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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文青流行什麼?──讀《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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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anessa(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生)

翻開《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一齣好戲正開始上演。

一百年前的文青流行什麼?愛聽什麼歌,穿什麼樣的服裝,喜歡到哪裡閒晃?

這本書首先用了二十餘頁懷舊風格的設計,穿插書內各篇章的摘要、舊照片與手繪人物,引領讀者快速瀏覽百年前的台北文青生活,並把當時備受關注的文青──蔡瑞月、張文環、謝雪紅、林獻堂、呂赫若與賴和,一一介紹出場。

當一九二〇年代,政治運動逐漸從武裝抗日轉為「文裝抗日」時,是否代表抗爭能量的消減,或夾在傳統與現代價值之間矛盾的心情下,轉而迎合殖民政權的文化?

這個問題或許放在百年後的課綱微調抗爭行動,也值得再三思索。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的書名超長,但拆解開來,完全可以體會作者的理念與企圖心。

首先,「案內帖」源自日語「案內」有引導、陪同遊覽之意,而這種漢字在某方面呼應了當時日本對於「漢學」素養的推崇,對於傳統日本知識份子而言,「漢字」是高級的文化品味,歷任總督喜愛邀請文人到官邸吟詩作對,在殖民統治者與台灣傳統舊文人之間,詭異地搭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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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在另一面,更是反映著百年前文藝的蓬勃發展,如何與台灣的主體性聯繫在一起。

開篇介紹的是〈雨夜花〉走紅的歷史背景,原先第一首台語歌曲是為了宣傳新上映的中國電影,沒想到效果意外地好,真誠且熱情的聲音深深吸引著台灣大眾,很快地打開了「台灣味」的商機,甚至使唱片公司「古倫美亞」決定改變策略,轉而向民間廣泛徵求作詞人,因此在歌詞字裡行間,不難見到年輕男女對自由戀愛的嚮往。

我們在今天能夠想像在一條日本人群聚的摩登商店街上,播送的是當時最受大眾歡迎的台語歌曲嗎?其實,三〇年代的流行歌,不只是透露台灣大眾對於自由風氣的渴望,還寄予文人啟迪民智的厚望,期望透過作詞、作曲與演唱等層面深入啟蒙的精神。

然而處在戰爭時期,音樂的創作空間多少遭到壓制、摧毀,〈雨夜花〉就曾經被改成軍歌的〈雨夜花〉,許多年後我們才能聽到原來的模樣,而許多台語流行歌的唱片,轉眼間也在美軍轟炸台北時化為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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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花唱片。(Source: 浮生天地)

台語流行歌之對於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

作者在結尾如此回答:

後來,困惑於『什麼是我們的歌」的台灣人,便悠悠唱起〈望春風〉和〈雨夜花〉,一九三〇年代尚未完成的『台灣人的精神』,終於實現。

因此,也可以說這是「百年不退流行」的一層涵意。

生活在台北城內,文青除了讀書,也要會享樂、談戀愛呀!本書透過豐富史料,特別是以小說描繪的場景重現,自現代空間與殖民權力展演的向度,討論了日治時期的公園、書店、咖啡屋、酒館、舞廳……等,如何既成為文青的熱門約會地點,也是文人爭取自由理想的關鍵戰場。

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看見經歷時代的演變後,留存在建築上的記憶,如重慶南路書店街的盡頭處,也就是目前的金石堂書店,前身是販售攝影器材的西尾商店。而金石堂的正對面,被商家佔據的兩棟高樓大廈,曾經在上個世紀末因書本而繁榮,它們是東方出版社與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正中書局。

50 年代的東方出版社。 (Source: thinkread.asdc.tw)

50 年代的東方出版社。
(Source: thinkread.asdc.tw)

流行尚未消退,如今文青們熟悉的星巴克重慶門市,有三層樓,保留日治時期晚期的巴洛克風格,前身是辻利茶舖,戰後回日本發展成名店「祇園辻利」。

此書吸引人的魅力之處在於,透過非虛構寫作方式來重演歷史。近年來,非虛構寫作在台灣被運用在文史研究轉化成文學的方法,作為一種面向公眾的創作技巧,非虛構寫作的表達方式有別於新聞報導與小說,但取其部分特質──它必須本於真實,但利用更多場景的呈現。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作者即源自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的課堂討論,經過嚴密的調查、訪談、文獻探討等研究,選取幾個具戲劇潛力的情節序列化,並投注觀點,進而發展成一系列有意義的故事。

與小說不太一樣的是,非虛構寫作無法讓人物藉由內心戲呈現其性格,但可以靠「演」的,甚至可以靠作者適時介入的聲音,或揣測,或代問,讓讀者聯想主角可能的心境,如第二章〈台北變裝秀〉的其中一小段,以服裝樣式對應角色的心境或身分,有著精準且簡練的描寫:

日治末期的台灣,除了殘留傳統布衣的台灣衫,一般人的穿著以洋服居多,夾雜少數象徵著階級身分的和式服裝,以及上海紅透透的新式旗袍。如此多元的服裝樣式,新潮的黑狗黑貓要上街,心中難免自問,今晚要穿什麼才能逛得自在自由隨心所欲?

至於怎麼在過去史料的重現過程中埋藏當代的重要議題,就更考驗作者的功力了。

為了搭建故事的舞台,展現「台北文青生活」當時的多樣生活型態,在各篇章安排不同的地景,環環相扣成一幅「三市街地圖」(以大稻埕、艋舺與台北城內為三核心),這些地景與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交互作用,並受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驅動力,而持續形塑其面貌。

像是第三章〈公園生活〉,作者不主動定位公園本身的功能或價值,反而從受歡迎的修學旅行景點──台北新公園與圓山公園談起,引領今日讀者想像百年前公園裡有趣且迷人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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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公園 (Source: twmemory.org)

但置入現代國家的治理體系來看,公園可能聚集了當時台灣人對庶民休閒生活空間的焦急渴望,然而,不同階層的人們在此交會,卻也排擠了非主流的情慾或底層勞動者,經由描寫小說的人物心境帶出「隱藏的歷史」,作者選擇不直接加入對議題的批判,不僅突顯欲表達的內容,也指引了讀者開闊的反思旅程。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中,難能可貴的是,將「台灣新女性」的觀點置入日治時期的歷史敘事其中,翻轉了父權社會對歷史的主流詮釋方式,像是〈摩登時代,大家來跳舞〉、〈嚇!滿街都是女人啊〉、〈藝旦〉及〈台灣第一個文學少女〉等,都是不同於過往以男性為主體的視角的篇章。

我們便能見到:女人擺脫了裹腳布,開心地跳舞,自由地跑跳;女人的活動空間也擴及咖啡廳、百貨店等新興場所,而當女性從業人口大幅增加時,更顯現「摩登」一詞所涵蓋女性多維度的力量。然而,今日我們看待女性的時尚打扮,或評價「職業婦女」時,卻仍承載過多的社會批判,「玻璃天花板」的效應也還存在於社會中。

如今,「台北城」已確立為全國首都,也持續上演著美麗與哀愁。

自去年延燒至今的三井拆遷爭議,遙遙與八十年前,西門寶成門遭拆除引發文人的強烈反彈相呼應。今日的台北市政府,為了做西區門戶,計畫遷移北門旁的三井倉庫,且多次強推「拆移共識」,也引來文資團體與文史工作者的不滿。

或許將是這本書可以續寫的文青論戰吧!


再見陳舜臣──陳舜臣的推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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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那(推理評論家)
所謂記憶,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本人認為是最古老的回憶,很有可能出乎意料的新。而你認為是後來發生的事,反而很有可能是舊的回憶。——陳舜臣,《青雲之軸》,頁29。

記憶的形成,若非出於反覆的回想,便是源於事件所帶來的、讓人難以忘懷的體驗。陳舜臣爬上神桌,對著神明喃喃自語的「神桌」事件,即是兩者兼具,但若只源於其中一種,記憶時常只剩下「啊……那時候好像有這件事。」

對於「陳舜臣」這個名字,我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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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記不得我讀的第一部陳舜臣作品,到底是屬於歷史小說的《諸葛孔明》,亦或是屬於推理小說的《枯草之根》了。

我只記得,當年看完《諸葛孔明》所受的衝擊——我深深地著迷於這個作家的人物塑造、敘事手法、解釋事物的方式,甚至是標點符號的使用。

若問我最喜歡的三國故事是哪一本,陳舜臣的《諸葛孔明》絕對是列名榜上的作品。

之後,我有好一陣子很努力地到處找他的作品來看。當年還在讀小學的我,幾乎就這樣讀遍了所有台灣能找到的陳舜臣作品——我是很想如此宣稱啦,但小學生嘛,其實不耐久候,而且當年的我實在很害怕像是「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這種聽起來就充滿了國仇家恨、血淚歷史的字眼。

於是一眨眼,二十多年過去了。陳舜臣的小說就這樣,一直放在我的書架上。

直到某日我進了偵探書屋,和譚端、思宇認識,這才回過頭來仔細地端詳書架上的小說。

然後開始疑惑,過去的二十幾年間,我為什麼沒有早點發現陳舜臣原來是這麼有趣的一個人呢?

陳舜臣是誰?

生於一九二四年的陳舜臣,與我奶奶是同輩的人。雖然祖籍在新莊,但父親和祖父在他出生之前已然移居神戶,他是在神戶出生的。

陳舜臣的祖父,不消說是成長於清朝。透過熟習漢學的祖父,陳舜臣接受了以台語為載體的漢學教育。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地籍的內地居留者,陳舜臣與當時的本島青年一樣,勢必得進入現代化的教育系統。身處台日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在接受文化精華之餘,也不免對自身的認同抱持著疑問。

從祖父被歧視的「花店事件」,到令陳舜臣不再貪看船艦的「閱兵事件」,隨著他人差別目光的浮現,陳舜臣逐步意識到箇中意義,「認同」此一看似飄渺無依的名詞,遂緩緩地轉化為實存的情境。

正是在這樣的煩惱下,陳舜臣進入了大阪外國語學校(今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印度語學科就學。雖然本人曾開玩笑般地說過念印度語是因為「比較好考」的關係,但大阪外國語學校也設有中文科,若純以難易度來考量,對華僑子弟陳舜臣而言,中文科應該是最簡單的。

因此,比起「好考」,我想,「會中文又會印度文的話,就能和世界上一半的人溝通了」以及「同為殖民地人,想了解印度人的觀點」這兩個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貨真價實地出現在青年陳舜臣的思考中的。而構成此一理由的基礎,並非偉人傳記中常見的矯飾,而是青年面對該將己身立於世間何種位置的切身苦惱。

對青年陳舜臣來說,不幸的是,本已在學術中找到位置的自己,在命運的操弄下,又被拋回苦惱之中。

在戰火終於綿延到日本本土、炸彈如驟雨灑落,而地獄之花四處開散之後,二戰迎向了它的終結。保住了性命的陳舜臣,因為身為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人,面臨國籍轉換的問題,最終失去了在日本從事學術工作的機會。以此為契機,陳舜臣曾在一九四六年與弟弟敏臣短暫地返回新莊。陳舜臣在新莊初級中學擔任英文老師,而陳敏臣則考取公費到大陸留學。

從《半路上》的記述中,可看出陳舜臣不是沒有想過在台灣繼續他的研究。然而,命運再次地反臉無情。隨著中國內戰不止,以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兄弟倆最終仍雙雙回到了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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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樣的經歷,讓陳舜臣無法停止對於認同問題的思索。我是誰?我要往何處去?此一青年時期個體必然遭遇的大哉問,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初初萌芽時期曾經發出的稚嫩呼喊,即便到了此時,依然不存在一個最終的解答。

約莫十年後,蝴蝶破蛹而出。在看護生病女兒的過程中,陳舜臣因讀了《錢形平次捕物帖》,而和S.S.范達因(S. S. Van Dine)、克勞夫茲(Freeman Wills Crofts)這些不幸曾因臥病在床而大量閱讀推理小說的推理作家,有了類似的感想——「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

於是,我們有了講述放高利貸華僑之死的推理小說《枯草之根》,以及風格獨樹一幟的華僑偵探陶展文。

寫於一九六一年的《枯草之根》為第七屆江戶川亂步賞得獎作品,當時被木木高太郎譽為「即便在歷屆的亂步賞作品中,都是第一的佳作」,此作也入圍了隔年的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雖然最終止步於候補階段,但也隱然顯現了此一新銳作家的驚人氣勢。

而從此部作品中,亦可窺見陳舜臣對他從童年時期就不斷遭遇到的認同課題所給出的回答——懷抱著高度地方意識的同時,從亞細亞出發、以世界主義為胸懷。這樣的思想,可說幾乎貫穿了他日後的所有創作。

新苗破土而出:創作之路

以《枯草之根》獲得亂步賞、正式出道的陳舜臣,就這樣開啟了他的創作之路。然而,在《枯草之根》之前,陳舜臣曾以「陳左其」的名義,參與「文學界新人賞」的徵稿,投稿小說《風中》(風のなか),最終為候補作。雖然未獲首獎,但此次投稿經驗也堅定了他繼續寫作的決心。同樣地,他與推理的初遇,也並非《錢形平次捕物帖》,而要追溯到更早以前的學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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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他的閱讀經驗時,陳舜臣說讀書是他從小培養的興趣,傾向則偏重歷史與虛構故事。他日後書寫的主要題材,追根究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吧。

而陳舜臣的推理小說閱讀軌跡,基本上與同時代的人相仿,都是從《少年俱樂部》開始的。

如同我這一代的推理入門書,若非兒時的東方出版社系列,即是漫畫版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又或是米花死神《名偵探柯南》一般,一九一四年創刊,以小學與國中生為主要讀者的《少年俱樂部》,也是在日本治理下,大正年間出生的一代讀者所共通的回憶。該刊邀請了許多當時知名的作家為青少年寫作適合他們的小說。

江戶川亂步即是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怪人二十面向》與《少年偵探團》兩部廣受歡迎的作品。而這亦是陳舜臣自言與推理小說邂逅的起點。與同時代的青年一樣,在《少年俱樂部》之後,接著是中學時期的《新青年》。

《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二○年,培養出大批的日本推理小說家。

包括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甲賀三郎、夢野久作等人均曾在《新青年》上刊載作品。陳舜臣曾說《新青年》是他中學時期時常閱讀的刊物。當時的《新青年》在戰爭國策的影響下,已不復早期以偵探作品為主的色彩,加入了許多軍事、間諜與愛國主義視角的作品。然而考慮到當時的中學圖書館或許有訂閱此份刊物,陳舜臣應仍有途徑讀到早期雜誌上大量的歐美譯作吧!

之後,就讀外語學校時,陳舜臣在本多平八郎的英語課上,認識了柯南.道爾,自此開始閱讀著名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作。

在《青雲之軸》中,有一段描寫陳俊仁在東亞路上向即將回國的外國老人購買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老人最後的問候詞是「祝好運!」(Good luck)而非「再見」(Goodbye)的場景,雖然不確定此事是否真實發生過,然而一樣喜愛閱讀福爾摩斯的同好,卻因為戰爭而如此相遇的場景,著實令人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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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陳舜臣短暫地居住在台灣。那段時間裡他讀較多的,或許是中文作品吧?

回到神戶之後,陳舜臣自言進入了「亂讀的時代」,也就是什麼都看的時期。他在自傳裡憶及此時讀了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與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作品的新譯本。

然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談到約瑟芬.鐵伊(Josephine Tey)的部分。

陳舜臣說,他回到日本一陣子後,鐵伊因《時間的女兒》出版而成名,此事令他發現歷史與謎團之間的濃厚因緣。「想要爭論歷史的話,材料應該要多少就有多少。」陳舜臣這樣說。

若說他的歷史小說是「史料、作者推理與作者虛構的混血兒」,那麼推理小說大概就是「作者虛構、史料與推理的混血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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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約瑟芬‧鐵伊。圖片來源:http://bit.ly/1mXQGvM

因此,在閱讀陳舜臣時,「歷史感」會是用來形容他作品的一個關鍵詞。

所謂的「歷史感」不僅是以歷史事件作為背景或故事主軸,更重要的是,他在寫作上習慣將個人的小歷史放置到更大的時代脈絡之下,以現代人容易理解的邏輯(比如從商業貿易的角度)去解釋為何個人會/能有這樣的選擇。

自然,此種詮釋容易招來「以今非古」的批評,然而對於一般讀者來說,確實是能夠貼近人心且獨具一格的描寫。而且,考慮到陳舜臣本人的戰爭經驗,他應該也非常能體會同樣身處亂世的古人的心情吧。

在以《枯草之根》出道後,陳舜臣陸續發表了《三色之家》、《弓之屋》(弓の部屋)、《方壺園》(方壺園)、《憤怒的菩薩》、《割破》(割れる)、《天外天》(天の上の天)、《托月之海》、《黑色喜瑪拉雅》(黒いヒマラヤ)、《未完》(まだ終らない )、《白泥》(白い泥)、《逝去的桃花源》(桃源遥かなり)、《神戶這個城市》(神戸というまち)、《焚畫》(炎に絵を)、《崩壞之影》(影は崩れた)等作品。從這批早期作品中,其實就能窺見陳舜臣「從神戶到亞洲」、「化歷史為謎團」,以及轉化自身生活經驗的書寫姿態。

《弓之屋》的舞台設置在神戶的「異人館」。

故事描寫在「弓之屋」觀賞煙火的男子,在電力突然中斷的時間點被毒殺。他是怎麼被殺的?《憤怒的菩薩》發生在台灣新莊,講述自日返鄉的青年楊輝銘到妻子娘家省親,卻捲入了大舅子林景維的生死之謎中的故事。《黑色喜瑪拉雅》的故事場景則位於印度、西藏與尼泊爾等多國勢力交錯的邊境小鎮。

故事描述日籍攝影師長谷川在當地喪生,其友毛利認為長谷川之死頗有疑點,便著手展開調查。森村誠一曾讚賞此作融合了社會派對人性的關懷與本格派精巧的謎團設計。

同樣滿溢著社會派風味的,還有以六○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為背景,描寫公司職員偶然遇上命案成為嫌疑犯,因過於害怕而一邊逃亡,一邊被迫找出真兇的《天外天》。

台灣已有譯本的《托月之海》,則以朝日莊房東小西耕造為經、小西前東家所藏的陶壼「滄海之壺」為緯,展開「祕密是否應該永遠隱藏」的辯證,對於「惡之起源」,有精準卻又不失溫柔的辯證。

在此一時期,陳舜臣也出版了他首部關於神戶的散文集《神戶這個城市》,與描寫近代史的短篇歷史小說《逝去的桃花源》。前者展露出他對於神戶的熱愛,後者則初次顯現出歷史小說家的面向。

稍後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巨作《鴉片戰爭》,奠定了他歷史小說巨匠的地位。與此呼應般地,陳舜臣在推理小說方面的創作,也出現了更為濃烈的歷史之影。

在《逝去的桃花源》與《鴉片戰爭》之間,出版了《焚畫》和《崩壞之影》兩作。

《焚畫》以近代史大事件辛亥革命為背景,描寫一名普通的上班族葉川省三郎,從嫂嫂處得知了去世的哥哥一直想要洗清父親「偷竊辛亥革命資金」汙名的心願,踏上了探訪的旅途,最終尋得令人驚愕的真相。

本書機巧四溢,其峰迴路轉之處確也令人嘖嘖稱奇,為第五十六屆直木賞和第二十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的候補作品。作家本人曾說此作是他自認最精彩的推理作品。

推理作家出身的陳舜臣能轉向歷史小說的創作,並非偶然。

根據山前讓的說法,這是因為當時的編輯不再嚴格地限制作家創作的範疇,因而,除了陳舜臣轉向歷史小說外,多岐川恭也進軍時代小說、戶川昌子則轉向戀愛小說。此一現象背後,反映的是推理小說整體動能的下滑。

對此,普遍被認為更重視議題的社會派巨匠松本清張,指出推理小說中的社會與風俗議題壓過了解謎,而推理小說的當務之急,便是回歸解謎層面。

為此,松本於一九六六年策劃了「新本格推理小說全集」。而首波出版的兩部作品,即是鮎川哲也的《積木之塔》,與陳舜臣的《崩壞之影》。肩負著「復興本格」重任的《崩壞之影》,是以「破解不在場證明」此一正宗推理次類型為主軸的推理小說。

故事描述某公司會長在六甲山上的自宅中離奇被殺,其女友悠子的前男友、派駐泰國的前秘書深尾恰於此時結束外派,回到日本,並在悠子的請求下介入此案的調查。儘管松本清張的「新本格」在現今看來並不「新」,但這批作品的水準,卻是毋庸置疑的。

本作後來在一九七六年改編為電視劇上映。《崩壞之影》後,陳舜臣以《渾濁的航跡》(濁った航跡)再次獲得第二十二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候補,本書描寫的是販運女性到東南亞的人口販子捲入殺人事件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陳舜臣以《青玉獅子香爐》獲得第六十回的直木賞,為繼邱永漢後第二個獲得此獎的在日台灣人作家。該作描述玉器師傅李同源耗盡一生心力雕刻的仿品青玉獅子香爐,在故宮搬遷至台北的過程中謎樣地遺失了。李同源下定決心,要查明香爐失蹤的原因,並找回他視若生命的香爐。

獲得直木賞的隔年,陳舜臣以《再見玉嶺》和《孔雀之道》兩作並列獲獎的形式,終於在第五次入圍時奪得了第二十三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

《再見玉嶺》描寫中日戰爭時滯留北京研究美術的入江,因偶然看到玉嶺磨崖佛的摹本,而前往玉嶺考察。

在那裡,他愛上了當地女子李映翔。二十五年後,他重返玉嶺,當年橫亙心中的謎團,是否能解開?《孔雀之道》則以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日本人的混血少女露絲為主角。她在父母雙亡後,從英國回到日本生活,且在日本巧遇父母的舊識。不久,這名舊識卻慘遭殺害?本作曾於一九七○年改編為電視劇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中島河太郎的說法,此兩作之所以並列獲獎,是因為評審認為兩作各有優點,無法決定,最終只好兩作並陳——看到這裡,你是否好奇自己會比較喜歡哪一本呢?《再見玉嶺》纖細甘美,有著陳舜臣小說一貫的優雅魅力;《孔雀之道》則在推理層面上表現優異,最終的結局令人低迴不已。確實是頗為困難的抉擇呢。

在拿到「推理作家協會賞」後,陳舜臣摘下了「三冠王」的稱呼。在一九七○年創下的此一成就,在當時的文壇可說前無古人。

一直要到桐野夏生在一九九九年、東野圭吾在二○○五年獲得直木賞,才有第二位與第三位「三冠王」的誕生。此後,他獲獎無數。一九七一年以《鴉片戰爭》獲「每日出版文化賞」、一九七四年獲神戶市文化獎、一九七六年以《敦煌之旅》獲以獎勵散文為主的「大佛次郎賞」……。

最終,在一九九二年,日本政府有鑑於陳舜臣的文藝成就,頒給他勳三等瑞寶章。

從有志青年到退休廚師與業餘偵探:陶展文

令陳舜臣揚名立萬的起點,是偵探陶展文。

陶展文是「華僑裡少見的陝西籍」,在《枯草之根》登場時已年屆五十,然而書中描述,他因為保養得宜,看來只有四十幾歲。陶展文在父親任官的福建長大,高中之後到了東京,大學攻讀法律。返國後,不知為何又來到日本,與名為節子的日本女性結婚,開了料理店「桃源亭」,有個名為「羽容」的女兒。陶展文在書中登場時,桃源亭的店務已大致交棒給姪子,處於悠閒的半退休狀態。陶展文的父親是拳法家,他也習得了此項技術。

此外,他還是個中醫師。在因緣際會下破了不少案件的陶展文,若是出現在你我身邊,應該是個親切,卻也讓人看不太透的大叔吧!

陶展文的系列探案,除了《枯草之根》外,另有《三色之家》、《割破:陶展文的推理》、《虹之舞台》和短篇〈崩壞的直線〉(崩れた直線)四作。

《三色之家》是以陳舜臣熟悉的自家兼貿易公司為場景,描寫年輕的陶展文受邀到朋友家,卻意外捲入了廚師之死的命案與家庭紛爭中。本作也描繪了陶展文與日後好友朱漢生的相處過程。從《枯草之根》的熟稔鬥嘴,向前回溯到《三色之家》的相識不久,中間恍然一過三十多年的歲月,也令旁觀的讀者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歷史感受。

《割破》一書,描述香港姑娘林寶媛的哥哥雖然背負著整個家族的期待,前往美國留學,卻在數年前失蹤。後來林家接到消息,據稱有人在日本看到失蹤的寶媛哥哥,於是寶媛便趕到日本尋親。

此時,一名華僑實業家在旅館遭到殺害,從住宿名冊追查到的嫌疑犯,竟然是寶媛的哥哥。為什麼哥哥一聲不吭地失蹤,又為什麼要殺人?真的是他殺的嗎?真相是什麼?

《虹之舞台》則以印度廚師兼商人拉埃、其寶石生意與印度獨立運動,交織成壯闊又令人感到悲哀的故事。〈崩壞的直線〉描述在神戶的六甲山上,一名年輕的男性攝影記者被殺害,臨死前留下了神秘的遺言。他為何遭到殺害?遺言的內容又是指什麼?本作是以「死前留言」為謎題核心的次類型佳作。

陶展文系列不過四本,即有兩作未曾中譯,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而綜觀陶展文的一生,從《三色之家》的有志青年,到《枯草之根》裡為人練達的初老神探,非我所願卻又隨遇而安的人生,與作家本人的距離,似乎不如想像中的遙遠。

陳舜臣本人曾說,陶展文的許多特點,是源自於他本人的缺憾,比如陶展文的強健,即是對自身幼時孱弱的彌補。然而彌補之外,或許神似之處也不少吧!

