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臺北的文化事
連續 3 年，大稻埕在民間團體的合作下舉辦了享譽國內外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以「狂騷」為主軸，透過舞蹈、戲劇等表演藝術的形式，共譜 1920 年代大稻埕的風華歲月。
大稻之埕
在說明大稻埕如何登上華麗舞臺之前，不免俗地要先來看看它的歷史典故。
相傳大稻埕在十七世紀就已經有人在此居住，因為擁有大片曬稻穀之地而有此稱。到了 1851 年，正當對岸的中國爆發了撼動清朝政局的太平天國事件時，台灣北部也發生了著名的「頂下郊拼」事件，伴隨著大量的同安人從艋舺移入，許多宗教信仰也陸陸續續遷入這塊區域。
像是著名的三大廟宇：祀奉媽祖的「慈聖宮」、祭祀城隍爺的「霞海城隍廟」以及主祀法主公的「法主公廟」，大致上都在十八世紀中後期經由信徒移靈至大稻埕，不僅提供精神寄託的場所，同時也成為見證歷史的重要據點。
臺北三市街
實際上，現在當我們提到「臺北」腦中浮現出來的疆域範圍，並不是戰後才出現的空間概念，而是日治時期形塑出來的社會想像。換句話說，如果去問一個經歷過日治時期的人「何謂臺北？」時，他可能會告訴你「喔～那就是包含艋舺、大稻埕還有臺北城的『臺北三市街』。」
1895 年，臺北城已經成為臺灣島內數一數二的大城市，擁有郵局、鐵路、電報，甚至還有電燈，而臺北三市街真正成為一個整體的「臺北」，莫約到 1904 年，臺北城城牆悉數被打掉之後開始。
可以這麼說，日本殖民政府狹著現代國家的統治技術，不僅在臺北市內進行人口調查、市街改正、修築下水道等工程，無疑是將臺北打造成一個最有文明、最現代的「島都」，於此同時，也重新建構一般人對於地理空間的想像。
國家權力（power）就像是一頭被解開桎梏的猛獸般，快速地竄出臺北城殘壁以外的各地，不久，整個臺灣島就被推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那個自由浪漫的 1920 年代
如果說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 50 年當中哪個時期最「時尚」，1920 年代絕對是首要之選。
如果走在 1920 的臺北街頭，你將會發現許多在早年不會看到的硬體建築、不曾體會過的流行氛圍都一個接著一個地出現在都市人的生活空間之中。可以這麼說，在那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的年代裡，許多經改變的事物好像都可以視為一種「進步」的表徵，抑或是一種新的「文明」體現。
例如在政治上，日本帝國境內開始出現了批判國家主義、替殖民地爭取權益的「大正民主風潮」，當時許多留學於日本的臺灣學生在接觸到如此新穎的思維後，不僅時常針對談論臺灣時事的問題進行辯論，甚至組織讀書會，待批知識份子學成歸臺後，也開始在各個領域扮演了重要的領導角色。
1920 年代也可以說是一個建構臺灣人「美感」的關鍵時刻。
伴隨著 1915 年歷史上第一支女性除毛刀廣告在美國上映後，等於是向全世界美妝界投下一顆劃時代的震撼彈，至此以後，世界各國對於「美」的定義開始出現了絕然不同的觀點。
這波風潮當然也延燒到強調「全盤西化」的日本帝國，如果翻開 1920 年代的報章雜誌，化妝水、保養品、牙齒潔白濟等早已成為各大保養品公司的主打商品，其中，甚至還有一個經典的「化妝順序圖」，其概要是要告訴想要成為水噹噹的消費者，都必須需歷經「肥皂、洗粉、乳液或化妝水、白粉、牡丹刷、水刷、紗布擦拭、腮紅、粉白粉」等步驟，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美人」。
換句話說，凡事按照這過步驟進行清潔、保養、化妝者，都成為「美」的信徒。
大抵而言，儘管「美」是一種相當主觀的視覺感受，但在 1920 年代以後，不再只是強調臉部的清潔、保養，甚至連身體的氣味、舉手投足的氣質、身穿衣裳的品味，都會成為評頭論足的指標。
當然也不可以忘記「自由戀愛」的風氣。
相對於日治時期以前的台灣社會，「媒妁之言」似乎是一個再合理不過的事情，婚姻的締結彷彿有存在個標準流程，從媒人婆踏入家門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這對男女的終生大事。只不過，到了 1920 年代以後，伴隨著新式教育（例如女子學校）及「摩登」概念的傳入，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抬頭，不僅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職業婦女，女性為了追求自我幸褔的事蹟頻傳。這種現象不僅昭示著女性自主生存的可能性，更將傳統婚姻關係的刻板印象徹底打破。
