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英東 ▎譯者：廖素珊
1935 年，作家林語堂曾問：誰將會詮釋中國？「但中國人就瞭解自己嗎？」他繼續說道，「他們會是中國的最佳詮釋者嗎？……（中國人的）胸懷裡隱藏著一種可怕的掙扎，或說數種掙扎。他的靈魂在分屬於兩極的忠誠間掙扎、撕扯和衝突，它們是對古老中國那種半浪漫半自私的忠誠，和對眼界大開的智慧的忠誠，後者渴望改變和無情地掃除所有陳舊腐敗、乾涸卑劣之物。有時候，那是一種在恥辱和驕傲之間翻騰的更基本衝突。要逃離這種心境的確是個需要小心處理的工作。」
林語堂說，書寫自己的文化就像在整理家族寶藏：「甚至連行家的法眼有時都會被欺瞞，他的手指有時會遲疑。」
這個段落讓我想到現代作家馮驥才，他曾寫道：「描述一個地方時，敘述者的最佳位置是從門檻，一腳踏入，一腳仍舊在外。如果兩隻腳都在外頭，你只是在閒扯八卦而已。如果兩隻腳都在門內，你可能看不到大局。用更現代的措辭來說，我會說一個人在描述一個地方時，必須有『距離感』。」
在內江，我曾與他交流過文革口述歷史《一百個人的十年》的某些片段。孩提時，馮驥才想當畫家，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這門學科，因此他轉而投入寫作。就他自己的估算，馮驥才在那十年內寫了一百萬字，全寫在洋蔥紙上，而那些紙不是藏在腳踏車胎裡，就是貼在他公寓房間的報紙壁紙後方。
《一百個人的十年》沒有責怪領導們該為毀滅負起責任，馮驥才反而是記錄了個人的罪惡感，以及他們想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渴望。如果那是本小說，那本書會被分類到中國浩瀚的「傷痕文學」裡，但我的學生從未讀過以這種方式寫作的當代中國史。馮驥才以不同的角度詮釋中國。
他去年企圖拯救一條有 600 年歷史的街道，使它免於在天津家鄉遭到摧毀的命運。天津離北京東南有 1100 公里遠。2003 年年尾，法蘭西絲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們過去拜訪。
法蘭西絲和我走出天津火車站，穿越有鐵格子棚的河橋，徘徊在綠樹成蔭的街道上，而那些街道在十九世紀屬於外國使館：大法國路、維多利亞道、營盤小馬路、威廉街。較新的街道標誌上寫著更改過的名字，包括人民、解放和紅旗路。歐式建築得到保存：雙重斜坡的四邊形屋頂、金銀絲細工露台、科林斯式柱廊。在這些殖民宅邸後方，可以窺見遭到忽視的中國人建造的房舍，腐爛的木頭框低低垂掛。
「我想讓人民知道這些不只是老房子，」馮驥才告訴一份當地報紙，「它們代表傳統文化。如果你認為城市有種精神，你就會尊重它，保護它，珍惜它。但倘若你只是把城市看成物質，你就會濫用它，隨意改變它，毫無悔意地傷害它。」
在和他見面前，法蘭西絲和我走去位於天津老城心臟地帶的估衣街，看看他的大力遊說設法保存了什麼東西。路人告訴我們照著新的地標走：在麥當勞轉左，在肯德基轉右。窄窄的馬路只剩一小段。
「我們當然想保存整條街，但完全無計可施，」那裡的化妝店女老闆說，「那不關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干涉政府事務。甚至連作家馮驥才都一籌莫展，他真的試過了。看看現在的新街道有多醜。」
只有一棟歷史建築仍舊屹立在那：一間老絲綢店現在翻修成茶館。那天早上，法蘭西絲和我是唯二的顧客。一位女服務生說，「我真希望馮驥才拯救了這條街上的所有建築，而不只是這一棟。」
我知道馮驥才年輕時曾在天津市隊打過籃球，但我在見到那位身體硬朗、活力十足、還能在籃球場上使出肘擊的 61 歲長者時，仍舊很吃驚。他懂英文，1980 年代他曾花一學期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研習，他在那寫了《三寸金蓮》。但在他位於天津的辦公室裡，我們則說著中文。
