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譯者：馮奕達
受布爾什維克革命威脅最為嚴重的大戰戰勝國，恐怕是最弱的歐洲大國──義大利。戰爭還在進行時，1917 年春、夏的義大利北部便經歷了抗議糧食不足與戰爭延續的大規模示威。
在 1917 年的卡波雷托戰役中慘敗後，那年秋天的義大利看來已瀕臨徹底崩潰的邊緣。但戰事隨著 1918 年突如其來、戰勝奧匈帝國軍隊「維托利歐韋內托大捷」而扭轉，不僅暫時緩和了國內的緊張局面，也抹去了前一年秋天的悲慘記憶。擊敗奧匈帝國是義大利民族國家歷史上頭一次的重大軍事勝利，從而激發出最狂野的夢想與野心。
在新「光復」領土上──主要是前奧匈帝國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義大利裔的民眾以無比的喜悅之情迎接義大利陸軍的勝利：「整整四天，十三萬名各個年齡、性別、政治黨派的民眾擠滿了的里雅斯特的街道與廣場……。所有人熱情歡呼，彼此親吻擁抱，彷彿生下他們的是同一個母親。這母親就是義大利，每一個人嘴上都是她的名字……。」
其實，目光敏銳的當代觀察家都很清楚，戰爭結束後的義大利已嚴重分裂。比方說，義大利著名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就在維也納停戰協議簽署當日，寫了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凱旋〉（“La Vittoria”），提到「走出戰爭的義大利染上了致命的嚴重疾病，帶著外傷，身體也虛弱至極……。」
克羅齊的觀察相當準確，軍事勝利顯然不太可能化解社會的不和──義大利社會的嚴重裂痕可以回溯到 1914 年，主張加入戰爭與傾向保持中立的義大利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公開衝突。［⋯⋯］
激烈的階級鬥爭（包括公私部門一再發生的罷工）在 1920 年九月達到最高峰，工人在這時佔領超過六百間工廠，在工業城鎮與都市成立工人會議作為政府，讓人以為義大利已經來到實現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邊緣。局勢動盪、執法不彰，加上喬瓦尼・喬利蒂（Giovanni Giolitti）的政府顯然不願意涉入勞資糾紛，工業家與莊園主對此大為驚恐，用日益絕望的目光投向四周，尋找能保護他們免於紅色威脅的救世主。最後，他們找到貝尼托・墨索里尼和他新興的法西斯運動。
當時的墨索里尼，才剛剛結束從戰前義大利的傑出社會主義者，化為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心靈之旅。這趟心路始於 1914 年十一月──他在這時開始鼓吹義大利參戰，此舉卻與義大利社會黨的官方路線相悖。戰前的他一度是義大利社會黨中最大派系的領導人，更在 1912 年至 1914 年間擔任黨報《奮進！》（Avanti!）的編輯。
社會黨提倡在這場「資本主義者」的戰爭中保持中立，以此為官方立場，墨索里尼違反黨立場的舉動，導致他在 1914 年十一月被社會黨掃地出門。同月，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報紙──《義大利人民報》（Il Popolo d’Italia）。墨索里尼將志同道合的生意人提供的資金，與自己的無礙辯才相結合，迅速化身為「干預派」的行動領袖，支持參戰對抗同盟國。
義大利終於在 1915 年五月以協約國身分參戰，墨索里尼也在伊松佐河前線服役，直到他在 1917 年二月染上梅毒為止（並非法西斯統治義大利時官方教科書所說的因迫擊砲而負傷）。他在自家報紙《義大利人民報》的編輯台前，觀察戰爭的最後一年，重新調整自己對義大利未來的看法。而他言詞攻擊的主要目標，則是自己過去的社會黨同志。他把社會黨貶為「比奧地利軍隊更危險的敵人」，呼籲讀者用「利劍與烈火」與之對抗。俄羅斯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墨索里尼的滔滔之詞甚至更上一層樓。
他認為俄羅斯革命不過是全球共產黨奪權的第一步而已，唯有訴諸暴力才能遏止：「現在不是當天使的時候，而是當惡魔的時候。現在要的是兇猛出擊，不是仁慈……。現在要的是把長劍和烈焰……。不這麼做，就會失敗。不這麼做，就等著變俄羅斯吧。」人們對於墨索里尼戰前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仍記憶猶新，如今他卻渴望一場「民族主義革命」。未來的國家將由「戰壕圈」（trincerocrazia）──生於戰壕中鮮血與泥濘的新貴所統治。
