「伊斯蘭國」摧毀邊界設施，宣佈「終結賽克斯—皮科邊界」，這是英國和法國作為殖民國家，在一戰結束後人為劃定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邊界走向。「伊斯蘭國」只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就佔領了差不多整個伊拉克西部，拿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幾乎挺進到了巴格達的邊界地帶。

上面已經提到過，「善的」伊斯蘭分子曾是利比亞的造反派。

對於聲稱利比亞造反派中有部分人支援基地組織的說法，華盛頓採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直到二○一二年九月，美國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被聖戰組織槍殺，美國人才大聲驚呼：「基地組織！」，然後採取了慣常的應對措施—採取軍事行動進行報復，義憤填膺地高喊要警惕「恐怖主義」。

與此同時，華盛頓隨意使用基地組織這個標籤，在不該用的地方也用。例如在佔領伊拉克期間，打擊遜尼派造反組織，儘管該組織中只有少部分屬於基地組織。誰反抗，誰就是基地組織。

通過這種容易激發情緒又簡單地相提並論的做法，即把佔領作為反恐行動，使之合法化，同時又向西方公眾推出了為伊拉克災難背黑鍋的代罪羊。

有利可圖的戰爭

美國在中東地區進行的種種干涉導致出現新的威脅和挑戰，但對此作出反應卻往往與對待「伊斯蘭國」時一樣，別無二致：提供更多的武器，採取更多的軍事行動。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使命剛剛正式結束，但從中得出的教訓很快被華盛頓和歐洲諸國忘到腦後。不是對訴諸武力本身提出質疑，只是試圖在戰略和戰術上去適應變化的形勢。大規模的地面攻擊已經不合時宜，現在需要的是，投入無人機和實施空中打擊，再加上值得懷疑的當地盟友的配合。這一舉措雖不明智，但毫無疑問有利可圖。

從二○一○年年中至二○一四年年中，美國最大的軍火集團洛克希德．馬丁的股票翻了三番，僅二○一三年年中到二○一四年年中就漲了一倍。二○一四年十月六日，彭博新聞社報導稱：「以洛歇．馬丁為首的軍工企業股票的交易價格達到了迄今的最高值。世界各地不斷加劇的衝突讓這些企業的股東大賺了一把。」

洛克希德·馬丁的標誌（Source:Wikipedia）

尤其令人高興的是，「由於美利堅合眾國盯上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投資商期待制導武器、無人飛機和其他戰爭器材的產品銷售額直線上升」。此外，「以色列剛剛結束為期五十天的打擊加沙地帶哈馬斯的戰役，而美國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應商。」──現在需要補充武器庫了。

二○一四年十月十八日，《法蘭克福彙報》以差不多堅信的口吻報導說：「打擊『伊斯蘭國』讓美國軍火商收到的訂單源源不斷，賺的盤滿缽滿。消減軍事預算的時代過去了。」「這也會推動新型武器裝備的研發。美國市場研究公司蒂爾集團行業分析師理查德．阿伯拉菲亞指出，『從國防工業界角度看，這是一場完美的戰爭』。」

二○一一年至二○一三年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及國防部長的里昂．帕內塔，在評論美國二○一四年八月開始空中打擊伊拉克「伊斯蘭國」陣地時說：

「我認為，我們正面臨一場新的三十年戰爭。」帕內塔補充道：「這場戰爭將會超越伊斯蘭國，轉向新的危險地區，比如尼日利亞、索馬里、也門、利比亞和其他地區。」

此話挑明了說的意思是：我們進行戰爭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只要我們認為需要，就會出手，也不管會給涉及的地區和那裡生活的人們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美國調查記者格倫．格連韋特指出：

「如今已經難以想像，美國何時何地不是處於戰爭狀態。如果在我們有生之年還能看到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那一定是引起轟動的新聞。政府官員開誠佈公地表示，『進行無休止的戰爭』。這不是隨便說說而已的套話，而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現狀的準確描述。為什麼這麼說？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進行無休止的戰爭，可以使故弄玄虛的保密措施、加強政府的許可權和損害公民權利師出有名，同時還可將巨額稅款花在『本土安全』和軍火工業上。」

哈里發之間的權力鬥爭

根據維基解密，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在二○○九年的一份外交電文中抱怨稱，沙地阿拉伯是世界上向遜尼派恐怖組織提供資金最多的。當然，不一定是沙特政府自己掏腰包，多數情況下都是沙特的富豪和宗教基金會慷慨解囊。

在利雅德眼裡，「伊斯蘭國」是不共戴天的敵人，顯然不可能從沙特政府那裡得到資金，從私人那裡拿錢還是可以的。有時西方國家政府要求沙特領導人，對向恐怖組織提供經費的行為加以禁止，表明西方認為沙特政府是可信的。但如果利雅德真的那樣做了，會在國內引起反抗。

儘管如此，華盛頓和歐洲仍然一如既往地恭維沙特政權，把沙特視為打擊遜尼派極端分子的盟友。衛星電視、YouTube和Twitter播放過數百萬條資訊，稱沙特傳教士公開呼籲殺死什葉派，因為他們是異教徒。對此，好像沒有人感到有什麼不對勁的。

班達爾．本．蘇爾坦王子多年擔任沙特駐美國大使，與布殊家族在政治上和生意上交往密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前不久，班達爾王子對當時的英國軍情六處處長理查德．蒂爾勒夫說：「理查德，在中東，『願真主保佑什葉派』將成為一句名言的時代不遠了。超過十億的遜尼派教徒對他們已經受夠了。」二○一四年七月十三日，英國《獨立報》引用蒂爾勒夫的話稱：「那是令人生畏的評論。對此，我真的記憶猶新。」

對瓦哈比國家伊斯蘭與吉哈德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和財政金融方面的密切聯繫，西方各國政府通常都是輕描淡寫，有意掩飾。和沙特領導人差不多，西方國家也相信怪圈現象：一方面是利用遜尼派聖戰組織反對令人討厭的統治者，當時是佔領阿富汗的蘇聯人，現在是阿薩德；另一方面是試圖控制住呼喚出來的妖魔。最遲到「九一一事件」後，人們應該更明白了。

班達爾．本．蘇爾坦王子（Source:Wikipedia）

二○一二至二○一四年擔任沙地阿拉伯情報局局長的班達爾王子後來被解職了，原因是沙特領導人顯然認為，他應對敘利亞「伊斯蘭國」的發展壯大負有責任。同時，他也因為提出利用聖戰組織推翻阿薩德的戰略遭到失敗而備受指責。

班達爾王子是前面提及的二○一二年七月襲擊阿薩德權力中心行動的策劃人。

從世界觀角度看，瓦哈比主義與伊斯蘭國兩者在意識形態領域幾乎毫無二致。特別是在對待什葉派和其他少數教派，以及沙地阿拉伯也不待見的、大多主張世俗理念和非阿拉伯種族的庫爾德人方面，「伊斯蘭國」慘無人道的行徑與瓦哈比鼓吹仇恨的傳教士的觀點完全一致，如出一轍。

但是，「伊斯蘭國」的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摩蘇爾宣佈成立哈里發國，任命自己為哈里發，這實際上是間接向沙地阿拉伯宣戰，以此向沙地阿拉伯謀求在遜尼派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

沙地阿拉伯自己給自己授予了「信徒的哈里發」的榮譽稱號，並稱沙地阿拉伯國王是麥加和麥迪那「兩個聖地的保護神」。

誰想戰勝基地組織或者「伊斯蘭國」，誰就必須追根尋源，將沙特政權排除在外。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沙地阿拉伯是親西方的，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油國。

同樣，想戰勝「伊斯蘭國」也並非易事，可能會在軍事上取勝，但不會在意識形態上。

即便是「伊斯蘭國」瓦解垮台或者陷入守勢，其成員也會隱蔽下來，另起爐灶或者分成幾派繼續幹下去。瓦哈比主義作為「伊斯蘭國」的精神基礎將會繼續存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國家分崩離析的狀態將會持續，還有宗教原因引起的衝突：遜尼派反對什葉派。

如前所述，「伊斯蘭國」產生自伊拉克基地組織的圈子。那裡的基地組織沒能成功地將遜尼派民眾爭取過來。相反，幼發拉底河流域的諸多部族在美國的軍火和資金的支援下，積極打擊恐怖組織。一方面，人數極少的伊拉克遜尼派贊同他們的想法，即組織世界各地的聖戰組織聯合起來抵抗十字軍，因為遜尼派主要是想奪回在巴格達失去的權力。另一方面，許多基地組織的武裝分子來自國外，與伊拉克毫無關係。

隨著「伊斯蘭國」或者說其前身的出現，情況發生了變化。

「伊斯蘭國」起初只是純粹的伊拉克組織，在二○○六年到二○一○年短短幾年的時間裡，就發展成為一個能打善戰的武裝組織，並成為伊拉克國內的一股勢力。

「伊斯蘭國」並非是什麼新創立的組織，它的發展更多可以追溯到基地組織、薩達姆政權和遜尼派部落等業已存在的組織結構，並且深深扎根、廣泛分佈在這些組織之中。同時，薩達姆的眾多舊部，軍官、將領、特工，還有普通士兵，紛紛加入「伊斯蘭國」。這也是為什麼「伊斯蘭國」能夠驍勇善戰的緣故。

「伊斯蘭國」一開始就從海灣國家得到大量資助，用這些錢購置武器，加上軍事方面節節勝利，愈來愈多的遜尼派起義者也投向「伊斯蘭國」。

打倒羅馬人！

如果不是敘利亞戰爭開闢了新的戰場，「伊斯蘭國」很可能還是一個局限在伊拉克國內的現象。愈來愈多的來自伊拉克的什葉派和什葉派真主黨站到阿薩德一邊並肩戰鬥。他們的這種行動激發了眾多遜尼派的新仇舊恨。

遜尼派認為，不管在伊拉克還是在敘利亞，進行戰鬥都是為了反對什葉派這些害人精，捍衛遜尼派伊斯蘭。從二○一二年到二○一三年間，「伊斯蘭國」開始也在鄰國活躍起來。「伊斯蘭國」從前身組織的「伊拉克伊斯蘭國」改稱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沙姆在這裡一般翻譯成大敘利亞或黎凡特。

沙姆在口語中指的是敘利亞，也是大馬士革，對於迷信的穆斯林來說有著救世主的特殊寓意。

歷史上沙姆包括今天的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約旦。耶路撒冷擁有讓人想起先知升天的地方阿克薩清真寺，是繼麥加和麥迪那後伊斯蘭的第三個聖城。大馬士革曾是第一個遜尼派帝國倭馬亞王朝（西元六六一至七五○年）的首都，那裡有薩拉丁和阿哈默德．伊本．泰米亞（西元一二六三至一三二八年）的陵墓。

沙姆在口語中指的是敘利亞，也是大馬士革，對於迷信的穆斯林來說有著救世主的特殊寓意。（Source:Игорь М@Flickr）

薩拉丁曾於一一八七年將十字軍趕出耶路撒冷。泰米亞是極端保守的法律學者，至今還受到薩拉菲分子的崇拜，甚至被瓦哈比主義創建人視為靈感的源泉。在沙姆還有很多對什葉派來說是神聖的墓地，其中有距離大馬士革不遠的先知的孫女蔡娜普的棺槨。

最後一點，但並非不重要的是，遜尼派和什葉派，至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都相信，意味著世界末日的救世大決戰將在沙姆發生。據稱，下面這句名言是先知穆罕默德流傳下來的：

「當羅馬人挺進到阿爾—阿馬克或者達比克附近時，歷史的最後時刻就要到來（作者註：這兩個地方均位於阿勒頗的東北部，緊鄰土耳其邊界。此處的『羅馬人』指的是拜占庭人）。那時，來自麥迪那的一支軍隊，也就是地球上最優秀民族的軍隊就會出發，迎戰羅馬人。」

根據傳說，這支穆斯林軍隊將對陣的是四十二支軍隊組成的強大陣營。儘管如此，穆斯林將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只佔穆斯林人數一成的什葉派相信，大決戰結束後，救世主馬赫迪將會顯靈，護送信徒進入天堂。極端遜尼派把先知的名言解釋為，最終戰勝包括什葉派在內的非信徒的承諾。

關於開展反對非穆斯林的聖戰，什葉派中大部分人聞所未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先知的名言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實際上，一個什葉派的拉登是不可能產生的。在網際網路上，「伊斯蘭國」用包括德語在內的多種語言開設宣傳主頁《達比克》，這個引人注目、設計專業、外表華麗的主頁暗示上述先知的名言：「伊斯蘭國」戰士視自己為那支大有希望的「麥迪那軍隊」。

這類神聖承諾對群情激昂信徒的影響力不容低估，在刀光劍影的戰爭和腥風血雨的暴力環境中尤其如此。從「伊拉克伊斯蘭國」到「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直到最後的「伊斯蘭國」，這個易名的發展過程標誌著「伊斯蘭國」在幾年時間內就發生了飛速的變化，從一個伊拉克國內組織發展成為面向整個遜尼派伊斯蘭世界的聖戰組織。

我們這裡常常把「伊斯蘭國」看成是一個恐怖組織，實際上大大把它低估了。「伊斯蘭國」遠遠超出了這個範疇，它圖謀打亂現有國界，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它早已替代基地組織，成為極端遜尼派的「燈塔」。

二○一○年開始擔任「伊斯蘭國」頭目的是易普拉辛．巴德利。他生於一九七一年，來自薩邁拉市，號稱是在薩邁拉和巴格達攻讀過伊斯蘭學的伊斯蘭學者，但從未見過他以神學者身份出現過。據說他還擁有薩邁拉一所伊斯蘭大學的碩士學位，二○○四年在美國還被監禁過幾個月。對巴德利其人其事的了解僅此而已。巴德利還為自己的名字加了一個戰鬥稱號「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意為「巴格達人」。

當然，這個名字本身就意義非凡，頗具象徵意義。

阿布．貝克爾是先知穆罕默德首批弟子中的一個，也是穆罕默德的岳父。西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仙逝後，他作為「接班人」──阿拉伯語是「哈里發」──統領教徒，直到西元六三四年去世。而巴格達又曾是阿拔斯王朝（西元七五○至一二五八年）哈里發的所在地。阿拔斯王朝繼承了大馬士革的倭馬亞王朝，建立了一個西從西班牙，東到印度邊界的世界帝國。

巴格達又曾是阿拔斯王朝（西元七五○至一二五八年）哈里發的所在地。（Source:Wikipedia）

當人們解密極端遜尼派的象徵符號時，會發現其含義是：「伊斯蘭國」遵循阿巴斯王朝的傳統，繼承倭馬亞王朝。這裡的倭馬亞王朝指的是沙地阿拉伯。

如今，就像當初貝克爾接班穆罕默德一樣，「伊斯蘭國」是真正信仰的捍衛者。「伊斯蘭國」面向整個伊斯蘭世界，如同以前的巴格達，將成為伊斯蘭世界「精神」和「心靈」的中心。

建立哈里發的想法之所以是一步妙棋，是因為這樣可以比基地組織向極端遜尼派提供更多的認同機會。基地組織出了個拉登，幹了「九一一事件」，但沒有指出未來的方向。

基地組織已是明日黃花，而「伊斯蘭國」象徵著今天和明天。

本文摘自香港三聯書店之《中東亂局──美歐政策孕育了伊斯蘭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才是令伊斯蘭國崛起的幕後黑手！

本書深刻揭示中東地區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這個地區不斷樹敵，
令中亞、中東、非洲的人民持續生活在戰火之中。

《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在1980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之故，便尋求政治庇護移民美國。因此，胡賽尼並未經歷過阿富汗連年戰爭的摧殘。在《追風箏的孩子》一書中除了與作者記憶中、那個阿富汗仍然美好的童年連結外，更吸引讀者的是那一份暗藏在沒有華美文藻敘述之中的愧疚與救贖之旅。

關於《追風箏的孩子》，請看：「為你千千萬萬遍」──讀《追風箏的孩子》

《燦爛千陽》一書封面。http://goo.gl/1yUCXB

胡賽尼在他的第二部作品《燦爛千陽》中，轉換了敘事的視角，將故事聚焦在紛爭動亂綿迭，卻不曾遠離家鄉的人群之中。

《燦爛千陽》以胡賽尼出生地喀布爾為背景，採用兩個相差十九歲的穆斯林女性作為主角。十九年，一個剛出生的孩子即將成人的年紀，身心靈都經歷極大轉變；對於一個因地緣關係而紛亂的國家來說，十九年也足以讓時間醞釀得面目全非。

年齡差距足以成為母女的兩位主角，一個走進婚姻一個正在成長，而等在還未相遇的她們前方的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引發近二十年的外患內亂。

瑪黎安，一個哈拉密（私生子之意），童年和母親獨自生活在遠離人群的鄉下，沒有受過教育也未曾見識過城市的繁華，對於城市以及父親的憧憬讓十五歲的她產生一念之差拋下母親，自此她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她屈服了不承認她為女兒的父家的安排，嫁給了大她二十多歲的男人，跟隨丈夫到達喀布爾落地生根，然而無法生育卻為她的安份認命更添顛簸。

戰前放學回家的阿富汗女孩，她們和男孩一樣穿校服到高中上學。照片由Dr.William Podlich拍攝。Dr.Podlich在1967年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到達喀布爾，展開他為期兩年的阿富汗生活。http://goo.gl/co5M3r

萊拉，出生於喀布爾中產階級的家庭，因為成長時社會風氣並不封閉，加上父親有良好的學識，因此是在一個對於女性友善的高等教育環境中成長。甚至男女間自由地發展情愫，也並非社會難以接受的狀況。

瑪黎安和萊拉因為戰爭的惡化，因緣際會共事一夫。她們的丈夫是個一個極度傳統的穆斯林男人，故他的妻子的模樣只有他能夠看到，外出時必須身穿罩住全身，只有眼睛處有網布的布卡（Burka），他一邊肩負養家餬口的擔子一邊對自己的妻子拳打腳踢。妻子是自己的物品，對於自己的所有物想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穿著布卡(Burka)的穆斯林女性。http://goo.gl/DRNMRw

然而就算都是妻子，萊拉一娶進門不久便懷孕生下一女，過幾年又替他生下第二個兒子，其地位怎麼樣都是瑪黎安無法比擬；而所謂的差異，頂多出氣的對象，較常是那個哈拉密而不是孩子的母親罷了。

妻子依然是妻子，布卡不可不穿、妻子以夫為天的本分，不可不守。

這樣兩個成長背景、經歷截然不同的兩個女人因為這樣的男人共處一室，共同經歷過對抗蘇聯入侵的聖戰戰士在蘇聯撤退後，內部分裂、派閥割據的內戰；也經歷過塔利班神學士政權與舊派閥的爭戰，最後因為子嗣的差異而走向不一樣的命運逗點和句點。

作者曾言，當他於2003年重返喀布爾時，看到穿著傳統蒙面服裝的女性三三兩兩走在街頭，後面跟著她們穿得破破爛爛的孩子向路人乞討零錢。那一刻他很想知道，生命將他們帶往了何處？

實際上，或許是她們將生命帶往了何處。

穆斯林婦女由於宗教教法的關係，她們的生活常常是深鎖在閨閣之內，對外如同蒙上一層面紗，非穆斯林世界不容易明白她們的日常真實。作者選擇以兩名穆斯林婦女的角度去發展故事，除了讓讀者瞭解穆斯林女性的家庭生活以外，我認為這樣的選擇至少還有三層意義在其中。

第一層，是身為女性的堅強。我們讀者從文本中看到瑪黎安長久忍受丈夫的家暴，但她依舊守在家裡。除卻她已無處可去的緣由，她確實代表著傳統保守的穆斯林女性的忍受韌性；至於萊拉，當塔利班神學士進駐阿富汗後，對女性定下嚴格外出的規範（譬如：男女使用的場地必須分開、女性外出必須由男性陪同……等），以至於萊拉在生產第二子時，被驅趕到女性專用、物品缺乏的醫院，然後她在無麻醉的情況下讓醫生替她剖腹。整個故事就是基於穆斯林女性順服，並堅強對命運無情的基調而開展。

時代雜誌封面，被丈夫家暴到失去鼻子和耳朵的穆斯林婦女。http://goo.gl/Fo82Um

從第一層女性的堅強延伸而出的第二層意義則是以「家國」去詮釋「國家」的概念。穆斯林女性以家為根、父家、夫家、子家，永遠是以男性建立的世界為主。她們被馴服到柔順地如藤蔓依攀於其他物體之上，可是在這樣圈屈於家庭限界的弱勢之中，她們又有著第一層意義所描述的，如雜草般強韌的生命力。如同阿富汗，二十年的戰爭幾乎將整個國家摧毀殆盡，但這個國家依舊堅持在世界上，沒有被消滅，因為他們的人民順從於國家遭遇，卻不被這樣的遭遇擊倒。

至於第三層意義……日本動畫「魔法公主」中曾經綠意盎然的大地雖被殘酷地破壞成黃土荒地，但在最後這樣的荒地上面又重新長出點點綠意。我認為故事鋪陳出的第三層意義便猶如那荒土中的點點綠意，姑且稱之「希望」。

街拍：帶著一歲大孩子、滿臉愁容的穆斯林婦女，Photo by Carolyn Cole, Los Angeles Times。http://goo.gl/t5HVFV

故事中瑪黎安和萊拉的背景是那麼地不同、年紀差距也大，再加上丈夫的差別待遇，她們一開始是處不來的，直到萊拉生下了長女。兩人各自輾轉各自承受，卻無法彼此同理的先天命定與後天運氣，在孩子的潤滑下，消弭於女人的母性之中。孩子往往視為是未來的希望，作者安排接受開放教育的萊拉生養「未來」，而傳統保守的瑪黎安，則因與萊拉的孩子共有一相同的秘密而更加親近，藉此在充滿遺憾的一生中獲得彌補。

前面提過喀布爾是作者的出生地，當戰爭結束後，作者曾經重回故鄉，他看到的殘破景象讓他動念寫下《燦爛千陽》一書，不論是瑪黎安還是萊拉的背景設定也好、結局安排也好，或許其中的經過並不完全地美好，但可以無憾地面對過去接著朝望未來，這樣的設定我認為是帶著作者個人的「希望」在裏頭的。

書中曾引用兩句出自於十七世紀波斯詩人Saib-e-Tabrizi以喀布爾（KABUL）為題所寫下的詩^[1]：

One could not count the moons that shimmer on her roofs
（數不盡照耀她屋頂上的皎潔明月）
And the thousand splendid suns that hide behind her walls
（數不清隱身她牆後的燦爛千陽）

從詩中來看，作者希望的「希望」也許不僅限於作者個人本身。

戰爭結束了，不論留下來承受的和流亡國外的阿富汗人民，對於自己的母國，就像書中描述到的，在砲彈彈殼中長出綠意，阿富汗人也在逐步重建家園中，找尋國家未來的希望。

喀布爾的美麗與哀愁。http://goo.gl/nX4uel & http://goo.gl/ddicOM 2

[1]「KABUL」一詩原為波斯語，後由Dr. Josephine Davis翻譯成英文。英文全文如下：

Ah! How beautiful is Kabul encircled by her arid mountains
And Rose, of the trails of thorns she envies
Her gusts of powdered soil, slightly sting my eyes
But I love her, for knowing and loving are born of this same dust

My song exhalts her dazzling tulips
And at the beauty of her trees, I blush
How sparkling the water flows from Pul-I-Bastaan!
May Allah protect such beauty from the evil eye of man!