「在 1960 和 70 年代，我們憤怒地摧毀我們的文化，」他說。「但從 1980 年代至今，我們則是開心地摧毀我們的文化。」
他說，六個世紀以來，天津的估衣街以賣壽衣而聞名。「突然，某天，他們宣布這地方會被拆毀，只有 20 天期限。這裡的每樣東西都在和時間賽跑。」
馮驥才組織了一團攝影師志工，告訴他們：「為每個細節拍下照片：門口、臉孔、街燈、雕刻，所有細節。」那個團隊也採訪了居民，他們的記憶後來被拿來做照片的標題，馮驥才自掏腰包將照片印成明信片。
接著，他在當地郵局召開記者會，主辦「估衣街珍存」，販賣明信片，並在上面簽名。警察強制關閉了這個活動。馮驥才的下一步是自行印製了這些照片和採訪，他將那一大本平裝書的書名取做《舊城遺韻》。馮驥才將書寄給每位公民領袖，題的字是「你心愛的城市天津」。
「最後，官員承諾他們會保留估衣街西邊的六棟舊建築。然後我離開中國去巴黎兩個月，他們就說，『馮驥才不在，我們可以趁現在趕快拆。』」他返國時，整條街都被夷為平地，除了老絲綢店，就是法蘭西絲和我喝茶的地方。
我納悶，為何長久以來，中國老舊和新穎之間的緊張關係需要以如此殘酷和決然的鐵腕手段解決。政府為何准許剷平整個社區，而不是選擇性地拆除無可挽救的建築？
「都是時間和速度在作怪。」馮驥才回答。「對負責此方面的官員來說，他們毀壞舊建築、展開新計畫的速度越快，就能越快地告訴上級，『你瞧，我有很多政績。』而『你瞧，我保存了多少東西』無法讓官員官運亨通，因為中國專注在經濟發展。」
從全球的觀點來看，城市保留運動往往以公民不服從的行徑展開序幕。但在中國，無論憲法曾經如何承諾，光是組織群眾就能導致身繫囹圄，更別提抗議政府支持的開發案。馮驥才設法避免了最嚴重的牢獄之災，也許這該歸功於他是全國政協委員（即使全國政協只是橡皮圖章）和（軟弱無用的）中國文聯副主席。我問他，他的行徑得到容忍，是否是因為官員空口答應一位孤軍奮鬥的異議分子，要比承諾一個組織來得容易，但馮驥才只是聳聳肩。
「對一位作家而言，」他說，「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寫作風格，而是你投注在社會問題上的注意力。這是中國的現實：政府的確擅於保存文化遺跡，比如長城或紫禁城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我們得運用我們保護文化的權力，那些之所以讓我們獨樹一格的文物的權力。中國真的很多元。聽著，我們談論的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地，而在近年來它才轉變成擁有共有文化的意識。現在，全球化模糊掉剩餘的相異處。在中國，這個過程被加速進行。」
2002 年，馮驥才再度仰賴志工，發起「中國民間遺產搶救工程」，目標是搶在還懂還會的老人凋零前，將村莊藝術、歌謠、傳說、衣著和傳統趕緊分門別類，記錄下來。
「這工作分秒必爭，刻不容緩，」馮驥才強調，「每一分鐘，民俗文化都在流失。在西藏，他們拆毀傳統建築，以水泥建築取代。在貴州省有 33 種少數民族，但他們的子孫中有 30 萬人移居到城市裡工作。當他們返回家鄉時，他們嘲笑自己的文化，嫌它們落後。去年，我們在甘肅省碰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她歌唱得很好聽，知道很多現在已經沒人會唱的民謠。我們計畫回去替她錄音，但半年後她就去世了。當我們回去時，她的女兒告訴我們，老婆婆在臨死前一直問，『為什麼他們還沒來？他們什麼時候才會再回來？』」
