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跨國研究團隊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中國的對日抗戰就開始了，其間雙方已有數次軍事衝突，比較著名的有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1933年的長城之戰、1936百靈廟之戰，但最終都和平解決。這是因為，國民政府的對日的方針是「隱忍」，對日本做有限度的讓步，盡量避免、拖延爆發大戰，以爭取時間備戰。[1] 但是，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對日的態度改變了，反對妥協退讓，蔣介石更是「積極運兵北進備戰！」[2] 為什麼蔣介石在七七事變不再隱忍？更重要的是，中日是怎麼打起來的呢？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挑釁，日本想製造一起地方事件，截斷平漢路，劃定永定河東北為其後方基地，以圖北進蘇俄之西伯利亞。不料中國奮起抗戰，以至日本的企圖不但沒得逞，反而引發中日大戰。[3] 也有研究指出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4] 近年許多相關檔案先後開放，一些撲朔迷離的歷史脈絡逐漸浮現出來，對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的來龍去脈也有了新的理解。 中日均望和平解決 七七其實是個意外，而且中日雙方都希望能和平解決，中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密切交涉，並達成初步協議。但衝突卻停不下來，最後，一個地區性的意外事件卻演變成中日大戰的導火線。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駐屯軍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一中隊（大約一個步兵連的兵力）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的荒地進行夜間實彈演習。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約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衝，也是北平進出的咽喉要道，軍事地位極為重要。 當天晚上22時40分左右，突然傳來兩次槍擊聲，日軍立即停止演習點名，發現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兩次槍聲究竟從何而來？日方認為是二十九軍方面的射擊，中國否認，雙方各說各話。參與調查的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事後表示[5]：「有人認為是由中國兵偶然發生，或有計畫性的、或陰謀，此陰謀是由於日本軍的謀略、或是尖銳抗日分子之謀略等，雖以各種方式調查，但至今仍然不清楚該開火者是誰。」[6] 因為始終找不到證據，今井武夫以及日本歷史學者認為，這件事仍無答案，「總之是個謎。」[7] 既然有士兵失蹤，清水中隊長緊急報告駐豐台的大隊長一木清直，一木大隊長立即報告駐北平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在午夜作出指示，要求豐台駐屯部隊迅速開赴當地，並發出命令「做好戰鬥準備，傳喚宛平城內的營長出來進行交涉。」[8] 日軍要進入宛平尋找失蹤的士兵。 日軍要進入宛平找人，這個要求沒有道理，但過去幾年日軍在華北對中國部隊予取予求，已經習慣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西北軍）大多容忍讓步。但是，這次宛平的守軍卻不同意。 駐守宛平城內的中國守軍是二十九軍37師110旅219團第3營的營長金振中（團長是吉星文）。金振中不同意日軍進入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雙方僵持，發生小規模的互相射擊。正在這個時候，失蹤的士兵出現了，日方也在8日凌晨2時向中方通報了最新情況。[9] 人雖然找到了，但因為中方拒絕日軍進城，開始射擊，日軍立刻開火，雙方打起來了，雖然是極小規模的衝突，但日軍態度變得強硬，8日凌晨5時30分，日軍開始砲擊宛平城，守城的中國軍隊起而抵抗，打打停停，互不讓步。 與此同時，櫻井德太郎少佐（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軍事顧問）代表日方進城和宛平縣縣長王冷齋交涉，雙方同意暫停開火，天亮後展開聯合調查，並達成三點共識：[10] 不調用其他部隊； 不讓盧溝橋的部隊出城； 極力避免事態擴大。 中日聯合調查團8日清晨開始在宛平城內調查槍擊的真相，查不出槍聲來自何處，但雙方都不肯讓步，不時仍出現零星的戰鬥。 8日傍晚，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和北平市長秦德純（也是二十九軍副軍長，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事務）徹夜交涉。 