Khizr chose the path to Kabul in order to reach Paradise
For her mountains brought him close to the delights of heaven
From the fort with sprawling walls, A Dragon of protection
Each stone is there more precious than the treasure of Shayagan

Every street of Kabul is enthralling to the eye
Through the bazaars, caravans of Egypt pass
One could not count the moons that shimmer on her roofs
And the thousand splendid suns that hide behind her walls

Her laughter of mornings has the gaiety of flowers
Her nights of darkness, the reflections of lustrous hair
Her melodious nightingales, with passion sing their songs
Ardent tunes, as leaves enflamed, cascading from their throats

And I, I sing in the gardens of Jahanara, of Sharbara
And even the trumpets of heaven envy their green pasture

作者個人粉絲專頁：甯緒，Only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在百花齊放與大躍進運動平息的那段期間，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適度妥協，放鬆對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箝制：作家、文藝界以往被迫只能走社會主義寫實派的路線，唯有革命與階級鬥爭這類的題材能被接受，以階級背景的「好」或「壞」來形塑角色，非正即反；而現在他們開始試圖探索大躍進時期的某些模糊地帶。至於陷身集體化狂熱兩年的農民，過去政府雷厲風行管制農產品私有化的作法也逐漸放寬，還賦予人民公社的領導較多的自主性。共產黨企圖讓城鄉工人回歸可行的生產目標，使得全國瀰漫一股實用主義的氛圍，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以一句名言巧妙概括了這種實用主義的精神：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耗子的就是好貓。

鄧小平

隨著經濟退卻而來的是官僚組織的重整，而步步為營的經濟計畫，取代了毛澤東原本滿心期待透過中國人的集體意志來改造自我與社會的英雄主義作為。及至一九六一年，擁有約一千七百萬黨員的共產黨開始出現嚴重的分裂：一方是地方上的幹部，大多屬於社會貧窮階層，較為認同毛澤東所主張的激進改革；教育程度高、學有專精的幹部，則是在區域性計畫官僚體系位居要津。毛澤東憂心這種經濟計畫模式固步自封、因循茍且，遂於一九六二年發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挑唆貧農再次認清昔日的地主、富農是他們的階級敵人，重申階級鬥爭的價值，同時還強制農村幹部每年都要親自下田勞動一段時日。

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親自接見大寨隊長（陳永貴），此後毛澤東似乎認定黨內同志公然與他樹立的典範唱反調，不過還是指示新聞媒體宣傳出身貧困農村、卻勇於犧牲奉獻的動人楷模，以深化大寨的形象。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即是這種策略的一環：雷鋒是個年輕戰士，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湖南貧農家庭，先後當過牽引機駕駛、煉鋼工人，後來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在一九六二年的意外事故中喪生。雷鋒平凡無奇的一生，彰顯了毛澤東向來推崇中國貧苦老百姓的光輝；而雷鋒人民解放軍戰士的身分，暗示毛澤東決心借重軍隊及效忠他的國防部長林彪，作為打擊黨內「右派分子」的利器。據說雷鋒還勤讀毛澤東的著作，也為後續更高漲的毛澤東個人崇拜運動埋下伏筆。

雷鋒。圖片來源：http://goo.gl/KGLIyS

一九六六年，這場造神運動臻至高峰，林彪領銜在軍中傳播、歌頌毛澤東的語錄，集結成所謂的「紅寶書」，吹捧毛澤東是「偉大的舵手」、「最最最偉大的領袖」、「我們心中最最紅的紅太陽」。其間只有少數像老舍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預見箝制將起，最好靜觀時局的發展，而像邵荃麟這樣的幹部，便在一九六二年大聲疾呼，應該解除加諸知識分子身上的社會主義寫實派束縛，接納他所謂「中間人物」的類型—也就是介於道德無瑕的解放軍、大無畏的農民，以及邪惡地主、國民黨同路人這兩大極端之間的人物。邵荃麟曾在大連舉行的一場會議上這麼論及他的觀點：「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寫英雄是樹立典範，但也應該注意中間狀態的人物。創造人物主要依靠人物的行動，言行反映出他的心理狀態，行動表現出矛盾的具體化的東西。寫人物，應該注意寫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心理就是靈魂—這是靈魂工程師的任務。

※※※※※

吳晗的《海瑞罷官》一劇，暗諷毛澤東一手擘畫的大躍進政策，也是對遭毛罷黜的彭德懷元帥的無言歌頌，成為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推向沸騰的導火線。這波新政治運動始於一九六六年，名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驅使全中國幾百萬激進青年湧向北京，雲集於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接受毛澤東的校閱。同聲高呼毛澤東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一九六六、六七年這段時日的騷動憤怒難以言喻，不共戴天的仇敵要株除殆盡，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經濟制度都得打破。日、美、英、法、西德等國的青年，得知中國青年竟能恣肆攻擊長者，無不心生嚮往，著實讓各國領導人膽顫心驚；在中國境內，文革的後續效應更是撲天蓋地，因為毛澤東本人也支持這場運動，又有正規部隊坐視不理或者從旁鼓動， 上海崛起的紅朝新貴也出面慫恿年輕人。

鄧小平、劉少奇、劉的妻子王光美，以及黨內一群資深幹部均遭公開羞辱，權力盡失。周恩來一度還身陷險境，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因試圖緩和文革勢頭而遭非議。昔日聞人不是被人改頭換面，就是一筆抹煞：有學生組織「魯迅兵團」，專挑當紅權貴和高幹子弟尋釁；有人則把矛頭轉向已故的瞿秋白，惟因他寫過灰心喪氣的自白〈多餘的話〉，其中言論貶損黨的士氣，結果北京革命烈士公墓裡的瞿秋白墓碑遭人搗毀，墳墓也被破壞。

值此之際，各紅衛兵集團亦同室操戈；出身工農家庭的紅衛兵， 為了謀求在黨內官僚體系青雲直上，高喊打倒把持大學入學考試門檻、壟斷黨職肥缺的紅衛兵；奚落權貴黨員，「癡心妄想小汽車、小洋房、白大褂和實驗室」，用語神似鄒容在一九○三年對滿人的嘲諷，高喊打倒人民共和國的「老爺、少爺」：「先前你們坐享特權，騎到我們頭上來，拉屎撒尿，誇示你們高人一等。今天，輪到你們被專政、有罪受。」權貴學生也不甘示弱，為求自保並維護家門聲譽而群起反擊；他們與長期遭黨排擠的地主階級、國民黨同路人同聲相應，並時常闖進政府機關辦公室，盜取記載他們祖宗八代背景、可能危及他們未來前途的檔案資料。

文化大革命雖然製造成千上萬的悲劇，但並未連根拔除舊的政治秩序；毛澤東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脫序現象，也不得不召集軍隊冷卻學生騷動的情緒，壓制紅衛兵各派系的鬩牆相爭，勒令農民和城市居民返回工作崗位。但歷經十年的風波，昔日知識界的生態為之丕變，隨著毛夫人江青掌握文化界的生殺大權，並大破大立崇尚純然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藝術，既要破除西風東漸的斧鑿，又要滌盡「封建」社會的菁英主義殘餘。地方藝術與舞蹈、農民間流傳的鄉野趣譚、人民解放軍的凱旋、共產黨的英雄史詩，各種元素熔冶一爐，鍛造出新型態的民族文化，以作為強行向人民灌輸的精神食糧。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上，首次接見各地到北京串連的紅衛兵。 圖片來源：http://goo.gl/E5YW9Q

天安門，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就站在這城樓上，接連幾個星期校閱紅衛兵隊伍，許久之後依然是這群重返田間、工廠的青年心目中的革命象徵。昔日，聞一多曾以白話詩的新技巧道出洋車伕的悚懼，哀悼軍閥槍下的學生亡靈；如今，成千上萬的青年工人運用他們粗淺的書寫能力，在同一個地方向黨表達敬意：

乾杯，千山萬水今解放，

熾烈五星紅旗迎風揚

天安門上毛主席頻揮手；

瞬霎之間歷史轉動世紀。

天安門，你莊嚴又雄偉，

你度過百年戰爭的風風雨雨

化身七千萬人的狂喜

東方大地，你屹立，挺拔又驕傲

你散發的是黨的光輝，

絕世無雙，呼喊著根本的秩序

迎面相向，太平洋的邪惡風暴

且飲西伯利亞的寒霜

瞧，花兒萬紫千紅塗大門，瞧—

輝映三面紅旗的搖曳

透露春風

門前踏步聲，永遠向前走，命令

我們服從—

聽，呀，聽，就要淹沒變節者的喧囂。

※※※※※

一九七四年，中共發起一場令人費解的「批林批孔運動」。共產黨辯稱林彪的反動行為與孔子不分軒輊：林彪反對毛澤東，就好比孔子反對公元前五世紀新興封建制度的政治集權化和先進經濟政策。作為以古鑑今的歷史進程，毛澤東的蓋世功勳可媲美公元前三世紀一統中國的秦始皇。如此蘊含殺伐之氣又僵滯的論述，也難掩毛澤東已然病入膏肓、幾年前猶如脫序的百萬革命青年如今對大政方針已茫然無緒的事實。不過，中國革命青年可是心知肚明，拔擢幹部的方法明顯偏袒，不利於受過西式教育或者父母出身解放前上流社會的人，而且黨鼓勵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大遷徙政策更是後患無窮。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病逝。中國人對周恩來之死的哀慟真情流露、如喪考妣，超乎政府的預期。政府本打算低調處理，然而到了四月清明掃墓時節，成千上萬人雲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詩篇與花圈悼念周總理。深沉哀痛轉為公然騷亂，抗議聲浪瀕臨失控，宛如一九二○、三○年代遊行示威的歷史重演。動員軍、警，政府當局逮捕許多參與者；棍棒齊飛，財物付之一炬，血肉模糊。鄧小平成為眾矢之的，被摘除所有職務。

中國政治光怪陸離的現象俯拾皆是，不禁令人聯想到歷代王朝興替時的分崩離析。恢復權力的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共產黨大會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終結，大團結新時代降臨。鄧小平敦促全體中國人返回「四個現代化」—工業、科技、農業、國防的正途，並寄望四個現代化政策的實施能將中國帶向一個嶄新的時代。鄧小平的一席話，再加上黨在新憲法的序言裡承諾要創造一種「既有集中又有民主， 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立即引發知識界的熱烈迴響。事實上，這段時期風格新穎的文章、詩歌、研究社群、雜誌爭奇鬥豔，已非二十一年前百花齊放運動時期所能比擬，反倒類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代，或者晚清學生雲集上海、日本時的盛況。

這時對毛澤東的批判，在各類討論會和期刊上早已司空見慣。誠如有位曾是讀書人的工人論及毛澤東說道：「他越來越自我隔絕，再加上他的小生產者成長背景，舉目所見盡是古書，阿諛奉承之聲不絕於耳，無視國外科學進展神速，無法傾聽人民哀號心聲。」結果， 整個世代的青年人被「愚弄、誑騙」，還有青年作家拾起魯迅書中的牙慧和隱喻。儘管歷經四人幫的推波助瀾，魯迅早已是家喻戶曉的文化偶像；同時，在一九七○年代初，書店櫥窗裡側身毛主席選集之旁的中國作家似乎就只有魯迅一人，但經鄧小平黨人巧手改頭換面，魯迅又搖身一變成為批判四人幫圖謀不軌的先知！

而一九七九年的青年，拋開對魯迅的溢美之辭與過度詮釋，重拾魯迅作品中「藥」的這層隱喻，聲稱「輸入科技這帖藥」不足以拯救中國，因為整個國家的「病根」還是在意識型態方面。唯有通過「國家上層建築」 來改造意識（作者附帶說這正如一八九○年代康有為與梁啟超的作為），才能讓中國擺脫麻木不仁，避免再度淪為「東亞病夫」的命運。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

中國百年命運的劇變與滄桑
民國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悔恨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史景遷揚名立萬之作

作者：殷惠敏

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

吳國楨在《展望》雙週刊（1954.6.29）寫的文章，以平實懇切的筆調，娓娓道出臺灣如何從一個很有希望的民主堡壘淪為「共產黨式國家」的悲劇故事。（Source:Wikipedia）

造成這個現況的，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

蔣介石把這個在蘇聯生活了14年，娶了俄國妻子，受過完整共產教育的兒子，當做接班人，交給他實際的權力，任由他操縱黨組織，在軍隊中建立模仿蘇聯的政治指導員制度，並控制一個嚴密的特務系統。

而蔣經國有傲慢自負的野心，但除了蘇聯留學時學來的那一套之外，他是一無所知的。

揭露這個真相，無疑讓美國讀者倒抽一口冷氣。

怎麼回事？代表聯合國部隊的美軍正在韓國同中共軍隊作殊死戰，而美國花了這麼多錢在臺灣打造的自由民主燈塔，竟是一個共產黨式的警察國家？

這篇文章是根據吳國楨 1954 年 3 月 14 日在埃文斯頓的公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講稿改寫而成。

他以主持臺灣省政三年的親身經驗，敘說了自己如何在財政艱困的情況下，籌款給蔣介石養軍隊，如何堅持民主法治的施政方針，如何策劃與實施省縣市的選舉。而蔣經國如何指使特務從中破壞，威脅恐嚇候選人的情形。

秘密警察濫捕平民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與共諜無關的平民罪犯交付軍法審判也極不合理。這是實施戒嚴而產生的濫用情況。而他自己也是在逮捕行動之後才被告知，他對審判不能置一詞。

吳國楨指出，他曾就民事與軍事法庭審理案件的不同性質，逮捕人須出示民警單位所發拘捕證，以及軍事法庭受審嫌犯有權雇律師辯護等問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建議，甚至為此遞上辭呈。蔣勉強接納了他的建議，但卻未付諸實行，特務的違法行為反而變本加厲。

1950 年 10 月中共軍隊加入韓戰之後，吳開始覺察到氣氛的轉變。

對美國來說，蔣介石知道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了。

因此唯一的用心就在於如何鞏固兩父子的權力。蔣經國仿效共青團和希特勒的青年團而組織了青年反共救國團，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思想控制。除了宣傳具國際聲望的哲學家、外交家胡適博士贊助的《自由中國》這個特例來妝點門面之外，福爾摩沙實際上並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吳國楨指出，即使被用來妝點門面，胡博士自己訪臺時也有不愉快的經驗。

報紙的報導只要觸犯了統治者，就會被停刊，記者作者下獄。

原名青年反共救國團，現名中國青年救國團的團旗（Source:Wikipedia）

吳國楨承認，他起初還是一秉忠誠地建議蔣介石實行兩黨政治，或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他甚至建議蔣不要讓自己的兒子主持特務系統。最後他終於覺悟到，他追求法治與民主的努力是失敗了。他只是蔣用來爭取美援的門面，他的民主化措施只是蔣利用的一個誘餌。臺灣的現狀令他個人覺得羞辱，因為發展到這個地步，他一直身在其中，想要扭轉也扭轉不了。

這是他與蔣介石決裂的原因。可是他並不想毀掉蔣的政府，他只是要那個政府採取迫切需要的改革，而美國應設法使得改革在臺灣實現。

這篇文章可說是吳國楨最完整的一個立場聲明。

吳國楨以主持臺政的親身經歷，懇切的語調釋放出的感染力，是能令讀者產生共鳴的。《展望》的文章受到不少報刊與電視臺的報導與評論。吳也受邀上了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談話節目去現身說法，但駐美使館卻未獲邀。

道德的高姿態

此時的吳國楨不但已成為國民黨政府和蔣氏父子的「元兇大敵」，而且也是讓中國遊說團極感頭痛的人物。駐美大使館在接到《展望》付印前寄來徵求反應的吳文時，找來胡適商量對策。本來使館提議由陳之邁公使草擬一封反駁信，請胡簽名。但胡表示，陳之邁可代表官方去函反駁，胡要以個人名義另寫駁文，刊在雜誌上。（顧維鈞，1990：160）

吳案最初在臺灣爆發時，國民大會主席團本來曾決議不發表他的「上書」，後經當時以國大代表身份回臺參加總統副總統選舉的胡適力爭，當局才勉強同意公開發表。胡適為此還表示，吳的「上書」所提出的幾項根本問題，如能促使政府實行改革，對國家反倒有益。吳對胡適還是十分感激的。

沒想到，胡適回美後，這一回對《展望》的文章卻毫不寬容。胡先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吳， 責怪他「無政治感」、「無常識」、「無道德感」，並指責他用存心說誑的手法來欺騙美國民眾，污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

胡適舉出了吳的三項「存心說誑」的證據，第一項是吳表示在宣稱處於緊急狀態的臺灣，「任何性質的一切案件都送到軍事法庭審判」，這是以偏概全，沒有事實根據。

第二項是吳自稱對軍事法庭的審判，他「不能置一詞」，但卻沒有向讀者交代，吳自己主持省政的三年半，是兼任「臺灣保安司令部司令」，因此對政府的每件錯誤與劣行都負有道義責任，所謂「不能置一詞」，只是掩蓋他當權時沒有說出真相的道德勇氣。

第三項「存心說誑」，是吳指出臺灣作為警察國家的一個證據是蔣經國仿效希特勒青年團和共青團模型建立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命所有教授學生參加。胡反駁說，希特勒的青年團或共青團是一個具排他性、秘密性的精英組織，與臺灣的「救國團」性質並不相同。

胡適對吳的苛評予人一種印象，就是擺出「道德」的高姿態來衡量在臺時期的吳國楨，而不顧他的實際處境。作為一個行政官，吳可說是有心改革而力有未逮。

顯然，胡適以臺灣保安司令部提供的檔案， 指責吳在自己的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的死刑判決案件上簽名蓋章，證明他難脫責任，是有意要令吳難堪的一記殺手鐧。

胡適對吳的苛評予人一種印象，就是擺出「道德」的高姿態來衡量在臺時期的吳國楨，而不顧他的實際處境。（Source:Wikipedia）

沈鎮南出身北京清華大學，是留美、德歸國學人，戰後奉派赴臺接收糖業公司第一任總經理，1950 年被保安司令總部羅織「通匪叛亂」罪名處死。（民進黨執政後，行政院「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2 年予以補償並恢復名譽。）（程玉鳳，2014）胡適自己也承認，沈鎮男案是「千古奇冤」，但他自己未曾為沈案辯白。

如今保安司令部在濫捕濫判後，還提供檔案，與「國際知名哲學家」來「聯手」對付吳國楨，也是個狠招。

吳國楨接受指控

有趣的是，吳國楨的回信一開始就接受了胡適的指控。胡說他沒有政治感，他「完全同意」，胡指責他沒有常識，缺乏道德感，他也同意。他後悔的是過去許多次他向道德以外的其他影響力屈服。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現在決定只根據道德考慮行事，不顧其他。如果他過去犯了錯誤，那是因為他以前太軟弱。而他現在的確正努力不再軟弱。

可是，吳國楨表示，他到目前為止所公開說的話，恐怕只是實情。吳承認他當時兼任省保安司令的條件是把圖章交給副司令，而不干預其行動。那些條件，蔣介石、陳誠、彭孟緝和王世杰等人都知之甚詳。吳也一直後悔當時在那種條件下接受任命。吳承認，對他來說，那是並不光彩的事實。他也接受「道義懦夫」的指責。

不過，他要指出，雖然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按照國家非常時期法令的規定，有特定範圍，實際上有時是連違反交通法都交給軍事法庭審理，新聞記者因「錯誤」報導也會被保安司令部逮捕。胡適既然在信中表示對保安司令部的檔案很熟悉，吳請他也去查查這方面的情形。

吳指出，後來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大量減少，是因為他不斷要求改革，限定他們所處理案件的範圍，但他也很快發現實際真相。他在《展望》雜誌上把事情說得很詳細，卻被編輯刪去了。這些事實，胡適可向《展望》編輯部查詢。

吳承認，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有一些案件是有他的簽名。

那些案件是經過他不斷要求才交到他手裡。他願對經他批准的案件負責。既然胡適現在能掌握到那些材料，他建議胡適應要求去看保安司令部的全部檔案，這樣就能發現有多少比例的案件是交到吳手裡的。

吳也承認，沒有要求覆核所有的案件，對他來說並不光彩。事實是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同秘密警察糾纏，自己也確實缺乏道德勇氣堅持到底，在那時與蔣氏父子公開決裂。他現在已認清過去的錯誤，「只要上天保佑」，他會揭露出更多的事實。

吳希望胡適瞭解，保安司令部的軍事法庭並沒有最後的權威，它審理的案件還得經過國防部軍事法庭的覆核，而國防部軍事法庭是由蔣氏父子直接控制的。

吳同意如胡所說，青年（反共救國）團除了迫使所有師生加入外，另外還有一個獨特的秘密精英集團。

吳建議胡適，為了公平起見，如果胡要將他的信函內容出示於人，吳也希望他能將吳函一併示人。

「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

吳懷疑胡適是「聽了一面之詞」。他不知道在胡適背後已有一個駐美使館的應急小組在作業，隨時與臺北聯絡，為胡適提供反駁資料。而胡適將他信中指責吳「存心說誑」的兩項證據，寫入了公開發表的文章裡。

那篇文章就是刊登在《新領袖》（1954.8.16）雜誌上的〈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這本銷量小的人文週刊，論影響力，當然無法與每期銷量三百七十萬份的《展望》相比，但出刊後，胡適的文章經過亨利‧魯斯的《時代》週刊將其內容摘述，也廣為人知。吳所希望將他的回信也「一併示人」的「公平」，並沒有發生。

創辦《時代》的亨利·魯斯和其妻卡萊爾（Source:Wikipedia）

胡在文章開頭，就引述了一位在臺灣住了三年的《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寫的〈桃花源記〉。蔣介石統治下的福爾摩沙臺灣，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它有中國任何地方所未曾有過的最好政府，自由、公正而有效率。臺灣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檢查，各國記者來去自如，國際媒體可隨意發通訊。人民有行動自由，選擇職業自由。

可是媒體沒有傳播共產主義的自由。

胡適指出，這些例外，也就是在國家緊急法案下送交軍事法庭審理的特殊案例，被吳博士利用來籠統地把臺灣說成警察國家。這種說法，胡適斥責，是毫無根據而不真實的，因為臺灣的軍事法庭從來就沒有審理「一切任何性質的案件」。

胡繼而批駁吳在《展望》文章中所自命的為推動民主與法治而奮鬥的形象，讓人以為是在吳辭去省主席後，臺灣才淪為警察國家。他並舉了《自由中國》雙週刊過去五年為爭取言論自由的奮鬥過程，來反駁吳所說的《自由中國》的「特例」。「特例」實際上在一個「警察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吳國楨最初在向國民大會上書時，臺灣的報刊曾批評他若有政見應在他在朝時提出，不應在出國後提出；應向國內的權威機構提出，不應在美國公開廣播；他過去參與中樞決策，政府措施不當，他自己也應負大部分責任。胡適在《新領袖》的駁文也順應這些論點，對吳國楨展示了他的「春秋之筆」：

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污蔑其國家與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的錯誤和失職行為，那些政客自己也不能逃避道義上的公正評判。（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2；金恒煒，2015：219）

誰違背了知識真誠？

胡適對吳國楨在《展望》文章中的核心議題：作為蔣介石「繼承人」的蔣經國，又如何辯駁呢？為了表現出客觀持平，胡適表示他認識蔣經國多年，蔣很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並堅決反共。

「他的思想視野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多年在蘇聯的緣故。同他父親一樣，他也有自以為是的毛病。他誠實地認為，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如同他們對付反共人士那樣殘酷無情。」（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3；金恒煒，2015：220）

蔣經國有沒有可能成為蔣介石的繼承人？

胡適對這個問題是斬釘截鐵的否定。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此可能。胡的理由是，「在政界，他在政府沒有一席之地，不能發揮重要作用，他確切的位置是他父親忠實的聽差；在軍界，他不受歡迎，而且他絕對沒有憲法或組織上的管道，能成為他父親的繼承人。」

吳國楨指控軍事法庭審理「任何性質的一切案件」的說法，確實有籠統誇大而失實之嫌，但如果說軍事法庭不顧規範而越權審判的情況「非常嚴重」，應是接近事實的。

然而胡適否定蔣經國為繼承人的論斷，就當時他自己所瞭解的情況而論，卻是站不住腳的。

不要說胡適先前為堂外甥汪漢航被保安司令部構陷的金融犯罪案，寫信向蔣經國求助時，已十分明白蔣經國的真實身份，胡歷次返臺與雷震等人接頭期間，也理解蔣經國不但是特務系統首腦，不但通過軍中政治部控制了軍隊，更通過對國民黨的操縱而控制了政府機構。

就在前一年（1953）蔣經國訪美時，胡適是他約見的人物。胡也知道連美國總統都「務實」地迅速召見了這個蔣介石接班人。

胡也知道連美國總統都「務實」地迅速召見了這個蔣介石接班人。（Source:Wikipedia）

就此而言，胡適在《新領袖》中為蔣經國的辯白，顯然有違知識的真誠。說得難聽些，他是在睜眼說瞎話。

如果我們從「後見之明」，從臺灣後來的政治發展來看，吳國楨其實是有「政治感」也有「常識」的。我們不能說胡適沒有政治感，只是他的政治感來自「另一種忠誠」。他要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蔣氏父子辯護。他是駐美使館危機處理小組的一個當然成員。

總統帳戶的贈款

耐人尋思的是，人們對論辯的關注焦點在於吳國楨是個卸任行政官，而胡適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一官一民，實則兩人的角色已悄然互換。

此時吳在美國已辭去（被撤除）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官職，也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成為自力更生的民間人士。而「中國最受尊敬的學者」胡適倒是具有總統府「資政」和「國民大會代表」的雙重頭銜。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的聘約於 1952 年期滿後，所靠的就是資政和國大代表的兩份薪水，資政除本薪外還有業務津貼及醫療保險的福利。

除此之外，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來自蔣介石總統特支帳戶的「贈款」。

近年臺灣近代史學者根據解密資料，發掘出來的由俞國華負責分發的這些非公開款項，在胡適名下，從 1951 年起，一直饋贈不斷。1951 年兩次共一萬美元，1952 年一次五千美元，1953 年兩次共一萬美元，1954 年四次共兩萬美元，到1955 年 5 月底，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俞國華離美返台（就任中央信託局局長）前，分發給胡五千美元後，由誰接手就無記錄了。（黃克武，2013：663-666）

近年臺灣近代史學者根據解密資料，發掘出來的由俞國華負責分發的這些非公開款項，在胡適名下，從 1951 年起，一直饋贈不斷。（Source:Wikipedia）

單就 1954 年的四次饋贈來看，以當時美國一般工人時薪二美元估算，兩萬美元是一筆可觀的數目。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任職時期（1950-1952 年）的年薪也不過五千二百美元。當時胡適在紐約的「年輕小友」唐德剛，還感歎五四運動的啟蒙大師淪為一個經濟拮据的糟老頭，似乎是歎錯了對象。

顯然，1954 年是多事之秋。

吳國楨說，此時胡適是國民黨政權的「辯護士」，對胡來說，其實是「實至名歸」的。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之《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吳國楨：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
 
誰還記得曾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
在那個歷史的轉角，
台灣走回世襲政治，
錯失了歷史的機遇……
一段歷史公案，
牽動兩國角力，
捲起時代風雲
橫空出世的奇書，
台灣人應該知道的歷史真相

作者：金絲眼鏡（歷史系研究生）

群眾歡鬧縱樂，且想像力源源不絕，如今，革命之後，群眾位同人君，他們利用各種方式與那王后濫交，反正，無能國王力有未逮，群眾徹底幫他做足。

──Chantal Thomas，《一代妖后：潑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奈特》

製作瑪麗‧安托奈特

市面少有標示限制級的學術著作，即便書名聳動外加封面放上裸女圖的《裸體抗砲》亦未對讀者年齡設限。

一代妖后 書封

而《一代妖后：潑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奈特》（以下簡稱《一代妖后》）有著鮮豔的桃紅色的外皮，令人聯想起情趣用品店的常見招牌色，封面上長了三對乳房、半人半獸的女人更暗示了此書內含的辛辣內容，然而與這「妖后」一同出現在封上的還有一位鬼魅般的女性，她的模糊未明也同樣暗示了此書所欲傳達的訊息：被潑糞刊物塑造的怪獸所遮蔽的法國王后，其真實面貌與負面神話的建構。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1945-）的《一代妖后》最初於 1989 年出版，時值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從學界到大眾媒體皆對此事件投以大量關注，並產出大量的相關作品，從探討法國大革命的成因，到那個時期人們的文化生活，皆無一不包，而《一代妖后》便是在此浪潮下出現。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
（無境文化出版 提供）

對深受新文化史影響的研究者來說，香塔勒‧托瑪使用的材料並不陌生，因為書中大量援引的潑糞刊物（原文為 pamphlet，中譯版已說明選擇將此字譯為「潑糞刊物」的原因，頁4）早在 80 年代以來就廣泛被許多社會史、文化史與書籍史家所使用。然而，托瑪在本書中除了展現此類型研究材料運用於史學研究的成果外，更將其放置在神話塑造的脈絡下進行探討。

托瑪深受其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影響，以兩條研究取徑來揭示過去對於瑪麗‧安托奈特研究的缺陷：第一是「反溯錯覺」，也就是將瑪麗‧安托奈特之死做為必然結果來探討此人的一生，這個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還產出了許多粗心大意甚至透漏仇恨心態的作品，例如托瑪在書中批評伏萊須曼（Hector Fleischmann，1882-1913）的《聲討瑪麗‧安托奈特之潑糞刊物》（Les Pamphlets Libertins Contre Marie-Antoinette）即是一例。

伏萊須曼（Hector Fleischmann，1882-1913）的
《聲討瑪麗‧安托奈特之潑糞刊物》
（Les Pamphlets Libertins Contre Marie-Antoinette）

第二則是「混淆本質以及歷史」，在此托瑪引用巴特《神話學》（Mythologies）的開頭做為說明：

「現實」被報章、藝術或常識包裝成為「本質」，本人目睹這種「本質」經常感到不耐，因此促成了關於神話的一番省思：即便是個吾人俯仰生息在其中的現實，竟無疑也是由歷史加工過的「現實」。

簡單說來，在當代對「現實」的敘述中，我很難過看到「本質」以及「歷史」無時無刻不被混淆起來。所以我要一路追蹤，從每一件「想當然爾」（ce-qui-va-de-soi）的裝飾外殼下揪出「意識型態的濫用」（l’abus idéologique）。依我看來，這種濫用正蟄伏在每個角落。（頁18-19）

由於各種媒材的包裝，現實被已成常識般的神話覆蓋，猶如各種諷刺王后行為不檢點的幻想寫作一樣，最後在大眾心中成為鐵一般的事實並不斷孳生。

從宮中囚徒到文字濫交

瑪麗‧安托奈特的一生，好比一場急轉直下的美夢。

托瑪將瑪麗‧安托奈特嫁到到法國，形容為人質交換般的婚姻。外國公主們嫁入法國王室都被迫與原生家庭的斷絕，並隨時受到監視，儘管在婚後瑪麗‧安托奈特仍然有與母親通信聯繫。

