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 本書追溯這些日本人與孫中山合作的經過，其合作的唯一恆久結果則是彼此建立的友誼，這友誼令他們在1929年受邀出席南京的葬禮。 雖然如此，就中日關係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一章。 當中國民族主義者與日本民族主義者轉為仇讎時，雙方都後悔昔日的親密交往。除了宮崎寅藏這一群人，大部分日本人都認為中國人忘恩負義，不值得結交。另一方面，當中國人回顧20世紀初所發生的一切，則認為日本人一早居心不良，準備侵略中國。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者其中之一的解釋，或者要尋找第三個說法，中國及日本這群朋友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有敍述的價值。 故事裏的各個主人翁都是熱心活動家，充滿傳奇性，引人無限想像。近代中國的共和主義及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大家一直關注的歷史事件，這個故事亦可以從旁呈現兩者的發展過程。 孫中山與日本人交往過程中，在20世紀初是一個惺惺相惜的夥伴關係。 不過當中國民族主義及日本國力逐步發展時，雙方便漸行漸遠。最後當孫中山要求日本人助其反袁世凱時，雙方關係變得絕望。上述過程反映出政治上及國際上的角力，對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的命運與特質都產生一定影響力。 中國共和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國會主義者進行合作時，由他們的具體互動可以發現幾個重要議題： 首先，亞細亞聯盟在日本領導下反擊西方帝國主義，這種想法並非純粹由日本想像而成。假若重新建構20世紀初期思潮的想法與環境時，中國革命家與日本民族主義者有其共通之處。無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們體會到西方帝國主義才是最大的威脅。 要應付這個挑戰，次要敵人有可用之地。對孫中山及其朋友而言，中國與日本有許多共通點，因此兩者沒有理由不能合作。 合作的主角們有不少共通地方：他們願意接受西方文明。 與其日本自由主義朋友信仰一些不太成熟、甚至內容經常出現矛盾的政治思想。 西方的衝擊讓他們拋棄不少自身的傳統價值，取而代之則是一堆雜亂無章、但看起來有用及有吸引力的思想。孫中山與宮崎寅藏信仰亨利‧喬治提倡的單一稅制，不過若在亞洲農民身上實行，能否解決問題頗成疑問。 大井憲太郎則誤解西方自由主義，過分強調國家團結的可能性。孫中山一直相信創制權及全民投票，認為這些經過幾個世代自治後的產物會讓中國的問題迎刃而解。 這群人的友誼超越國界，其實孫、宮崎、大井及其在韓國及菲律賓的朋友，他們在各自的社會中，均是政界或文化界的邊緣人。他們對革命的延誤感到不耐煩，無法接受妨礙亞洲爭取與西方同等地位的思維。他們是積極進取分子，亦是冒險家。 本書所敍述各種活動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取得收入之法。孫中山及其日本友人數十年來替他們的活動募集各種資源，向同情者爭取捐助，可以說是「新亞洲」的全職工作者，亦可以說是為革命的策動及冒險而存在的職業革命家。 僅憑個人努力而成功並不容易，最自然的方式是取得各自社會中有政治及經濟力量人物的認同，也就是說他們的活動必須有利於社會的實力派。孫中山雖然與中國的新崛起商業階層有一定連繫，但經常鎩羽而歸，因為其對手在社會中的力量根深蒂固。 其日本夥伴更糟糕，更沒有成功機會。 宮崎寅藏及大井憲太郎等理想主義者也許是人民大眾的英雄，但別人對他們所承諾的援助，卻永遠口惠而實不至。犬養毅及頭山滿既是民族主義者，也是政治家，其支持度則較為穩固。但是，他們背後的企業家及軍人支持者各懷鬼胎。 民族主義者給與孫中山的承諾雖然慷慨，但往往與這些支持者的目的產生矛盾。到明治末期，宮崎與大井明顯已失去作用，孫中山向日本人請求的援助已轉化為權力交易下的骯髒勾當。 雖然，宮崎與大井這些人所策劃的各種詳細計劃及理論，最後都歸於失敗，此研究卻認為過往對明治日本的評價都過於概略及苛刻。昔日歷史研究由於受到1941年主流史學思潮影響，因此用極權統制的模式解讀明治時期。 其實明治的歷史環境是充滿挑戰性，生氣蓬勃，超越過去許多人的想像。 對明治日本而言，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是一個重要議題，對此的看法並非只有一個，而是百家爭鳴。富國強兵當然是個共通目標，但達成的手段卻是多元，這些手段到最後完成其目的時，與原來的構想可以說是千差萬別。 正如幕末武士推翻德川政權時，他們所要建立的新將軍體制，亦與明治政府本身完全不同。 無可否認，明治政府是個威權體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扮演關鍵角色，比日後重要得多。不過派系政治尚在形成，仍不十分明顯。急於模仿西方亦使當時氣氛較為開放，能接受差異。日本政府本身承認這點，官方在1937年出版的《國體本義》便反映此種看法。它開宗明義批評明治時代盲目接受西方的個人主義。 在明治初期，如果出現一本像《國體本義》般為哲學、政治、教育及宗教輿論設立規範的書必引起強烈反抗。即使到1890年，當明治政府頒發《教育敕語》時，指其規範落伍、其想法中國式、其目的反動的批評不絕於耳。 毫無疑問，日本的多元輿論有助孫中山與日本人發展友誼。明治日本若聲名狼藉，孫中山的名望亦難免受損。如果1898年的日本有若1941年的日本，孫中山不可能結交到日本友人。對租界裏某些代表人物而言，孫中山所有活動都是出賣自我，向日本侵略及布爾什維克恐怖主義卑躬屈膝。 另一方面，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難以歸類孫中山的屬性，認為他頂多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條沒有影響力的走狗。要追尋孫中山對日本人的動機如何感受並不容易。