中國太晚才開始欣賞自己文化和學術遺產的歷史，而這種破壞性格可以追溯到 2200 年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離開天津前，法蘭西絲和我在前義大利使館稍做停留，參觀梁啟超紀念館。這位清朝學者兼官員在二十世紀之交提倡西方改革以壯大強化中國，慈熙太后因此判他死刑。他逃至日本，在漠視他建議的清朝顛覆後，才返回中國。
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以中國建築研究之父美名而享譽國際，也是中國傳統建築的忠誠捍衛者。他在賓州大學的部分訓練要求他完成受損教堂的設計和繪製世界紀念建築的修復計畫。日本在 1930 年代侵華和占領部分中國時，梁思成和他妻子、同樣身為建築師的林徽因，急忙穿越中國鄉村，追蹤和繪畫古代建築，以免它們被戰爭摧毀。
就歷史觀點而言，中國沒有保存建築的傳統：接續的朝代往往下令將前朝的建築夷為平地，或依自己的設計改建。「因為在中國建築史中，不存在著重要建築指南，」梁思成寫道，「我們像盲人騎馬般去找出老舊建築。我的經驗是本地人對建築沒有興趣。我告訴他們我對古物感興趣時，他們會帶我去銘記著早期時代的石碑。他們對書法有興趣，對寫的字印象深刻，但卻對木匠的手工興趣缺缺。」
梁思成逃離步步蠶食的日本時，將書的手稿寄往美國。包裹原本不見了，直到 30 年後，它終於在美國書架上出現。《圖像中國建築史》最後終於在 1980 年出版。法蘭西絲和我在華中旅行時，像帶藏寶圖般地帶著這本書以做參考。裡面的章節引導我們去拜訪木橋、古老磚造寶塔，以及在周遭堆著積雪的暴風雪中、參觀五台山那座 1200 年歷史的佛光寺。
最重要的是，梁思成深愛北京家鄉，他將四合院視為世界瑰寶。共產黨在 1949 年接管政權後，梁思成和林徽因返回中國，設計中國國徽和十層樓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後者仍像帽針般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央。但他們的意見很快就被來自蘇聯的 1200 位「科技顧問」所淹沒。他們敦促毛主席將北京的「封建城市」核心剷平，如同他們在莫斯科做的那樣。
政府擱置梁思成將城牆修繕為綠樹茂盛的大道的計畫。他曾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他預言，城市領導將會為城牆的毀壞後悔不已。「50 年後，」他在 1955 年寫道，「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他的妻子林徽因在文革前就死於肺結核，文革期間，梁思成被痛打，禁止教書。但不像小說家老舍，他沒有自殺，癌症在 1972 年奪去他的性命。
梁思成將中國建築分類成三階段：豪勁時期、醇和時期，和羈直時期。我納悶他會如何歸類現代。
「疏離異化，」他的兒子梁從誡告訴我，「我想念我的老北京。它消失了。完全消失了。甚至連我住的胡同，一切都被拆毀。有時我甚至不認得自己的家。真的，有時候，我甚至找不到它。」
2003 年，法蘭西絲和我與 71 歲的梁從誡在北京辦公室會面，他在那帶領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就像中國的非政府組織，自然之友在監視下運作，依法得服從缺乏搜索票的搜查和監視管理。也許這是為什麼辦公室是隱身在紫禁城北方的胡同裡，非常難以找到的原因。在蹣跚閃躲車輛，以蛙跳方式越過嶄新的六線道平安大道後，我們在巷弄的迷宮裡繞圈圈，經過他過世母親的幾個倖存設計之一，一棟優雅的灰磚低矮建築仍舊是法學會所在地。