1783年的 瑪麗•安托奈特
Louise 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最後，作者使用文學性濃厚的臆測在「時尚王后」章結的尾聲假想，若是瑪麗‧安托奈特逃過斷頭台，她也許加入了一個巡迴劇團並再次粉墨登場，以歷史著作來說，屬於相當特別的安排。

聲討瑪麗‧安托奈特的潑糞刊物，有兩個主要的攻擊方向。

首先，潑糞刊物中的王后形象，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大革命前的讚美與奉承，到後來的極度情慾化，刊物作者們甚至把她身邊的人物，通通納入這場濫交派對之中，例如本書附錄中的《叫春的奧地利女人：又名王家淫亂派對》（L’Autrichienne en Goguettes, ou L’Orgie Royale），國王夫婦、波里涅亞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lignac，1749-1793）和阿爾托瓦侯爵（Count of Artois，1757-1836），通通成為這場幻想性派對的佳賓，在國王睡著的背上濫交。

此外，路易十六在潑糞刊物中的角色也相當耐人尋味，刊物中那位國事與性事皆無能為力的國王，被眾人嘲笑，也合理化了王后的放蕩行為。

另一個常見的攻擊之處是，瑪麗‧安托奈特的外國身分，無視於她的家族和法國王室其實也有血緣關係（參見「仇恨之歌」此章）。托瑪在「母怪獸」一章梳理道這些潑糞刊物中的排外手法，她寫道：

反正，瑪麗‧安托奈特就是大家義憤填膺所痛罵的禍源。這個異邦女子不過是哈布斯堡留在法國的人質，卻將失序行為以及日耳曼的粗鄙陋習引入法國宮廷。

儘管當年她在跨進法國國界之際曾舉行過淨化儀式，她的玷污能力依然無可救藥，她的惡根太過頑強，以致潑糞刊物才會不斷控訴瑪麗‧安托奈特的過份縱慾，強調她擅長以日耳曼的方式使壞。她的慾望如此猖狂，據說這正她異邦人出身的標幟。（頁143-144）

由此來看，攻擊瑪麗‧安托奈特的潑糞刊物，操作仇女與敵視外國人的心態，扭轉了瑪麗‧安托奈特的大眾形象，普羅大眾得以在大量流通的印刷品中，一窺這個由負面神話塑造的淫蕩女魔，他們可能以歌謠及口語的形式將之大量傳播，使市街上充滿淫糜的嘲諷之音，猶如作者在書中所言：

群眾歡鬧縱樂且，想像力源源不絕…他們利用各種方式與那王后濫交，反正，無能國王力有未逮，群眾徹底幫他做足。（頁21）

瑪麗‧安托奈特的神話就此建立，而大革命後的共和政府也在塑造新國民時，極度壓抑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並以共和國理想母親形象（還有作為惡女代表的王后）規範著革命後的婦女生活。

1787年，瑪麗·安托奈特與她的孩子們
Louise 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落幕

即便王后人頭落地，她的神話仍被持續建構。

無論是革命黨人、或是緬懷過往的保王黨人士，瑪麗‧安托奈特都被當作一個可以隨意處置、解釋的傀儡，並不斷復活。

法國大革命不僅傳播了自由、平等、博愛概念，也創造了新的政治秩序與權力操縱模式，與此同時，也誕生了一大群以文字為武器的戰鬥大隊（或是用現代網路語言說明：擁有鋒利之筆和印刷機的鄉民）。

這些吸吮啟蒙乳汁的革命英雄，在潑糞刊物中操控仇女與懼外情緒，並將其對王后的性幻想化為蠱惑人心的荒誕劇碼，最終，這些謠言也不經細查地成為呈堂證據。

潑糞刊物能夠殺人，性與權力經常成為攻擊女性公眾人物的把柄，就像理所當然的常識一般，不需經過嚴格檢驗，瑪麗‧安托奈特的命運正是個絕佳案例。

值得省思的是，直至今日，我們仍不時面對此種論調。

對藝術發展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世上鮮少有藝術家終其一生未曾改變創作風格。19世紀末的奧匈帝國著名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接受學院式的繪畫教育，早期作品具有古典主義風格。他在1888年完成的〈舊皇家劇院的大廳〉（Zuschauerraum im alten Burgtheater），描繪眾人齊聚舊劇院的場景，裡面人物都是當代維也納的政商名流。人物與場景以明確線條勾勒，每個物件都有清楚輪廓。克林姆將光線集中在燈泡處，卻不會刻意用強烈的顏色突顯出來。身處陰暗包廂的人們，彷彿未受到光線不足的影響，也能清楚看到他們的樣子。畫作有很明確的焦點，一眼就能看出透視消失點鎖定在畫面右下角，在第一瞬間引導觀者的視覺方向。這幅畫讓克林姆的聲名大噪，擠身為當代維也納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克林姆，〈舊皇家劇院的大廳〉(Zuschauerraum im alten Burgtheater)，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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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時，克林姆在維也納大學完成一系列畫作，其中一幅名為〈哲學〉（Philosophie），左邊是一群人以扭曲的姿態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些人雙手掩面，似乎想表達痛苦、沉思的感受。在這群人的右邊，隱約可看出由眾多線條和小點組成的臉孔，在他的右上方，則遍佈如星空般的不規則白色光點。整幅畫最清楚的臉孔位在最下方，直視觀畫者，周圍還有黑色線條將他包覆起來。單是交錯繁雜的線條，就可讓觀者一眼認出風格上的反差。這幅畫在當時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批評者說克林姆：「以不清晰的形式來表現不清晰的觀念。」

克林姆的巨大轉變正好反應19世紀末維也納的其中一股歷史趨勢，特別是奧匈帝國自由主義的存在危機。

克林姆，〈哲學〉(Philosophie)，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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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究竟是一種理想，或是對藝術發展一種過於簡單的評論？如果真是如此，後人又要如何看待創作風格的轉變，難道只是因為藝術家試圖標新立異的結果？由文化史家卡爾‧修斯克（Carl E. Schorske）所著的《世紀末的維也納》讓我們知道，假使藝術與政治真的曾有過一段彼此不相關的年代，也難以套用在19世紀末的維也納。

圖片來源：http://goo.gl/M0duAV

因為哈布斯堡家族數世紀以來的經營，19世紀維也納的發展程度絲毫不下於倫敦、巴黎等重要大城，在藝術方面更是如此。繁榮的維也納卻也問題重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派、天主教、反猶勢力等，諸多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以維也納為戰場，為自己的立場尋求更有力的戰略位置。尊重多元雖為現代社會所珍視，但在當時的維也納，當權者、競爭者、挑戰者們，仍未找到讓彼此都能滿意，至少是忍讓的平衡點，那是一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還無法共同合作的年代。《世紀末的維也納》所討論的，便是奧匈帝國自由主義者在如此環境下的反應，觀察對象除了前述的畫家克林姆，還有建築界的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音樂界的阿諾德‧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等多位重要人物。

本書的論點奠基在奧匈帝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困境。自從拿破崙戰爭後，自由主義的思潮在19世紀瀰漫全歐洲，各地保守份子莫不釋出他們曾握有的權勢地位。但「自由」一詞的模糊定義，例如個人自由的範圍，或是實行自由是否該有財產限制，也讓其遭遇越來越多困難，光是投票權的資格，就足以讓資產階級與勞工大眾這兩個曾一同追求自由的盟友分道揚鑣。

奧匈帝國的自由主義份子在1860年代掌握國家大權，他們同樣擁有上述難題外，還有其它先天上的挑戰。首先，國內擁有相當多元的民族結構，在日爾曼人、匈牙利人兩大族群之外，還有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等，追求民族自決的熱情，一再打擊以自由主義份子為首的中央政府；其次，該國自由主義的得勢，從來不是因為其支持者的力量大到足以推翻舊勢力，而是因為國家接連在對外戰爭失利，使軍方與保守派威信大減，才使他們獲取不甚牢靠的高位。當他們創造的世界無法讓大多數人感到滿意，也以相當快的速度在政治上敗退。對現況感到失望的人們，轉向民族主義、天主教或猶太復國運動尋找支援，進而變成自由主義的挑戰者之一。19世紀末奧匈帝國的自由主義者，知道他們的世界正在崩壞，卻也無力凝聚抵抗挑戰的有效力量。

對自由主義的失望，構成了奧地利新一代藝術家的創作動力。作者休斯克在書中採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追溯每位主角的生平經驗，以「反叛父親」的觀點解釋創作動機。他們看到自由主義的節節敗退，開始質疑自幼所接觸到的理念與藝術風格，大膽宣示要走出自己的現代性風格，雖然每個人想要追求的方向都不太一樣。

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圖片來源：https://goo.gl/NvmOY0

例如克林姆的作品漸漸不再表現理性、進步、樂觀，而是蘊含了自己對性慾、本能的思考，形成了後來所稱的分離派藝術風格。確實，克林姆的中晚期作品不再具有如文藝復興式的和諧美麗，卻擁有傳統繪畫少見的奔放精神，縱使帶有一種悲觀、出世與神秘主義的傾向。而奧圖‧華格納則是對環城大道上，自由主義喜好的歷史主義建築感到相當不以為然。他呼籲人們應該直視現代需求與新型建材，積極採用鋼筋、玻璃建材，並簡化外觀裝飾，使建築更具有商業或居住上的便利性。他的部分建築作品，已經和現在所習慣看到的風格相去不遠。

華格納，下都布林車站(Stadtbahnhaltestelle Unterdöbling)，1896年。以鋼骨結構打造入口處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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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新史迪夫特巷40號(Neustiftgasse 40)，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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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休斯克意在寫一本菁英思想史的書籍，不過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世紀末的維也納》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作品。作者的文筆優美，眾多文句彷如詩歌，但利用精神分析法討論藝術發展並非毫無疑問，有時對作品的分析相當直觀、缺乏足夠的圖像描述與分析，難以分辨其觀察到的結果，究竟是被觀察對象的想法，抑或是他的個人感受，兩者便處在一個模糊不清的狀態。即便如此，精神分析法所追尋的目標，也就是直視創造者的內心世界，依舊可讓讀者認識到，除了結構、比例、顏色、明暗、素材等風格分析外，藝術品還有更深層的內容等待人們挖掘。

該書的研究成果說明了，藝術從來就不是獨立於世的存在，創造者的雙眼總是緊盯世界，並以藝術作品回應外在世界帶給他們的衝擊。催生藝術發展的正是藝術家本身，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忽略其中一項，便相當容易錯估了其所具備的意義。

透過藝術作品去認識一個時代，相當需要小心謹慎。《世紀末的維也納》明白告訴讀者，想探索的是自由主義者的心靈世界，以及屬於他們的共同生活經驗，並不因此就推斷出，每個人都如同書中人物一樣擔憂世界的轉變。從追求穩定、理性的世界秩序來看，世紀末的維也納或許是個失控的世界，但絕非死氣沉沉的環境，龐大勞工要求獲得更好的政經地位，日爾曼民族主義者以反猶姿態席捲政治圈，激進的猶太人政治家則描繪了新猶太王國的誕生。對其它意識形態而言，他們的世界正處於蓬勃發展當中，並非所有人都會哀悼自由主義的衰敗。

如何大膽論證，卻又能夠掌握應有的論述範疇，避免過度詮釋，始終是藝術史研究的一大難題，但也因為試著探索，才有機會發現藝術作品與時代演變的關係。從當代藝文發展，大膽重現一個已經消逝的世界，正是本書的迷人之處。

延伸閱讀：
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一）
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二）
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三）

作者：劉慈欣

科學邊界

汪淼覺得，來找他的這四個人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兩名警察和兩名軍人，如果那兩個軍人是武警還算正常，但這是兩名陸軍軍官。

汪淼第一眼就對來找他的警察沒有好感。

其實那名穿警服的年輕人還行，舉止很有禮貌，但那位便衣就讓人討厭了。這人長得五大三粗，一臉橫肉，穿著件髒兮兮的皮夾克，渾身菸味，說話粗聲大嗓，是最令汪淼反感的那類人。

「汪淼？」那人問，直呼其名令汪淼很不舒服，況且那人同時還在點菸，頭都不抬一下。不等汪淼回答，他就向旁邊那位年輕人示意了一下，後者向汪淼出示了警官證，他點完菸後就直接向屋裡闖。

「請不要在我家裡抽菸。」汪淼攔住了他。

「喔，對不起，汪教授。這是我們史強隊長。」年輕的警官微笑著說，同時對姓史的使了個眼色。

「成，那就在樓道裡說吧。」史強說著，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手中的菸幾乎燃下去一半，之後竟不見吐出煙來。「你問。」他又向年輕警官偏了一下頭。

「汪教授，我們是想了解一下，最近你與『科學邊界』學會的成員有過接觸，是吧？」

「『科學邊界』是一個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的學術組織，成員都是著名學人。這樣一個合法的學術組織，我怎麼就不能接觸了呢？」

「你看看你這個人！」史強大聲說，「我們說它不合法了嗎？我們說不讓你接觸了嗎？」他說著，剛才吸進肚子裡的煙都噴到汪淼臉上。

（Source:Steven Duong@Flickr）

「那好，這屬於個人隱私，我沒必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還啥都成隱私了，像你這樣一個著名學人，總該對公共安全負責吧。」史強把手中的菸頭扔掉，又從壓扁了的菸盒裡抽出一根。

「我有權不回答，你們請便吧。」汪淼說著要轉身回屋。

「等等！」史強厲聲說，同時朝旁邊的年輕警官揮了一下手，「給他地址和電話，下午去走一趟。」

「你要幹什麼！」汪淼憤怒地質問，這爭吵引得鄰居們也探出頭來，想看看出了什麼事。

「史隊！你說你――」年輕警官生氣地將史強拉到一邊，顯然他的粗俗不只是讓汪淼一人不適應。

「汪教授，請別誤會。」一名少校軍官急忙上前，「下午有一個重要會議，要請幾位學人和專家參加，長官讓我們來邀請您。」

「我下午很忙。」

「這我們清楚，長官已經向超導中心領導打了招呼。這次會議上不能沒有您，實在不行，我們只有把會議延期等您了。」

史強和他的同事沒再說話，轉身下樓了，兩位軍官看著他們走遠，似乎都長出了一口氣。

「這人怎麼這樣兒。」少校小聲對同事說。

「他劣跡斑斑，前幾年在一次劫持人質事件中，他罔顧人質的死活擅自行動，結果導致一家三口慘死在罪犯手中；據說他還和黑社會打得火熱，用一幫黑道勢力去收拾另一幫；去年又搞刑訊逼供，使一名嫌疑人傷殘，因此被停職了……」

「這種人怎麼能進作戰中心？」

「長官點名要他，應該有什麼過人之處吧。不過，對他限制挺嚴，除了公安方面的事務，幾乎什麼都不讓他知道。」

作戰中心？那是什麼？汪淼不解地看著面前的兩位軍官。接著汪淼的汽車駛進了城市近郊的一座大院，從那只有門牌號碼沒有單位名牌的大門，汪淼知道這裡是軍方而不是警方的地盤。

會議是在一個大廳裡舉行的，汪淼一進去就對這裡的紛亂吃驚不小。

大廳周遭是一圈胡亂安放的電腦設備，有的桌子上放不下就直接擱地板上，電線和網路線糾纏著散在地上；一大落網路交換機沒有安裝在機架內，而是隨手堆放在伺服器上；有好幾個投影儀的大螢幕，在大廳的角落裡呈不同角度隨意立著，像吉普賽人的帳篷；煙霧像晨霧般在半空浮了一層……汪淼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那名軍官所說的作戰中心，有一點他可以肯定︰這裡在處理的事情，已經讓人們顧不上其他了。

臨時拼湊的會議桌上也是堆滿了檔案和雜物，與會者大多神情疲憊，衣服皺巴巴的，有領帶的都扯開了，好像熬了一夜。主持會議的是一位叫常偉思的陸軍少將，與會者有一半是軍人。經過簡單的介紹，他知道還有少部分警方人員，其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樣參加會議的專家學人，其中有幾位還是很有名望的科學家，而且是研究基礎科學的。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還有四個外國人，這些人的身分令他大吃一驚︰其中的兩個人也是軍人，分別是美軍空軍上校和英國陸軍上校，職務是北約聯絡員；另外兩人居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在這裡的職務是什麼觀察員。

從所有人的臉上，汪淼都讀出了一句話︰我們已經盡力了，快他媽的結束吧！

汪淼看到了史強，他倒是一反昨天的粗魯，向汪淼打招呼，但那一臉傻笑讓汪淼愉快不起來。他不想挨著史強坐，但也只有那一個空位，他只好坐過去，屋裡本來已經很濃的菸味更加重了。

發檔案時，史強湊近汪淼說︰「汪教授，你好像是在研究什麼……新材料？」

「奈米材料。」汪淼簡單地回答。

發檔案時，史強湊近汪淼說︰「汪教授，你好像是在研究什麼……新材料？」（Source:Wikipedia）

「我聽說過，那玩意兒強度很高，不會被用於犯罪吧？」從史強那帶有一半調侃的表情上，汪淼看不出他是不是開玩笑。

「什麼意思？」

「呵，聽說那玩意兒一根頭髮絲粗就能吊起一輛大卡車，犯罪份子要是偷點兒去做把刀，那一刀就能把一輛汽車砍成兩截吧。」

「哼，根本不用做成刀，用那種材料做一根只有頭髮絲百分之一粗細的線，攔在路上，就能把過往的汽車像切起司那樣切成兩半……啥不能用於犯罪？刮魚鱗的刀都能！」

史強把面前的檔案從袋中抽出一半又塞了回去，顯然沒了興趣。「說得對，魚都能犯罪呢！我辦過一個殺人案，一個娘們兒把她丈夫的那玩意兒割下來了。知道用的是什麼？雪櫃裡冷凍的羅非魚！魚凍硬後，背上的那排刺就跟一把快刀似的……」

「我沒興趣，怎麼，讓我來開會就是為這事兒？」

「魚？奈米材料？不、不，與那些都沒關係。」史強把嘴湊到汪淼耳邊，「別給這幫傢伙好臉，他們歧視咱們，只想從咱們這裡掏情報，但什麼都不告訴咱們。像我，在這兒混了一個多月，還和你一樣什麼都不知道。」

「同志們，會議開始。」常偉思將軍說，「在全球各戰區，我們這裡現下成為焦點。首先把當前情況向與會的同志們介紹一下。」

「戰區」這個不尋常的術語令汪淼迷惑，他還注意到，長官好像並沒有打算向他這樣的新人介紹來龍去脈，這倒是印證了史強的話。在常將軍這簡短的開場白中，他兩次提到了「同志們」，汪淼看看對面的兩名北約軍人和兩個美國中情局官員，感覺將軍似乎漏掉了「先生們」。

「他們也是同志，反正這邊的人都是這麼稱呼的。」史強低聲地對汪淼說，同時用手中的菸指了指那四個外國人。

在迷惑的同時，汪淼對史強的觀察力留下了些印象。

「大史，你把菸熄了，這兒的菸味夠濃了。」常偉思說，低頭翻著檔案。

史強拿著剛點著的菸四下看看，沒找到菸灰缸，就「吱啦」一聲扔到茶杯裡了。他抓住這個機會舉手要求發言，沒等常偉思表態就大聲說道︰「長官，我提個要求，以前提過的――訊息對等！」

常偉思將軍抬起頭，「沒有任何一個軍事行動是訊息對等的，這點也請到會的專家學人們諒解，我們不可能給你們介紹更多的背景資料。」

「但我們不一樣。」史強說：「警方從作戰中心成立之初就一直參與，可直到現下，我們連這個機構到底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而且，你們正在把警方排擠出去，你們一步步熟悉我們的工作，然後把我們一個個趕走。」

與會的另外幾名警官都在低聲制止史強。史強敢對常偉思這樣級別的長官這麼說話，汪淼有些吃驚，而後者的反擊更犀利。

「我說大史，現下看來，你在部隊上的老毛病還沒改。你能代表警方嗎？你因為自己的惡劣行為已被停職好幾個月了，馬上就要被清除出公安隊伍。我調你來，是看重你在城市警務方面的經驗，你要珍惜這次機會。」

大史用粗嗓門說︰「那我是戴罪立功了？你們不是說那都是些邪門歪道的經驗嗎？」

「但有用。」常偉思對史強點點頭，「有用就行，現下顧不上那麼多了，這是戰爭時期。」

「什麼都顧不了了，」一位中情局的情報官員用標準的國語說：「我們不能再用常規思維。」

那位英軍上校顯然也能聽懂中文，他點點頭：「To be or not to be……」

「他說什麼？」史強問汪淼。

「沒什麼。」汪淼機械地回答。這些人似乎在夢囈，戰爭時期？戰爭在哪兒？他扭頭望向大廳的落地窗，透過窗子可以看到遠處大院外面的城市︰春天的陽光下，街道上車流如織；草坪上有人在遛狗，還有幾個孩子在玩耍……

裡面和外面的世界，哪個更真實？

常將軍講道︰「最近，敵人的攻擊明顯加強了，目標仍是科學界高層，請你們先看一下檔案中的那份名單。」

汪淼抽出檔案中最上面的那張紙，是用大號字列印的，名單顯然擬得很倉促，中文和英文姓名都有。

「汪教授，看到這份名單，您有什麼印象？」常偉思看著汪淼問。

「我知道其中的三人，都是物理學最前沿的著名學人。」汪淼答道，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目光鎖定在最後一個名字上，在他的潛意識中，那兩個字的色彩與上面幾行字是不同的。怎麼會在這裡看到她的名字？她怎麼了？

「認識？」大史用一根被煙燻黃的粗指頭指著檔案上的那個名字問。見汪淼沒有回應，他迅速作出回應，道︰「呵，不太認識。想認識？」

現下，汪淼知道常偉思把他以前的這個戰士調來是有道理的，這個外表粗俗的傢伙，眼睛跟刀子一樣。他也許不是個好警察，但確實是個狠角色。那是一年前，汪淼是「中華二號」高能加速器項目奈米構件部分的負責人。

那天下午在良湘的工地上，一次短暫的休息中，他突然被眼前的一幅構圖吸引了。作為一名風景攝影愛好者，現實的場景經常在他眼中形成一幅幅藝術構圖。

構圖的主體就是他們正在安裝的超導線圈，那線圈有三層樓高，安裝到一半，看上去是一個由巨大的金屬塊和亂麻般的超低溫製冷劑管道組成的怪物，彷彿一堆大工業時代的垃圾，顯示出一種非人性的、科技的冷酷和鋼鐵的野蠻。

就在這金屬巨怪前面，出現了一個年輕女性纖細的身影。這構圖的光線分布也很絕︰金屬巨怪淹沒在臨時施工頂棚的陰影裡，更透出那冷峻、粗糙的質感；而一束夕陽金色的光，透過頂棚的孔洞正好投在那個身影上，柔和的暖光照著她那柔順的頭髮，照著工作服領口上白皙的脖頸，看上去就像一場狂暴的雷雨後，巨大的金屬廢墟上開出了一朵嬌柔的花……

看上去就像一場狂暴的雷雨後，巨大的金屬廢墟上開出了一朵嬌柔的花……（Source:CatherineAnn0421@Flickr）

「看什麼看，幹活兒！」

汪淼嚇了一跳，然後發現奈米研究中心主任說的不是他，而是一名年輕工程師，後者也和自己一樣呆呆地望著那個身影。汪淼從藝術中回到現實，發現那位女性不是一般的從業人員，因為總工程師陪同著她，在向她介紹著什麼，一副很尊敬的樣子。

「她是誰？」汪淼問主任。

「你應該知道她的，」主任說，用手畫了一大圈，「這個投資二百億的加速器建成後，第一次運作的可能就是驗證她提出的一個超弦模型。要說在論資排輩的理論研究圈子，本來輪不到她的，可那些老傢伙不敢先來，怕丟人，就讓她撿了個便宜。」

「什麼？楊冬是……女的?!」

「是的，我們也是在前天見到她時才知道。」主任說。

那名工程師問︰「她這人是不是有什麼心理障礙，要不怎麼會從來不上媒體呢？別像是錢鍾書似的，到死大家也沒能在電視上看上一眼。」

「可我們也不至於不知道錢鍾書的性別吧？我覺得她童年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經歷，以致得了自閉症。」汪淼說，多少有一些酸葡萄心理。

楊冬和總工程師走過來，在經過時，她對他們微笑著點點頭，沒說一句話，但汪淼記住了她那清澈的眼睛。

當天晚上汪淼坐在書房裡，欣賞著掛在牆上的、自己最得意的幾幅風景攝影，他的目光落在一幅塞外風光上――那是一個荒涼的山谷，雪山從山谷的盡頭露出一抹白；山谷的這一端，半截滄桑的枯木占據了幾乎三分之一的畫面。

汪淼在想像中把那個縈繞在他腦海中的身影疊印到畫面上，讓她位於山谷的深處，看去很小很小；這時汪淼驚奇地發現，整個畫面甦醒過來，彷彿照片中的世界認出了那個身影，彷彿這一切本來就是為她而存在。

他又依次在想像中將那個身影疊印到另外幾幅作品上，有時還將她那雙眼睛作為照片上空曠蒼穹的背景，那些畫面也都甦醒過來，展現出一種汪淼從未想像過的美。以前，汪淼總覺得自己的攝影作品缺少某種靈魂；現下他知道了，缺的是她。

「名單上的這些物理學家，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先後自殺。」常偉思說。

晴天霹靂，汪淼的大腦一片空白。後來這空白中漸漸有了圖像，那是他那些黑白風景照片，照片中的大地沒有了她的身影，天空抹去了她的眼睛，那些世界死了。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之《三體》

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壇最值得注意的作家——劉慈欣，
最暢銷系列作在台上市！

「零道德的文明宇宙完全可能存在，

有道德的人類文明如何在這樣一個宇宙中生存？」

劉慈欣將宇宙倫理的各種可能，

鋪陳出長達八十八萬字的浩瀚長卷「三體」系列，

《三體》為本系列的首部曲。

作者：鄭螢憶（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二十多年前如果有人要我直覺地描述「臺灣原住民」的特徵？

我應該會不加思索的回答「一群居住在高山的人」。

這個現今會讓旁人聽了捧腹大笑的答案，不僅印證當年自己的無知，某程度也反映當時教育思維中對於原住民族的漠視。因為對於居住在嘉南平原的我而言，認識這些曾被平地漢人不尊敬的稱呼為「番仔」的原住民管道，除來自教科書的隻字片語外，根本一無所知。

因此我自然不會知道，作為法定原住民族之一的阿美族就不是居住在高山的族群。

更不可能知道，原來還有另外一群被學者通稱為「平埔族」的原住民曾住在平原地帶（在清朝文獻中被稱為熟番）。

在 20 世紀中葉以來，多數人認為這群平埔族人，多已「漢化」或「遷徙」消失，甚至連平埔族人，也因外在環境的因素，對自身的源流噤若寒蟬。不過，在歷經 1980 年代平埔族文化復振運動後，時至今日，一般人或多或少對於平埔文化有概括的了解，甚至也有人因此發現自己擁有「平埔」的血緣，因而喚起「返回作番」的族群覺醒。

