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大眾，近來常見一些海內外中文文章中擁擠著「民粹」這麽一個詞。凡舉不合己意的民眾行為：無民主訴求僅生存焦慮、無道德自律僅自私圖利、無全局思維僅短視反智……皆謂之「民粹」；民粹的大眾、民粹的情緒、民粹的行為、民粹的主義，全球大眾概莫能免。他們疾言厲色指給你看，希臘大眾力爭一己福利置民主制安危、國家前途於不顧。 讀到這些語句不免時光倒錯之感：還是一分為二、還是非此即彼，不過是換了價值和位置：「民」貶值了，貶為愚昧、貪婪、反智、暴力，以及不堪承受的社會成本與社會動蕩的淵藪。 讀到這些語句更有不解，難道如此濫用「民粹」一詞的那些人，就沒有注意和感覺到當代西方社會中人們──精英也罷「愚民」也罷──如何面對社會問題？表達對大眾的反感、不屑甚至排斥非議也未嘗不可，那是思想自由；望文生義地冠以西文 populism 的譯名「民粹」，不但太過輕率而且以訛傳訛了。 回顧──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 四九年以後成長的中國人接觸到「民粹」一詞，是從中文翻譯的俄國文學和歷史開始的。今天說「民粹」是一種主義，對窮人有天然的吸引力、對資本主義經濟天然排斥，說「民粹」反智、敵視精英。「民粹」似乎成了特定社會階層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還說這些可以溯源於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然而，這種「引經據典」是有悖歷史且為我所用的。 I. 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 1855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結束了帝俄的擴張，亞歷山大二世開始了政治改革與國家現代化，1861年3月3日宣布廢除農奴制。當時俄國農民五百萬占人口的85%，依附於不足人口1%的貴族領主。對廢除農奴制，農民期待很高，以為可以得到土地了，卻不想還要出錢購買，於是發生了許多農民起義。 當時城市青年知識分子走向農村投身俄國的社會改革，鑒於社會以農民為主的特點，他們認為俄國社會應當避免發展資本主義及其無產階級貧困的道路，主張重建家長式的俄國農村公社。他們奔走於宣傳鼓動教育和組織農民，卻鮮為農民接受而陷入孤立。這即是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面向和走向人民──確切說是農民──的運動。 顯然，民粹運動中主體不是農民，民粹派的主張也不就表達農民的意願。在「民粹」運動中農民不過是受體，所以才有巴枯寧一派，批評民粹派對農民的態度是強加於人。以「民粹」一詞批評「民眾崇拜」，到俄國歷史上的民粹運動找根據，不那麽容易。 作為對2008年以來第一世界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應，2011年出現了華爾街占領運動，並且波及到世界許多地區。於是就有分析把它歸結於「民粹」，說當年俄國「民粹主義」就是反資本主義的，這未免為我所用了。 民粹運動正值俄國歷史上大變革的時刻：沙皇欲強國求變廢除了農奴制，農民得到解放求改變生活，革命家──民粹分子、社會主義分子、密謀革命者──求社會改革。要改變現狀大家是一致的，不同的向哪個方向變和怎樣變。鑒於當時俄國社會的人口構成，民粹派建立農村公社的主張並非毫無道理，說它就是為了對抗資本主義，未免簡單化了。 況且，帝俄時代革命者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和今日華爾街占領運動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也不可同日而語，時間場景都變化了──反對的、被反對的還有反對運動都不同。單憑資本主義和反對兩點，還難以把兩百多年前的俄國「民粹」嫁接到二十一世紀的華爾街占領運動。倒是當年的密謀派，接受了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必然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他們建立革命黨、提出奪取政權的綱領，孕育了後來的列寧主義革命黨。 II. 俄國民粹運動的遺產 俄國民粹運動留下的不是某一或某一類的民粹「主義」、理論或意識形態，例如以某些特性──主張平均主義、追求福利、仇富、反智和反對資本主義等──為標志，訴諸特定的人群──與精英對應的大眾或與主流對應的邊緣群族。 十九世紀俄國民粹運動留下來的，是它宣傳組織動員大眾的方式，用巴枯寧主義者的話說，強加於民意的方式。用這種方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和發動了十月革命，並且一直並深遠地影響到其後國際上的各種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 俄國民粹運動的方式自然不獨為共產黨人所繼承和發展，它也進入了民主政治，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 populism 這個詞，今天在西方民主社會人們耳熟能詳。