在陳舜臣過世後,遺族在整理稿件時找到一份以〈桃源亭綺譚〉為名、具有日記風格的筆記。在其中,陳舜臣描述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料理,或許是要讓陶展文大顯身手的菜譜?然而,隨著作家的逝世,如今再難一睹這些料理將搭配的精緻故事。對於熱愛陶展文探案的讀者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繼續閱讀:再見陳舜臣──陳舜臣的推理世界(下)

再見陳舜臣──陳舜臣的推理世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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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那(推理評論家)
上篇從陳舜臣的家世生平開筆,青年的陳舜臣本已在學術中找到位置的自己,在命運的操弄下,又被拋回苦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可為是陳舜臣的人生轉捩點,因為身為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人,面臨國籍轉換的問題,最終失去了在日本從事學術工作的機會。因為照顧病中女兒的契機,陳舜臣閱讀了大量的推理小說,開啟了創作推理小說之路。陳舜臣心想:「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陳舜臣以《枯草之根》(1961)獲得七屆江戶川亂步賞、正式出道,就這樣開啟了創作之路.....
上篇由此去:再見陳舜臣──陳舜臣的推理世界(上)

鮮為人知的其他偵探與短篇連作

除了台灣熟知的陶展文以外,陳舜臣筆下,其實還有一些較不為人知的偵探。

如在《白泥》與《未完》兩部小說中都有出現的竹森警部。《白泥》講述神戶貿易公司「傑克遜」運抵新加坡的寒天貨櫃中,竟發現了名為「常岡新一」的男性屍體。

他為何被殺?

《未完》則起源於印尼財閥源益隆公司的職員賀承邦在神戶失蹤的案件。賀承邦失蹤四個月後,其欲投資的化學公司的職員,在坦承自己謀殺了賀承邦並埋於山中後自殺。而自殺者的遺體被發現時,上面不知為何有著鮮艷盛開的熱帶植物……。

此外,連作短篇集《長安日記:賀望東事件簿》(長安日記 賀望東事件録)中,僑居唐代長安的日本偵探賀望東,也是一個例子。為了調查自己身世而努力發展偵查能力的賀望東,與雖然沒有解謎的腦袋卻能詳實描述事件、又恰好是主管治安的金吾衛一員的遙大鯨,初登場便解決了在鴻臚賓館發生的命案。此後便活躍於當時的國際大都會長安。

在本書的後記中,陳舜臣曾說他「留下了伏筆,即有可能還要出一本續集」。可惜後續並無下文,而今已成絕響。否則,賀東望或許又是一個如同陶展文般,令人印象深刻的神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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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長安日記》外,陳舜臣另有數本相當優秀的短篇連作集。所謂的「短篇連作」,指的是由短篇串連起來的小說集。它與「短篇集」的差異,在於「短篇連作」所收錄的短篇與短篇之間具有橫向的連結,如共同的時空背景、人物、事件等,而「短篇集」僅是將數個短篇編輯整合,收錄的作品各自獨立,不具有連結性。

因此,在閱讀上,「短篇連作」可說同時具有短篇小說特有的精巧感,以及長篇小說的滿足感。而如陳舜臣這樣擅長以大時代作為背景,書寫人物在時代洪流之中的心思與心機的作家,短篇連作的形式,或許出乎意料地適合他也說不定——《柊之館》或許就是最好的例子。

《柊之館》是異常精彩的短篇連作集。故事的開頭,描寫在戰爭結束之後,柊之館的資深廚師應新進女傭的要求,講述戰前發生在此地外國人社區間充滿了謎題的各種故事。其中,有無傷大雅的襲擊事件,有找不到犯人、最終成為懸案的醫師謀殺案,也有國與國之間翻來覆去不知伊于胡底的間諜與反間諜案。

而當我們完全成為柊之館裡聽故事的小女傭、忘記先前未解決的謀殺案時,陳舜臣才變魔術般地揭開了令人唏噓的真相。《柊之館》各篇短小精悍,結合起來又是一幅時代群像,是我非常喜愛的作品。

其他的短篇連作,還有《青春的烙印:神田希望館》(青春の烙印 神田希望館)與《夏日海葬:神戶異人館事件帖》(夏の海の水葬 神戸異人館事件帖)。前者的故事圍繞著中國留學生位於神田的宿舍「希望館」而展開。標題「青春的烙印」,即是其中一名學生唐元儒的故事。

《夏日海葬》則描述主人公「我」早上去神戶的再度山上散步時,在路旁的茶館遇到了愛下將棋的兩位老人家,沖田源太郎和楊天平。兩人戰前都住在異人館因而相識,從此展開了長年的友情。「我」則從兩老處聽到了戰前異人館發生的各種奇異故事。這兩作都充滿了濃厚的神戶風情,至今未有中譯本,實在相當可惜。

最後,是我目前還無法判斷是否該視為系列偵探,但皆具有共同特徵的作品。

這些作品都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故事的主述者,且主述者的職業均為(台灣出身的)(推理)小說家。如〈鳴蟬〉(蝉が鳴く)、〈什麼也看不見〉(なにも見えない)、〈追蹤的報酬〉(追跡の報酬)、〈關於庫利科夫的回憶〉(クリコフの思い出)、〈第四位香妃〉(四人目の香妃)、〈旋風島綺譚〉等,均屬此類。受限於篇幅,此處無法一一列舉。

這些故事散落在各個短篇集中,並未特別集結,但設定上可看出作者夫子自道的痕跡,故在此補充。諸作中,尤以〈旋風島綺譚〉為最,敘事者「我」所列舉的出版作品,皆為陳舜臣出版作。一時間竟讓人有分不清此事是虛是實之感。

對此,陳舜臣在其自傳《半路上》中,則坦率地招認有些作品的主角或主述者確實是他本人。但雖說是本人,故事卻是虛構的,他強調這些作品並非以作者個人經歷為藍本的「私小說」:

成為小說家之後,也常以虛構的「我」的口吻來寫小說,尤其常用在短篇小說,但這並非「私小說」。我的風格是讓我以主角或是敘述者的身分登場於虛構故事。

這到底該不該算成系列偵探呢?為了避免爭議,此處不便遽下斷言。但若有一本集結這些敘事者為「我」的陳舜臣作品集出版,應該是讓人非常期待的事吧!

珠玉般的短篇集

短篇連作之外,陳舜臣也出版了為數眾多的短篇集。儘管短篇集在台灣似乎是不太受歡迎的文類,但陳舜臣的短篇,其實相當能體現他獨特的世界觀,而此一要求「簡練」的體裁,在陳舜臣擅長留白的寫作風格下,也頗能展現出以小見大的特殊風采。我個人也相當喜歡此類作品,以下簡單介紹:

《方壺園》,同名短篇描述在中唐的長安,富翁崔朝宏住在一棟擁有奇妙書庫「方壺園」的宅邸中。其食客,著名的詩人高佐庭,一日被發現死在密室狀態的「方壺園」中。兇手是誰?又是怎麼殺害他的?本作中的偵探詩人李賀的堂弟燈籠匠李標,揭露了詩人們鮮為人知的一面。除了〈方壺園〉外,本書還收錄了〈大南營〉(大南営)等其他五篇作品,故事背景從中日戰爭下的遼東、國共內戰中的福建,一直到蒙兀兒帝國時期的印度。本書為第十六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的候補作。

《望洋之碑》(望洋の碑)。同名短篇以返鄉的在日台灣人「我」為主角,「我」遇見了美麗的地主之女朱芳碧,同時聽聞她男友在外地身亡後,她的相親對象亦離奇死亡的怪事。本書另收錄其他五作,短篇集原題名為同時收錄的另一短篇〈什麼也看不見〉(なにも見えない)。

《紅蓮亭的瘋女》(紅蓮亭の狂女)。同名短篇描述在清國與日本的外交角力間,密探古川偶然被捲入貝勒爺的命案。本作為第二十二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的候補。而其中收錄的〈鉛之顏〉(鉛色の顔)一篇,也是以台灣為背景的推理作。

故事描述台灣出身的演員張阿火,在演出之外也經營賭場。當清法戰爭開打時,張阿火也招募了義勇軍加入戰爭,攻擊法國船隻「白朗峰」號。戰爭結束後,白朗峰號的水手長被殺,而嫌疑犯張阿火當時卻在舞台上表演,擁有堅實的不在場證明。

張阿火在史書上確有其人,即木柵出身的張李成(一八四二~一八九四),他在清法戰爭時率領原住民與漢人,打敗了法軍的登陸部隊,一戰成名。讀完本作後,不禁讓人好奇起歷史人物不為人知的那些面向。本作曾由NHK改編為戲劇「梨園海賊」。

同樣是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作品,〈沉沒於蘇門答臘〉(スマトラに沈む)則以文學家郁達夫最後的生死之謎為核心開展。另收錄〈空中樓閣〉(空中楼閣)等四作。

《夢幻的百花雙瞳》(幻の百花双瞳)。同名短篇曾收錄至光文社出版的《短篇推理傑作選50》中。故事描述廣東出身的丁祥道來到神戶,成了廚師楊朝堅的弟子。楊朝堅致力於重現店主范欽誠曾吃過的夢幻點心「百花雙瞳」。「百花雙瞳」到底是如何做出來的?本作在短短五十頁中刻劃了戰爭前後華僑社會的變動,實為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記錄陳舜臣與其夫人蔡錦墩對談的《美味方丈記》中,有一則關於此書的逸話。

蔡錦墩要丈夫為肉圓想出一個如「百花雙瞳」這樣具有詩意的美名,被陳舜臣以「做不到」給拒絕了。本作中收錄的〈神的准許〉(神に許しを)是以十八世紀在英國出現的「偽台灣人」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為主角的故事。撒瑪納札此人,對台灣讀者來說應該並不陌生。

其書《日本天皇之福爾摩沙島歷史與地理的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由大塊文化在二○○四年以《福爾摩沙變形記》之名出版,裡面描繪著一個台灣人從來沒經歷過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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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門檻中》(異郷の檻のなか)。同名作描述在舊金山唐人街,由一塊翡翠所引起的過往血案,一件歷史騷動中發生的悲劇,與頗具意外的結尾。另收錄〈囚人之斧〉(囚人の斧)等三篇以中國為背景的歷史推理中篇。

《崑崙河》(崑崙の河)。同名作描寫二戰後,被中國政府留用的「我」,作為學術調查隊的一員,往黃河上游追溯其源。過程中,捲入了一起謎樣的水難事故。本作是以中國廣大的陸地與國際城市神戶為背景的推理小說。另收錄〈枇杷樹下〉(枇杷の木の下)等四篇作品。

《六甲山殉情》(六甲山心中)。同名作描寫在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左右,六甲山成了自殺的名所,一年有超過五十人在此自殺。而兩名各有起因的男女,一同在秋天的六甲山中尋求自殺之所。本書的故事舞台均設置在神戶。另收錄〈夢幻的不動明王〉(幻の不動明王)等五篇作品。

《埋葬南十字星》(南十字星を埋めろ)。同名作描寫在閃耀著南十字星光輝的南美Z國天空下,被派到該處的職員「我」,目睹了意想不到的竊盜事件。然而,比起南十字星照耀下的天空,本作中收錄的〈良心的限度〉(良心の限度)更讓我眼睛一亮。故事背景罕見地設置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描述台灣香蕉輸出至日本時,日本的輸入業者與台灣「祕密審查員」之間的勾心鬥角。另收〈青年與幻影〉(青年と幻影)等八篇作品。

《杭州菊花園》(杭州菊花園)。同名作描述神戶華僑錢延真在故鄉杭州擔任菊花園建築師時,在城隍廟祭典的夜晚,委託他建造菊花園的富豪李巨元在庭院中被槍殺的故事。另收錄〈夢與財寶〉(夢と財宝)等六篇。

《海的微笑》(海の微笑)。同名作描寫富有的陶瓷收藏家在可疑的狀況下失蹤了。而印尼的小島上到底藏有什麼寶物?另收錄〈銀彈〉(銀の弾丸)等三篇。

《神獸之爪》(神獣の爪)。同名作描寫討厭交際的富豪遭到殺害,刑警循線逮捕了與死者有金錢糾紛的嫌疑犯,探知了兇殺案的前因唐三彩竊盜事件。然而,警官西脇卻覺得這背後另有文章……此案原來和民國初年的考古竊盜有所關聯。本作曾在一九八○年由鈴木清順改編為電視劇。另收錄〈王直的財寶〉(王直の財宝)等五篇作品。

《夜晚的齒輪》(夜の歯車),同名作講述志摩子發現她所痛恨的男人津村現在成了神戶某建築工地的主任。她手上握有菲律賓船員代替夜度資給她的手槍,亟欲報仇的她,究竟會怎麼做?另收錄〈闇海〉(暗い海から)等四篇。

《關於庫利科夫的回憶》同名作講述「我」的藥學學者好友在聽聞香港某件神秘殺人案後,自行展開推理的故事。另收錄〈第四位香妃〉等七篇。

這些短篇非但在時空背景上有大跨度的演出,體現了陳舜臣遼闊而深邃的歷史面向,其在推理類型上也相當多采多姿,一直以來卻極少受到關注。儘管陳舜臣普遍被視為本格派的推理作家,但他在犯罪與社會派的層面上其實亦著力甚深。這些短篇所呈現的形姿各異的作品,實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波瀾壯闊的長篇推理

短篇的優點,在於短小精悍、面目多元,然而說到深入淺出、醞釀深沉,長篇仍有其優勢。除了前述已經提過的作品,陳舜臣還有數本非系列推理作:《北京悠悠館》(北京悠々館)、《他人的鑰匙》(他人の鍵)、《凍結的波紋》(凍った波紋)、《失去的背景》、《黑暗中的金魚》(闇の金魚)和《燃燒的水柱》(燃える水柱)。以下做一簡單的介紹。

在上述的長篇中,《他人的鑰匙》和《燃燒的水柱》都是以神戶為主要場景的作品。

《他人的鑰匙》以戰敗後的神戶為背景,描述惡德企業家遭到殺害,住在外國長屋的居民受到了懷疑。《燃燒的水柱》則是故事時間軸橫跨戰爭前後,以神戶華人街為舞台的長篇推理作。主人公「我」是頗具自傳色彩的推理小說家,故事的前半,彷彿作者現身自道其戰前生活的心得。

接著,一場豪雨襲擊神戶,奪走多條人命,其中卻有一人並非被大雨所害,而是離奇死亡。未解決的謀殺事件,在二十年後是否會再度掀起波瀾?戰前古物商的離奇死亡,與今日中國富豪之死,其間到底有何關聯?

本作前半部彷彿是作者自身經歷的再現,以致評論家秋山駿(小林秀雄)在評論本書時,認為此種高密度的自傳書寫中突然穿插殺人事件的手法,可稱為「新型態的推理小說」。

《北京悠悠館》與《黑暗的金魚》的故事背景,都設在中國。

《北京悠悠館》描述在一九○三年、日俄戰爭的前夕,土井策太郎受外務省的委託,到北京與要人文保泰打好關係,以便爭取中國對日本的支持。土井在日本認識的革命青年王麗英此時恰好也在北京。一日,文保泰死於密室狀態的自宅「悠悠館」中。兇手到底是誰?本作巧妙地融合了推理、間諜與歷史小說的風格,個人相當喜愛,值得一讀。

《黑暗的金魚》的故事場景則設置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浙江省出生的留日青年童承庭,因資質優異,而被大資產家「永源昌」看上,出錢資助他的教育。學成歸國後,承庭致力於政治運動。之後,其妻遭到綁架,舊友也被殺害。經歷了這一切的承庭,將發覺令人驚訝的真相。

《凍結的波紋》和《失去的背景》主要場景皆設置在當代日本,然而其所牽連的葛藤,卻也都能往上追溯到中日戰爭。

《凍結的波紋》描述專營珍珠的寶石業者在神戶六甲山中拍攝廣告時,攝影師大上法心因由高處墜落而死亡。負責偵辦的刑警世能在調查此案時,又突然傳來大上朋友在琵琶湖的淡水珍珠養殖水槽中離奇死亡的消息。兩人戰前均在中國從事特務工作,此一經歷與他們的死亡是否有關?

《失去的背景》則講述研究員程紀銘決意前往日本追查祖父程沛儀將軍被暗殺的真相。

他找到了可能的嫌疑犯西野錠助,西野卻隨之遇害。被視為嫌疑犯的程紀銘,要如何洗刷自己的冤情?幕後又有誰在操弄?

由以上對各作的簡短介紹,可以發現陳舜臣在創作時的幾個特點。最明顯的,應該就是異族雜居、戰爭與貿易等元素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參照作家的人生經歷,則不難明白根源從何而來。此點也表現在其歷史小說創作的面向上。

從諸葛孔明到馬可孛羅,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戰爭、貿易與流動均為小說家關注的焦點。然而,有異於普遍將「流動」直接視為「流離」的觀點,陳舜臣通常是以「此心安處是吾鄉」、「日久他鄉是故鄉」的角度,正面地看待這些流動經驗,讓角色從這些經驗中獲得立身之所。

同樣地,陳舜臣也不受中國傳統士大夫觀念的影響,並未對貿易抱持鄙夷的態度,而是將之視為社會活動的一環、新觀念進入的支點,以及引發時代大事件的起源。這並非表示陳舜臣的小說中不存在商業的黑暗面,而是說他會更細緻地區別一般商業活動與惡質商業活動之間的分野。

最後,則是較少被提出的一個元素,由於陳舜臣的作品時常以戰爭作為背景,「間諜」與間諜活動在許多作品中,其實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憤怒的菩薩》正好包含了以上這三點。

憤怒的菩薩

《憤怒的菩薩》描述在日台灣人楊輝銘與新婚妻子林彩琴,在二戰結束後半年多搭船回台灣。陪妻子回娘家的楊輝銘,在妻子故鄉「菩薩庄」,碰上妻子家族裡一連串令人驚訝的變化,最終捲入菩薩山上發生的「準密室殺人」事件。成為第一發現人的楊輝銘,在暫時無所事事的空閒,以及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的好奇心下,開始了追兇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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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的作品,雖曾在九○年代經由遠流出版社引進,而成為一代人的共通記憶,但極為可惜的是,出於未知的原因,以台灣為背景的本作未曾出版,其「台裔/台籍」的身分,在當時台灣學仍奮力爭取主流認同的年代,尚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

由於陳舜臣一度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他的著作在台灣甚至曾被列為禁書。因此,在其創作巔峰、頻頻得獎的七○、八○年代,我們對於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近乎一無所知。

往者已矣。來者雖然遲了些,也總好過不來。

本次的中譯,選擇了陳舜臣的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自傳《半路上》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作為三部曲,在文類各異的情況下,出版目的也就不外乎是藉此讓台灣的讀者更加認識陳舜臣與他作為「在日台裔」的經歷,以及由其視角反觀席捲東亞的二戰與戰後經驗了。

對於陳舜臣而言,比起自傳,他或許更能夠自由地藉著相隔了一段距離的小說人物,來表達他自身的情感經驗吧。畢竟,在《青雲之軸》中,作家本人曾這樣說道:

我終於發現,正是因為要寫「自傳小說」,所以文筆才會停滯不前。既然如此,那我就改寫「自傳性小說」吧。(中略)加進一個「性」字之後,我總算能鬆一口氣了。這麼一來,終於能夠比較輕鬆地創作了。

如果僅是「自傳」與「自傳性」的差別,就能讓陳舜臣從揉碎眾多稿紙到回復正常的寫作狀態,那麼全然虛構的小說,是否能讓他更為自在地回溯那一段時間雖短,卻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莊年代呢?

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這大概也是《憤怒的菩薩》比《青雲之軸》與《半路上》要更早成書的原因吧。而儘管陳舜臣在設定陶展文與展開寫作之時,即已融入己身經歷,然而在本作中,那樣的融合可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即便是在處理充滿激情的場面,陳舜臣的筆鋒亦常予人悠然淡遠之感。但在本作中,敘事者的情感卻多少衝破了那樣的筆法,而顯得格外醒目。若搭配日後的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與自傳《半路上》來看,當更能體會作者本人當時的經歷,是如何撼動了他的人生。

這樣的震動,在倏忽一甲子後的現在,終於能夠藉由翻譯傳遞到我們的心裡。然而,我們是否準備好去真正撫平那樣的愴痛了呢?

近日,因陳舜臣而多次走訪新莊,試圖查訪出文本裡的標誌性地景。啟志書院就是明志書院應無疑義,但在小說中被主人公嫌棄過於華麗的祖師廟原型,是頂泰山巖還是下泰山巖?迎雲寺的原型,是山腳的西雲寺還是山頂的凌雲寺?

交互比對著老相片與百年地圖的同時,前方觀音山如同千百年來一般悠然佇立。

抬頭遠望,為此一風景而心生家鄉之愛的同時,一個疑問也突然擊中我——都說是「憤怒的菩薩」,但,翻遍全書,我卻還是無法釐清菩薩為何憤怒。

菩薩為何憤怒?

或者說,憤怒的,是菩薩嗎?

尋覓一段人與書邂逅的故事──讀《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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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Books: A Living History,以下簡稱《書的演化史》)告訴我們,書的演化既塑造人類社會,同時也被人類社會的需求推動。每一本書,都是偉大的文明產物。假使你是一位愛書人,很難不被作者所講述的龐大故事所吸引。

本書的敘事結構有很明確的時間軸,章節依序分為〈古典與中世紀〉、〈印刷的新文化〉、〈啟蒙時代與閱讀大眾〉、〈出版商的崛起〉及〈知識的普及化〉,各大章再細分十餘項主題,以具體案例呈現書本發展史上的重要時刻。作者透過這種安排方式,呈現出我們所熟悉的「書」,以及使用態度和取得方式,其實是歷經數十個世紀累積而成。

〈古典與中世紀〉便將書的歷史上溯至人類最早採用的書寫素材,如甲骨、竹簡、沙草紙、臘版、陶片等,這些都是為了記錄及閱讀訊息的多次嘗試。最遲至西元2世紀,出現名為「抄本」(Codex)的劃時代發明。在此之前,書籍的形式多為捲軸(Scroll),也就是說,每本書就是一張紙,閱讀時從左右兩側將捲軸攤開來看。

而抄本就是現代大多數書本的形式,將多張紙重疊後,再於側邊裝訂而成,翻閱時每頁皆為獨立頁面,這項看似微小的變化卻大幅改變了閱讀習慣。爾後,每本書都可以加上頁碼、索引等輔助搜尋工具,能夠輕鬆搜尋訊息,甚至空出一隻手從事其它行動。

《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約四世紀完成,是世界上最早一批的抄本書。 來源:http://goo.gl/1Za9c1

《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約四世紀完成,是世界上最早一批的抄本書。
來源:http://goo.gl/1Za9c1

抄本雖然方便,仍有許多因素使書本無法大量流通,例如在識字率不高的社會缺乏消費市場,居高不下的製作成本更是一大阻礙。抄本書有賴修道院中的僧侶花費數年時間一字一句抄寫,加上用動物皮革製作而成的書寫材質,使中世紀的書本同時是彰顯社會地位與炫燿財富的奢侈品。

中世紀修道院內的抄書員。 來源:https://goo.gl/ymz2WV

中世紀修道院內的抄書員。
來源:https://goo.gl/ymz2WV

書本進入一般家庭始於印刷術及造紙術的革新,這些發展及其帶來的影響,構成〈印刷的新文化〉主軸。

嶄新技術大幅壓低居高不下的製書成本,雖不至於便宜到每個尋常百姓家皆能購買,流通範圍卻足以大到直接影響整個社會,最顯著的案例莫過於16世紀的宗教改革。改革發起人馬丁路德,利用印刷術大量印製抨擊教宗、挑戰天主教會傳統的作品,特別是從拉丁文翻譯成德文的《聖經》,使教義解釋權不再由少數神職人員壟斷。

又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也是印刷機時代的受益者,精密的圖像解說也能放入書中,不用擔心手工傳抄發生人為錯誤。抑有進者,各種科學著作因為印刷技術得以大量流傳,掀起科學革命的浪潮。

16世紀之後的印刷機械,大幅減少每本書的製作成本。 來源:https://goo.gl/iFrfRu

16世紀之後的印刷機械,大幅減少每本書的製作成本。
來源:https://goo.gl/iFrfRu

用印刷機製作的德文版《聖經》,馬丁路德以此挑戰天主教會對於教義解釋權的壟斷。 來源:https://goo.gl/NRdk8P

用印刷機製作的德文版《聖經》,馬丁路德以此挑戰天主教會對於教義解釋權的壟斷。
來源:https://goo.gl/NRdk8P

《天體運行論》的內文與幾何圖案,附有大量幾何圖案與圖表是本書一大特色。 來源:https://goo.gl/S8FaKr

《天體運行論》的內文與幾何圖案,附有大量幾何圖案與圖表是本書一大特色。
來源:https://goo.gl/S8FaKr

書本的大量流通等同於各種訊息的快速擴散,這種現象也引起保守份子的擔憂,唯恐「錯誤言論」或「異端」帶來不良影響。他們的顧慮只是其中一種反應,有另外一群人,反而以更積極的心態接受書本大眾化的趨勢。在《書的演化史》的最後幾個章節,讀者可以看到支撐現代出版產業的元素,也就是閱讀大眾、書商與作家正逐漸出現。

受益於基礎教育的普及,有閱讀能力的一般大眾不斷增加,閱讀與藏書不再只是少數人才有能力參與的文化活動。敏銳的書商注意到不斷擴大的潛在市場,積極尋找能投大眾所好的稿件(通常是簡單易懂的通俗小說)與銷售通路。

作家在一開始的地位相當劣勢,幾乎不受著作權的保障,直到後來才漸漸改善,甚至出現以書寫創作維生的暢銷作家。大概在18世紀中葉時,以上種種發展就已相互交疊為相當顯著的書本流通市場。

因為書本的大眾化及多元化,也連帶改造都市結構,出現了前所未見新場域:廉價的平民化書店,以及人人皆可利用的公共圖書館。《書的演化史》如此形容近現代世界出現的第一批書店:「史上第一次,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買到同樣的流行書籍,從廣為人知的教義問答,到《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這樣的小說皆然。」公共圖書館也有相當類似的功能,各色各樣的閱讀群眾也能在此找到滿足所需的書籍,即便是教育程度最低的勞工階級。

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拉金頓(Lackington)書店。 來源:https://goo.gl/uLeBrG

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拉金頓(Lackington)書店。
來源:https://goo.gl/uLeBrG

僅有兩百頁左右的篇幅,而且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連結,加上大量精美圖片及簡單易懂的敘事,《書的演化史》不失為相當值得一看的歷史普及讀物。不過本書並未因此失去論述深度,仍有不少值得咀嚼再三的觀點,特別是「書的定義」。作者在前言提到:

