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鄧峰譯，《巴黎・和會》，臺北：麥田出版，2019。
作者：廖敏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二〇〇〇年夏天，筆者在復旦大學以顧維鈞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作為與會學者觀看了主辦方安排的電影《我的一九一九》，這是對於外交官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出色表現的禮讚，而借用該部電影的名字，以「誰的一九一九？」來介紹學者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巴黎．和會：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一八○天》一書，應該也是恰如其分的。
正如顧維鈞是民國前期最為耀眼的外交官「明星」一般，本書從頭到尾聚焦於巴黎和會上的眾多外交「明星」，從作為三巨頭的美國威爾遜總統、法國克里蒙梭總理、英國勞合．喬治首相及其代表團，到重要盟國義大利、日本，乃至於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中國等國代表團中的重要成員，通過細膩的人物描寫，刻畫了每個人物的性格與處事手腕，面對和會的各個重大事件，站在維護各自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各陳主張，多所折衝，眾多行動者的互相角力，不僅形塑了他們各自的一九一九年，也鋪就了細節與大局交織的和會篇章。
學術界對於巴黎和會的研究並不少見，因此對於一個已經存在許多研究成果、由眾多關係國家參與的、歷時一年有餘的戰後和平會議，如何重新詮釋，則端看作者駕馭龐大史料的能力與別出心裁的視角了。
本書在史料上，主要使用了 FRUS、法國外交部關於巴黎和會的檔案，以及關於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參與和會的檔案，也使用了威爾遜、勞合．喬治等和會重要巨頭的未出版文書，並參考許多英語以及一些法語的研究成果，可見作者廣為涉獵的用功程度。
就書中內容架構來看，重心傾偏於美國和英國、法國，就也被稱為歐戰的第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會議而言，這樣的安排自屬無可厚非，特別是作者認為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不僅在和會交涉期間扮演了締約基礎的角色，也深深影響了今日國際社會的構成，這是作者敏銳掌握巴黎和會關鍵的卓越視角。基於這樣的視角，本書斷限於和會初始半年的醞釀與交涉，以對德和約的簽署及威爾遜返美作為結束。
除了偏重美、英、法三巨頭的立場之外，本書並圍繞威爾遜十四點原則與和會交涉的相關重大議題，細心選擇了其他重要配角，如俄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中東、阿拉伯以及戰敗國的德國、奧匈與鄂圖曼帝國，乃至於亞洲的日本和中國等等。
即使在配角的抉擇上，也能看見作者匠心獨運之處，不僅掌握了造成兩次世界大戰根源的歐洲問題主要脈絡，也精準認識到在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非歐洲、卻牽動歐洲事務平衡的亞洲要角。例如對於中國，過去許多西方學者的論著，未必重視中國在歐戰中的角色，但作者卻強調「中國是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對德宣戰的，而且它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重大貢獻。西線的戰壕需要大量人力來挖掘和維護，大約十萬名中國勞工在一九一八年前被送往法國。是中國人解放了協約國寶貴的士兵，讓他們有更多時間攻打德國人。」並為中國參與和會的情況設置了專章。這些在在顯示了作者的別出心裁。
而作者選擇諸多國家代表團的明星人物，進行極為細膩的人物描寫，刻畫他們在和會上折衝的過程，使讀者感受到栩栩如生的臨場感，則應該是本書最為引人入勝之處了。
但作為導讀，筆者還是必須從學術立場指出本書瑕不掩瑜的幾個地方，提請讀者注意。
首先作者雖然相當注重威爾遜及其十四點原則，但書中寫到「嘲笑威爾遜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話他。忘掉他提出的原則在一九一九年有多麼重要」這也許是作者為了提醒讀者威爾遜原則的重要性，而特地引用當時一些政客的說法，但這樣的敘述卻不甚合宜。事實上學術界自始至終從未忽視威爾遜原則的重要性，威爾遜原則是西方新舊外交的分水嶺，是國際組織與國際協商的一個典範依據，還是直到二次大戰後的今天，聯合國組織等重要國際協商的濫觴，這些都是學界早已公認的共識。
其次，過於聚焦其選擇的參與和會國家代表團中的主要成員，細膩介紹了他們的人格特質與主張，但這些「明星」的人格特質與主張是否能代表整個代表團的意志甚或是國家的最終抉擇？例如，本書在關於日本的篇章中大量介紹代表團團長的西園寺公望，這或許能滿足西方人讀者對於日本「神祕東方」想像的胃口，但卻不能貼近當時日本的實際歷史。日本從平安後期以後，皇室和公家貴族長達七、八百年不能實際主導政治，即使到了明治時代以後所謂天皇親政的時期，天皇也不實際操持政務，公家貴族也很少參與政治。