中日雙方同意「不擴大事態」，但直到9日凌晨4時左右，對於撤軍的事情仍無共識，不過氣氛尚平和。[11] 天津方面的協談也同時進行。8日晚上，張自忠（天津市長、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出面和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協商，到9日凌晨3點，雙方才達成共識：[12] 雙方立即停止射擊； 以永定河為界，雙方在早上5點同時撤退； 由保安隊守備盧溝橋。 談判已有結果，日本參謀本部決定不擴大事態，9日發出「臨命第400號」，指示「避免主動投入更多兵力，以防止事態擴大」。[13] 於是，9日清晨開始撤兵，日軍撤退到豐台，中方撤至盧溝橋以西，宛平城內的防務則由原有的保安隊以及冀北保安隊擔任。[14] 到此，衝突應可和平落幕。然而，之後一連串的發展，出人意料，中日的衝突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繼續擴大，成為中日大戰的序幕。 東京認為中日全面戰爭沒有爆發的可能 事實上，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當時並沒有對中國全面開戰的計畫，東京的陸軍省及參謀本部也不想把事態擴大。當時日本陸軍的假想敵是蘇俄，海軍的假想敵是美國，他們認為「國民政府無能、國家又未統一」，不可能引起全面性戰爭。[15] 日本對中國的策略是：經營東北（滿洲），再利用中國軍閥割據的現實，各個擊破，分而治之，在各地區成立自治政府或親日的地方政府。當時日本已經扶植了殷汝耕的冀東自治政府以及德王的蒙古軍政府，正積極製造「華北特殊化」。 所以，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陸軍中央及參謀本部「均未特別予以重視。」[16] 陸軍中央在8日清晨5時接到盧溝橋事變的電報，上午9時又收到第二份電報，說明雙方開火、日本駐屯軍已掌控盧溝橋情勢。陸軍省認為「事態已逐漸平安解決，反而放了心。」[17] 同時，參謀本部判斷「日中戰爭幾乎沒有爆發的可能，自然也不可能有對中全面戰爭計畫。」[18] 而且，他們不願意任何中國的戰爭影響到蘇俄對日開戰，所以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的方針。[19] 這期間有一件小意外，促使參謀本部決心採取不擴大方針。盧溝橋事變不久，日方從竊聽電話中得知，孔祥熙（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正在訂製數千萬元的武器，他們判斷，「中國抵抗的決心非比尋常……此時如變成戰爭，將演變到最後極限」。[20] 因此亟欲避免導致戰爭。 不過，日本雖然避免擴大事態，而且也沒有打算在中國作戰，但日本欲控制華北的的目的是明顯的。 此時日本駐屯軍已有五千六百多人，是個步兵旅團，下轄兩個聯隊，包括步兵、騎兵、工兵、砲兵、還有輜重、裝甲車等。另外還有一些偽組織部隊，例如冀東保安隊、蒙漢回自衛軍、滿蒙征綏聯合軍及一些雜牌部隊等，約有6萬人，但雜牌軍的戰鬥力相當差。 駐屯軍司令部在天津，除了一部分駐守天津、北平外，還控制了平津外圍的豐台、通縣、南苑、北苑，北平四周的交通要道幾乎都在日軍牽制中，中國軍隊鎮守的只剩下宛平縣以及旁邊的盧溝橋這一個出入口了。 當時，中國駐守華北的是西北軍背景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也是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下轄5個師、4個旅，約7萬多人。 有一個狀況值得一提。七七事變發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正重病臥床，7月11日東京命香月清司中將接任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於16日病逝。最高指揮官臥病，司令部對分在各地部隊的掌控不無影響。 中方也有類似的現象。事變發生時，中方在華北的最高軍政領導宋哲元正好缺席。宋哲元因為中日之間事故不斷，日方對華北提出各種要求，他不勝其擾，在當年的5月12日以「養病」為名，回到山東老家樂陵，把當地的事務交給二十九軍副軍長（也是北平市長）秦德純代理。 田代皖一郎臥病、逝世之事情中方是知道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也清楚盧溝橋事變並不是日本蓄意的挑戰：「倭駐津司令田代死亡，此實為陰狠之敵將，竟為其部下不聽命而逼死矣。」[21] 註解： [1] 蔣介石日記中有許多這樣的句子：「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1936年9月26日）「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1933年7月4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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