書不一定得是一疊裝訂在一起、印有文字的紙──亦即我們今日最熟悉的傳統紙本形式。…我想要廣納所有的形式,從楔形文字手稿,到印刷紙本,乃至於數位化電子書,把書的歷史一路上溯到書寫系統的發明本身。這麼一來,「書」這個字就成了一種縮寫,可以代表過去的社會運用各式各樣的材料發展出來的諸多文書通訊形式。

縱覽本書會發現,影響書本演化的條件,從來就不只是原料材質、製作方式或寫作內容,更包含了人類試圖跳脫空間與時間限制,傳遞某段訊息的嘗試。如此一來,書的樣貌之多元複雜,絕非短短一兩段話即可帶過。在本書看來略為鬆散的論述結構中,其實是由此一理念貫穿全部。

在此脈落下,便不難理解作者在面對「書本的未來發展是否面臨危機?」之問題時,為何是站在較為樂觀的立場。就以最後兩個篇章〈電子書〉、〈一波又一波的數位化浪潮〉為例,討論到數位化時代的新科技,打破過去數世紀人類對於紙本書的長久依賴,這股看來已不可逆轉的趨勢,讓閱讀行為出現更多可能性。

作者相信,認為書本會開始沒落的人,常以最狹隘觀點定義書本不應該有什麼,而非試著去想書本可以是什麼,結論提到:

所謂的「書本的危機」其實往往指的是西方正典的危機,只是經過了偽裝。…過去60年來,舊有的文化階級逐漸被侵蝕,顛覆了「死的、白的、男的」作家此前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結果是,21世紀文學經典的輪廓都變得模糊許多,但是所涵蓋的聲音遠較從前多樣。聲稱書本面臨危機的人,往往也是對於傳統文化階級的消失惋惜最力的人。

如同《書的演化史》一再強調的,只要書本「傳遞訊息」的功能未曾改變,每個時代都會發展出其所能辦到,最有效率且最便宜的閱讀模式。墨守過去只會降低訊息的傳遞效率,反到違背了書本的存在價值。

時至今日,我們不時可以聽到「現在的人都不讀書」的見解,對此《書的演化史》更可提供一些重新思考的角度。依然渴望吸取大量資訊的眾人並非不讀書,但在數位化時代,他們閱讀的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紙本書」,這樣看來,反而是對「書本」的定義有些過於侷限。

當然,紙本書作為一種曾經大為流行,而且影響甚鉅的形式,有其獨特歷史意義,漸漸不受重視的發展趨勢難免令人惋惜。不過「數位化」所帶來的,確實讓許多人的閱讀行為更自由且不受限制,就像本書所言:「書本的故事,就是愈來愈多人能參與閱讀與書寫的故事。」

《書的演化史》以相當有趣的視野,重新檢視了人類對於書本的需求與感情,並點出不少值得深思的地方。書在未來世界一定會不斷演變,或許總有一天,人類終將迎向非紙本書的世界。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卻非書本的終結。

無論朝向哪種形式發展,只要人類渴望獲的訊息,書與人類社會便永遠脫離不了關係,而人類也不會停止製造、閱讀書本,就像我們的祖先在好幾個世紀前所做的嘗試一樣。

新法蘭西「剩男」與勇闖魁北克的女人們,如何改變了加拿大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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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 年 3 月 18 日,法國掌管財政大權的官員科貝爾 (Jean-Baptiste Colbert) ,寫了一封信給魁北克教區主教拉瓦(François de Laval)。信中,他高興地說:

「國王決定派出一支步兵團到加拿大,預計年底、最晚明年二月就會出發,這次肯定要殲滅那些易洛魁人(Iroquois)。」 

有「太陽王」之稱的路易十四(Louis XIV)在位期間雖然出兵次數不少,但派兵到加拿大這件事,這不僅是頭一回,而且也將徹底扭轉加拿大的歷史。

在此之前,法王對這塊北美殖民地幾乎不聞不問。雖然 17 世紀初期已經有一些法國人來到今日的魁北克地區,但他們大多數都是商人,眼看著河狸(beaver)毛皮利潤豐厚,不惜萬里迢迢來和言語、文化根本不通的印第安人做生意。

這裡說的印第安人,其實只是一個總稱。當時的印第安部落眾多,並沒有形成一個聯盟。不同的部落之間可能彼此結盟,也可能長期為敵。

他們各自也跟不同歐洲國家來的商人合作,像育宏人(Huron)就是法國人的商業夥伴,而育宏人的死對頭易洛魁人則是荷蘭人的盟友。畢竟打河狸毛皮主意的不只法國人,英國人、荷蘭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獨佔市場最好。

僧多粥少,最倒霉的就是河狸。在過度捕殺之下,河狸數量大幅下滑,人人覬覦的毛皮自然也隨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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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居,大不易?

印第安部落之間本來就有不少恩怨,加上毛皮的問題,更讓部落戰爭一發不可收拾。

賺錢優先的法國商人,為了維持跟育宏人的合作關係,也加入了戰局。不過,很快地,他們就發現自己處於劣勢,一方面,他們沒有政府的後援,缺乏充足的火力;另一方面,也是最致命的原因是,他們人手不足。

17 世紀後期的加拿大,從法國來的移民人數相當稀少。直到 1663 年為止,法國移民總數才 3000 出頭,其中約 1200 人是成年男性,剩下的只是老弱婦孺。儘管壟斷毛皮生意的百人公司(Company of One Hundred Associates),會定期從法國招攬契約工人到加拿大,不過大多數人在三到五年的合約一到期,就立刻走人。

儘管他們曾經動過留下來的念頭,但畢竟,這塊偏遠的殖民地既找不到合適的結婚對象,冬天又奇冷無比,再加上易洛魁人的威脅,當時的魁北克,怎麼看都稱不上是樂園。

與其留在這裡等死,不如回去相對舒服的法國。

可是,始終沒有壯丁來開墾荒地的話,法國在北美的這塊殖民地沒多久就會化為烏有,此地的居民遲早也會被屠殺殆盡。鎮日提心吊膽的法國移民,屢屢寫信給在大西洋另一岸的有力人士求救,有的人甚至親自前往巴黎請求援兵。

可惜,他們的聲音都石沈大海。

法國人跟育宏人並肩作戰,抵擋易洛魁人

法國人跟育宏人並肩作戰,抵擋易洛魁人

太陽王的軍隊

還好,身為路易十四謀臣的科貝爾慧眼獨具,看出北美殖民地的商機無限。

科貝爾堅信政府應該積極控制貿易行為。他認為,世上的財富是有限的,一國的財富若能增加,必然是另一國家有所損失。以當時的西班牙為例,雖然該國極度保護本國商業,卻能藉由掠奪其拉丁美洲殖民地財富的方式,來資助她欲征服歐洲的野心。

科貝爾告訴法王說,西班牙能,法國當然也辦得到。法國應該重視她的海外帝國;鼓勵殖民地發展;壟斷貿易網絡,讓荷蘭與英國再也不能從中得利;還有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經濟。

被科貝爾這麼一說,原本對北美殖民地興趣缺缺的路易十四,忽然發現魁北克的重要性。

於是,1663 年 3 月,法王正式宣布,將包括魁北克在內的新法蘭西地區(New France),納為直屬於國王的一省。同年 11 月,他派陸軍中將德他西(Alexandre de Prouville de Tracy)到魁北克監管新法蘭西政府的籌備進度,確保萬事妥當。

隔年,在科貝爾的建議下,路易十四將專利特許証,賜給由科貝爾成立的法國西印度公司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occidentales),透過這家公司來有效管理加拿大的法國殖民地。

法王跟他的大臣做了種種的安排,聽起來似乎萬無一失,但實際上,只要一天不解決易洛魁人的問題,路易十四在加拿大的投資等於是把錢往水裡丟。

於是,法王下定了決心,要向易洛魁人宣戰。

只不過,要跨越大西洋打仗,補給首先就是個問題,再加上官僚手續繁雜,所以,等了好幾個月,直到 1665 年 4 月 19 日那一天,法國才終於向加拿大陸續派出隸屬於卡西勇・沙利耶・黑吉蒙軍團(Carignan-Salières Regiment)的 1200 名士兵。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間為西元1643至1715年。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間為西元1643至1715年。

新法蘭西的「剩男」現象 

卡西勇・沙利耶・黑吉蒙軍團到達加拿大之後,總共跟易洛魁人發生過兩次戰爭。

雖然首次交戰結果是徹底的失敗,派出的 500 名士兵共有 400 人陣亡,但第二次交戰的結果卻讓易洛魁人願意議和。

1667 年 7 月,在五天的會談後,雙方簽訂和約,為新法蘭西帶來 20 年的和平。

自此,法國人終於可以控制聖羅倫斯河流域的毛皮貿易。他們也能透過貿易的手段,將法國商人跟傳教士安插在易洛魁人的村莊中,進一步掌控他們的新盟友。

不過,那一群打完仗的法國士兵呢?他們去哪了?

雖然法王相當鼓勵這群士兵留在殖民地,努力增產報國,但一如之前提到的契約工人,絕大多數的法國士兵還是選擇打道回府,最後只有大約 450 名官兵願意留下來。

他們之中,有些人運氣好討到老婆,只不過多半是老少配。

比方說,其中一個叫做侯內(René Gaultier de Varennes)的陸軍中尉,在 33 歲時娶了一個 12 歲的新娘。這樁年齡差距甚大的婚事,起因於新娘的父親皮耶(Pierre Boucher)。他當時雖然擔任三河市(Trois-Rivières)的長官,卻想全心投入毛皮生意賺大錢不過,跟印第安人交易風險很高,需要軍人當靠山,因此他看來看去,相中了侯內,想把女兒嫁給侯內,鞏固雙方的關係。

侯內對皮耶的主意雖然心動,他還是要求未來的丈人先幫他爭取到一官半職,而且提供他跟他未來的妻子在三河市的房子。兩人商量許久,最後達成兩人都滿意的協議,侯內跟皮耶的女兒終於在 1667 年 9 月順利成婚。

不過,法國商人的女兒終究人數有限。就算有,她們或她們的父母也看不上沒錢沒地位的士兵,更不用說契約工。

當時的行政長官讓・塔隆(Jean Talon)曾經統計過,包括卡西勇・沙利耶・黑吉蒙軍團的士兵在內,殖民地共有 719 名未婚男性,卻只有 45 名未婚女子。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對殖民地發展無疑是一個硬傷。

勇闖新大陸的女人們

為了解決殖民地人口不增反減的問題,從 1663 年起,路易十四便積極在法國本土招攬自願前往北美生活的女性。

這些女性絕大多數是來自於巴黎、魯昂等地區的孤女,極少數是寡婦。最年輕的約莫 16 歲出頭,最年長的則是 40 歲左右,她們之間的共通點是:貧苦無依,即使留在法國也不一定有美好的未來。雖然加拿大人生地不熟,但國王會負擔前往加拿大的旅費,附加一筆豐厚的嫁妝,到加拿大之後還有吃有住有老公,「不如就去新大陸闖一闖吧?」也許其中有些人是這麼想的。

於是,直到 1673 年為止,將近有 800 名的法國女性陸續抵達新法蘭西。由於是國王資助她們的嫁妝以及定居在殖民地的費用,這群女性被通稱為「國王的女兒」(Filles du Roi)。

我在本地一款啤酒商標上發現的「Filles du Roi」的畫像。(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我在本地一款啤酒商標上發現的「Filles du Roi」的畫像。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法國國王既然安排好女方,也得確保男方沒問題才行。

他因此下令,所有超過二十歲的殖民地男子,若不結婚,都要繳稅(「單身稅」有其來源?)。而拒不結婚的男人會被吊銷狩獵、捕魚的執照,也不准從事毛皮生意。即使如此仍不願意結婚的人,會被帶到森林中「放生」,只要他們能在森林中存活下來超過一年以上,他們就有不結婚的自由。

相反地,早婚的男女在結婚當天會得到政府頒發的一筆獎金,而多產的家庭每年都有津貼。

於是,在國王的強烈關愛下,「國王的女兒」一個個迅速出嫁。據統計,從她們抵達新法西地區到出嫁的時間平均不用等上半年。

起初,這群「國王的女兒」還不是很適應加拿大刻苦的生活條件,但她們終究撐了過來。當時的殖民地人煙稀少,自然資源充足,一旦習慣北美的環境,她們很快就能養兒育女,加上不允許墮胎的天主教教義影響下,有十幾個孩子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因此,如路易十四所願,新法蘭西地區的人口逐漸增加。

到了 1672 年,由於英法聯合進攻荷蘭,節節高升的軍費使法王不得不腰斬國王的女兒這項政策,但殖民地已經初具規模。18 世紀之始,居住在魁北克城與蒙特婁兩地的法裔人口,已經躍升到 15,000 人。

Les Filles Du Roi (Roy) par Annie Hamel

Photo Credit: AV Dezign@flickr

時至今日,北美的法裔後代,特別是魁北克地區的法裔加拿大人,其母系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這群「國王的女兒」。

2013年,為了慶祝「國王的女兒」抵達新法蘭西地區350週年,法國與魁北克兩地分別舉行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同年7月,魁北克省的文化與傳播部 (Ministe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 更指定「Filles du Roi移民新法蘭西地區」為重大歷史事件之一。

考慮到魁北克作為加拿大法語大省的地位,以及近年來魁省一些法裔政治人物頻頻以公投獨立作為選舉訴求,魁省對「國王的女兒」的重視實在是一個微妙的政治舉動。

延伸閱讀:Filles du Roi 協會 

清史研究的三個轉捩點──如何閱讀《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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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導讀:李仁淵

這本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威廉所寫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最大的貢獻就是將四十多年來英語學界清史研究的發展整合進一套層次分明的架構之中,因而在書介中強調這本書提供了相對舊模式的「修正派」(revisionist)歷史。

羅威廉是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

他本身的學術歷程便與70年代末以來對上述觀點之挑戰緊密疊合。

70 年代末羅威廉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於1980年取得博士學位,而這段時間正是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轉變的起始。此後羅威廉的研究課題從通商口岸的都市空間到山區鄉村的暴力與叛亂,從長江中游的經濟與市場到士大夫的經世思想,觸及清代歷史的不同面向。

同樣重要的是羅威廉在1992-2007年間擔任《晚期帝制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 的主編。這本原名為《清史問題》(Ch’ing-shi wen-ti)的期刊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基地,可說是美國明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期刊。這些條件得以讓羅威廉如同回顧自身生涯一般,把英語世界清史研究的成果展現出來。

在本書的〈導言〉,羅威廉便簡明扼要地勾勒出西方清史研究的三個重要轉向:社會史轉向、內亞轉向與歐亞轉向。

受了年鑑學派與歐美社會史研究的影響,清史學者嘗試以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理解清代中國的轉變,而非只注重政治與外交的結果。這樣的轉向帶領學者進入中國社會內部,尋找歷史變遷的動因,從而超越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二分解釋。

社會文化史對「族群性」(ethnicity)的解構讓清史學者重新注意到「內亞因素」在清帝國中的重要性。作為由滿洲這樣的少數族群建立的帝國,如何統治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和經營外藩與邊疆,得到了學者的關注,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將清帝國視為「另一個中國王朝」是否忽略了這個政體最根本的少數統治特質。

而世界史的取向則將清帝國在16至20世紀初期的發展放在歐亞大陸,與同時期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等陸權帝國做比較。這些帝國同樣地在前現代的技術下大幅擴張統治範圍,同樣面臨統治廣大領土與在文化上多元、社會結構上有所差異的人群,也同樣在20世紀初崩解。比較這些帝國興衰的共性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所謂前現代時期的歷史意義。

這三個轉向都讓我們重新思考清代的定位,後二者尤其讓我們將焦點聚集在清帝國的根本性質,從而合理化本書以「朝代」為主題的做法。

中國傳統史學中「朝代」是正史的書寫單位,然而在社會經濟史的發展之下,王公將相不再是歷史的唯一主角,而「朝代」是否可以總是可以當成預設的歷史書寫單位亦受到了質疑。許多深層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結構轉變往往不是可以用政治上的朝代更迭來畫界,如歷史家觀察到的中國從晚明以來到20世紀長期的連續性社會演變。

許多關鍵性的改變發生在朝代之中,讓一個朝代前後性質有很大的轉變,如安史之亂前後的唐代,或者是明初到明末間的變化。傳統的「朝代循環論」或「歷朝得失」又傾向將各朝視為並列的整體,然而其間時代相隔遙遠,歷史條件的差異甚大,有落入「停滯論」想像的危險。

然而近來對清帝國的重新評估,可以令我們以清朝為單位,整體性的評估這個中國最後帝國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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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採用的大清國旗(Source:Wikipedia)

這本涵蓋大清王朝兩百多年歷史的著作共有十章,大致可分為前五章(「征服」、「治理」、「盛清」、「社會」、「商業」)與後五章(「危機」、「叛亂」、「中興」、「帝國主義」、「革命」)兩個部分。表面上看起來各章以主題區分,實際上羅威廉選擇各時段最核心的議題發揮,也同時與時序相合。

在前五章中清帝國從建立到興盛,而後五章則是同樣的體制在19世紀之後遇到的危機與調適。

儘管各章的主題與時代不盡相同、對清史研究的不同課題有所發揮,然而隱然有一條主線貫穿整體,讓本書不是純然流水帳式的交待史實,或各章不相干的「美國清史各領域研究回顧」。這條主線或許是羅威廉個人的關懷,但也同時展現出美國清史研究的討論核心。

貫穿各章的主線仍是回歸到清王朝的性質問題,即作為異族統治的少數政府,如何以前現代的統治技術、相對規模甚小的政府機構,成功地統治如此多元的眾多人口與如此廣大的疆土;而清帝國所建立起來的這套機制,又如何從內部發生問題、並在進入國際社會後重新調整,這些調整又是如何導致清帝國的覆亡,結束中國這塊土地上長久的帝國制度。

與明朝相比,異族統治清王朝的轄下人口與土地都比明朝多出許多,更有新併入的、差異更大的邊疆地區。在建立一個統治機制、包含如此多元的疆域、史無前例的眾多人口上,以及從19世紀以降,面對之全球性挑戰,都讓清帝國與所謂的眾多「前朝」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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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與所謂的眾多「前朝」有所不同(Source:Wikipedia)

緊接著就是羅威廉展現功力的地方。

他在各章巧妙地整合當前紛繁的研究成果,融入流暢的敘述當中,而非呆板的論文摘要,另方面這些敘述又可關照其關注的核心課題。

前五章羅威廉講述了東北一個半農半牧的部族征服明王朝,吞併四方,並建立一套有效率之管理體制的歷程。在這個部分充分展現出近四十年來,特別在檔案等資料開放之後,英文世界對清代前中期歷史的研究成果。

不同於之前「專制傳統」或「壓制漢人」的敘述,羅威廉著重展現清帝國政府的彈性與因地制宜的特性,以及在行政與財政管理上的創新。

在模仿明代體制建立治理中原的官僚機制、並持續區隔族群的八旗制度外,中央有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等新機構和奏摺制度這樣的溝通管道,而對於漢族以外的地方則以不同面貌統治。

地方上清帝國以科舉等方式與地方精英合作、將許多公共事務轉移到非官方組織,而以相較而言規模很小的政府與很少的支出來維持行政運作,避免了前現代政體在統治領域擴張時遭遇的財政問題。在經濟上政府對民間的貿易活動干涉甚少,而讓民間發展出成熟的貿易網絡,即有干涉也是以市場力量,而非壓制性的手段。

這些彈性的方式讓清帝國在初期的協調適應之後,得以締造從康熙到乾隆的三朝盛世。

然而盛清時期的機制從乾嘉之際開始出現危機,也開啟了本書的後五章。

在這個部分羅威廉亦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對許多事件的評價和單方面的歸因加以修正。如對乾嘉以來的危機,羅威廉提出近年來的不同解釋。

除了外國影響外,也點明了土地開發減緩而人口過剩、原來的行政系統敗壞,以及全球性的銀貨供給減少等因素。對於鴉片戰爭、同治中興、自強運動和庚子新政等,也提供近年研究下較全面、平衡的評價。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Source:Wikipedia)

總體來說,羅威廉認為19世紀以降的清帝國無法度過危機的關鍵之一是面對危機與外來壓力,需要更多的行政力量介入與更多包括軍費、賠款與行政運作上的開支,而與原本的小政府模式相違。在連串的戰爭與改革之下,地方督府和地方上的非政府精英取得了更大的力量;而中央政府在改革中嘗試擴大政府規模,需要更多資金,益讓政府無法負擔。

同時在政府改革下出現的新階層,如新軍、學生以及深入地方事務的紳商,亦成為推翻原有體制的力量。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晚清以來一連串改革是前現代帝國對外面對國際社會,對內面對經濟與社會的管理需求,而擴大政府規模、朝現代國家邁進的一連串嘗試,這個趨勢一直延伸到民國之後的國民黨改革以及共產黨革命。

羅威廉選擇以帝國統治問題作為這本清代全史背後的主軸,最後呼應本書「中國最後帝國」的標題,討論帝國體制的結束。

一方面清帝國從16到20世紀初將前現代帝國的小政府統治技術發揮到極致,得以拓展疆域深入內亞,又同時管理充分發展的民間社會,讓財貨與人力資源合理的分配與流動。而另方面清帝國的覆滅也顯現出前現代帝國的極限,在被捲入國際社會後,小政府的體制無法負擔現代國家的行政與財政需求。

這些環繞著帝國統治的討論也回應了最開始提到的美國清史研究的三種轉向。

長時段的社會、經濟變化,及其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連是本書時代變遷的潛流。異於前朝的少數統治、多元帝國,與因此延伸的統治問題是內亞因素的影響。而最終對清帝國覆滅的討論則將清帝國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之下,考慮前現代國家在19世紀以降的國際社會中面臨的問題。

本書以「帝國」為中心,以帝國統治的問題切入,很有說服力地在有限的篇幅之內,呈現了清代兩百多年的歷史變化。不過想更進一步的讀者可能要注意到,全書相當有感染力的、對清朝歷史的大敘述並不是唯一的敘述方式。

徐揚《乾隆南巡圖》

徐揚《乾隆南巡圖》局部(Source:Wikipedia)

誠然以帝國為主體的觀點可以提供很有一致性的敘述,並將各種不同的研究成果涵蓋在內,但在這段時間的其他面向未必可在此框架裡充分展現。

如新清史學者可能會認為本書終究主要是以清朝對「中國內地」(China proper)的統治為核心,對其他非原屬中國的廣大領域不在整體的命運之內,只有在必要時才補充說明。世界史學者可能認為本書過於固守「中國」的疆域,除了進入中國境內的戰爭與貿易以外,還需要更多跨國流動的討論與全球尺度下的思考。

社會史學者可能覺得本書太重視國家因素、以帝國的視角出發,對常民生活、民間社會與各地紛歧的地方實踐有所忽略。而關注思想文化史的讀者可能會批評此書以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作為歷史主要的推動力,對於思想、文化展現,乃至於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著墨不夠深入。

這些反應很難說是本書的缺失,因為本書本來就不是對這段時間內所有課題的研究回顧,而是建基於過去的研究之上、主題式地呈現大清帝國的歷史面貌。

所有的論說都有其預設的框架,與其將未能包含在框架內的部分視為缺失,不如正面評價作者在此框架之下的解釋效力,並思考自己關注的部分與此框架的交鋒之處,可否產生新的火花。例如本書在不同篇章碰觸到資源與環境的問題,像是清代中葉後土地開墾殆盡造成的社會問題與人為引起的環境災難,我們又是否也能以更整體性的環境史視野,來觀察清帝國前後期的變化?

同時,讀者也必須注意羅威廉對於清史的統合是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這些研究固然反省了更早之前的論點,但也有延續之處。更進一步地說,新近的研究提供本書「修正派」的觀點,然而本書的整體架構並未與過去有太大的不同。

羅威廉本人是2002年出版之《劍橋中國史》第九卷「1800年之前的清朝」上冊中〈社會穩定與社會變遷〉(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的作者,書末也提及《劍橋中國史》的貢獻。

若與《劍橋中國史》涵蓋清代的第九、第十兩卷相比較,本書的章節安排與此兩卷的框架沒有根本上的差異。換句話說本書提供的是在以往框架下的修正觀點,另闢蹊徑、重新架構清代歷史不是本書的意圖。

《劍橋中國史》

《劍橋中國史》(Source:Wikipedia)

另外本書主要反映的是英語世界的清史研究,如〈誌記〉所說,為了一般讀者的方便,除非沒有適合的英語著作,否則援引書籍以英語為主。所以本書引用之英語以外的作品較少且舊,並沒有呈現非英語世界,特別是中文與日文學界近年來的清史研究。因此一些在中文、日文學界研究較多的課題(如思想史),在本書也不特別涵蓋。

總而言之,羅威廉總結了他那一代學者的成就,修正了前一代的觀點。

但對更年輕一代的讀者來說,或許可以思考的是未來中國自16 到20 世紀初的歷史還可以怎麼說,有什麼方式來架構?

對臺灣讀者而言,是否可以出現從臺灣出發的觀點,來補充或顛覆原來清帝國的大敘述?

而在學術交流頻繁、語言壁壘大為降低的當代,比較英語學界與其他學界的關注點除了讓我們看到彼此專長與不足之處以外,是否還可從這些不同視角提煉出更具說服力的論說?