「我嘗試追尋我父母的足跡，」梁從誡說，「環境保護在他們的時代尚未存在。人們每天打電話給我們，要我們調查問題。經濟發展得太過迅速，每個人都想在最短的時間內致富。如果有 13 億人想發財，想像一下那個壓力──那對自然資源是個沉重壓力。耕地、森林、草地、水都得分成 13 億份。中國人想要美國式的生活。」
他欣賞任何北京新建築嗎？「我倒是可以告訴你，我最討厭哪個建築，」他說。「東方廣場。」那座龐大的購物中心位於王府井，後者是北京的歷史購物大街。梁從誡與一群歷史學家遊說政府降低購物中心的高度，因為開發案違反新建築不得高於紫禁城最高點的規範。開發商從藍圖上取掉幾個樓層，但購物中心還是太高。無論如何，那計畫最後依舊得到核准。
「如果我是恐怖分子，」梁從誡說，「我會開架飛機撞進東方廣場。我願意為毀掉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我說我們去參觀他那位曾經流亡海外的祖父在天津的新紀念館時，他扮個鬼臉。「為了紀念他，他們強制搬遷 50 或 60 個家庭離開那裡。現在它是個空房子。我們沒有任何他的家具、書稿或書法可以拿出來供人觀賞。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或是早已捐給博物館。」他可沒遺漏其中的諷刺之處，國家驅逐原本被分配去住在那屋子裡的工人，以開個個人紀念館。「長年以來，我祖父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現在他卻是愛國教育的楷模。」他的父親也是。奧運準備工作包括在北京車站附近的公園裡，重建一小段他父親深愛的城牆。
梁從誡悲嘆，公眾在形塑城市上無從發表意見。「都市計畫嚴格受政府控管，因為這裡是首都，操縱權實際上在中央政府手中。康德說過，『因為有人民，所以才有政府。』幾年前，我去參加在北京德國大使館舉辦的建築師會議。我去過柏林，認為它很美，所以我在大使面前稱讚柏林。他告訴我，『柏林作為一個城市代表和反映了居民的品味。』如果這句話屬實，我真的覺得很丟臉，因為北京作為一個城市也反映了其居民的品味。」
「我嘗試在北京做的就是將這座有兩千年歷史的城市帶進未來，」建築師小史佩爾告訴一位記者。「1930 年代的柏林──那只是自大狂的作品。」
在畫出北京的奧運軸心線後，據說，那位綽號「希特勒的建築師」的男人的兒子設計了中國公安部總部，就屹立在天安門廣場東方。
在因揭露掩蓋 SARS 案例而被大力讚美為愛國英雄一年後，蔣彥永醫生變成國家敵人。
2004 年春天，這位外科醫生寫一封信給中國的資深領導階層，敦促其承認下令士兵於 1989 年對平民開槍是個錯誤。他那天在北京的一所急診室裡工作，為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受傷的傷患進行手術。
6 月 2 日，血腥鎮壓 15 周年的兩天前，警察逮捕這位 72 歲、擁有中國解放軍少將軍階的黨員。蔣彥永醫生在沒有遭到起訴的情況下被羈押了 45 天。聽說那是對他違逆軍紀的懲罰。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出版之《中國變奏曲：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梅英東以二十年認識中國、理解中國， 他以四川、雲南、西藏、新疆、甘肅、東北和北京 為背景，歷經時間沉澱而汲取教訓， 本書不僅是他記錄人生不同階段的回憶錄， 同時也是關照中國在急遽改變之後， 還能回頭省思得與失的箴言錄。
梅英東以二十年認識中國、理解中國，
他以四川、雲南、西藏、新疆、甘肅、東北和北京
為背景，歷經時間沉澱而汲取教訓，
本書不僅是他記錄人生不同階段的回憶錄，
同時也是關照中國在急遽改變之後，
還能回頭省思得與失的箴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