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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報,搜查,禁印,焚焰──我的黨外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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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為民 《鐘鼓樓》雜誌 曾經是《美麗島》雜誌社副社長的黃天福,是很少數未被逮捕的「美麗島」成員,他也是黃信介的胞弟,對於延續《美麗島》雜誌有著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因而,在《美麗島》雜誌停刊後,他就積極籌辦繼承《美麗島》雜誌精神的《鐘鼓樓》雜誌,但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鐘鼓樓》創刊號正在緊鑼密鼓之中,五萬多份還在平板機上印刷、完全有裝訂的紙張、版樣和底稿,統統被全副武裝的幾百名情治人員「搶走」。 筆者手中保有一份《鐘鼓樓》創刊號的影印本,黃天福的〈發行人的話〉寫道: 「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失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誠然,黑暗與光明,失望與希望,都只是一線之隔,端看我們的作為如何而定。 二年來,我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變局。外則共匪以笑臉外交粉碎了民主國家的防線,使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低落;石油價格的節節上漲,又助長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內則物價飛漲如脫韁之馬,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而執政黨推行民主政治的誠意不夠厚實,凡百措施均以鞏固其政權為前提,遂使全國百姓大為失望;迨至高雄事件發生,主要黨外人士被捕入獄,造成人們極大的心理震撼,更引起國際人士的普遍關切。 各路打手乃紛紛出籠,披上「愛國」的外衣,以達到取寵的目的。許多黨外人士有如驚弓之鳥,不是噤若寒蟬,就是掉頭轉向。國人的政治冷感症更加惡化,上焉者耽於紙醉金迷,下焉者淪為殺盜淫妄。於是,執政黨的既得利益更獲保障,而我國的民主憲政基礎更形脆弱矣! 近讀宋儒蘇軾「上皇帝書」,不禁戚戚然。 他說:「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循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臣之所懼,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放眼國內,敢犯顏諫上者寥若辰星。難怪,東坡先生要慨嘆:「天下亦曰殆哉!」 鐘鼓樓雜誌創刊於此時此地,益覺責任之重大,當以逆耳之忠言,作執政黨之諍友。凡有益於國家民族者,將不惜個人生命以爭取之,凡有違憲法或人民福祉者,亦將奮臂掃除之。集眾人之智慧,運春秋之筆,期使亂臣賊子懼。謹條陳數則,表明我們的決心,並與愛好民主自由法治的人士共勉之。 我們的理想: 建立一個真正實施三民主義的國家,以促進全民的大團結,達成社會的真和諧。 我們的希望:做黨外雜誌的開路先鋒、帶動民意管道更暢通。 我們的原則:站穩立場,不歌功頌德、不奉承、不妥協。不為禁忌、神話、權勢 所束縛。 我們的看法:沉默大眾的意見應受到尊重及發揚,純黨外大眾媒介有其存在的必要,執政黨應順應輿情廣開言路。 我們的做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尚空談,言之有物。 我國古時候,各地方都有警「鐘」或警「鼓」之設,一有事變即擊鐘或擊鼓以警告各方民眾。歷代明君亦設諫「鼓」、登聞「鼓」於朝廷之外,以納人民諫議之言。時至今日,寺廟道觀遍佈全國,暮「鼓」晨「鐘」不絕於耳,亦所以提醒大家朝乾夕惕。讀者諸君如欲窮千里目,請更上一層「樓」。 願民主的「鐘」聲響遍寰宇,願自由的「鼓」聲威震神州,願法治「樓」上客常滿,更願美麗島上的鐘鼓樓帶給我們光明與希望。 《鐘鼓樓》創刊號應該是用了三十多頁的篇幅,製作「高雄事件特輯」的報導,因此情治單位才會使出殺手鐧,在印刷廠即先行扣押,隨後又給予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 直到一九八三年元旦,黃天福再創辦《鐘鼓鑼》雜誌,社長是陳水扁。創刊號內「發行人的話」〈讓鐘聲、鼓聲、鑼聲同時響起〉一文,如此說: 從《鐘鼓樓》到《鐘鼓鑼》,雖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希望它是黨外政治活動的另一大步。