然而，這種新興的觀念大多數還是存在於都市地區，在相對傳統的鄉下地區「男主外、女主內」的概念依然深深地印刻在一般民眾的心中，也因此，如果翻閱當時的報紙，不難看到社會輿論多把「同性戀」跟「自由戀愛」歸在同一類別，如果有為愛殉情的事件發生時，大多數的新聞報導會在行文中強化自由戀愛與悲劇之間的因果關係，甚至也會以斗大的「宜深自重」、「極宜鑑戒」等標題進行論述。
換句話說，儘管都市地區在接受現代化的洗禮後「比較」能夠接受這樣的愛戀模式，但在普遍的社會文化裡，這種與傳統觀念相悖離的行為，仍被視為一種異端，「自由戀愛」也被詮釋成「自由亂愛」的負面形象。
儘管如此，依然有許多少男少女想要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自由戀愛」，這也引發了另外一種需求—一個適當的約會場所。如果統整當時「約會聖地」，最常出現陷入熱戀期的男男女女的場所勢必包含：富有現代意義的「公園」、燈光好氣氛佳又不失隱密的「喫茶店」、青春女子呢喃與陪伴的「珈琲店」、最新最流行視覺饗宴的「劇場」等，多元化的選擇也造就了不少對佳偶的愛情故事。
大稻埕文人必見的文雅藝事
在這社會、文化都風起雲湧 1920 年代裡，作為清治時期以來文化能量就相當多元的地域，許多台灣人的「第一次」也就這樣獻給了大稻埕。
首先，當然就要先來說說「珈琲店」。
不只有飲料和音樂，更有女性呢喃的「珈琲店」
日治時期所指稱的「珈琲店」並不單賣「咖啡」，而是賣「料理」和苦艾酒、白蘭地等「酒」類飲品，伴隨著店中「蓄音機」（唱片機）播放而出的音樂，酒酣耳熱之際，從輪轉唱盤中播送出的音樂，彷彿有魔力般，讓現場所有人開始擺動身體，舉手投足之間，好不快樂。
如果說一間成功的珈琲店要有什麼重要的元素，「女給」的優劣可以說是左右顧客回頭率的關鍵。
若從當時的法規來看，珈琲店是被歸類於「特殊接客業」，內部裝潢主要採取西洋式的風格，除了賣酒以外，更有女性陪侍顧客飲食的特色，而這個職業就是所謂的「女給（ㄋㄩˇ ㄐㄧˇ）」。
女給（じょきゅう）是日文「女給仕」的簡稱，這是一個由政府所規範的職業，從業人員的年齡大約介於 14 至 25 歲之間的年輕女性，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在珈琲店內從事客席間的接待、陪侍，也可以說是更貼近客戶、與客戶擁有更多互動的女服務生。
如前所述，在 1920 年代當中，男女平等、自由戀愛、做一個獨立自主的職業女性的口號，持續衝擊著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儘管接受新式教育的比例當中，女生始終不如男生來的高，但隨著女性的受教人數越來越多，當代女性漸漸形成了自主意識，當然，越來越多成功女性典範的出現也激勵著更多就學中的女學童。
雖然女給只是飲食陪侍的服務角色，珈琲店內的裝潢卻為女給營造了更多與客人互動的機會。店內昏暗的燈光搭配獨立的座位，使得顧客得以卸下心房、訴說內心的苦楚，甚至是傾訴對女給的愛慕之情，而柔和的爵士樂則為這種曖昧的氛圍加溫，再加上女給青春的外貌、耳語般的呢喃，儘管每次的服務僅有一個小時，卻提供了顧客一種限時的戀愛，有些時候，甚至可以滿足肉體上的慾望，但這就是女給與顧客私底下的行為了。
女給就是在這種進步、摩登的時代氛圍之下，產生的一種女性的近代職業，也可以這麼說，許多光顧珈琲店的顧客並不是為了享用飲品，而是為了一賭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決定一間珈琲店成敗的最主要因素。
如果要白話的方式來說，現代相當流行的「女僕咖啡店」，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視覺娛樂之所在：戲院
1924 年大年初一，隆隆的爆竹聲響徹雲霄，大稻埕第二座現代化的劇場—永樂座—終於要在兩個星期後正式落成！
這個劇場從倡議到啟用可以說是集結了地方人士的心血，在長達三年的籌備期內，茶葉大亨陳天來、「本島實業界唯一之霸者」簡阿牛、謝汝銓、楊潤波等人不斷奔走於官方與地方之間，終於在歷經多方折衝下拍板定案，永樂座選定於大稻埕市場（今永樂市場）對面吳文秀舊宅處動土興建，斥資七萬日圓的建築金。
