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一生為黨權、女權、教育權奮鬥的民國新女性──呂雲章（中）
1929 年，呂雲章出任河北省教育廳督學，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女督學」。1934 年，她出任河北省通縣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七七事變之後，她南下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鬧學潮的學生當了教育界的官員之後，卻屢屢受到共產黨煽動的學潮的衝擊。
此刻，呂雲章才將心比心，知道當年的老師楊蔭榆的蒼茫心情了。昔日被學生們視為親日派的楊蔭榆，因斥責日本軍人虐待中國市民而慘遭殺害——何為愛國，誰是愛國者，不是口頭上說了算。
因國難當頭，呂雲章又回到政治領域，推動女界共赴國難：1938 年，她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1940 年，又出任國民參議會參政員；1945 年，在國民黨六中全會，她當選為寥寥可數的女性中央委員之一，旋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6 年，她當選為國大代表；1948 年，她代表山東婦女（她的祖籍為山東），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公務繁忙之餘，呂雲章亦著述不斷，先後出版《婦女問題論文集》、《世界婦女運動史》等具有開創性的專著。
在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呂雲章最精彩的舉動是：以中央執行委員身份，寫出提案，要求保障婦女參政名額百分之二十，「請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增補，在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省縣市各級議會，均應有婦女名額，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她在會內會外大聲疾呼：「不許女子參加立法，反而叫女子遵守法律，是太不公平的，惟有叫女子參加立法，女子才能遵守……」
傅斯年反對提案，呂雲章遂帶頭對其展開抵制活動。胡適也不贊成該提案，在宴會上，呂雲章向老師反復解說，希望他出來為婦女講話。為了確保該提案順利通過，呂雲章請宋美齡找來蔣介石聽取婦女代表的意見：
一天下午，總裁召集本黨籍代表在軍事委員會談話，談到婦女名額問題，他笑著對我說：「你們百分之二十的提案，管保通不過。」他這樣說，當然是受了某些反對的男同志影響，所以許多男同志聽到笑起來。我知道總裁對婦女的意見和態度，還不夠瞭解，正好蔣夫人晚上要在官邸茶會招待全體女代表，我率領眾人提前趕到，向蔣夫人說明，希望總裁能給予有力的支持，蔣夫人把總裁請出來，我與李曼瑰、陶玄、張岫嵐、錢用和都搶先發言，表示今日中國婦女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實在無法和男子作平等競選，這次國民大會僅有婦女代表八十人，而其中大多數還是遴選而產生，因此婦女參政，實耘本黨政策之扶植，將來憲法中若無保障名額之明文，則以後婦女在各級民意機構中，將無法表示任何意見。大家說得理直氣壯，態度堅定懇切，總裁也很受感動，他和顏悅色地說：「天已不早了，陳立夫、吳鐵城、陳誠等黨政負責人都到了，他們已經很累，你們不要再麻煩他們了，明天我將到大會發言。”次日，他果然出席大會，講到婦女保障名額時，說要保障婦女名額百分之二十……」
呂雲章堅持認為，「男同志對於男女平等總是忽視，也就是後來國民黨失敗的主因。」[1]她誇大了性別因素在國共鬥爭中的地位，國民黨固然忽視女性的解放與自由的議題，但共產黨的婦女政策與它的土地革命一樣，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實際上卻造成對女性更大的奴役和壓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奴役和壓迫除了少數掌權的“新階級”之外的所有人，當然包括女性在內。
愛情偏偏轉瞬逝，負心多是讀書人
呂雲章從青年時代參與學生運動，是出於愛國之心，是為爭取教育的獨立和自由，教育權是人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她對女性身份有強烈自覺，她看到寡母被族人欺負，自己不願服從哥哥的意志，脫離封建大家庭，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裡，去尋找女性解放和女性獨立自主的新天新地。她投奔看似革命和先進的國民黨，卻又對國民黨秉承的儒家男權文化大失所望。她的一生，可以濃縮為黨權、教育權和女權的「三重變奏曲」。
