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 年的寒冬，天津海關迎來一位朝鮮客人。
我們對他所知有限，只知道他攜帶了少許人參，向海關人員兜售。「朝鮮人攜參求售」在當時不是什麼新奇事，連年造訪北京的朝鮮官方使節同樣如此，沿途交易。然而根據規定，朝鮮人並不能在此交易，於是海關當下立即拒絕。
這件首例並未引起清朝高層的注意，因為一來朝鮮人出現在中國北方相當普遍，二來他交易失敗，且帶來的人參數量稀少，即便抽稅也無關輕重。
但令人意外的是，兩週後又有二位朝鮮人金得清、朴文吾叩關，[1] 並帶來十餘斤的人參。這次海關人員沒有輕忽。幾經盤查，兩人供稱是隨著朝鮮使節團的盧姓官員入京，身分正當，可以行文查詢。海關眼看兩位朝鮮人處之泰然，若無其事，反倒是海關自己慌張起來。倘若金、朴二人的身分屬實，就代表是外國使節，貿易享有特權，毋庸繳納稅金。[2] 謹慎的承辦人員於是行文相關單位，確認往後是否接受朝鮮人的「免稅交易」。
然而，這兩位朝鮮人說的一副正氣凜然，實際上卻完全經不起考驗。按照慣例，朝鮮使節團進入中國境內，必須提供完整的名單，包含正使、副使，乃至隨從、僕役。[3]清朝官員向正在北京的朝鮮使者覆核，得知根本不存在這位盧姓官員，且金、朴二人均不列名此次的使節團。這兩人顯然是私自越界的罪犯，打著官方使節的名號，希望佼倖蒙混過關，謀取暴利。[4]
像這類偽裝成朝鮮使團，去向天津海關推銷人參的案例中，金、朴兩人是名載案籍的先例，但他們並非首位跨越中、朝邊界的偷渡客。自 1637 年雙方建立宗藩關係以來，邊界的官員們都十分苦惱、貨品私自穿越國界的問題。當時多將這類私自越界的人稱為「犯越人」、「犯境人」。
在深入犯越人、犯越問題之前，我們須先釐清中國與朝鮮的國界是什麼？尤其是否與今日對「國界」的認知相同？其次，這些被官府視為奸民、徘徊邊境的人是誰？凝視著疆界，有助於描繪出朝鮮知識人理想的國界，並尋獲更多犯越人的歷史。
一、越境的「兄弟」
每提及歷史上的中國與朝鮮，「一衣帶水」、「千載毗鄰」、「兄弟之邦」等都是常見的形容詞。前二者強調物理距離上的接近，後者則是心理、感情的趨同。然而「兄弟」這個模糊的詞彙，無法清楚交代誰是兄、誰是弟。1627年，朝鮮迫於清軍的進逼，主動求和，雙方就曾約為兄弟，並重申「各守封疆，不許計仇，永世相好」。[5]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兄弟之邦，仍舊必須嚴明疆界，分得清清楚楚。
高聲朗誦的誓詞，沒能阻擋兄弟治下的人民越境。
清天聰三年（1629），朝鮮仁祖（1595-1649）在致送皇太極（1592-1643）的信中指責道，金國百姓跨越國界採人參，期盼金國能夠「申飭邊臣，痛加訶禁」。[6] 這不是大金國獨有的問題，天聰五年（1631），皇太極同樣指責朝鮮方面，必須嚴守封疆，百姓不得私自越界；並提醒道「吾兩家既當天盟誓，結為昆弟，若心口不一，甚非永固盟好之道也。」[7] 各種情況的越界，不斷挑撥兄弟的感情。
有時兩邊的私下抱怨轉為明白地謾罵與挑釁。皇太極直言「朝鮮邊民私入我境，凡住歇、採參之處，明明見之。…今既云無，自此以後，發兵到彼處，若有入境採參之人，或殺或捉。」[8] 表示朝鮮方面若繼續撇清干係，大金軍隊將發兵朝鮮，或殺或抓沿路所見的採參人，氣焰囂張。
雙方之所以如此在乎彼此犯越，一方面考量到人參是具備商業價值的貨品，另一方面是，國界往往是藏匿可疑分子的好去處。1644 年之前，明、清交戰不已，支持明朝的朝鮮就曾被清人發現他們協助漢人入境。[9]
問題是，清、朝兩國交壤的領土長逾八百公里，總不可能處處設防。儘管清朝沿邊設置柵欄，如〈義州北京使行路〉所示，朝鮮使行團循著紅線北上，勢必經過一個柵門，此處即邊境檢查站。柵門宛若今時的海關，雙方必須在此提交官方文書，證明身分。然而，朝鮮國界距離柵門其實有段不小的距離，朝鮮官員趙泰耉（1660-1723）就曾說過「彼我境以（鴨綠）江為限，而越邊則皆是空地」。[10]
朝鮮與清朝大抵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過江後才是清朝構築的柵欄。換句話說，鴨綠江與柵門之間，堪稱是一片無人究責的灰色地帶。即便是搜查嚴謹的柵門關口，只要翻越無人巡哨的邊界，頓時形同虛設。清、朝的人民正是利用這條滿布縫隙的邊界，不斷越界採參、移居，乃至犯罪。犯越問題反覆在此上演，[11]至今仍然困擾著兩國的官員。
