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的小大一入學時參與的第一個大型校級活動，就是文化盃合唱比賽，其中的指定曲就是政大校歌，所以校歌對每位政大人來說，都是一段美好的記憶，幾乎人人都琅琅上口，但有誰知道校歌是怎麼產生的嗎？而《你儂我儂》這首情歌大家多少都有聽過，但你可知道這首情歌的作曲人跟政大校歌的淵源嗎？
政大校歌的作曲家李抱忱
李抱忱留歐學習音樂，回國之後將五線譜與音符發揚光大。任職教育部時，曾撰寫許多國民教育的音樂教材。他善於編寫歌曲、合唱與指揮，抗戰時期在大後方重慶，指揮過「千人大合唱」，並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校歌編曲。此外，他編譯過《抗戰中國歌曲》（Song of Fighting），包括後來在中國膾炙人口的《義勇軍進行詞》，這又是一樁「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
校歌作詞家陳果夫
至於校歌歌詞的創作人，是當時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果夫。今天走進政大大門，位於噴水池右側的果夫樓，就是以他為名的建築，現在則歸屬心理學系與應用數學學系使用。
陳果夫任教育長時，配合中央政治學校培養新一代革命菁英的目標，便透過校歌歌詞表達對國族融合的想像。《中央政治學校校歌》如下：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管理眾人要身正、要意誠、要有服務的精神、要有豐富的智能。革命建設為民生，命令貫徹，篤信力行，任勞任怨負責任。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完成使命，擔負責任，先要我全校員生親愛精誠，進而使我全國同胞，親愛精誠，親愛精誠！
歌詞裡的「我們」、「革命」、「吾黨」、「使命」、「同胞」這些詞彙皆有其歷史意涵。從晚清以降，「同胞」作為一種形塑國族共同體意志和召喚集體認同情感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中央政治學校校歌》便代表了這樣的「國族想像」，意圖經由「想像」弭平差異，產生一種整體認同感。
換言之，校歌重新賦予中央政治學校學生對「我們」的詮釋與認知，闡明了要管理眾人的「我們」應擁有的特質，值此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我們」的任務便是堅守革命、建設中華民國、完成使命與擔負責任。這首校歌和以「同胞」之名的國族論述可謂是異曲同工，從炎黃子孫之共同始祖的脈絡與想像裡產生，並透過「想像的共同體」喚醒學生的愛國情懷及革命精神。
政大文化盃唱校歌這回事，是怎麼回事？
這則 1941 年的公文紀錄著《中央政治學校校歌》經過音樂導師李抱忱修改之後舉辦試唱會。這次試唱後，6 月 21 日公文簽辦核可並公布，確定了《中央政治學校校歌》的版本。
然而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失利，轉進臺灣，政治大學直至 1954 年才復校，校歌也跟著被塵封了一段時間。
而政大學生開始在比賽時唱校歌，又是另一段故事了，這還得從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開始講起。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掃蕩中華傳統文化時，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積極重建傳統文化，便與政大振聲合唱團合辦文化盃合唱比賽。
舉辦第一屆比賽的校友龐開文回憶道，因為校內活動辦得很成功，決定繼續辦文化盃。根據《政大校史》記載，1969 年，也就是在文化盃歌唱比賽創立的隔年，課外活動組為了發揚固有文化、提倡舞蹈教育，開始舉辦首屆文化盃舞蹈比賽，成為每年校慶前的校園盛事。1974 年後，可能是為了增加校歌的流傳度，學校公告規定原《中央政治學校》的校歌則變成指定曲之一。