不僅是言其所未言,而是將其所言處統攝在內,創造出更好、更全面的說法。而當然,這一切得從了解別人已經說了什麼開始。

本文摘自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之《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JACKET 01-3
本書將英語學界的清史研究精華置入整體性的框架中,
提供我們不同於教科書習見說法的清史敘述。

本書是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將四十多年來英語清史學界研究的發展,
整合到一套層次分明的架構之中,
呈現包括社會史轉向、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
作者從這些觀點出發,
把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
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來討論。

【行旅者的世界史】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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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全球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其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性的進一步考驗。」雖然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單,但也許道出了二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全世界要面對的新問題才正要開始。

由於去年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各家出版社都卯起來出版有關二戰的書。像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茉莉.曼寧(Molly Manning)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砲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約翰.托蘭(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這些書有的是談帝國,或是談中日戰爭時淪陷區的合作,以及描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比較少涉及二戰之後的衝擊。

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二戰的書當然不該只談戰爭期,有的重點則是放在戰後結束之後的世界發展。其中,就以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於2014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簡稱《一九四六》)最受矚目。作者謝別斯琛是位英國記者,曾著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蘇聯帝國的衰頹》。從這兩本書可看出,謝別斯琛特別著重在變動的關鍵那一年,所談的主題都是以年代當做是書籍的標題。

馬可孛羅-1946-立體書

身為記者的謝別斯琛,多年來報導過許多重大事件,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前蘇聯瓦解,一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存在問題引發的冤冤相報的報復行動。當他以史家的角度試圖找出這些事件和故事的根源時,都會回到一個時間點,那就是「一九四六」,戰後的那一年。就是這一年,為當代世界奠立了基礎。

在這一年,冷戰開始,歐洲開始以「鐵幕」為界,開始受意識形態主導,劃分為兩半。那是大英帝國聲望開始走下坡,印度獨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的一年;那一年也是猶太人創建家園的那年;一九四六年更是中國共產黨為打贏內戰,發動最後攻勢的一年,此後開始以大國姿態重現世界舞台的那一年。從這些現象來看,本書的主要觀點在探討一九四六年所做的決定的那些人,如何形塑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的研究區域雖然以歐洲為主,但研究方法卻帶有全球史的視角,因此同時也探討了一九四六年的情勢如何影響到亞洲及中東的未來。

在這些故事中,冷戰帶來的持續四十年的文明衝突,以歐洲最為激烈,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二次大戰時為了要阻止德國掠奪歐洲,雖然平息了攻勢,卻迎來蘇聯將德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有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漁翁得利,變得超級強大。美國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後,開始以世界性經濟、金融、軍事強權的身分稱霸世界。而亞洲大多處地方如東印度群島、越南、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紛紛開始脫離歐洲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一九四六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最害怕的事,除了挨餓與生病外,就屬擔心全球性戰爭再度捲土而來。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書寫脈絡下,作者用三十二則或長或短的故事,呈現出一九四六年的時代特色。在這些篇章中,他談論許多課題,像是:美國人世紀的到來;史達林與俄羅斯;德國的「零時」;成為冷戰重要舞台的奧地利;美加境內的俄羅斯間諜網;瀕臨破產的英國;史達林的莫斯科演說;冷戰宣言與圍堵蘇聯擴張的觀念;日本天皇的退位危機;戰後復仇與姦淫劫掠;驅逐德意志人;戰俘問題;美國人的國共調停;鐵幕的開始;伊朗危機;英國的印度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與難民;去納粹化的審判;希臘的代理人戰役;猶太人建國;波蘭的反猶屠殺事件;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美國的第一次水下核子彈試爆;巴黎和會與法國;美蘇與土耳其問題;加爾各答大屠殺;馬歇爾的使華調停失敗;裕仁天皇與日本新憲法;歐洲最冷的一天與絕望。每一則故事都將事件、人物、時代緊密地串連在一起。

The picture was published in the Jerusalem Pos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Hotel King David by Irgoun

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許多事件看似亂無章法的書寫,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每則故事的先後是刻意安排的結果。雖然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有很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相當細膩地以時序來呈現這些故事。從第一篇一月的〈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寒〉,這期間的大大小小事件,謝別斯琛都盡量以時間先後出現。在寫作技巧上,謝別斯琛和以往類似主題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具有記者追查新聞的敏感度及犀利的文筆,往往在書寫一個事件時,能夠透過不同人物所說過的話來烘托出當時人的看法。

就我而言,本書雖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非虛構寫作,卻能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將時代發展的脈動,深入淺出地呈現。基本上,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球史取向:雖然本書的書寫是以歐洲為主,但還是兼顧到中東、南亞、及中國、日本與台灣。雖然三十二個故事篇篇都能單獨閱讀,各自有各自微觀的故事重點,但若將觀看鏡頭拉遠,放到更大的時空脈絡來看,這些故事都與美國及蘇聯兩大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在〈後記〉裡,謝別斯琛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借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一九四六年是『決定之年』,美國決意將其影響力、意識形態和軍力擴及到全世界的一年。」蘇聯拜希特勒及美國之賜,赫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緊跟在美國之後。若不是納粹入侵蘇聯,二戰結束時,就不會有蘇聯占領東歐、中歐大部分地方,也不會具有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構成挑戰的帝國姿態。在戰爭時,給予蘇聯武器、糧食,以及工業實力者,正是美國。正如同謝別斯琛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始終具有輸出『革命的意志』,美國則提供他們輸出『革命』的工具」。

The Big Three pose with their principal advisors at Potsdam

波茨坦會議三巨頭:美、英、蘇三國政治領袖杜魯門、邱吉爾和史達林。

同樣的情況也可套用在中國身上,共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勝利,雖然與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有關,卻不如美國人不願無限援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關係來得大。中共之所以可以贏得內戰,這與美國的杜魯門及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有密切關係。

二、資料的豐富性:作者雖非專業史家,卻能蒐集各式各樣的史料與當代研究來呈現故事的多元性。在檔案方面,已經利用「蘇聯領導人檔案」、「波蘭流亡政府檔案」、「蘇聯外交政策檔案」、「德國聯邦檔案」、「CNN冷戰系列檔案」、「冷戰國家歷史計畫檔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與檔案」及「匈牙利國家檔案」等等。除了檔案,還大量運用已公開的文件,像是「德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文件」。他所使用的資料當中,最多的還是歷來學者們的專著,像是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一至三卷,以及跟《一九四六》的寫作手法很相似的著作,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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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鋪梗高手:作者的每一篇事件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在進行,既有敘事,也有析論。尤其是每篇文章的第一段,他會先來一段微觀的現場報導式前言,以一則小故事帶入整章要談論的核心,這種方式容易讓讀者有種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三章〈俄羅斯人〉,他寫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第四章〈零時〉:「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們仍在煤礦截面附近找到屍體。元旦三天前,在漢諾威東邊不算太遠的派內一地的煤礦場,下午班就要結束時,搭載礦工回地面的升降籠,在礦坑豎井裡墜落數百呎深,造成四十六名礦工死亡。」在〈古琴科事件〉這章,他說:「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

四、以人寫事:作者雖然以事為核心,但相當擅長用人物的對話來呈現事情本身或是對事情的看法,文中充斥著大大小小人物所說的話。像是〈零時〉這章,主要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納粹投降生效開始俗稱「零時」之後的德國發展。作者在描述戰後德國柏林城市的毛骨悚然的氣氛時,引用了一位在戰前住過柏林的軍人的回憶錄,這人說:「最叫人難忘的印象,不是視覺上的,而是聽覺上的印象。」又或是〈退位危機〉中天皇退位這章,麥克阿瑟提醒艾森豪,如果起訴天皇:「日本會陷入極大的騷動,……會引發報復心態……冤冤相報的循環可能要數百年才會結束……毀了他,這個國家會解體。」

Emperor Hirohito and General MacArthur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

五、以數字呈現歷史:要呈現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文字的敘述與人物的感覺書寫外,另外就是以數字來呈現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有關這點,我覺得多少有受到戰後歐洲史專家賈德著作《戰後歐洲六十年》的影響。譬如賈德書中提到: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生了十五萬至二十萬「俄羅斯寶寶」;光是柏林一地,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就有約五萬三千名無家可歸的小孩;在德國的美國占領區,一九四五年時,官方給一般德國消費者的每日配給僅有八百六十大卡,這和戰前的兩千多卡有極大的差距。

《一九四六》中也可處處見到以數字來呈現戰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生活變化。這場戰爭造成德國有形的東西幾乎全毀。超過五百五十萬德國人死於戰爭,戰後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民宅近二分之一遭摧毀,比一九四○年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的傷害還要大。此外,戰後的德國馬克一文不值,大家所認定每日使用真正的貨幣竟然是香菸,而且是美國牌子Lucky Strike。一九四六年初時,一包這個牌子香菸可換四盎司麵包,到了夏天卻買不到兩盎司麵包。

在難民方面:一九四六年春天,歐洲仍有四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包括有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人、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納粹送到德國的奴工。在收容營內,也可以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超高的出生率。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占領區的收容營,一個月誕生七百五十名新生兒。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猶太女人,三分之一已經生產或懷孕。當時有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法國醫生解釋說:「無聊是原因之一,在收容所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姦淫和劫掠的數字也讓人看的觸目驚心。除了強暴德國女人外,蘇聯占領下引發最大的民怨是要求龐大的戰爭賠款,這數目是一千兩百八十億美元。從勝利那一刻起,俄羅斯人就派「賠款小組」拆除德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運回蘇聯。據估計,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東德工業產能被奪走。美國人則估計在占領區內的前十五個月,蘇聯就拆走近八成的機器。蘇聯軍官的非正式劫掠也很讓人訝異,才占領不到一年,軍人就從德東運回了六千台鋼琴、四十九萬五千架收音機、十八萬張地毯、一百萬件家具、二十六萬多個壁鐘、十萬個火車車廂的各種建材及家用品、三百三十萬雙鞋、一百二十萬件大衣、一百萬頂帽子。對蘇聯而言,德國根本就像是一座巨型商場,隨他們任意搜刮。

人員的跨國移動的數字也值得關注,最受注目的是德國人被驅離的數字。戰爭結束兩年後,有兩百五十多萬德意志人被驅離出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有許多是先被關在集中營,再遭驅離,其遭遇就像戰時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所有德裔人都得在衣服上繡上大大的字母N。這些人不得進入公園,若想進入商店,只有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買完東西後才能進去購買。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德國人抵達美國及英國的德國占領區,以及有七十八萬多人抵達蘇聯占領區。這過程中,死亡人數說法不一,本書作者推估約有二十一萬左右,大多死於飢餓、疾病、監禁、毆打、虐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四六》書中,作者還點出不只是德國人被驅離,有許多地方都將非我族群者驅離出境。這之後,德國的人口比戰前還要多,一九四六年底時已經有六千六百萬。這情況相當特別,歐洲人口組合上的族群同質性,比以往高出很多。弔詭地是,希特勒曾夢想建立一個單一族群的歐洲,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時,拜德國戰敗之賜,這夢想似乎已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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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大審

儘管《一九四六》有上述這些特色,但仍有一些論點值得進一步商榷。

像是在〈這個中國泥沼〉這章,作者提到:「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關於這段日軍炸毀黃河河堤的說法完全錯誤。

事實上,一九三八年造成花園口黃河決堤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這在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中有清楚的交代。米德提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是他們,而非日本人幹下決堤。但是真相很快就廣為人知。」由於決堤造成約五十萬人的死亡及三百多萬的難民,雖然戰術上短期阻擋了日軍的進攻,但蔣介石政府深知內情曝光會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因此決定推卸責任,對外宣稱黃河是在日本人的空襲下才決堤的。就連外國媒體也沒能分辨事情真偽,當時的《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報導也誤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壞事。

此外,台灣讀者若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二戰後台灣在一九四六年歷史的話,可能會有點失望,作者僅在〈「把沙灌進鼠洞裡」〉簡單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首度踏上台灣島,一來是要準備後路,找尋新的據點進行軍事部署;另外也是要測試一下台灣人的忠誠度。事實上,有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發生的事,除了二二八事件有比較多的歷史書寫外,仍有一大片空白值得史家好好研究。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先讀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簡體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這本書。很高興馬可孛羅出版社請到翻譯好手黃中憲重新翻譯,讓我們有個新的翻譯本可看。兩個譯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優勢是什麼。首先,簡體版的英文題目有誤,封面寫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確的寫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譯文的精確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還是黃中憲的譯筆較佳。而在內容的刪節上,原書〈這個中國泥沼〉提到毛澤東幾乎未出力抗日,共黨種植鴉片來賺取暴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及支持高幹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礙於意識形態,陸版悉數刪除,光是這章的字數就少了三頁的篇幅,這做法明顯剝奪讀者知的權益。

如果你讀了這本《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對二戰後的世界發展還意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再去找伊恩.布魯瑪在二○一三年出版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來看,一個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個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兩者有許多重疊的地方。相較於謝別斯琛著重於各種事件的發生,布魯瑪則透過「歡騰」、「飢餓」、「復仇」、「回家」、「法治」、「教化」等主題來認識一九四五年所締造的世界。

這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關懷一個大的命題,那就是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嗎?還是如有些史家所說,全世界的對抗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走向終結?或許這些都不是,而是「這是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然而,不管結束了沒,一九四六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被狂牛症嚇壞之後,英國如何挽回消費者對食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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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食安危機,政府的應對措施竟是舉辦烹飪比賽,或是讓高官在鏡頭前大啖美食。

這不是台灣,而是被狂牛症嚇到手足無措的大英帝國……

英國風起雲湧的十年

福克蘭群島戰爭剛剛落幕,英國揮舞著戰勝國的旗幟而全國歡騰。沒有人想到接下來的 10 年裡,英國食品業即將面臨到風起雲湧的挑戰,更將恐懼傳播到了全世界。

1990 年,柴契爾夫人任期的最後一年,英國通過了《食品安全法(The Food Safety Act)》。此法最大的衝擊是將食品安全的責任歸屬於販售商品的零售商 [1],此法塑造了「賣家需對產品負責」的具體概念,並指出零售商需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認自家的食品是安全的。

可想而知,此法頒布之後,零售商為了確保上游原料的品質,便不再以最低價格作為交易的考量,轉向要求上游供應商提供認證,證明原料的生產過程安全、合法。

這種風氣上的改變,讓誠信的供應商能在市場上具備更強的競爭力,產業天平朝著「優質自主管理」的方向偏移。超商與有認證的農場交易,不但可在法律上站的住腳,更可藉此行銷自家的商品有更高的食安保證,提高了消費者對自家產品的信心!

圖片 1

英國在1990/06/29頒布食品安全法案,此法統整了過去數十年來關於食品的多項規定,包含標籤、責任歸屬和進出口等。此法本應提升消費者的信賴感,但沒想到數年後狂牛症的恐懼衝擊了市場的信心。

空洞的大腦

早在 80 年代,英國的農場裡陸續傳出有焦躁不安,具攻擊傾向的牛隻。困惑的牧場主向科學家求助,希望能找出病因。可惜的是除了在牛隻的大腦裡看到許多海綿狀的空洞外,剩餘的皆一無所知。這種致命的新型瘟疫被命名為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並在牛群裡快速傳播,到了 1990 年,全英國已將近15,000 頭牛遭到感染。

但更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大英帝國奇怪的政策和安撫民眾的方式。

英國紀念狂牛症的郵票 (Source: wikimedia)

英國紀念狂牛症的郵票
(Source: wikimedia)

面對逐漸上升的疫情,政府對外宣稱此病無害,希望安撫民眾;對業者卻要求立即撲殺病牛,內外不一的態度讓民心浮動不安。

媒體們給了這個疾病一個驚人的代號-「狂牛症(Mad Cow)」,民眾的信心隨著聳動的名詞快速地崩解!但英國政府依舊以官僚般的陳腔濫調應對大眾:政府資助廚藝競賽、農業部長在電視上表演吃牛肉漢堡,甚至,英國首相也公開宣稱人類絕不會染上此病……

儘管政治人物們一再保證食用牛肉安全無虞,但下令禁止食用的部位卻越來越多,互相矛盾的作法讓業者和人民越來越困惑。人類因食用牛肉而染上狂牛症的傳言逐漸喧囂塵上,1995 年更在一名年輕的死者大腦中發現海綿狀的空洞。

排山倒海的證據終讓政府低頭,終於在1996 年,衛生部長總算對外承認,牛肉正在毒害英國百姓 [2]

一夕之間全球譁然,英國牛肉成了恐懼的焦點,肉品業者赫然發現他們面臨了史以來最大的危機 — 該如何挽回消費者的信心呢?

引入風險概念,履歷透明化

面對危機,英國政府、供應商和零售商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措施。

政府的方法是:引入風險概念、更新法令,並實施更嚴格的抽檢。

而供應商們共同成立了公正的第三方組織-英國肉品安心組織(Assured British Meat/ABM),逐步地建立起肉品的品管計劃,作法是從農場、運輸、加工廠到市場都建立起一致的標準,並開放所有紀錄以供查詢,用公開資訊的方式表明肉品的安全性。而零售商則更注重食品的「可追溯性」,以及供應商是否有良好的第三方組織保證。

換言之,零售商傾向於和加入 ABM 的業者進行交易,使得優質業者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更加有利。這種標榜完全公開、嚴格把關的第三方組織能夠追蹤肉品從農場到市場的每一個步驟,而透明化的紀錄更提高了大家的信心。

於是從肉品業的透明管理下,整個生產鏈的縱向協調呈現了更緊密的生態,也讓食品業從被動的遵守政府法令,開始轉向自我制訂規格標準的另一種層次。

獲得認證的肉品,會得到如左圖紅色耕耘機(Red Tractor)的標籤。 (Source: Red tractor & simply beef & lamb)

獲得認證的肉品,會得到如左圖紅色耕耘機(Red Tractor)的標籤。
(Source: Red tractor & simply beef & lamb)

英國經驗有其值得所借鏡之處嗎?

台灣近年來發生了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食安事件,如:黑心廠商用塑化劑取代合法的加工劑、擅自添加銅綠葉素假冒高價橄欖油、混摻餿水油假冒豬油等,一再地打擊了民眾的信心,更削弱了食品業者和政府的公信力。而英國的食品業也曾面臨信任危機,他們的作法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呢?

從英國的作法中可以看到,不論是政府實施的新法,或是業者自行推動的改革,都讓市場的優勢逐漸地傾向了守規矩的供應商,讓優質的廠商有較高的競爭力,逐漸地在市場上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

而剛就任的蔡英文總統,在食安上提出了「源頭管理」、「生產管理」、「加勤查驗」、「提高懲罰」、「全民監督」五項政策,其中有許多令人期待的措施,如:將風險管理納入食安概念中、建立食品產銷資料庫、成立毒物管理所等。

食安五環. 蔡英文、陳建仁競選網頁

食安五環.
蔡英文、陳建仁競選網頁

但與英國相比,我國的食安五環概念仍偏向由政府單方面負責,試圖用更繁重的檢驗和懲罰,在數以萬計的廠商中挑出「劣幣」。面對數十萬間的商家,在有限的人、財力條件之下,成效恐怕難以讓每個人都滿意。

反觀英國的作法,讓本國內的食品市場轉型成「優質廠商擁有更高競爭力」的環境,運用零售商、民眾和媒體的力量,以市場機制自然地淘汰掉「劣幣」廠商(滅頂行動可算是範例)。

如果,食品市場能讓誠信的廠商獲得更多優勢,那麼廠商就不再需要仰賴虛無縹緲的「良心」,反而是實值的利益誘因來加強自我管理,這樣一來,不僅能夠減輕政府的支出,並且未來若有黑心廠商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汙染食品,消費者不需要等待冗長的立法過程,市場的風氣和機制就會自動地抵制黑心廠商,這種方式將比被動的等待政府修法、執法還要來得更有效!

***本文感謝泛科學編輯趙軒翎、上下游新聞網記者郭琇真和文化國小教師沈昭君協助。

[1] 此法的內容包含極廣,本文僅就一部分進行探究。

[2] 人也會產生類似狂牛症的疾病,稱為庫賈氏症(Creutzfeldt-Jacob Disease; CJD)。此病原僅限於遺傳和少數人吃人的案例,但90年代後出現了數起非遺傳性、又找不出病因的患者,更可怕的是患者們居住於有狂牛症疫情的英國,因此倍受聯想。此類疾病被稱為新型庫賈氏病(new variant CJD;nvCJD),被認為和食用染有狂牛症的牛肉有關。

參考文獻


【台語原來是這樣】「撒嬌」的台語漢字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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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台語跟華語之間差異沒有很大,說出來還可以會意,有些則是講出來、寫出來都天差地遠,如果對台語一竅不通,根本難以聯想在一起。

家裡有隻很討人喜歡的巴哥犬,名叫溜逗,最有療癒感的一點就是,無論你離開他視線多久,就仿彿是間隔一世紀般,會瘋狂轉圈圈、在客廳來回奔跑跳躍,然後撲向我。即使是出門倒個垃圾,短短不到五分鐘,走進家裡的瞬間也可以看到溜逗像是間隔一世紀的飛奔而來,瘋狂轉圈、前進後退的轉圈,然後躺在地上撒嬌。

有次,一如往常 Phang Phang 笑著摸溜逗的肚子,然後問我撒嬌的台語漢字是怎麼表示?於是便翻查字典,不得了,這個從小聽到大、已經習以為常的詞彙,漢字寫作「司奶」(sai-nai),仔細想想,其實連說法也有別於華語,並非是「撒嬌」直譯。只能說,我們已經講台語講習慣了,並不會意思到 sai-nai 跟撒嬌簡直如語言與語言之間的隔闔,直到一見漢字寫作「司奶」,這才意識到兩種語言有著極大的差異。

粉紅色小屋=司奶=撒嬌=pinkphangphang=dalang=phangphang=大郎頭=禾日香=故事

或許初見「司奶」漢字,做為撒嬌會感到奇怪,但若換個角度想,那是因為用華語思考、解讀「司奶」二字,腦中想的都是撒嬌二字的形象,若今天我們是以台語思考,首次見到華語「撒嬌」解,或許反倒覺得「撒嬌」二字奇怪了。

不過特別的是,台語在描述一個人在撒嬌,除了說「司奶」之外,也可以單獨用「奶」(nai)來形容,譬如:「伊閣咧奶矣。」意思是他又在撒嬌了,這時後僅用 nai 來表示,感覺語調柔軟、傳神貼切,無論是 sai-nai 或 nai 都極有聲音表情,似乎就像是肢體放柔軟的依隈在對方身上撒嬌,更像是嬰兒孩童在 nai 的時候,總會發出可愛的咿咿呀呀、牙牙學語的聲音。

我覺得就我而言, sai-nai 的配額大概在幼稚園是發揮到最大值,接下來即便想發揮也不得要領。sai-nai 倒也不是做作或是刻意吵著要糖吃這般,若是如此的 sai-nai 恐怕一點也不 nai 了,正如溜逗發自內心瘋狂轉圈圈、前進後退等著我們回家般,幼稚園時期也是如此天真活潑、踩著東倒西歪的步伐等待家人回家給予擁抱,這時候大概還會邊 nai 邊流下口水,記得家人如此回憶時說到:「 nai 到規喙規面。」這句話還頗難翻譯,大意是指撒嬌到整個臉都是口水啦!

說到幼稚園,台灣第一間幼稚園,是日治時期,在台南 1897 年成立的「共立幼稚園」,或稱台南教育會幼稚園、關帝廟幼稚園。可以說是台灣幼兒教育的開端,由於位在台南祀典武廟的六和堂,所以又稱關帝廟幼稚園,所以我們這次的插圖便以六和堂外觀一角為背景,似乎可以想像當是陣陣牙牙學語的 sai-nai 聲。

之所以稱「共立幼稚園」,是因為當時由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設立」的原故,1896年,台南在地士紳醞釀組成「台南教育會」,認為新式幼兒教育非常重要,於是在士紳蔡孟熊為首的遊說下,最後決議在台南設立幼稚園,這也是為何又稱之為台南教育會幼稚園。共立幼稚園的成立,最大的意義在於,以現代化的幼兒教育,取代當時舊有的傳統私塾。

至於士紳蔡孟熊呢?1895 年,日軍入台,巴克禮、宋忠堅牧師等地方士紳,受台南居民的委託,在黑夜中冒險與日軍交涉,也因如此,日軍最終和平進入台南城。而蔡孟熊便是當時與巴克禮、宋忠堅牧師同行的其中一人。

由此可知,士紳蔡孟熊對於在地的付出是非常盡其心力的,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共立幼稚園。無奈,這所早在1897年成立的第一所幼稚園,因營運的問題,三年後便宣告關閉,但在2013年終於在該處正式立碑紀念,也算是讓這件歷史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自從知道這件歷史,有時候在台南舊城區閒逛、經過祀典武廟,總會想像著百年前,這裡曾有一群 nai 聲不斷的孩童嘻鬧聲,時間的流動令人感慨,特別是知道越多在地的過去歷史,更覺得自己在整個世界時間軸的渺小。

發酵還是腐敗?──細菌無所不在的激烈生死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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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泉武夫

可長期保存食物

在沒有冰箱的年代,人們是怎麼保存食物的呢?第一個方法是「乾燥」。舉例來說,一隻生烏賊如果放個二~三天就會腐敗,吃下肚還可能引發食物中毒;但經過乾燥的魷魚絲卻不會腐壞,這是因為微生物無法存活在缺乏水分的環境裡。

一般來說,微生物平均大小只有五〇〇〇分之一釐米,每個微生物都由「半透膜」包覆,避免流失水分。當微生物觸碰到乾燥魷魚絲的那一瞬間,就會產生滲透壓,「半透膜」會轉變成「浸透膜」,微生物體內的水分通通被帶出體外,微生物便就此往生極樂世界……用鹽巴或砂糖醃漬也是同樣的道理,都是透過滲透壓將水分帶出,以消滅食物中的微生物。

除此之外,有利用煙霧燻烤的煙燻法,或用竹葉、柿葉包裹,再不然就是把食物埋進灰燼裡……前人或許是從各種體驗中想方設法,思考出這些保存花招吧!

發酵是細菌間的戰爭

最後,人們終於發現,「發酵」可說是非常優異的方式。事實上,如納豆這一類食物,幾乎可說是永遠不會腐壞。為什麼納豆、馴壽司(按:將魚肉、米飯加入鹽巴,經乳酸發酵後製成的壽司)、優格、起司、醋等發酵食物不會腐敗呢?

