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立維（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 如果爆炸，苗栗以北都將化為灰燼，全台都可能變成核子廢墟…… 台灣曾在極度機密的狀態下，「幾乎」成功自製了一個爆炸威力驚人的核武裝置。但令人不解的是，它為何要設置在距石門水庫幾公里之遙的大漢溪畔？為何是固定式的？是為了「先求有，再求好」，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兩位蔣總統的盤算為何？張憲義是叛逃的賣國賊，還是救了台灣的悲劇英雄？ 而尚未結束的則是因之而來的核汙染！它使得桃園竟成為沒有核電廠、卻受核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不正常台灣史研究中心系列短片：《那些年我們一起製造的核子彈》 諜對諜的愛荷華 我在中科院服務數年後，經過重重關卡，終於得到公費出國的機會，並申請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核子工程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之所以會選擇這所學校，是因為這裡的「艾姆斯國家實驗室」（Ames Lab.）有一座研究用的核子反應爐，在二戰期間，曾扮演美國發展核武的一些角色，這是讓我感興趣的地方，也是學習的目標。 但原以為到美國只是單純地讀書及做實驗，學習想學的東西，結果卻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甚至還遇到一些人身安全的危機。那是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早在我申請美國簽證時，就被美方盯上了…… 記得在美國大使館面談時，移民官問了我一些奇怪的問題，當時並沒有太注意，以為只是例行公事，後來回想起來，才發現有些蹊蹺。移民官瀏覽我的申請表，看到我要去美國進修核子工程，又是中科院的研究人員，他沉思了一會兒後問我：如果遇到美國與台灣的利益衝突，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我記得自己是這麼回答他的：「在不損害台灣的利益前提下，我會盡量配合。」或許正是因為這句話，讓他覺得我是個「可造之才」，於是在文件上振筆疾書一陣子後，往我的護照上大章一蓋，我就這麼拿到了美國簽證。 在我抵達愛荷華校園的最初幾天，首先參加了例行的新生「認識環境」（orientation）活動，是由學校的「外籍學生顧問室」主辦的，由他們跟新報到的外籍學生介紹服務的內容，以及我們應注意的事項。最重要的是，他們負責外籍生的延期加簽事務，也就是說，若有外籍學生做了美國政府不喜歡的事，他們可以隨時取消當事人的簽證，當事人就會被遣送回國。外籍學生顧問室的主管毫不避諱地自我介紹，他原來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我相信他就是中情局派到學校來的，以直接「掌握」我們這些外籍學生的動態。而核工系的外籍學生，當然成了他們所要「掌握」的A級對象。下面述說的故事，應該就是出自他的安排。 開學後不久，我接到一位自稱是R先生打來的電話，他說他想要跟台灣做生意，希望多了解一些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其實我心中早已有數，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就在我們約好見面之前，班上一位來自沙烏地的同學莫罕默德．索利（Muhammad Soli）問我：有沒有接到一位R先生的電話？我問他認識這位先生嗎？他說R先生是美國中情局的幹員，有事沒事就找他麻煩。 跟我們接觸，探聽我們的底細，吸收我們成為美方的臥底，就是他們的任務。我這位同學是沙烏地貴族家庭的成員，家裡有石油、有皇宮，還可以娶四個老婆，當然不會理會老美的誘惑。他提醒我要留意美國人的意圖，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他。 我們這些國防單位派出國的公費生，在出國前都會接受一堂名為「出國講習」的課程，重點在於訓練我們如何與海外左派及台獨分子鬥爭。至於如何來跟我們的「友邦」美國應對與周旋，卻沒有包含在課程中，只能靠自己臨機應變。不過還好，就在出國前幾天，我受到了「特別照顧」，到一個「上級」單位報到，接受特別的指導與指令。事實上，當時美國校園中，真正的左派人士沒見到幾位，「忠黨愛國」的右派同學倒是不少，這些同學扮演「監督」台灣留學生言行及為政府擔任「政令宣導」上級指導員的角色，但有時拿捏得不好，或拿雞毛當令箭，做得過火了，反而會弄得人心厭煩，對政府產生反感。 在接到R先生來電後，我當然要向「上級」報備及請示，上級指示我可以與他來往，靜觀其變。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他所住的旅館餐廳裡，他遞給我的名片上寫的頭銜是華府某顧問公司的資深顧問，地址是一個郵箱。如果真的是想了解台灣的經貿環境，多的是官方與貿易機構，何必大老遠從華府專程飛了幾千公里，來到這間位在鄉下的學校，住五星級旅館，找一個學理工的台灣留學生請教，這實在說不通！他的任務和企圖，不用想也知道。 第一次見面，一切行禮如儀，幾乎也都言不及義。