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城（自由創作者）
他在二戰的餘燼中成長，戰時疏散的流離與倫敦底層的生活，將他打磨得冷硬，卻也在他心裡植下熾熱的焦慮。
他──是唐．麥卡林（Don McCullin），一位戰地攝影記者。而就像他的照片，曾經將最真實的衝突帶到世人面前，他的自傳《不合理的行為》為讀者們帶來的，是抹去了所有傳奇色彩，冷靜自剖的生命歷程。
國際局勢風起雲湧的 1960、70 年代，麥卡林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投身世界各個最混亂的角落，生命經驗與正迎來劇變的歷史軌跡，在鏡頭之下密密嵌合；麥卡林見證了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國家，在血腥的獨立戰爭後緊接著陷入更加暴力的內戰，險些逃不出變成殺戮戰場的雨林。
麥卡林還與當代最優秀的記者們，在長達十年的越戰泥潦裡耗盡青春精力。而在古老的中東大地上，多次的以阿戰爭裡，麥卡林記錄下纏繞千年的種族愛恨，並預言式地與剛崛起的神學士、聖戰士們同行。麥卡林同時也是閱歷豐富的人類學攝影家，身上的相機將他帶到許多戰場以外的國度，遺世獨立的雨林部落、決定文明走向的世界廳堂。
戰地記者這一職業，對台灣讀者來說或許有些陌生。翻開《不合理的行為》後將發現，儘管大多數的戰地時光，麥卡林都在泥潦、塵土中打滾求生，然而這一切狼狽換來的，那些擊破戰爭正義神話的照片，確實賦予了他十足崇高的形象。而多次生死關頭，身旁士兵都死於非命、唯他一人昂立於戰場上的身姿，更是為他增添了不少英雄的光環。
2009年的唐麥卡林
(Source: National Media Museum@Flickr)
然而，如果隨著書頁繼續爬梳他的人生，讀者不難發現：這從來不是一個關於英雄的故事。比起英雄式的宏大抱負，推動麥卡林出生入死的原初動力，是他兒時流離與貧困帶來的焦慮。那些在承平世界被奉為經典的照片，是目睹了成千上百的死亡才換來的一個鏡頭，在戰場上，按下快門不比扣下板機容易，因此當死亡以分毫之差奪走同行者性命，麥卡林也當然無法自戰場全身而退，「或許他們都是代我死去的」，這樣的死亡幽影，跟著他繼續前往下一個戰場。
一個焦躁的、有些嚴謹的心靈，對於世界局勢和自己的心境極度不安。──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麥卡林用不斷「出征」到各個戰場，來消解生命原初的焦慮，以及不忍置身事外的胸懷。而當他的戰地記者生涯在 1990 年代漸趨沉寂、不再有更遠的戰事與地平線可以追逐時，麥卡林被迫向內審視自身生命的殘缺──摯愛的逝世、多段感情的來去、被國家排拒在戰線之外的沮喪……，親眼目睹種種的殺戮讓他的心靈飽受摧殘，然而失去戰場的麥卡林卻也無以安置他那躁動的靈魂，只能在黑洞般的暗房與英國廣袤的天地景色間尋得慰藉。
對於解嚴後誕生的台灣讀者，戰場總是遙遠的，也因此讓戰地記者衝鋒陷陣的形象披上了一層英雄的迷霧。而麥卡林用他勇於自剖、不刻意渲染的文字，讓我們看見的是如凡人一般為生命掙扎的、有血有肉的戰地記者。
我們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地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還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幫不上忙，便不該在那裡。對於比夫拉人，我幫得上任何忙嗎？或者，我只是在協助一場對他們沒有任何利益可言的戰爭。醉心權力的狂熱分子發動大家脫離聯邦，完全沒考慮到，當他們推著毀滅性武器前進時，會在身後留給人民多大的苦難與貧困？
許多名留青史的戰地攝影作品，捕捉的往往是戰鬥人員攻佔據點、取得關鍵勝利的畫面，如硫磺島慘烈戰役後，美軍士兵豎起美國國旗的照片。而儘管在戰場上伴隨麥卡林出生入死的是各國士兵或游擊隊，但在多年的經歷後，麥卡林決定將自己的關懷焦點放在平民身上。「未來我想反映更多婦女與兒童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逐漸成為了麥卡林的攝影原則之一。