微生物的拮抗作用是最大功臣──微生物會產生一種「抗生物質」,阻止自己以外的微生物生長,甚至將其他微生物趕盡殺絕。

在同一個生長環境中,一旦某種微生物繁殖到一定數量,就會驅逐其他微生物,類似動物間搶地盤、爭勢力的情形。換言之,這是一場發酵菌跟腐敗菌間激烈廝殺的生死鬥,倘若發酵菌獲勝,就能完成美味不腐敗的食物;要是腐敗菌贏了,就會淪為一旦下肚就等著食物中毒的危險之物。

提升營養成分

發酵最不可思議的一點,就是食物會隨著發酵而增加營養。這是因為微生物在發酵過程中,會釋放出大量的營養素。

拿水煮大豆與納豆相比,發酵過的納豆營養成分可是大幅領先;此外,蒸熟的白米加上麴菌發酵做出的米麴,也比白米含有更豐富的營養。因此,古早的人們總是將發酵食物當成滋養身體的「補品」。最好的例子是「甜酒」。甜酒是在白飯中加入米麴與熱水,然後置於溫暖處釀造而成。

描繪江戶時代庶民生活的書籍《守貞漫稿》,其中有幅甜酒攤的圖與解說,內容寫道:「每逢夏天,京都大阪地區的甜酒攤就滿街跑。」

「每逢夏天,京都大阪地區的甜酒攤就滿街跑。」

「每逢夏天,京都大阪地區的甜酒攤就滿街跑。」

我曾經對這段敘述感到不可思議:「甜酒不是冬天才會喝的嗎?怎麼會寫『每逢夏天』呢?」後來我查了現代的季語辭典,更讓我驚訝的是,俳句中「甜酒」居然是夏天的季語!(按:俳句乃日本古典短詩,由十七個字/音節組成,分三行,各別為五、七、五字/音節。俳句中一定要有表示季節的季語,如春季的「流冰」、夏季的「蟬時雨」、秋季的「十六夜」、冬季的「水仙」等。)

我也試著調查《守貞漫稿》的時代背景,最後終於明白人們在夏天喝甜酒的緣由──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是四十六歲,夏天的死亡率尤其高。

順帶一提,我用很有趣的方法來調查這件事。我給東京農業大學的學生出了一項作業:「放假回老家時,到各個寺廟裡找尋江戶時代的墓碑,抄下上面記載的去世年月日。」透過這個方式,花了七年時間收集樣本數據後發現,七月~九月之間死亡人數最多。也許是因為當時沒有電扇、冷氣,老人家或病人無法忍耐夏天的酷暑,體力衰竭而死亡。

增添獨特的風味

大豆原本無臭無味,發酵之後製成味噌跟納豆,就散發出獨特的氣味;牛奶變成起司、小麥變成麵包,都會呈現香醇風味;透過釀造,日本酒與威士忌才會散發出獨特的芬芳。

不過,也有些釀造食物氣味薰天、讓人忍不住掩鼻。全世界最臭的食物是瑞典的「鹽醃鯡魚」罐頭,是將鯡魚發酵後裝罐販售的食品,堪稱全球第一臭。我曾用名為「Alabaster」的機器來測量發酵食物,這款機器能將氣味的強弱化為數值。測出來的結果:納豆為四五二,烘烤前的臭魚乾為四四七,烤過的臭魚乾是一七六七;我的襪子是二二〇,順帶一提,棒球社學生的臭襪子是四二〇。

來自地獄的鹽醃鯡魚罐頭

言歸正傳,說到瑞典鹽醃鯡魚的氣味……居然無法測量!最後只能挖出一點點,經過稀釋後,測量的結果仍高達八〇七〇!

此外,鹽醃鯡魚在罐頭中仍持續發酵,因此罐頭蓋子常膨脹起來,甚至有爆炸的危險,真可說是地獄級的罐頭!罐頭上還標註警語:「請先冷凍以減少氣體壓力」、「絕對避免在室內打開」、「開罐頭時請穿上可丟棄的衣物」、「開罐前,請先確認下風處沒有人」。

接著介紹瑞典鹽醃鯡魚罐頭的吃法。首先在罐頭上開個小洞,讓氣體排出。氣體排出四〇~五〇秒後,再用開罐器打開罐頭。這時會看到罐頭內容物彷彿還活著一樣,一坨腸子般的物體在氣泡中生龍活虎地蠕動著。瑞士人會面不改色、理所當然地挖出鯡魚搭配著麵包吃。

洪魚膾:請屏氣品嘗

除了瑞典鹽醃鯡魚,韓國有種把魟魚放進甕裡,經鹼性發酵兩星期製成的食物,稱為「洪魚膾」,飄散著阿摩尼亞的氣味。這可排名全球第二臭。

根據韓國文獻記載:「只要把一片洪魚膾放入口中,接著深深吸一口氣,一百人中有九十八人會瀕臨昏厥,其中兩人則差點小命不保。」真的是相當驚人!這種食物有強烈的阿摩尼亞臭味,讓人淚流滿面;然而,韓國木浦地區每逢婚喪喜慶,這道菜可是必定上桌的頂級昂貴食物,讓外人感到相當不解。

瑞典鹽醃鯡魚(上)與洪魚膾(下)

瑞典鹽醃鯡魚(上)與洪魚膾(下)

食物的「美味」來自氣味

發酵食品之所以有獨特的氣味,是因為各種微生物透過發酵,而產出特有的氣味成分。依據風土民情與民族性不同,人們對氣味也是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但對我來說,每一種味道都讓人胃口大開!畢竟,倘若沒有氣味,人類就無法品嘗出食物的美好滋味。你只要試著捏住鼻子來吃東西,就會發現「氣味」對食物的美味來說,有多麼畫龍點睛的效果。

最近市面上出現「沒有氣味的納豆」,對我來說,少了氣味的納豆根本毫無風味,根本難以下嚥。

不含一滴水的鮮美柴魚

柴魚這種食物,從古早時期就已經存在。平安時代的《延喜式》裡記載,當時已出現了柴魚的原型「鰹魚」這種可長期保存的食物。這種食物不會長黴,整條魚未經調味直接風乾,晾乾到整個硬邦邦的,通常用來煮成高湯。

如今柴魚的製法則要先經過燻烤乾燥,再經黴菌發酵的過程,這樣的製法從一六七四年開始。文獻《日本山海名產圖會》中,記載了柴魚經長黴的製作過程(下頁插圖)。

製作柴魚

製作柴魚

一六七四年,就是前面介紹過的荷蘭科學家,雷文霍克透過顯微鏡發現微生物的那一年。當時人類初次知道,地球上有這種肉眼看不見的細微生物存在。不過,江戶中期的人們,既沒有顯微鏡,也不具備化學知識,卻能運用「種黴」這樣的技術,利用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來發酵、製作柴魚,實在是令人讚嘆。

柴魚鮮味來源「胺基酸」

柴魚的優點,首先是能長時間保存,且具有濃厚鮮美的絕妙滋味。把削下來的柴魚片放在剛起鍋的白飯上,再淋一點醬油,光是在口中擴散的鮮味就能讓人扒完好幾碗飯!即使吃的是未經長黴工序的柴魚,含在口中的瞬間也能讓人感到一股鮮味,這是因為柴魚富含胺基酸,而胺基酸正是「鮮味」的主要來源。

本枯柴魚「小泉武夫節」

本枯柴魚「小泉武夫節」

歷經反覆的一番黴、二番黴、三番黴,黴菌用蛋白質分解酵素分解了鰹魚裡頭的蛋白質,並製造了許多胺基酸。而且柴魚菌還會產生核酸的一種,稱為「肌苷酸」的鮮味成分。也就是說,長過黴的柴魚之所以散發出鮮味,是因為有胺基酸跟肌苷酸存在。柴魚菌包括灰綠麴黴(Aspergillus Glaucus)跟匍匐麴黴(Aspergillus Repens)等,都屬於麴菌類,會將鰹魚裡的水分吸乾並累積鮮味。這些菌經常在堅硬的物體上繁殖。

順便一提,超市販賣的「鰹魚柴魚片」或「柴魚花」,通常只是把鰹魚燻過之後削成片的產物;真正經過長黴工序發酵的柴魚,會標明「枯節」或「本枯」。把鰹魚經過發黴工序製成柴魚,這種事只有日本在做;中國則是把豬腿肉經過長黴工序,製作成發酵食物「火腿」。

健康、不含脂肪

柴魚最常使用於萃取美味的高湯,而且用柴魚做出的高湯沒有半點油脂。為什麼原料採用油脂豐厚的鰹魚,卻能製出完全不油的柴魚呢?

原來,麴菌之一的柴魚菌將油脂全都分解殆盡了。柴魚菌在發酵過程中,會分泌出油脂分解酵素(脂酶 Lipase),將油脂分解成脂肪酸跟甘油( Glycerin),甚至將分解出來的物質也都消化掉了。因此,經過發黴工序的柴魚,幾乎都已脫去油脂。

西洋料理或中華料理中,經常把雞骨、牛尾巴、豬腳、豬骨等拿來熬成高湯,湯頭一定會漂浮一層油脂,而日本料理使用的高湯卻完全不油膩。而除了柴魚高湯之外,用昆布或香菇熬出的高湯也都是零油脂,這是世界各國料理中所看不到的。或許就是有了這樣的高湯當基底,才能打造出樸實優雅又纖細的健康日本和食。

自古傳承至今的健康食物

距今約一百年前,俄羅斯的微生物學家梅契尼可夫(按:Elie Metchnikoff,被稱為「乳酸菌之父」)透過醫學和生理學,首度驗證了「發酵食物有益健康」這個概念。

梅契尼可夫前往保加利亞旅行時,發現當地有許多超過九十歲的長者;於是,他調查這個區域長壽人口的飲食方式,得知當地人將牛奶發酵後拿來食用;也就是說,多吃優格有延年益壽的功效──因此,優格成為第一種聲名傳遍全球的長壽仙丹。

優格:幫助消化、預防大腸癌

前面提過梅契尼可夫的「優格不老長壽論」,為什麼優格有益身體健康呢?

首先,優格的原料「牛奶」裡,含有豐富的優質蛋白質,經過發酵後更容易消化吸收。此外,還含有大量維生素B2(促進成長的重要維生素,能輔助生物體內許多重要代謝系統),不僅有豐富鈣質,經過乳酸菌發酵後生成的乳酸,還會跟鈣結合成為乳酸鈣,更容易被人體吸收。

動物的乳汁裡含有一種「乳糖」。乳糖一進入人體,通常會在腸道裡,由乳糖分解酵素(乳糖酶Lactase)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Galactose);葡萄糖會保持原狀,而半乳糖會在肝臟中轉換成血糖(Glucose),被人體所利用。但不少亞洲人的遺傳基因裡,缺乏能分解乳糖的「乳糖酶」,因此無法分解乳糖──也就是乳糖不耐症──這正是為什麼很多人一喝牛奶,肚子就會咕嚕咕嚕叫個不停。

對牛乳進行發酵時,負責製造優格的乳酸菌具有超強活性的乳糖酶,在發酵過程中就能把乳糖分解掉,因此就算是乳糖不耐症、無法喝牛奶的人,也能安心食用優格。

再者,從科學研究也得知,優格具備防癌效果。經常攝取大量肉類的人,相對容易罹癌,因為肉類蛋白質在體內分解時,一部分會受到有害的腸內細菌影響,引發胺基酸一連串氧化作用,製造出致癌性的硝基化合物。如果能多吃優格,好的腸內細菌就會排除壞菌,帶來整腸效果,能有效預防大腸癌和直腸癌。除此之外,優格還能有效抑制血液裡的膽固醇。

真沒想到,只是將乳酸菌用來發酵牛乳,就能帶給人類如此大的好處!

啤酒、紅酒:促進代謝、保護血管

啤酒的各種保健功能已受到人們認可;啤酒主要功效有改善胰島素阻抗、預防動脈硬化、促進消化器官運作、利尿等。利尿是由「啤酒花β酸」的生物鹼(Alkaloid)所導致,在德國有種無酒精的「孕婦啤酒」,可用來預防孕婦罹患尿毒症。

順帶一提,最早驗證出喝啤酒容易頻尿的人,就是軍醫兼作家的森鷗外(按:日本近代與夏目漱石齊名的大文豪)。

紅酒也已經被認證具備各種保健功能,除了能預防癌症和阿茲海默症,還能抑制高血壓、預防傳染病、抗氧化、抗發炎、抑制膽固醇、避免肥胖、防止DNA損傷、預防糖尿病、預防幽門螺桿菌感染,還能吸收脂肪、保護血管等。紅酒之所以有這些功效,是葡萄本身具備的成分,以及酵母發酵後生成的成分。

醋:預防老化

室町時代,已經有圖畫描繪釀醋人到城鎮兜售的場景,說明古人已經知道醋對人體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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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已經知道醋對人體有益

人們自古就食用醋至今,主要有四大理由。第一,醋有酸味。第二,醋有強烈的強大的殺菌力和防腐力,人們利用這個特性來製作醋飯、醃漬魚貝類,做成鹽醋醃魚或醋洗海鮮。第三,醋可用來消除食材的腥味、緩和鹽味、去除蔬菜的土味,並防止蔬菜變色。第四,人們透過經驗得知,醋具備一定的保健功效。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醋能讓身體變柔軟、有效消除疲勞,對動脈硬化或腦中風、高血壓有效;有些人覺得醋能舒緩肩膀僵硬,因此把醋當成痠痛貼布、消炎劑等。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並非每一項都正確。近年來的研究,透過醫學及生理學逐漸釐清醋所具備的效果。以結論來說,醋除了能抑制老化,高血壓患者若每天攝取,血液裡的膽固醇跟三酸甘油酯也能有效降低。此外,醋還能促進體內脂肪分解、預防糖尿病、避免肥胖、改善脂肪肝。

本文摘自大好書屋之《發酵是種魔法:飽嘗世界奇異美食,揭開納豆、醃鯡魚、臭豆腐的風味之祕
立體書封_發酵是種魔法:飽嘗世界奇異美食,揭開納豆、醃鯡魚、臭豆腐的風味之祕_9789862485279
是哪種神奇的魔法,
將「大白菜」變成酸辣鹹香的韓國泡菜?

甚至將一團團的細菌變成口感Q彈的椰果?
北極的因紐特人,如何將埋在地底下三年的海雀變成維生素來源?這味醃海雀還成為日本冒險家超愛的極品美食……

你從未想過的「發酵科學」
不僅能改善人人聞之色變的「PM2.5」
還能治病、增加能源、甚至將落葉變成食物
減緩全球糧食不足的難題

翻開書頁,立刻從納豆、臭豆腐,
及地獄級的罐頭風味中展開趣味探索!

爸爸的秘密遺產──七十五年不間斷的身體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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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爾.佩奈克(Daniel Pennac)

親愛的莉宗:

妳已經結束我的葬禮回到家了,想必有點難過,但是巴黎在等著妳,妳的朋友、妳的工作室、幾幅尚未完成的畫作、許許多多的計畫——包括裝潢歌劇院,還有妳對政治的激情、雙胞胎的未來、生命、妳的生命。

驚訝吧,一到家就收到公證人R先生充滿公文用語的來信,宣布他持有妳父親指名給妳的包裹。

好傢伙,老爸死後留下來的禮物!

妳當然飛奔而去。然而公證人交給妳的是個多麼奇怪的禮物:不折不扣是我的身體!不是有血有肉的身軀,而是我悄悄寫了一輩子的日記(唯獨妳母親知道這事,最近幾天)。所以說,驚訝吧。

我爸寫日記!你是怎麼啦,老爸,那麼崇高、遙不可及的你,日記?而且還寫了一輩子!

女兒,這不是抒發個人心情的日記,妳知道我一向對於檢視起伏不定的心理狀態頗不以為然。

此外,妳在日記裡也找不到任何內容和我的職業、我的想法,以及我的演說有關這些東西,套用艾提安誇張的說法就是——我的「奮鬥」,全都不在這本日記裡。沒有任何屬於社交圈與面對世界的父親。都沒有。

莉宗,這日記只屬於我那獨一無二的軀體,千真萬確。

由於我一向不是個多麼「肢體派」的父親,所以這日記會讓妳感到更加意外。我不敢說自己的孩子、孫子從來沒看過我赤身裸體,但很少見到穿泳衣的我倒是真的,更別說逮到我在鏡子前面炫耀我的二頭肌。

糟糕的是,我也不認為自己有多麼樂於親熱。要我向你們——妳和布魯諾,說出自己的小傷小痛,我不如死了算了——現下已成事實,但也算壽終正寢。「身體」從來不是我們之間討論的話題,更別說,我還讓妳和布魯諾自己去面對身體上的變化。

可別把這個現象看成是漠不關心或什麼特殊的羞恥心;生於一九二三年的我,不過就是我那時代的一介中產階級份子,屬於仍然使用分號的一員,永遠也沒辦法穿著睡衣吃早餐;我就是得一早起來洗了澡、刮了鬍子、穿戴好當天的服裝才能露臉。

莉宗,身體是你們這一代發明出來的。至少在使用身體、讓身體成為注意力的焦點這方面是如此。

不過,要是說到我們的心靈和軀體所維持的關係,恰如百寶袋面對穢物排放機,其中的沉默不論在今天或是我那年代都同樣沉重。如果我們再進一步鑽研的話,也許會發現最知道害臊的,反而是衣服穿得最少的色情片演員,或是脫得恰到好處的人體藝術家。

說到這還得提一提醫生(妳上一次讓醫生聽診是什麼時候的事了?),現在的醫生面對身體簡單得很,就是再也不碰它了。他們把身體當成細胞拼圖,身體是X光的、超音波的、掃描過的、分析過的,還是生理的、基因的、藥物的,以及製造抗體的工廠。

這個現代的軀體,大家愈是分析它、愈是暴露它,它就愈不存在。早已遭到廢除。存在和展示成反比。

我是為了另一個身體才每天寫日記;為了我們一路上的夥伴,我們生存的有機體。日復一日的記錄,這麼說也太過了;不需要以為它是鉅細靡遺的日記,它的內容不在於審查一個又一個的日子,反倒像是記錄一個又一個的意外。

(Source:The Shared Experience@Flickr)

(Source:The Shared Experience@Flickr)

說到意外,我們的身體是很大方的。

從我這一生的第十二年開始,直到第八十八年也就是最後一年為止,這中間時常會有大段的沉默,妳念的時候就知道了,在那幾段生命的沙灘上,我們的身體自然會被遺忘。然而只要我的身體向我的頭腦展示存在的訊息,他就會發現我手上拿起了筆,認真面對當天的意外。我運用手邊的一切,以最嚴謹的態度描述這些訊息,但不帶有科學研究的意圖。

我心愛的女兒啊,這就是我留給妳的遺產:它並不是生理學的論文,而是我的祕密花園,從許多觀點來看,其實也屬於每個人最大眾化的地盤。我把它交給妳。

為什麼指定給妳呢?

因為我愛妳。在我活著的時候沒有對妳說這句話也就算了,可是請務必接受我死後的這個小小心意。要是葛瓦還活著,我一定會把這日記交給他,身為醫生的他應該會覺得有意思,而且身為孫子的他會感到很有趣。我是多麼愛那個孩子啊!年紀輕輕就死了的葛瓦,以及如今成了外婆的妳,你們組成了我可靠的幸福行囊,是我邁向重大旅程前的臨終聖餐。

好了,情感抒發到此為止。

隨妳決定該如何處理這些日記本;如果妳覺得父親送給女兒這禮物並不合適就扔了吧,如果妳願意也可以交給家人傳閱,或是妳認為有必要將它出版。

若是最後這個選項,請務必隱去作者的名字——誰要當作者都無所謂,還得把人名、地名都改了,誰知道哪個段落也許就冒犯了某個人。

不需要全都發表,妳是沒辦法應付的。

再說了,這些年當中掉了好幾本,而且也有不少篇幅的內容完全是在重複,那些都跳過去吧;眼前我想到的,像是小時候我記錄自己做了多少引體向上,練了幾次腹肌,或是年輕的時候,把自己當成性生活的會計師,累積出一長串豔遇名單。

也罷,妳想怎麼做就全都隨妳吧,都好。

我是愛妳的。

爸爸

※※※※※※※※※※

親愛的莉宗:

接下來的四本,從三七年四月到三八年夏天,妳完全可以把它們跳過。

裡面只有我健身成果的表格(二頭肌、前臂、胸寬、大腿、小腿、腰圍……)。我在剛成為青少年的時候幾乎都在測量我的身體;一條布尺在手,我成了自己的人種誌學家和被研究的野人。

現在覺得很好笑,但我相信當時的自己確實一心一意要變成拉魯斯辭典中的那個筋肉人!自從童軍把我開除以後,每次放假紫羅蘭就帶我去畢亞克,在那兒我用砍柴與田裡的工作代替訓練。

馬內斯和瑪塔看著我這城裡的小孩覺得很驚訝,面對農村生活竟然會那麼認真。他們從來沒想過,我選擇的農務完全以鍛鍊肌肉為出發點:砍柴是為了二頭肌和前小臂,挑牧草是為了大腿、腹肌和背肌,追著羊兒跑與發狂地游泳是為了擴展我的胸肌。現在我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隱瞞了自己對理想未來的追求,但紫羅蘭可沒上當,沒有什麼能比和紫羅蘭分享祕密更令我感到幸福了。

對了,莉宗,由於我從來沒有對妳說過我的童年,我突然想到妳應該不太了解一開始這些充滿災難的情況:死去的父親、怒氣沖天的母親、遺棄在衣櫃裡的少年軀體,以及年僅十三的小子下筆有如一本正經的老學究。該是加幾句說明的時候了。

妳知道,我是來自末日的生命。

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無以計數的人在復員後苟延殘喘地活著,我父親也身列其中。他的心中充滿恐懼,肺部又遭到德軍毒氣的摧毀,儘管他嘗試要活下去但無能為力。他最後那段生命(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為英勇的奮鬥。我在他懷著重生的企圖中誕生。

我母親帶著拯救丈夫的念頭懷上了我。最能使他感到欣慰的莫過於孩子,孩子就是生命!

我可以想像他本來對這項計畫既沒心情也沒力氣,但我母親讓他適度地振奮了起來,於是我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這一天得以出場。真是白費了心力,因為我出生的第二天,父親的病又加重了。母親不原諒我們的失敗,不論是他或是我。

我不知道我出生前他倆的關係如何,但母親滔滔不絕的批評至今言猶在耳。他「過分擔憂自己的健康」、「不夠振作」、「什麼都不在乎」、總是「待在自己的世界」、讓她「孤零零」活在這個世上,「什麼都得靠她去想、去做」。這些對將死之人做出的責備,乃是我童年熟悉的旋律。

父親從來不做回應。

想必是出於同情——辱罵他的是個不幸的女人;不過主要還是因為筋疲力竭,他的消沉讓她看作是某種陰險的冷漠。

這個女人沒有從這個男人那兒獲得她所期待的東西,由於某種多慮的性格,擺在她眼前的狀態足以讓人活在怨恨、蔑視與孤獨之中。

即使如此,她沒有離開。

那個年代沒人離婚,或很少有人離婚,或說比今天少,也或許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家,或不會發生在她身上,反正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由於我的出現沒有使我母親的丈夫重生,所以她沒多久就視我為長物,嚴格說來就是沒用的傢伙,也就把我扔給他了。然而我愛這個人。

我當然不知道他快死了,我以為他的緩慢是再溫柔不過的表現,為了這個原因我很愛他,由於我愛他,所以我模仿他的一切,讓自己看起來十足像個病懨懨的小孩。

我和他一樣,動得少,吃得少,我把自己的一舉一動比照他最慢的速度進行,我的成長沒有任何分量,反正就是專心致志地忽略我的身體。我也和他一樣,常常閉上嘴,要不就是以溫和嘲弄的方式表達,所有的事都用深長的注視看著它們過去,目光裡盡是無能為力的愛。

那時我有個睪丸一直拒絕現身,彷彿我老早就決定日子只要過一半似的。到我大約八九歲時,外科醫生不顧它的意願讓它就了定位,但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是覺得自己的那一邊少了什麼。

母親把父親和我說成是她的鬼魂。「我真是受夠了這兩隻鬼!」

她每次把門摔上以後,我們就能在門的這一邊聽到這句話(她一輩子都在逃,但又始終留在原地,所以才留下了摔門的回憶)。

就這樣,我的前十年只有逐漸消失的父親陪著我。他面對我時似乎覺得抱歉,不得不在離開的同時把孩子遺棄在世上,因為人類的樂觀逼得他這麼做。不過他又不能讓我毫無防備地留下來,所以即使他很虛弱也沒有忘記要教育我,而且給的還不少,我希望妳能相信這一點!

他在世的最後那幾年意識逐漸消亡,而我的意識逐漸誕生,他最後的生命正是二者之間的瘋狂競賽。他要死了,但他兒子必須識字、寫字、知道陰陽性單複數的變化,要會數數、計算、思考、記憶、論理,還要恰到好處地閉嘴又不致少想了點什麼。這就是他的計畫。

遊戲?沒時間。再說,拿什麼體力玩呢?妳知道嗎,我就屬於沙坑邊上那種軟趴趴又怪裡怪氣的小孩,被他同類表現出的精力嚇得動彈不得。

「看看那一個,」母親用手指著我,「那是鬼的影子!」

嘿,女兒,妳那什麼表情!

知道嗎,我很早、早在識字以前,我就已經記住了許多寓言故事。父親和我會進行長時間的祕密交談,一起評論故事的寓意,他說那是我們的「小小哲學」活動。沒多久,他就在討論中加入了道德學家的格言,這些思想的水彩畫可以讓兒童從小獲益,前提是有人能為他做些注解,這正是老爸所做的,低聲為我說明,因為他的聲量愈來愈弱。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之中,只能和我說悄悄話了。

不過,我想這也是因為他樂於用朋友間吐露知心話的方式,為我展現永恆的真理。於是我很早就擁有了淵博的知識,我把這些知識視為遺產一般珍惜,它們來自獨一無二的愛。

妳和布魯諾小時候常常笑我,因為聽到我在繫鞋帶或洗盤子的時候,用隨口哼唱的方式背出一小段蒙田 的句子、霍布斯 的幾句話、拉封丹 的寓言故事、帕斯卡 的箴言、塞內卡的名句(「老爸自言自語,他在自言自語!」),妳還記得嗎?那些全都來自我童年時期的小小哲學對話。

到了六歲,該把我交給學校的時候,父親堅持要把我留在身邊。學區督察是札丹先生,我媽把他召來要他反對我爸的計畫,結果他對我的程度、我們那些悄悄話的範圍與多樣性非常驚訝,他給了我們自行決定的權利。等到父親一去世,母親就直接把我丟給國民教育,入學測驗把我編進六年級。

我讓妳自己想像一下我屬於哪一類的學生。

還得加上我的知識品質,我書寫與說話的方式像本書(低聲細語猶如王室顧問,還會用讓人生氣的粗體字強調論述中的重點),老師們最欣賞的尤其是我一手完美的公證人字體,這一點出於父親嚴謹的要求。他總是說,要讓人看得懂,不要讓別人懷疑你是要用潦草的字體,隱藏某個沒有把握的想法。

至於下課時間,猜猜看,如果老師不來保護這條可憐的小蛇蜥,同學們會為牠帶來怎樣的命運。

父親的死讓我成了雙倍的孤兒。

我不只失去了他,還失去了所有他存在過的痕跡。他走了的第二天,母親就把所有會讓她想起這個男人的一切都一抹而淨——寡婦偶爾會做這種事,因為她們痛苦得瘋了,或是自由得醉了。他的衣服拿去教區送人,居家用品進了垃圾桶或拍賣場。就這樣我成了他的幽靈!

