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台北國際書展──臺大出版中心系列講座】
講題：誰的哲學，如何百年？──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日治篇）
主講：嚴瑋泓（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陸品妃（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高君和（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主持：洪子偉（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時間：2019 年 2 月 14 日（四）13:00-14:30
地點：臺北世貿一館展位 C720
臺灣哲學的歷史至今已經歷百年，但是對世人而言，它的全貌似乎還未被揭開，本次計畫進行的《啟蒙與反叛》一書，為過去的臺灣哲學完成首次的思想盤點，可以說是為臺灣哲學尋根，並且向未來找到出路。
而談到當代哲學在臺灣的發展，不可不忽視在日本統治下的現代化啟蒙，本次講座邀請了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的嚴瑋泓、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的陸品妃以及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的高君和，來為大家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哲學的發展。
林秋梧「左翼哲學」的哲學基礎
自 1920 年代開始，由於受到歐美思潮影響，臺灣知識份子對於佛學開始有不一樣的想法，林秋梧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表。在現今臺灣的佛教，有一個名詞大家很熟悉，叫「人間佛教」，以佛教思想的人間性，作為整個佛教思想的核心內容。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中國正在反省佛教的弊病，在臺灣，林秋梧同樣也反應類似的思潮。
嚴瑋泓把這個思想定義為現世淨土，所謂現實的觀念，並不是在於彼岸的世界，而是在我們具體生活的處境裡。現世淨土的想法在佛教的經典裡可以找到來源，但是林秋梧卻巧妙的透過馬克斯思想階級鬥爭的想法，來轉介去推動所謂的現世淨土，甚至去批評當時臺灣佛教的現狀。
林秋梧在臺灣民報連載將近十篇的文章，全面表現利用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批判，來反省當時的臺灣佛教。1960 年代越南有所謂的戰後左翼文學、拉丁美洲解放神學，但早在 1920 年代，臺灣的林秋梧就提出類似的想法了。這種反思，代表著他們都對當時宗教界現狀的不滿，而這種不滿有幾個理由，第一個是它與宗教的內涵是不一致的；第二點以林秋梧為例，他批判的方法，還借用了歐美的哲學思潮，來做為他批判的工具。
在林秋梧的論文裡，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以唯物主義的史觀來說，統治階級在實行統治意識時，有三樣重要的武器，第一個是武力、第二個是輿論、第三個是宗教。
所以林秋梧用馬克斯思想來反省佛教時，有兩個很重要的理念，第一是馬克斯認為，是人創造了宗教，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對馬克斯來說是一個倒轉的世界觀，這個想法被林秋梧借用來批評當時人寄望於死後的世界。第二個是關心當時臺灣的出家人，他們沒有受過好的教育，只能幫信眾作一些消災祈福的儀式，無法在學理上精進。林秋梧提出所謂的「醒世」思潮，認為佛教徒應該透過理性的想法，不再處於一種迷信的狀態，這才是佛教真正要提供給人們的。
因此，林秋梧的宗教批判在這裡跟馬克斯有了差距，馬克斯是絕對的反對宗教，林秋梧還是有他的宗教關懷，是大乘佛教思想。林秋梧提出了「無抵抗的大抵抗主義」，其中，第一個想法是，資本家壓榨人的原因是其有貪欲；第二個想法是，鬥爭的目的是要回到眾人平等，這也是佛教的本質。
林秋梧的左翼佛學，嚴教授認為是溫和的左翼用具體生命處境，以現實追求淨土。
臺北帝大唯一臺籍哲學學士林素琴
在本書中的第十五章〈臺北帝大唯一臺籍哲學學士林素琴〉是由吳秀瑾與陸品妃所共同完成的文章，在研究之前她們對於林素琴的了解並不多，明明林素琴在臺灣哲學史上扮演蠻重要的角色，資料卻出奇的少，這讓兩位教授都深感困惑。
在英美哲學下的脈絡似乎是以男性為中心主義的，也因此讓人常感覺女性在這領域上是比較少貢獻的，然而哲學這門學科並無關乎性別及族群，基於這個想法，吳秀瑾與陸品妃都認為應該要好好的把林素琴的在哲學界的貢獻給釐清，而對陸品妃自己而言，她認為藉由這個過程也是重新認識了臺灣一番，因為過去從來沒要了解日治臺灣時的哲學，到底是什麼樣子。過去是主修哲學的陸品妃就因為這個機緣，走入歷史研究，挖掘林素琴神秘的面紗。
林素琴是誰？說到底還真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即使是年過八十的老教授們，也未曾聽過她的名字。正當陸品妃一行人感到絕望之餘時，因緣際會下問到了清華大學歷史所的張老師，因為研究新竹的地方志，對出身於新竹州的林素琴有印象。
1923 年出生的林素琴，可以說是本省人的人生勝利組代表，家世背景不錯，考試都考第一名，於日治時期就讀臺北第一高女，而後念了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最後成為臺北帝國大學第二十位入取的女學生，她主修了當時被視為只有男性可以碰的哲學，戰後，她在臺灣大學外國哲學研究室擔任助教。
女性哲學意味什麼？女性又是如何貢獻哲學的？女哲學家又是怎麼一個樣子？這些問題在研究林素琴的過程中不斷在陸品妃的腦中徘徊，了解林素琴的過程，同時也是重新認識、理解、定義哲學的一個途徑。
一百年前一百年後，臺灣哲學是否進步了？其現況又為何？身為女性哲學家的林素琴，從她的生活、學習經歷，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所謂的女性覺醒，甚至進而反思女性與世界的發展是如何互動的。陸品妃認為在研究林素琴的過程中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與收穫。
臺灣早期的哲學家與文化雜誌先驅者：黃金穗