二、沒有歷史的奸民
國境是人為的產物，是政治力劃出的實線。在此之前，所謂的越界、犯越是當地居民的日常，沒有太多政治意涵。明弘治元年（1488），朝鮮官員崔溥（1454-1504）從濟州島返鄉的途中意外遭遇風難，漂流至浙江台州沿海。他歷經苦難，最終在明朝官方的護送下，搭乘著官船，一路北上，返抵家鄉。
崔溥自然會經過中朝交界處，他的觀察是「海州、遼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我國，半是女真」，[12] 顯見當地族群雜處的情況。趙泰耉也承認明代「天下一家，我國邊民與華人，如隣邑之人。」[13] 可見明代的中朝關係，尚屬平和，居民頻繁來往，宛若鄰居。
及至 1636 年，清軍入侵朝鮮，強逼朝鮮國王投降，絕明朝貢，向大清稱臣納貢。1644 年，明朝滅亡後，清朝與朝鮮的關係更加密切，朝鮮自此開始時常懷有警懼之心，處處提防清朝。[14] 與此同時，這塊雜揉中國、朝鮮、女真的邊境，不再是單純的「鄰邑」，而是需要謹慎應對的他國。這個情況有點像是每天上下班習慣走的路被突然切斷了，一切都得重新摸索，而因此發生的不便、困難與憂愁，遠不是廟堂之上的官員，能切身感受到的。
那麼，屢見不鮮的犯越者該如何處理呢？
朝鮮官方明文規定，「犯越為首人，境上梟示」，[15] 也就是帶頭越境的人，必須在中朝邊界公開處決。那怕是「被越境」的朝鮮官員，仍不免發配邊疆。至於知情不報者，同樣「參酌徒配」。[16] 首倡者斬立決，從者及相關官員流刑，稱得上是重罰。但就是這般「犯者幾死」的刑度，仍無法恫嚇邊地居民越境。[17]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朝百姓張時忍等十三人得到官府的許可，從北京出發，前往東北採參。他們抵達參場後，留下一人紮營及看守收成與隨行的器具。張時忍從山上下來後，卻見留守人中彈身亡，安置帳中的人參也不翼而飛。他們循著足跡往東尋人。走了半天後，看到一群朝鮮人屯聚。張時忍似乎沒有多想，認定這群朝鮮人肯定就是犯人，馬上衝進去逮人。沒想到朝鮮人攜帶槍枝，當下一串開火，嚇得張時忍等趁亂拿回一些東西後，便倉皇逃出。
這件「殺人奪參」的邊界糾紛很快地破了案。朝鮮官府捕獲林戒先、林仁、小賢等六人，他們也坦承不諱，明白交代案情。原來他們都是鍾城（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穩城郡）的居民，迫於飢寒，於是冒險越界，希望能夠採參維生。他們利用餵養馬匹飼料的木槽渡河後，發現一處山谷中有清朝人的帳幕，且只有一人看守。他們當下決定開槍，強行奪取帳篷內的人參、木棉、被褥後踏上歸途。
隔日，張時忍等人隨即趕上，朝鮮人雖開槍回擊，卻也亂了手腳，拋棄所得物資，倉促間利用枯柳做筏，便渡河回境。林戒先等人的口供均強調，他們是不得已而犯案，因為饑饉才「潛越採參以為就死之計」。
他們自然知道犯越是死罪，林仁無奈地說：「潛越之禁十分申嚴，犯法必死，曾前何敢有越往之理？今番則迫於飢死，始出此計。」顯然這些「犯人」都是明事理的良民，不是什麼蓄謀已久的犯罪集團。然而，再多的辯詞都無法帶來寬宥，林仁、小賢以及其他從犯被判斬立決，地方官員也因為督導不周，革職並判流刑兩千里。[18]
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清朝。1727 年，山海衛的居民郭連進等人，湊了 95 兩白銀，賄賂守邊將官打算越境採參。沒想到過了這一關，卻又遇上朝鮮巡哨。朝鮮巡哨不願意放行，但郭連進、王祥、姜克俊等人錢都付了，總不能無功而返，於是狠下心一擁而上，以蠻力制服朝鮮士兵。沒想到一陣扭打後，朝鮮巡哨落水身亡。郭連進等人的命運與朝鮮的犯越人一般，不是立斬就是流放。[19]
這些都是朝鮮與清朝「之間」上演的日常，那些在公文裡被稱為「奸民」、「邊氓」的人生。這些犯越或許迫於無奈，或許出於貪婪，其實都稱不上是什麼大奸大惡，只因為被夾在兩國之間的邊界地帶，就被管理單位目為屢勸不聽的刁民，對他們的刑罰是人盡皆知的嚴峻。
三、理想的國界
既然邊界問題這麼多？何不定一明確疆界呢？事實上，朝鮮與清朝曾經議定封疆，儘管這是一條不斷變動、互有進退的國界。朝鮮大抵依仗鴨綠江、圖們江為線；而夾在兩河之間的「長白山」（又稱白頭山），朝鮮則認為以山為半，北為中國界，南為朝鮮界。如〈北關地圖〉所示，這張地圖主要描繪朝鮮北邊封疆的地理，基本上按此原則定位。