1919 年三月，墨索里尼在米蘭成立戰鬥團（Fasci di Combattimento），但他的運動一開始在吸引新支持者時卻不算特別成功。到了年終，戰鬥團總人數仍只有八百人，許多成員是前敢死隊員（arditi）──大戰中的義軍突擊隊，墨索里尼的烈火與銳劍論調特別吸引他們。
1920 年之後，戰鬥團運動才開始迅速擴張，這多少是為了回應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威脅。正是在這個時候，墨索里尼的支持者開始對有組織的工人、社會主義者會議與報紙採取激烈行動，而且特別針對社會黨掌控的波河流域。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敢死隊一如德國的自由軍團，吸引到那些太過年輕、上不了大戰戰場的人。對他們來說，敢死隊能夠彌補他們錯過的那些經歷。
1920 年十月十六日，墨索里尼的喉舌報社公開呼籲對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主義對手採取暴力行動：「倘若內戰不可免，那就開打吧！」墨索里尼的言詞也同樣好戰，運用醫病的隱喻來談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意在打擊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假設布爾什維克思想是需要根除的「壞疽」、「感染」或「癌症」，他所描述的法西斯主義就是「手術刀」，以外科手術般的精準來揮動，治療民族國家的「政治身體」病症。
煽動言詞之後，緊跟著就是暴力行動。法西斯戰鬥團開始在社會黨執政的波隆納（Bologna）對地方政府建築發動攻擊；1920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千民眾在波隆納主廣場（Piazza Maggiore）慶祝社會黨籍的市長當選時，一群法西斯分子居然對群眾開槍。社會主義民兵「赤衛隊」與之駁火，並丟擲手榴彈。這起事件造成十人死亡，約六十人受傷，社會黨的市委會別無選擇，只能辭職。對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者來說，這給他們上了重要的一課：暴力有效。
來到鄉間，法西斯分子對於鎮壓其他政治與工會組織也有關鍵的貢獻，特別是與社會黨有關的組織；天主教人民黨受彈壓的情況則較為輕微。上千名黑衫軍（squadristi）在郊外散播恐懼，摧毀「顛覆性」政黨的根底，占領整個城鎮，甚至毆打、羞辱政治對手──警方通常都知情，而且還暗中支持，許多員警相當尊敬墨索里尼的「秩序部隊」。
情況愈來愈接近檯面上的內戰，暴力衝突中死亡的人數也迅速攀升。據估計，義大利在 1919 年至 1922 年間共有約三千人被殺。政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社會黨員與非法西斯政黨的民兵成員。光是 1920 年，就有一百七十二名社會主義黨員，人民黨十人，法西斯四人，五十一名無辜的路人，以及五十一名執法人員被殺，同年受重傷的人則將近一千六百人。
暴力事件延續到來年春天，墨索里尼的團體（如今更名為國家法西斯黨［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簡稱PNF］）也在這種情勢底下成為義大利最強大的政黨，成員增加將近十倍。為了因應墨索里尼政黨的迅速發展，自由黨首相喬瓦尼・喬利蒂下了個致命的決定，將 PNF 納入他的「國民集團」（National Bloc），好為 1921 年五月的大選鋪路。
喬利蒂的決定非但無法遏止法西斯黨，反而強化墨索里尼的形象，成為「體面的」政治人物。與此同時，墨索里尼的敢死隊仍維持其行動，如今更是近乎於享有不受警方干預的豁免權。既然對手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法西斯黨絲毫沒有遭遇反對，就統治了亞平寧半島北部與中部的許多地區。
於是，墨索里尼同時從人們普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以及義大利中央政府的飄搖中得利。1919 年至 1922 年間，一連有五屆政府因為無法維持穩定多數而垮台，不僅代議制度危機益發嚴重，法西斯的反民主宣傳言論──「民主制度的時代已經結束」，也因為政府無能維持秩序而深入人心。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理應為國內各地發生的大部分暴亂負責的政治團體，此時卻像是能恢復秩序的唯一勢力，而民選政府看來則是一點力量都沒有──多麼諷刺。