呂雲章一度在婦女協會幫助婦女解決婚姻難題，其實，她自己也是婚姻失敗者，她的婚姻毀於丈夫的負心和第三者的插足——當然，她對工作的過度投入，也對家庭生活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當年，為了考取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呂雲章參加英文補習班，英文老師何先生有一個名叫周傳儒的同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願意幫忙。在呂雲章眼中，周「是一個矮個子，滿臉都是疙瘩，穿一身灰色法蘭絨的西服」，她對其第一印象並不佳。
周傳儒出生於四川一個貧寒家庭，早年考入北師大，趕上新文化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時代，「我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卓越的學者，然而生在『五四以後學術昌明』時期，到圖書多、人才多、良師益友多的北京去學習。這樣的機會，成全了我們。」[2]周傳儒是梁啓超的弟子，梁啓超講課不用教材，自擬大綱，隨堂開講，為之筆記及整理的，就是周傳儒。每逢週三梁啟超設「儒家哲學」講座，聽課學生編了一個謎語：「梁任公週三講孔孟——打一人名。」謎底乃「周傳儒」。
周傳儒對政治沒有呂雲章那麽熱忱。三一八慘案後，他亦深受刺激，在《清華週刊》質問説：「縱令不為學生，而為暴徒，不為外交，而為內政，不為請願，而為襲擊，不為協作，而為破壞；以政府之威力，衛隊之眾多，阻之，驅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對此數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學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殘其肢體，使之血肉橫飛，親朋慘痛。」
很長一段時間，呂雲章沒有將周傳儒的追求放在心上。她在回憶錄中記載，有一天，周傳儒忽然來到女生宿舍，穿一身破西服，人瘦得「三根青筋挑著一個腦袋，面黃肌瘦。他說這次考理科留學，他是學文科的，看了二十幾本原文的理科書，所以瘦得這樣的難看。清華考完後，他在天津梁啟超家裡住了些時，又到上海，在一家小旅館等放榜。」[3]
呂雲章在上海組織婦女協會時，周傳儒南下與之會面。周沒有工作，手上拿著梁啓超寫的一封推薦信，推薦其到中國銀行當經理，那是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呂雲章是忠心耿耿的國民黨員，對跟北洋政府攪在一塊的梁啓超不以為然，勸周不要依附於研究系。周對呂言聽計從，居然當面把老師的介紹信撕掉。愛情讓人盲目，情人比恩師的份量更重。
呂雲章很受感動，答應了周的求婚，那時她已是 34 嵗的「老姑娘」，早已過了憧憬浪漫愛情的年紀：
我知道我母親不喜歡他，他的相貌不很好，家庭也不好。如果不答應他，他就要自殺，七、八年的朋友，我哪能看他自殺呢？何況我自加入黨就把生命看得很輕，共產黨殺國民黨，在上海是國民黨殺共產黨，互相殺害，我越發對於生命不以為然了，誰知一人能活幾天，結婚就結婚吧。[4]
他們在慶雲里租了一間二樓，有現成的傢具，完全是乳白色的。然後在新新公司西餐廳請了幾個朋友，很簡單就結婚了。周傳儒穿着那件法蘭絨的灰色舊西服，呂雲章做了一件米色旗袍。從五四運動之後，大家只宣布結婚，既不贊成舊式的儀式，也沒有什麽新的儀式，僅是兩人合照了一張照片。
從此，兩人過起不能再簡單的小家庭生活，什麽事情都在這間小屋子裡做，也覺得很有趣味。「我要做飯要辦公，他不久就在暨南大學教了幾個鐘點，早上七點就得乘火車去，晚上七點才能回來。我六點就得起床，在一個小洋爐子上做飯。」[5] 那是他們一生中少有的柴米油鹽、恩愛夫妻的日子。
1931 年，周傳儒連續考三次，以歷史學全國第一名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他選定入讀英國劍橋大學，專攻世界史和近代外交史，後又入德國柏林大學，五年寒窗，乃於 1936 年獲博士學位。這段時間，二人長期分居，感情逐漸淡漠。在德國，其貌不揚的周傳儒獲得一位德國姑娘的青睞，兩人不僅同居，周傳儒還攜其一同回國。歸國後正逢國難，遂輾轉執教於流亡中的東北大學；1939 年，轉任在陝西城固的西北聯大歷史系；1940 年，又轉任在陝西三原的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長，“游離轉徙，席不暇暖，灶不得黔”。
