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廣大的東三省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全部被日軍攻佔，甚至被日本成立了個「滿洲國」，以溥儀為臨時執政（後又被立為皇帝）。此時的中國正處於多事之秋，內有中共盤據江西的戰禍、長江發大水等災情，數以千萬的災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
得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時，蔣中正整夜不得安寧，原先還在一艘駛往江西指揮剿共戰的船上，這下馬上趕回南京。他日記裡寫道：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茍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小子勉之！
要驅逐日軍，收回東三省，必定要頃全國之力，使內部一致團結對外，但在此時，中國政治實際處於分裂的情況，南京有一個國民政府，廣州也有一個國民政府。權橫之下，南京政府決定對廣州政府妥協。
然而，為什麼會出現「一國兩府」的情況？這必須先從蔣中正與胡漢民的關係開始說起。
胡漢民（1879-1936），字展堂，名衍鴻。筆名有漢民、民意、辯姦等，以漢民最為人所知，原名反而鮮為人所知。生於廣東番禺，1904 年留學日本，進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法政科，同學有汪精衛、古應芬、李文範、陳融等，這些人後來皆成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留學日本的隔年，胡漢民加入中國同盟會，長期追隨孫文，成為孫文重要的助手之一。
與胡漢民輩份相比，蔣中正在國民黨內屬於後生晚輩，雖然兩人後來交惡，但起初蔣中正是頗為尊重胡漢民的，甚至在胡漢民政治生涯不如意時，蔣曾多次出手幫助過他。
在孫文決定聯俄容共時，因為胡漢民大力反對，雙方關係一度破裂，之後胡漢民因而遭到孫文的冷落，被外派至上海，遠離當時廣州政治中心。蔣中正曾在 1924 年 3 月 2 日寫信給孫文，調停二人關係，使胡漢民重新被孫文啟用。
隔年 3 月孫文過世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加劇，同年 8 月發生廖仲愷被刺案，胡漢民被懷疑是幕後指使者，當時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等人意圖藉此置胡漢民於死地，幸好蔣中正出手幫忙，使他逃過一劫，最後被派遣至莫斯科考察。到了北伐完成後，胡漢民自歐洲回國，蔣中正又安排他出任立法院長，開啟了蔣胡合作的局面。這樣看來，那幾年當中，蔣胡二人關係還算不錯。
在北伐完成不久後，南京中央馬上面臨來自地方勢力的挑戰。1929 年，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馮玉祥、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接連發動戰事，挑戰南京政府的權威；到了 1930 年，上述各派更聯合起來發動中原大戰，也因此蔣中正需要經常在外指揮作戰，南京政府便由胡漢民坐鎮。
當時胡漢民以黨國元老的身分出任立法院長，在南京主持政務認真，對穩定後方起了相當大的助益。這一時期蔣胡的密切合作，也是南京政權得以穩定的關鍵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等人將汪精衛（改組派）、鄒魯（西山會議派）等各派系集結起來，在北平成立「中央擴大會議」，企圖與南京分庭抗禮。雖然旋即因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支持南京政府而宣告失敗，但最終汪精衛等人仍在太原完成《中華民國約法草案》，也就是俗稱的《太原約法草案》，用以作為「憲法未頒布以前的根本大法」。
儘管反蔣各派在軍事上失敗，但這部約法仍造成很大回響，尤其以胡適、羅隆基為首的自由派，對這部約法給予高度的評價，相對於實施訓政體制的南京方面而言，約法在政治號召上顯然更能打動人心。[1]
為了平息「北平擴大會議」造成的影響，蔣中正決定順應民主人士的呼應，在戰事告一段落的 10 月 3 日，他發布了「江電」，承諾赦免除了陳炯明、閻錫山以外的政治犯，並要求國民黨中央在最短期內召集四中全會，討論提前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代會，以便盡快討論召集國民會議，起草憲法工作。但「江電」在發表前並未先與南京方面黨政要人商量，所以立刻遭到胡漢民的強烈反對，兩人關係以此為導火線逐漸生變。
在孫文去世後，胡漢民出於過去長期擔任孫文助手，也是黨國元老，常以「革命導師」自居。胡漢民從孫文理論上反擊蔣中正和汪精衛等人提出的要求，10 月 6 日，他於立法院紀念週會中演說提到：
「總理臨終的遺囑，明白要我們大家『務須依照予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如果於此之外再要有所謂約法，那豈不是要把總理的遺教，一齊擱開，另尋一個所謂約法出來嗎？」
當天蔣中正也在日記批判：
「書生意氣用事，固執己見，必使他人絕望無路，不顧國家，因此更亂也。乃知古之不能治國平天下，而竟致滅亡者，往往多在書生之不能變通也。余決計發表，照江電施行，任何反對亦斷不顧也。」
