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圈當中，說起武術門派最為繁多的國家，非中國莫屬，而日本則緊跟在後。日本武術相當五花百門，諸如劍道、居合道、柔道、柔術、弓道、槍術等，每種武道又各自有林林總總的流派，這也造就了日本歷史有很大一部分都有武士文化的足跡。
自平安時代起，武士從地方豪族為了守衛莊園的郎黨所演變而成，其後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階級──接受文武合一教育、負責文政或打仗的階層。許多人對日本武士使用武士刀的印象根深蒂固，然而武士平日並非只需要練習劍術，也要練習槍術、弓道等應用於戰場上的技能，以隨時應付突如其來的戰事。
由於日本武士社會的戰爭繁多，經歷源平合戰、鐮倉時代、室町時代，以至戰國時代，遍佈全國各地的大小戰役均是武術的實戰場所，武士們將在戰爭中實踐的武術經驗、體會加以分析和整理，使不同的武術開始系統化，甚至形成流派。到了江戶時代，各種武術所衍生的流派發展至顛峰，以劍道為例，單是江戶時代已發展逾 700 多個流派。
日本武術之所以能繁盛不衰地傳承至今，除了武士的習武文化、傳授武術的職業興起，以及開放的武術學習態度都是關鍵。以劍術為例，戰國時代各地藩主均會邀請當代著名的劍豪出任劍術指南役，教導旗下藩士劍術，以作軍事訓練的一環，例如一刀流的小野忠明（1569-1628）和柳生新陰流的柳生宗矩（1571-1646）[1] 出任德川將軍家的劍術指南役。
劍術指南役促使劍術不僅僅只傳授門下弟子，更流傳各藩各地的武士階層之中，且劍術指南役的職業一直延至江戶時代，影響的範圍又更加擴大。此外，日本很多學習劍術的武士或劍豪，均非只習一家所長，他們熱衷於師承不同的流派，再提升自己的劍術水平，此舉便摒除了傳統門戶之見的包袱，例如戰國時代著名的劍豪佐佐木小次郎 [2] 也曾與中條流的富田勢源 [3] 和鍾卷流的鍾卷自齋 [4] 學習劍術。
然而，儘管日本武術在江戶時代篷勃發展，但到了幕末時期，隨著西洋傳入現代槍炮技術，傳統武術的成效開始被質疑。幕末期間，早就有志於西化改革的強藩已轉用西式的軍事訓練[5]，逐漸摒棄傳統的劍術訓練。
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新政府逐漸取締過往的武士遺風，首先於 1870 年頒下禁止庶民帶刀的命令；1872 年，又頒佈「散髮脫刀令」，讓武士自由選擇斷髮和解除具身份象徵的武士刀。到了 1876 年，明治政府更直接頒下廢刀令，強制武士放棄昔日武士遺風，此舉也間接導致了西南戰爭。最終，西南戰爭的勝敗正式標誌著刀劍的軍事作用大幅降低，西方的新式槍炮取而代之，日本武術也逐漸從政治上的舞台消失，轉而在民間的道場繼續傳承。
不單單只有傳統劍術沒落，其他附有軍事技能的武術，諸如弓術、柔道、柔術、槍術等也遭受著同樣的命運。昔日江戶時代百家齊放的武術流派，面臨著失傳的危機，不少武士或武術家在新時代只能透過開辦道場，傳授弟子武術，以賺取經濟收入；更潦倒的武術家甚至將武術化為表演，以賺取生活所需──這種低迷的狀況直至明治中期才有所轉變。
19 世紀中後期，日本正經歷著明治維新，雖然政府提倡西化改革，但並不是所有事物都照單全收。儘管當初明治政府在西南戰爭中取得勝利，但勝利的代價也讓明治政府的領導人重新審視傳統武術的價值。
1880 年，日本中央警視局正式採用劍道作為警察的教習項目，地方警察也跟進，一些有志於保存和延續劍道命脈的愛好者，亦開始在員警系統中宣導並且積極推廣，使劍術出現了中興的轉機，傳統武道在新時代迎來了復甦。此外，明治維新的過程漸漸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政府開始以傳統武士精神來培養軍人和警察的報國意識，於是傳統武術在 19 世紀末期再次被廣為提倡。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明治政府利用這場戰爭為改革作試驗，結果成功打敗了清國，並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簽訂了《馬關條約》。碰巧的是，日本國內在當天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大日本武德會」，標誌著日本武術現代化的里程碑。
大日本武德會成立的背景，主要來自民間對傳統武術傳承的呼聲，以及明治政府在軍警界對武道的提倡。1895 年 4 月 17 日，京都收稅長鳥海弘毅 [6] 與丹羽圭介、佐佐熊太郎三人，討論武術教育的功效並希望把武術團體組織化，最終在該天成立「大日本武德會」。武德會最初的作用是為了籌辦天覽試合（天皇出巡時的其中節目）而設，但後來天皇很少出巡，武德會遂轉型經營方針。組織由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 [7] 擔任總裁，以警察為中心，並利用內務省的地方組織，漸漸發展為全國性的武道組織。
