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左右逢「緣」的中國國家主席

作者：林洸耀

左右逢「緣」的主席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被稱為「左王」的鄧力群在北京過世；同月十七日，習近平領銜政治局七常委現身北京八寶山公墓，在告別式上向鄧力群遺體鞠躬致意。儘管鄧力群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但論級別、論人情，習近平都不必如此。鄧力群生前一直嚴厲抨擊自由派，甚至與習近平的父親也有矛盾。論級別，習近平本不必參加其遺體告別式，因為鄧力群從未當到政治局委員。

政治手段左右兼顧

鄧力群原本在「十三大」前春風得意，在黨內保守元老的支持下內定將晉升政治局，無奈由於自己的左派立場過於極端，在趙紫陽等開明派的運作下，連中央委員都沒有獲選，政治路不能再上一層樓。鄧力群的左傾讓其在新疆任職時，就與開明的習仲勳有過節，立場迥異的兩人同時在一九八一年當選書記處書記後，更是有所交惡。

即使如此，習近平仍破例出席鄧力群的告別式。因為他瞭解鄧力群本人的象徵意義：保守派在黨政軍多個機構中實力雄厚，習近平在大膽反貪腐以及推動改革的今天，格外需要他們的支援。

一個月後，在另外一個迥然不同的葬禮上，習近平又耐人尋味地贈送花圈給自己並不相識的前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曾彥修。曾彥修是中共黨內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高級幹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席捲全黨，時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曾彥修也接到上頭發下來的指令，要求開會揪出幾個右派交差。他沒有點名任何人，他選擇把自己交上去。

曾彥修去世時恰逢「兩會」在北京召開，中央宣傳部本已下令禁止其家人舉辦遺體告別活動，但習近平致送的花圈卻意外為其開了「綠燈」。政治局常委劉雲山、中宣部部長劉奇葆等黨內左翼人士和其他領導人不得不匆忙補送花圈，也允許親友到家中致哀。

這兩個葬禮在我看來極具意義。儘管今天很多媒體傾向把習近平描繪成一個新權威主義的左派君王，但我認為熟稔政治要訣的習近平有其左的一面，也有其右的一面，左右兼顧是為了讓自己的政治目的得以向前推行。

 「左傾」與「右傾」的哲學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時，考慮到當時頗為微妙的國內局勢，胡耀邦的家人還曾舉行家庭會議，就使用哪張照片做為遺像進行討論。他們最終認為應該讓胡耀邦在追悼會上的遺照穿西裝而不是中山裝，因為西裝在那個年代更能代表其力推開放、堅持改革的立場。

在西裝和牛仔褲滿街跑的今天，或許我們很難感知這類符號當時所代表的微妙而深刻的含義，但對當時的領導階層，特別是政治局常委來說，在清一色的中山裝臉譜中，穿西裝已是銳意改革的高調表態了。

一九七八年中國終於擺脫文革束縛，向世界打開大門後，西方的政治與經濟理念紛至沓來，一同湧進國門的當然還有新潮的服飾文化。儘管全國上下改革開放一團火熱，但久經風雨的開國元老和革命前輩，如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都一直穿著那套據傳多年前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服裝。如果說肅穆的中山裝代表的是制度、秩序與守成，那麼西裝寓意的就是革新、重建與進取。

在鬥爭文化盛行的中國政壇，有一個說法叫「寧左勿右」，即儘管所有人都堅稱自己是擁護改革的，但大家卻又不約而同地在行動中示意自己要向黨國正統的意識形態效忠。所有人都明白，「左傾」最多是戰術層面的錯誤，「右傾」卻可能在仍被老一代領導人左右的政治角力中徹底出局。

一九八○年代末，趙紫陽的大祕書鮑彤有一天穿著牛仔褲到中南海上班，被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撞見，王震大不以為然，甚至當面指斥。鮑彤心有不服，卻也沒有爭辯。時隔幾個月，美國《時代》週刊在一篇文章中稱鮑彤是保守派，鮑彤拿著雜誌前去向王震解釋：「看，《時代》雜誌說我們是一樣的。」

但在「六四」事件後元老們的討論中，牛仔褲等新式衣著還是成了鮑彤被打作「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條罪狀。李先念當時在會上說：「鮑彤這個人我熟悉。五十多歲的人了還像年輕人一樣，喜歡趕時髦，在中南海還穿花花綠綠的夾克衫和牛仔褲，像什麼共產黨幹部？滿腦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