倘若這群世居臺灣的主人翁不曾因漢化、遷徙而消失？何以在 20 世紀隱匿於漢人群體中？他們在此的兩百年前，又如何面對有如過江之鯽的「漢人」族群？

兩種文化截然不同的人群，又怎樣接觸、互動，甚是競逐？本書《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的旨趣之一就是回答前述的問題，並試圖讓「熟番」的角色，躍然於清代台灣的歷史舞台。

本書作者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為美國人類學家，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長期關注平埔族群議題，特別是西拉雅族（Siraya）；近年則從事包含性別、婚姻、死亡率等面向的 20 世紀歷史人口學的區域比較研究。

邵式柏於1993年出版的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在當時吸引了台灣史學界的目光，更與鈴木滿男的《‘‘漢蕃”合成家族の形成と展開：近代初期における台湾辺彊の政治人類学的研究》，被合稱為外文台灣歷史研究作品中最具典範意義的「雙璧」，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此書是由他在 1981 年所完成討論漢、番土地問題的博士論文「Plains aborigines and Chinese settlers on the Taiwan fronti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 修訂出版而來。

有鑑於此書對於學術界卓大的貢獻與影響力，2016 年在張隆志等三位傑出研究者合力翻譯下，終於發行中譯本《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並增添了一篇作者的中文序言。當中，不僅回顧臺灣學界在這二十餘年間相關課題的研究積累，也擘畫了此後的學術藍圖，實不枉費中文世界這段期間的等待。

時間回到 1975 年，邵式柏當時尚就讀於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因欲研究二十世紀土地關係變遷而踏上台灣的土地，前進其師武雅士（Arthur P.Wolf）長期研究的田野點──現今新北市三峽區。但最吸引他目光卻不是當地的人文風情，而是一張關於乾隆年間平埔人與漢人交易的契約文書，讓他開始質疑平埔族人是否弱化消失的事實，並走出田野進入文獻中，將重心轉移至漢、番關係的歷史研究上。[1]

邵式柏之所以選擇三峽作為論文田野地，實與當時美國學界中國史研究傳統有關。

由於冷戰之故，1960 年代後半臺灣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吸引許多西方學者至臺灣進行華人社會的田野研究，其中以施堅雅（G.W. Skinner）等學者結合社會科學理論、田野與歷史文獻的區域研究，為當時西方重要的研究典範。

施堅雅 ( G.W. Skinner )

這樣區域史的研究傳統被延續其後，1970-1980 年代清代臺灣史做為美國中國史研究的一環，帶有將台灣視為中國地方史或邊疆史的取向，研究視角著重在臺灣邊疆社會下審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研究成果也多以土地開發、家族發展等社會經濟史為主。[2] 邵式柏此著就是在上述的研究脈絡下誕生。

本書問題意識是以漢人移墾與租佃關係為個案，討論清帝國的邊疆經營與治理政策的分析，並企圖以臺灣為個案，做為日後比較邊疆政策的基礎。其次，也強調將當時被忽略的「平埔族」帶回早期臺灣史的歷史舞台，將清廷、漢人、平埔族同視為歷史行動者，說明三者如何在歷史發展中相互調適與磨合。

邵式柏在緒論清楚交代問題意識的發想，乃是為回應當時學界理解早期臺灣史的兩個錯誤認知，即「流離說」（the 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the neglect hypothesis）。前者主張漢人移民的擴張，致使平埔族人被迫流離遷移至中央山地，然而這種成見顯然忽略了，平埔族群在歷史發展的角色，與他們保有土地所有權的事實；後者則是，研究者時常無法區別清政府執行政策措施時的擺盪，以「後設」的眼光觀察 17 至 18 世紀的臺灣歷史，而無法適切評斷清帝國在決策時的內在限制，特別是財政考量。

同時，邵式柏也認為若將臺灣與其他中國邊疆進行政策比較，將可證明清廷對臺灣社會的治理與其他邊疆並無二致。

為了回答這兩個錯誤認知，邵式柏採取一個宏觀、且長時段的研究模式，站在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下，審視清帝國如何就邊疆的戰略考量、控制成本與賦稅潛力的評估，制定不同的邊疆政策，以調和 18 世紀以來臺灣漢人移民擴張與平埔族群之間競爭，並建構穩定的統治區域。

在三峽的調查中，平埔族群並未因漢人移墾而被驅趕，反成為收受番大租的熟番地主，並在乾隆中葉快速漢化。此現象引領邵式柏思考清廷、漢人、原住民在台灣早期歷史發展中三者的互動與適應過程。亦即番大租的創設，是在帝國理性計算原則下，所施行一系列保護熟番政策的結果。

職是之故，本書將「熟番地權制度」（番大租保護）制定，視為三個行動者調適過程的重要個案。

全書除導論外，計分為三部，共十一章。

第一部「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第二至五章）以史前史、民族誌等資料描繪 17 世紀原住民社會，以鹿皮貿易（贌社制度）為主線，述明該制度中漢人社商如何成為政府、原住民為中間者，對番社產生影響力。伴隨著荷蘭、鄭成功、清等政權交替，贌社制度一直被延續下來，成為向番社徵收賦稅的重要制度。本部另也闡述荷蘭、鄭成功統治時期，將原住民納入控制的過程與相應的政策。

1897年時，台北的平埔族

相較前部以原住民為主軸，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第六至八章）則是轉向以漢人族群為主的論述。

邵式柏認為，清廷治臺政策並非只是對單一事件的判斷，而是連續不斷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以連續性的角度切入討論當時的兩個主張：移民開墾、封禁隔離，細緻描繪康熙至乾隆朝以來，面對華南人口增長、地方經濟市場形成、漢人移墾與地方動亂等條件，清廷官員如何基於賦稅潛能、邊區秩序與行政、軍事效益等「理性」考量下，在開墾或封禁的不同決策中來回擺盪。

其次，從此部的章節觀點來看，也不難察覺邵式柏深受當時美國漢學界研究典範的影響，例如施堅雅（G.W. Skinner）的區域分析概念，即被作者運用在第七章關於清帝國對於邊疆行政機構設置的討論上。

第三部「邊疆地佃制度的調整」（第九至十一章）為本書重要的核心觀點。

邵式柏認為，18 世紀漢人大量移墾入台，平埔族卻並未流離至山區，主要原因在於自清廷願意承認、並強化他們的土地權益，當漢人移墾者與平埔族人，發生土地利益的糾葛時，以番大租的創設來調和兩者間的衝突。而當 18 世紀末，漢人發生叛亂時，清廷以番屯制度，將熟番收編為己用，並實施相關土地制度，此為三者互動的最高點。

除此之外，邵式柏還討論了 17 世紀以來平埔族群的文化變遷，還包括原住民經濟活動、婚姻、教育文化等，並指出今日平埔族群仍以「漢化」型態持續下去的原因，來自於 17-18 世紀以來，平埔族在台灣歷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結果。

結論章「邊疆治理、土地制度與晚期帝國」，邵式柏以清代台灣為個案，試圖簡略與中國的南方邊疆、東北比較，提出清帝國在邊疆治理上的策略是以「控制與收益」，做為制定移民與原住民間土地權利和田賦義務的政策之根據。同時，這也是邵式柏欲回應清帝國的國家性質與邊疆政策制定策略的答案。

本書被視為 1990 年代台灣史學界最重要的西文研究，但自出版以來，不少研究者認為該書因使用材料僅限於方志、官員文集與奏摺，只是建構了一個「清帝國視野下」的台灣社會圖像，過分強調國家或統治者的理性，而忽略地方人群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

如柯志明在《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中，便質疑邵式柏關於番大租的分析與國家理性說（將一連串的政策制訂，視為國家理性計算原則的結果）。關於國家是否如邵式柏所言，抱持一種非關文化的「理性」策略，邵式柏則提出以下回應：「本書所指出的成本與效益，全都是清政府官員在政策爭論中所闡述出來，而他們的考量當然包括文化上具體明確的優先事項、政策目標，乃至其運作的體制架構。」

筆者無意評斷此論爭孰是孰非，但若僅止於關注本書的「理性國家論」與清帝國政策的描繪，恐怕將忽略本書隱含的核心關懷──「原住民部落社會的文化變遷」。雖然並非主題，但從各章的陳述中，仍可見邵式柏在歷史人類學的獨到功夫，特別是本書關於平埔族群（熟番）部落組織、經濟生活與文化變異等層面的討論。

舉例來說，關於 17 世紀西拉雅族的部落規模大於與其他原住民族，作者先排除疾病說、自然環境說的因素，指出西拉雅族基於「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年齡層制、同族婚姻」等特殊文化條件之緣故，非維持夠大的部落規模（非親屬人口）不足以支撐。在原住民農業的變遷方面，邵式柏認為傳教士藉由將耕田技術傳給男性，導入性別分工的文化依存概念（cultural-bound notions），試圖改變西拉雅族的母系社會。

1877 年平埔族婦女的素描。Public Domain

邵式柏還解釋了「涵化」與「漢化」的不同，平埔族在 18 世紀涵化於中國漢人文化模式，可稱為「漢化過程」，也可視為平埔族群因應清朝政治支配及漢人農業移墾，自身所作的調適。邵式柏認為原住民採用差別性的漢化，即較低身望階序的群體會被鼓舞採用較高身望群體的地位特性，但這並不表示原住民放棄族群認同。同時，漢化也促使族群內部出現階層化的現象。

雖然書中原住民雖仍無法脫離帝國治理的框架，僅能在歷史舞台上「被動」回應外來的衝擊，但若站在平埔族群變遷的視角重新觀看此書，我們將可以發現這是一部「平埔族與外來政權互動」的變遷史。隨著政權的轉換，及不同政治、經濟或文化制度的施行，平埔部落社會在短短 200 年間歷經劇烈變動，最終走向漢化的道路。但是，平埔族真的流離遷徙或弱化消失嗎？書中提出另一種解答：「漢化、王化並不會讓族群放棄認同」。

整體而言，邵式柏將臺灣開發的過程，理解為清廷、漢移民與平埔族的互動關係，無疑將平埔族重新帶回原本該屬於他們的歷史舞台，並利用詳實的史料，建構出一幅在帝國之下漢、番互動的圖像。但隱藏在此幅圖像背後的契機，是隱晦地向未來的研究者傳達，將來應考慮該如何重新以行動者的內部觀點，描繪部落制度、經濟、文化，甚至認同意識的分化與重構。

正如邵式柏在序言中的提醒：「不過我身為人類學者，卻仍感到我們對於這幾個世紀之中，個別平埔族所經歷的文化變遷研究得依舊不夠；我們對於平埔族群宗教、婚俗、家族制度及村社組織的變遷也了解得太少。」

[1] 潘英海，〈平埔族研究的困化與意義-從邵式柏的博士論文「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臺灣風物》37：2（1987），頁157-165；張隆志，〈歷史人類學與西文臺灣史研究的里程碑——評介邵式柏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臺灣史研究》1：2（1994），頁150-155。

[2]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5：4（2009），頁161-184；〈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以臺灣近代史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2006），頁107-128。

作者：楊力州

懷舊是去蕪存菁的過程，去除記憶雜質， 留下最珍貴的事物。年老懷舊是幸福，但如果整個年輕世代，三十五歲就在緬懷過去，代表怎樣的訊息？從《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我的少女時代》，我們為什麼如此渴望回到過去？

二○一五年，電影《我的少女時代》在台灣上映，創下超過四億台幣的票房佳績，可以說是全年最賣座的國片。這部青春電影以九○年代的台灣社會為背景，片中出現大量的懷舊物品，例如幸運信、書籤小卡、BBCall、劉德華海報，還有「玫瑰之夜」[i] 綜藝秀、「鬼話連篇」單元等紅極一時的電視節目，細膩的還原了當時青少年的成長經驗。

《我的少女時代》DVD 海報

《我的少女時代》成功的關鍵，在於它是一部跨世代的懷舊電影。愛情其實是一個從古到今都非常受歡迎，甚至有點老套的主題。同樣是講愛情，你可以寫出像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一樣，轟轟烈烈、非常有戲劇張力的愛情故事。

但是《我的少女時代》剛好相反，它講述的是一個相對平淡的愛情。

正因如此，他才像是九十九％的人曾經歷過的愛情故事。不同世代的人，都可以被電影的主題，也就是愛、失去和成長的苦澀所感動。

不過，雖然各個世代的人都能對這部電影所描述的成長經驗有所共鳴，但是《我的少女時代》裡有很多「梗」，其實是一九八○年前後出生、現在三十五歲以上的人才會懂的。不管是抽機車鑰匙、傳幸運信，或者是看「鬼話連篇」，都可以說是專屬那個世代的集體記憶。三十幾歲的人看《我的少女時代》會覺得特別感動，因為電影所描述的是他們的青春故事。

懷舊電影，絕非只是為了製造視覺上的奇觀，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重塑一個世代的氛圍、表現當時人們的生活與價值觀。

全民瘋懷舊的年代

不只電影，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懷舊」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事情。

例如二○一五年台語歌后江蕙舉行了告別演唱會，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幾乎每場演唱會都一票難求。很多歌迷甚至是子女幫父母買票，讓他們在江蕙的歌聲裡重溫自己的年輕歲月以及價值觀。在江蕙的演唱會成功後，緊接著有民歌四十全台巡迴演唱會、姜育恆演唱會，這些活動都可以算做是懷舊風潮的一環。

懷舊之所以使人幸福，其實是因為它忽略了過去的痛苦與不堪，只留下最甜美的回憶。

就像我前陣子去參加高中同學會，見到睽違三十年不見的同學。這場同學會給我的感覺，就好像看了一部兩小時的青春偶像劇。前半小時是一群高中生的故事，中間你出去講了一小時的電話，回來就已經跳到結尾，大家都長大了、變老了。幾乎九○％的男生都變胖了，大家雖然

已經不再青春年少了，可是話題還是一直圍繞在高中的老師如何如何，還有哪個同學在那三年當中幹了什麼事情。

同學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個男生，跑去跟另一個女同學告白。那一幕讓現場的大家全都傻眼了。因為男生以前是個很宅的人（現在好像也是），女生則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當年沒有任何人會將他們聯想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可是過了三十年後，那個男生居然還是喜歡著同一個女生，在同學會現場還鼓起勇氣跟她告白。

當然，就算我們再怎麼起鬨，他們兩個人也不太可能在一起，畢竟女生早已經結婚，幸福的很，也有小孩了。但是看到他們兩人握手的時候，你還是會覺得好開心。

那時我才發現，原來青春點滴的延續，或說「懷舊」，是可以給人這麼強烈的幸福感。

當你的人生走到了某個時間點，回頭一望，你會發現所有舊日時光，留下的往往是美好的片段。《我的少女時代》如此，民歌演唱會也是如此。這些事物重建了我們的過去，就像以前大學的時候我們會跳「第一支舞」[ii] 。

當然那支舞的制式動作現在看起來很荒謬、很可笑，但是當音樂一起，就算是近五十歲的中年如我，也會想起自己第一次參加舞會時遇到的那個男孩、女孩。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在現在這個時間點，突然開始懷念起過去的美好？是不是因為當下的生活，對我們而言其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年輕人集體懷舊，社會的警訊？

懷舊電影一直以來都是市場上一種重要的電影類型。

但是在這三、五年間，懷舊電影大受歡迎的趨勢比過往來的更為明顯。《我的少女時代》從女生的視角追溯發生在九○年代的青春故事，更早之前則有九把刀的網路小說改編成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iii]。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海報

和《我的少女時代》所描繪的青春愛情故事類似，《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故事講述調皮、成績不佳的男主角柯景騰，如何和高中時期的一群好友一起追求成績優秀、相貌甜美的「女神」沈佳宜。兩人一度走近，但最終仍錯過彼此。

或許並非巧合的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所設定的時代背景和《我的少女時代》一樣，同樣都發生在一九九○年代前後的台灣。

換句話說，這兩部電影的懷舊青春敘事所訴求的目標觀眾是同一個世代，也就是在一九八○年前後出生，現在三十五歲上下的年輕人。

懷舊，其實一部分的訊息來自於對當下社會的不滿足。

這一波青春電影的懷舊風潮背後真正的社會意義是，三十歲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們對自己目前所處的環境，是否感到強烈的失落與迷惘！

原本，三十幾歲的青壯年應該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但是現在的時空氛圍，讓很多年輕人覺得對政治無力、對未來感到無助，買不起房子，存不到錢。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自己被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不只找不到未來的方向，也沒辦法像上一輩一樣，輕易的在職場、社會中向上階級流動。

當向前看沒有希望時，人們只好選擇往回望，緬懷過去校園的美好時光，因為那是一段沒有職場競爭，青春無悔的日子。

年輕人開始集體懷舊，其實是一個我們應該正視的社會警訊。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懷念年輕時的回憶或者過往的榮光，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為他已經累積了豐厚的人生經歷，值得好好的回顧整理。

但是，如果一個三十五歲的人開始沉溺於懷舊，代表的是他的人生被困住了，沒辦法對未來有所期待。當一個社會裡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尋找心靈安慰的方式居然是回顧過去，「懷舊」就會變成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不只是青春懷舊，也是回首歷史長河

我有一個奇想，如果「懷舊」是一種流行趨勢，那我們其實可以正視這個回頭望的行為，只是讓這個回頭不僅僅只觀看自己的青春年少，還可以望向更久的過去，透過疏理歷史，從裡面找到反省，找到走向未來的姿勢。

甚至從世代對話的角度來看，除去窄化的青春懷舊片之外，回首宏觀歷史的「懷舊」片，仍有它的正面意義。懷舊不只是為了遙想青春的美好，它能讓我們跳脫自己的生命經驗，去理解不同世代的生活背景與價值觀。

以《我們的那時此刻》為例，不只三十幾歲的人會在電影裡看見自己的青春，二十幾歲、甚至是十幾歲的觀眾，也可以藉由這部電影，理解自己的父母當時唱什麼歌、看什麼電影、如何談戀愛，又是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氛圍裡。

同樣的，當一個孩子陪伴父母一起去聽江蕙演唱會，他也會因為江蕙的歌曲，更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愛情觀與生命觀。

建立世代理解，或許正是今日重看「懷舊」類型電影，可以發生的正向意義。很多老電影的對白或表演，現在看起來或許很可笑也不合時宜，但回到幾十年前，它們確實形塑了那個世代的集體記憶。

在美學上曾經讓我很不以為然的瓊瑤電影，但對那些六○年代、犧牲青春到加工出口區工作養家的女工而言，瓊瑤電影卻是苦悶生活的唯一出口，撫慰了她們寂寞的心情。

同樣的，當我們今天在看《梅花》、《英烈千秋》這種愛國軍教片時，會覺得電影裡的意識形態和表演方式簡直讓人發噱。但在太陽花學運結束不久之後，我們邀請三個退役軍人來看《梅花》，他們的反應卻是激動落淚。

《梅花》：國家需要一首主旋律

那樣的情緒，並非僅僅出於對往日的緬懷，更多是來自一種在世代隔閡與不理解下，對當下台灣社會無以名狀的焦慮。姑且，不論他們的焦慮對錯與否，那些真誠的眼淚，讓我覺得，「天啊，我們實在是太不了解彼此了」。

在台灣，我們或許無法期待藍綠和解，但我們真的需要更多的世代理解。

也許我們應該這樣說：懷舊，是一個去蕪存菁的過程，去除了記憶裡的雜質，只留下最珍貴的事物。共享懷舊，讓我們看見不同世代的集體記憶與價值信仰，搭建起對話的橋梁。

[i] 「玫瑰之夜」為台視自一九九一年起在周六晚間十點播出的綜藝節目，「鬼話連篇」則為其中一個單元，內容主要是靈異照片和靈異故事分享，在當時創下高收視率，是台灣靈異節目始祖。

[ii] 「第一支舞」為校園民謠歌手葉佳修在一九八八年所創作的男女對唱歌曲，歌詞講述青年男女第一次參加舞會，準備向對方邀舞前的忐忑心情，經常被使用於救國團活動、大專院校舞會等男女聯誼的場合。

[iii]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是二○一一年在台灣上映的電影，改編自網路作家九把刀的半自傳性小說，描寫男主角柯景騰（九把刀的本名）高中時期和班上的其他男同學一同追求資優生沈佳宜的故事。電影由柯震東、陳妍希等人主演，在台灣創下超過四億的票房佳績。

本文摘自30雜誌出版之《我們的那時此刻：華語電影50年流金歲月》

用電影開啟時代對話
那時，一部電影，一個時代，一場熱血沸騰的夢
此刻，一部電影，一場對話，一段互相理解的開始

100件時代大事記，
50部代表電影，
看時代如何影響電影，
電影如何造就時代

作者：茂呂美耶

牛肉鍋與肉食ＰＲ運動

江戶時代，幕府屢次發出肉食禁令，一般人可以說終生從未吃過牛肉。不過，彥根藩（滋賀縣）例外，因為每年都要納獻用牛皮製成的戰鼓，所以是幕府唯一允許屠宰牛的藩國。當地人習慣將製皮剩下的牛肉用味噌醃漬或製成肉乾。

幕末時期，幕府的禁令似乎也逐漸失效。福澤諭吉在《福翁自傳》中寫道：

我在大坂緒方洪庵的適塾學習蘭學（西洋醫學）時（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年），經常去雞肉舖。比那裡更方便的是牛肉舖，大坂有兩家可以吃到牛肉鍋的店舖。

福澤諭吉
（Source: wikipedia）

明治維新後，牛肉被視為「文明的口味」，牛肉鍋走紅，成為流行美食之一。東京的牛肉鍋做法是用味噌或醬油煮牛肉和蔥或其他蔬菜，大阪則先烤或炒牛肉，之後加上蔬菜，再用醬油煮。大阪的牛肉鍋即現代壽喜燒的始祖。

現代人往往誤會肉食是明治時代的新飲食習慣，其實在江戶時代後期，鹿肉和野豬肉就已經相當流行。只是，江戶時代末期的肉食，通常被當作補藥或藥膳之一。

一般人仍認為應該忌避肉食，說什麼在家裡吃的話，家人會遭遇不幸，也有吃肉會患上惡瘡和中風的說法。當時的庶民三餐仍以白飯、蔬菜、魚類為主，何況牛是用來耕田的，人們根本不會想到去吃牛肉。

但是，一心策劃近代化的明治政府則想盡辦法也要讓民眾積極吃牛肉。政府為了避免西方國家將日本殖民地化，除了吸收不輸給外國的知識，發展經濟外，更認為必須改善日本人的體格。而為了改善體格，應該盡早讓民眾習慣吃肉。

為此，明治天皇於明治五年（一八七二）的宮中晚餐會，主動吃了西餐，大力宣傳肉食。除此以外，也在宮中養乳牛、喝牛奶，宣講牛奶的效用，可說用心良苦。知識分子也呼應此舉，鼓勵民眾吃肉。福澤諭吉正是其中一人。

可是，就算國家總動員地呼籲老百姓定要吃肉，老百姓也不可能說吃就吃。

連曾在橫濱異人館學過西餐做法，擅長處理牛肉，最初開牛肉鍋餐館的老闆，據說開張當初根本沒有客人上門。偶爾有客人前來，也都是一些愛吃奇特食物的人，大家都是來吃個經驗，以便回去向人吹噓。

後來因荷蘭醫學的營養士大力推薦飲用牛奶和肉食，民眾對肉食的忌避習慣才逐漸淡化。之後的文明開化潮流更一口氣將肉食習慣推至頂峰。

牛肉鍋流行之後，連江戶時代偷偷賣野豬肉或野鳥肉的舖子也都光明正大地掛上牛肉鍋招牌。當時的流行語正是「不吃牛肉鍋，便是不開化傢伙」。

如此，牛肉鍋餐館逐漸在各大城市盛行，形成文明開化的象徵，當時別稱「開化鍋」。

明治29年的牛肉店廣告單

吃牛肉的習慣扎根後，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左右，東京淺草出現了賣馬肉的店舖。

馬肉味道雖然比不過牛肉，但價格便宜，低收入者也吃得起，相當有人氣。翌年，馬肉餐館也開張了，之後逐漸增加。基於馬肉的顏色，馬肉別稱「櫻肉」，現代也延續此稱呼。

比起牛肉鍋餐館，馬肉餐館看上去很破舊，但菜單有普通鍋、裡脊肉鍋等，生意很好。

牛肉鍋餐館通常在招牌上用紅字，馬肉餐館用黑字，以便區別。只是，能掛起招牌的馬肉餐館非常少，大部分都在人力車聚集的地方開家小店。也因此，往往成為惡棍聚集的場所。

牛奶與舊士族

安政三年（一八五六）七月，以美國總領事身分來日本的湯森‧哈里斯，向擔任橫須賀浦賀港警備、船舶、貨物的下田奉行所提出供應牛奶的要求。下田奉行所答道：「日本沒有喝牛奶的習慣，我們養牛是為了農耕以及搬運，沒有擠牠們的牛奶。母牛只在小牛出生時才有牛奶，牛奶是給小牛喝的，所以我們無法提供牛奶。」

換句話說，下田奉行所的官員根本不知道這世上有乳牛這種動物。

翌年，到北海道函館任職的美國貿易事務官，獲得奉行所的許可，養了一頭乳牛，並教導日本人如何擠奶。此外，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向荷蘭人學習擠奶法的前田留吉，在橫濱設立日本第一家牛奶擠奶所，開始銷售牛奶。不過，這時的牛奶是純粹的生牛奶，沒有做任何殺菌處理。

《東京小網町鎧橋通吾妻亭》，明治21年（1888），
井上探景（Inoue Tankei, 1864-1889）畫。
牛奶等西洋飲食，在當時被視為文明開化的象徵，
街上可見賣牛奶的小販。

前田留吉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又前往美國視察牛奶業界，三年後在東京神田飼養洋牛，並開了一家牛奶店。

牛奶在江戶時代是只限德川家飲用的特別飲料，庶民幾乎沒有機會喝到。

因為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對馬術有興趣，而醫療馬時需要牛奶和黃油，所以進口了三頭雌雄白牛，並在千葉縣的嶺岡牧場嘗試放牧、繁殖。而且還用牛奶製作牛酪當補藥。德川吉宗算是日本奶酪畜牧業的始祖。

寬政四年（一七九二），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的時候，嶺岡牧場的白牛增至七十頭，其中一部分移到江戶，開始製造牛酪。德川家齊還讓醫生寫了一卷《白牛酪考》，讓一般庶民也明白牛酪的藥效。這個時代，將軍家和大名均視白牛酪為治療肺結核的靈藥。

明治時代准許乳牛進口後，各地出現了牧牛業。明治三年的報紙上即有牛奶宣傳廣告。

明治六年（一八七三），東京府公布「牛奶榨取人規則」，警視廳又於十一年發布「牛奶營業管理規則」，規定需用錫罐配送牛奶。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十月，農商務省管轄的千葉縣種畜牧場，成功製作出在牛奶裡加糖的煉奶，牛奶消費量便隨之增加。