為什麼會需要奔走於「官方」和「地方」呢？
原來，早在 1909 年大稻埕下奎府眾街（今太原路）就已經有是臺灣第一座專演戲曲的新式劇場—淡水戲館，仿「支那式」的建築外觀不僅具有飛簷翹角，更吸睛的無外乎是一對龍形圖騰以及氣勢滂礡的山牆。據說這座二層樓的劇場可容納多達 918 名的觀眾，內部舞台也是專門為了中國戲曲表演而設計，在漢人比例相當高的大稻埕地區，一開幕就吸引了大批的觀眾。
有趣的是，1916 年淡水戲館的經營權卻在因緣際會之下轉到了辜顯榮之手，並將其改名為「台灣新舞台」，史稱「本島人娛樂機關」的淡水劇場也就這樣從日本人的手中轉移到台灣人的掌握，並簡稱為「新舞台」。
熟悉台灣史的人肯定都知道，辜顯榮與日本殖民政府存在著既合作又抵抗的複雜關係，這樣的現象當然也顯露於「新舞台」的經營上，只不過，站在利益的考量上，有越來越多地方人士開始倡議要在大稻埕內建立另外一間新式戲院，甚至有讀者投書到《臺灣日日新報》中表示：
淡水戲館應行改築。使加倍觀覽座席。妥為設備。以合新時代劇界潮流。而僅淡水戲館一處。欲悉數收容。勢必不能。宜再許可新築一處……此時之大稻埕。人口幾何。不可不一計算之。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永樂座在設計時就是以成為臺北最先進完善之戲劇表演場地為目標，不管是在設備及地理位置皆較「新舞台」來得好，甚至當時來臺表演的中國戲班也在市場考量下捨棄「新舞台」的邀約，轉而前往永樂座表演。當然，許多本地戲班（如星光演劇研究會、厚生演劇研究會等）也多次在永樂座中表演，尤其是在 1920 年代末期、 1930 年代初期臺灣電影萌芽的階段，永樂座也扮演了相當重要角色。
連皇太子都愛的大稻埕美食
就算沒有來過大稻埕，你也一定聽過位於「迪化街」的年貨大街，在這條狹窄街道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南北貨、茶、還有屬於庶民的集體記憶，台灣畫家郭雪湖著名的「南街殷賑」圖，可以說清楚地描繪出日治時期迪化街的樣貌。
實際上，所謂的「南北貨」被認為和清末以來「郊商」（與商業公會組織的概念雷同）林立有所關聯。如前所述，大稻埕在日治時期已經成為北臺灣重要的轉運港口，諸如海鮮、和洋果子等大江南北的貨物都會經由海運進入臺灣，以材料新鮮、味道絕美地臺菜料裡，也逐漸征服各方旅客的味蕾。
用一個很現代的說法，在成本考量以及聚集經濟的效應下，大稻埕在日治時期已經成為臺灣重要的臺菜料理的集散地，所謂「大稻埕四大酒樓」—「江山樓」、「東薈芳」、「春風樓」、「蓬萊閣」可以說是 1920 年代以後重要的臺菜料理發源地。
究竟有多吸引人呢？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1923 年日本皇太子裕仁（即日後的昭和天皇）來到臺北時，就在總督府官員的安排下，享用江山樓的臺菜料理。面對這個未來可能成為天皇的大人物，江山樓可一點兒也不敢怠慢，當天除了由樓主吳江山親自督導外，所有的食材也都選用頂級且新鮮的貨品，每一道菜色也必須要取一個吉祥又好聽的名字，當天推出的菜單包含「金錢火雞」、「雪白官燕窩」、「水晶鴿蛋」、「紅燒火翅」、「八寶焗蟳」、「紅燒水魚」、「炸春餅」、「海參竹茹」、「如意煲魚」、「火腿冬瓜」，另外還有八寶飯和杏仁茶當作飯後甜點，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好不豐盛。
如果從飲食史的角度來看，大稻埕坐擁先天的港運優勢，當地餐館在賺取現金之餘，也深深思索如何打造出專屬於「臺灣的味道」，這種菜餚商品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建構臺灣精神的極佳案例。
後記
近年來隨著公眾史學的勃興，人們關注歷史的眼光已從政權遞嬗的大歷史，轉向貼近你我生活周遭的「Nearby History 」，這項轉變讓人們重新認識自己所處環境的歷史，再加上近年對於日記、回憶錄等史料的運用，進而提供另外一種檢視歷史記憶的可能。
歷史不該只是教科書上的年代與事件，而是人類生活經驗總和的匯集，在高喊永續發展的今日，歷史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一個地域的過去，提供我們對於未來生活的反省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