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筆者在上篇介紹了《希臘悲劇：政治與民主治理下的債務殘局》一書的內容，主要著眼於希臘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所遇到的困境進行梳理。希臘內有恩庇侍從體制所造就的上下交相賊的政治文化、稅收不公所造成的體制弊病，以及公部門運轉效率低落等問題。希臘對外則有國際干涉的撙節政策使得經濟整體大幅度萎縮。自稱是極右派的民族主義政黨金黎明黨趁勢而起，口號、黨歌、黨理論、旗幟、敬禮姿勢等均與納粹高度雷同（儘管號稱是希臘古禮），並且強調希臘民族自古以來的優越性。
希臘困境為何難解？內在的結構性問題
與較著重國際情勢的其他著作不同，作者將國際背景與希臘國內的困境交織在一起，著重指出了希臘國內的困境根源。[1]從上述可以看到，希臘國內問題重重，並且是連環地鎖扣在一起。
首先，政治的恩庇侍從體制，使得政客與選民上下交相賊，透過各種政策進行全民分贓式的賄選，有害民主的貪腐政治文化滋生蔓延；而政客透過這個方式將舉族親友與追隨者安插進公部門，法律上更保護公部門無法輕易被彈劾，導致效率不彰且人數不斷膨脹，福利也不斷增加，造成政府的沉重負擔；行政現代化、電子化更遭到抵制，因為這樣政客與公務員無法再藉此上下其手，因此改革緩慢。因此可以看見一個循環如下圖：
筆者自繪
作者走進田野的觀察，讓我們看到，現今存在希臘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然而，倘若要追溯這個體制之所以產生，則必須回到歷史脈絡之中。
希臘自從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被鄂圖曼帝國統治後，由於鄂圖曼的統治策略是以宗教作為被統治者的區分，他們遂將東正教徒統治權交給東正教會，故教會對教徒有著官僚、信仰、庇護者三合一的責任。這導致了教會肩負起保護教徒的責任，卻也導致了收賄的腐化風氣。
隨著十九世紀獨立戰爭的爆發，東正教教會起初支持鄂圖曼帝國的鎮壓。導致獨立後，希臘為了避免來自鄂圖曼君士坦丁堡東正教大主教的干擾，遂建立屬於國家、由國家控制的獨立教會，此後因獨立戰爭而起、山頭林立的政治派系，取代教會成為希臘人民新的保護者。
儘管派系分分合合，但作為保護者的功用，則延續至今。而作為保護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勢必「照顧」被庇護者，因此分享「資源」給他們，換取底層的支持，形成分贓的體制，而這個體制結構就這樣層層下去，每一層都形成保護者—被保護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濟穩定時，這個體制可以有效運作，但當面臨這場空前危機時，這個結構就成為壓倒希臘的負擔。
其次，希臘封閉、仇外的民族主義作為一把雙刃劍，對希臘也產生莫大影響。民族主義雖使希臘社會團結起來對抗三巨頭與希臘政府，卻也促使希臘在財政困難時，仍盲目地大肆擴軍，使得財政更加艱困，並誤認希臘有能力追討戰爭債務。
更因為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使得希臘對運用外國人來賺錢的看法，抱持排斥的態度（即使希臘的觀光業是經濟主力）。加上難民湧入，讓派外的金黎明黨崛起，即使該黨酷似納粹，人們也絲毫不以為意。
由於「希臘優先」、「希臘優越」的理論，不少希臘人認為歐洲人，應該還清他們從自家祖先那邊擷取智慧財產的債務。即使這些舉措，激怒他們的債權人，使得希臘更加孤立，希臘民族主義仍然頑強。最後希臘人將激左聯送進政府，金黎明黨進入國會，不僅讓他們去跟債權人對抗，也在國內引起不安與騷動。
希臘的民族主義，始於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葉。當時，希臘與西歐的接觸，加上鄂圖曼帝國的衰落、俄國的崛起、東正教與回教衝突、歐洲的先進與鄂圖曼的落後等情況，也開始緬懷自家遠祖的光輝，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萌芽。
隨後，因為鄂圖曼內憂外患，希臘人終於全面起義取得獨立。獨立後的希臘，從政府、教會到思想家，都開始灌輸人們民族主義思想，從過往希臘的偉大、採用淨化的古希臘語作為國語以「去土耳其化」，到希臘人的優越純淨，泯滅希臘獨立時的多種族加入獨立戰爭、希臘國土上多元族群的事實，認定希臘上面「只有希臘人」，更要對抗邪惡的外國人。