《東京小網町鎧橋通吾妻亭》，明治21年（1888），井上探景（Inoue Tankei, 1864-1889）畫。
牛奶等西洋飲食，在當時被視為文明開化的象徵，
街上可見賣牛奶的小販。

最初，牛奶專門賣給住在居留地的外國人，之後才成為病人以及身體虛弱者的滋養強壯飲料，也被一些擠不出奶汁的母親當作母乳代用品。

只是，那時候牛奶很容易腐壞，口碑不好。這是因為當時的牛棚和擠奶工廠沒有做好衛生管理。後來在政府的指導下，徹底進行衛生管理，明治中期又從美國引進蒸氣殺菌技術，稱為「殺菌牛奶」上市。

「殺菌牛奶」大受歡迎，沒有殺菌的牛奶逐漸消失，特別是裝在玻璃瓶的殺菌牛奶成為時尚飲料，廣博大眾好評。

當時，經營擠奶行業和銷售牛奶的人，以舊士族階層居多。由於牛奶還未普及，沒有人知道擠奶行業和販賣牛奶到底能不能賺錢，農民和商人均敬而遠之。

此外，對農民來說，牛相當於家族成員，農民認為，擠奶等於從牛身上搶奶，太可憐，下不了手。因此，這些行業就由本來只會讀書、舞劍的失業舊武士階層來擔當。

在價格上，白米一升約十錢，牛奶一合四錢，對庶民來說，確實是昂貴的飲料。雖然政府鼓勵民眾當作營養食品喝，但應該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飲用。

這時，舊士族想出牛奶送到家制度。擠奶行業和銷售公司聯手，每天早晨送剛擠出的鮮牛奶到家庭。而且，簽訂一個月以上或一天四合以上契約的家庭，有折扣制度。如此，再請名人代為宣傳，牛奶的效用才逐漸滲透至民間。

《東京小網町鎧橋通吾妻亭》，明治21年（1888），井上探景（Inoue Tankei, 1864-1889）畫。
牛奶等西洋飲食，在當時被視為文明開化的象徵，
街上可見賣牛奶的小販。

明治三○年代，各地出現了牛奶廳，對牛奶的普及發揮了很大作用。現代的日本咖啡廳菜單通常有牛奶和蛋糕，正是明治時代牛奶廳留下的痕跡。

現代日本學校都有營養午餐，而營養午餐也一定有牛奶，歸根究柢，其實也是託文明開化之福而普及的飲料。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之《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
 
新君主巡幸全國，推銷天皇制的現代國家；
思想家福澤諭吉以暢銷書《西洋事情》引介外國新事物，
提倡男女平等；

攝影先鋒上野彥馬，
留下諸多幕末志士與明治高官的肖像；

在歧視女性的社會風氣下，
女醫師荻野吟子、高橋瑞子嶄露頭角；
最初的女留學生津田梅子、大山捨松學成歸國，成了教育先驅與慈善事業推手；

貧困農村婦女進入工廠，譜寫層出不窮的女工哀史……

十九世紀晚期的明治日本，興起西化與近代化的風潮。

作者：唐墨

唐武宗會昌五年，「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達摩和他的面壁生涯、玄奘與他的西天取經之旅、六祖惠能那一句影響深遠的「何處惹塵埃」、以及鑒真和尚的七次東渡日本等等……即使不是佛教徒，多少也聽說過這些關於中國佛教高僧的事蹟。

達摩大師於普通元年（520 年）從斯里蘭卡渡海來廣州，晉見梁武帝；玄奘在貞觀十九年（645 年）回到長安，譯出膾炙人口的《般若心經》；而六祖惠能一生倍受武則天的禮遇，於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圓寂；鑒真和尚則是玄宗天寶十二年（753 年）年底到達日本奈良，協助日本僧侶維持更完整的戒律。

廣州市光孝寺內的《六祖大鑒禪師殿記》拓本及《菩提達摩像》拓本。

中國佛教自從得到梁武帝的皇家奧援以來，到出口鑒真和尚的這兩百年間，迅速累積了相當龐大的勢力與資源。僧尼居士等神職，或半神職人員所組成的僧團，在國家政策下逐漸體制化；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經典也由皇帝敕詔翻譯，動用國家資源維持譯場與翻譯人員的養成；為了傳教弘法所興建的寺塔，為了消災祈福而廣設的壇城法會，在這兩百年間不絕於縷。

這是中國佛教最輝煌的時代，僧才輩出，影響遍及韓國日本、以及越南等地。

然而，佛教進入中國也不是完全毫無阻礙的。

中學課本提過韓愈的〈諫迎佛骨表〉，韓愈上書，將佛教視為夷狄的法度，是天朝正朔所不取，用五帝的國祚綿長，對比南朝的夭短早亡，將戰亂的責任推給漢明帝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來承擔。因為這個書表，讓他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可見，佛骨應該比鱷魚還要致命。

誰都沒想到唐憲宗會對韓愈發脾氣，儒佛之間的矛盾，無形中被皇帝的喜怒壓了下來，只能說零零星星地有韓愈、朱熹、胡適這樣的老先生，秉持著儒家道統的精神，三言兩語雖然在政界學界攪動春水一池，對佛教的實質影響卻不大。

畢竟，佛教教義的發展，並不會直接地與儒家形成對立，單從生死觀念或宗教儀式的角度來看，道教與佛教的競爭，還來得比較激烈一些。儒家的事情大概這輩子完了就完了，佛道二教卻要面對死後世界有無、靈魂心識有無等問題，展開激辯。能不能說服最多信徒追隨、吸引最高掌權者青睞，或者，有沒有神通、乃至於神通夠不夠廣大，才是佛道之間真正的角力。

佛道相爭的歷史得從佛教傳入的那時候說起。

以外來宗教的姿態，進入漢人文化圈，甚至得到皇帝的背書而敕建白馬寺的佛教，讓本土道士們看了非常之不爽。這種不爽當然包括純粹不認同佛教的排外情緒，但更多而且更實際貼切的理由，應該是佛道兩教在互搶對方的客戶、互相拉對方的下線。信徒各種物質供養的集中、皇帝與國家政策的支持，正式引爆佛道相爭。

佛道相爭，基本上就是本土企業正面衝突跨國連鎖業者的概念。

傳說東漢年間有一起焚經台事件，聊備一談。

漢明帝時，佛教以白馬寺為代表，道教則結合了五嶽眾道士，兩方相約辯論，並同時築起了高台，點燃火薪，用焚燒經書的方式，看哪一邊的經書沒有被燒毀，另一邊就要謝罪。

洛陽白馬寺齊雲塔
By Gisling (Own work)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當時的賭注是獻上人頭或改宗皈依，但因為是傳說，也沒人知道有幾位道士人頭落地；但總之，這個傳說的最後，佛教贏了，佛經在火焰裡熠熠發光，而道教的經典一入火中便灰飛煙滅。於是留下「真經不怕火」之語，以及一方記念石碑「焚經台」。

傳說當然是不可考的，因為真正的歷史贏家其實是道教。

這場佛道之間的輸贏，從漢明帝開始，一直到唐武宗才分出勝負。

唐代君主因為諱姓李的關係，所以攀親帶故地奉老子李耳為祖先，算是一個以「道」立國的朝代；但是唐代也是思想較為開放的年代，所以很多皇帝都禮遇佛教、善待僧人。

可是，唐武宗滅佛的殺機，也是這樣埋下的。會昌四年（844年），唐武宗先是下令：

「毀拆天下小寺，經佛搬入大寺，鐘送道士觀。其被拆寺僧尼，行不依戒行者，不論老少，盡勒還俗，遞迴本貫，充入色役。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雖有戒行、若是少年者，盡勒還俗，歸本貫。」

這還是第一部曲，尚且保留了肯守持戒律的老年僧尼，只針對年輕僧尼與不守戒律的僧尼。

次年，變本加厲為：

「天下僧尼五十已下，盡勒還俗，遞迴本貫訖。後有云：天下僧尼五十已上、無祠部牒者，盡勒還俗，遞迴本貫。」五十歲以下也不管戒行如何，都得還俗。而到了最後一道敕令時，已經是：「從四月一日起首，年卌已下僧尼還俗，遞迴本貫。每日三百僧還俗，十五日，年卌已下僧尼方盡。從十六日起首，五十已下僧尼還俗，直到五月十日方盡也。」

每天有三百名僧尼還俗，這樣的大場面不知道看上去是怎樣地荒謬。

而且地方上逼迫僧尼還俗的方式，千奇百怪，從逼他們吃肉吃葷之外，也有拿刀架著脖子逼他們僧尼互相野合的傳說。整個僧尼階級瞬間中空，在那之後，佛教失去了傳承，典籍尤其論書與注疏都遭到焚毀，散逸不全，看得懂佛書的人愈來愈少，能夠解釋佛教義理的人才也就漸漸消失；寺院場地被國家沒收，法器教具以及佛像被搗毀熔鑄或分封給道教為用，至此，梁武帝以來所打下的佛教根柢，可以說是完全毀於一旦了。

唐武宗像。

但也不難從這些詔令的內容推知，由於唐代的稅賦制度對僧尼寺院多有寬待與抵免，國家徵收不到稅金，再加上這些出家的僧尼，都不是清淨的修行人，連基本的戒律都無法遵守，甚至常有犯罪情事，無怪乎以趙歸真為首的道士們，可以這麼輕易地說服唐武宗去妄動這個盤根錯節了兩百年的主流宗教，幾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滅佛之後的中國佛教，原則上只剩下以打坐、看公案為修行手段的禪宗；還有專念阿彌陀佛，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土宗。因為實踐方法很簡單，就算沒有法器佛像也可以修行，打禪念佛人人能行，不設高標準的門檻，不用理解很深的典籍，千修千人去。用金剛經、心經、阿彌陀經等短小的隨身經典，就大致可以默通禪宗或淨土宗的基本概念。

滅佛後的僧侶或俗家居士，檯面上雖然不能再說自己是佛教徒，但檯面下多半憑著記憶力背誦這些短小的經典，還可以偷偷地宣講流通，終於讓佛教不至完全斷絕在會昌法難之下。

唐武宗只在位六年，禪淨二宗很勉強地在漢地留下了法脈。

但從是以後，中國佛教面目全非，達摩玄奘兩位祖師前後開創的盛況不再，甚至惠能鑒真所親炙的佛教樣貌也難以保全了。

一息尚存的禪淨二宗且表過一旁不論，需要大量法器圖像雕塑才能修法的密教，在這次的滅佛運動中，徹底被刨斷根源。唐代開元年間才被系統化，逐漸鼎盛起來的密教，史稱唐密，不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即遭遇會昌法難；從此密教流亡海外，中土密教一蹶不振，而今提到密教，多半都是依循西藏或日本的傳承，關於中土密教，已經沒有什麼嚴謹的學說理論傳世了。

作者：蔡虹音

很多人知道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是日治時代的杜聰明，也知道他的研究領域是鴉片和蛇毒，同時身兼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但是除了他的學生以外，很少人知道，他終生都提倡研究中醫和中藥，主張應該要以科學方法，研究台灣本地的中醫藥。他曾經要求自己的藥理學學生，每人必須至少先完成一篇中藥研究之後，再選擇鴉片或蛇毒做為博士論文。

杜聰明醫生

在日治時代，杜聰明先後於 1928、1937 年兩度建議總督府成立中醫醫院，和中醫師合作研究中醫藥；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他繼續主張要在台大醫院建立中醫治療科，聘請中醫師來主持臨床醫療，同時，他也鼓勵西醫的臨床研究者研究中醫治療學。

可是，即使在他創辦高雄醫學院後，這個主張都無法獲得廣泛支持。人們總是質疑，他明明是具有指標性的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為什麼要研究「落後」的中醫？

杜聰明的中醫藥研究，起點還是在於關心台灣民眾。日治時代雖然已經引進西醫教育，培育現代醫學的醫師，也在台灣各地推行各種公共衛生措施，但是醫師仍然不足，直到1940 年，全台灣只有 2401位西醫師，相當於每 2398人才有一位醫師，因此多數民眾日常生活仍然依賴傳統漢方醫療。[1]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來自日治時代最大的健康威脅，也就是鼠疫、霍亂等各種傳染病。

當時現代醫學雖然已經發現，這些傳染病是由細菌引起，但是直到 1941年，最有效的抗生素盤尼西林才進入人體實驗，到了 1944 年，英美兩國才公開使用抗生素 [2]。因此，在日治時代，台灣還缺乏有效的藥物來治療這些嚴重傳染病，總督府採取的病患隔離政策，雖然有效減緩傳染規模，但不曾大規模成功治療病患。

此外，當時的一般民眾也不相信西醫，舉例來說，在霍亂傳染期間，警察和醫師會到處搜尋患者，只要採取新式療法就要被隔離，但隔離之後又缺乏藥物，十個病人裡只能救活一個（也難怪當時民眾大多隱匿不報，甚至躲起來了）；但是如果逃到鄉下，以傳統療法醫治，反而大多數能被救活，因此更不相信西醫。[3]

杜聰明也發現：「恐怕在霍亂及黑死病的治療方面，漢醫的處方是任何人都可以治療的，可是一個堂堂的西醫大國手卻只能夠束手旁觀，患者幾乎都是死掉的。」[4] ，他因此認為，必須要好好研究中醫。

杜聰明所主張的漢醫研究方向，是他從 1926 年起遊歷歐美之後所學到的「實驗治療學」。他主張設立專門醫院，只收治研究所需的病患，病人入院時由西醫檢查並診斷，再由中醫進行診斷，在醫院裡只服用中醫的藥方，再由西醫檢查各項數據，確定是否真的能夠治癒病患。

實驗治療學和當時日本、中國主流所主張的廢醫存藥，並不相同。當時許多主張全盤現代化的知識份子都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氣血脈象毫無科學根據，只有中藥還有點價值，可以當作自然界的樹皮草根來研究。但是杜聰明主張的研究方向，是要瞭解中醫的用藥原理和效果，從中去除落後迷信，瞭解是否其中還有助於臨床治療的部份。他特別指出：

「像它（漢醫學）以哲學理論來進行病理的解說，由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得不說是極其幼稚的。由實際的角度而言，非常明顯地，它的解說和方法是一定無法應用到現代醫學上的，而且絕對沒有這種需要。是以，我所感到有興趣的問題是，對於西醫臨床專家做出正確診斷後的每一個疾病，漢醫會如何地試著解說？或者應當給予什麼病名？究竟那是全然錯誤的解說呢？還是說，即便解說是錯誤的，在實際治療時，難道就完全沒有任何助益嗎？

在這些之外， 在漢醫的醫經學中還有下列具體的例子，像是關於人身血脈經絡骨髓的記述，疾病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症狀的淺深劇易緩急新故氣火、還有風寒暑濕燥火這六門等等的術語， 究竟相當於現代醫學理的什麼意義？作為診斷學的話，望聞問切發展到什麼程度了？在脈學上，脈的浮沈、乃至緩緊、遲數、滑濇等分類的價值，漢醫病名與現代醫學的病名之間的對照與比較。

換言之，要系統地研究並科學地批判漢醫法的病理論、醫理論、症候論與診斷學， 以此來提供整理漢醫學的實際資料。」[5]

因此，雖然杜聰明也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必須加以科學化，但他並不主張醫藥分離。對他來說，只把中藥當作樹皮草根來研究成分，無法全盤瞭解中醫，要研究中醫如何用藥、病患的反應，然後再從中選取對某種疾病有效的中藥，這樣才能去蕪存菁，留下中醫真正有用的部份。

原則上，他也贊同總督府的一貫政策，認為中醫應該逐漸淘汰，但是他對中藥的態度相對開放得多。他認為，如果中藥和處方真的有效，應該列入西醫課程，而如果發現某些中醫療法無效，應該儘速公布無效的療法，就像歷史上西醫不斷經由研究發現某些療法無效，再開發更有效的療法一樣。

換句話說，不是簡單認為西醫有效而中醫無效，而是依據實際研究，破除迷信部份，並保留有效的中醫藥。

更重要的是，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提出了一套創新的「倒行逆施」研究方法。

一般西醫開發新藥的方式，是先在實驗室發現某種對疾病有效的成分，然後再進行動物實驗，最後進行人體實驗，確定這種成分真的有效之後，才會成為藥品。但是，杜聰明的實驗治療學是先在人體醫療上，發現對某種疾病確實有效的生藥，才到實驗室抽取有效的成分來分析。

杜聰明清楚知道：實驗治療學和當時一般的西醫研究方法順序是相反的。當時批評他的人也認為，這是開醫學倒車。但是經過這麼多年，雖然杜聰明的主張沒有廣為流傳，實驗治療學的概念卻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被接受的研究方法。

2015 年的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就是從古方裡發現青蒿可以治療瘧疾，才進而萃取出青蒿素。儘管，屠呦呦並非受到杜聰明的影響，但她先發現有效藥方，再進行實驗室研究的方法，正與杜聰明實驗治療學理念相符。

八十年前，杜聰明被批評為傳統落後，後世也很少記得他一直提倡中醫研究；但是 八十 年後，其他人運用和他相同的研究概念，獲得了現代醫學的最高肯定。

杜聰明雖然長期負責醫學教育、自己未能親自行醫，但他關心病患、盡可能收集能夠治療病患的所有方式。當他發現傳統醫學的可能價值，即主張要系統性研究傳統醫學，並且提出「實驗治療學」這個在當時極為創新的研究方法，可惜無法獲得廣泛支持，但是後世醫學研究的發展卻說明了，杜聰明確實曾經在傳統醫療和現代科學之間，創造出了一個新的空間。[6]

[1] 張秀蓉編註，《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 泛科學，〈盤尼西林的勵志故事－《開膛史》〉。

[3] 日治時期傳染病與衛生教育圖像資料，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4] 胡展榕，〈杜聰明之中西醫結合思維研究〉，中國醫藥大學

[5] 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

[6] 本文中提到「倒行逆施」的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治療學的價值，均出自：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飛驒牛肉搭配的白色蛋包飯。 圖／資生堂パーラー（資生堂Parlour餐廳官網）

我喜歡吃「洋食」，這裡指的不是正宗的西洋料理，而是經過日本人改造的「洋食」，這我在《和食古早味》中曾經提過。除了豬排飯和日式咖哩，蛋包飯也是我最喜歡的「和式洋食」；如果要在東京吃蛋包飯，資生堂的「Parlour」總是我的第一個選擇。

位在銀座七丁目的資生堂，總共有兩座大樓，分別是「Shiseido the Ginza」和「銀座資生堂大樓」：前者是女孩們的天堂，一樓到三樓是資生堂的美妝旗艦店，但比起資生堂為人所熟悉的化妝品企業，令我更感好奇的，反而是旁邊的資生堂大樓。

磚紅色的資生堂大樓一共有十一個樓層，一樓賣的是餅乾和各式各樣的蛋糕，地下一層是藝廊，三、四樓以後則是資生堂的Parlour餐廳（與他的蛋包飯），八樓以上還有人文空間，舉辦各式各樣的講座；除此之外，銀座七丁目的巷子中還有一間米其林三星的法式餐廳「L’Osier」——這間餐廳也是資生堂的一部分。

化妝品公司為什麼要經營餐廳、藝廊和賣糖果餅乾呢？在銀座這樣的地段上，蓋一間大樓來舉辦藝廊和人文講座，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嗎？

現在的資生堂是聞名世界的化妝品公司，但起初只是間藥局，在時代的轉變中成為化妝品公司，同時也是「美」的代言人。從資生堂的故事可以看到銀座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和、洋文化的交流，是美食的歷史，同時是經營者故事，也是城市轉變的故事。

從資生堂的故事可以看到銀座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和、洋文化的交流，是美食的歷史，同時是經營者故事，也是城市轉變的故事。 圖／SHISEIDO 資生堂官網

資生堂為何是「資生堂」？

資生堂的創辦人福原有信（1848-1924）生於幕府時代末期，當時出生於安房國（如今千葉縣南部）的他，年輕時到幕府的醫學所讀書，後來到大學東校——也就是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繼續進修。

福原有信所學的是藥學，之後他也曾於明治四年（1871）受聘為日本帝國海軍病院的藥局長，並於次年辭官轉入民間，還從《易經》中擷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概念，開設了「資生堂藥局」。

但《易經》又不是醫學經典，開個藥房又與這古書有什麼關係？更何況，作為日本第一代的「洋風藥局」，不是應該取個較為「洋派」風格的名字嗎？

其實從幕末到明治時代，當時研究西學的人，從大學者福澤諭吉、到賣紅豆麵包的木村安兵衛，他們所想的都是「和魂洋才」——借取西方的技術、方法以融入東方的精神——福原有信當然也不例外。

然而當時的「資生堂藥局」還未涉足化妝品產品，創辦藥局的福原，一生的成就也不在於讓女人變得更美，而是引進西方的藥房制度、實施醫藥分類，並且成立製藥工廠。後來成為日本藥劑師聯合會會長的福原，正是因為這些努力才奠定了自己與「資生堂」在歷史地位。

不過來自於安房國的福原有信，為何把「第一家資生堂」開在了東京的新橋？新橋這個地方，對於後來「資生堂帝國」的崛起，又是怎樣的風水寶地呢？

資生堂的創辦人福原有信（1848-1924）。 圖／維基共享

一開始就是「潮牌」

如果去過東京銀座的人應該知道，現在的銀座被分為銀座一丁目至銀座八丁目，其中八丁目就是過去的「新橋」。而此一名稱的更迭，亦是資生堂見證銀座街區改造的紀錄之一，從明治、大正、昭和到現在，民間努力搭配政府措施，才讓如今的銀座發展成為了東京最具特色且繁華的地段。

在江戶時代，江戶城最為熱鬧的地段是日本橋；但到了明治時代，鐵路的建設也被引進日本，全日本第一條鐵路更在1872年9月開進了東京——而新橋則成為東京的第一座火車站。作為當時東京的玄關，來來往往的人潮和舶來品都聚集於車站附近，這也讓新橋以及鄰近的銀座一帶順勢崛起，成為東京最繁華的明星商區。

本來東京的建築大部分為木造，很容易因為火災就燒掉一大半。像是明治五年發生的銀座、築地大火，蔓延的火勢甚至還曾逼近新橋。因此大火之後，東京市長由利公正（1829-1909）才開始思考都市的改造，並推廣採用較不易火災的紅磚建築。在日本紅磚也被稱為「煉瓦」，現在從銀座到新橋的街區都改用紅磚，所以此處在明治時代稱為「煉瓦地」，有一家很有名的豬排飯創始店也開設在此而稱為「煉瓦亭」。

由於新橋是最潮的地方，在此地賣西藥容易建立起企業識別度，也容易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資生堂的店名稱為「東京新橋 福原資生堂」。

新橋曾是東京的鐵路門戶。由浮市繪師楊斎延一所畫的「大元師陛下新橋御発輦ノ図」。這裡指的「大元帥」就是馬車中的明治天皇，在1915年9月13日——甲午戰爭中，關鍵的黃海海戰前兩日、平壤總宮發起前4日——明治天皇親自前往廣島的「大本營」坐鎮，而當時他就從東海道鐵路的發起站「新橋」乘坐火車出發。 圖／維基共享

由於新橋是最潮的地方，在此地賣西藥容易建立起企業識別度，
也容易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資生堂的店名稱為「東京新橋 福原資生堂」。
圖／小林清親（1847-1915）

形象的建築師：福原信三

本來在福原有信的手上，經營西藥房的資生堂在新橋得生意蒸蒸日上，在地方上也站穩了腳步，但真正使改變經營策略、讓資生堂成為我們熟悉的「這個資生堂」的關鍵人物，卻是有信的三兒子——福原信三（1883-1948）。

在接班問題上，因為有信的大兒子身體不好、二兒子早夭，因此雖然信三是第三個兒子，但從一出生就被期待接掌資生堂。

信三和父親一樣都學藥學，長大後還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藥學，吸取當時西方最先進的技術，畢業後甚至還在紐約的藥局實習了一段時間。

在紐約的信三，完成實習後並沒有急著回國，當時有信建議兒子「還是得到歐洲看看」，於是大正元年（1912）信三前往歐洲，造訪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等歐洲的古都。

當時的信三並不以參訪藥學學界為目的，而是遊學、參觀博物館、了解風土民情，這也讓信三在藥學的專業之外更具人文的風采，不同的文化衝擊也讓資生堂後來的事業走向不同的發展——銀座的風貌，也更這一決定而徹底改變！

讓資生堂成為我們熟悉的「這個資生堂」的關鍵人物，卻是有信的三兒子——福原信三（1883-1948）。
圖／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信三除了藥學專業外，也是小有名氣的攝影家。
圖為信三1913年赴歐遊學時，在法國所拍攝的巴黎與賽納河。
圖／Shiseido Group

復興，銀座與資生堂的在地羈絆

從當初的木造街、煉瓦地，銀座和資生堂之所以能崛起於國際，背後的福原信三才是真正的品牌推手、真正的「形象建築師」。

大正十二年（1923）9月1日正午前兩分鐘，日本發生了芮氏規模 7.9 的「關東大地震」。這場日本史上最慘重的災難幾乎夷平了關東平原，十餘萬人因此喪生。但災難的之後的重建計畫，卻意外給了銀座「改變復興」的契機。

關東大地震之後，已入主家族事業的福原信三，非常積極參與銀座的重建，並以「資生堂當家」的身分號召銀座街區的商家，以紐約的「第五大道」作為重建理想，向政府當局提出陳情書。當時的銀座只有一丁目到四丁目，而初代的資生堂店址則在鄰近的新橋附近，直到信三這時所提出的「大銀座」計畫，才將資生堂所在的出雲町和竹川町（現在的銀座五丁目到八丁目）給納入了銀座街區。

信三認為，世界各國最繁華的商業城市都有一條代表性的街道—像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美國紐約的第五大道——而再興的銀座，也該被打造成東京最繁華的街區，讓世界所有的人一想到銀座就是最時尚、最繁華的代表。

「世界大銀座街」、「帝都將來最為關鍵的發展」，信三不斷在報紙上投書，本來被視為空想，但透過踏實的腳步，完成銀座與資生堂的整體形象與特色。

再興的銀座，也該被打造成東京最繁華的街區，讓世界所有的人一想到銀座就是最時尚、最繁華的代表。圖為江戶東京博物館的舊時代銀座。 圖／維基共享

「世界大銀座街」、「帝都將來最為關鍵的發展」
(Source: jun560＠Flickr)

讓我們回到故事開頭的銀座印象——在春日的東京行，到資生堂的 Parlour 吃完蛋包飯，滿足口腹之慾之後，還能在銀座街頭逛街，這裡有我們喜歡的壽司久兵衛，也有百歲人瑞所經營的琥珀咖啡店——在百多年之後，如今銀座的繁華時尚與城市質感，已成為足以與紐約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齊名的「地標品牌」。

如今來看，銀座的發展奠基於資生堂的努力；而資生堂的是企業形象，則是透過銀座的改造而完成——這兩句話或許有點繞口，但兩者的發展相互扶持，展現出一股民間對於城市文化的期待，並且透過共同的努力，維持銀座的風格。

打造最為繁華的商店街並不是召集大型百貨公司進駐，而是要具備「個性」的街區，其中必須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小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櫥窗都要經過設計，讓逛街買東西的人潮感覺舒適，每一家商店彼此合作，達到「共存共榮」。

