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茉莉‧戈波提爾‧曼寧 （Molly Guptill Manning） 「前線的士兵不僅手中需要一把槍，心中也需要一個理念。」──艾米莉．米勒．丹東（Emily Miller Danton），圖書館員。 國防募書運動的志工們在一九一四年的十一、二月間，都忙於組織和推動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募書活動，時間緊迫且工程浩大。瓦倫向她的同事坦誠：「為了讓國內廣大的群眾能大量捐輸，我們花了足足快一個月的時間在電台、圖片、故事、社論以及五十萬份的海報上。」這個活動需要一位宣傳總監。於是紐約圖書館協會一九四一年募書活動的前宣傳瑪麗．羅索（Marie Loizeaux）立即受到重用。 羅索打算將募書活動的海報鋪滿全國，讓每個鄉村、城鎮和都市都布滿了募書箱。每家圖書館、學校、百貨公司和火車站盡可能地加入勸募的活動，亦或告訴大眾到哪裡可以捐書。羅索計畫和大公司、大眾運輸、連鎖商店合作，讓她的宣傳能達到最大的效果。她所獲得的迴響驚人。全國車廂廣告公司（National Transitads）答應在它所代理的火車廣告上刊登兩萬張「勝利募書運動」（Victory Book Campaign, VBC）的宣傳海報；公車車票上也加印了一行鼓勵捐書的提醒詞；喜互惠連鎖超市（Safeway）同意在所有兩千四百家店面陳設捐書箱，並張貼一張募書運動的海報；數百個電台節目─從學院經營的到全國聯播的節目─誓要在空中幫忙宣傳募書運動；報社記者則答應披露有關運動的消息，諸如指導鎮民如何送達到收書地點，確認哪一類型的書最熱門等等。在運動真正開始之前，羅索的宣傳顯然已見成效。大眾的捐輸不斷地流入各個活動箱，甚至有一家等不及的發行公司送來一份高達十萬本平裝書的大禮。全國的捐輸熱誠令人悲喜參半：如果運動尚未開始之前就能募到這麼多的書籍，想像一旦它真正啟動後，所形成的書籍土石流可能會把志工們給掩埋了。於是瓦倫向報紙求救，急徵額外幫手以敷各分館之需。 就在運動即將成形之際，日本卻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七日突襲了珍珠港。國會馬上對日本宣戰，隨後，德國也對美宣戰。突然間，國家面臨了一場在太平洋，另一場在歐洲及非洲的戰爭。於是美軍開始前往戰區，對抗希特勒的軍隊。然而還是有人感到奇怪，攻擊珍珠港的明明是日本，為何美國要針對德國採取行動。圖書館人員深知，來自於仇恨或報復的作戰信念是不會持久的。現在他們發誓，不僅要替軍人募書，還要負責闡明國家為何而戰。 「 國防募書運動」 更名為「 勝利募書運動」，總統及第一夫人也為了表示對運動的支持公開捐贈書籍。勝利募書運動就在他們的加持下，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正式展開。大家成群結隊地站出來捐書並支持他們的軍人。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他們親自帶著書、派遣司機運來堆滿後座的書籍，或電召志工和圖書館服務幫忙搬運較大批的捐贈，紐約人也從昨天開始湧向勝利募書運動的分類桌。」許多名人幫忙凸顯勝利募書運動的重要性。 最有力的宣傳和愛國精神的展示發生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最後兩個星期間，在位於曼哈頓四十二街著名的紐約公共圖書館階梯上。美國婦女志願隊安排了一系列由電影明星、流行樂團、地方人士、百老匯表演者和軍官所演出的節目，引起公眾對勝利募書運動和書籍募集的興趣。其中一些節目還錄了音，透過電台向全美聽眾廣播。每天都有數千名的觀眾擠在圖書館周圍一睹他們心儀的好萊塢偶像並捐書。班尼． 古德曼（Benny Goodman）、 雷蒙德．梅西（Raymond Massey）、 溫德爾． 威爾基（Wendell Willkie）、 凱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 奇科．馬克思（Chico Marx）和基蒂．卡萊爾（Kitty Carlisle）等人便是此運動背後有力的支持者。 紐約公共圖書館在那個月約有成打的演出，其中最能引起共鳴的似乎就是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的〈古騰堡演說〉（The Gutenberg Address ）朗讀。