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怡瑄
「漢詩」與東亞文化圈
「漢詩」，通常是指產生於中國域外，但使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聲韻、句式規則，進行吟詠和寫作的文學形式。
即使語言、文化和審美趣味在不同文化圈中各有偏好，但「漢詩」獨具的「唱和」形式，以及共享的文學典範，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共同的文化資源，都使「漢詩」成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而獨特的溝通媒介。當異文化相遇時，「漢詩」成為交流的管道，藉此觀覽彼此的文化軟實力，這也是所謂「行人之辭」或「賦詩外交」傳統的賡續。
在《左傳》記載「賦詩外交」的時代，外交使節間交流晤對的「行人之辭」，是直接取用自《詩經》中現成的詩句，但明清以後的近世使節文化中，更看重使節即席依照對方所押詩韻，以捷才和學養援筆立就、互相唱和的能力。為了在這樣的場合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這時的漢詩不僅是檢驗、理解彼此國力與文化教養的「詩戰」，也成為賓主間的一種文化默契與國力的較勁。
伴隨朝天使、燕行使等使節文化的浸淫，在東亞文化圈中，不論是官方或私人的交際場合中，「漢詩」的唱和吟詠，都可說是宛若「儀節」的一種文學活動。我們甚至可說，「漢詩」是東亞文化圈裡認識異國與異文化的一道窗口，因為共享著同樣的文學形式和傳統，因此更有機會讀懂「他者」漢詩中的異質性，並且觀摩學習。
東亞文化圈中，日本與韓國都是漢詩寫作傳統底蘊深厚的國家，如韓國新羅末期的崔致遠（857-？），曾在以詩賦取士的唐代科舉中考取進士，被稱為「東國文學之祖」；日本漢文學則從平安時代以貴族為主體的漢文傳統，發展到以京都五大寺院禪林僧侶為核心寫作的「五山文學」，乃至江戶時期藩士儒者競為漢詩的現象，皆可謂百花競妍，各擅勝場。
而在晚清「開眼看世界」的風潮下，輯錄與閱讀異國漢詩，也成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渴求。如活躍在咸豐、同治年間的的董文渙（1833-1877）輯錄有《韓客詩存》，知名學者俞樾（1821-1907）則有煌煌鉅製的《東瀛詩選》。過去中國詩人對域外漢詩的看法，多半還是有自居漢文化中心的意味，採用一種遊觀四方列國文學之盛、風俗之美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域外漢詩。
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後，這樣的情勢卻發生了重大的翻轉。
「吾中國向無軍歌？」
梁啟超（1873-1929）在《飲冰室詩話》中曾感慨中國「音樂靡曼」，乃「中國人無尚武精神」之證，與此相對，他認為日本將領乃木希典（1849-1912）寫作的漢詩「詩雖平平，然能寫出日本武士道之氣概，讀此而知日人所以享戰勝之名譽者，非偶然也。」[1]梁啟超並非直接肯定日本漢詩的文學成就，但他強烈意識到對方漢詩中「詩魂」與「文運」之間精神力量的聯繫。
隨後，梁啟超開始積極思考如何學習日本漢詩中的「尚武」精神，並推行軍歌運動等，他在一篇題為〈祈戰死〉的雜文中，描述親眼見到日本軍人「昂然行於道」時，紅白旗幟飛舞、老少熱烈相迎，「其為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的「尚武」精神。
梁啟超也由此反思中國歷代詩歌中，是否缺乏此種「尚武」的清剛之氣──他甚至說「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亦抑國運升沉所關也。」
其實，梁啟超之所以對日本文學有這樣的觀察，是將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漢詩大量出現「吟詠戰爭」題材的風潮，片面且集中放大了，不過在幕末到明治間的日本漢詩，確實在寫作題材或思想內涵上都與此前的漢文學有所區隔。
