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川安：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讀《走在風尖浪頭上》

陳水扁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擔任台灣的總統，然而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讓整體的執政都抹上陰影，使我們無法公平地評斷這八年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的風風雨雨、統獨意識形態的紛爭，都讓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迷惑。

時報出版，《走在風尖浪頭上》

但是，當時間過去，我們回顧這八年的歷史，對於台灣文化和主體意識的建立有什麼貢獻呢？在立法院藍大於綠的八年，能夠積極的透過政策主導台灣的教育，並且有所建樹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由資深的教育記者韓國棟所撰寫，詳細的評述 2004 年到 2008 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任內的政績、爭議、理念……等。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杜正勝開始關心歷史教育，提出「同心圓史觀」，2000 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 年出任教育部部長，是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知名度最高、爭議也最多。

我對教育政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我嘗試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杜正勝部長那幾年的歲月。

我於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間，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由杜正勝老師所指導。

反課綱

2015 年教育部部長室被反課綱的學生佔領，在那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段感想：

教育部的部長室是我碩士班時常去的地方，那時杜正勝老師是部長，每次只要跟老師面談，就得到部長室。我記得那時沒有拒馬，也沒有擋住學生的蛇籠，也沒有警察與學生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

有時假日找老師面談，通常都得到教育部的部長室。面對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假日總少不了抗爭的人潮，但當時都不是衝著教育部來的。假日我穿越抗議的人潮，走進沒甚麼防備的教育部，警衛只有一個人，通報了一下，我便進入了教育部。

記憶中，除了在部長室跟老師聊論文外，我都會趁機問一下老師的人生規劃，為什麼會走上政治這條路。老師的答案總讓我收穫很多，這些也都成為我思考人生的啟示。

杜老師常說：「如果要找出五個和當下社會最有關係的系所，歷史系可以排得進去。」當時我還懵懵懂懂，最近課綱的問題，總算讓我瞭解了。

歷史與現實之間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了《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

杜老師還是研究生時，是共產主義當道的左派史學時代，將「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套用至中國歷史，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來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 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一書，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以制度史的角度切入來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因而需從制度來理解一般民眾。

在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中，以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因為杜老師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左為《周代城邦》、中為《編戶齊民》、右為《古代社會與國家》

歷史學家都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中，而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卻也同時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他個人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 1999 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 1980 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

1980 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鉅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缺乏身為人該有的權利與權力。

現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台灣要走中國的路嗎？

還是我們要尋找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能夠讓民主自由根植於人心的台灣之路？

到台灣之路

台灣的國民不應該享有根植於本土的教育嗎？不應該走台灣自己的道路嗎？

身為台灣人，走台灣的路卻有點崎嶇，杜正勝的台灣之路也經過一段很長的歲月才尋找到。透過資深記者韓國棟的訪問，《走在風尖浪頭上》這本書一開始從杜老師的生長、教育、文化養成開始說起。

從小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在領袖高於一切，反攻大陸的復國夢中，杜正勝從小學、初中到台南師範，教育中沒有台灣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他喜歡讀中國歷史、文學，嚮往中國文化，後來讀到台大歷史系、所，都是因為對於中國文化有好感。

後來考上公費到英國留學，因而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民主的思想，閱讀國民黨所禁止的消息，九○年代還親自前往中國考察，他的中國情懷逐漸破滅，以往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主義者，開始思考自己的立足點何在，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甚麼樣的歷史教育？

九○年代中期，提出所謂的「同心圓史觀」，由近而遠、從今及古，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地方，然後理解台灣與周邊的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認識自己生存處境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這套想法落實在後來的課綱中，經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成為深植台灣子弟們心中的想法。

從大中國思想到台灣意識，杜老師花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難怪他會說：「我是台灣人，但到『台灣』之路卻繞了一大圈。」

學問與做事之間

尋獲了到台灣的道路，但是台灣的教育與思想還是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除非透過政策的改變，不然沒有辦法大規模的翻轉。或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杜老師上台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根據1929年在中國時所訂的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的常識都會告訴我們這是已經過時的教育宗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嗎？還是我們應該根植於台灣，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呢？

國民黨主政下的教育部長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的建樹。當 2000 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都在提轉型正義之時，歷任的教育部長卻也無法做出改變台灣的教育方針。因為五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受到影響，成為改變的阻力，沒有勇氣是無法改變現狀，沒有帶著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無法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

前教育部長杜正勝。
（Source: commons.wikimedia）

杜老師一上台就突破以往遵循的教育宗旨，推行了四大教育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其實，這四個主軸正是台灣所需的教育政策，但是以往的教育部長不敢做，或是被「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套住，無法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國民的教育該往哪個方向走，自然綁手綁腳，無法從這個緊箍咒當中解放出來。

台灣的教育部長很多都是學者出生，但作學問與做事之間畢竟還是有差別。要將理想付諸實際行動，需要的不單只是想法，更多的是策略、組織和方法。以往和杜老師聊天時，他提到做學問與做事的人，有些人只能作學問，但一做實事就無法成功，不管在人和還是領導統御方面都出了問題；而有些能做事，學問卻做的一蹋糊塗。擔任過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就是做學問和做事都很成功的人物，杜老師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