但獨立後的實際情況，希臘仍然受到列強的「共管」，而體制內一直有醞釀著要將領土恢復古拜占庭疆域「大計」（Megali Idea）的派系，希望統治巴爾幹和小亞細亞的所有東正教徒。
過去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的區分是以宗教，而非種族區分的，因此宗教與希臘的民族主義揉雜在一起，成為希臘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然而希臘獨立後，不僅數度被鄂圖曼打得潰不成軍，還導致經濟崩潰，列強因此共管希臘財政，這些均使得希臘的夢想成為不可能，也使希臘人對外國產生強烈敵意。唯一的一次機會是在一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之際，希臘在英國默許下趁機入侵小亞細亞，企圖完成其大計中「大希臘」的夢想，然而不僅被凱末爾率軍擊潰，更導致上百萬定居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被屠殺、流亡各地，雙方的血海深仇此後不斷增加，使得希臘濃烈的民族情緒因此更為加強。
1930年代，希臘走向獨裁政治，而希臘的民族主義因為早已有著類似的觀念，因此接受了法西斯和納粹的許多主張。這些觀念在戰後並沒有被清算。因為冷戰緣故，英美支持希臘政府利用極右派進行白色恐怖，屠殺為收復和保衛希臘國土貢獻心力的共產黨，這些人更隨後進入政府部門，成為獨裁者「上校軍團」的支持者。
隨後希臘雖然推翻獨裁、走向民主，卻因為各黨派希望「和解」、「穩定發展」，希臘極端的民族主義一直受到忽略，希臘的政治體制也沒有大幅變革，架構上和過往一樣，與戰後重建期的歐洲各國不同。這股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就一直存在於希臘。
筆者自繪
因為上述問題，讓政府治理機制與治理能力受到大幅削弱，過往看似穩定的民主機制，在面臨危機的當下，也就完全失靈，導致希臘不僅無法有效推行改革，反而是陷入黨派內爭和政治鬥爭，三年內進行四次選舉，最終人民筋疲力竭，傳統老黨式微，新的民族主義政黨激左聯與金黎明黨取而代之。
外在困境：新自由主義下的金融全球化
本書作者翻閱希臘歷史，發現希臘為了加入歐盟，無所不用其極地隱瞞自己的財政問題，他並著重點出了希臘隱瞞軍購經費一事。[2]
但希臘的問題，與國際局勢也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曾為希臘做了一盤隱瞞債務的局，以協助希臘進入歐元區，讓希臘能夠從歐元區中大量舉債、滿足財務需求，高盛可從中透過各種金融工具洗錢，賺取大量傭金獲利。除此之外，將希臘與歐元區（特別是德國）綑綁在一起，讓各國最後一定要為希臘解決問題，高盛就能從中漁利。[3]
為何高盛的陰謀能夠如此順利？這一切須從「新自由主義」這套政治經濟學理論說起。此思想源自二戰後，如米塞斯、海耶克等人所創造出的一套經濟思想理論，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保護私人產權與自由等等（但第一和第三項可能有所衝突）。然而戰後所流行的是大政府、積極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因此新自由主義雖然出現，並受到大量富人資助，僅在學校、智庫、傳媒等地與凱恩斯主義進行理念宣傳戰，等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問題後，它的影響力才開始大增。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是本入門新自由主義的好書。
只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內涵與實際政策的執行，卻又差距甚大。在美國開始採用這套政治經濟學，作為新的國家方案前，美國在紐約市和智利（透過政變推翻合法選出的社會主義政府，讓美國訓練的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主掌該國經濟）進行實驗。
