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1977 年的中壢事件，標誌著 70 年代崛起的台灣反對運動在選舉運動與街頭群眾運動的關鍵，而 1987 年的解嚴更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一步——但也只是一步，因為彼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都還沒建立。
從戰後的黑暗到 70 年代的黎明曙光、80 年代中期的民主化開啟、90 年代民主鞏固，再到兩千年的首次政黨輪替，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
我們一度以為台灣已經民主了，但 2014 年春天的「太陽花」運動，成千上萬青年佔領國會議場和外面街道，讓人們赫然發現，原來這麼多青年對這個體制有巨大的不滿。顯然，這個尚屬青春的民主有不少內在缺陷，而這或許是來自其艱辛的成長過程。
但無論如何，民主本來就不是一個烏托邦的終點，而是一個不斷改革的開放過程。唯有知道我們的侷限與挑戰是什麼，才能讓台灣的民主更前進。
一、民主化與本土化
在解嚴後初期，有人擔憂台灣的民主化出現某些病徵如族群政治、威權民粹主義，或金權政治。到了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有些問題（如威權民粹主義）被證明是過度憂慮，有些在某程度上化解了（如以省籍為基礎的族群矛盾或及國家認同問題），有的（如金權政治）則越來越嚴重。
特別值得分析的是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關係。
往往，本土化（或者本土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民主化的動力（例如團結本地人民反對外來殖民），但本土化推到極致也可能吞噬民主的價值。
在台灣，戰後是國民黨把原來在中國大陸的憲法架構搬到台灣，強烈建構中國民族主義，並且在政治上與文化上實行省籍不平等的政策──如前所述，國會全面改選作為一種民主化的訴求，就是隱含政權本土化和省籍平等化的意涵。台灣的黨外政治運動在 70 年代崛起時，提出「住民自決」的概念，亦即台灣前途應該由台灣住民來決定，不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
這其實是意義深遠。
因為一個國家的前提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過去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疆域是包括中國大陸，但黨外運動則提出台灣命運只能由台灣人決定──這同時具有民主意義，因為這要求台灣人民一起決定，而不是號稱代表中國正統的國民黨統治者。
而且，這個主張嚴格來說並不涉及最終的統獨決定，而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訴求。到了 90 年代初，李登輝提出台灣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也是同樣的概念，也就是更與中國大陸區分開來。
台灣的民主化動力很大部分可以說來自要求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台灣人出頭天」就是主張由下而上地參與政治決定。然而， 本土化也是一種誘惑，因為其很可能會要求一種整體的或者本質的界定，犧牲內部差異和排除外來參與者。
在 90 年代初期，台灣出現過嚴重的族群政治衝突，也有人擔心會走向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為主的民粹主義，但事後看來，台灣本土化的激烈化並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抑制極端化的公民力量一直很強大，包括民進黨的主流路線也是扮演抑制角色——當然這主要是因為選舉路線的結果。
二、民主化與其不滿
台灣民主化卻在鞏固後出現了空洞化和金權化的問題，這其實反映了 80 年代以來主流民主運動的限制。台灣民主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從台灣民主誕生就存在的外部威脅：中國。
而這三者正是太陽花運動所要挑戰的。
民主的空洞化
民主並不只是一套規則與制度的建立，因為代議民主必然是異化的──亦即被選舉出的政治人物會成為選民的宰制者，而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所以民主的進步有賴於公民能積極監督政治人物，與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這這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在台灣，眾人皆知公共治理品質低落，其原因正在於公民的監督與參與不夠，以及公民社會的虛弱。
其原因包括媒體的沈淪，不能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公共領域；威權時代的幽靈以不同的形體在島嶼不同角落強悍地蔓延，讓民主不能徹底落實到生活中；以及選民與政黨的連結長期建立於以利益和服務來交換政治支持的侍從主義（Patron-clientelism）、領袖魅力或認同政治，而少以理念和政策為基礎，因此缺乏積極的公共性。
這是台灣民主的異化：人們從威權體制下的被統治者成為了民主體制下的公民，但我們作為公民的主要內涵卻只是作為定期上場的「選民」，我們把許多領域自我閹割欠缺公共與民主功能，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內涵的公共生活。