莫利在一九四○年代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是一位作家、《週六文學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雜誌的共同創辦者及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狂熱團體「貝克街小探馬」（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的發起人。身為文學和詩詞的愛好者，莫利在一九一二年開始他的寫作生涯並持續發表了無數本的小說、短篇故事與詩集。逾三千名紐約人不畏刺骨寒風前來聆聽莫利的演講，更有上千名聽眾守在收音機旁收聽。 莫利的演講以描述一個整理行囊準備離家從軍的年輕人開場。儘管對某些東西要帶與否還心存遲疑，可是卻毫不猶豫地拿起七本書塞進了帆布袋，這正是他需要的。這些書是他歡愉的口糧，這些書可以強化他的意志並讓他保有好心情。莫利堅信書本可作伴、解鄉愁，並且還是對抗希特勒的保命盔甲。從《我的奮鬥》的出版和可恥的焚書行動明顯可見，書已被德國拿來當武器；但美國人也可以利用書本，他們可以看自己想看的書並散播其中的一些想法。總歸一句，莫利說：「心戰先於實戰。」莫利參照了美國最血腥的衝突─南北戰爭，以及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著名的〈蓋茲堡演說〉（the Gettysburg Address ）。 為了紀念在沙場上犧牲的生命，林肯認為國家應極力彌平戰爭，證明自由與民主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同樣地，莫利也寫下了〈古騰堡演說〉來紀念付印的文字和自由的思想： 五百年前，一名德國工人有了一個新發想，他懷著崇敬之情，致力於人類文字的傳承，令人類的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繁衍，並且得到收藏。現在，我們捲入了一場世界內戰，考驗著心智、文字的自由，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是否可以永垂不朽。 透過圖書館員、政治人物、老師和媒體的努力，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他們這一次不僅要為珍珠港的損失討公道，更要以自由之名出師征戰。自由本身已受到威脅，生活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人失去了閱讀和討論想法的自由，而美國人也開始覺得同樣的情況可能發生在他們的身上。當美國武裝部隊的規模逐漸擴大，而某個年輕人被送往戰場的消息時有所聞之際，戰爭似乎是越離越近、越來越切身。 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初，每三名年齡介於十八到四十四歲的男人中就有一名從軍報國。於是留在後方的人們皆因勝利募書運動的召喚而動員起來。他們不僅試著達成此運動所訂定的捐書數量，募到比世界前五大城市的圖書館藏書還要多的圖書，他們還希望能夠超越這個目標。畢竟，如果莫利是對的，如果戰爭首重於心戰，那麼美軍將會需要為數龐大的書籍。 運動開始不到兩個星期就蒐羅了四十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五本書籍。到了一月底有十萬本書分別被分類、打包、裝進軍用卡車運往各個軍營。勝利募書運動的志工們深刻感受到大眾對這個活動的熱烈反映。「雖然從開始的第一天我們就知道沒有時間做足準備，但還是為我們的倉促上路感到高興……我們已經準備好應付各種要求……如何交書給移防中的部隊。」勝利募書運動一九四二年一月的董事會議紀錄記載道。 書架空蕩蕩的軍事據點圖書館員在勝利書籍運抵時欣喜若狂。一位圖書館官員在寫給勝利募書運動志工的信上說道：「對於募書運動捐給我們據點圖書館的這批藏書，我只能說大恩不言謝……我們這裡的圖書館又可以重新開張了，」他接著又說：「要如何以據點圖書館有限的預算來增添部分圖書，可真傷透了腦筋，」但勝利募書運動的書籍改變了一切。該圖書館員說館中的書架已經補滿，並且「還有許多人誇讚選書選得真好。」另一位館員則寫道：「你們真的幫了一個大忙，我希望它也可以惠及全國，因為近期的新書正是每個軍營圖書館迫切需要的。」讓所有的據點圖書館都收到圖書需要花點時間；這其間一些沮喪圖書館員的信件紛至沓來，希望能幫他們把空書架盡快添滿。不過當頭熱無可避免地退燒了。儘管在運動開始的第一個月已經收集到一百萬本書籍，但有些人卻說還差九百萬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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