今天的中國政壇應該已無「中山裝」與「西裝」之分別和評判，但黨內仍有立場與派別之分。「戒急用忍」的政治鐵律習近平自然熟稔於心。

維穩：改革的基礎

習近平自十八大上台三年以來，人們觀察到其言行似乎忽左忽右，左右兼濟，充滿矛盾，難以捉摸，剛剛釋放溫和信號，沒過多久就收緊管控。對此我並不感到奇怪，因為做為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穩定「票倉」是其要務，在保證其權力穩固之後，習近平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宏韜偉略：反貪腐、強軍、經濟發展以及可能的政治改革。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共元老之中，最開明的人物之一，正如趙紫陽前祕書鮑彤及多位太子黨所言：有其父必有其子，習近平是個孝子，絕不會背叛自己的父親。與前任相比，習近平「大手筆式」的執政風格，自然也讓他背負了比胡錦濤更多的政治風險。

為確保自己得到以老一代和保守派（致勝集團）為主的支持，習近平的一系列「左傾」言行其實並不讓人驚奇。但基於我對習近平的粗淺認知，我對其任內推行政治改革仍願意表示審慎的樂觀。習近平的十年任期才剛剛做了三年，就下定論說他保守，恐怕為時過早。對於其上任後對異見者和輿論的打壓，我有自己的看法。

的確，在習近平執政後這段短暫時間裡，共產黨中央發布了關於全面收緊意識形態的「九號檔」；維吾爾族經濟教授伊力哈木，記者高瑜，法律教授許志永等民主派和維權活動人士接連入獄；網路和言論自由進一步收緊；在西藏和新疆，宗教管制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日益嚴格；最新出爐的一份黨內規定則稱，會對「妄議中央」的黨員做出開除黨籍處分。

這些管控、打壓之惡劣我並不願為之辯護，我想說的是，這類事件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任內一樣是存在的。有些人懷念江澤民的時代是「開明」時代，這不過是因為記憶力短暫。江澤民執政時期的社會管控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香港《快報》提前全文公布江澤民將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江澤民震怒之下在內部會議上質問「還要不要開會啊？」隨後《快報》女記者梁慧珉在北京被拘，其後被驅逐出境，數年內不能再進大陸；新華社國內部工業室副主編吳士深及其妻子馬濤，為獲五千港元報酬而將報告洩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與六年監禁。而當年紅極一時的《快報》今天已解散。

一九九三年，中國外交部新聞司新聞處官員白偉基因將內部資料與報刊提供給《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被判刑十年。白偉基與孫曉凡兩人同為就讀北京大學時的同學；白偉基的妻子趙蕾也被判刑六年，留下當時僅一歲半的女兒無人照看。

一九九三年，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因報導國家金融機密，被判犯有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被判刑十二年。他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獲准提前出獄。二○○四年，《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研究員趙岩因涉嫌洩露機密（即江澤民將卸任軍委主席）在北京被捕，之後又以欺詐罪被判刑三年。二○○五年，新加坡《海峽時報》首席中國特派員、香港記者程翔因涉嫌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被判入獄五年。

除了這些記者之外，在民主運動方面，異議人士胡石根一九九四年因「陰謀暴力推翻國家政權」被判刑二十年；一九九五年，魏京生被判處十四年監禁；一九九六年，因「六四」事件入獄的學生領袖王丹再次入獄；一九九八年，逾百人因成立「中國民主黨」被拘捕或判刑；二○一○年劉曉波也成為階下囚。

這份名單算不上完整，習近平很難因此被說成比江澤民或胡錦濤更「左」。這類舉動更多地是出於中共的缺乏安全感與自信。

歷史問題立場出現鬆動

前面提到，習近平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時曾親自批示，讓被毛澤東批評「挾著皮包」，灰溜溜離開中國的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遺體，得以在二○○八年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二○一○年，因「六四」問題一直被禁止返回中國的著名作家劉賓雁的骨骸，最後也得以回國在北京安葬。

二○一三年，習近平特批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簡體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中國大陸版全書六十四萬字，較台灣與香港所出的繁體中文版刪減了五萬三千字，但內容依舊涉及共產黨內多次派系鬥爭，以及領導人之間矛盾的深入刻畫，更破天荒在書中提及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大陸出版的非官方書刊中，第一次提及「六四」。

二○一四年八月，一部觸及共產黨內敏感歷史問題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央電視台第一頻道的黃金時段熱播，華國鋒、胡耀邦等前領導人也被搬上電視。雖然劇中對人物的刻畫和關鍵細節有所省略，但尺度也是開先河之舉，同樣獲得習近平首肯。