R先生年紀約四十多歲，身材微胖，出生在美國中西部，在華府地區求學與工作。剛開始，我們天南地北地閒聊，聊家庭，聊工作，他好像忘了找我碰面是要跟我請教台灣的經貿問題，也沒提到要向哪個客戶提供服務。 他對我的個人嗜好倒是特別感興趣，不時提起這話題，例如課外時間喜歡什麼活動？一個人在美國留學會寂寞嗎？想不想多交些朋友？有沒有意願兼個差、找些外快之類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心裡早就有了答案，他無非就是想找出我的弱點來下手，然後再進一步突破，達到吸收的目的，當他達成任務、升官加爵後，再找下一個目標。我只告訴他：剛來到美國，光是課業就忙瘋了，有一堆必修與實驗課程，還有為我們這些外籍學生精心設計、幾乎要整死人的英語課，然後就是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這項資格考是生死關鍵，考不過就打包回府。這一切並不誇張，我都是據實以告，第一次的碰面最後就在「你好我好」之後結束。 「艾姆斯國家實驗室」（Ames Lab.）系列影片 台灣的核武時代 關於台灣研製核武的動機，應回溯到一九六○年代。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情報單位分析，由於試爆所產生的放射性輻射塵埃裡，並沒有發現鈽元素，顯示中共並非以鈽 239 作為原子彈的原料，而是直接使用濃縮的鈾 235。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因為這證明中共已經具備了提煉高濃縮鈾的技術。緊接著在一九六六年春季，中共又試爆了第二顆核彈，那是一枚更為可怕的氫彈！代表中共已進入了熱融合的世界。 這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極大的震撼，蔣介石總統於是下定決心要在台灣發展核子武器。他找來一批科學家，討論發展核武的可能性，不過，當時的科學顧問吳大猶博士並不認同。 後來，台灣在核武研發方面能夠跨出第一步，是靠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恩斯特．大衛．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博士的一臂之力9。伯格曼是國際核能界公認的「核彈之父」，蔣介石總統就在一九六三年時，派遣核心幹部唐君鉑將軍出席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與伯格曼見面。 唐君鉑結識伯格曼後，力邀他來台灣訪問。伯格曼對蔣介石總統很推崇，敬佩蔣總統是二戰時期的偉人之一。同年伯格曼抵達台灣訪問，蔣總統以國賓之禮接待他。他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賓館密談了三天，蔣總統向他表明台灣要研發核武的決心，伯格曼建議台灣模仿以色列的模式，先設立一個研發的專責機構。後來蔣總統即指示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開始發展以核武為主的武器研發計畫。 一九六四年，蔣介石總統任命他的長子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唐君鉑為國防部常務次長。這種安排就是為了研發核武所做的準備，唐君鉑隨後並擔任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籌備處主任。而伯格曼就是核心技術的主要提供者。 到了一九六八年，中科院籌備處的「新竹計畫」正式啟動，當時在清華大學設置了一座零功率的實驗用核子反應爐，以培養核工人才為主。第二年的七月一日，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並成功向加拿大購得一座四十百萬瓦的重水式核子反應爐，用來生產研製原子彈所需的鈽原料。蔣介石總統聽取了伯格曼博士的建議，在中科院設置了幾個研究所，從此整個核武研發的布局就完成了。 在伯格曼博士的指導下，「新竹計畫」是根據以色列的原子能計畫為基礎，讓我們節省許多摸索的過程。但在計畫開始之前，蔣介石總統也曾邀請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轄下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委吳大猷先生來提供意見及參與，期望吳大猷也能共襄盛舉，然而吳大猷卻跟蔣總統表達了不同的意見，甚至連參與過「美國曼哈頓（核子）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旅美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也不約而同地向蔣總統表明不認同的立場。 不過，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無論是學者或是軍方人員，能被延攬至核武研發團隊，無疑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加上高待遇、高禮遇、高機會的吸引，一批科學家加入了研發團隊，使得這個團隊的陣容增強許多。 在伯格曼主導下，另一個代號「桃園計畫」的方案於一九七二年該核子反應爐達臨界運轉時正式啟動。 