關東大地震後，銀座也開了幾家百貨公司，像是三越、松屋等都到銀座設店，對於信三來說，銀座的商店街要讓到此逛街的人，感受到百貨公司沒有的感覺，就是商店的特殊性，要和顧客們建立品牌的信用，讓銀座具備真正一流的商品。

資生堂如何建立自己店內的風格以區別於百貨公司呢？如何展現特殊的品味，建立品牌的形象，並且和銀座的整體感覺搭配呢？請看下一集分曉。

本文轉載自轉角國際：資生堂的銀座彩妝（上）：藥房之子的都更之夢

延伸閱讀：

•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一）：導論
•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二）：多元文化的魅力
•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三）：行銷美麗
•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四）：戰時的奢華與簡約

作者：張惟捷（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請設想以下場景：

三千多年前的華北，古老的黃土大地上星羅密佈的邦國林立，彼此間維持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各邦各族大體上語言近似，交流頻繁。

如果你有幸居住在當時中原地區，步入任何一個大邑的市肆，所見所聞想必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在漫步的期間若走得夠勤，並有充足餘裕能四處遊覽（那你很可能是個貴族成員），或將因為意外遇到一群特別的人而停下腳步，吸引起你的注意。

他們是輪廓、膚色，皆與你有顯著差異的一群人。

晚商時期，也就是西元前十四世紀～前十一世紀中左右，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的人種分佈以蒙古種中的古中原╱東北類型佔了絕對多數，包括商族自己，和今日的所謂漢族大體上並無二致，這點藉由觀察出土人雕類型以及分析遺骨體質，已有確切的結論。

跽坐小玉人。來源：《殷墟地下瑰寶二：河南安陽婦好墓》

西北岡商王大墓出土青銅人面。
來源：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藏、蘭文裡攝影

不過，在這片富庶的古老大地上，其實同時存在著外貌與「我們」截然有別的族群，有一群是膚色較淺、輪廓更深的種族，主要定居在商王朝的西側，也就是陝北、甘肅以及新疆等地，極少部份曾到達中原地帶（無論他們的到來是否自願）。

和東方的主體民族比較起來，他們的人數明顯稀少，甚至被商人籠統地歸入廣泛的西土「羌」種之中，但由於其有別本地黃種人的特殊外表，商代甲骨無意中保留下了若干相關記載，也才讓今日的我們能夠有可信的材料，來對這些人的奇異旅程做進一步的探討。

甲骨文是這樣記下的：

戊子卜賓貞：叀今夕用三白羌于丁。用      （《甲骨文合集》293）

類似內容的卜辭還有不少。這是關於一場祭祀的卜問，「叀」是紡縳的象形，在這裡作為虛詞，產生標誌問題核心的作用。商王在戊子這天透過貞人「賓」貞問上天：是否在今晚「用」三個白羌人作為給先父武丁的祭祀牲品？

結果。後來記載了確實「用」了，也就是今晚這三位白羌確實倒了楣，被選作人牲用來祭祀。[1]

一般來說，透過戰爭、大規模狩獵被擄獲的「羌」是商人拿來用作人牲的首選，他們並非特定人種學意義上的民族，是商人對居住在中原勢力範圍西、北邊上異族的通稱，由於這類人生計除了農業外大多與牧羊有關，古人便造出「」這個羊頭人身的字符來表達「羌」族群的概念。

此條卜辭刻意的點明需要「白」羌，所指的應該就是膚色特別顯眼的這類人。

很久以前，便有學者指出特意以顏色作為修飾，可知這類白羌在視覺上，必定和蒙古人種有一望即知的差異。想必在三千多年前的當時，他們應該也和今日出沒於國內大街小巷的西方人一般，受到國人的另眼相待吧！但與現代的優遇環境不同，在當時，他們顯然獲得了更多未必樂意的「不可推卻的關照」。

問題是：為什麼當時商人特別採用這種具有明顯外表特色的羌作為祭牲？

這又牽涉到人類審美天性的相關議題，在這方面學者已有許多相關論述，相信近代蓬勃發展的認知心理學與人類學必定能為此提供很好的答案。在這裡我們僅根據史料來說故事：

不僅僅對人的膚色具有潔白的愛好，在各種祭祀的用牲選擇上，白豕、白彘、白豭（公豬）、白牛、白羊、白犬等等，都是商人用來歆享鬼神的上等牲品，與其他毛色的牲畜區別明顯。

復旦大學裘錫圭教授曾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涉及甲骨文中揭露的「殷人尙白」。他針對卜辭中的「馬」進行探討，指出商代使用著各式各樣毛色的馬匹，但卻特別寶貴白馬，只為白馬的健康安危做占卜，並且還屢次為將要出生的馬崽，是否一樣白色而進行詳細的貞問。例如下面這組卜辭：

丁亥卜王：子白。癸酉毓 (育)，不白。      《合》3410+《合》11051

他內容說的是：丁亥日這天商王親自主持儀式，貞問一種叫做「」的馬，所生的後代是否是白色的。而到了 46 天後的癸酉日，「」總算生育了，然而生出的小馬膚色並不白。顯而易見，商王渴求獲得白馬崽。

細細品味此現象，我們可以對當時崇尚白色的文化獲得更深的體會。

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白種族群，他們的種屬問題至今仍在學術界引起爭議。

有人認為就是古希臘學者筆下記載的 Scythians（斯基泰人，或譯西徐亞人，漢籍中稱「塞種」）；有的學者指出不應侷限於某一特定西方族群，但可根據考古資料，將這類人與 Afanasievo 及其之後的 Andronovo ，這個橫跨南西伯利亞草原地帶的半遊牧文明作聯繫；也有的學者認為無須遠求，逕指陝北李家崖文化很可能就是某種白種人「鬼方」邦國。

種種說法不一而足，但皆仍欠缺最直接的證據，例如考古出土文物以及語言材料等，來證明其可信。

陝西周原出土歐羅巴人種蚌雕，摘自《文物》1986年第一期

當年史語所在安陽殷墟挖掘，出土的人頭骨便有少數呈現類高加索型態，中國社科院楊希枚教授（原任職中研院史語所）分析材料後曾指出，殷代殉葬之女性頭骨，其中至少有兩具以上帶有高加索人種（Caucasian race）的生物特徵。

這些頭骨和前面談到的「白羌」是否有關實在令人好奇，但嚴格來說，單就如此，這也不足以進一步將此類人種，和某類已知的特定淺膚色族群做連結。因此，等到未來哪天再度出土更多可信的新材料時，再來徹底做這認祖歸宗的工作也不遲。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羅巴人種以外，商代的中原還存在著赤道人種（Equatorial Racial，又稱尼格羅人種）的蹤跡，與印歐人相反，這些人在中原及其周邊的分佈呈現由東至西遞減的趨勢，[2] 雖然在卜辭中無法見到明確指稱這類族群的蛛絲馬跡，例如以較深顏色作為對其的修飾語等線索，但我們同樣掌握了體質人類學的證據，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人骨材料證明了該族群確實與古代漢族共同生活在相鄰場域很長的一段時間。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證據，也就是下圖的人面總角盉蓋：

安陽出土赤道人種青銅人面。來源：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bronzes

這個青銅人面總角盉蓋出土於安陽殷墟，屬於私人挖掘，目前藏於美國弗瑞爾美術館。從它的寬鼻、厚唇特徵，比較下面這個同出殷墟且具備蒙古種人特色的「面具」來看，「各色人等」曾經在上古華北地域共同生活，或許並不是那麽令人驚歎的事實。

遙想當年，坐著馬車橫越歐亞大草原，遠涉東土的歐羅巴人群，以及從南方不遠千里北上的赤道人群，在漫長時間洪流的沖刷下，如今已不見其蹤跡，他們已融入今日東亞的人群，只靠著甲骨文與出土文物中，一些殘缺的線索，讓我們得以興味盎然地，揣測那充滿著未知、衝突，卻又滿溢希望與融合契機的遠古。

同時也不禁興起這樣一種想法：為何這些異民族在數千年前，不辭艱險地跋涉千里，走入大陸的極東之地，並在此留下了印記，是什麼樣的契機、或文化傳統，引領他們探索異域，而不是黃種人秉持同樣精神，西進黑海草原或深入印歐腹地，建立定居點？

這個問題恐怕不容易回答，但卻值得你我深思。

參考書目：

1. 易華：〈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東亞古物》A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2. 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2（1970）
3. 韓康信、潘其鳳：〈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4. 裘錫圭：〈從殷墟甲骨卜辭看殷人對白馬的重視〉，《裘錫圭學術文集》卷一，上海：復旦大學，2012。
5. [美] 夏含夷編：《遠方的時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 關於如何「用」這些羌人的細節問題，可參筆者：《墓穴中的血腥味：以活人陪葬的中國古代文明》。

[2] 張銀運等：《中國古代人群頭骨的若干赤道人種特徵檢測》，《人類學學報》2016年1期。

作者：陳思宇（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今天要談的是陳舜臣的歷史小說，不過因為歷史小說的範圍很大，我有稍微限縮一下範圍，就只談他的近現代史歷史小說。在討論小說前，我先簡單介紹陳舜臣這個人，還有他過去的寫作生涯，因為這跟他的寫作有關係，甚至影響到他作品的發展。另外一部份，我則會談到如何定位陳舜臣，這其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作為文學家，他其實有許多不同的寫作層面與範圍。

一般認為陳舜臣是個大眾文學作家，他也很明確地說過，自己就是要成為一個大眾文學作家，他對純文學是不滿的。

在大眾文學的領域中，公認他成就最高的是歷史小說跟推理小說。

這兩個領域可以切割開來看，有些人喜歡他的歷史小說，有些人喜歡他的推理小說。

不過，在日本的文學界中，他的推理小說已經漸漸被遺忘、淡化，最後被定位成歷史小說的大師。我們必須將陳舜臣放在日本歷史小說整體的脈絡來看，他創造了什麼？達到了什麼成就？為什麼會被日本的大眾文學界、歷史小說界放在這樣的位置上討論。

陳舜臣的生涯與寫作

陳舜臣是日治時期出生在日本神戶的臺灣人，現在我對於「臺灣人」這樣的詞彙都很小心，用那個時候的術語來說他是「外地人」。他出身屬於殖民地，但是在日本內地出生成長，所以在當時的身份識別上，在臺灣他是「本島人」，在日本他是「外地人」。當時「外地」的範圍很廣，包括朝鮮半島、滿洲、臺灣……等，對日本人而言都是外地。

(Source: sh.xinhuanet.com）

陳舜臣出生於 1924 年，而他家族是 1910 年從臺灣移民到日本，也就是內地。我最近注意到 1910 年這個時間點，也就是他父親那一代移民到日本的時候，當時日本統治臺灣已 15 年，日俄戰爭結束 5 年，這年日本正式合併韓國，日韓統合，日本成為真正的帝國。

雖然明治維新以後，明治憲法制訂，憲法上就稱大日本帝國，但其實不是嚴格定義下帝國主義的帝國，而是所謂「早熟的帝國」。現代嚴格定義下的帝國，要有殖民地，從事帝國主義的統治行為。但對那時的日本而言，成為帝國的時間是有點晚的，從明治維新、殖民臺灣，一直到日俄戰爭，這是日本整個帝國形成的過程。

到 1910 年這個時間點，日本整個國家制度大致上已完備，包括身份制度、殖民地人在內地的位階，都已大致確立。但是對一個從臺灣到日本去的人而言，當時生活的狀況是相當複雜的，任何一個移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就算是日本內地，都必須找到一些可依循的社會網絡，來建立新的生活形態。

但對陳舜臣家而言，要注意到一點，他們是臺灣人？或者是殖民地底下的外地人？就他們家裡的認同而言，可能還有華人的部分，或者說他們可能生活上跟華僑非常接近。

所以陳舜臣在日本時，生活上接觸最多的，就是日本各地的華人、華僑，他後來寫作討論的範圍，其實跟華僑的生活型態有很大關連。他父親到日本之後，他們家常接觸從福建、廣東來到日本的華人，這些都會反映在他的作品裡面。不論是歷史小說、推理小說，華僑在裡面都佔有一定的分量。

陳舜臣在日本成長，逐漸進入日本社會體系，接著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中間有一些細節，例如說他往來臺灣與日本，曾有文化衝擊的經歷，我們會在紀錄片處理這些問題。我們之後將出版陳舜臣的自傳《半生記》，裡面就有討論這部分。這些文化衝擊對他而言是巨大的，影響了日後他的寫作及生涯發展。

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時，他其實一直想當學者，專攻印度語，對印度的歷史、文化都很有興趣，當時他認識了一個學弟，後來也是很有名的歷史小說家，就是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的專攻則是蒙古語。他們兩個日後在日本分別成為專門寫日本歷史題材、中國歷史題材的歷史小說大家。

雖然陳舜臣早先的志願是成為學者，但因為日本戰敗，他失去日本國籍的身份，沒辦法進行研究，只好離開學校，回到臺灣，在新莊中學當英文老師，歷經三年的教學生涯。

後來因為二二八，臺灣社會陷入動亂，他決定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後，他協助家中經商十多年。在這十多年期間，他其實相當不願放棄自己的研究生涯，不希望一生就在打算盤、算帳中度過，但其實他也不太會打算盤，主要是寫商業文書，例如信用狀一類。

這十多年從商的經歷，對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陳舜臣後來也承認，他許多小說的題材、素材、人物的構建，都是在這十多年經商歷程中所累積。他將聽到的八卦、碰到的人、華僑社會裡面發生的事情，轉化成小說的題材，這段期間算是作家的醞釀期。

後來他碰上一個契機，因為女兒生病，他在照顧女兒時，感覺無聊，開始閱讀推理小說，讀了後覺得這種程度的小說自己應該也可以寫，就決定開始寫小說。

寫完後投江戶川亂步賞，結果一投就中了，就是《枯草之根》。

第一部小說成名之後，他的寫作生涯算是相當順遂，沒有經歷什麼挫折。今天我們雖然要談他的歷史小說，但他其實一開始是以推理小說起家的。陳舜臣自己回顧，最初寫推理小說是有思考過的，考量要以何種文類進入文學界與市場。所以他並不是天真爛漫的文青，寫了東西就投稿試試看而已，而是有策略考量的。

他最初寫推理小說，是想寫歷史推理，之所以寫歷史推理，是因為他曾經讀過一本很有名的歷史推理小說，就是約瑟芬．鐵伊《時間的女兒》。這是歷史推理小說的經典之作，裡面的主角就是傳統的安樂椅偵探，生病的時候很無聊，讀了很多歷史書籍，發現這些歷史敘事有問題，將資料交互比對後，就偵破了一個歷史懸案。

陳舜臣最初想寫類似題材的作品，但在執筆時，掌握度還不成熟，所以後來改寫別的故事，但仍具有歷史意味，也就是推理小說《枯草之根》。

對陳舜臣而言，剛出道時，歷史跟推理這兩條路線的選擇，其實是並存的，他一直想寫能夠結合這兩個題材的作品。

所以他後來說，自己不認為歷史小說跟推理小說是切割的：推理小說中，那些偵探搜索、重建犯罪的過程，某個程度很像歷史學家在重建過去的歷史，工作歷程是很類似的。

一般在歷史寫作、歷史研究過程中，會有很多史料的空缺，歷史小說很大的作用，是要補足那些史料的空隙。如何做合理的推論，其實就是推理的一部份。所以對陳舜臣，歷史與推理這兩部分是結合在一起的。

《枯草之根》1961 得獎後，陳舜臣的寫作生涯逐漸順風順水，他在 1967年寫了第一本歷史小說《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在日本大眾文學裡面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在歷史小說的文類中，他創造一個新的類型，可能是第一本以中國近代史為題目的歷史小說，因為過去在日本，中國歷史小說是不處理近現代史的。

《鴉片戰爭》

歷史小說與時代小說

我們如果到日本，或者臺北的紀伊國屋，會發現大眾文學中，推理小說、歷史時代小說，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這是從日本大眾文學成熟以來，最重要的兩種類型文學。

而在最初的時候，歷史時代小說，甚至比推理小說更受歡迎，當時最暢銷的作家就是寫歷史小說的。例如吉川英治，是大眾文學市場形成以來的第一個商業暢銷作家，有「國民文學作家」之稱，他最暢銷的作品就是《三國志》。

但在歷史小說跟時代小說裡面，要如何區隔兩者？什麼是歷史小說？什麼是時代小說？

這個問題很困難，相關定義我也花很多時間思考，翻閱很多文獻，勉強可以這麼說，如果要區隔開來的話，時代小說大概是在一個不同於當代的歷史背景底下──以日本而言，傳統上時代小說通常是指明治以前的時代，而到現在，可能連明治初期也可以算是時代小說的範疇──然後置入人物。

人物的行動是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但是驅動故事發展的，實際上並不是特定的歷史事件，事件只是背景。

舉例來說，如果以臺灣為對象寫時代小說，時間可能置於 1946 年或 1947 年，當時臺灣發生了二二八，但二二八在小說中只會是個背景，驅動故事發展的其實是小說中的人物，他們有他們的故事，有他們的愛情與生活，跟二二八並沒有直接相關。儘管只是背景，但是這個大的歷史事件仍舊有它的意義，要把故事置入時代脈絡之下，要構建個人物、行動、對白……等，就不能脫離這個脈絡。

例如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這當然是一部很好的電影，但我在看的時侯，某些時候一直無法融入其中，因為片中人物的對白、口條，非常不像那個時代。

比方說張震在講話的時候，就讓人覺得他是在西門町，不是在大漠；或者電影最後面，李慕白要過世了，俞秀蓮叫他不要講話，嚥著這股真氣，就可以到另外一個境界去，但是李慕白隱藏了一輩子的感情，一定要在這時候表達出來，但是他講「我愛你」的時候，會讓觀眾完全脫離時代感──在電影設定的背景脈絡下，他就算對她有感情、愛意，但也一定不會用這種方式表達。

所以那句台詞一出來，就知道這不是時代小說，也不是時代電影，完全脫離歷史脈絡。

《臥虎藏龍》電影中的李慕白過世的片段

這是時代小說寫作最困難的地方，要進入時空脈絡去構建一個故事，讓讀者覺得人物的行動、言談是合理的，創作者必須對那個時代的氣氛把握得很好。

這基本上就是我對時代小說的定義。

而歷史小說則有別於時代小說，基本上故事的情節發展，是扣緊真實的歷史事件，即便人物要發展出他個人的故事或是其他的情節發展，最後都會扣連到大的歷史敘事裡面，我覺得這是歷史小說的特色。

由這兩者的區分來看，陳舜臣的小說，基本上以歷史小說為主，但也有一些我把它稱之為時代小說，例如他寫過有關現代史的小說──所謂的現代史，如果以中國而言，我會把它定位在 1911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小說《山河在り》的故事發生在日中戰爭期間，但寫作上我覺得比較像是把歷史時代當作背景，並不是所有故事情節都在處理中日戰爭這樣巨大的歷史問題。

歷史小說的三種類型

關於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寫作，我將其區分為三種類型，以此來討論他的作品，使讀者較為容易理解。

第一種是最常見的，如果常看日本的大河劇，就是把日本的歷史人物，像寫傳記一樣，重新再把它小說化。這其實就是小說跟傳記的融合，通常以人物的生涯發展來重新書寫人物。

第二種是後來陳舜臣作品所常見的，類似通俗的歷史普及讀物，虛構的成分不多。他沒有費心建立一些新的、虛構的人物；或者在描寫歷史人物的時候，並沒有很費心幫他做新的造型，讓我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歷史人物；也沒有在歷史情節上插入很多作者自己的想像。

這種作品類似通俗的歷史寫作，有些像我們過去所說的「演義」，就像說書一樣，對白都是安插的一部份。在這種類型的小說中，對白不多，敘述為主，對於場景的描寫也不多，主要作用是推動故事；或者是作者描寫歷史事件，用比較淺白的手法把史料融合，讓我們比較容易閱讀。我覺得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也有寫過幾本時代小說，屬於這個類型。陳舜臣後期的作品，以此種類型居多。

就個人而言，我一開始比較喜歡這種類型，因為我剛開始學歷史的時候，非常討厭歷史小說。我覺得自己都已經來學歷史了，看什麼歷史小說呢？

我就要當一個歷史學家嘛！

就是要真真切切地從史料來說明，在真實歷史故事中添入大量虛構成分，其實並不符合我的立場跟那時候的喜好。但是那時候讀歷史小說，覺得陳舜臣用很淺白的語言，讓讀者能夠很快得到一些歷史知識，或是比較快掌握歷史脈絡，這些是我比較喜歡的部分。

至於第三種，我覺得要寫得好，難度其實蠻高的，就是在史實中加入虛構的人物或者虛構的情節，但這些虛構的元素，最後都要融入大的真實歷史事件中。這些元素必須合情合理，而且在故事裡面是有意義的。

作者之所以加入虛構元素，是因為需要有個獨特視角來觀看整個事件的發展，他可能不想落入單一的歷史人物視角；或者在史料的罅隙處，推想這樣的事情對歷史事件可能是有影響性的。但是受限於寫實歷史故事的框架，無法透過真實歷史事件與人物來處理題材。為了故事的效果，只好虛構出一個人物，或者一條故事線，去把這些事物串連起來。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但做得好的話，會讓故事相當精采。

例如在陳舜臣在《鴉片戰爭》跟《太平天國》裡面，其實就是採取這種手法，談了一兩個有趣的人物，可以把一些較常被忽略的事情串聯起來，讓原先比較無趣、平板的歷史事件看起來比較立體，增添新的視角。

這是我對陳舜臣歷史小說所區分的三種寫作類型，希望有助於讀者對他作品的理解。

日本的歷史小說傳統

放諸日本小說的發展脈絡，我們要如何為陳舜臣的作品定位？

日本的歷史小說傳統，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以日本歷史題材為主，另一種是以中國歷史文獻為素材來創作的歷史小說。

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會覺得不太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要寫外國人的歷史，然後將之創作為小說？

我認為我們應該擺脫國界的限制來看待這個問題，例如英國一直都有作家在寫希臘羅馬的歷史，現在的我們其實是透過英文小說來理解希臘羅馬歷史，而不是拉丁文的作品。英國持續有人創作這類題材時，我們不會去質疑他在寫外國的東西，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傳統。

同樣地，中國題材的小說，對日本而言其實已經成為他們文化的一部份。

在某個歷史時期，以漢字為主的文化，或是說「中國」文化，其實是很多社會共享的。從這個角度思考，就不會覺得日本長期處理中國題材小說是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在韓國亦是如此，韓國人也一直重寫《三國志》。

我第一次知道韓國人也讀《三國志》時，非常意外，「你們怎麼這麼厲害，都會讀羅貫中？」但他們其實不知道羅貫中是誰，他們是讀韓國作家寫的。韓國有個著名作家李文烈，他寫《三國志》，結果賺了好幾億，而且他在那本《三國志》大賣以後，自己成立一個私塾。他的想法很復古，因為現在的韓國人都不讀經典了，所以他就帶人家讀經典，現在都不用做其他事。

李文烈與其作品《三國志》
(Source: chn.list.or.kr)

所以這種重寫中國題材小說的現象，在韓國也有。

回到日本來看，在陳舜臣寫《鴉片戰爭》之前，日本作家以中國歷史為素材的歷史小說，他們最常寫的就是先秦到宋元、蒙元這個時代，基本上就是我們講的近代以前，甚至連明清時期都很少。我到日本發現很特別的一點，就是現在有越寫越早的趨勢，甚至有人寫到商周時期，歷史小說寫到商周，我覺得很厲害，畢竟文獻很少。

日本人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光一本《史記》就可以無限想像，他們每個人都苦讀《史記》。

以前台大有個教授一生就只研究《史記》，我覺得他到日本去的話應該發展不錯，可以當「史記大師」，光開《史記》的課就可以賺一輩子。日本人很早就引進《史記》了，平安時代（792-1194A.D.）就有《史記》的譯本，《史記》也是他們瞭解中國文化、文學、歷史的入門磚，有教養的人都會讀《史記》，現在大概很難想像。

坦白說，我歷史系念完博士班，《史記》也只有念其中幾篇而已，對這本書並不熟悉。

在日本影響最大的，第一個是《史記》，其次就是《三國志》、《三國演義》，這兩本比《史記》更貼近深入一般人的生活，在日本戰國時代以後，它們比《史記》更普及到庶民社會。再加上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很早就被翻譯到日本去，所以日本人要接觸《三國志》的題材是蠻容易的。

然後就是《十八史略》，陳舜臣也曾經寫過他自己的《十八史略》，《十八史略》算是一種簡易版的中國通史，在日本社會裡面，有教養的人要瞭解中國史的話，最常就是讀《十八史略》。

陳舜臣的小說《十八史略》

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可知對日本人而言，他們不以近代歷史為題材進行創作，最實際的原因，在於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因為他們大部分其實不懂中文。

這點很出人意料，寫中國歷史題材小說的作家，其實大多不懂中文，但仍然可以寫得很精彩。例如司馬遼太郎也寫過項羽跟劉邦，但他也完全不懂中文。因為這些古典題材早已有大量翻譯可以依賴，可是進入近代以後，那就不太可能了，素材太多太廣，日本也不可能全部都翻譯。

另外還有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在於近代以降的題材會牽涉到日本本身的問題。因為要處理中國近代史，就勢必要談日本的角色，這個部分就會很尷尬，所以只好迴避處理。

以中國為題材的日本歷史小說家，最有名就是吉川英治，寫《三國志》。

還有田中芳樹，他很特別是最喜歡寫武將，從先秦的武將吳起，一直寫到楊家將，喜歡寫這種軍事的故事，所以他寫許多武將的列傳，或是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評傳；與其他作家相較，他懂一點中文，可以閱讀。再後面的如宮城谷倉光，他是寫重耳，即是晉文公。北方謙三是推理小說、冒險小說家，他也曾寫過《三國志》。

這些人就是重寫這些題材，很多小說家都想寫自己立場或自己觀點的《三國志》，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版本的《三國志》。

陳舜臣山脈

接下來我們談到陳舜臣。

在日本的中國歷史小說發展脈絡上，有所謂的「陳舜臣山脈」，他成了一個里程碑。雖然他自己沒有開宗立派，但是有些人覺得自己受到他的啟發，而走上陳舜臣路線。

我們曾經到日本採訪陳舜臣的紀念會，因為陳舜臣在去年（2015）初過世，在紀念會中，日本作家協會的會長淺田次郎也有出席，他說自己其實是受了陳舜臣的影響，才開始寫中國近代史為主的小說，其中有一本《珍妃之井》，寫珍妃的故事；還有《蒼穹之昴》，寫西太后跟光緒的故事，他寫了好幾本。

日本作家協會的會長淺田次郎

淺田次郎在日本是非常有名、暢銷的作家，他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各式各樣的題材都可以寫，而他最近這幾年就轉進寫中國近代史的小說。

但我覺得不公平的一點，淺田次郎受到陳舜臣的影響而開始寫中國近代史的小說，結果他中國近代史的小說改拍比陳舜臣還多，陳舜臣只有一部而已，而且是寫琉球的，並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小說。