(Source: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UofT@Flickr)

(Source: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 UofT@Flickr)

沒有任何、哪怕一丁點關於他的具體紀念,我在家裡晃蕩像個沒有實體的黑影。

我吃得愈來愈少,一句話也不說,對鏡子生出了十足的恐懼。

我幾乎感受不到自己的肉體,以至於鏡中的映像讓我覺得可疑(妳很機靈,常常發現我並不信任鏡子和照相機,我猜那是童年的恐懼造成的後遺症)。想到要從鏡子前走過,夜晚比白天更讓我不寒而慄,即使沒有一絲亮光能讓我看到鏡中的自己,我也沒辦法把鏡框裡有我影像的這件事從腦袋裡趕出去。

總而言之,親愛的女兒,妳老爸十歲的時候,體重沒有多少,問題倒有一堆。

所以母親才會先要我參加幼童軍,然後進入法國童軍團,試圖讓抽象的我從此擁有肉身。戶外活動和「體魄」!對我會有極大的好處(她說這句話時倒是沒有一絲諷刺)。

結果怎麼樣妳也知道了,敗得一塌糊塗。我們要是只帶著一顆睪丸開始奮鬥,那種地方可不是讓人功成名就的寶地。

可不,真正給了我實體、不因為自己體能感到羞恥、進而讓我成為愉快的帶種男孩的人,是紫羅蘭,她在我家打掃、洗衣服、做飯;紫羅蘭,馬內斯的姊姊,小喬、侯貝和瑪麗安的姑姑。我母親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傭人的忍耐力;剛召來不久,就被安上所有可知的罪名走了。直到有一天,紫羅蘭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因為她祕密領養了在這個家庭出沒、如同幼蛆的小男孩。

我在她的羽翼庇護下長大。

法國童軍團為母親減緩了由於我的存在而給她帶來的痛苦,等到失去童軍的教導後,紫羅蘭成了長期取代它的唯一人選,遇上學校的長假,她就帶我到她弟弟馬內斯與弟妹瑪塔的農莊,度過夏季漫長的幾個月。那時,紫羅蘭只不過是個便捷的解決方法,卻是我童年時期唯一的愛。在日記裡妳會看到,許多事常常和紫羅蘭有關,而且絕非她的死所能限制。

好了,生平注解告一段落。妳可以重新回到重要的記載上了。

一九三八年夏天,馬內斯與瑪塔的農莊。

妳會看見我的狀況已經好很多了。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之《身體的日記
YX0033
這是一個擁有國際聲望、聰明絕頂的嚴肅男人,
偷偷記錄自己從12歲到87歲的身體故事。
他把這些日記留給自己的女兒,
並希望能將日記獻給全天下女性。

不論我們或許多少知識,
有過多少經歷。
當我們面對身體的種種變化時,
我們終究都只是無措的孩子,
一個裝在身體裡的孩子。

超越民族國家框架,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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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永瑞

為什麼關注「作為帝國的中國(China as an empire)」?

進入後冷戰時期以來,為了說明國際政治局勢,學者們提出了「歷史的終結」、文明的衝突、全球化及重新解讀帝國等一系列的主張。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導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幾乎獨掌世界秩序。「帝國」這一概念正是為了說明美國這種霸權而被提出來的。之後,這一概念受到了超乎尋常的關注。在此之前,帝國被認為是「前近代性概念」,所以長期以來沒能在學界引起關注。可以說,「帝國」是最近才重新進入學者們的視野的。

(Source:Wikipedia)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導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幾乎獨掌世界秩序。(Source:Wikipedia)

但是用帝國來分析中國,似乎與上述學界的動態沒有直接的關係。

筆者認為,「帝國」概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說明中國的工具,是因為與逐漸衰退的美國經濟(尤其是二○○八年經濟危機以後)相對,中國逐漸崛起為大國,已經到了被稱為「G 2」的程度,因此更多人開始對中國的歷史獨立性產生了興趣,「帝國」這個概念也隨之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回顧過去,長期以來,人們更多是用「國民國家」這個概念來說明中國近現代史。

這一概念無疑對我們分析中國起到了重要影響。在二十年前,筆者也曾從「國民國家的形成與變形」的視角貫穿了中國的近現代史。

在此之前,學界對中國近現代的主流歷史認識是:清末,尤其是在清日戰爭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敗給日本以來,中國的文明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天下」到(萬國之一的)「國民國家」的轉變變得不可逆轉,當時的中國人也將完成這一轉變視為時代的課題;在中國人完成這一歷史課題的過程中發揮動力的正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

但是,筆者在一九九四年發表上述文章之際,韓國社會與論壇剛剛開始對二十世紀七○至八○年代盛行一時的韓國民族主義進行批判性探討。筆者順應這樣的思想潮流,試圖將民族主義與國民國家分離開來,分析其動態的結合過程,而不是將兩者的結合視為理所當然的結果。

後來,在世紀之交的一九九九年,筆者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更進一步著眼於國民國家「解放與壓迫的雙重作用」,將二十世紀中國史整理為:既是「國民的歷史」又是「國民被強制的歷史」,並提出二十一世紀對中國來說,是迫切需要「新的國家構想──即制約國民國家的強制性、啟動(國民國家的)解放功能──的時期」。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在韓國學界,裴京漢提出國民國家形成的這一視角是否適合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史的疑問。

同時,帝國這一概念也開始運用於對中國史的理解上。再後來柳鏞泰提出中華民族論具有「內化了的帝國性結構」;全寅甲通過「帝國性國民國家」的概念,主張從連續性的角度理解中國的傳統與近代。

筆者也試圖從帝國性的角度,將中華帝國秩序的變遷與由日本帝國以及美帝國主導的地域秩序進行了比較。這樣一系列的變化正是韓國研究者們想要主動地分析(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中國(與韓國)在世界地位變化的結果 。

此文在順應韓國學界這種嶄新潮流的同時,試圖闡明從帝國的角度而非國民國家的角度分析中國近現代史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

首先,本文將那些試圖用超越國民國家框架的方法分析中國(史)的主張(無論是否直接使用帝國概念)──朝貢體制論、文明國家論、天下論等,視為廣義的帝國話語,並對這些主張進行批判性的探討。

在進入本論之前,筆者想先對「帝國」這一處於不斷爭論中的概念進行簡單的整理。當然, 因為帝國這個概念極具爭議,所以這種整理也僅限於讓本文的主張更加明確。因為韓國不但沒有經營過帝國的經驗,而且還受過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韓國人很容易將帝國等同於帝國主義,進而對帝國持一種否定的態度。

但在本文中,筆者不願將帝國(empire)這一近代以後翻譯過來的詞彙當作道德評價的對象,而願意寬鬆地將帝國定義為,擁有廣闊的統治領域,同時常常表現出對外膨脹傾向的廣域國家。因為統治領域寬廣,所以帝國具有統合多種異質性(heterogeneity) 的寬容(或包容)原理。簡言之,帝國性的特點是寬容與膨脹。

考慮到這種界定會顯得太抽象,筆者打算先整理帝國與一些相關概念的差異。

帝國具有包容其領域內居民的多樣性和異質性的原理,抑或是「戰略性寬容」的特點,而這與強調國民同一性的國民國家是不同的。國民國家要求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的一致。所以,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那樣,國民國家不具備統合不同民族集團的原理。同時,帝國與國民國家在空間上膨脹後要求服從、進行掠奪的帝國主義也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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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Source:Wikipedia)

國民國家在空間上膨脹以後, 像日本那樣,雖然標榜為「帝國」,但實際上是以帝國主義的形式出現的。當然,構成帝國的各個要素之間不可能平等地結合,(帝國的)中心會對其周邊進行支配,即形成一種「中心──周邊」 關係,這種中心與周邊的支配──被支配關係成為帝國的基本結構。

簡單地說,帝國的中心,具有只介入帝國周邊的外政而不直接干預內政的傾向。

即便(暫時)這樣界定帝國,仍有尚待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其領域的範圍到底應該算到哪裡?

與國民國家明確的國境(border)相反,前近代的帝國,是用面狀的境界區域(frontier)來劃分其統治領域的。這一特點在中國的(統治)範圍裡也表現得十分清晰。

通常,理念上的中國帝國──天下(即世界)──與歷代王朝實際統治的現實中的中華帝國版圖是有區別,又相互重疊的。同時,實際統治的領域是通過與四夷接壤的面(即外境,一種被稱為疆域的灰色地帶)和其內部(非中國人)少數民族間的內境來劃分的。

那麼中華帝國的實際版圖到底延伸到哪裡呢?

我們不妨將內外境界區域裡的部分視為現實中的中華帝國。

但是存在於境界區域外部的周邊各國與中國帝國也締結了朝貢、互市、蕃部、條約等一對一的國家間關係,那這些周邊國家是否應該視為帝國的一部分呢?這既是歷史的問題,也是現實的問題。筆者想強調的是,現實的帝國與理念上的帝國的領域是十分流動的,在具體的狀況下,存在過前者試圖擴張到後者的傾向(即帝國性)。

筆者在此將原來中華帝國的版圖(China proper)擴張到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清朝領域──其中的大部分今天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視為現實的中華世界(的極限),將包含其周邊國家的圈域視為東亞地域秩序。當然,因為兩者有時會相互重疊,所以不能忽略兩者關係的可變性。

繼帝國的概念與領域之後,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從帝國的視角考慮中國有什麼優點。強調「作為帝國的中國」這一視角的白井聰甚至認為「如果不自覺設定這樣的視角,那麼,將無法加深對現代中國的認識」,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理由:

中國的前近代帝國沒有分解成多個國民國家,至今還維持著中世紀帝國的性格,這種特殊性決定著現今中國的存在方式,同時,如果說現代是從國民國家的時代飛速轉變為「帝國」 的時代,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中國原有的帝國的性格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進一步加強。

關於此引文的後半部分中提到的時代轉換的問題是否得當,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但這部分與本文的主旨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暫時放到一邊。但其前半部分提出的理由還是可以接受的。

從汪暉提出的,中國近代史中存在「帝國建設與國家建設之間的重疊關係」的主張中也可以看出,用來說明西方人的近代經驗的框架──帝國與國民國家的二元論,即帝國到國民國家的轉變──是無法說明中國人如此龐大而複雜的歷史經驗的。

即只用國民國家或只用帝國,無法說明中國近代以來的變化。因此,筆者也曾經用過「披著國民國家外衣的帝國」這一比喻。當然, 也可以像全寅甲那樣,用「帝國性國民國家」這個將兩個概念合而為一的詞彙來描述中國,同時也可以考慮使用其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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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Source:Wikipedia)

綜上所述,雖然帝國這個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但這一概念有助於說明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強調其獨立性。這正是帝國話語的第一個優點。

用帝國話語來理解中國時,我們能獲得的第二個優點是,(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研究中國史時容易陷入的問題,即傳統和近代的二分法(dichotomy),進而注意到傳統與近代之間的連續性。第三個優點是,可以確保一種將中國這一帝國與古今中外的諸帝國進行比較、分類的世界史視角,即便這種比較僅僅是形式上的。

最後一個優點是,可以充分顯現出中華帝國包容多樣性與異質性的原理或運作方式,也就是膨脹與寬容相重疊的帝國的運作方式。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帝國話語所導致的諸多問題。

首先,帝國這一概念(或形象)除了具備寬容之外,還具有膨脹的要素,因此有可能會喚起中國內外對帝國負面的歷史記憶。第二,僅僅依靠過度強調中國史的連續性是無法克服傳統與近代的二分法的。我們不能忽略龐大帝國在按照近代世界體制的規則成為一個國民國家的過程中,依舊會顯現出其連續性。只有完整地理解中國史中的間斷與連續的複雜關係,才能有效克服二分法的歷史觀。

第三,僅靠各種帝國類型的比較是無法確保世界史的視角的。帝國的基本結構是中心與周邊的支配──被支配的關係,但兩者的關係是通過雙方向的對抗與變化來完成的。(在帝國主義的描述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地的單方向的影響,但在帝國中,中心與周邊的關係不是這種單方向的關係。)即使龐大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是不對稱的,但作為其中一方的弱小國家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即使是從帝國的視角來理解中國,也不能忽略中國與東亞地域秩序的聯動性,同時,作用於此的國家間體制(inter-state)這一世界史的原理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帝國話語所關注的基本行為者是國家而不是社會,因此將帝國概念適用於中國社會時,尤其是適用於中國近代史時,可能會忽略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動態性(dynamics)。

因此,本文特別強調將中國視為帝國的「周邊視角」。

通過這一點,希望既可以充分發揮視中國為帝國這一視角的優點,又可以克服其不足。

筆者在探討了有關中國的帝國話語之後,再從周邊國家和地區在主權重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這一角度來批判性地探討帝國話語的用意也正在於此。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社之《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立)
倡導東亞視角之必要性
這個視角超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框架

《橫觀東亞》是白永瑞回顧多年來的東亞論述和連帶運動
在朝鮮半島、台灣、沖繩等核心現場
摸索東亞共生社會之路的省察成果

【洞見書評】從經濟的角度思考中國歷史的變革──讀《中國金融史3000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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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昶佑

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而且是一本有趣的歷史故事書。

不過由於中國歷史長達三千多年(如果從周代開始算的話),本書《中國金融史3000年(上):從西周封建經濟到唐朝盛世真相》礙於篇幅限制,只能處理從周代到唐代這段時間的金融史;至於後續的故事,則是放到「中國金融史3000年(中)(下)」兩本書來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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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故事有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很容易看的故事書,不需要記太多的人名,很多人名你也許在國高中求學時就曾念過,只是過了很久後的現在可能不太記得了。

書中以簡單、清楚地描述與邏輯推論,來呈現每一個朝代、帝王主政時的社會經濟運作過程,因此作為普及歷史的書來說,看完之後可以快速地掌握到古代中國各朝各代的社會經濟重點。

舉例來說,國中、高中的歷史課本告訴大家:漢初的時候,因施行黃老治術,之後又歷經了文景之治的累積,所以到了漢武帝時代,漢朝已經是個國庫充裕的狀態。但後來漢武帝長年對匈奴用兵,快速地耗損國力,使得漢武帝末年已經呈現民生凋敝。

漢武帝(Source: wikipedia)

漢武帝(Source: wikipedia)

過去從教科書上所得到的知識,常常會受限於教科書篇幅、字數、或是授課時數,而無法全面性地理解與分析整個歷史層面。

就以前提的例子,「漢朝由盛轉衰」來看,教科書只能片段式、結論式地講述這些歷史事實,而學生自然也會很容易地把「對外用兵」跟「由盛轉衰」這兩件事情相連在一起;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認知是「完全錯誤的」,只能說是沒有全面性地理解與認識當時的整體的社會情況。

反過來說,假設漢武帝沒有對匈奴用兵,而是與先祖一樣採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那麼漢朝還是會由盛轉衰嗎?

當我們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假設性命題時,為了試圖去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自然必須從「對外用兵」以外的狀態進行討論,才有可能找到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書中在處理漢武帝時期的社會經濟,認為鹽鐵專賣的政經意義在於使得官員可以介入市場,因而產生出「官商豪強」的利益集團,而且這個利益集團掌握了多數的貨幣,並且施行土地兼併的結果,破壞社會的再生產體系,小農被迫成為流民。這樣的社會經濟過程,當然也標誌了漢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

而本書另一個我很推薦的重點,自然就是書名當中所提及的「金融史」。通常我們講到「金融」的時候,都會提到貨幣、借貸、市場⋯等關鍵字;而本書的特色在於,將各時期的貨幣改革說明地十分透徹,但並不是要讀者記下這些改革事蹟,而是瞭解執政者透過貨幣改革,所欲達成的目地。

漢代的錢幣

漢代的錢幣

像是王莽所成立的「新朝」,在它執政的短短 15 年之間,就進行了 4 次的貨幣改革,其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作者給的答案是,第一次是他要搜刮天下的財富;第二次是要搜刮黃金;第三次也是類似的概念,差別只是在於第三次一口氣推出 28 種貨幣,其中還包括了用貝殼跟龜殼來當貨幣,照此邏輯推演,難道第四次是推出 56 種貨幣嗎?

其實不是,因為前面的三次改革都失敗了,第四次就是回歸到最原始的貨幣制度。

王莽 (Source: wikipedia)

王莽 (Source: wikipedia)

讀到這段的當下,起初我個人感覺是覺得「很好笑」,因為王莽執政時期,光是貨幣改革就做了三次,結果最後還是改回最原本的制度,這不是作了白工嗎?

但後來仔細一想,其實一點都不好笑,因為任何的政治或經濟改革,都有其最終想要達成的目的性存在,就目的層次來說,王莽的起心動念不可謂不好,他是為了打擊官商豪強的既有利益,因此規定土地收歸國有、貨幣進行改革,試圖用政治的力量摧毀官商豪強的經濟利益基礎。

不過很不幸地,王莽的用心雖好,但實行手段和統治技術無法相應配合,最終他的改革依然不免走向失敗。

如果讀者曾經在大學有修過「貨幣銀行學」這門課的話,在閱讀這本《中國金融史 3000 年(上)》的時候會更有感覺;因為「貨幣銀行學」告訴我們,由國家所發行的貨幣,會存在「鑄幣稅」的問題。但如果沒念過相關的課程也沒關係,因為這本書用簡單的故事把複雜的貨幣概念講得很清楚,書中也能看到歷史一再重演。

比方說,全國有10,000 張千元鈔票在市場上流動,但是如果今天因為政府缺錢,又發行了一萬張千元大鈔,在社會上商品數量不變的前提下,這時候原先鈔票的購買力瞬間就掉了一半,因為一半的購買力被政府新印出來的鈔票給分走了。

這樣的印鈔過程,如同掠奪那些有鈔票的人,掠奪他們鈔票的購買力,只是教科書委婉的表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政府向人民「課稅」。

古代皇帝(或政府)每當有大筆支出,像是蓋大型建築(比方說陵寢、運河、宮殿,甚至是世界奇觀)、或是對外用兵,而最終發現國庫缺錢時,常會採用最容易的方式來增加收入,也就是進行貨幣改革。

這就類似於上面所說的「鑄幣稅」的概念,政府就會發行更多的貨幣,掠奪或是削減原本已經存在的貨幣購買力,藉此增加政府的財富。

因此,如果有經濟金融相關背景的讀者,這本書肯定可以勾起你過去的許多回憶,因為貨幣金融、經濟運作的元素、邏輯早就已經存於人類的歷史當中;但就算是不具有相關概念的人也無妨,因為這本《中國金融史 3000 年(上)》的各章節故事,都以淺白的話語,來說明這些重要的經濟元素、運作邏輯。但類似重複的故事劇情一再上演,最後合上書本時,會有一種錯覺:怎麼各朝各代最後在經濟層面都是面臨相類似的困境狀態,而且無力回天?

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本書,這段過程中仍有相當多的細節可以再進一步去探索、挖掘;但如果是以「歷史普及」的角度來重新評斷這本書,這本書已作得相當完善,最起碼它提供了一個教科書之外的視野和觀點,來解讀歷史。從古至今,追逐利益、趨吉避凶的人心思維從未改變,人類的生活也不曾遠離經濟,只是我們一直未曾認真地去看待、發現過往歷史中的這個層面而已。

不論是單純對歷史故事有興趣,或是對於金融市場活動有涉獵的人,都相當推薦閱讀這本書,書中有太多精采的故事,這些故事與現在的經濟運作的邏輯極為類似,如果你願意翻翻本書的話,相信讀者也深有同感。

本文為說書Speaking of Books與洞見國際新聞評論網合作之書評。本文轉載自:洞見國際新聞評論網

探月,靠近人類永遠的夢想與謬思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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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

前面曾經提過,人類透過望遠鏡更清楚地觀察月球後,立刻就著手繪製月面圖。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儒勒‧凡爾納撰寫關於月球之旅的小說時,月面圖已比早期更加精密詳細,但依然無法創造鮮活逼真的月球印象。誰能讓我們彷彿置身月球表面,而不是在遠方觀望?該怎麼讓大家看見隱而不見的未知部分?

矛盾的是,要創造出逼真的景象,必須先製造虛假的幻象。

蘇格蘭人詹姆士‧納史密斯(James Nasmyth,1808年~1890年)感受到這個雄心的召喚。納史密斯在製造業致富後,退休專研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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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納史密斯 (James Nasmyth, 1808-1890)
(Source: wikipedia)

1840 年代初,他用石膏製作十分精細的月球表面立體模型,再把模型拍攝下來。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納史密斯對月球的迷戀,並非來自使用望遠鏡觀察月球,而是一次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維蘇威火山之旅。

他在那裡「多少熟悉了形形色色的火山活動。這些活動在遙遠得難以想像的年代,造成月球表面奇妙的特徵和細節」。他在火山山頂可以俯視「吐出一團團蒸汽的坑洞」。為了製作用來拍照的模型,他還向父親、風景畫家亞歷山大‧納史密斯(Alexander Nasmyth)討教專業知識。

經過三十年的研究和努力,納史密斯出版了《月球:是行星、世界,也是衛星》(The Moon: Consid.ered as a Planet, a World, and a Satellite)。這本書於 1874 年,由先前出版過達爾文作品的約翰‧莫瑞(John Murray)發行。

納史密斯的印象派照片,呈現人工營造的月球,月球地形的光線顯得相當奇怪。他採用難度極高的凹版印刷技術,以浮雕模製作鉛質影像,技術上比拍攝真實月亮的銀版照片更加優異。這些影像為讀者提供不遜於特殊效果的激動感。

連以捍衛理性科學著稱的《自然》(Nature)雜誌,也對這本書讚譽有加,一位書評家曾經寫道:「本書是有史以來,科學研究者呈現給讀者最吸睛、最寫實的自然景物」。

(Source: blog.adafruit.com)

納史密斯出版的《月球:是行星、世界,也是衛星》(The Moon: Consid.ered as a Planet, a World, and a Satellite)(Source: blog.adafruit.com)

納史密斯的書出版後不久,美國神職人員艾德華‧艾弗列特‧黑爾(Edward Everett Hale,1822年~1909年)於 1869 年和 1870 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兩則短篇故事,提出人造月球的想法。

直徑約兩百英尺的「磚月」(The Brick Moon),以朝反方向轉動的飛輪拋射到太空中。在黑爾的虛構情節中,衛星在發射時沒有進入預定軌道,似乎不知去向,但後來又出現在距離地球五千英里處,上面住著自給自足的月球人,擁有以冰製作的巨型望遠鏡。

想當然耳,磚月上最適合用來打造太空船的材料,就是磚塊,不過即使把這個幻想故事中光怪陸離的情節放在一邊,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太空站」概念的先驅。

1850年代初,納史密斯正忙著製作模型時,德國波昂的湯瑪斯‧迪克爾特(Thomas Dickert)則在製作月球可見面的半球模型。

這個模型直徑約二十英尺,有一部分特徵以約翰‧海因里希‧馮梅德勒的月面圖為依據。迪克爾特製的模型後來被送到美國,最後陳列在芝加哥的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用於激發大眾對月球成分和天文學的興趣。

1898 年,美國迪爾伯恩天文台前台長艾里亞斯‧柯爾伯特(Elias Colbert)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上寫道:「仔細觀察龐大的月球,讓我得以證實它的精確程度,而不只是粗略的呈現。它以驚人的真實感重現月球表面的特徵,展現的細節,遠超過不熟練的人透過最高級的望遠鏡觀察月球時,能夠看見的所有細節。」這個龐大的月球,可以視為二十世紀世界博覽會太空展覽的濫觴。這個樣本目前仍陳列在美國威恩堡的中央科學博物館(Science Central Museu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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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波昂的湯瑪斯‧迪克爾特(Thomas Dickert)所製作的月球可見面的半球模型。(Source: Field Museum of Chicago)

1925 年,光學儀器商和地球物理學家弗瑞德里克‧尤金‧萊特(Frederick Eugene Wright,1877年~1953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成立「月球表面實體特徵研究委員會」。萊特對月球和加勒比海的海底風景極有興趣,因此獲得「月亮人」和「現代凡爾納」等稱號。為了便於繪製月球特徵地圖和演繹這些特徵,他把月球的負片影像,投影在表面塗布感光乳劑的一英尺化學燒瓶上。這些影像在地下隧道綿延超過一百三十英尺。

這個「萊特球」是最早的矯正攝影照片,作用是還原月球特徵原先的球形分布,讓所有特徵都在正確的相對位置上。

二十世紀稍後,月球的視覺化呈現,多半是主流媒體甚至低級趣味刊物插畫家的工作。

1920年代,《科學奇幻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等科幻雜誌和科普雜誌興起,太空藝術這個次類型隨之問世,一直延續到 1950 和 1960 年代太空熱的黃金時期,每個時期各有典型技巧。有些人認為,美國的契斯利‧波恩斯特爾(Chesley Bonestell,1887年~1987年)是天文藝術之父,他的太空藝術作品於 1944 年首次刊登在《生活》(Life)雜誌上。

然而,法國的盧西恩‧魯達(Lucien Rudaux)、德國的克勞斯‧布爾格(Klaus Bürgle)、英國的勞夫‧史密斯(Ralph A. Smith),以及美國的弗瑞德‧弗里曼(Fred Freeman)等藝術家,也創作出影響深遠的想像作品。