民主的金權化
台灣政治民主化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與經濟改革（雖然多了若干福利政策），反而淪為金權民主，讓富人和財團在政治場域中有更大影響力，並更進一步惡化社會不平等。
這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民主運動中，經濟正義的面向不足，雖然 80 年代的反對運動包含許多涉及福利議題、環境議題的抗爭，民進黨也提出許多保護弱勢的政策，但是一方面整個民主運動的訴求和動員主軸仍然是本土化與民主化，而民進黨的政綱則是充滿了不一致──他們既主張福利國家，也主張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簡言之，他們的社會經濟政策是一切可以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政策。
中國/北京因素
從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北京就試圖成為一個台灣民主的外在干預者。過去幾年更以各種滲透與經濟操控，構成所謂「中國因素」。（我認為用「北京因素」更恰當，因為中國因素指涉太廣泛，包括結構性的效果，而「北京因素」則更清楚指涉北京決策者的意圖與行動。）
這三個台灣民主的貧困，恰恰是 2014 年太陽花運動的社會根源：對既有民主的不滿，對於社會經濟現實的不爽，對於中國／北京因素的不安。
太陽花：青年世代的憤怒
台灣這幾年最大的社會變遷，可以說是世代戰爭──世代的價值之戰，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是所謂的後物質主義價值。
在最近幾年，包括中國、香港和台灣的人們，有一種流行的「共識」：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充滿了巷弄小店、咖啡店、微文創，或者台灣青年很「小清新」，喜歡追求「小日子」和「小確幸」，但是另一方面，台灣年輕人似乎沒有中國年輕人這麼積極、那麼有「競爭力」。
可以說，台灣的青年世代（80 後與90後）確實出現一個價值轉向：越來越多人屬於美國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於 70 年代所提出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價值觀。
所謂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個人追求物質上的滿足為最高優先，而後物質主義則是個人更重視自主性、自我表達和非物質的價值滿足；Inglehart 甚至進一步指出，物質主義者強調秩序的維持，而後物質主義則更重視政治參與，甚至會參加「非傳統的政治抗爭」，譬如示威、罷課、佔領建築物，來表達自己的理念，並對執政者施壓。在西方，這個世代戰爭表現在 60 年代波濤洶湧的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
朝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轉型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當一個經濟體成熟後，更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層面的滿足。所以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固然是鮮明的對比，但做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台灣的新價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歐美國家其實並沒有差別太大。除了經濟發展，另一個重要的社會過程是台灣在 1980 年代經歷了本土化、民主化和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勞工、環境、性別、社區、教育改革等等，這些社會運動不只衝擊了威權體制，也帶來許多新價值，並改變了以往將發展主義做為最高價值的主流思維。
第二，這一代年輕人也是所謂的「天然獨」，亦即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毫無疑惑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甚至支持台灣獨立。台灣學者吳介民與廖美兩位學者根據中央研究院在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在 2011 年，青年世代（20-34 歲）中支持台獨者有 43%，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49 歲）為 42%；中老年人（50 歲以上）則是 45%。到了2012年，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 46%，壯年世代是 39%，中老年人則是 44%。2013 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 49%；壯年世代為 42%；中老年人則降至 43%。