「唱校歌」因為文化盃有了新的意義，成為政大人大一的青春回憶，也藉由文化盃，讓新生得以凝聚團隊向心力，表演藝術也逐漸多元。但是，自 1983 年第 17 屆的文化盃開始，因為越來越少人願意報名舞蹈的項目，而導致文化盃舞蹈比賽停辦，有學生因此撰文反思文化盃之於政大人的意義，以及對未來的期待。撰文者認為：
文化盃的確隨著年代正在成長遞變，也得到肯定的價值。但同學們的熱情正在逐漸的冷卻。……文化盃舞蹈停辦之後，會不會造成政大在肢體藝術的斷層。
他主張藝術不應只是透過眼睛去看，而是必須用心去感受，文末並期許：
今年的文化盃不應是傳統的結束，而該是另一個開始吧。
改校歌的爭議？
近年來，由於青年對臺灣政治走向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聲音，太陽花學運後，青年對國家前途感到焦慮，進而反思國家體制力量的宰制是什麼？此效應延伸至青年生活各個面向，也反映在大學校園裡，2015 年第 49 屆文化盃，熱愛思考的政大學生，因為對部分校歌歌詞意識形態的不滿，透過「無聲」的文化盃，表達不同的想法和意見。
除了對校歌歌詞產生疑義之外，「該不該唱政大校歌」也引起熱烈討論。前者是因為學生們認為政大校歌歌詞過於強調黨派色彩而感到不滿，因此在轉型正義的氛圍下罷唱校歌，訴求改換校歌；後者則是省思校歌之於文化盃的必要性，認為應選擇讓這時代的青年能產生共鳴的歌曲。
不過，贊成維持文化盃唱政大校歌傳統的聲音仍然存在，不論校歌歌詞的涵義如何，它就是代表著大一文化盃校園練唱的青春回憶。第二個觀點認為政大校歌的創作，是歷史脈絡的產物，跟國家意識的關係隨時代變遷早已脫勾，毋須以轉型正義的角度批判校歌。第三種觀點則是理性的分析，政大學生應質疑文化盃為什麼要唱校歌，所以要改變的不是校歌，而是文化盃該不該唱校歌。
在〈跨代對話唱出時代校歌〉一文中指出：
（政大校歌）走過了抗戰、國共內戰，來到臺灣，進入了言論自由的民主新時代，這首歌詞中乘載許多歷史記憶和價值觀的一首歌，有沒有修改的必要？
在文化盃的傳承下，唱校歌已經變成畢業校友會共同的感情，只要起個音，大家都能立即來個大合唱，不論校友畢業的系所或年代有何差異，都在同聲唱校歌的情境裡弭平，校歌成為政大人專屬的標示與凝聚的憑藉。
針對以上種種正反意見，政大校歌委員會經過討論後，表示政大校歌的爭執點在歌詞，故修改部分具有爭議的歌詞，保留原有的旋律，讓校歌可以繼續在校園裡傳唱。
有校友說：
若有一天，在校友或校慶典禮中，大家在唱校歌，你卻只能呆站原地，無法和聲同唱，那是一種「無根」的感受，彷彿無所憑藉，被割捨在學校之外。
歷史系教授楊瑞松則為校歌問題下了一個註腳：
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現在的紛爭都只是說明，我們正處於一個追求更好結果的討論過程。
建議在釐清校歌爭議的時候，各方是否應先定義追求的「價值」為何？
再唱五十年？
2017 年 9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決定修改校歌，歌詞新舊並陳。校務會議透過逐句討論的方式，將原歌詞「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改成「實踐民主法治是我們的使命；維護自由人權是我們的責任。」並將「革命」二字改成「革新」，讓歌詞更符合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時代意義。撇開各家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論，無論支持或反對，誰也無法抹滅校歌所敘說的歷史脈絡，以及它所維繫的情感。
如今政大人散布在世界各個角落，凝聚向心力的方式或許就是同聲再唱一次校歌，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時，就像又回到那時那刻，在政大，在文化盃。
參考資料
-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臺北，1997），頁1-77。
- 楊瑞松，〈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政治大學學報》，45（臺北，2016.05），頁109-164。
- 趙琴，《李抱枕：餘音嘹亮尚飄香》，臺北：時報文化，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