二年四個月前,《鐘鼓樓》雜誌在美麗島事件強烈震撼之中創刊,不畏強權不懼高壓,曾經自許「做黨外雜誌的開路先鋒」,遺憾的是,開路先鋒尚未祭旗出征,就在印刷廠中被「黑金剛」掠奪沒收了。士可殺不可辱,如今《鐘鼓樓》蛻化為《鐘鼓鑼》,黨外雜誌大軍已然披掛上陣,與國民黨御用傳播工具捉對廝殺,《鐘鼓鑼》號角齊鳴,先聲奪人,樂於投入為我國民主政治開創坦途的戰場。 《鐘鼓鑼》雜誌的創刊,將一本《鐘鼓樓》的精神,不標陳高論,不無的放矢,並將擴大參與層面,歡迎各界人士尤其是新生代加入,從各個角度深入而周延地探討現實問題,發揮輿論力量,維護憲政尊嚴及人民福利。 鐘聲鼓聲鑼聲從今日開始響起,願它聲聲入耳振聾啟瞶,喚醒中國的民主魂。 《鐘鼓鑼》第三期(一九八三年三月)登載〈黨外何去何從!〉座談會全文,討論題綱: (一)黨外雜誌的發展方向? (二)黨外要做的是什麼? (三)黨外要如何作? (四)選舉運動與黨外。 由黃天福主持,參加者有尤清(《博觀》)、林正杰(《前進》)、林世煜、陳水扁(《鐘鼓鑼》)、鄧維楨、謝長廷(《關懷》)等人。他們用了十一頁的篇幅,為黨外的下一步交換觀點與意見。 黃天福在《鐘鼓鑼》第六期(一九八三年六月)的〈發行人的信〉中提到: 本刊第五期,又於裝訂廠中,遭情治人員奪走五千五百餘冊。這是主管當局箝制新聞自由、封鎖黨外言論的另一高潮;也是我繼《鐘鼓樓》停刊,再發行《鐘鼓鑼》以來的一大打擊。 《鐘鼓鑼》自創刊以來,同仁們以臨深履薄的心情,戒慎戒懼,對內容已作最大的自我設限,尚且遭到警總的查扣,一葉知秋,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必然日甚一日;黨內外的言論衝突,也必然益趨尖銳化。這不是我們所願見的,但我們將無所畏懼,以民眾喉舌自期許。 「寧鳴而死,毋默而生。」我始終認為一個黨外民主鬥士必須有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必須有隨時坐監的心理準備。我將繼續吶喊,喊出人民的心聲,向國民黨的鷹犬挑戰,直到人間有正義公理為止。 第五期遭到查扣,主要是因為刊登潘立夫的〈台灣‧ 日出‧ 韭菜命〉一文,潘指出: 造成台灣人韭菜命,主要的因素在於「政治」,包括日本人和國民黨政府的治台政策,使得台灣精英遠離政治,只在經濟上求取富裕;另外就是台灣人的應對態度,先無法形成共同政治意識,加上統治者的分化政策,只能在經濟生活一代一代打轉。 「美麗島事件」造成台灣精英的犧牲,台灣民眾開始反省: 第一個刺激是:國民黨政府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尊重人權的政府? 第二個刺激是:軍事法庭審判的合宜性、戒嚴對人權的傷害性? 第三個刺激是:國民黨政府和台灣人是一種什麼情況的結合關係? 第四是前瞻性的思考:台灣人應該處在什麼立場來看待國民黨? 這些問題的存在與解決,也需要台灣人自己冷靜思考的。 《鐘鼓鑼》第八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又意猶未盡的推出潘立夫的〈台灣之命運〉一文,再度向警總挑戰。〈台灣之命運〉是這樣說: 台灣之所以到今天依然無法在國際上站起來,最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的根結則是台灣人的結構問題。由於台灣人的結構,造成意識形態不能順利整合,因此民意分歧;而無法順利整合的原因,固然在傳統文化問題,但國民黨政府本身也有責任,而國民黨本身之所以無法提出辦法,其實正是意識形態問題。 從意識問題論,中國問題第一;但現實問題是台灣問題為當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基礎。 意識形態左右了國策、黨策、政治體制、社會公平原則,並很不智地操縱教育,讓教育和現實脫節。 對台灣而言,兩岸對峙不是唯一問題,國際社會的問題,全球戰略問題中的太平洋戰略是問題,美國對台關係法,和蘇聯對台灣所訂的法,都表示台灣在國際上,有其秩序地位,在戰略平衡上有其維持穩定的必要性。 台灣不過是中國大陸先後的移民,而國民黨政府竟然搞不好,三十多年來,使台灣命運淪到這種局面,寧非怪事? 今天的政策、體制、外交、經濟、教育,統統在製造人民的痛苦。台灣人的悲哀,豈真是命運安排? 一九八三年九月出刊的《鐘鼓鑼》第九期「發行人的話」〈燃燒的火鳥—美麗島〉一文中,告訴我們: 幾乎就在同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台北近郊某裝訂廠內,台灣黨外雜誌《鐘鼓鑼》第八期經過愛好民主人士夜以繼日地撰寫、編校、印刷之後,甫裝訂好就被警總人員以「嚴重混淆視聽」的莫須有罪名予以查扣。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出刊的《鐘鼓鑼》雜誌第十期,是因應十二月三日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選舉專輯」,但警總在裝訂廠執行查扣作業,十一月十日行政院核定《鐘鼓鑼》雜誌停刊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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