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 有幾種人會用槍殺人。 一種是為了彰顯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幫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軍人，他們一扣扳機就結束一條生命，目的是為了遵守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教條，可能是想稱霸街頭、搶劫、維持秩序、想保護國家甚至行使懲罰。 奪走他人性命時當然就成了殺手，但他們通常不是為殺人而殺人，死亡只是權力和控制的副產品。 無數多的擁槍者，槍殺他人以聲張個人權力，他們陷入一時的狂熱、絕望、憤怒或自我防衛，於是用手上的槍來奪人性命，有時他們的行為具正當性，但大多不是，殺人多半未經預謀，而是對威脅、狂熱或恐懼的反應，背後動機非常多樣，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人殺人，就跟了解人生一樣複雜。 有兩種人因為向黑暗面靠攏而想置他人於死地。殺人不是報復、防衛或欲望的副產品，而是讓自己強大的手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就屬這類，他們往往是年輕人，暴怒之下在單一的公開場合殺人，他們不屑一般人為了搶劫、忌妒、不滿而施暴，也無視於正義的基本概念。 或是殺手。這群殘酷的稀有品種為錢殺人，但「錢」不是唯一理由，因為他們永遠都找得到其他謀生方式。 當我把關注焦點從生者與者人轉移到手中握槍的人時，首先想寫的兩種人，是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以及暗殺者。 二○○八年九月的某一天，我徒步經過芬蘭西部某小鎮外圍的濃密森林時，雪開始飄落。 我來到考哈約基（Kauhajoki）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圍地帶，之後被困在無邊無際的樹林，試圖尋找步槍的靶場。幾天前，有個現在已經死亡的人在那裡射靶並被拍成影片，當時他口出惡意話語，預告一個恐怖事件即將到來。 我在十分鐘前就從道路轉進這座令人幽閉恐懼的林子裡，現在已經迷失方向，踩在結冰地上發出的聲響劃破寧靜，一想到樹林深處的狼和熊就令我無法專心，然後就在前方的松樹間，我看見一個木製標靶的輪廓。 男子被踩過樹葉的窸窣聲嚇了一跳，我在他正要轉身之際先注意到他，他的外套與周遭的綠意相當協調，接著我看見他的手臂輕輕拖著一把步槍。撞見一位帶槍的陌生人，還真是天不時、地不利。 幾天前，二十二歲的芬蘭人撒利（Matti Juhani Saari）做了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走進就讀的大學殺死十人，在距離這裡五英里處的考哈約基塞納理工大學（Kauhajoki School of Hospitality）大開殺戒，他手持華瑟P22（Walther P22）半自動手槍，頭戴黑色頭套，身穿軍人的黑色工作服，從地下室潛入校園大樓後爬上樓梯，一副在出戰鬥任務的樣子，殊不知他才是芬蘭這座安靜小鎮上唯一的敵人。 當天早上十點半，撒利先走進一間教室開槍，一群同學正在這裡考商業研究，他逐一趨近受害者近距離射擊，接著來到走廊裝填新的子彈後回頭去殺老師。他在教室緩緩繞行，對發出聲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 撒利殺了人後，打電話給一位友人吹噓自己幹的事，接著把汽油潑灑在血跡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後燃起，九位同學和一位老師已經沒有氣息，另外十一位在烈焰中受傷，撒利眼看學生們尖叫跑進芬蘭秋天的微光中，之後便對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 這是芬蘭史上承平時期最慘重的攻擊事件，共死了十一人，撒利開了一百五十七槍，其中六十二槍在受害者的體內被發現，光是一個人就挨了二十發子彈。 有一發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彈，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發出的最後一聲槍響，為一場另類的競賽鳴槍起跑，記者競相趕往現場報導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大規模槍擊事件。 當時我正好在奧斯陸，倫敦的新聞採訪部認為挪威跟芬蘭很近，於是打電話給我，要我收拾行李到那裡去，殊不知奧斯陸距離案發現場有七百英里遠，車程十七小時。 事情就是這樣。 當時一起工作的還有前途看好的珍妮．克里曼（Jenny Kleeman），共同為獨立電視新聞（ITN）報導石油為挪威帶來的龐大財富。當我們正在分析奧斯陸的主權投資基金時接獲這通電話，而「死亡」根本不在當時的料想之中。但是一天後的我們飛（不是開車）到考哈約基，那件事不僅永遠在當地留下印記，也在我的心裡留下印記，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真實狀況。 飛機一著陸，我們就開始馬不停蹄，因為人在倫敦的編輯急於知道撒利的行兇動機，於是我們很快就獲悉這個有情緒困擾的兇手在事發前幾個禮拜，曾經以Wumpscut86的署名在網路上刊登幾段影片，還附上恐怖的訊息：「下一個死的就是你。」影片顯示他在當地靶場用華瑟P22射擊。 所以我才會在那座森林中迷路。當時我來到那座靶場，也就是撒利被拍到的最後所在位置時，這個年輕殺手死了。但沒有人知道當時誰在攝影機後面，難不成有共謀者？我低頭看男子的步槍，心裡想著各種可能性。 男子回過頭，狠狠瞪我一眼後「嘖」了一聲，我才明白一開始我以為他在生氣，原來是不高興被打擾。撒利的影片是自己拍的，這名男子也沒打算殺我，只是對我背著錄影機在林子裡亂闖感到不爽罷了。對他來說，我出現在這偏僻省分的窮鄉僻壤清楚說明一件事，那就是嗜血的媒體鏡頭即將到來。 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鄧布蘭校園屠殺（Dunblane）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 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 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二十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二十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 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 西元前三五六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一九八○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百分之八十，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 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 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ABC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 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或許這些意見都沒有錯。但媒體的聚焦也凸顯出國家對現行槍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報導考哈約基，促使了芬蘭政府減少核發手槍執照，同時提高擁有槍枝的年齡門檻，這些都是媒體促成的。 因此，當新聞記者蜂擁到這處遭槍火蹂躪的安靜小鎮時，他們應該告訴自己，到那裡報導恐怖事件只為了一個理由，就是努力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不是為了挑起人民情緒，而是告誡世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