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人對慶長十九年七月中旬發生的「方廣寺鐘銘事件」耳熟能詳，因為這個事件被認為是數月後德川幕府滅亡豐臣家的導火線。事件露骨地顯示了德川家康急於滅豐臣家的而狡詐陰險的一面，也因為如此，德川家康遭受了不少後人的指罵和批評。
不過，縱然從結果上來看，「鐘銘事件」成為後來大坂之陣的一個契機，但受到後世戲劇、小說等的影響，「鐘銘事件」中一些不可忽視的細節都被一一淡化，成為了現在普遍所傳「狸親父」故意「找碴」的陰謀。那麼，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眾所周知，豐臣秀賴與茶茶為了紀念亡父、亡夫豐臣秀吉的 17 年忌日，準備在當年進行盛大的法會，其中一個主要工程，就是要重建秀吉當年精心建立的京都方廣寺大佛，以示對秀吉的追慕，並一振豐臣家逐漸萎靡的威嚴。
這個早在一年半之前便全意準備的法會和供養會，一直到慶長十九年中為止都在順利進行，江戶的將軍德川秀忠與駿府的「大御所」德川家康都沒有阻撓或刁難，但到了 7 月 21 日，事情卻出現轉折，那就是「鐘銘事件」的起端。
當時豐臣家族在鑄造此鐘時，形狀、大小以及鐘銘的寫法等細節已一一向幕府通報，也得到了幕府（秀忠與家康）的批准，但是，當大鐘鑄好後，鑄在鐘上的銘文，其實一反當日的約定，變成幕府從未獲知的內容。原本，鐘銘的寫法在年初就已經決定好了，將會仿照奈良東大寺的鐘銘格式來寫，但結果卻是完全的「FREESTYLE」，這個問題成為不久後幕府發炮的藉口。此外，在這之前，關於方廣寺大佛落成的法會，也有不少問題，例如：出席的各宗派佛教，其坐席順序前後不一，象徵著各派地位問題的混亂，也成為了幕府方開始關切法會的一個原因。
回到鐘銘問題，7 月 21 日，德川家康陣營第一次對鐘銘表示不悅，表明鐘銘內容存在「關東不吉」的字句，負責書寫銘文的南禪寺住持──「文英清韓」是當時的有名僧侶，其才華不凡早有定評，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遭到幕府的非議呢？
說到這裡，相信有不少讀者會聯想到，這一定是家康故意刁難所致，既然是找碴，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可言了。從結果上來看，家康利用了鐘銘問題向豐臣方施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事情卻不像一般描述的那樣簡單。
從「關東不吉」的字句聯想到大鐘上被後人特意著色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一般的說法都認為，家康方覺得「國家安康」是將德川家康的「家康」分斷，有詛咒之嫌，而「君臣豐樂」則是暗示豐臣家為君，萬民才會安樂，是暗批幕府不應為政。
不過，翻開史料細究的話，便會發現這個說法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家康陣營其實一直不滿的只是「國家安康」，對「君臣豐樂」並不關心，換言之，家康對「國家安康」有不滿是真的，但後面的「君臣豐樂」，還有「源僕射」的部分則是被後人放大，也就是後來家康手下的儒學大家，同時是排佛論者的林羅山所捏造的事，有很大程度上是林羅山或他的弟子為了強調師祖的「功勞」而加插的。
如本文所述，問題的焦點一直只是「國家安康」而已，而且，林羅山作為儒者，在這個佛教學識的問題上，其實沒有什麼發言權，加上他在大坂之戰時其實還沒受家康重用，所以就算林羅山的「找碴」是事實，其影響力也十分有限的，史料上也沒能確認幕府方拿他的說法作為批判豐臣家和清韓的證據。
當時，家康命令的是智囊金地院的崇傳，崇傳在獲家康的指示後，請來當時知識界的高手──京都五山住持（東福寺、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就「國家安康」在內的鐘銘行文發表意見，崇傳更明言住持等人「無須忌憚，暢所欲言」。
關於「國家安康」的問題，五山的住持都認為有不妥之處，因為這是「古無此法」的「惡事」，即古法規定古來當權者的名諱不應出現在鐘銘之類的文章，暗示清韓在這方面犯下了重大失誤。