科幻藝術家運用創意面對挑戰,讓要求極高的大眾感覺這個看不見的世界十分真實。可信度比精確度更重要,而精確度在人類登陸月球之前,一直是個謎。

當然,這些藝術家也跟以文字描繪未知世界的作家合作。

儘管其他行星對月球造成激烈競爭,其中又以火星為最,月球依然是科幻作家心目中的熱門主題,進入二十世紀後則普遍偏向黑暗和反烏托邦。

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登月先鋒》(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年)中想像的月球,是漸漸老化且坑洞處處的天體,有許多互相連通的洞穴。月球內部充滿空氣,月球人的居住處位於其中,而月球人只敢偶爾到月球表面來。

兩個來自地球的英國旅人,藉助具有反重力特性的物質,體驗了頗為戲劇的登陸過程。他們的太空船滾進月球隕石坑深處後,他們被外型像螞蟻的月球人抓住。這些專家的頭部像氣球,但四肢則完全退化。他們的民族已經消失。為了維持整體的哀傷調性,這部作品最後的結局,是只有一位旅人逃離並回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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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
《登月先鋒》(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年)

無可避免地,科幻小說很快就趕上動態影像的科技新進展。

法國演員、戲院老闆、製作人及導演喬治‧梅里艾(Georges Méliès),成為剛萌芽的法國電影工業的領導者。他改編凡爾納和威爾斯的小說,拍攝成十四分鐘的影片《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於 1902 年首映,很快就獲得全世界的好評。

留著長鬍子的巴本佛伊利斯教授(由梅里艾本人飾演)和五位教授駕駛的火箭,降落在月亮的眼睛裡,這幾位訪客被不明原因的爆炸彈飛到地面。當晚他們安頓下來,但後來又因為降雪而醒來。

他們撤退到表面下方的一塊區域,發現奇怪的岩石構造、瀑布和巨大的蘑菇。不過月球地底其實是個王國,裡面的奇特生物開始攻擊入侵者。遭到圍攻的巴本佛伊利斯用雨傘頭攻擊其中一隻生物時,這隻生物立刻就爆炸化成一團煙霧。後來更多月球人出現,這幾位訪客被抓住,綑綁之後獻給國王,但他們後來仍然逃脫並打敗了國王。

最後,這幾位旅行者逃向停放在懸崖邊緣的火箭。火箭升空時,他們的重量使火箭倒下,此時有一個月球人掛在火箭尾部,火箭就這樣朝地球飛去。在太空中飛行一小段時間後,他們安全降落在地球的海面上。

現在看來,這部電影就像一連串簡陋又好笑的靜態描像,但仍然頗具娛樂效果。

(Source: wikipedia)

《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的代表性圖像 (Source: wikipedia)

大約在同一時間的紐約,月球航行的概念則結合活動畫景和動作,形成「電子布景機械幻象」。

紐約布魯克林區康尼島月亮樂園(Luna Park)裡的「月球之旅」,是集體經歷的奇觀。

遊客進入燈火通明的雪茄形太空船月球四號,不久後,太空船就開始前後移動,類似蝙蝠翅膀的巨大機翼則上下移動。快速劃過的背景畫面,營造出太空船正在移動的幻象,先從曼哈頓到尼加拉瀑布,再朝上進入太空。

此外還用風扇加強正在飛行的印象。旅程的目的地進入視線時,機翼開始移動得更快。接著太空船在月球表面上空遭遇暴風雨,沒有降落在死火山中。此時操作人員請遊客走下太空船,觀察岩石構成的景物,和類似蘑菇的奇特植物。

遊客會在這裡,遇見背上有一排排長刺的矮小月球人,月球人陪著遊客一起走過滿布鐘乳石的洞穴,並且穿越裂隙,裂隙上方有蜘蛛網般縱橫交錯的橋樑。

月球人邊走邊唱著:「我的心上人是月中人。」他們到達月球國王美輪美奐的皇宮時,月球少女為遊客表演舞蹈,給他們吃綠色乳酪。最後遊客由月球小牛的嘴巴離開這個景點,回到日光中。

對卡爾奧古斯都‧馮‧拉菲爾特(Karl-August von Laffert)而言,月球不是提供單純娛樂活動的地方。

他在小說《月球之死》(The Demise of the Luna,1921 年)中,預言月球將發生如同《聖經》記載的大災難:月球朝地球方向墜落,造成巨大的潮浪,人類幾乎就此滅絕。當時歐洲和亞洲結合成一個王國,以歐亞波里斯(Eurasiapolis)為首都,居民多年來一直在等待月球地殼劇烈變動,他們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命運。

由於地球以往曾有火山活動,所以地球上的房屋都以夾鉗建造,或懸掛在彈性帶上,以策安全。全球各地都有天文台和氣象站,連喜馬拉雅山上也不例外。月球脫去「冰殼」之後露出金屬核心,因此變成紅色,第二次大洪水隨之而來。試圖把部分人類送往其他行星的行動,也因為地球是太陽系中唯一能接受「人類種下的邪惡果實」的居住地,而宣告失敗。

所有科學和科技資源,都用於拯救人類、動物和植物,「讓他們越過近在眼前的沖積土」。一艘諾亞方舟用於裝載博物學者選定的動物,另外有數架大型飛機裝載選定的人類。地球和月球最後在「十分平順,接近正切的路徑上」,合而為一。

同時代電影中許多關於月球的虛構情節,和馮拉菲爾特的啟示錄式景象相比之下,顯得受限許多。這類電影的情節大多是人類前往月球,而非月球朝地球而來。短片《月球之旅》有種接近童話故事的感覺。

然而,以《大都會》(Metropolis,1927年)一片,訂定反烏托邦未來主義風格標準的德國製片弗瑞茲‧朗恩(Fritz Lang),則以不受限制聞名。

他在1929 年的作品《月亮裡的女人》(Frau im Mond,在美國發行時的片名為《搭火箭上月球》),改編自他當時的妻子泰雅‧馮哈堡(Thea von Harbou,1888年~1954年)的小說,把通俗劇和科學奇觀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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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裡的女人》電影海報(Source: wikipedia)

沃爾夫‧希李爾斯(Wolf Helius)和熱衷於太空旅行的助手漢斯‧溫德格(Hans Windegger),與認為月球遠地面有水、氧氣和黃金的曼菲爾德教授(Professor Manfeldt)合作。

這個團隊的另一名成員,是芙瑞德,她是希李爾斯的前女友、現在則是溫德格的未婚妻。幫派分子華特‧透納(Walt Turner)竊取了希李爾斯的珍貴物資,如果希李爾斯不合作,透納就會破壞他的火箭,因此希李爾斯不得不讓透納加入這次月球之旅。

最後,他們在一座水池起飛升空之後,發現火箭上還有一名年輕偷渡客古斯塔夫。他們在月球上發現黃金時,曼菲爾德和透納打了起來,教授掉進裂隙摔死。透納試圖劫持火箭時中槍,性命垂危。

離開月球的時刻到來時,太空船上氧氣不足,必須留下一名乘客。抽籤結果是溫德格必須留下,但希李爾斯決定讓他和他鍾愛的芙瑞德一起回地球。火箭升空時,畫面中的駕駛者是小男孩古斯塔夫,顯然芙瑞德和溫德格都留在月球上,而片中最後一個鏡頭,則是他們兩人熱情相擁。

愛因斯坦是朗恩最後一部默片首映時的來賓之一,媒體讚譽這部電影「將奇蹟化為真實」。這句評語或許沒有維持很久,但就某個重要面向而言,朗恩的科幻片反而成為現實世界的靈感來源。這部電影使升空倒數變得家喻戶曉。

其中有一張字幕卡這麼寫著:「還有二十秒——躺好——深呼吸」,接著數字越來越小,讓觀眾越來越掛心最高潮的升空過程。

他從波羅的海岸邊運來四十車沙子,在柏林和波茨坦附近著名的巴別爾堡(Babelsberg)片廠為這部電影搭造人工月球景色。朗恩的想像和四十年後人類首次月球航行,無論是火箭的外觀、飛行過程,甚至太空艙的分離過程都相似得出奇。

最令人驚奇的相似之處,在太空船環繞月球時最為清楚。月球表面通過眼前時,我們可以察覺月球的曲率極大,所以它比地球小了許多。這部電影超越了它的媒材,推廣火箭科學構想,其效果絕對不能低估。

的確,朗恩片中的火箭發射過程極為真實,不久之後,納粹黨統治德國時,還以可能威脅火箭開發計畫的理由,禁演這部電影。

在科幻小說和電影的鼓舞下,有些人開始把殖民月球當成可行的想法。

參觀人數多達四千五百萬人的 1939 及 1940 年紐約世界博覽會,宣揚人類飛上天空是人類科技成就的極致。博覽會的「明日世界館」模擬 1960 年時從飛機上看到的美國山水景色,「未來火箭港」則想像未來從紐約到倫敦只需要一個小時。

這次博覽會僅僅預言了飛行科技未來的民間用途,但它的軍事用途很快就會成真。

空間和時間限制在展示中前所未有地暫時消失,但月球仍然是遙遠的憧憬。

本文摘自行路出版之《探月:八十張插圖背後,從神話、科幻小說到太空探索的大驚奇
0428-探月-立體書封96-new
美國一家知名諷刺報開玩笑的說,
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類阿姆斯壯不敢置信,
以致這樣跟航太總署回報:
"Holy living f*ck.... 
Are you f*cking believing this? Over. "

知名德國另類作家布倫納在本書中,
完整介紹了我們對這顆星體的好奇,
如何長期深入影響文化各層面,
終至引領科學進展到實現太空探索,
放眼更廣袤的星際。
月球是我們在太空中,看得最清楚的鄰居,
因此自古以來,
它便啟發著人類的想像與各種活動,至今。

在冷戰前夕的 1946年 ,秘密準備對抗世界的蘇聯與史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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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

他是伊格爾.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四十三歲,他那一輩俄羅斯科學家裡,或者說迄那時為止的所有俄羅斯科學家裡,絕頂聰明的人士之一。

ㄅ (Source: wikipedia)

伊格爾.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紀念郵票
(Source: wikipedia)

陪同史達林的,乃是另外兩個令人極為害怕的蘇聯政壇巨頭,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內務人員委員部(NKVD)部長拉夫倫蒂.貝利亞,即秘密警察頭子。

這場會晤持續了一個小時多一點,確立了冷戰時期核武競賽——和原子時代——的發展方向。

史達林想瞭解俄羅斯原子彈的研發進度。庫恰爾托夫有話直說,回道因為資源缺乏,進展緩慢。史達林明顯對科學沒有興趣,但很想聽聽原子彈能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安全和威信有何貢獻。

他告訴庫恰爾托夫,擁有原子彈是本國當前的最優先事項,「我們的頭號任務」,只要是達成此任務所需要的東西,科學家要什麼,就給什麼。史達林說,「要搞就搞大的」,「要放手去幹,照俄羅斯的規格……沒必要走較不花錢的路子。」

他承諾優遇參與這一計畫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承諾給予封賞、汽車、鄉間宅邸、額外的食物優惠,那是只有少數蘇聯公民有幸看到的奢侈品。

讓數千人過得很好……比好還要更好,絕不是不可能。小孩不哭,媽媽不知道小孩要什麼。你們喜歡什麼,盡管提出來。要什麼有什麼。

貝利亞卸除了事務繁瑣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職務,但被偎以副總理之職,全權負責國家安全。

對一個遭受戰火嚴重摧殘的國家來說,傾全國之力追求這一目標,代價極大,扭曲了此後數十年的蘇聯經濟。但史達林深信蘇聯需要原子彈才能存活,不計代價要達成此目標。

直到美軍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蘇聯才比較關心原子彈的事。

史達林清楚核裂變的可能性,且三年前就知道美國人和英國正在建造一「新的實驗性超級炸彈」;他的情報人員已告知他此事。但他也注意到他某位科學家所提出的有力看法。

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初,英國的科學刊物都還刊出許多談核裂變與粒子物理學的理論性文章,但接下來,突然間,這類文章全消失,完全看不到談最新研究動態的報導。

「這一靜默絕非因為研究停擺,」傑出物理學家格奧爾基.弗廖羅夫(Georgi Flerov)呈報史達林道。「有人要他們閉口不談,而這正是研究正如火如荼在進行的最佳證據。」

史達林有在留意。

他已見過人在英國的約翰.凱恩克羅斯(John Cairncross)所發來的情報報告。

凱恩克羅斯是蘇聯安插在劍橋的五人情報小組的第五人,擔任戰爭內閣成員漢基勛爵(Lord Hankey)的私人秘書,極有利於探取情報。這些報告提到一個計畫,而英國科學家估計,在和美國共同努力下,要二至五年才能完成該計畫。

但這時,史達林較關心的是幾星期、幾個月內的事——蘇聯許多國土落入德國人之手,蘇聯情況危急。即使超級炸彈有可能製成,也來不及扭轉蘇聯境內的戰局,而且他從其他可靠的情報來源知道,德國科學家在研究武器上和蘇聯一樣進展緩慢。

一九四二年秋,關注史達林格勒戰役更甚於理論物理學的他,核准進行一小型核子計畫,並下令加強美國境內的情報刺探,以掌握曼哈頓計畫的進展。該核子計畫由庫爾恰托夫領導,並以莫洛托夫為他的直屬上司。

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知道美國人已準備好測試該炸彈。

1945年,波茨坦會議中,史達林(前排左一)與杜魯門(前排左貳)合照。

1945年,波茨坦會議中,史達林(前排左一)與杜魯門(前排左貳)合照。
(Source: wikipedia)

因此,會議三天後,杜魯門一派輕鬆走過來,告訴他「我們剛測試了一顆威力特別大的炸彈」(但他很小心,未說出「核子」或「原子」字眼),史達林聽了沒什麼反應,只是平靜答道,「很高興聽到這消息,希望你好好用它對付日本人。」

不久後他回到下榻的別墅,把這情況告訴外長莫洛托夫。蘇聯歐洲戰場地面部隊司令官,柏林戰役的策畫者,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帥,也在場,莫洛托夫的年輕副手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也是。

葛羅米柯在日記記載了那場交談:「「他們想抬高自己的價碼,」幾乎和其主子一樣無情的外長莫洛托夫說。「讓他們去搞,」史達林說。「我們可以跟庫爾恰托夫說,要他加快速度。」

似乎直到廣島毀於原子彈,史達林才看出這顆炸彈已改變了軍事平衡。

美軍往長崎再丟了一顆原子彈那天,他告訴貝利亞和一群科學家,那樣的改變「不行」。他說,丟下那兩顆炸彈是「超級野蠻的行徑……沒必要。日本已經注定敗亡。」他重述了他在波茨坦對莫洛托夫講過的話,即美國人和英國人「認為我們一時還無法自行發展出這種炸彈……他們要逼我們接受他們為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擬的計畫。想都別想。」

傾注龐大資源來製造一顆炸彈是否值得,沒有相關的討論記錄。

可想而知,蘇聯必會努力趕上美國。史達林始終很清楚那絕對必要且刻不容緩。西方外交官也理解到那不可避免。「打敗德國……使蘇聯領導人認定他們終於能掌握自己的國家安全,」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Archibald Clark Kerr)爵士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寫道。「接著立即來了原子彈……一舉讓原似乎已確立且穩定的平衡地動山搖。在一切似乎都已在俄羅斯掌握之中時……俄羅斯不敢輕舉妄動。那三百個師的價值大大減低。」

如何因應這一新現實?美國已想出回應之道,至於史達林,在科學家能讓他擁有這武器之前,他會表現得彷彿沒有原子彈這回事,不接受恐嚇。

史達林從其情報人員處得知,美國手上能派上用場的原子彈不多(一九四五年底三或四顆,到了一九四六年中期九顆),不足以一舉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其軍隊擊垮。他希望,在美國的核武大到足以令蘇聯只能乖乖就範之前,蘇聯能擁有原子彈。

要由誰來負責「頭號任號」?拉夫倫蒂.貝利亞顯然是最佳人選。

他沒人性,殺人無數,犯下令人髮指的強暴惡行,但他也具有特別強的組織能力。史達林交付他的任務,從執行清洗任務、執掌拷問室和對外情報組織,到運用強制性勞動力建造大型工程,貝利亞都以令人恐懼的無情效率完成。

內務人員委員部(NKVD)部長拉夫倫蒂.貝利亞 (Source: wikipedia)

內務人員委員部(NKVD)部長拉夫倫蒂.貝利亞
(Source: wikipedia)

這一次也一樣。

與蘇聯政壇上其他許多巨頭不同的,貝利亞很聰明,但他始終不懂這一計畫背後的科學,而那也非接掌這一任務的必要條件。羅斯福和邱吉爾都不懂曼哈頓計畫的複雜細節,只懂得那一計畫將讓他們擁有什麼樣的武力。

在廣島被炸之前,貝利亞很懷疑這種炸彈會管用。

原子間諜送回的情報報告都經他過目,而誠如他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助手阿納托利.雅茨科夫(Anatoly Yatskov)所說的,「貝利亞懷疑這些報告裡有假情報,認為(美國人和英國人)想使我們把龐大資源和心力投在沒有前景的事情上。

甚至在蘇聯已拚命研發原子彈時,貝利亞仍對情報機構心存懷疑。有一次,有個探員報告……(新)情報,貝利亞告訴他,『如果這是假情報,我會把你們都關進牢裡。』」

對大部分人來說,光是提到貝利亞的名字,就心生恐懼。

他的政治局同僚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曾說,「只要說出『貝利亞要人把這件事情搞定』之類的話,就絕對管用,屢試不爽。」

但就原子彈計畫來說,這個劊子手知道他不能蠻幹,手法得細緻些。他保護科學家,使其不受蘇聯龐大官僚體系裡的其他人侵擾,也知道科學研究要能有所成,要能激發創意,得讓科學家享有在蘇聯境內幾乎不可得的那種知識自由。

由於這兩點,他贏得科學家的效忠。他給科學家自由,偶爾還會討好科學家,儘管太過做作,虛情假意。

有次,有人介紹貝利亞認識年輕聰明的物理學家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即日後人稱的蘇聯氫彈之「父」(氫彈威力比原子彈大上許多)。沙卡洛夫憶道,貝利亞那「厚墩墩、潮濕、冰冷的握手」,讓他想起死亡。

物理學家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Source: wikipedia)

蘇聯何其幸運,找到庫恰爾托夫。

他是好沉思的老派俄羅斯知識分子,在一九三○年代的清洗運動中,這類知識分子大部分遭剷除。庫恰爾托夫於恐怖統治期間明哲保身。

他是有過人天賦的科學家,在文學、藝術上興趣也很廣泛,人緣極好,「很好相處,像泰迪熊一樣,沒人能對他怒目相向。」但他也極為愛國,既有想像力,又講求實際、不講情面。有位同事憶道,「他是個複雜、多面向的人,極適合從事秘密工作。」

戰時美國境內的蘇聯間諜所取得的情報資料,庫恰爾托夫看過大部分。

其中最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乃是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他是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員,一九三○年代初期前往英國,被英國人指派為他們在曼哈頓計畫的代表之一。他理解科學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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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

庫恰爾托夫說這個情報「為我們國家的科學帶來無可估算的重大貢獻……使我們得以在解決問題上省掉許多極費力氣的階段,得以掌握解決那些問題的新技術。」

富克斯的情報也使庫恰爾托夫得以予人什麼事都能順利辦妥的形象。碰到一技術問題而有兩或三種處理方式時,庫恰爾托夫似乎總是知道該採哪種方式。

莫洛托夫後來說,「我們的情報人員幹得非常好……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都偷來了。」但情報工作終究不是俄羅斯原子彈計畫得以成功的最關鍵因素。蘇聯的技術人員和科學家很能幹,一旦得到他們所需的政治支持、龐大資源和鈾,就能自己把事辦成。

後來有人估計,偷來的情報把蘇聯的研發進度提前了一年半至兩年左右。

在這同時,史達林讓科學家享有只有少數蘇聯公民有幸享有的那種自由。只要他們能造出東西。

「別打擾他們,」見了庫恰爾托夫之後,他如此告訴貝利亞。

「以後我們隨時能槍斃他們」。

本文摘自馬可孛羅出版之《1946: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2

1946年對許多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冷戰開打,美蘇雙方不斷彼此猜疑。
在聯合國介入下,以色列得以建國,至今以、巴雙方仍衝突不斷。
印度爆發大規模罷工與示威,獨立運動風起雲湧。
馬歇爾調停,使得國共內戰結果大不同。
麥克阿瑟將軍的決斷改變日本現代史的發展。

【說書x秀威】如野火般延燒,並引發文革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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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然而不曉得又有多少人能料想的到,導致千萬苦難與十年文化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其最初的導火線,居然也是由一齣歷史劇開始的。

1965年11月10日、由「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評文章。姚文元意圖透過這一篇「劇評」,來指謫〈海瑞罷官〉這齣劇的作者北京副市長吳晗,抨擊其意圖「借古諷今」來「實行階級鬥爭」。

在毛澤東的指示與授意下,這篇文章就如野火一般,很快的就從文藝界與知識界開始延燒到政界,最終燒遍整個中國大陸。

吳晗與妻子袁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吳晗與妻子袁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讀者也許要問,究竟海瑞是何許人也?

他在幾百年前的罷官事件又怎麼會成為文革的導火線?

海瑞是明朝著名的清官。他為官期間極力反對貪汙浪費,主張用重刑嚴懲貪腐貪官、抑制豪強來建立廉潔的清明政治;他興修水利,減輕老百姓的苛捐雜稅;此外海瑞亦重視審判案件,平反冤獄,反對為非作惡的惡霸鄉官。由於海瑞為人剛正,屢屢因見言得罪皇帝,甚至因此入獄坐牢,幾乎被殺,但他對皇帝的忠誠之心始終沒有動搖過。深得民心的海瑞因而被時人譽為「海青天」。

海瑞,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海瑞,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海瑞罷官》這齣劇原是當時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於一九六○年所創作的歷史劇,劇本取材自海瑞擔任應天巡撫時除霸退田、平反冤獄的故事。

1909 年生的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也是個激進知識份子。1949 年大陸易幟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並在 195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麼吳晗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篇歷史劇呢?

原來是在 1959 年,在大躍進失敗後深感自身權力基礎受到動搖的毛澤東,為了要顯示自己的民主作風,而故意向黨員提倡「向皇帝提忠言」的「海瑞精神」。

一時之間,許多原先隱忍已久的知識份子與黨內幹部紛紛「大鳴大放」,開始效法起「海瑞精神」起來,吳晗也是其中之一。他立刻在毛澤東祕書胡喬木的授意下,撰寫了幾篇與海瑞相關的文章,並接著在 1960 年寫下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

然而,寫了這篇《海瑞罷官》大劇來響應毛澤東的吳晗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此舉竟會引來災禍。曾經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劃為知青而下鄉勞改的關爾,在其《中國變革六十年──關爾回憶錄》當中整理史料時提到,毛澤東原本是很欣賞海瑞與這齣劇的,至少在表面上: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1961年初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並公演,毛澤東當時還是很滿意的,他在家裡請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吃飯時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也不錯,吳晗頭一回寫京戲,就寫成功了」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劇團演出的《海瑞罷官》,她立刻向毛澤東彙報說:「……這個戲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應該停止公演。」毛澤東當時卻不在意地對她說:「你還是多讀點書吧!」其實毛澤東明白,就是借給吳晗這樣的文人幾個膽子,他也不敢和毛澤東作對!

中國變革60年(一)-

中國變革六十年—關爾回憶錄(一)

吳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過短短幾年的光陰,毛澤東就在身邊人士如康生、江青等人的讒言與個人野心驅使下,決定想要從劉少奇等中共領導階層中奪回大權。而要對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樣位置的人發起攻擊,就得要先從他身邊的人開刀。北京副市長吳晗,就憑著其身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長彭真的副手」、而「彭真又是劉少奇的左右手」這樣的關係,成了被選中為要開刀的對象。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一名普通的文藝評論家姚文元,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從此登上了歷史的舞台。這一切得先從姚文元接掌這個筆伐「重任」開始談起,學者朱汝曈筆下的《1951-1978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是這麼描述姚文元的崛起的:

江青為批《海瑞罷官》,遂在1964年10月找李希凡寫批判文章,李起先理解為一篇學術文章,要與吳晗討論「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然江青要他與1962年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那就很為難了,因為兩者扯不到一起,所以沒有寫成。

江青於是到上海找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然後通過張春橋將任務交給姚文元。姚文元在1948年讀中學時參加了共產黨,他是寫文學評論的。

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對姚雪垠關於文藝創作的看法提出商榷,這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戰。毛澤東喜歡培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小人物」,就向柯慶施打聽「姚文元是何許人也。」然姚文元真正起家的文章是「反右」運動中6月10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錄以備考──讀報有感〉。

這篇文章將《文匯報》的版面與其他報紙作對比,批判《文匯報》的辦報方向不對。毛澤東看了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後,就讓《人民日報》在6月14日轉載了這篇文章,並親自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於是姚文元一夜之間成了「反右」英雄,從此成為黨意識形態領域的尖兵,這是毛澤東為姚文元安排的政治角色,而姚文元自覺地進入了這個角色。毛澤東看重姚文元,江青去上海把批《海瑞罷官》的任務交給姚文元,也是情理之中了。

1951-1978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

1951-1978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

如今舞台的要角已經到齊,「反黨反革命」的「證據」也都收集完成。時代的紅巨輪即將朝著「文革」滾動,而毫不知情的吳晗、彭真與劉少奇等人,即將要被壓在這個紅巨輪底下。

對於這齣「文革大戲」(如果不是文革慘劇的話)的登台,或許沒有人可以描繪的比《天邊》的作者高安華還要更戲劇化: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劇中所寫的「退田」和「平冤獄」,同劉少奇的「單幹風」生硬地聯繫在一起,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撤銷了彭德懷的一切職務聯繫在一起。這樣一來,就把由明史專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而主編的《海瑞罷官》,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也許是不清楚這篇批判文章實際上是毛的旨意,北京市市長彭真,抵制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一開始沒有在「北京日報」上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後來又由他主持,在一九六六年三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一個〈二月提綱〉,反對批判吳晗及《海瑞罷官》,這使得毛澤東惱羞成怒,他罵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罵中宣部是「閻王殿」,他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隨後,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組成文化革命的文件起草小組,急急忙忙地起草了批判〈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從形式上看,矛頭是針對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而實際上是系統地表達了毛澤東自一九五七年以來逐步形成的關於社會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錯誤理論,確定了極左的方針政策。它的通過和貫徹執行,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天邊

天邊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犧牲者,不消說自然是寫了那篇《海瑞罷官》的北京副市長吳晗了。如今罪名已經羅織完成,吳晗就這樣以「反黨反革命」的罪名啷噹入獄。回顧朱汝曈在《1951-1978中國文藝界現象輯略》中所整理的史料,這位歷史學家與其家人的下場令人不忍卒睹:

吳晗一家四口,1969年3月18日,妻子、歷史學家袁震在苦風淒雨中離世。10月11日,被打成胸積淤血的吳晗慘死於北京獄中,終年60歲。他的女兒吳小彥受到株連,挨鬥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因罵「四人幫」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於1976年9月23日自殺。

唯一熬過十年苦難的是兒子吳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考上了大學。1979年3月2日經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為吳晗冤案平反。主演《海瑞罷官》的馬連良在文革開始時飲恨而亡。主演《海瑞上疏》的周信芳,被打成反革命,受盡凌辱而屈死。批判《海瑞罷官》所株連者甚多,令人目觸心驚。

除了首當其衝的北京副市長吳晗以外,姚文元這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功地達成了它「引蛇出洞」、替亟欲奪權的毛澤東標出政敵之所在的目標。

幾個月後的五月十六日,毛澤東授意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將北京市長彭真、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中央委員楊尚昆、文化部部長陸定一等一票人打為「陰謀反黨集團」,並在全國發動紅衛兵聲援。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此時才發現苗頭不對,然而已經太遲。劉少奇隨即在幾個月內失勢,終究也是被打倒。

但是這場毛澤東發起的「無產階級鬥爭」,並不因鬥倒劉少奇而停歇,一場浩劫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野火,即將席捲整個神州。

關於姚文元所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全文都收錄在約翰‧西西弗斯所著之《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上)》的第一章當中,請有興趣的讀者不要錯過!