研究日本漢詩的學者蔡毅曾以「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的分庭抗禮，來分析近代日本漢詩的發展脈絡。[2] 他指出，森春濤（1819-1889）、森槐南（1862-1911）帶起的文明開化新詩風潮，將「漢詩」由原來書寫風月花鳥、禪心雅趣的「無用」閒吟，轉而為能夠參與政治，表現時代風貌的「有用」之學。
這裡的「有用」，當然是貼緊著國家社會的「群治」功能，未必符合近代文藝思潮對「文學」講求審美與非功利性的定義，但這種訴求裨益教化的「致用」傾向，確實是日本漢詩在明治維新後猶能繼續發展騰躍的關鍵。梁啟超後來不斷提倡「文學救國」論，其實多少也受到此思潮的影響。
無獨有偶，中國近現代古典詩歌發展也迎來了一個特殊現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因為新舊文學之爭而面對空前危機的古典詩歌，反倒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大量出現呼籲抗敵、歌詠戰役的詩作，當時的古典詩詞刊物如《民族詩壇》、《中興鼓吹》等，正是以「抗戰詩歌」為其寫作的主旋律。這和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大量出現的「戰爭漢詩」現象，剛好相應相映成趣。
除了戰爭因素外，日本漢詩能在近代有如此「尚武」的表現，有其自身的文化淵源。
首先是幕末到明治，寫作漢詩文的能力仍是曩昔身為藩士、幕士，如今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們仍普遍具備的基本技能；其次，日本將「詩」視為言志的載體，認為精神意志應藉由詩句來展現。
而日本淵源久遠的武士道精神，更把「忠勇奉公」的意志貫徹到漢詩的寫作中，因此活躍於明治時期的重要漢詩人，不只傳統印象中的「文人」們，也有具備軍事將領身分的山縣有朋（1838-1922）、乃木希典（1849-1912）與坪井航三（1843-1898）等「武將」寫作的「武人之詩」。
戰爭詩歌再反思
梁啟超在日本漢詩的「尚武」精神中，原本看到藉由精神力量以謀求富強之道的希望。然而，他卻也對後態始料未及，這種「尚武」與「奉公」精神，在民族主義的極端發展後，成為撕裂中日之間多年邦誼的尖銳戈矛，劃下鮮血淋漓的歷史傷口，至今仍難以平復。
若以甲午戰爭中，日軍主將山縣有朋寫作的兩首漢詩為例，或許就能反思「戰爭漢詩」留給我們的諸多歷史訊息：
馬革裹屍元所期，出師未半豈容歸。如何天子召還急，臨別陣頭淚滿衣。
〈奉敕將發滿洲示兩師團〉
風動旌旗收戰塵，滿城車馬太平人。山河新入版圖裡，共祝君王萬歲春。
〈丙申元旦試筆〉明治廿九年丙申
第一首寫的是甲午戰爭前夕，山縣有朋出征前懷抱著「馬革裹屍」的悲壯決心。一旦出征，即是將魂、命都交付給國家，因此詩云「出師未半豈容歸」，不只將自己的決心發諸吟詠，同時也是要告訴自己的軍士們應當視死如歸。然而生而為人，難道真的沒有個人生死的憂懼？最後一句的「臨別陣頭淚滿衣」暗暗透露隱微的、不知生死前途將如何的情緒。
第二首則是在戰勝後的 1897 年春天，當時是「乙未割台」後的第一個新春。戰局已定，故言「滿城車馬太平人」，作為勝利宣言之詩，這裡的吟詠把喜悅和榮耀轉化為「忠君」的奉戴，「山河新入版圖裡，共祝君王萬歲春」，彷彿過往那些疑懼都不曾存在。
然而，在一樣美麗的春天裡，因為割台而內渡的丘逢甲卻噙著眼淚看向春山，吟詠著「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萬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一樣的春天，不同的心緒；一樣的文體，兩樣的心情。
戰爭之眼與理解之窗
只看「戰爭漢詩」的名稱，我們或者會想像這些詩歌內容，可能都是血腥而赤裸的軍國宣言，但其實這當中，也有著意味深長的低迴沉吟。如乃木希典寫於日俄戰爭期間最有名的兩首詩作，分別為〈金川城下作〉及〈凱旋有感〉，就都是可以直接從中體會戰爭帶來痛苦的詩作：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金州城下作〉