那麼，為什麼清韓會寫出這個既「敏感」又犯忌的四字呢？後來清韓回應林羅山的批評時，表示當時寫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是將當權者豐臣家和德川家康的名字包在一起，是一種隱含祝福、稱頌「緣語」，清韓認為林羅山是嚴重的曲解、「夏蟲語冰」。
不過，既然上面提到清韓與林羅山之間的口水戰不一定是當時的事，那麼兩人的互罵也沒什麼意義，重點還是回到「國家安康」身上。五山住持都一致認為這有問題，但這些意見是不是帶有政治立場，留待各位讀者的思考與判斷。
這裡我們要留意的有幾點，首先，五山住持只云清韓將家康的名字分斷而寫，是不當不敬之舉，所謂「國家安康」有詛咒之嫌的問題，在一手史料中，除了林羅山外，家康陣營既沒有提及此事，五山住持的意見書上也是隻字不提。因此，五山住持的意見雖然會被人理解為帶有政治性，但客觀來說，他們實乃按各自的識見，總之，所謂詛咒之嫌只是林羅山站在排佛的立場藉機攻擊清韓的藉口而已。
另外，我們也要冷靜的將鐘銘事件跟後來的大坂之戰分開處理，畢竟在家康炒作「鐘銘問題」時，幕府還沒有準備動員，引發大坂之戰的直接原因其是後來片桐且元的逃亡問題，兩者雖有關連，但卻不能因此斷定「鐘銘事件」是幕府事先計劃好的陰謀。
再者，雖然書寫名諱的問題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可能是小事，自然會覺得家康陣營無中生有，十分可恥，但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也是輕視了當時的社會風俗，無助於全面掌握、理解事件的本質。
從民俗史的角度來說，當時日本的確有對名諱的禁忌，上流聖俗社會是普遍存在的常識。縱使我們多番強調林羅山是帶著目的去找碴，但他的依據，即「將貴人的名字分開書寫，有詛咒之嫌」卻非子虛烏有的指責，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相信人的名字具有靈力，會左右當事人的安全，中世也曾廣泛存在攻擊者向對手名字下咒的施法，因此，貴人的名諱從來都不能輕率處理與言表。
總的來說，撰銘的文英清韓理應是沒有什麼理由去犯忌而得罪家康，甚至他很可能本是想逢迎豐臣德川兩邊，只是弄巧成拙，聰明反被聰明誤，結果成為了德川陣營借來生事的材料，實在是十分諷刺。
無論如何，「鐘銘事件」越鬧越大後，大佛供養大會被迫停止，始作俑者清韓被囚禁，而除了清韓外，另一個遭殃的還有片桐且元。
「鐘銘事件」以及其他大佛法會的問題發生後，且元作為秀賴的代言人夾在中間，奔走於大坂與駿府之間。為了平息德川家康的不滿，且元去了駿府，希望能當面為秀賴與家康辯解，同時秀賴方面也表示可以寫下誓詞，證明對幕府沒有不敬之意，但幕府都一一無視。
有此之舉後，當片桐且元仍然在前往駿府的路上時，豐臣家內部的主戰派已經開始行動，一方面派出了茶茶的重臣大藏卿局（大野治長之母）趕到駿府，與且元一起確認家康的意圖，另一方面大坂方則在穩健派的且元不在後，私下開始好兩手準備，集軍糧、向西國大名表明自己無辜，希望獲得他的同情與支持。
且元到達駿河後，沒有立即獲得家康的接見，反而後到的大藏卿局，因為是茶茶的使者，而先被家康即時的安排會面，事後且元才再得以單獨謁見家康。這裡，家康以確保秀賴日後不會與幕府為敵，或被人利用為由，開出了著名的「三大條件」，即秀賴到江戶，或者茶茶到江戶為人質，又或者豐臣家退出大坂城，幕府再安排其他相應領地，即轉封。這些條件都意味著一旦豐臣方接受，豐臣家將成為一介藩主，再不是從前的豐臣政權了，當然，幕府開出這個條件，意在終極測試與挑釁，以摸清豐臣方的底線。
且元帶著這三個條件回大坂前，京坂一帶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當且元將「三大條件」報告後，秀賴與茶茶當然大感不快，加上與且元一同回坂的大藏卿局向豐臣家指責且元有變節之嫌，帶來「壞消息」的且元便成為了豐臣家內部的眾矢之的，甚至傳出大野治長等人正打算派人刺殺且元來祭旗。
不久後，片桐且元與他的關係者紛紛逃出大坂避難，同時，幕府也掌握了豐臣家已密密地招兵買馬，廣集兵糧的消息，當片桐且元落難的消息傳來後，也意味著豐臣家已用行動拒絕了家康的提議，兩者加起來，幕府便有了動員的正當理由和必要性，大坂之陣也因此打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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