武德會主要靠募捐和會費的資金營運，大部分資金均來自當時的警察。在政府協助下，武德會的會員數迅速增長，1909 年會員數已逾 150 萬人。接著，武德會成立公司基金，以強化組織實力和規模，擁有雄厚財力的武德會在成立後，開始著手建造全國各地的武德殿、舉行武德祭及舉辦演武會，後來更積極保存武術文化、蒐集武術武器資料、編寫武術書籍，以至進行廣泛的推廣活動。
除了武術的推廣外，武德會也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各種武術，定下統一的基準和引入系統化的制度。在統一基準方面，1912 年武德會從全國選拔 25 位最優秀的劍道家，制定出大日本帝國劍道形，統一各流派不同的型練習，並將統一後的劍道形傳授於中學的劍道課堂上。1919 年，武德會將「劍術」、「擊劍」等統一稱為「劍道」；「弓術」則改稱為「弓道」。
至於系統化的制度部分，為了更有效釐定習武者的實力，武德會對於各種武術實行段級制，並沿用至今；另外，有段者的師範經選拔可獲封為「鍊士」；五段以上則為「教士」；持教士七年資格且年滿 60 歲者則為「範士」。
前文曾提到武德會是藉由警察制度所引入，因此日本於海外擴張佔領其他地方時，也在佔領地設立警察制度進而引入武德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臺灣。
自《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遭割讓予日本，進入了日治時期。由於日本在臺灣引入了警察制度，武德會也順理成章於 1900 年於臺灣植根，1906 年更正式設置「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部」，為日本武術走出海外的先例。
雖然武德會打著振興傳統武術為旗號，大力向國民推廣習武風氣，但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武德會也成為了軍國主義下的政治工具。全國各地的武德殿，本為兼具武道練習、集會場所的功用，然而自 1930 年代起，右翼軍部踏上了日本的政治舞臺組成內閣，武德會旗下的武德殿不但成為軍事訓練武術的空間，更成為地方警察機關舉辦各種精神動員與宣揚軍國主義講習活動的主要場所，擔當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重要角色。直至 1945 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武德會才因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下令解散而退出歷史舞台。
失去了武德會支持的日本武道，在戰後迫切地尋找另一種形式傳承，便出現了武術運動化，最成功的例子非柔道莫屬。
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早在戰前大力推廣柔道，他曾在 1932 年的洛杉磯奧運中帶領 200 多名柔道學員人作示範表演，讓國際對日本武道留下深刻的印象，柔道也成為戰後最快被納入奧運項目的武道之一。
除了柔道外，其他日本武道如劍道、弓道等，也透過國際交流而得到發展，更成立「國際劍道聯盟」、「國際弓道聯盟」等，以運動競技的方式繼續傳承日本的武術文化發揚光大。
[1] 柳生宗矩（1571 年－1646 年），為柳生新陰流創始人柳生宗嚴的第五子，先後侍奉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和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
[2] 佐佐木小次郎（？－1612 年），最著名事跡是與劍豪宮本武藏相約決鬥而亡。
[3] 富田勢源（？－？），曾侍奉朝倉家，因後來患有眼疾而把家督讓予弟弟富田景政。
[4] 鍾卷自齋（？－？），曾師從富田勢源，其後侍奉過北條家。
[5] 著名例子包括長州藩在幕末時期以西式軍事訓練方式，操練奇兵隊。
[6] 鳥海弘毅（1849年－1914年）曾習小野派一刀流、日置流弓術、大坪流馬術等。
[7] 小松宮彰仁親王（1846年－1903年），曾於多次戰爭中擔任總督，如戊辰戰爭、佐賀之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