淺田次郎的作品有好幾部被拍成日劇；或者是在中國拍成連續劇，例如《蒼穹之昴》，但西太后找了日本人去演。這點確實讓我覺得很奇怪。

原著是日本人寫的中國近代史小說，拍戲的製作單位是中國的電視製作公司，可是主角卻找了一個日本人來演中國人，非常多元複雜。缺點就是發音很奇怪，而且演西太后的是田中裕子，我對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阿信的時代，很難想像她可以演太后了。

陳舜臣寫作生涯後來就以歷史小說為主要創作方向，他也累積了一些成績，在我看來，他的主要成就有三個，第一個就是以中國近代史為主的歷史小說；第二個是他也跟其他歷史小說家一樣，改寫了很多古典的歷史著作；再來就是重寫歷史人物。

在臺灣我覺得只有高陽，可以被視作歷史小說家兼歷史學者，對一些歷史事件有發言權。

但在日本，這樣的人就不少，日本人在看待司馬遼太郎或者陳舜臣時，沒有那麼明確的標準去界定他們到底是歷史小說家還是歷史學家，甚至有些人就直接認為他們是歷史學家。

當然學術界是會有人反彈，比方說學術界就有一大堆人每天在檢討司馬遼太郎的「司馬史觀」，出很多書討論。那就我們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司馬遼太郎當然很不錯，可以幫我們增加很多業績，就為了批評他的司馬史觀，也可以出很多書。

陳舜臣當然有被批評，雖然我們比較少談這方面，例如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說是寫耶律楚材，但日本的學者就會反駁他把耶律楚材理想化。那本書其實有許多部分都是他的自況，我覺得他寫耶律楚材，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耶律楚材經歷過很多朝代的更迭，而他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身份轉換。

但反過來想，能夠動員到學術界有份量的人來反駁他的史觀，那也代表他其實有一定的份量，因為對他提出批評的人，不是一般的學者，而是蠻重量級的學者。

他也寫了很多歷史的評論，最有名的是《日本人與中國人》，討論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

他過去都寫中國題材，後來想要突破這樣的限制，跳脫中國歷史範圍，所以也寫了耶律楚材。陳舜臣能夠閱讀的語種的史料非常多，蒙古語、印度語、西方的語言資料他都可以運用，他最後一本小說《桃花源》，講的是耶律大石在遼亡後，建立西遼帝國，稱霸中亞的故事，這是過去中國歷史小說從未涉足的領域。

陳舜臣在這幾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流派，成為日本社會裡面很有名的歷史學家，或是說建立了歷史學家的形象，然後針對很多歷史學的問題發言，這是他的成就，也是他造成的一種現象。

日本有很多人是透過陳舜臣的作品，或者是陳舜臣這個人，來瞭解所謂的中國歷史。

書系粉絲專頁：「陳舜臣的文學世界」
書系企劃團隊簡介：「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 POC）」。由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作者：張贊波

每次，我在行走途中，都會與一條條或寬廣或狹窄、或平坦或顛簸的公路相遇，並最終被它們運向遠方，抑或運回故土。

中國雅西高速公路。（Source: Forgemind ArchiMedia）

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

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與速率、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饋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

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會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

同樣是在旅途中，坐在各種交通工具上，我也時不時與一些正在修建中的道路迎面相遇。它們或者置身窮鄉僻壤，或者靠近繁華都市，卻不約而同地展現了一條道路未加修飾的雛形：骯髒，雜亂，破碎，無序，原始，封閉……放眼望去，滿目泥土，遍地廢墟，一片塵埃；灰頭土臉的民工們正彎腰在上面敲敲打打；挖土機或壓路機在旁邊轟隆不息地作業。

如果是夜晚，一盞掛在高處的高功率燈泡會像明亮耀眼的太陽一樣，照耀著這片白花花的工地，照耀著水泥灌地，塵埃升起，汗水滲出；將黑暗驅散的同時，又製造出新的人影幢幢。這樣的「人造風景」起先對於一位行走者和旁觀者來說，完全是一道獨特而陌生的景觀。

這些建造道路的人，他們是誰？來自哪裡？又將隨著道路的延伸去往何方？

這些道路，又是由誰掌控著它們生長的週期、軌道和方向？究竟連接著哪些此地和彼地？又會經過誰家的院落和墳塚？……這些問題，對於與它們匆匆擦肩而過的我們，始終是一個謎。

中國雅西高速公路。(Source: Forgemind ArchiMedia)

但並非所有人都想要一個謎底。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工地景觀大量繁衍，頻繁出現，與它相遇的人慢慢對此見怪不怪；再加之，巨大的生存壓力催促著每個人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自生活的軌道上，無暇旁顧；因此既不會停下來對他人的生活進行想像與凝視，更談不上對它的意義加以思考和探究。

而我，這個有著大把無聊時光的行走者、記錄者，願意花上幾年時光去見證一條道路的從無到有、開天闢地，去紀錄這些和道路有關的人生之酸甜苦辣、悲歡離合。

總之，在完成我的處女作《天降》後，我想再拍一部紀錄片，講述一些人和一條公路的故事，我覺得它將成為一部名符其實的中國式「公路片」。

這個決定還跟我的朋友們有關。

早在我的少年時代，和我一塊長大的好友斌和就子承父業，在高中輟學後成了一名修路工人—他的父親是公路局的一名老職工。在和我的頻繁通信中，他描繪了他置身其中那嶄新且艱苦的生活。時隔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用幽默的文字向我講述上個世紀九○年代他在湖南雙峰縣內一個叫做「青樹坪」的鄉下工地生活—那時他在當地修建一條省級公路：

《築路》這篇課文，初中彷彿念過，如今才是真正人生裡的「築路」了。

彷彿當年知識青年大串聯、大插隊，我單位幾十號人全都駐在這裡，男女同事，浩浩蕩蕩。這是一個蚊類群居的地方，早晨上簡易廁所，共五個坑連通在一起，中間無遮羞的隔斷牆。那地方黑壓壓潛伏著上千隻「斷臍螟」，嚇得我不敢解褲帶。

更有甚者，大便掉坑中叮噹有聲，可與鄰廁女同胞之「便聲」同鳴。或偶爾急甚，卻五坑皆蹲著有人，各叼一煙，談笑風生，很有氣度。而我不敢加入，只有每每找幽靜僻遠之處，回歸自然了……住房磚質，有窗(不如說牆上一個一平方米的孔)，釘了綠紗窗，卻有農田中見光而來的「火螞蟲」，進出自由，卻偏只進不出。

一個晚上下來，火螞蟲掉得屍骨遍地，足有一釐米厚，蔚為奇觀 ！……每晚，與同事各提一桶，奔赴井邊，引吭高歌，匆匆忙忙，洗完身膚。之後，天黑下來，黑蚊子轟然之聲蓋過法國「幻影F1型戰鬥機」，所以只有縮守蚊帳的份了。

我常拿著別人家包鞋子的廢報紙，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工作是管一台柴油機，一台攪拌機；一個是轟隆隆之物，一個是龐龐然之物。機械修理，加水加油，很單調的生活。有對講機一台，價三千元，我們常用來互相罵娘和聊天。甚至每晚當電台廣播，輪番做主持人……(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

就在那條蚊蟲出沒、生活單調卻苦中作樂的道路上，斌和為此獻出了整整三年寶貴的青春—「青樹坪」這三個字也在我們往來通信的信封地址欄上出現了整整三年。

三年後他又輾轉去了好幾條別的道路，從一名普通的道路施工員逐漸成長為一位工程項目的管理者，後來又親身經歷了路橋公司「改制」和「下崗轉型」等這個時代暗藏的陣痛。

他的少年以後的人生，完全可以分拆開來對應一條條道路的名字：其中既有普通的公路，也有高等級公路，當然，還有一條條高速公路。

瀋陽往哈爾濱的高速公路。
（Source: Brian Yap ）

道路的形式各不相同，遭遇的世事也紛繁複雜，但五味雜陳的人生況味估計大同小異。

我的另一位高中時的好友阿二，高中畢業後去了北方當兵，在退伍返鄉後，也輾轉進入了道路工程行業。但他用了一種截然不同於斌和的草根路徑，他走的是上層路線。據說他和省交通廳的高層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此他的「轉包」事業做得風生水起。

總之，我對「道路」這個詞彙的初步認識，一半源於自己的判斷，一半來自朋友們傳遞給我的資訊和啟迪。然而，我對道路如何生長和壯大並無切身體驗，我幻想著當我帶上攝像機去往現場的那天，潛伏在內心且蠢蠢欲動的感受和思索，將和朋友們的經歷發生一種奇妙的呼應。

最終，我選擇了一條正在家鄉湖南修建的高速公路作為我的具體拍攝對象。

截至二○○八年年底，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數超過了六萬公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一張宏偉的國家高速公路規劃網正在緊鑼密鼓地編織，這張路網計劃把中國人口超過二十萬的城市和所有鐵路、民航、水路交通樞紐、重要對外口岸連接起來，強力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份來自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報導寫道：

在國家的支援下，我國高速公路建設加速延伸，年增長幅度之大在世界公路建設史上罕見：一九九八年末達到八千七百三十三公里，居世界第六；一九九九年十月，突破了一萬公里，躍居世界第四；二○○○年末，達到一點六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三；二○○一年末，達到一點九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二；二○○四年八月底突破了三萬公里，比世界第三的加拿大多出近一倍。

中國官方對這樣的數據和排名充滿著難以掩飾的自豪。甚至，連普通的中國民眾也對此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

在著名的「天涯」網路論壇裡，有個帖子起著非常醒目的標題：

世界高速公路擁有量排名，中國是印度的三百七十一倍，英國不及陝西省的里程。

這個善用對比法的帖子，很快引起了網民們極大的關注和討論。大部分人都激情洋溢，表達對自己國家高速公路建設的驕傲：

大國崛起 ！

偉大的中國日新月異。

二○○○ 年以來，這個星球上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最突出、最輝煌的是中國。

這就是共產黨的好處， 如果是自由資本主義，窮地方根本不可能修那麼多路，因為不賺錢，回本慢。私人企業不會做這些虧本投資的。英國人還不瘋了，中國一個面積比它小、人口比它少的西部落後省份的高速公路都比它多。

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網民還紛紛跟帖，舉例自己家鄉裡高速公路的發展成績：

河南省是中國高速公路里程最長、最密集的省。

河北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突破五千公里。

四川今天成德南高速、巴南高速通車剛突破四千三百公里。

浙江的高速里程由一百四十五公里到三千三百多公里用了十五年時間。

當然，也有極少數不合流的人，在狂熱的留言中說著不合時宜的「風涼話」：

高速公路收費站的數量能否說下先？

中國的高速公路收費貴得要命，為什麼不比比不收費高速路的里程呢？

中國是堵車里程最長的國家嗎？

但這些風涼話很快就淹沒在群起而攻之的唾棄裡。

世界高速公路擁有量排名，中國是印度的三百七十一倍，英國不及陝西省的里程。
（來源：網頁截圖）

無論如何，中國正在發生巨變，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高速公路中的「高速」一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日新月異」的中國。二○○九年秋，中國政府剛剛實施「四萬億計劃」，藉以帶動內需刺激經濟，包括公路建設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佔有相當重要的投資比例。「中國速度」、「中國奇跡」再一次為世界所矚目—雖然這個計劃可能引發的後遺症也備受詬病。

在我的家鄉湖南，這個經濟並不太發達的中國中部省份，也有大量資金潮水般湧入公路建設行業，高速公路建設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好像專為配合我的「公路片」拍攝而及時進行的豪華置景。

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均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

我在一張《湖南省「五縱七橫」高速公路網規劃示意圖》中驚訝地看到，湖湘大地上各種道路縱橫交錯，織就了一張巨大而炫目的「蜘蛛網」。

我知道，那些在現今藍圖中還只是一條條蛛絲般的細線，很快就會在現實中爭分奪秒、摧枯拉朽地生長，最終穿山越嶺、跨河架橋，變成一條條連接村莊和城市的通衢大道。

沒有誰能阻止它們的形成和壯大。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出版之《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在中國，條條大路通……？
有誰曾匍匐三載，目睹中國式高速公路的誕生記？
它亮麗的光彩背後有哪些啼笑皆非，辛酸無語？
而這些底層中國人，為何難以踏上國家的通衢大道？

作者：史考特‧柏格（A. Scott Berg）

真實的東西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個下雨的傍晚，六點剛過，一位瘦長的灰髮男子坐在他最愛去的麗茲酒吧，喝下最後一滴馬丁尼。幾杯下肚，他覺得這些酒精讓自己有了面對即將到來考驗的勇氣，於是結了帳，站起身，穿上外衣，戴上帽子。一手提著裝滿資料的公事包，一手撐著傘，走出酒吧，大步邁進滂沱大雨中的曼哈頓中區。他一路向西，朝幾個街區遠的第43街一間沿街小屋走去。

此刻，三十位年輕男女正在等他。

他們是紐約大學聘請雙日出版社總編輯肯尼斯．麥考米克（Kenneth D. McCormick）開設的圖書出版進修課程的學生，渴望在出版界求得立足之地，為了增加入行機會而參加每週一次的討論班。

多數時候課堂上總會有幾個人遲到，但是今晚，麥考米克發現，所有學生六點一到都已就座。麥考米克知道為什麼。今晚講座的主題是圖書編輯，他已說服當時美國最受尊敬、最有影響力的圖書編輯來「就這個題目講幾句話」。

麥斯威爾．艾瓦茨．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並不為眾人所知，但在圖書出版界卻是大人物，有點像英雄受人崇拜，因為他是完美的編輯。

他年輕時就發掘史考特．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厄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湯瑪斯．沃爾夫（Thomas Wolfe）等多位偉大的新天才作家，將畢生事業奉獻於此，挑戰前幾代固定的文學品味，掀起一場美國文學革命。

麥斯威爾．艾瓦茨．柏金斯（Source:wikipedia）

他僅效力過一家出版社—史克萊柏納，在這裡工作的三十六年間，沒有哪家出版社的編輯能像他發掘這麼多才華橫溢的作家，出版他們的作品。麥考米克班上好幾位學生都告訴他，正是柏金斯這位出色的榜樣吸引他們投身出版業。

麥考米克拍了拍面前的輕便小桌，讓全班安靜，接著描述編輯的工作做為課程開場。

他說，編輯的工作並不像過去那樣以檢查拼寫和標點符號為主；而是要知道什麼書值得出版，怎麼找到那樣的作品，做什麼事能幫助它接觸到最多讀者。總而言之，麥考米克說，麥斯．柏金斯是無法超越的。他有極獨到、敏銳的判斷力，又以激發作家寫出最佳作品的能力聞名。

對作家們而言，他更像朋友，而不是苛刻的監督者。

他提供各種協助，會視需要幫他們建立作品架構，想出書名，構思情節；他可以是心理分析師、失戀時的心靈導師、婚姻諮商師、職涯規畫師或放款人。在他之前，幾乎沒有編輯對成書前的稿子做那麼多事，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信條：「書屬於作者。」

麥考米克認為，柏金斯在某些方面好像不適合這份工作—他拼音很差、標點亂用，而閱讀，連他自己都承認「慢得像頭牛」。

但他把文學看成生死大事。

他曾經寫信給湯瑪斯．沃爾夫說：「恐怕再沒有什麼跟書一樣重要。」因為柏金斯是他那個的時代的傑出編輯，因為他的許多作家都是名人，也因為柏金斯這個人有點古怪，於是坊間流傳著許多關於他的傳說，大部分都有事實依據。

肯尼斯．麥考米克班上人人都聽過不只一種令人屏息的版本，關於柏金斯如何發掘費滋傑羅；關於費滋傑羅的妻子賽爾妲（Zelda Fitzgerald）如何開著他的車載這位編輯栽進長島海峽；關於柏金斯如何說服史克萊柏納出版社借給費滋傑羅成千上萬美元，將他從崩潰邊緣拉回來。

據說柏金斯沒看稿就答應出版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說《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等到拿到稿子，又不得不為了保住飯碗而拚命處理其中的粗俗文字。

還有一個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是柏金斯為了海明威第二部小說《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中的髒話而和極保守的老闆查爾斯．史克萊柏納（Charles Scribner）當面對抗。

還有一說是柏金斯隨手把「屎」、「操」、「尿」等字眼寫在桌曆上，沒注意到上面的標題是「今日事」，老史克萊柏納看到了，便對柏金斯說如果連這些都需要提醒，那他可就麻煩了。

許多故事則是關於柏金斯如何應付湯瑪斯．沃爾夫粗糙的文字和火爆脾氣。

據說身高一九八公分的大個子沃爾夫是靠在冰箱上寫《時間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的，他把冰箱頂當書桌，每寫完一頁，讀也不讀就扔進一個木箱。最後，據說是三個彪形大漢用手推車把裝滿稿子的箱子送到柏金斯跟前，他再把這堆一口氣發洩出來的東西整理成書。

湯瑪斯．沃爾夫（Source:wikipedia）

麥考米克班上的人也聽說過麥斯威爾．柏金斯著名的帽子：那是一頂飽經風霜的淺頂軟呢帽，無論在室內還是外出他都成天戴著，睡覺前才摘下來。

麥考米克正說著，這位傳奇人物走進了43街的課堂。麥考米克一抬頭，看見後門口躬身進來的高大身影，連忙中斷自己的話，歡迎來客。學生們轉過身，第一次見到這位美國最卓越的編輯。

此時他六十一歲，身高一七八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手中拿的傘似乎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他身上滴著水，帽子低垂蓋著耳朵。柏金斯臉色略略泛紅，使他狹長臉龐上的特徵顯得柔和一些。他的臉以高挺而紅潤的鼻子為基準線，一直紅到鼻尖，鼻尖和鼻翼的曲線像鳥喙。眼睛是淺藍色的。

沃爾夫曾寫道，這雙眼睛「充滿了奇怪、霧濛濛的光，彷彿能看到遙遠的海上氣象，是乘快速帆船去中國數個月的新英格蘭水手的眼睛，好像有什麼淹沒其中」。

柏金斯脫下濕答答的雨衣，露出沒有熨燙的三件式黑白相間西裝。

隨後他視線朝上，摘下帽子，滿頭金屬灰色的頭髮直直地向後梳，額頭中央露出V字髮際線。麥斯．柏金斯不怎麼在意自己給人什麼印象，就像這晚，他不在意給人的第一印象像個從佛蒙特州到城裡來談生意的磨粉商人，穿著像樣的衣服卻淋了雨。他走到教室前面，似乎有點不知所措，尤其是聽到肯尼斯．麥考米克介紹他是「美國編輯中的元老」。

柏金斯過去從未在這類場合發言。他每年都會收到數十個邀請，但都拒絕。

一則因為他有點耳背，盡量避免面對人群。再者，他堅信圖書編輯不應該引人注目，認為編輯的知名度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作家的信任感，也影響作家的自信心。而且，柏金斯從不覺得他的職業生涯有什麼好談，直到接到麥考米克的邀請。

肯尼斯．麥考米克和柏金斯一樣堅持編輯自我隱形的職業操守，也是出版業界才能出眾、受人愛戴的楷模，所以他的邀請很難拒絕。又或許，柏金斯感覺到勞累和憂傷已經大大消磨他的壽命，最好把他懂的東西傳承下去，趁一切還不太晚。

柏金斯兩根拇指自在地勾著馬甲的袖孔，用略帶粗礪但溫文爾雅的聲音開始了今晚的演講。

「你們必須記住的第一件事是，」他說話時臉沒有正對聽眾：「編輯並不能為書增添什麼，他頂多是作家的僕人。不要覺得自己很重要，因為編輯最多只能釋放能量，而非創造。」柏金斯承認他曾幫一些當時不知該寫什麼的作家出過題，但他強調，這樣的作品通常都不是作家最好的，即使它們有時候很暢銷，或者有好口碑。

「作家最好的作品，」他說：「完全來自於他自己。」他提醒學生，不要試圖把編輯的個人觀點強加於作家的作品中，也不要把作家的風格變得不像他。

「做法很簡單，」他說：「如果你編一本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書，就不要把他變成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或者反過來，把莎士比亞變成馬克．吐溫。因為最終，編輯只能將作家原本擁有的特質開發到極致。」

柏金斯用一種耳背的人特有的空洞聲音小心翼翼地說著，彷彿他也驚訝於自己的聲音。聽眾們一開始聽他說話很費力，但幾分鐘後就徹底靜下來，以至於他說的每一個音節都聽得非常清晰。他們專心坐著聽這位與眾不同的編輯講他工作中遇到種種激動人心的挑戰──尋找他所謂「真實的東西」。

柏金斯為他準備好的講座內容做了總結，肯尼斯．麥考米克問學生們有什麼問題。第一個問題：「你怎麼和史考特．費滋傑羅工作？」

史考特．費滋傑羅（Source:wikipedia）

柏金斯想了片刻，臉上掠過一絲淡淡的笑容。「史考特永遠是紳士。有時候他需要支援──以及一點提醒，但他的作品非常珍貴，值得這樣對待。」柏金斯接著說，費滋傑羅的書比較容易編，因為他力求完美，總要做到好。不過，「史考特對批評很敏感。他可以接受批評，但是做他的編輯，你得對自己提出的任何建議有把握」。

話題轉到厄涅斯特．海明威。柏金斯說海明威在寫作的起步階段、甚至成名後都需要後盾，「因為他寫東西就像他的生活一樣大膽魯莽」。柏金斯相信，海明威的寫作展現出他心目中英雄的品格，「壓力下的從容」。他說，海明威比較容易過度修改。「他曾告訴我，《戰地春夢》某些篇章他寫過五十遍，」柏金斯說：「當作家要破壞他作品的本色，就是編輯應該介入的時候；但一刻都不能早。」

柏金斯分享了一些他幫厄斯金．考德威爾（Erskine Caldwell）編書的事，也表達對幾位他編過的暢銷女性小說家的看法，包括泰勒．考德威爾（Taylor Caldwell）、瑪西亞．達文波特（Marcia Davenport）和瑪喬麗．金楠．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

瑪喬麗．金楠．勞林斯（Source:wikipedia）

雖然學生們一開始不太敢提敏感的問題，但最後還是問到與柏金斯疏遠了的已故作家湯瑪斯．沃爾夫。當晚剩下時間所提的問題大都繞著柏金斯與沃爾夫，這是他職業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多年來，沃爾夫那些磅礡蔓生的小說盛傳是沃爾夫和柏金斯共同創作的。「湯姆，」他說：「是個才華橫溢的人，是天才。他的才華之大，正如他對美國的看法，一本書或一輩子都無法承載他想表達的全部。」當沃爾夫把自己的世界融入小說，柏金斯覺得有責任為他訂定篇幅和形式上的界限。他說：「這些務實的寫作慣例，沃爾夫自己不會停下來考慮。」

「但沃爾夫樂於接受你的建議嗎？」有人問。

這個晚上，柏金斯頭一次大笑起來。他說起與沃爾夫交往中期，有一次試圖說服沃爾夫把《時間與河流》中的一大段內容全部刪掉。「那是一個炎熱的深夜，我們在辦公室改稿。我把我的意見據實以告後，便靜靜坐著讀稿子。」柏金斯知道沃爾夫最後會同意刪改，因為那是基於寫作藝術的建議。但沃爾夫沒這麼容易屈服。

《時間與河流》（Source:wikipedia）

他不以為然地把頭一仰，坐在椅子上搖搖晃晃，兩眼在柏金斯幾乎沒什麼裝飾的辦公室裡四處亂轉。

「我繼續讀稿子，至少過了十五分鐘，」麥斯說：「但我很清楚湯姆在做什麼，知道他的視線最後落在辦公室角落。那裡掛著我的帽子和大衣，帽子下掛著響尾蛇皮做的七節響環。」那是瑪喬麗．金楠．勞林斯送的禮物。「啊哈，」沃爾夫叫道：「編輯的寫照！」開完這個玩笑，沃爾夫同意柏金斯刪稿。

由於柏金斯耳背，當晚這些未來出版人提的問題有幾個不得不重複了幾遍。

在他的發言中有長長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他回答問題時侃侃而談，但其間，心思似乎在成百上千段回憶中飄蕩。多年後，麥考米克回憶說：「麥斯好像進入思緒的私密世界，尋找內在、私人的連結，彷彿走進小房間，關上身後的門。」總之，這樣的表現令人難忘，全班學生都被深深吸引，眼見他從幾小時前蹣跚冒雨而來的新英格蘭鄉下人變成他們想像中的傳奇。

九點剛過，麥考米克提醒柏金斯時間，以免他錯過回家的火車。

顯然，眾人都捨不得結束。

他還沒有提到與小說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麥昆（John Phillips Marquand）、莫利．卡拉漢（Morley Callaghan）、漢彌頓．貝索（Hamilton Basso）的交往，還沒有提到傳記作家道格拉斯．紹索爾．費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艾倫．泰特（Allen Tate）、愛麗絲．羅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或南茜．黑爾（Nancy Hale）。

他來不及講講約瑟夫．史丹利．彭內爾（Joseph Stanley Pennell）了，柏金斯認為他的小說《羅姆．漢克斯》（Rome Hanks）是他近年來編過最精采的作品。他也沒有時間談新作家，例如艾倫．佩頓（Alan Paton）、詹姆斯．瓊（James Jones）斯，他正在編他們兩位的書稿。

不過，柏金斯無疑覺得自己已經說了太多。他抄起帽子緊緊戴好，穿上雨衣，轉身背對滿室起身熱烈鼓掌的聽眾，像最初進來時那樣，不動聲色地走了出去。雨勢仍然很大。他撐著黑傘，費力地朝中央車站走去。這輩子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說過這麼多關於自己的話。

回到康乃狄克州新迦南鎮的家中已是深夜，柏金斯發現他五個女兒中的老大這天傍晚來看他，而且一直在家等他。她注意到父親似乎有些傷感，問他怎麼了。

「今晚我做了一場演講，他們稱我是『美國編輯中的元老』，」他解釋：「人們稱你元老的時候，就表示你過氣了。」

「噢，爸，這不代表你過氣了，」她反駁：「只意味著你到達巔峰。」

「不，」柏金斯肯定地說：「這表示我過氣了。」

這天是三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年前的三月二十六日發生了一件事，由此拉開了麥斯威爾．柏金斯偉大生涯的序幕：一本改變他人生、深深影響他的書出版了。

本文摘自新經典文化之《天才──麥斯威爾‧柏金斯與他的作家們，聯手撐起文學夢想的時代》

他改寫編輯的角色，
與作家們聯手揮舞才華，
讓文學成為失落年代裡炫麗的彩虹，
跨越跌宕起落，直到生命的最後。

美國國家書卷獎得獎作品
普立茲傳記文學獎獲獎作家史考特‧柏格力作
麥斯威爾‧柏金斯的編輯人生

中國文化大革命究竟為什麼會發生？

如果說，「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在 1965 年 11 月 10 日所發表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引爆「文革」野火的導火線的話，那麼又是什麼樣的環境土壤，才能讓這把火如此漫天蓋地的蔓延開來？