王師百萬征強虜[3]，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凱旋有感〉
前詩的寫作背景是日俄戰爭期間，詩中的「新戰場」，是指乃木希典過去曾在甲午戰爭中於此地輕鬆取勝，然而故地卻已成新戰場，根據乃木希典日記，這首詩是寫於 6 月 7 日乃木希典至南山高地上，憑弔包括自己戰死此地的兒子及其他戰死將士所作。[4]「征馬不前」句，是轉化李華〈弔古戰場文〉中的「鷙鳥休巢，征馬踟躕」意境而來，配合其「本事」脈絡，這首詩著力要描寫的不是征伐之勝，而是戰場中生死無常的悲傷。
而〈凱旋有感〉則是戰事底定後所寫，詩中的「王師」與「強虜」，是以日本立場出發，以俄國為強虜，以日本為「王師」。此詩雖曰「凱旋」，但「野戰攻城屍作山」，幾乎是「實錄」記載當時日本的慘勝。
面對俄國堅強的防禦工事和戰術，乃木希典卻要求要在短時間內拿下旅順要塞，因此自 1904 年 6 月下旬，他以 3 個師團、2 個預備團、2 個野戰炮兵旅團，共計五萬餘人的兵力一輪輪發動猛攻，用人海戰術、地道夜襲、敢死隊等幾乎是「屍山血海」的方式，不惜一切地謀求勝利。最後東京派出兒玉源太郎取代乃木希典的指揮權，以死傷六千二百餘名的代價攻下 203 高地，乃木希典僅存的次子也殞命在這場戰役中。
此詩引用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典故，詩歌中洋溢的情緒不是凱旋的喜悅，而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痛悔。其實這樣的漢詩，就如同是我們近身觀看戰爭的一種方式，詩中固然記錄了殺戮與毀滅的不仁，卻也有人性最真實的脆弱與徬徨。
漢詩共享的文化資源，如前述詩中李華、項羽等歷史典故，可以視為東亞文化圈裡彼此理解、溝通的一種鑰匙。
結語
在和平之際，漢詩曾經是東亞文化圈裡鞏固和平邦誼的交流媒介，即使彼此間難免爭鋒較勁，但它終究是推動了異文化圈之間的理解，達到「以文會友」的邦誼；在戰爭時期，「漢詩」在日本的「尚武精神」傳統中，竟意外成為紀錄戰事的「戰爭之眼」，戰爭帶來的毀滅、殺戮、疑惑甚至罪行，其實在詩句中斑斑可考，血淚俱在。
在硝煙理應漸散，歷史應被記取的今日，或許我們也不妨通過「漢詩」的窗口，去理解戰爭背景中「他者」的脈絡與動機。也許梁啟超當年認為是「吾國文學缺陷」的「詩歌皆言從軍之苦」，反而更是值得記取並珍惜的一種文學特質。
延伸閱讀
1.夏曉虹，〈軍歌與國運〉，《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 31-42。
2. 夏曉虹：〈日本漢詩中的甲午戰爭〉，《晚清的魅力》，頁 43-52。
3. 查屏球編，《甲午戰爭日本漢詩選錄（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頁 1-7。
4. 宇野直人，《漢詩をよむ：日本の漢詩（幕末～昭和）》（東京：NHK 出版，2012），第十五回〈武人之詩魂〉，頁 138-139。
[1]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 123 則，收入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冊，頁 5359。
[2] 蔡毅指出幕末的藤森天山在《近世名家詩鈔．序》就提出「參與政治」是使漢詩由無轉為有用的途徑。而森氏父子的寫作，堪稱是明治後漢詩「有用派」的代表。蔡毅：《日本漢詩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119-123。
[3] 《乃木將軍詩歌集》所錄，此句為「皇師百萬征強虜」，《新釋漢文大系》指出二戰時期日本習慣用「皇師」，而非出自《詩經》的「王師」，但乃木所作應為王師。同前註，頁 638。
[4] 新釋漢文大系中的《日本漢詩》曾對這首詩寫作時間作了時間上的考證，並引出乃木希典的日記全文。同前註，頁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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