馬政府上台後，我們看到台灣出現以青年為主的公民運動，一波又一波的湧現，可以說是馬政府從對內的發展主義到對外的兩岸政策，都嚴重侵犯了這個世代相信的價值，迫使他們起來抗爭來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2008 年 11 月的野草莓運動可以說是一次象徵性的開始：陳雲林作為北京特使來台，但政府用人們沒預期到的強力維穩措施打壓遊行，這震撼了野草莓世代，讓他們擔憂台灣為了和中國的交往犧牲了他們生來就有的基本自由，所以他們的口號是「戒嚴體驗，全新感受」。他們佔領了自由廣場一個月。
此後，馬一方面是威權態度推動新發展主義，從興建國光石化、苗栗大埔強拆、惡質都市更新（士林王家、華光社區），興建美麗灣飯店、到核四，都激發起新一波年輕人的強大憤怒和認識到體制的不正義。
此外，伴隨著台灣民主化，社會越來越不平等，青年貧窮化越來越嚴重，這是兩黨的共業，但馬政府尤其嚴重。台灣知名經濟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指出[1]，在 2008 年，馬政府將原本 50% 最高邊際稅率的遺產稅率，一舉降為 10%， 「在遺產稅修低之後的 6 年裡，台灣的熱錢逐漸增加、房價被炒得日漸飈高、貧富差距明顯地年年拉大」
另一方面，從 2008 年的野草莓事件，到兩岸簽訂 ECFA，再到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到 2014 年春天引發太陽花學運的黑箱服貿，都表示出年輕人對所謂中國/北京因素的深深不安。
還值得補充的是，這個年輕世代大部分對於主流政治是無感或失望的。因為成長於 2000 年後的年輕人（如果以 80 後來說，最早的 80 後剛好在 2000 年滿 20 歲，可以投票，而那是第一次政黨輪替），所見到的政治是令人徹底失望的，兩個主要政黨是老舊而陳腐的，無法回應新世代的需求與想像，因此他們更沒有上一代的藍綠包袱──他們或許有和藍或綠比較接近的意識型態，但不會被政黨綁架。
馬政府強行通過服貿，就是很顯然與上述信念的青年世代為敵。台灣的年輕人並不是反對和中國正常來往，但是當執政者只是強調服貿協定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利益時，他們顯然不了解，人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模式背後蘊含的那套價值，從威權體制到金錢至上的發展主義價值觀，嚴重侵犯了他們更在乎的表達自由、政治民主和多元的生活方式。
因此，數萬名青年佔領議會和周圍，幾十萬人在 330 走上街頭：這是一整個世代的不滿與反抗。
馬政府的最大成就或許就是一整代青年成為憤怒的一代，並且成為自身的掘墓人。
太陽花之後：改變了什麼
太陽花之後最重要的現象，可以說就是年輕選民更獨、更綠。
在前述吳介民與廖美的資料中， 在 2014 年，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增至 55％，壯年世代也升為 46%，中老年人則降低到 41%。
中研院學者陳志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指出，從 2013 年到 2015 年，國民黨支持者從 33% 降到 21%，民進黨從 21% 微幅增長到 24%，中間選民則是大幅增加了。此外，在 2013 年 4 月，當問到比較信任哪一黨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有 49% 肯定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的 34%。
沒想到到了 2015 年一月再問同樣問題時，信任國民黨的是 34%，低於民進黨的 46%──在這兩個時間點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爆發了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學運。另外，在馬習會後，不同民調都指出，雖然全體選民抽樣是肯定馬習會者較多，但在年輕人中，對馬習會持負面意見的比正面的更多。
這是台灣政治價值最重要的轉變。
2012年，蔡英文提出了以「公平正義」作為競選口號，是台灣民主化以來第一次以社會平等作為競選主軸，呼應 08 到 12 年關於土地、環境、社會不公的抗爭風潮，這代表了他們的社會敏感度。連任的馬英九則是主打九二共識，強調兩岸和平與經濟發展的重要；相對於此，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提出的「台灣共識」。選前雙方民調一直很接近，直到最後一週國民黨請出許多企業家強調九二共識以及與中國經貿往來之重要，蔡英文最終落選。黨內的檢討普遍認為「中國政策」是民進黨要執政的最後一哩路，要克服這個問題才能執政。
事實上，在 2012 年總統大選之前，兩岸政策是國民黨的優勢領域。
但從 2012 年到 2016 年，兩岸政策從國民黨的優勢轉變為負面因素，他們被更多人認為是親北京，更不要說原本推出一個連黨中央都覺得是深藍的總統候選人，而年輕世代則越來越獨，因此蔡英文在這次的兩岸政策只要主張「維持現狀」就可以，不需要再去提出「新中國政策」，就可以獲得信任。
更進一步來看，太陽花學運既是青年世代力量的爆發，也更進一步改變了青年的意識，進而改變了台灣長久以的政治版圖：2016 年的這場選舉是一場在台灣民主歷史上意義深遠的選舉，民進黨贏得歷史性的勝利，不僅小英得票率過半，民進黨更首次在立委選舉獲得半數以上席次。
但不論是新世代或者新的執政集團能進一步完成台灣 70 年代以來未完成的民主化計畫，解決新世代的不滿：深化公民的民主參與、建立更多的社會正義，以及在深化台灣意識的前提下重建台灣與中國的合理架構？
歷史正在看著我們。
[1] http://www.storm.mg/article/23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