1964年，麥卡林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
(Source: 江淮。德奈斯], via Wikimedia Commons
當讀者隨著麥卡林的腳步，逐步深入世界各地的險惡前線與災難現場，便能理解為何他將焦點鎖定在平民身上。不論是在人為的戰亂，或是天然災難之中，最無力、蒙受最大損失的通常是平民。而這些背負他人行為代價的平民，往往也缺少向外界發聲、求援的管道，只能眼睜睜看著，過往生活的一切與生命一同化為烏有，最後消失在冰冷的統計數據之中。
在麥卡林最為活躍的 1960、70 年代，通訊技術不如今日發達，戰地記者搏命帶出火線的畫面因此格外珍貴，可說是那個年代傳遞「真實」的少數管道之一。美國社會學家、同時也對攝影有諸多研究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談論戰地攝影的《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對越戰以降的戰地攝影有如下觀察：
一直要到越戰時代，我們才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張名照是裝設出來的。這點相當重要，令這些影像具備了一份道德權威……越戰之後已經罕見為鏡頭而搬演的照片了，這說明了攝影師所遵守的新聞誠信標準較以往來得更高。
桑塔格這番觀察，主要是因為自十九世紀中期的克里米亞戰爭以來，許多被戰地攝影師（當時大部分是聽從國家指令，隨軍出征）捕捉到的戰爭畫面，都是刻意安排、設計好的人工場景。這樣的現象除了肇因於早期攝影器材的機能限制，使得攝影師無法即時捕捉戰場上的動態之外，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戰爭需要的是鼓舞士氣、鞏固出師正當性的「英雄」或英雄式戰果，而非令人沮喪、產生道德危機的死傷畫面、劫掠殘骸。
1963年的英國工廠，Don McCullin攝
（Source: Pierre Giovanetti@Flickr)
桑塔格舉 1855 年克里米亞戰爭之例，當時隨軍出征、被公認為第一位戰地攝影師的羅傑．芬頓（Roger Fenton），便把戰爭塑造成「一場全雄性的、剛陽肅穆的戶外活動」。
因此，不難理解戰爭中的國家為了師出有名，而以如此陽剛、英雄式的圖像來鼓舞士氣、掩蔽醜惡。然而，這樣的意圖正好與麥卡林完全相反──他便是要讓與發起戰爭的雄相反、因此飽受迫害的弱小婦孺，獲得曝光的機會，藉此打破戰爭的正義神話。
秉持這樣信念的他，終究在與國家機器的角力中踢到鐵板──隨著通訊科技日益發達，為了更有效地捍衛戰爭的正當性，對戰地記者來說惡名昭彰的「影像審查制度」，也逐漸嚴密了起來。1982 年爆發的福克蘭群島戰爭，麥卡林第一次被自己的國家拒於戰線之外──根據桑塔格的敘述，當時只有兩名官方的攝影師得以到達前線，帶回少少的膠捲。曾經將險惡角落的「真實」帶到世人面前的麥卡林，終究在嚴密的影像審查與老去的年華夾擊下，退出火線。
Don McCullin所攝之1968的順化。
（Source: manhhai@ Flickr）
然而，他並沒有停止用鏡頭貫徹他的價值，離開戰場後的他，持續發掘不被世人注視的悲傷──麥卡林投身非洲愛滋病的攝影計畫，在病毒蔓延、世人卻缺乏進一步了解的二十一世紀初，麥卡林鏡頭下一個個同時被疾病與貧困纏身的臉孔，映出的是貫徹他整個生涯不變的理念：用這些直截的影像，喚起世人的良知與關注，並引進能做出改變的力量。
麥卡林為戰爭及其所引起的苦難奉獻了大半輩子，他致力用手中鏡頭阻止戰爭蔓延，也因此成了世人口中的傳奇。耗費了一生直視世上醜惡與不堪，如此痛苦而違背人性的行為，背後的動機其實單純無比：正是因為麥卡林深信人性之中仍有良善，能夠被這些悲傷打動進而做出改變，才會促使他一次次深入險境。
而讀罷這本漫長的人生紀實，我眼中的麥卡林，始終是那個在賽普勒斯初次拍攝戰爭、為了眼前無辜死者落淚的青年──留下無數作品的他始終如一，每一次按下快門彷彿都在宣告：這裡沒有英雄，只有受苦的凡人；而所有對苦難的見證，每一眼，都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所下的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