實驗的方式，包括減輕或取消富人稅負和外資進入門檻，讓資本自由流動，國家降低國營事業、社福等領域支出、乃至退出或私有化，換言之，所有事物均可市場化供買賣（如水，如果沒有市場政府要建立）。除此之外，政府也修改法律符合投資者，而非人民的利益（如禁止工會），並透過各種方式，甚至武力以確保市場穩定（而非人民福祉）。但這一切，均是為了確保投資者、而非社會的利益。
在實驗成功後，這套方案旋即受到飽受經濟停滯、通貨膨脹之苦的國家支持，以英國為首開始推動進行，歐洲也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往後成立的歐元區，採取的理念與政策均類似於此。[4]
在美國和各種機構（特別是教育機構和傳媒）的推動之下，全球各地開始實行類似的方案。[5]過往受到束縛的銀行熱錢開始通往世界各地，並透過各種方式摧毀阻擋者，從智利、伊拉克、東南亞到希臘，都籠罩於新自由主義之下。
流動的資本經過之處，特色均是炒作房地產、股票等曇花一現的泡沫經濟奇蹟，但資本炒作後即迅速離開。這種炒作導致的去工業化，則使得過往健全的工業經濟結構隨之瓦解，各國經濟也陷入蕭條。
倘若這些受害的國家，要求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世界銀行拯救，就必須按照上上段所述的方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能拿到補助，而這套方案，即是新自由主義的「撙節」政策。
但是要求拯救者，不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還是2008年以後的歐洲，其實早在災難之前，就逐漸接受新自由主義路線。因此，接受補助方案後，只是提供給像是高盛這種投資銀行，或者富有國家，透過收購轉賣資產賺取暴利，補助款事實上也多數以償還的利息或本金等方式，回流至跨國銀行、債權國銀行裡，並沒有實際上協助該國重建經濟。[6]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仍舊面臨失業、社福和退休金刪減甚至消失，因而無法過活的問題，他們只得上街抗爭，但卻反遭執行這些方案的政府鎮壓，求助無門。
回到希臘，我們看見相似的情節在希臘出現。許多知名的學者，就點名抨擊同樣的方法無助於拯救希臘。然而，歐盟並不打算放棄撙節政策，這正是因為高盛將希臘與歐洲綑綁在一起，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歐盟一方面透過紓困案注入金錢，透過撙節政策讓錢回流至本國以拯救本國銀行，另一方面則強迫希臘私有化、國有財產出售等方式拍賣希臘，讓希臘還債的同時，中飽私囊。[7]
明日之後？
希臘的未來如何是好？有許多著作對希臘現況提出許多處方，例如張翠容在《地中海的春天》一書中，指出人民透過各種參與民主政治的方式來反抗宰制，或許有機會推動轉變；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兩位公衛經濟學者在其著作《失控的撙節》一書中，也認為應該重新恢復社福讓人民恢復健康，並推動公共開支以創造經濟活絡的凱恩斯主義方式來重新復甦希臘經濟。[8]
然而，在內部結構性問題無解、外部環境完全不友善的情境下，凱恩斯主義的處方不太可能實行。而民主政治給予希臘的，似乎只是宣洩民族主義激情的道具，民族主義激盪下產生的新政府，繼承了一樣的政治體制、政治文化以及還沒有解決的各種問題，且仍然無法滿足人民的願望。
因此，對於陷處困局、經歷多次選舉之後筋疲力竭的希臘人民，他們短期內只能接受現況，不願忍受者，似乎只能出走。如同本書採訪者所言：「我們在希臘看不到未來，出來只為了孩子的未來。」希臘未來的希望短期內似乎仍看不見蹤影。
但希臘的困境所突顯的，不僅只有希臘內部的問題，還有全球的問題：全球化下失控的銀行與金融業，導致全球（特別是一般人民）承受苦果；民族國家無力對抗全球化大財團；國內民主機制失靈；傳統共識政黨式微與極右派與極左派崛起，乃至取而代之；資本家、財團和一般社會大眾貧富差距高度懸殊；富裕國家對於貧困國家的宰制。
這個情況在近年來已經逐漸不僅浮現於窮國，富裕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奧地利等國也已出現，不管是奧地利共識政治的破產、美國桑德斯與川普的崛起、英國脫歐、歐洲各地極右翼政黨崛起、全世界左派無能提出新提案而衰頹等等，都已充分反應了全球問題，正以既相似，又具有在地特色的形式呈現。[9]