在這種形勢下，法西斯黨斷定時機已經成熟，可以進行奪權。1922 年十月二十七日傍晚，墨索里尼對麾下的準軍事部隊下令「揮軍羅馬」（March on Rome）。當時的首相、自由黨的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請求國王維克托・伊曼努爾三世（Victor Emanuel III）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來因應。維克托・伊曼努爾先是同意，後來卻反悔，拒絕在隔天早上簽署命令。等到國王接受墨索里尼成為首相的要求後，這位選擇搭火車（而非「進軍」）來到羅馬的法西斯領袖，才和麾下將近兩萬五千名在義大利首都外安營紮寨的民兵部隊會合。但這時的法西斯黨早已實際掌控義大利各地的多個省城了。
墨索里尼的兩手策略──他試圖在國會與社會賢達中獲得支持，卻又同時支持黑衫軍暴力對抗政府──顯然卓有成效，迫使國王延攬他組成法西斯黨、自由黨、民族主義者與天主教徒聯合政府。雖然墨索里尼不太可能承認，但他從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學到不少，尤其是這項歷史教訓──將恐懼逐步灌輸給對手的能力與決心，以及在機會現身時毫不猶豫行動，要比國會多數黨重要太多了。列寧在 1918 年解散俄羅斯的民選國會，墨索里尼也有樣學樣──他獲命成為總理一事，已經是國家權力在五年內第二次交到以暴力手段發號施令的民兵政黨手中了。
今天多數歷史學者都同意，義大利政府的武力是能輕易擊潰法西斯民兵部隊。「但無論是國王、政府，還是該國的政經名流，都沒有那樣的政治意願或勇氣去回復秩序，避免民兵政權出現。他們反而擔心鎮壓法西斯的猛攻，將讓社會主義革命重獲新生；他們還滋養出一種幻覺，認為只要能說服法西斯黨放下他們的暴力民兵組織，政府就圓滿完成職責了。」完全了解 1922 年十月諸事件的長期後果，以及這些事件引來什麼樣新政體的人，可是少之又少。
自由派的布爾喬亞相信若將法西斯黨納入政府，就有可能馴化之；至於反法西斯的大多數黨派則認為法西斯政權只是一時，一旦法西斯黨無法發揮護衛布爾喬亞國家的作用，就注定會暴起暴落。連「揮軍羅馬」成真之後，這些幻覺還是無所不在。其實，墨索里尼一開始就打算廢除代議民主，建立獨裁政權，最後也在 1925 年實現。
暴力能將民主一軍──歐洲其他極右派領導人沒有忘記這個榜樣，事實上，眼睛雪亮的自由左派觀察家也不敢或忘，深怕其他人會效仿墨索里尼的例子。德國自由派記者兼前外交官哈利・凱斯勒伯爵，就在 1922 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記裡提到：
法西斯黨在義大利發動政變，奪得政權。倘若他們有能力維持住，這就會是一起後果不堪設想的歷史事件，不僅對義大利如此，對全歐洲也是如此。這是反革命凱旋行進的第一步……。從特定角度來看，墨索里尼的政變堪比 1917 年十月列寧的政變，只是他們立場背道而馳。或許，這件事會為歐洲帶來又一段混亂與戰爭時期。
極右派與凱斯勒完全相反，視墨索里尼的例子為效仿的對象。1923 年十一月九日，新生的德國納粹黨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試圖重現一年前墨索里尼的「揮軍羅馬」──前一晚他才宣布要進行「民族革命」，他的支持者就在後一天的慕尼黑「揮軍統帥堂」（March on the Feldherrnhalle），接著還要「揮軍柏林」。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不曾結束的一戰：帝國滅亡與中東歐民族國家興起》 ： 一戰可說是歐洲秩序混亂的開端：極端主義出現、大型帝國瓦解、民族革命四起， 讓歐洲人民落入比一戰更悲慘的暴力循環中。 這是一部戰敗國人民再度身陷戰火的悲慘故事。 作者將焦點放在戰敗帝國， 蒐集這段時期各種資料、文獻，重現史實， 試圖完整探討當時歐洲各戰敗國的狀況。
極端主義出現、大型帝國瓦解、民族革命四起，
讓歐洲人民落入比一戰更悲慘的暴力循環中。
這是一部戰敗國人民再度身陷戰火的悲慘故事。
作者將焦點放在戰敗帝國，
蒐集這段時期各種資料、文獻，重現史實，
試圖完整探討當時歐洲各戰敗國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