現在若問起韓國人「長白山是什麼樣的存在？」你或許會得到「長白山是聖山」的答案，但是這絕非什麼千百年前就確定的歷史事實。李花子的研究指出，朝鮮立國之初，長白山甚至不列名官方祭祀的山川。[20] 例如《朝鮮王朝實錄》明白地說「白頭山，非本國境內」。[21] 環山一帶的領地，一開始也不屬於朝鮮。至少在朝鮮世宗（1418-1450）期間，山南是野人女真的群居地。直到十六世紀中葉，朝鮮的地理書才承認，一出圖們江就是野人地界。
直到 1712 年勘定國界，清朝雙方才確立以長白山切半，南北對分的疆域。這次勘界，朝鮮獲得山南的領土，這是一塊從未設防，也沒有充分移民實邊的土地，堪稱外交的勝利。然而，也有另一派朝鮮官員主張，國之北境應該追溯到高麗時期（918-1392），當時曾立碑於先春嶺，而這裡距圖們江有七百里之遙。換句話說，1712 年的談判結果，等同喪失七百里的應有領土，可說是「朝鮮失地」。
事實上，長白山以與「七百里失地」的歸屬，絕非朝鮮說了算。長白山同樣是清朝的聖山，滿洲人同樣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清朝皇帝相信愛新覺羅氏的祖先，出自長白山的仙女。清朝從 1677 年開始祭拜長白山，將這座界山納入中國。至於那片長白山以北的數百里土地，自然屬於清朝。
四、尾 聲
關於朝鮮與清朝的國界，歷史學家累積的成果極為豐富。詳細的程度以致能夠將相關爭議分門別類，乃至攤開古地圖一一舉例，這些都是接近歷史事實的方法。
然而充斥於廟堂之上的言論、現身於公文案牘的宣言，述說的都是中、朝官方理想的國界，而不是依傍國界生活的日常範圍。當然，每個政權都有理想的國界，彼此間的「衝突」與「互不相容」完全可以理解。
理想國界不是單一的解釋，而是在不同層次上各有面貌。召喚歷史榮光，劃定圖們江以北七百里的說法，呈現的是民族理想的國界。坐落在長白山的分界線，則是大國與小國政治角力的國界。至於本文的幾位主角——犯越人，滿足他們所需的所見生存範圍就是他們的理想國界。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是，為了活下去不得已而為之的勇氣。
這些犯越人被清朝稱為所謂「邊地奸民」[22]，認為「朝鮮人民不許出界採參、伐木」，[23] 朝鮮方面也嚴明封疆誡律，不許朝鮮邊民頻頻犯越。而除了人民飢寒起盜心的原因之外，若要從另個角度來追究可能的原因，背後成因終究得怪在朝鮮官方頭上。
朝鮮規定邊地居民需繳納人參，用以贈送日本的「禮參」。結果造成邊民能逃則逃，而無處可逃者只能迫於無奈，越界犯罪。國家不改變供需關係，不檢討經濟結構，則永遠無法遏止「官方眼中」的犯罪。
乾隆十二年（1747），寧古塔的清朝官員拿獲兩位朝鮮女性。根據口供，他們名叫沙嗎尼、邵外彬。沙嗎尼本是慶尚道的居民，自小父母雙亡，為同鄉人領養。她的丈夫長年在外經商，一日突然被金姓商人綁走，輾轉販賣給多人，曾經擔任下人，甚至成為人家的妻子。邵外彬是漢城人，同樣父母雙亡，被拐騙為官奴，後又受騙轉賣清人。[24] 追根究柢，他們都是來自朝鮮經濟結構的黑暗角落，那個生活條件不佳，缺乏照料的地方社會；不論是否出於自願，他們都是走上歧途的「犯越人」。
朝鮮王朝與大清帝國的「犯越問題」像是一顆洋蔥，必須一層一層含著眼淚撥開，才能審視每一個依偎兩國之間的故事。當我初次翻閱《同文彙考》，開始關注中朝邊界的問題時，才意識到所謂的「奸民」、「邊氓」都是官方用語，距離邊地的實情何止千里。
人文社會科學訴求同情的理解，若有一天，我們真的能跨越想像的國界，統治者能超脫政治角力的想像，跨越社會階級的邊界，打破僵化的致罪結構，認識真正的人。在這樣的國家裡，想必沒人願意捨命離開。
[1] 朴文吾的名字，文獻記載為「漂文吾」，漂應是朴之誤。
[2] 根據﹝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四十七，〈戶部‧關稅上〉的記載，朝鮮使者貿易免稅。原文：「凡朝鮮國貢使往還，與内地客商互相貿易，不拘何項貨物，內地商人計價一兩，收稅銀三分，朝鮮人免稅」。
[3] 《通文館志》（首爾：朝鮮古書刊行會，1913），卷三，〈入柵報單〉，頁59-60。
[4] 這件「朝鮮人攜參赴津求售案」的前後文移，請參閱：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第五冊，頁1955-1973。