一九七○年，伯格曼建議蔣介石總統向美國採購核能發電廠，也就是後來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廠。當時還規劃到核五與核六廠，以因應台灣工業起飛所需的電力。另外，利用核電廠使用過的核燃料提煉鈽同位素，當然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在蔣介石總統在世的最後幾年，「桃園計畫」重水式核子反應爐幾乎是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運轉。而這型反應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不用停爐就可以更換燃料，就像飛機不用落地，在空中加油，來增加續航力。這座核子反應爐的目的不是發電，而是藉由它不停地以全功率運轉，讓燃料中的鈾 238 吸收中子，產生鈽 239，來製造核武所需的原料。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總統病逝於台北，沒能親眼目睹他一手催生的核武誕生。巧合的是，協助蔣總統發展核武的伯格曼博士，也在蔣總統過世的第二天病逝於以色列。 之後，蔣經國總統繼承父志，繼續支持中科院研發核武。十三年後，就在蔣經國總統病逝前幾天，發生了張憲義叛逃事件，台灣的核武研發因而走入歷史。又過十一年，當時已退休的前中科院唐君鉑院長也因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關於我國發展核武的資料與記憶，隨著歲月逐漸失落，有時反而要靠國外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學術單位或學者來加以整理及發掘。 我曾在一九八九年間，與加州柏克萊大學的C教授，一同拜訪過吳大猷博士。C教授與吳博士曾在學術期刊上一起發表過論文。在拜會過程中，談起這段往事，當時張憲義已經叛逃，台灣的核武研發也已結束。吳博士很感慨：「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只是當年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他雖然表示反對發展核武，但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還好，當時的主政者並沒有對他做出不利的舉動，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他說，就算他不做，還是有人會搶著做。這話我聽在耳裡，羞愧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當時除了中共，最不希望台灣發展核武技術的就是美國。冷戰時期（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一年），美國為了能在東南亞確保其核子壟斷的地位，不可能容許台灣這類國家來破壞國際核武平衡。 美國對台灣發展核武的動機心知肚明，當然要全程監控，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有任何風吹草動，要完全掌握，不能讓台灣越雷池一步。所以，在中科院裡邊安排臥底，絕對是必要的，像張憲義這樣的間諜，是想當然爾，而且應該也不會只有張憲義一個間諜，我相信還有許多的「張憲義」們，因為「多方求證」是美方萬無一失的做法。最後，雖只有張憲義一個人叛逃，但對美國而言，證據已經夠了，足以讓台灣的核武發展壽終正寢。 事後有報導指出，蔣經國是聽到了張憲義叛逃，才氣得吐血身亡。但我認為，這一切應是美國精心策畫的，也許是美國情報單位事先得知蔣經國病危，所以就在他過世前幾天，把張憲義接到美國去，如此一來，就不會太引人注意，因為全國的焦點都會放在蔣經國逝世這件事上。而且，要是在蔣經國逝世後，才把張憲義接走，就未免落井下石，太過分了些。 本文選自我們出版《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 作者簡介 賀立維，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後訪問學者。於1966年，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的隔年，考入陸軍理工學院（同年為慶祝蔣介石八十歲華誕，即與海軍工程學院等校合併成中正理工學院），從大學、研究所、出國留學、返回中科院核能研究所服務，一直到1988年張憲義「叛逃」導致台灣的核武計畫臨將成功前功虧一簣，整整二十二年的軍旅生涯，恰好與代號「新竹計畫」、「桃園計畫」的兩個核武研發任務完整重疊。退役時，軍階為空軍上校。 離開軍職後轉入光電及能量學領域研究與教學，曾兼任於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中正理工學院系統工程研究所及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等。 由於對核能的深刻了解及反省，退休後全力投入反核工作。現任宜蘭人文基金會專業技術顧問。 更多故事： 【臺灣吧EP3】 落紅不是無情物——謝雪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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