在民主政治中，「民粹」發展出它與俄國十九世紀民粹運動非常不同的特征。 觀察──現代民主制下的 populist 政治 盡管「民粹」不是一個貼切的翻譯，我們還是繼續使用「民粹」這個譯文，表達「民粹」政治與民意密切相關的意義。民粹政治在當今西方民主制中不為一黨、一派、一群族所獨占，也非一種主義。 「民粹」是一種政治人物作用於民意的政治策略和政治運作，左翼、右翼，以致保守、中間、自由派的政治家都在應用；簡單說是一種政治動員，以直接親近的方式面對民眾，訴諸民意、影響民意，動員民眾，形成共識的政治宣傳和組織。因此也有研究者稱之為結構的populism。中文作者以「民粹」指稱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邊緣弱勢群族或直說是窮人的主義的用法，是不準確的。 民主政治的社會動員與十九世紀俄國民粹分子以及共產黨政治動員的基本區別在於政治共識的形成。後者是通過革命者的宣傳教育灌輸而形成、由他們建構和代言的「民意」。而前者則要訴諸民意，政黨和政治人物可以「民粹」地影響甚至操縱民意，但不能無中生有、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強奸民意──他們政治行為的出發點和基礎。 學界在區別十九世紀俄國與美國民粹運動時明確指出，在美國是農民直接表達自己的意願、通過政治手段要求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俄國則是城市知識分子運動農民、為農民代言。 以充分體現民意為訴求，「民粹」政治家支持和推動民意的直接表達──如公民聯署──和直接民主──如公投。一些新的、尚未形成自己固定選民的政治力量，也喜歡宣稱自己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是更民主的，雖然聯署、公投是否能更合理更有效地表達和實現民意，本身還是問題。「民粹」政治家迎合群眾情緒的宣傳，常常脫離現實和現實政治，但是他們親民的姿態卻會給人以錯覺，似乎自己真在影響和左右國家大事了。 作為宣傳和動員，政治人物的自我表演構成「民粹」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對於精英，民粹政治的態度是矛盾：民粹政治家一方面挑戰體制的精英，另一方面又營造自己的精英形象吸引民眾。典型的代表有前意大利總理、媒體大亨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他曾經因偷漏稅再次被判刑之際他面對公眾宣稱，能夠審判他的是人民、不是司法；他多次當選意大利總理。 另一個是酒駕身亡的奧地利右翼政治家海德（Jörg Haider），在西歐政界以populist政客知名。他炒作社會弊病，以破除禁忌的姿態公開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煽動排外情緒，說都是外國人、難民和社會保險的寄生蟲，坑害了勤勞、正派、優秀的奧地利人、敗壞了奧國社會。 1989年他以超出對手13%的絕對多數當選科恩頓州（Kärnten）州長，其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左右奧地利政治的第三勢力。 炒作、煽情、愚民成為 populist 政治的胎記，因此常為體制的、傳統的政治家詬病和不屑。然而，即使是最主流的執政黨、最嚴肅的文宣，也不免無意的誇張與有意的掩飾，沒有哪一種政治色彩獨占也沒有哪一種政治色彩免於 populist，關鍵是尺度。如果盡是宣傳、炒作和煽情，那就只有「民粹」而不是政治了。 望文生義議「民粹」 一段時間以來觀察到不少中文文章，對 populism 或 populist 的中譯「民粹」幾乎全作貶義使用，例如： a) 說民粹主義把資本主義視為災難，不加分析地反對資本主義 b) 說窮人天然傾向民粹，樂於接受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潮 c) 說民粹主義傾向於抵制民主，易於擁護專制 d) 說「底層神聖」的民粹情節崇拜人民排斥知識分子、並且反智 「民粹」儼然被用作底層民眾階級屬性的代名詞，這種新階級分析用法，顯然曲解了歷史上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運動、也有悖當代民主社會中的民粹政治。這種「民粹」新解，除了向人民低賤的立場轉換之外，和它所反對的「人民高尚」的思想方法並無二致，還契合了時下對所謂民暴、民賤的渲染。當權者對人民態度的機會主義不足為怪，奇的是那些能夠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當權者態度合了拍。 中性地講，popu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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