然而若要討論孫氏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角色時，必須涉及到他究竟如何了解當時的日本社會。 最後，此研究為重新評價日本的亞洲政策與計劃提供新的可能性。 雖然日本的亞洲計劃不止一種，同時東京政策的迂迴曲折路徑亦反映出它內部種種不同聲音及雙重性格，不過本書所用方法會開創一個新的解釋，與以前既有的看法有所不同。大部分的研究認為日本對華政策之變化與轉折，很多時因為要利用中國國內異議力量，以達成其侵華的最後目的。 日本若要達到它的亞洲計劃必須堅守其政策，同時要擁有超人智慧。可是在孫中山與日本友人交往這些年中，日本從來沒有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甚至時常一個也沒有。 本書無意否認大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嘗試某種程度的控制，包括商業、文化與及政治等所有範疇。從1895年到1915年間，中國變動不已，究竟哪一個派系會勝利？哪一方會對日本最有利？ 由日本的文化及政治傳統而言，哪一個組織才是日本最友善的鄰居？因為有各式各樣的考量，才是東京政府遲疑不決的最根本原因。 更不妙的是，日本政府即使決定亦未必能夠執行，因為日本有支持中國不同對立派系的民間團體，不斷對政府施加壓力。由於各政治派系在政壇上此起彼落，派系成員與他們的中國友人能趁時機找到臨時支持及經費。 宮崎寅藏與日本政府的客卿式關係正好說明這點，它一方面減輕宮崎兩面性的問題，同時也讓日本政府不必在其對華政策具一貫性。 日本對華政策之多樣性，其根源不完全在各團體向東京政府行使壓力，同樣重要的是日本變動中的國際地位，與及軍事和政治領袖如何看待日本之國際地位。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首次嘗試參與中國事務，行動十分積極，並希望能擔任領導角色。 從1898年維新運動到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日本一直小心翼翼行動，希望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這塊大餅前，它能具體改變中國。日本其實不確定自己有多少力量，因此害怕會出現瓜分中國的日子。「保存支那」這種口號與美國的「門戶開放」類似，但在日本其情感上具影響力。 假若瓜分無可避免，日本絕對不能坐視。 無論從國內政治或從日本所理解的國際正義來看，這行動是必然的。因此在1900年，日本在華北參加八國聯軍之役；在華南亦開始其積極擴張行動。同年，日本亦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東京也許覺得孫中山是一個有用的傀儡，不過孫亦或許有能力創建一個民族國家，因而避免中國被歐洲瓜分的悲劇，而這民族國家亦自會對日本心存感激。 在日俄戰爭後，東京政府的猶疑不決逐漸演變為保守政策。日本其時已經相當有把握控制亞洲，它亦無須小心翼翼顧及國際政治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左右而調整自身政策。日本其實可以威嚇日薄西山的大清皇朝。當清廷已明顯在其掌握下時，它更可以肆無忌憚說出日本的想法。 日本認為與日本比鄰而居的中國，雖然共和中國會是友善及懂得感恩，但君主立憲較共和體制更為合適。因此孫中山失去日本的寵愛，他的日本友人以前曾擔任日本政府特務，現在反過來成為新政府特務的監視對象。 然而日本輿論卻不讓日本斷然邁向新方向，更何況革命並非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孫雖被驅逐出日本，他仍收到不少金錢接濟及道歉，希望把他安撫下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已不再受東京青睞，但仍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 對日本而言，有關中國政治的任何可能性，都是值得投資及花時間的。 革命前夕的孫及日本人 革命前夕，孫的日本友人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孫很少去日本，身邊很少日本人。日本政府明顯對孫存有敵意。中國各階層瀰漫反日情緒，日本對中國的高壓政策更是火上加油。 1908年，中方於澳門海面攔截一艘偷運軍火的日本貨船，日本擺出不妥協的態度，從而引發了華南罷買日貨的運動。幸得日本駐清大使林權助及孫中山的共同努力，中國政府及學生才冷靜下來。罷買事件對想在中國及亞洲擔當指導人的日本是個不祥之兆。 假如說孫對日本擴張派領袖仍抱有期望，那麼這種期望也隨着日本併吞韓國而消失殆盡。他們於韓國問題的專注，對孫失去日方的支持關係至鉅。對中國的支持，宮崎只是在精神上，而內田則是在組織上。 伊藤博文在日俄戰爭後赴韓，在杉山茂丸的要求下，他帶同內田良平一起前往。內田負責控制親日團體一進會，該會由尹始炳及宗秉畯兩大傀儡領導。內田與他們熟絡後，靠杉山從日本提供的經費控制該會。內田成為軍部帝國主義的代理，他不時回日本會見桂及山縣以求通過其政策。 一進會多方配合政府擴大日本在韓的利益，例如它提供工人幫助日人在韓修建鐵路，及出版刊物以幫助日本政治宣傳。當韓國國王在1907年被迫讓位予兒子，一班在宮廷外支持此事的群眾，其實就是一進會付鈔動員的成員。 換言之，韓王退位後聚集在日軍軍營，大呼：「尹始炳去死！內田良平去死！」這些人都是知情者。 這種技巧及反應並非早期自由主義者所能預知的。 在1911年武漢革命的前夕，成立對日友好的中國之夢似乎十分遙遠。一年之內，自由派人士看見孫被日本驅逐，《民報》被迫暫時停刊，及與俄談簽定友好條約。曾幾何時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令人生厭的象徵，現在卻成為了日本的朋友。主張建立共和、推翻滿清專制主義的孫中山，反而被視為值得憂慮的反動勢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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