在山西大學任教期間，周傳儒一改早年的書生氣，熱衷於政治活動，跟執掌教育權的 CC 系以及「西北王」胡宗南牽上線，一度在胡宗南開辦的軍官學校任教。有一次，胡宗南請學人餐敘，陪同周傳儒出席的德國情人的美貌，讓美軍顧問看得目不轉睛。
那時，呂周二人尚未離婚，呂一氣之下，遷住在太原郊區榆次的一座天主教教堂，「我不能像舊式女子忍耐，過寄生生活，又不能像潑婦大吵大鬧，使之無法工作」。兩人展開談判，呂提出，若要維持婚姻，「德國女人不能到太原」。周同意了。然而，德國女人剛剛離開，周又有了新的情人，在太原南門外「金屋藏嬌」。呂雲章感慨男人多是負心漢，自己專門從事婦女運動尚且如此，遂與周離婚，將結婚戒指捐獻給綏遠抗日將士。[6] 從此，兩人勞燕分飛，再未謀面。
1947 年，周傳儒與四川大學英文系的女學生邱仲姑結婚。隨即，天翻地覆，中國變色，每個人都得作出是去是留的選擇。自以為「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周傳儒選擇留在中國，等待他的是厄運連連，雖然長壽，卻「壽多則辱」。[7] 而呂雲章與國民黨淵源極深，深知共產黨的本質有多麽殘酷，故而毅然隨國民政府遷台。
呂雲章到台灣後，健康不佳，眼病加重，因婚變心情和健康皆受損。在一次開會中，她跌倒中風，長期臥床。但她對於政府重要施政及議案仍托立法院舊友代為提案和質詢，必要時也扶病參與表決，口述意見發表於報章雜誌。
1972 年 12 月一天夜裡，呂雲章被入室行竊的小偷用棍棒打傷，腦血管破裂，從此神志不清。1974 年 6 月 19 日，因肺炎在台北中心診所逝世。
呂雲章爭取現代中國女性解放的努力並未全部成功，但以她為代表的中國婦女活動者，透過她們五十年的努力挑戰了最根本性中國政治權力理念”。[8]
[1]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2] 師大畢業後，周傳儒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講習班，並留館為編輯，彼時葉聖陶、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周建人等皆是“商務”的編輯，張其昀、向達等則是館外編輯。周與之相處，所謂“久坐必有禪”，他稱“這些人都不經留學，而比留學生更吃香”。在同人的砥勵之下，他於編餘撰寫出版了《新摘世界史》、《義大利現代史》、《四川地理》、《南美洲地理》等，並翻譯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地理部分。1925 年，周傳儒以全國前十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師從王國維、梁啟超，潛心國學研究。“見王靜安、梁啟超、章太炎及北大、師大、清華諸大師，皆通經義，始恍然於經學、小學、史學，亦自有光芒，自有身價。”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3]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4]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5] 呂雲章：《呂雲章回憶錄》。
[6] 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7] 1950 年，周傳儒在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任教，隨後被安排至瀋陽師範學院、遼寧大學。1957 年，被劃為右派，被開除公職，並降為資料員。周傳儒負氣不就，拒領工資，遂以拾破爛為生，此後拾荒二十一年。新中國的奇妙之處就在於，能將一名優秀的學者變成拾荒匠。文革期間，被抄家數十次，存書存稿多致毀滅。在沒有書，不能進圖書館，各雜誌、書刊不收稿的萬難中，仍完成《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界變遷發展史》、《戊戍政變軼聞》、《梁啟超與王國維》、《史學大師王國維》、《李鴻章環遊世界與中俄密約》、《蘭亭序真偽問題考證》、《原始積累與獨佔公司》等著述和論文。參閱散木：《學人周傳儒和其前妻呂雲章的故事》。
[8] 呂雲章關注的焦點是女性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角色。按照這種邏輯，中國的婦女參政家們構建了跨越政治分界的女權主義橋樑，堅持無論何種政治立場，都要維護婦女權利的概念。她們不僅實現了中國性別政治的急劇革命，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見李木蘭：《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頁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