[5]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辛酉條。
[6]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臺北：國史館，2000），頁54。
[7]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85。
[8]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340。
[9]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85。
[10] 《備邊司謄錄》，肅宗四十年六月十七日。筆者係透過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以越境交涉為中心》（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一書，得知這條材料。
[11] 關於清朝與朝鮮的邊界問題，請參閱：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以越境交涉為中心》。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必須指出的是，犯越問題常是起於盜採人參，相關研究請參閱：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第三章 邊境：明末清初東亞邊界的人參問題〉，頁51-80。
[12] 崔溥著，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2013），頁165。
[13] 《備邊司謄錄》，肅宗四十年六月十七日。
[14] 關於朝鮮與清朝的關係，請參閱：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15] 《各司受教‧受教輯錄‧新補受教輯錄》（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犯越〉，頁743。
[16] 《各司受教‧受教輯錄‧新補受教輯錄》，〈犯越〉，頁744。
[17] 朝鮮方面對「犯越」的法律條文甚夥，逐年重申顯示成效不彰。關於犯越的條文見《秋官志》（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2004），卷八，〈考律部‧犯越〉。
[18] 整起事件的相關公文，請參閱：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第七冊，頁3945-4004。
[19] 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第九冊，頁4739-4765。
[20] 關於朝鮮的疆域認識，筆者以下主要參考：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第三章 清代朝鮮的疆域認識〉，頁105-173。
[21]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十九年三月十三日，癸卯條。
[22]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百二十五，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五日，己丑條，頁329。
[23]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十一，康熙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甲寅條，頁173。
[24] 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第八冊，頁4273-4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