也是在二○一四年，被稱為「六四黑手」之一，在一九八九年後被判入獄十三年的社會活動家陳子明，得以赴美就醫，同時領取人權獎。儘管異議人士被捕一如舊日，但在此事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在「六四」問題上也略有鬆動和進步。

二○一四年三月，一直呼籲中共與達賴喇嘛和解的藏族幹部平措汪傑離世，他的葬禮上同樣出現了習近平致贈的花圈。據我瞭解，關於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管控的所謂「九號檔」在簽發時，習近平並不知情。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高崗一百一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得以在北京公開舉行，也意味著共產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相對開明的回應。

「講改革，晚改不如早改」

如果上述這些事例還不能表明習近平作風開明，是溫和派的話，至少我們不該過早認定習近平是強硬保守派。關於這一點，習近平一個引起輿論關注和揣摩的表態，應是他甫一上任即提出的關於「兩個三十年」的演講。

二○一三年一月，習近平在六名政治局常委陪同下，於中共中央黨校對幾百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其他黨政軍高級幹部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番言論，曾讓許多對習近平上台後厲行改革持樂觀態度的人大失所望，也反映出中國黨內外政治意見的割裂。在改革派看來，中國必須正視毛時期在「反右」、「大饑荒」、「文革」，以及鄧小平時期在「六四」問題上犯的錯誤；保守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裡，中國的貧富差距加大與貪汙腐敗氾濫，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和事業的背離。

習近平的表態是其地位決定的，至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稱其為「左」，身為全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只是在實踐「實用主義」。

台灣的政治強人蔣經國，也是在其晚年才宣布結束「王朝」統治，打開改革之門。在利益階層固化的今天，習近平需要累積比蔣經國更深厚的權力底蘊，才有可能進行政治改革。

「紅二代」的出身讓習近平從一開始，就獲得黨內元老與左翼集團的首肯，但倘若他選擇在執政之初就大刀闊斧地用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集團與寡頭對政治格局的把持，或是在外交上看似示弱，都會讓原本就覬覦權力寶座的元老、解放軍、黨和政府與安全單位等鷹派勢力群起而攻之。

曾有朋友對我說，「講改革，晚改不如早改。」但我覺得還要給習近平一些時間。政治改革步伐太大、太快，都可能讓習近平步上胡耀邦或趙紫陽的後塵，成為又一個維新未果、被軟禁瀛台的光緒皇帝。

我們必須瞭解，對於習近平來說，延續共產黨一黨執政和國家昌盛是其根本要務，反貪腐、司法改革、推行法治、穩定經濟等作為皆圍繞於此。政治改革只要有利於這個目的，務實的習近平不會不做。我的一個太子黨朋友曾告訴我，他在一九五○年代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散步時，曾經問過劉少奇，為什麼要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劉少奇精妙地點出在中共官僚結構內行走的祕密：左右就像一個人走路，必須一步左，一步右，才能往前進。

在外交層面，我也不認為習近平是一個鷹派人物。我在二○一四年七月一場「慧眼中國」的論壇上，與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學院院長夏偉（Orville Schell）以及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張克思（Christopher Johnson）同台討論時就說過，我並不同意外界關於習近平經濟開放、政治保守、外交強硬的判斷。

在國際舞台上，儘管習近平曾親口向俄國總統普丁說自己與他很相似，但習近平並不比普丁或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極端。和共產黨前任領導人比，毛澤東出兵打了韓戰；鄧小平派軍教訓了越南；江澤民用演習掀起台海危機；胡錦濤則通過《反分裂法》，還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習近平在東海、南海等爭議海域的一系列動作，都不能算是極左。如果弱國無外交，強國也無外交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習近平自然比前任要更加強硬和自信，但稱其為「鷹派」，的確過於激烈。

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出席二○一三年亞太經合會（APEC）領導人峰會時發表演講稱，中國絕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他此前也曾在演講中表態稱中共不能步蘇聯後塵。

此外，在其上任後的多次演講中他也提及「人民」與「民主」。在多個場合，他則宣揚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治國綱領中的「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特質已經明確無疑，但他會帶領中國走上什麼樣的道路，我們仍然需要等待和觀察。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之《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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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路透社北亞首席記者林洸耀，爬梳三十餘年記者生涯點滴，從各方角度觀察中國與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一舉一動，同時希望兩岸能夠不因誤解而兵戎相見。



他提醒台灣讀者：擺脫敵對思考，在事實中發掘真相；從權力運作出發，深入思索大國作為；知己知彼，正視中國大陸的未來趨勢，再次找出台灣發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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