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上)-封面

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

編輯/整理:洪仕翰

文革的導火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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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裡的世界觀:西洋棋反映了什麼樣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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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棋盤裡的世界觀:流行於中國的象棋反映了什麼樣的思維方式?

再論國際象棋(又稱西洋棋),其實國際象棋在三種象棋之中最接近印度原產之「恰蘭圖卡」。「恰蘭圖卡」由印度經阿拉伯人帶入伊斯蘭世界,隨著伊斯蘭教在公元七、八世紀的全球大擴張,國際象棋由中東傳入北非,再由北非經直布羅陀海峽帶到西班牙,大約在十一、二世紀傳入英格蘭及歐洲。

歐洲人沒有像中東人一樣大規模改動原來的棋盤、棋子和走法,只是稍微改了些規則和改了棋子的名稱和形狀。例如把大維齊爾(阿拉伯語中的宰相)改為王后(Queen);「象兵」改為「主教」(bishop);「戰車」(Ratha)改為「城堡」(Rook)。

除了加入「主教」一類名稱和把棋子中伊斯蘭色彩濃厚的名稱去除掉之外,歐洲人並未在原有基礎上作重大改變,某程度上顯示歐洲人和中東人在戰略思維上的相似之處。

在大約10世紀(Marilyn Yalom, Birth of the Chess Queen: A History, 2004),歐洲人把「大維齊爾Vizier وزير」轉為「王后」一方面與歐洲人相對上尊崇女性有關,另一方面顯示隨着歐洲王權集中,不再容許有威脅國王之大貴族出現。(英語中的chess詞源來自波斯的shāh)。

歐洲人與東亞、中東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宮廷嚴格規定一夫一妻制度。國王只能有一個王后,並冇其他妃嬪,合乎沙特蘭茲(Shatranj)中,國王身邊有一有力棋子,但原先沙特蘭茲中「大維齊爾(即宰相)」卻只能朝左上、右上、左下或右下各走一步。象兵(即chess中之bishop)亦只可以朝左上、右上、左下或右下各走兩步,整體節奏緩慢,依賴於棋子兵陣步步向前推進,隨著中世紀末期,戰爭複雜化,生活節奏加速,對弈速度亦大大加快。

而十五世紀後,歐洲人將王后改成全能型攻擊棋子(稱為mad queen)除可向上、向下,也可向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走無限步,這有兩個原因。第一,與將「宰相」更稱為「王后」的原因一樣,為歐洲人尊崇女性之表現。除法國外,西班牙、英國等多國在十五、十六世紀皆出現女王。

15世紀後期之西班牙,卡斯蒂尼亞女王伊莎貝拉(Isbella)與其夫西班牙阿拉岡國王費迪南,聯合擊潰南部知穆斯林王國格拉納達,完成了為時數百年之久的「再光復運動」(reconquista),亦完成西班牙之統一,在歐洲享負盛名。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亦聞名全歐,法國受「撒利安法典」所限,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故並無法國國王為女性,但中世紀法國出現了一個聖女貞德(Joan of Arc)激勵人心,喚起法國民族主義,亦為法國最後在百年戰爭戰勝英國奠定基石。這兩個世紀可謂「第一個女性黃金時代」,雖女性比男性社會水平依然低下,但地位已大大提高。

第二,棋規改變的時候正值歐洲「地理大發現」,歐洲人之進取精神大大提高。此時棋藝開始普及,隨國王、貴族、領主、騎士、淑女、教士外,不少水手也學懂此等娛樂。為適合進取性強,富冒險精神之水手、船長,故加強棋子強度,提升遊戲節奏。第一本論述chess的專著亦在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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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象棋不少的步法、棋規和特點亦反映西方人的性格和戰爭模式。首先,就宏觀而言,國際象棋之棋子最強,亦無分專門守勢或攻擊之棋子,進可攻,退可守(相較中國象棋、日本將棋或沙特蘭茲,國際象棋並沒有主守的棋子,如中國象棋有楚河漢界,相(象)不能過河;士(仕)、將(帥)不能出九宮格;而日本將棋之金、銀將只可走很細範圍(詳情下篇待述),可謂太弱,中東棋類之宰相和象亦太弱,適合防守多於進攻)

規則的改變,可見中世紀末期西歐社會充滿活力,富進取心,比起同期的中國、日本和中東諸民族富進取精神。

而微觀而言,每步規則亦可反映西方戰爭特色,最顯著體現在「騎士」(knight)這棋子上。在三種棋類(中國、日本、歐洲)中,國際象棋之「騎士」實力最強,日本將棋中的「桂馬」只可向前,不可橫走和向後,達底線後必須變「金將」,否則失去功用;中國象棋之「馬」有蹩馬腳,可見西方中世紀戰爭主力是騎兵。

國際象棋中之騎士(knight)也是唯一一隻棋能在開局不移動兵(pawn)前,跨過兵移動,此外無任何可跨過別的棋子的棋子,故knight的威力很大。西歐盛行的重裝騎兵,是戰場的主角,在戰場上橫衝直撞,可撞散由農奴組成之步兵陣,亦有機動性,只是西歐沒創造如中國拐子馬之專剋制騎兵之兵器(除長弓外),陣形加上歐洲地型適合騎兵施展,故chess中的knight 威力比其他棋類之同等屬性棋子強。(而源自中東的沙特蘭茲亦一樣,反映中東遊牧民族亦以騎兵或駱駝騎兵為主力)。

而國際象棋中有「主教bishop」一棋,是所有棋類唯一有宗教角色之棋種。中世紀歐洲人有帶修士上戰場的習慣,以起振奮士氣之用。而且有不少主教亦為將領,指揮軍隊作戰。「城堡」代表Castle或攻城武器,可守著或進攻某座城堡,但Chess中沒有中國象棋之「炮」可隔山打牛,反而多屬短兵相接,反映中世紀時歐洲人不流行遠距離兵器如火炮或弓箭等。「兵」(pawn)在Chess中為斜格相食,不似中、日之棋為上前吃掉敵棋,故可用於布陣,環環相扣,兵之作用亦高於中、日之棋,可見歐洲人反騎兵戰術在於重新運用「步兵或矛兵方陣」,合乎歐洲戰爭史發展。

國際象棋之「國王」King力量遠比中國象棋之將(帥)大,可見中世紀(尤其是早期)之國王角色是大領主,騎士之首。講究騎士精神之尚武,典型例子如獅心王理查(Lion Heart the Richard),親率部隊上聖地參加第三次十字軍。歐洲中世紀之貴族培養著重勇猛,多好狩獵(Hunting)和馬上比武(Tournament),國王多配上盔甲、戰馬上陣殺敵,國王起了身先士卒,激勵士氣的角色和中國的主帥作布陣、統籌、參謀等角色大不相同。因為中國軍隊人數眾多,一切陣法、移動均需依主帥命令。主帥一死,群龍無首,陣法大亂,容易潰敗。

而在國際象棋中,兵(Pawn)到達底線後可變除國王外任何一子。因中世紀歐洲封建時代,階級森嚴,除入教會外,低層向上爬只有參軍立戰功。歐洲每支軍隊(包括國王親兵、諸侯軍隊,騎士團等)人數甚少,如勇敢殺敵,尤其是在十字軍奉教會之召討伐異教徒或異端,即有機會升級為軍官甚至騎士。騎士可被封爵並併有領地,又有自己武裝,可成一方之霸。如積蓄實力,得到國王信任或教會的祝福,甚至可晉升伯爵,甚至公爵,成為大領主、貴族(例如中世紀早期諾曼人首領羅貝爾被封為諾曼底公爵,透過戰爭、聯姻成為西歐顯赫勢力)。

最後國際象棋較多情況出現判和,如King雖沒被Check但亦無步可走,任何情況都無法將死對方(稱為Stalemate,中文譯為欠行),或三次重複同一局面(稱為Threefold repetition)(Fischer versus Petrosian, 1971) ,或重複五十回合無棋被吃,亦無兵移動過(稱為fifty-move rule)(Timman versus Lutz, 1995) ,或雙方協議議和(draw by agreement),反映出西歐講究平衡,不希望一方獨大,分出勝負,很多是權力鬥爭以雙方平手告終(尤其體現在英國),戰爭往往出現不分勝負的平局。

在政治上,國王、貴族、教會和市民也出現Draw(平局)。反之,中國象棋只有「長跟」,或長捉而雙方不變會判和,從中可見中國人「一山不能藏二虎」、「成王敗寇」等一定要分出勝負的思維方式。

【冷知識週刊】第四十六號:天母這地名真的是從台語「聽無」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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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讀者好,又到了每週的冷知識週刊時間!

前些日子每日一冷在跑新書《臺灣 沒說你不知道》宣傳時,因為上電台節目,剛好提到「天母」這地名的來由。有個鄉野奇談的說法,是二戰結束後美國人來到這裡,好奇這地區的地名是什麼,便問了當地人說:

What place is this?」/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當時聽不懂英文的當地人便用閩南語回答:「聽無 (thiann bô)」,以為這就是答案的美國人將這兩個字記錄下來,最後聽無」轉成北京話成了我們今天熟知的地名「天母」。

這個說法固然有趣乍看之下也有其說服力,但卻又漏洞百出呀!

二戰結束後,在臺灣的美國人如果要進行調查的話,怎麼可能不帶著翻譯?而美國人聽不懂閩南語的發音而記下來的名稱,又怎麼可能這麼輕鬆就代替原來的地名呢?

由此可知,這當然不是天母這地名真正的由來囉。

所以,這個在清治時期原名三角埔的地方,又是怎麼變成天母的呢?

為了解這地名的由來,我們就不得不談到一個叫做中治稔郎的日本人。

這個中治稔郎早在明治 35 年 (1902)就已來台發展,從中研院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也可得知他曾於大正 11 年 (1922) 時擔任過臺南郵便局郵便課的通信書記。總之,也是在他快退休前的這段時期,他認識了一位宗教思想家,在反覆討論與思考下,他慢慢發展出自己對宗教的一套體系。

到他退休後的大正 14 年 (1925),中治稔郎最終在迪化街一帶創立了一個名為「天母教」的新興宗教。

這個新興宗教有趣的地方是,他並不完全是日本傳統的神道教,也不像傳統的台灣民間信仰或是道教,而是結合了日本神道教的太陽女神「天照大神」與台灣信眾非常多的「天上聖母媽祖」。如果略懂基督宗教中「三位一體」概念的讀者們,可以把天母教想成類似「二位一體」的宗教,也就是天照大神和天上聖母其實是同一位神明,這個宗教就是取兩位神明都帶有強烈的「母性」與「守護」的形象合而為一。

天照大神於手機怪物彈珠的形象

天照大神於手機怪物彈珠的形象

金門的媽祖像

金門的媽祖像

在創立「天母教」之後,中治遠赴福建帶回一座湄州媽祖回台灣供奉,甚至也獲得台灣總督府的認證,中治稔次郎因此成為「天母教教祖」。

說到這裡,對日治時期有點了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殖民政府怎麼會認可這樣的新興宗教活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日本殖民政府不是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甚至還有壓迫漢人傳統信仰沒收寺廟神像集中焚毀的「神佛升天運動」嗎?

其實這是因為,天母教創教前後的這段時期,日本才剛站穩在台灣的經營腳步,總督府也非常清楚媽祖信仰在台灣漢人中的影響力,若是一味打壓禁止台灣人信奉媽祖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但是今天中治稔次郎是融合了天照大神與天上聖母兩種信仰,一方面可以讓台灣人更熟悉日本宗教,可以收編媽祖的信徒進入神道教體系,另一方面中治稔次郎後來創立了台灣第一間結婚介紹所「御柱會」,介紹台人跟日人介紹並進而結婚,這對總督府希望早日讓台日融合的遠程規劃也不謀而合,當然非常同意由政府的力量進行推廣囉。

其實這就有點類似明末清初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到中國時,為了傳教順利有所謂的「利瑪竇規矩」,一開始也是同意中國人可以祭孔與祭祖的。

回過頭來,那明明就在迪化街的「天母教」又是怎麼跟遙遠的三角埔扯上關係的呢?

其實這是因為,天母教成立幾年後隨著信眾的增加,教祖中治稔次郎希望能尋覓一塊大的土地建設「天母教大本殿」,也順利在昭和6年(1931)獲得總督府同意,能夠經營並開發會湧出溫泉的三角埔地區。天母溫泉落成後,隨之慕名而來泡溫泉的信眾日漸增加,附近也開啟了許多以「天母」為名的商店、旅館,甚至也設立了「天母巴士站」,這地方慢慢也有了「天母」的俗稱。

欸~是這樣啊!

那如果今天想去參觀天母教的遺址還看的到嗎?很可惜隨著戰爭結束,教祖中治被遣返後,天母教也隨之消滅,今天的日本也看不見當初這個特殊的宗教了。不過,當初天母教所供奉的「媽祖」很幸運地保存下來,現在在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號的天母三玉宮內就有一尊媽祖,是當時教祖離去前交由三玉宮保管的囉。

天母三玉宮

以上是今天的冷知識週刊,我們下回見囉。

參考資料:

1927第一家結婚介紹所

台北の歴史を歩く 天母の歴史を探る

天母

天安門事件如何改變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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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1970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

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1971-1982)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廉政公署之成立,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1997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制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這座五百萬人口的城邦已走了十萬計的人。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1997年前走向自由開放。

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而在1980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1989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權,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此後中國政權向新一代施以麵包、把戲、棍棒和洗腦國民教育。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

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門血案27週年前夕,筆者特意分享拙著《鬱躁的城邦》的相關段落,讓大家能瞭解香港人當年在巨變前夜的心路歷程。

華叔,我們懷念您

Photo credit: ryanne lai@flickr


在1980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共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中共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中國開放改革於1980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中共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1987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1980年代末因經濟不景和政爭無以為繼。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與世長辭,中共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21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中共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中共的統治,但中共當局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亂。《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學生與群眾於27日環繞北京城遊行抗議當局之誣衊。到5月4日抗爭者再次發起遊行,以「反官倒、反腐敗、爭自由」為口號,並於遊行後佔領天安門廣場。數百名學生於13日趁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造訪北京時開始絕食,他們不理醫護人員之勸告,拒絕飲牛奶或葡萄糖水,只肯以清水解渴。多名學生因血糖過低而不省人事。

李鵬到18日才敷衍地與吾爾開希和王丹等學運領袖會面,實質上是當面訓斥學生,如此缺乏誠意之會談固然會缺乏成果。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部下溫家寶的監視下,於19日凌晨探望學生,之後即遭軟禁。學生於19日暫停絕食,但李鵬還是於該晚宣佈北京戒嚴,並出動軍隊準備鎮壓。學生勇敢地留守天安門廣場繼續抗爭,而北京市民亦走上街頭勸軍人莫向手無寸鐵之抗爭者動粗。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中共當局。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這種同仇敵愾的情緒,再加上香港人曾受文化中國主義之薰陶,令香港人自覺正在參與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媚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5月20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

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24日於維園集會,十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27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28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150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

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中共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6月3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

軍隊於6月4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軍隊於6月8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

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共「解放軍」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中共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

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

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6月4日,有150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6月7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六四慘案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前途之信心。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1988年9月的44%急跌至1989年10月的25%,而不信者則由36%急增至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5月21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92.1%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74%要求要在1997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1990年有56.6%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25%自稱為中國人。

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中共,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60%的律師、75%的藥劑師、80%的會計師及90%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1997年前離開香港。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中共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6月19日,46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

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走向民主

Photo credit: ryanne lai@flickr

*參考書目:
Lethbridge, Henry (1976). “Corruption, White Collar Crime and the ICAC,” Hong Kong Law Journal, 6:150-277.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ing, M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ng, Pik-wan Helena (2000). “The Pro-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記者協會(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崔文華編(1988)。《河殤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本文選自圓桌文化《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02_giFUc_1200x0

民間學者徐承恩沉澱消化後又一力著,
以《城邦舊事》為基礎,闡述一家之史見,
並不標榜中立記述,
而是以香港人身分作為立場書寫,
向大一統、漢文化之霸權思想作出挑戰!

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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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唯色、攝影:澤仁多吉

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站在她身邊的兩個滿面愁雲、戰戰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親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戶貴族家族的總管家,母親是商販出身。因為女兒的特殊身分,父母也隨著一榮俱榮,一毀俱毀。

據說她的父親,因為在「平叛」期間給解放軍帶路,傳遞情報,充當內線,被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人士」。可就是這位「愛國人士」,不但跟著女兒被揪鬥,兩個月後還被關進了監獄。

倫珠朗傑說:「其實他根本沒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較嚴重,這是因為有群眾反映,他在喝醉時說『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鬥他。鬥得非常慘,把肩膀都打骨折了。從監獄裡放出來後,給他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改造。監督小組十天半月鬥他一次,打得他滿臉是血,還威脅說不准對別人講打過他,如果說了,以後會更慘。

「文革時候是這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還是這樣。記得那天居委會的幹部們又來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紙,上面是多吉帕姆的父親平時隨手寫的一些字,像我們家裡今天吃肉了,我們家裡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寫著玩的,結果他們一看就吼道:你寫什麼反動字?呵,毛主席死了,你很高興嘛,還吃肉,還喝酥油茶,你是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又把他帶走了,鬥得一塌糊塗。

「他後來很後悔自己過去的『愛國』行為,也就是『平叛』時的那些經歷。一九七七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世了。至於多吉帕姆的母親,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實實地去參加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那麼,作為女活佛的丈夫有沒有也跟著挨鬥呢?

「我沒有被鬥過,不過聽說要鬥我,還要把我送到監獄裡,但終究還是幸免了。至於那天,」倫珠朗傑多少有點慚愧地回憶說,「當時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還命令我們把家裡的東西扔到院子裡。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幾個,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關於西藏古典詩歌的經書,是我父親送給我的,屬於我們家族祖傳,我趕緊找出這部書,悄悄地帶到廁所裡扔了。現在想起來太後悔了。

當時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待在廁所裡不出來,把門插上,一直待在裡面,不敢出來。也沒有人找我,就這麼躲過去了。現在看到這些照片,我覺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廁所裡,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時才二十一歲。」

於是我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多吉帕姆在外面多可憐?

「唉,」他歎道,「她不是一個人,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又問,那孩子呢?他說,「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裡哭,沒人管他們,也管不上他們了,哭也好,餓也好,沒時間管了。」我繼續問,那個小男孩呢?那時他才是個嬰兒啊。

他說,「是啊,他才生下來一個多月。後來我和多吉帕姆勞動改造時,就把孩子裝在背土、背石頭的筐子裡,放在地頭。打場的時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裡,我們就拿一塊頭巾蒙住他的頭。多吉帕姆常常為此掉眼淚。」

阿尼斯塔啦

112-113

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這個表情悲苦的女人,至今拉薩還有一些老人認識她,在他們的記憶中,她是曾經享有榮華富貴的貴婦人,更是主動放棄這一切出家修行的尼姑。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但在批鬥會上,她被戴上只有在法會上才允許使用的「五佛冠」,雙肩各綁上一隻供奉「曼扎」時所用的供器,一隻「革命群眾」的手正抓著她的脖子。她究竟有什麼罪過,竟也要蒙受如此羞辱?

仔細辨認,她胸前的大字報上用藏文(有不少錯別字)寫著「反革命分子斯塔,她是反動分子夏格巴的家屬,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頭上的高帽只能看清楚「夏格巴的⋯⋯」幾個藏文字。那麼,夏格巴又是誰呢?

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府的權威機構「孜康」(財稅局)的「孜本」,四品官。因參與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西藏現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由於堅持同中共對抗的立場,是流亡藏人社會中有名的「分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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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格巴.旺秋德丹(Source:Wikipedia)

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者。

他所著述的《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藏、英兩種版本),被國際藏學界推崇為近代西藏史的開山之作,卻被中共詆毀。他還著有《大昭寺目錄》一書,可以說是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大昭寺目錄》的續篇,不但對大昭寺的歷史講述更為全面,而且在時間段上截至當今為止,其中寫到大昭寺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所有佛像蕩然無存,包括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當然在這一點有誤。

他已於前幾年在印度病故。

夏格巴與阿尼斯塔是兄妹關係,因此,在「血統論」盛行的年代,阿尼斯塔不但出身「三大領主」,而且因為有一個「罪大惡極」的哥哥,她本人又是代表封建、迷信、反動的宗教團體中的一員,這樣的人不可能不挨鬥。

不知道大字報上所寫的「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是什麼意思。當時她正在色拉寺附近山上的靜修洞裡閉關,一心唯讀佛書,但不久卻被關在學習班裡接受批判,強迫改造思想。事實上,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她再也不可能因為她的宗教信仰繼續她獨善其身的修行。她被迫返回世俗世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全部凝聚在這幅照片上淒涼的神情中,令人不忍再睹。

據說有一次她正在色拉寺裡悄悄地做佛事,突然有人闖入要揪鬥她,她非常害怕,當即就用刀子砍自己的頭。她甚至在監獄裡度過了整整八年,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得「寬大」釋放。

一旦離開監牢,她又重返當年曾經修行的山洞,繼續中斷近二十年的閉關靜修,但噩夢般的過去使她難以安寧,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藉探親之機去印度定居,二○○○年以一位宗教修行者的身分在達蘭薩拉去世,年過八十。

照片上,站在阿尼斯塔後邊那個戴禮帽的男人是一本地大商的管家,名叫次仁平措,綽號夏爾巴列巴,是八角街居委會的居民,當局線人。

噶雪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如美國藏學家M.C.戈德斯坦在《現代西藏史: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一:喇嘛王國的崩逝》中,詳細講述了他參與其中的「龍廈事件」、「熱振事件」、「驅漢事件」等的經過,揭示了拉薩貴族及官員之間的內訌,是導致雪域佛國隨黑夜降臨而崩逝的原因之一。

他的名字是噶雪.曲吉尼瑪,又稱「噶雪巴」。

當歷史進入一九五○年代,當過噶倫又被革職的他積極向新政權靠攏,擔任過一九五六年修成的當雄機場(西藏第一座機場)的副總指揮長。一九六○年代,他是西藏自治區政協的常委。但不久便遭厄運,被當作「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

正如照片上,他頭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寫著:「牛鬼蛇神、最愛奪權的壞人噶雪.曲吉尼瑪,徹底消滅」。他身穿舊時的錦緞官服,脖子上掛著女人用的金銀首飾和一大摞西藏紙幣,右手則拿著一個兩面鼓——這是一種繫著鼓槌可以兩面敲打的小鼓,藏語叫作「達瑪茹」。

據一位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說,「是一個老頭兒硬塞給噶雪巴的。」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年代,拉薩街頭盛傳關於噶雪巴的歌謠,把他比作「達瑪茹」,以諷刺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兩面派。

他被鬥過很多次,曾經在河壩林居委會連續被鬥十四天。

白天去打場上勞動,晚上一直被鬥到深夜,從始至終都得低頭彎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滿。不過噶雪巴確實是一位罕見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儘管如此淪落,他還是熬過了文革十年,重又成為統戰人士,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在拉薩去世。

布達拉宮(Source:Wikipedia)

位在拉薩的布達拉宮(Source:Wikipedia)

然而,在他的四個兒子(普遍說法認為他們不是噶雪巴的親生兒子,而是他弟弟的兒子) 中卻有一個未能像他那樣經受住突然降臨的打擊。那是他的長子噶雪.頓珠,一九六○年代曾任西藏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文革時被揪鬥多次,不堪忍受,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自殺,年僅四十四歲。

噶雪.頓珠曾是噶廈政府的四品官員,更早時在印度一所著名的貴族大學就讀,具有語言天賦,為此擔任過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他的妻子是貴族擦絨.達桑占堆的三女兒,名為噶蘇.索朗卓瑪,至今仍在拉薩居住。

我曾拜訪過,是一位氣質優雅的老太太,孀居至今,依然保存著噶雪.頓珠在一九五六年,以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任委員的身分,隨中國共青團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照片,那是一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的年輕貴族藏人,也是中共的合作者,卻最終毀於對方之手。

照片上,押著噶雪巴的兩個積極分子,左邊的那個年輕女子名叫格桑卓瑪,她的父母過去住在女活佛多吉帕姆的宅院裡,是比較貧窮的傭人;她的母親後來是居委會「牛鬼蛇神」小組的組長;她本人現在還活著,眼睛似已失明。

右邊的那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男人名叫格桑班覺,也是居民,他的右臉頰上有片黑色的胎記,據說已死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之《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
新殺劫+書腰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
《殺劫》依然是禁書

「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在世界面前,
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
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
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
愈加不可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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