為了釐清這個疑問，我們得帶著讀者順著歷史的長河稍微往前游移，將說故事的鏡頭拉到更早一點的 1950 年代中期與 1960 年代初期，找尋「文革」的遠因。

1949 年中國大陸易幟，中共在「國共內戰」勝利後，旋即又組織大量軍民投入了韓戰。我們或許可以說，打從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以來，至 1953 年韓戰結束，在這長達 16 年的時間裡，中國上下軍民都是處在一種高度動員，或說準備要被動員的狀態。

而在韓戰結束之後，缺乏治國經驗的中共，面對國內的民生凋敝與百廢待舉，遂師法共產老大哥蘇聯，發動所謂的「五年計劃」，改造原先民國時期的資本主義與農村體制，打算全面振興中國的國民經濟。

與此同時，為了要配合經濟與生產上的新措施，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也試著在政治上展開新氣象，他於 1956 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鼓勵知識份子與領導幹部們「大鳴大放」。一時之間，彷彿全中國都沾染了自由民主、容忍互相批判的風氣。

然而好景不長，只不過一年不到的光陰，毛澤東便改變了主意。

當年親身經歷「反右鬥爭」的朱正，在其日後整理而寫成的《反右派鬥爭全史》一書當中，這麼記錄了一則毛澤東在 1957 年 5 月時所寫的個人文件：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

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 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

在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莫約半年後，毛澤東顯然認為「釣魚」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在1957 年 10 月，在自己的授意下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將各類「反對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通通打為「右派」，數十萬人因此被打為「右派」而被整肅。

毛澤東為什麼忽然翻臉不認賬呢？

曾在文革當中因「知青」身分而下鄉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裴毅然在其《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二）：「解放」紅塵‧「反右」紅飆》分析：

「反右」運動影響深巨，成因諸多，直接祟源則來自毛澤東「聖心」一瞬。對此，史界爭議不大。有爭議的是毛澤東早有預謀的「引蛇出洞」（李慎之、李銳觀點），還是中途「轉折說」（于光遠、朱正觀點）。「引蛇出洞」派認為毛澤東 1956 年提倡「雙百方針」就是撒布釣餌。

「轉折說」則認為毛聽聞鳴放激烈的「反動言論」才轉放為收，轉捩點在 1957 年 5 月 15 日以後。

無論哪派觀點，從鼓勵「鳴放」到以言定罪，由放轉收，公然失信，彎子轉得太大，舉世驚怒，莫知所以。毛澤東這一時段的心態成為「反右」研究一大懸案。筆者至今無法理解老毛為何發動反右。無論政治必要還是中共信譽，實在沒什麼理由如此失信天下。

唯一可理解的只能是：中共根本不理解民主自由，他們的政治思維習慣「槍桿子裡出政權」，延安整風也使他們習慣暴力鎮壓異見。

● 裴毅然，《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二）：「解放」紅塵‧「反右」紅飆》

這一波反右鬥爭下的數十萬名受害者中，最著名的中莫過於北大畢業的才女林昭。

中國作家趙銳在其編撰的《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中，收錄了林昭因其右派「反革命」之罪名被捕前所寫的詩：

普羅米修斯翹望著黎明，

他徹夜在粗礪的岩石上輾轉。

傾聽那兒有第一聲雞鳴。

這些黎明仍會有兀鷹飛來，

但他將含笑忍受一切非刑。

因為隨著每一個血腥的日子，

那個真正的黎明正刻刻迫近……

● 1958年的林昭，攝於北京。照片來源：《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

因為「大鳴大放」的「右派言論」而被下獄的林昭，最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判處死刑而被槍決。

●趙銳，《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

而除了政治上的「反右鬥爭」，中共在經濟上的政策也愈發激進。

在 1958 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毛澤東揭櫫了「十五年內要超英趕美」的口號，動員全國百姓投入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運動」。全國各地開始瘋狂的土法大煉鋼、虛報糧食產量等等浮誇舉措，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而虛耗了國力。

● 大躍進時的農村煉鋼爐，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高中時因文革而失學的南懷沙，在其《「麻色文革」首部曲：饑餓的小城》，透過紀實小說的筆法，非常生動的描繪了這種大躍進的瘋狂，值得在此長篇轉述：

報紙和牆上有許多讓人振奮的口號，其中最誘人的口號是三年後實現共產主義。並且說實現了共產主義後，人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每人每天供應一瓶牛奶，一斤肉，三個雞蛋，三個蘋果……。我去問班主任邵老師。邵老師無容質疑的回答，讓我非常地興奮。我掐指一算，三年後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一我才十一歲，我吃不了那麼多好東西可怎麼辦呢？這樣的困惑擔憂糾纏了我了許多時日。


三元閣小學也辦起了大食堂。可在學校大食堂裏吃飯沒有我的份兒，那些同學都是農業戶口。學校的規定不知道依據哪一級的指示，我對這樣的限制十分不滿，很羨慕上學時挎著一隻大碗的那些同學們。


大煉鋼鐵的運動也是如火如荼。三元閣小學老師和學生們的任務是去龍山附近的益華鐵工廠砸碎鐵砸石子。砸碎鐵是把收繳來的鐵鍋煤球爐子一類的生鐵器件砸成碎塊；熟鐵的器件則砸彎砸癟，使之體積變小，長度變短，易於丟進小型煉鋼鐵的爐口。砸石子是把大塊的石灰石砸成核桃大小，做冶煉生鐵的敷料。

臨清距離山區很遠，找來的大石塊多是石碑門墩和房基下的條石，石碑上都刻有文字；門墩上有圖案和獅子形狀的雕塑，其中的一些很可能屬於歷史文物。先由男老師用大錘把條型的塊石敲開，我們這些小學生再用榔頭把較大塊的石頭砸成棗子大小的碎石子。


各個班級砸碎的鐵片和石子都各自堆成規整的臺型，丈量出數據進行評比。成績最好的班級可以贏得一面大幅綢子做成的紅旗。紅旗的中央有一個很大的「帥」字。那時很流行什麼鋼鐵元帥升帳，棉花元帥升帳之類的口號。我們三年級一班在邵老師的鼓動帶領下，一連三天都奪得了全校的第一。我抓榔頭的右手都磨起了血泡；左手的一個指甲也被砸成了紫黑。我幾次站在那面帥字紅旗下面向上仰望，心裡十分地自豪。


幾年以後，我曾去益華鐵工廠的大院裡回訪過我們當年的業績：煉成的兩個近似圓柱型的大鐵坨子，因為無法切割也無法搬運，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砸碎了的石子，也沒有全部派上用場，剩餘的部分堆積在那裡，上面長滿了雜草。這樣的作品全國各地都有許多，面朝太陽與上蒼，昭示著我們民族的狂熱和愚蠢。

● 南懷沙，《「麻色文革」首部曲：饑餓的小城》

著名紀實文學《天邊》之作者高安華對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同樣也有深刻的回憶：

為了支持大煉鋼鐵的運動，我們小學生們每天下午放學後都組織起來，去撿廢銅爛鐵。我們不僅在自己家裡和院裡搜索著每一寸土地，還走進別人的院子搜索。我們恨不得有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穿地下三尺。我們專心致志地找，把所有能夠找到的鐵釘，插銷什麼的都上交了，然而數量實在可憐，無法填滿土高爐那貪孌的胃口。

正在這時，政府號召人民吃大食堂，過集體主義生活，許多人家都不做飯了。於是在家長們的支持下，我和同學們都將家裡做飯的鐵鍋當成「廢銅爛鐵」上交了，以此精忠報國。


由於媽媽是黨的幹部，我們家自然一切響應黨的號召。外婆不做飯了，每天一日三餐都由外公領著我們，前往設在蘭園九號的街道大食堂打飯回家吃。大食堂的飯菜味道比起外婆的小炒來真是差遠了，那兒每天供應最多的就是炒「飛機包菜」。

所謂「飛機包菜」指的是捲不起來的包心菜，連著外層墨綠色的老葉，就像飛機張開的翅膀。那一年，老天爺就像有意和大躍進作對似的，讓老百姓種什麼不長什麼。種蘿蔔就光長葉子不長根，種蕃茄就不結果，種包心菜就不捲心。

人們就稱這種菜叫「飛機包菜」。說是「炒」菜，其實跟鹽水煮的一樣，根本沒有油花。大食堂供應的飯菜，吃在嘴裡又苦又澀，難以下嚥。儘管我們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地高舉著三面紅旗，我們的生活水平卻從一九五九年起急劇下降，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得浮腫病。


● 高安華，《天邊》

大躍進所引發的浮濫申報，很快就在全國各地造成了嚴重的糧食問題，最後終於演變成餓死成千上萬人的大饑荒。

指揮韓戰有功的建國元勳彭德懷元帥對此多有批判，對毛澤東的躁進經濟政策提出建言，結果竟也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被毛澤東指謫為右派，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彭因此被軟禁，最後和林昭一樣，在文革的野火中死亡。

如果讀者有讀過作家生活誌的前一篇文革文章，或許還會記得，毛澤東與其支持者日後用來指責北京副市長吳晗那篇《海瑞罷官》政治不正確的口實之一，便是認為這篇歷史劇有在影射毛澤東罷黜彭德懷這件事情。

而從彭德懷事件開始，毛澤東便與越來越多開國元勳起了衝突，對於中共高層的其他領導幹部也就越來越不放心。這個因素直接影響了毛澤東日後發起文化大革命、用無產階級、紅衛兵奪權的方式，來重建自己的個人權威。

在內部面臨反右鬥爭的反覆、大躍進的失敗所引發的危機感下，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物的裂痕的不斷加深，再再讓毛澤東感到自身權力受到了威脅。

毛最終被迫暫時將權力下放，改由相對溫和派的劉少奇在 1959 年接掌中國國家主席的位置。然而，實際上毛澤東仍舊握有許多黨政實權，且人們很快就會發現，毛澤東亟欲奪回更大的主導權，而這回將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出現。

反右鬥爭與大躍進共同譜成了文革的前奏曲，它們與文革時發生的事情交織在一起，灌溉了足以燃起文革烈火的土壤。

文革的前奏曲：反右鬥爭與大躍進延伸閱讀：

• 南懷沙，《「麻色文革」首部曲：饑餓的小城》
• 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
• 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
• 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
• 吳奔星，《從「土改」到「反右」──吳奔星一九五○年代日記》
• 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
• 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
• 許文逸，《1958年反右祭壇上的青春──入監十二年的平反回憶錄》
• 王英，《我與父親的戰爭：反右、文革時期心靈成長小說》
• 房文齋，《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人民大學反右運動親歷記》
• 裴毅然，《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二）：「解放」紅塵·「反右」紅飆》
• 趙銳，《祭壇上的聖女──林昭傳》
• 甘粹，《北大魂──林昭與「六‧四」》

歷史回顧──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

反右五十週年影片 1

反右五十週年影片 2

Though our story is at an end, our poet’s is not; for his monument is everliving. Not of stone but of verse. And it shall be remembered. As long as words are made of breath. And breath of life.                                         ──Anonymous, 2011

嬉諢的酒館，潮濕的街道，喧雜的劇場，幽陳的古堡……2011 年的電影《匿名者》（Anonymous）以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 1550-1604）與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之間的情感為視角，刻畫都鐸時代政治的喧囂、陰暗，令人心碎。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

在電影編排中，牛津伯爵年幼成孤，寄養在國務（後財政）大臣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 1520-1598）家中。他眉清目秀才華過人，卻無心政治，只熱衷於詩歌與劇作；對那個重視能征善戰和朝廷雄辯的時代而言，文學修養並非貴族的至高美德，愛德華也因此受到監護人的嘲弄。

年輕的女王鍾情詩藝；一齣為她而作的喜劇落幕，愛德華以精靈的樣子謝幕，四目清對，每一句句子都撓到心間。

這段情緣的結果是女王產下一子，後封南安普頓伯爵。南安普頓成為朝廷寵臣，但在電影中，塞西爾是安普頓等人眼中政治改革的障礙。為給愛子助陣，愛德華疾書富有政治隱喻的劇本；但不便於暴露身份，便假劇作家之名，在倫敦民眾心間種下反對塞西爾統治的種子，為年輕的安普頓黨政推波助瀾。然而故事的巧合性令人感慨：安普頓終以謀反罪入獄，為他求情的愛德華得知更驚人的消息：原來他自己也是女王在更年輕的時候產下的私生子。

而電影中刻畫的莎士比亞可謂投機小人：牛津伯爵起先與當時著名的劇作家本瓊森（Ben Johnson 1572-1637）達成協議，通過他的舞台演繹自己的政見；但瓊森被劇本中的才華打動，也因這些戲劇並不出自自己之手而掙扎。

某一戲落幕，倍受鼓舞的觀眾呼召作者上台，莎士比亞趁此機會染指墨汁，從此冒認了莎劇作者的身份。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儘管電影中對歷史細節和假說漏洞百出（譬如忽略了牛津伯爵著名的同性戀傾向、譬如幾篇最著名的莎劇都寫於牛津去世之後），但不妨礙它在民間產生的影響力：通過情感充沛、令人扼腕的戲劇張力，該片對莎劇真實作者的假說引起許多人對牛津伯爵的同情，對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產生興趣甚至質疑。

電影製作人為了造勢，在不少大學中開設了莎士比亞身份的討論課程，欲喚起大衆媒體對莎劇作者身份的興趣。

而且，就在電影上映不久前，包括傑里米愛恩斯（Jeremy Irons）在內的不少名演員共同簽署一份「合理質疑莎翁身份宣言」（Declar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預告 21 世紀的莎翁研究熱潮。倫敦的布魯內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以及美國波特蘭的康科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甚至為此設立了作者身份研究課程。

莎劇作者問題其實是一個已經長達幾個世紀的爭議。

儘管現在普遍以 4 月 23 日慶祝他的生日，莎士比亞的確切出生日期並沒有確切記載，他的故鄉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也沒有他的出生證明，小鎮的學校也沒有他的登記記錄。

這些都是爭議幾個世紀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莎士比亞在世期間，他並不是英格蘭最著名的作家──同時代的瓊森和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等都享有盛名，鮑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與弗萊徹（John Fletcher, 1579~1625）的劇作也風行一時。

因為並不在風口浪尖，因此也無人質疑他的作品。作者爭議問題在 18 世紀中葉、莎士比亞被推為英格蘭國家詩人後方始浮現。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牛津伯爵，甚至包括伊麗莎白一世本人與其繼承人詹姆士一世。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 (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
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 (Edward de Vere)

這些候選人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王公貴族，但有趣的是，這些候選人名單多由普通人提出。譬如最早撰文提出莎劇作者另有其人的，並非文學批評家、學府巨匠，甚至不是英國人，而是美國俄亥俄州小鎮教師迪莉婭培根（Delia Bacon, 1811~1859）。

莎翁去世後兩個多世紀之後，迪莉婭生於在俄亥俄州的一棟小木屋裡，父親是公理會牧師。由於父親的突然病故，她在 14 歲之後就未能繼續升學，而成為一名教師。

由於她自創的教學方法，她在新英格蘭的文學圈子中有一定知名度，在也漸顯露文學創作的才華，甚至在 1832 年的一次文學比賽中，打敗了名作家愛倫坡。

1836 年，迪莉婭搬到紐約，因傾心于戲劇，而結識了莎劇演員，但一段不被當時社會道德所接受的情緣，使她被迫離開新英格蘭回到俄亥俄。

從社交生活隱退後，她開始全心投入研究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1856 年，她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中匿名發表「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William Shakespeare and His Pl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m），系統性地為莎劇作者疑問打下文學批評的基礎。

迪莉婭提出的是多重作者假設，認為莎劇作者，其實是包括培根與雷利在內的文藝復興學派成員。

迪莉婭(Delia Bacon, 1811-1859)

在她看來，伊麗莎白君主與詹姆士黨都是暴政的延續，有著偏執的君主、壓迫性的行政機構、冷酷的秘密警察。相對於君主與朝廷的暴力，雷利與培根代表了知識分子對共和自由的追求，劇本則是他們表達政見的安全途徑。

迪莉婭認為他們是一個「失望的小團體」和「反對派政治家」，熱衷論爭「誰來承擔領導和組織反對政府的責任」。[1]她認為《理查二世》所表達的是知識分子對由埃塞克斯伯爵為首的反對派貴族的擁護，也是奪權政見的綱領性表達。《李爾王》、《尤利西斯凱撒》、《大流士》被認為有趣而隱晦，充滿反君主的共和思想，也充滿對諸如人權和公民權力等現代民主概念的想象。譬如在評論《尤利西斯凱撒》時，迪莉婭直接的寫道，

全世界都知道學者──受人尊敬、享譽世界、滿有成就的人物──曾被折磨、毀傷、吊死、斷頭，在凱撒時代和伊麗莎白時代都是如此。劇中對凱撒的野心隱晦的暗示，不是對女王的影射嗎？[2]

在歷史上，雷利和培根爵士都曾遭到當朝君主（詹姆士一世）囚禁，前者甚至被處死，因此，劇本中的政治訴求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

最重要的是，這些劇作都戳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

通過迪莉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黃金時代的君主盛世，而是充滿政治恐怖、非法拷打、殘酷死刑的時代。

她對政治權力的質疑，也與後世哲學家福柯的看法不謀而合，並符合當代新歷史主義，與文化唯物論對莎劇的批評解讀：將文本放置於歷史語境之中，研究作家所身處的環境，重新呈現歷史。

像是在當代最著名的莎士比亞傳記之一：《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作者 Stephen Greenblatt 就提出「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的概念，認為莎士比亞不僅入世──在商業上有所成就──也關注社會民生與政治風雲，在劇本中細膩呈現生活世界與政治環境，剖析觀眾最深的恐懼與歡愉。

Stephen Greenblatt 與其作《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除了提出一種政治想象和解讀文學的方法之外，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也顯示一種對藝術創作與階層關係的預設，認為一個沒有受過系統教育、亦缺乏接觸上層社會的平民，不可能寫出那樣的劇本，構造出那樣的對話，擁有那樣的心胸。

因此，莎劇的作者應該是培根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

迪莉婭認為，莎劇中對貴族和朝廷的描繪，以及深思熟慮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出自教育的無產階級；追求經濟和商業利益的小演員，更不可能到達那般廣闊的思維境界。這是一種早於其時代的進步共和理念，和解放人權的觀念。

但這種意見背後的邏輯與《匿名者》相似：都是貴族通過劇作傳達政見，在劇場這一公共場合中，挑動台下觀眾情感；與此同時，作者還是保持匿名，以免政治身份洩露。

這也是迪莉婭的意義：她的推斷儘管缺乏直接證據，她卻用邏輯推演的方式，解開了許多熱門的疑問。

但這假設卻有一缺限：明顯左傾的自由思想為何不能產生於底層，而必須通過知識階層調和、反思、表述？這是否為階層、智識上的歧視？

而對莎士比亞作者的爭議，事時上也表現了另一種後浪漫主義的文學想象：任何文學作品都只能是作者本身的自傳。

19 世紀的文學批評家 John Stuart Mill、Thomas Carlyle 以及 Richard Henry Horne ，都曾提到文學中的自我意識問題，認為這是人性之惡，時代之靈。依照這種觀念，宮廷只有宮廷眾人才能寫就，帝王的世界也只有帝王才能想象。

另外，對文本作者的懷疑和本身也有久遠的傳統，莎劇作者的爭論並不獨一。

最著名的文本作者爭議恐怕是《聖經》。儘管教會公認《聖經》乃神所默示，卻同時也肯定不同書卷的書寫人之間的差異。譬如，在聖經研究中有「Q 文件」的說法，Q 文件被認為是福音書中失傳的文件，包含耶穌門徒的口傳，而各福音書是在參考 Q 文件的基礎上撰寫而成。

而在支持培根為莎劇作者的一派裡，破解培根寫作莎劇的關鍵在於：密碼。

培根發明了隱寫術，加密時每個字母都有不同的轉換方式，分別代表不同的字母和編號。通過解密，可以發現培根與莎士比亞行文之間的相互對應。

但電影所提出的牛津伯爵作者一說，也是莎劇作者爭議中的一支（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

愛德華確實是宮中有名的詩人和劇作家，但他的作品多為喜劇。在一份 1598 年的文學評論中，作者將愛德華與莎士比亞、諸多其他作家列為一起，認為他們的喜劇都非常傑出，可見同時代人清楚地分辨兩個者不同。

1600 年，伊麗莎白時代的著名文學編輯 John Bodenham 在文學札記〈觀景樓或繆斯的花園〉（Bel-vedere or the Garden of the Muses）一文中，也特意將兩人分開提及，愛德華在騎士一列，而莎士比亞則被歸類為平民作家。

但由於愛德華的劇作本身沒有流傳下來，因而難以透過文字和語言學比較，對照出兩人劇作的相似和不同之處。但最明顯的辯駁就在於劇本創作日期：《暴風雨》創作於 1611 年，在莎士比亞有生之年內的新聞啟發：1609 年有一艘船撞擊在百慕大，但此時牛津伯爵已經去世。

最重要的是，《匿名者》所描繪的熱烈深情，沒有考慮愛德華的同性戀傾向。

愛德華曾被同時代的天主教朋友嘲笑「當女人不再甜美時，年輕男孩兒正當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 126 首就是寫給一名男性的，歷史上認為是南安普頓伯爵；而《匿名者》中將南安普頓處理為愛德華之子。按照這個邏輯，愛德華就是與自己的母親孩子有過戀情，這個邏輯可謂荒謬。

莎劇作者爭議的背後，也是歷史由誰書寫的問題。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一個多世紀前，莉迪亞所持的文藝復興學派、牛津伯爵等觀點，代表著傳統歷史研究（包括歷史人物研究）中自上而下的視角，而如今，當代歷史學有更多研究取徑，像是「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常民史」（ordinary people’s history）等研究方法，從民衆角度，去觀察、反思正史列傳中的敍述，以多面向的角度考察歷史語境的生成，為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原本不屬於史冊中的主角，在歷史上發聲。

而事實上，創造歷史的正是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那些在歷史長河中一批又一批追趕時代的普通人。

在時代中被追趕，又不甘心而拼命記錄的普通人。

[1]莉迪亞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15。

[2] 迪莉婭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360。

電影、小說裡考古學家發現古代寶藏的探險過程，讓許多人對考古工作充滿浪漫的幻想。現實中的田野工作，雖然沒有戲劇化的情節，卻也充滿許多挑戰，甚至置身於危險之中。數日前聽到研究員們分享了他們深入臺灣山區探訪遺址的驚險過程，讓臺下的大菩薩也目瞪口呆。他們坐上四輪傳動的車子跋山涉水，徒步行走在草木荒漫的山中，有時遇到因土石崩落而毀壞山徑，都還沒到達遺址的位置，就經歷了一場危機四伏的登山行程……。

考古學家深入荒野作田野調查。
Photo credit: USFWS – Pacific Region@ Flickr [CC BY 2.0],https://www.flickr.com/photos/usfwspacific/5617062988

考驗1：看天吃飯

由於多數發掘工作都是在露天的環境下進行，夏天炙熱蚊蟲多，不作衣物遮蔽會曬傷，包緊緊又悶熱得滿頭汗；冬季寒流來時，手腳冷冰冰～。此外，氣候也是影響工作時程的因素之一，颱風來襲，遺址會遭受損壞或積水。雨勢大時，工作人員只能暫停發掘工作去避雨，工作進度很可能被延誤。

露天的發掘環境，到底要包緊緊還是…? (圖為蘇花改發掘工作)
Photo credit: TEIA @ Flickr [CC BY-NC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eia/24422775011

考驗2：身體要勇健軟Q、心志要堅強

有時候為了不破壞遺物、遺跡，只能用手鏟、竹片小心地撥開泥沙，蹲坐著一整天是常有的事，某些情況下，考古人員幾乎是以不符人體工學的姿勢發掘，挑戰身體極限……。長時間經年累月的考古工作，對體力真是一大負荷。除了在野外工作，生活品質不能要求舒適外，跟家人朋友的長時間分離，對身心都是種磨練，對熱戀中的男女朋友則是考驗……。（咳咳！誰叫你說這個的？！）如果發掘工作在異域，與當地民眾有文化差異，則需要經過溝通，也要避免觸犯當地文化禁忌。

【延伸閱讀】考古學家也有一百種生活，先介紹他們厲害的工具吧！

用各種姿勢發掘，長時間下來都很不舒服阿！
Photo credit: By Muhammad Zahir (Own work) [CC BY-SA 3.0]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azara_University_Archaeologist_-_Dr._Muhammad_Zahir_-_excavating_at_Bhamala_Site_in_2013.JPG], via Wikimedia Commons

Photo credit:Odense Bys Museer@ Flickr [CC BY-SA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densebysmuseer/4840755188

考驗3：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挖到一半地下水湧出，或發掘期間下大雨，地面積水泥濘難以發掘，只能用抽水機慢慢抽乾。積水會影響遺跡現象的判讀，而且潮濕的環境也不利於地下遺物的保存，因此發掘時，看到地下水面、或遇到長時間的強降雨，就開始傷腦筋了！

使用抽水機清除遺跡內的水。
Photo credit: Billwhittaker at English Wikipedia [CC BY-SA 3.0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3AIowa_archaeology_edgewater.JPG

考驗4：跟時間、經費賽跑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搶救發掘」，因為各種開發行為或工程中發現遺址，必須暫停施工，經主管機關評估後須進行搶救發掘工作，則工程進度會被延宕。但考古工作也有應遵循的工作步驟，快不起來。要在工程單位給的期限內完成發掘工作，有時還有地方上對於工程完工的期待，考古學家時常承受莫大的責難與壓力。另外，在一般的考古發掘工作中，若核可的發掘期限快到了，經費快用盡了，但東西還沒挖完……（當然最好不要發生這樣的糗事啦！所以說發掘前制定發掘計畫很重要嘛！）還發現很棒的遺跡遺物，越挖越多，就得想辦法再跟相關單位申請經費及展延發掘期限。為了在期限在完成工作，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會將東西先帶回庫房，之後慢慢在室內清理，例如南科發掘工作就曾將整批的墓葬，以矽膠跟玻璃纖維連土一起包起來，整個運回實驗室再清理。

【延伸閱讀】南科考古大發現 看見前所未知的臺灣/2015.12 經典雜誌第209期

考驗5：意想不到的危機

如果遺物遺跡埋藏在地底深處，越挖越深、坑壁越來越高，就要小心坑壁坍塌，將考古工作人員活埋，造成重大工安意外！此外，挖墓時，可怕的才不是先人遺骸，而是古代細菌！那些古代細菌或病毒，現代人沒有抗體，誰也不知道會對考古工作人員帶來何種健康風險。所以放飯前要洗手～（是嗎？）

古細菌。
Photo credit:NASA – en:Image:Halobacteria.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979987

如果以上都沒嚇到您～依舊對考古工作充滿憧憬，歡迎加入考古學家的行列唷！若還有興趣，以下兩篇小文也很值得一讀！

• 何文竟，〈田野考古工作的HSE理念〉，原載於《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7版，http://www.ccrnews.com.cn/index.php/Zhuanlanzhuankan/content/id/60054.html
• 黃玉英，〈卑南遺址考古工作田野筆記〉，《史前館電子報》第185期，2010.08.15，http://beta.nmp.gov.tw/enews/no185/page_02.html

本文原載於考古大菩薩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