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冠旻
喬治．歐威爾曾說：「誰能控制現在，誰就能夠控制過去。」隱藏史實、編撰歷史，為了迎合自己的正當性，這些慣用的手法，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一再發生。
「如果從女性的觀點來看歷史，不僅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無關乎女性的幸福，進步與野蠻更是同時並進；進步的內面是野蠻，進步只不過是一件比野蠻還野蠻的文明外衣。進步與否，是由男性啟蒙者、以及他們的奉行者所詮釋的。」
超過百年的歐洲獵巫熱對於女性而言，無疑是一場大災難，然而歷史課本卻仍在吹捧著那個光榮的時代，將一切目光聚焦在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那些男人的歷史。
「她們因潑辣及巫術而受到的懲罰如此嚴苛，以致於接下來幾個世紀裏，女人都保持低聲下氣。」在獵巫熱中，女性被有意識清洗，使男性當權者牢牢地守住了地位。
這樣的事情一直在歷史中反覆上演發生，當特定族群持續把持著權力時，他們握有的不只是物質資源，他們更掌握了政治力、話語權等全方面的文化詮釋權。他們鎖定了人們的視野，要求人們用他們的價值觀裡損益利弊、看世界。
這樣的結構被學界稱為「父權社會」，「美國女性主義者凱特·米爾利特（Kate Millett ）於 1970 年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中，將父權定義為老男人控制年輕男人，男人控制女人的權力關係。」
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從女性的觀點來看歷史？女性什麼時候才開始擁有「權利」為自己發聲？換言之，女性主義何時萌芽？
大多數人同意，女性主義是從十八世紀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女權辯護》開始。
「女性從幼年時代開始就被教導：美貌是女人的權杖，因而心靈要為身體塑造自己；心靈只能在它的鍍金鳥籠里徜徉漫步，並且只能努力去讚美它的牢籠。」
在《女權辯護》中，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精準指出女性的悲哀，在父權結構底下，女性無從得到「人」的待遇，所謂「人權」的發展都是以男性為出發點，女性永遠是在父權的框架下辛苦跟在後頭，或者被「物化」成可以帶出門或者鎖在家裡的擺設品。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仍然得要難過地承認──這些事情還在持續發生。「婦女成為不受尊重、無從得利的群體，她們總共合起來才擁有世界財產和資源的百分之一，但卻要付出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勞動。」在 2011 年〈台灣國際研究季刊〉中記錄下了這殘忍的事實。
我們可以說，隨著所謂的「社會進步」，如獵巫般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似乎不存在，但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仍在持續，同工不同酬、性侵害及性騷擾、性暴力及性招待問題、性別天花板等，而這樣的壓迫的根源，如同《獵．殺．女巫》中提到的──「只要有權力的落差就有可能勾動敵意，形成抵抗。」
經歷了好幾世紀的壓迫，女性主義終於在十八世紀開始萌芽，父權體系的迫害則隨著社會的變動以不同形式展現，過去，曾以最直接的集體霸凌展現，而近代，尤其偏愛以「保護」為名進行，「『解放』與『支配』這兩個對立概念在此有所混雜與糾結，上位者時常以為弱勢者、或者社會秩序著想的藉口來支配，常見的論述俯拾即是。
工業革命時期，高喊男主外女主內、中國長達數百年的纏足酷刑，大戰期間是以救亡圖存和強種救國為目的、現今則是要女性多自愛以保護自己不被侵犯等，檢討受害者的言論漫天飛舞，其中有意無意的透露出對男性強勢的肯認，更偷渡了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運作概念。
而這樣的公式出現在各種迫害當中──比如十九世紀以來白種人是怎麼樣扛起了使有色人種進化的負擔、中國政府「再教育」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掌權者將迫害合理化的論述，其核心價值都如出一轍。
性別間的不平等仍然持續，說明了女性主義必須繼續辛苦奮鬥。許多反對者會主張女權者不過是一群「自助餐」，只挑對自己有利的說、只挑對自己有利的做，批判女性主義者是在無限上綱，更甚至大吐苦水這是一個男性被女性霸凌的時代。
事實上，女性主義要的是翻轉男女關係、並且「報復」父權的迫害嗎？
絕對不是，在各種議題上的被迫害者想要的無非是「平等的待遇」，而不是「無盡的復仇」；因為作為被霸凌者的痛楚，很顯然地，女人比誰都明白在這個社會裡被壓抑了幾千年以後，女人要的，也只是像人一樣的平等。
參考資料
- 《獵．殺．女巫》，Anne Llewellyn Barstow，1999
- 《友善的邪惡——台灣女性主義的忌性論述》，黃亦宏，106
- 《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Mary Wollstonecraft，1792
- 《性與性別社會學》，張晉芬，2003
本文與北大歷史公演合作刊載
第五屆北大歷史公演《VeritaRing真知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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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13:00進場 13:30開演
晚上場：18:00進場 18:30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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