若回到臺灣，儘管本地與希臘的具體情境不同，但我們卻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從太陽花學運以來所檢討的失靈民主機制至今仍未改變；恩庇侍從體制，也僅是由民進黨收編國民黨的地方與地方派系，延續著傳統類似的政治關係；無法負荷的年金與四大保破產問題；電業法的修法與自由化，有著高度利益糾葛；財團在全國各地的開發與炒作房地產；青壯年的所得偏低等許多議題，雖然曾在選舉前夕經歷討論，也是社會運動所呼籲與反抗的議題。但是這些議題在選舉之後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照著老路前進，甚至是更嚴重。
選舉並未帶來太多改變，即使是當初反抗運動的參與者，許多人似乎也放輕了批判力道，進入體制者甚至迅速遭到體制腐化。臺灣，是否也如同希臘一樣，走入了無法改變現況的困局？如果是的話，那該如何是好？值得人們深思。
[1] 較著重國際背景者，可見張翠容《地中海的春天：重返阿拉伯之春與歐債風暴現場》，臺北：馬可孛羅，2013。或參考他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網址：https://goo.gl/JR82eO。
[2] 參見本書頁98-99。
[3] “Wall St. Helped to Mask Debt Fueling Europe’s Crisis”，紐約時報，20100214，網址：http://goo.gl/e4LWdL。
[4] 因此美國布朗大學教授Alex Gourevitch指出，反對撙節又支持歐元其實是不可能的。參見”You Can’t Be Pro-Euro and Anti-Austerity”，20150715，網址：https://goo.gl/eztGyu。
[5] 美國共和黨首先支持，民主黨由於無法抗拒金錢的支持而被迫向其靠攏。此後高盛的高層均長期出任美國財政部長，或者是IMF的官員（例如總裁拉加德），又或者是歐洲政府的高層。
[6] 例如美國前勞動部長揭穿高盛與華爾街干預希臘危機撈取暴利的過程。悲劇的故事當中，許多要角均為高盛公司的「旋轉門」政客，參見”Robert Reich: Goldman Sachs and Wall Street “masterful” at exploiting Greece”，20150724，網址：http://goo.gl/FrQ5Wk。
[7] 〈中國公司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交易確認〉，BBC，20150704，網址：http://goo.gl/80EfFg 。〈希臘賣島還債 150座島嶼上架銷售〉，中國時報，20150808，網址：http://goo.gl/tw4Pev。
[8] 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著，譚家瑜、陳重亨譯，《失控的撙節》，台北：天下文化，2014。
[9] 可參考魏城，〈退歐公投引發的思考〉，金融時報中文網，20160624，網址：http://goo.gl/Gw8fPM；陳婉容，〈奧地利左翼勝選總統，宣告「共識政治」末路〉，端傳媒，20160606，網址：https://goo.gl/bDQUBu；張翠容，〈英國所掙脫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歐盟？〉，20160626，網址：http://goo.gl/uKbLnj。
參考書目： 1.李察．克羅格（Richard Clogg）著，蘇俊翔譯，《錯過進化的國度：希臘的現代化之路》，新北市：左岸，2003。 2.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3.張翠容，《地中海的春天：重返阿拉伯之春與歐債風暴現場》，台北：馬可孛羅，2013。 4.大衛．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桑傑．巴蘇（Sanjay Basu）著，譚家瑜、陳重亨譯，《失控的撙節》，台北：天下文化，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