身為當時日本高級公家貴族且與皇室關係密切的西園寺公望雖然參與了政治、也擔任過首相，但他即使在擔任首相時也較少實際處理政務，而主要由其所在政黨的重要副手原敬去操持，和會事務的具體處理也都幾乎由外務官員與內閣負責，作為高級貴族的西園寺公望相較於其他組建明治政府的長州、薩摩下級武士出身的元老，事實上與日本當時的實際政治運作和政策決斷是較為疏離的。因此與其聚焦於西園寺公望，不如通過日本外交檔案等官方資料來觀察代表團中其他重要的外交官及其與外務省、內閣之間的互動，或許更能掌握當時日本在巴黎和會中的實際動向。
在選擇中國代表團的「明星」時，也存在類似問題，書中除了最為耀眼的「明星」外交官顧維鈞之外，主要提及了團長陸徵祥，這兩人也恰好是學界研究成果最多的民國前期外交官。但就算聚焦於顧維鈞和陸徵祥，他們兩人也不能擅自決斷中國代表團的和會行動，一般情況下，中國代表團必須一起開會並與中國政府隨時聯繫，得到政府認可後才能執行和會任務。
第三，對於日本、中國或其他西方人較不熟悉的國家，書中大篇幅介紹了關於這些國家的一些政治、歷史情況乃至於地理介紹，雖然起到了照顧西方人讀者的作用，但對於作者而言，這些國家應該同樣也是他較不熟悉的，於是在引用其他西方學者的著作來鋪陳這些介紹的同時，也繼承了許多西方學者過時的西方中心主義乃至於東方神祕主義，過度敘述這些枝節，反而暴露了短處。而對於這部分的內容，也是中文讀者必須注意辨別的地方。例如，書中提到「泰國、中國和日本向來是偏遠神祕之地，而在一九一九年，這些國家的外交官穿著細條紋的褲子和雙排扣的禮服出現在巴黎和會上。」事實上，早在十九世紀晚期，這些國家從事涉外事務的官員，就已穿著西服出現在各種國際場合。
另外，關於日本篇章的部分，還有一些敘述不甚恰當之處。例如書中提到「像西園寺公爵這樣的封建貴族已經變成了外交家、政客和工業家，他們的家臣則當了兵或警察。公爵是個複雜、讓人捉摸不透的人，就和他的民族一樣，具有混合性格。」這不符合當時的日本歷史，封建公家貴族很少參政，而且成為士兵或員警的主要是武士，但武士並非公家貴族的家臣。再如，書中提到「日本政府還必須傾聽自己國家的民意，而民意正在找人補償進攻德國的開銷」但第一次大戰時期的日本遠非西方所認為的「民主國家」，他們當時的政府不是漠視民意，就是操弄民意遠勝於傾聽民意。又如書中提到「日本非官方的民族主義團體、軍隊中的派系以及金融家，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經常會和日本政府的目標發生衝突。日本承認了北方的北京政府，但軍火又被運到南方支持叛亂。」
但其實日本非官方的民族主義團體、軍隊中的派系以及金融家，並非為了自身利益而和政府衝突，較為精確地說，大多數情況應該是他們配合「國策」去執行日本政府不能公開做的「押寶」和分裂中國的行動。
而關於中國篇章的部分，書中寫到「在中國，尋找勞力為戰爭出力要比為了尋找有經驗的外交官建立和平更容易。中國動用了外交部菁英，召集了駐華盛頓、布魯塞爾、倫敦的大使和外交部長組成代表團。中華民國總統和總理都沒有加入代表團，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局勢太不安定，兩個人都不敢走。不過它確實雇用了幾位外國顧問，想讓他們幫忙讓世界認識中國，同時也是讓中國認識世界。」
事實上中國在一八六〇年代以後已有許多職業外交官和外國顧問；而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總統和總理均為軍閥代理人或由軍閥直接出任，他們基本上不懂外交，幾乎都委由職業外交官負責，自然不會加入代表團。又如書中寫到「來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是由兩個政府共同挑選的，成員之間彼此並不信任，也不相信北京方面的名義政府。」
但其實代表團由北京政府組成，代表南方的王正廷則由北京政府邀請加入代表團，而且代表團成員也並未不相信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不是「名義」政府，而在相當程度上能命令代表團執行中國主要和會政策。這些在利用中國政府檔案的諸多研究中早已獲得釐清，遺憾地是作者並未參照。
第四，即使本書充滿了西方視角，但作者主要繼承以英美為主的史觀與價值觀，於是書中可以見到如「英法代表的是並不完美的民主主義力量和德國與奧匈帝國代表明顯反動的軍國主義勢力」這樣認為民主主義是進步的，而軍國主義是反動的敘述，不免有以後見之明來定論當時歷史的嫌疑。
第五，對於各個「明星」自身人格特質的介紹，有時也出現前後矛盾之處，這或許是每個人性格的複雜性所導致的，但也可能是多方引用不同資料來源所造成的分歧，若能更加仔細甄別資料，側重各個「明星」在參與和會時發揮的重要特質，或許不會帶給讀者這些矛盾感受。例如作者對於自家祖先勞合．喬治的評論，先是提到他「喜歡尖刻的辯論，但本心是善良的。和威爾遜或克里蒙梭不同，他不憎恨對手，也不是政治領域裡的知識分子。雖然閱讀涉獵廣泛，但他更喜歡請教專家」，接著又說他「鄙視專家的做法和衝動的個性也會讓他犯錯」，那麼到底勞合．喬治重不重視專家呢？
總之，筆者認為本書利用西方眾多檔案、文書，並盡可能參照了西方學界對於巴黎和會的既有研究，再通過作者匠心獨運的視角以及細膩刻畫人物性格的高超功力，栩栩如生地營造出各個「明星」的「一九一九」，縱有一些瑕不掩瑜之處，但不影響其作為當前代表西方學界對於巴黎和會重新詮釋的佳作之地位。
本文收錄於麥田出版之《巴黎．和會》
全球領袖齊聚戰後巴黎，
角逐權利交易、政治角力的世界中心
重返二十世紀外交現場，
見證百年前改變國際布局的重要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