除了約法問題，二人在若干政治意見上也有相當大的分歧。例如中原大戰結束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支持南京中央，導致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勢力迅速瓦解。張學良在 11 月到南京時，蔣中正原想提拔張學良的部屬為國府委員及部長，卻遭到胡漢民反對，他認為：「在一個政府的立場，不應該用這種拉攏湊合的卑劣手段」，此舉被蔣中正認為是「阻礙和平、破壞統一」。[2]曾經密切合作的兩人，此時關係越來越僵、關係日趨惡劣。
民國 19 年，蔣曾在廬山對人發牢騷：「不願回南京，離南京越遠越好，想到西北去。」在蔣中正這時期的日記當中，對胡漢民出現不滿的紀錄也越來越多。民國 20 年 2 月 9 日，蔣在國府主持紀念週時，被胡漢民在眾人面前痛斥，當天日記便寫下自己憤恨不平的心情 [3]，他認為「無論對於何人，如見其有過，寧可直說面規，然須意存鍾愛，萬不可發於大庭廣眾之中，跡近侮辱使人難堪也。」
以當時蔣中正的顯赫地位，卻在大庭廣眾下遭到訓斥，他難免耿耿於懷，而這也使他想起當年也曾被鮑羅廷在眾人面前訓斥過，對蔣中正而言這是難以忍受的污辱。[4]
過不了多久，蔣又與胡漢民談及約法問題，試圖做最後一次努力，希望能說服胡漢民，但胡漢民仍堅持現況，主張不必制定約法。蔣中正只好寫下：「孔子之於少正卯、孔明之於馬謖，其皆迫於責任乎。然吾則制止其作惡作劇而保全其身可也。」這番話代表了蔣此時已決心下重手。
蔣中正打算舉辦一場「鴻門宴」，邀請胡漢民於 28 日共進晚餐。28 日晚上，胡漢民在主持完立法院會議後，來到總司令部，即遭到蔣中正的扣留。此時的蔣中正發表〈致胡漢民函勸其悔改自新以利黨國函〉，指責胡漢民有「反對約法」、「阻礙和平、破壞統一」、「惡意攻擊外交、使外交無從進行」、「詆毀政府、陰謀內鬨」等諸多罪狀。
當晚，兩人又激烈爭論了許久，最後不歡而散。隔天，胡漢民迫於壓力，辭去立法院長職務，也遭軟禁於湯山，後移居回南京，但依然受到嚴格監視，對外聯繫基本斷絕。
民國 20 年的湯山事變，無疑是震驚當時中國政壇上的一次巨大政變。在此之前，蔣中正對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是頗為尊重的，但時間日久，兩人逐漸累積許多矛盾。
胡漢民以革命導師自居，性格嚴肅率真，對於他人的錯誤會當眾不留情面的指責。儘管蔣中正在黨內輩分上是晚輩，但無疑已是當時最具實力之人物，怎堪得起在眾人面前被訓斥。
中原大戰後，蔣中正原先意圖以制定約法的方式，平息或爭取政敵、知識份子，卻被胡漢民反對，加上兩人又在許多政治見解上持不同意見，矛盾日益加深。從前作為兩人和事佬的潭延闓於前年九月因腦溢血去世，兩人失去一個重要的緩衝，最終釀成湯山事變的政治悲劇。
多年後，蔣中正也曾追悔：「當時討平閻、馮叛亂以後，乘戰勝餘威，應先積極統一各省軍、民、財各政，而對中央內部謙讓共濟，對胡特與信任與尊重，以國府主席讓之，則二十年胡案不致發生，內部自固矣。」
身為黨國元老的胡漢民是時任立法院長，卻被行政院長蔣中正強行軟禁，逼迫辭去職務，引起社會極大震撼。在中原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平息的戰事，又因為湯山事變而使政局開始不安，許多人開始策動「倒蔣救胡」的行動，為 5 月的「寧粵分裂」響起前哨。
[1] 北平擴大會議上，汪精衛、鄒魯、閻錫山、馮玉祥等三十人聯名發表成立宣言，批判蔣「托名訓政，以行專政」、「號稱訓政，於今三年，而約法一字亦未頒布」。
[2] 此外，胡對於《郵政儲金法》、《中日關稅協定》以及對於處置中原大戰後的政治、軍事犯等都與蔣的意見不合。
[3] 「見人面目，受人束縛。小人不可與共事也。紀念週時幾欲痛泣，而又止，何人之我痛苦至此耶！」收錄於《蔣中正日記》，1931 年 2 月 12 日。
[4] 「今日之胡漢民，即昔日之鮑爾廷（鮑羅廷）。余前後欲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盡。鮑使國民黨圖受惡名，而共產黨受其實惠。今胡則使國民黨受害，而彼自取利。」收錄見《蔣中正日記》，1931 年 3 月 1 日。
參考書目
-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美國：胡佛研究院。
- 蔣永敬，《多難興邦：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及國共的分合興衰，1925-1936》，台北：新銳文創，2018。
-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 張朋園，《從威權到民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金以林，〈蔣介石的用人與選才〉，《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文化，2011。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 中國青年軍人社編著，《反蔣運動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
- 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 陳公博、周佛海，《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台北：躍升文化，198。
-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0，民國二十年二月至四月》，台北：國史館，2004。
- 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1933 年 12 月。
- 李國祁，〈同盟會時期親密摯友 政爭時期生死之敵──汪精衛與胡漢民關係的比較新論〉，《民國研究》，總第 18 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