黃金穗是臺灣新竹人，是臺灣早期的數理邏輯學家，1958-1969 年在臺大哲學系教邏輯，開設有數理邏輯、理則學、數理解析和後設理論論集等課程。
一般人對黃金穗的理解是數理邏輯學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同時也是「現象學」以及「京都學派哲學專家」，專門研究西田幾多郎的「場所邏輯」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思想。
1915 年，黃金穗出生於新竹郭家，之後過繼給臺北萬華寶斗里的黃家，才改為姓黃。1933 年他從新竹中學校畢業，保送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文科甲類，與林金生同班。1936 年二十一歲時，應屆考上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在田邊元的指導下，主修哲學，副修數學，並對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等京都學派的哲學思想很有研究，專攻現象學及數理邏輯。1939 年二十四歲時，大學畢業，在京都《哲學研究》期刊，發表學士論文。
這篇論文的重要性有三點，一是這是第一篇由臺籍學者撰寫，刊登於京都《哲學研究》期刊的哲學論文。二是文中直接吸收了西田幾多郎「場所邏輯」的「非連續」、「媒介者」，還有「絕對矛盾自我同一」的概念，作為這篇文章的核心，企圖建構一個「具體的」「日常性世界」。
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黃金穗非常熟練地使用「絕對矛盾自我同一的辯證法」，從時間、空間的範疇，來談論「日常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互媒介關係」。因此，如果就學派思想的傳承來說，黃金穗可以說是臺灣學界，京都學派的第一傳人。
三為黃金穗這篇文章發表於 1939 年六月，而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也於同年三月發表於《思想》期刊上。這個時期，西田幾多郎的思想，正介於中期向晚其轉向的發展階段。
因此，這篇文章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黃金穗對西田幾多郎思想的理解與詮釋外，也可做為研究西田幾多郎思想的另一條補充線索。
黃金穗從京都帝大畢業後， 1939-1943 年，在日本岩波書院工作。太平洋戰爭期間，黃金穗的父親過世，黃金穗就從日本回到臺灣，並在媒人的介紹下，於防空洞相親結婚。黃金穗回臺後，曾短暫的在臺北帝國大學工作，之後到延平學院教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黃金穗都不會說中文，因為他的母語是日文跟臺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黃金穗在新竹跟一群文化人士開始學中文。他們在學完中文後，開始熱烈討論該如何吸收中國文化，並建設臺灣。
隨後他們就創辦了戰後臺灣第一個由民間人士創辦的綜合性文化雜誌《新新》，由黃金穗擔任總編輯，中日文並用，網羅了當時臺灣著名的文化人士來撰寫，如龍瑛宗、吳濁流、呂赫若、江肖梅、吳瀛濤、王白淵等。內容涵蓋小說、詩、隨筆、戲曲、音樂、時評漫畫等，並透過翻譯的方式，將林房雄、國木田獨步的日文小說翻成中文，將沈從文、老向的中文小說翻譯成日文。
《新新》提供當時受日本統治而不懂中文的臺灣民眾，有機會可以理解即將到來的中國文化，以達到文化交流與相互了解的目的，特別的是，每期雜誌都有兩篇的時評漫畫，有學者指出，如果將《新新》八期的漫畫結合一起看的話，可以反映臺灣社會從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之間，所經歷的種種社會現象。除此之外，從《新新》也可以看到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所面臨的語言轉換的困境，以及對即將到來的中國文化的期待，語言被視為文化認同跟識別的象徵。
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五十一年的臺灣，在文化上受到日本很深的影響，跟中國文化有相當的隔閡。所以，戰後臺灣文化的未來究竟要何去何從？就成了當時很熱門的議題。因此《新新》在 1946 年 9 月 12 日，於臺北大稻埕的山水亭主辦了一場「談臺灣文化前途」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可以說是臺灣當時知識份子，以具體的行動，來思考自我以及臺灣文化未來前途的一個具體實踐活動。座談會全文，之後以日文刊登於《新新雜誌》第七期。
國民政府於 1946 年 12 月 25 日，全面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全面禁止使用日語。這個措施，對於當時正在尋找「文化自我認同」的臺灣知識份子，產生極大的矛盾。
這個矛盾來自三點：一是在民族上，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雖然傾向認同有血緣關係的中國文化，但是在實際的現實中，卻無法立即使用中文來表達意見。二是在普遍性上，傾向認同日本文化的世界性，並且能熟悉的使用日語。但是，卻又將日語當作是他國的語言，而不將日本式的文化當作是臺灣文化。三是正當他們在尋找「自我文化定位」時卻又被禁止使用熟悉的日文，使得他們陷入日文不能使用，而中文又不夠純熟的狀態下，而無法發聲，因此陷入「語言轉換」的困境。而此一困境，使得當時臺灣文化界，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從《新新雜誌》的命運可以看到，臺灣本土文化意識的啟蒙運動，就發生ㄉ在日本殖民的同化統治下；戰後被迫即刻全面中國化的壓制下；以及二二八事件與 50 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等幾方面的矛盾因素下，使得正要開始萌芽的臺灣本土文化意識就此夭折。而這也或許是造成黃金穗日後沒有繼續使用日文來發表哲學著作，而是改用英文作為學術語言的可能原因之一。
《新新》的命運，以及黃金穗的一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無奈地悲哀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