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iddhartha Deb
這次維傑帶我到馬哈布那戈(Mahabubnagar)地區,一個叫做釦舍的小村子,離海德拉巴不遠,從市區算來約隔三十公里,往小村子開的路上,處處可以看到明顯的改變。我們通過檢查哨後沒開多遠,就駛進一個有圍牆環繞的地方用午餐。
這裡以前是個葡萄園,種植食用葡萄,但是這塊地被一個土地開發商給買走了。葡萄園被剷除,原地蓋了兩座金字塔。那是「巴派拉斯紅酒園」(Papyrus Port)的部分建築,按景點簡介上的說明是:「印度首座埃及風情度假村」(India’s First Egyptian Resort)。
金字塔不算很大,可能有三十英尺高,是花崗岩板建成的。都還取了名字:「卡夫拉」金字塔(Khafre’s)和「胡夫」金字塔(Khufu’s)。但是就像其他各種在度假村裡四處迴響的名字:「愛西斯公園」(Lawn of Isis)、「歐西里斯公園」(Lawn of Osiris)和「普羅米修斯無限健康俱樂部」(Prometeus Unbound Health Club)等,它們既不埃及也不希臘,只不過是個印度式的迪士尼樂園。
雖然花費大筆銀兩在度假村的建築上,也付出大量心力在創造清潔與舒適的環境,「巴派拉斯紅酒園」終究不過是在初期構想的開發階段而已,而非完整的具體建設,景點簡介上提供的設施非常多樣化,實地去看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圖片裡有大游泳池、大會議廳、動物園、「多國美食」餐廳,以及一系列「冒險家運動系列」,從搞不懂是什麼東東的「人肉水球」(Water Zorb,譯註:一種大水球,可以讓人鑽進內夾層,再由小斜坡七暈八素地滾下,另一種是人鑽進扁掉的大球,開始充氣,然後人在球中,球在水上,在小水池裡隨意漫步翻滾的遊戲,書中描寫的是後者)到「勇士突擊網」(Commando Net)。
實地去看,游泳池好小,「普羅米修斯無限健康俱樂部」只是一個有兩套健身器材的小房間,動物園的獸欄裡,關著幾隻毛髮脫落、病懨懨的兔子,還有,「卡夫拉」金字塔和「胡夫」金字塔裡的「多國美食」餐廳,在我們用餐的時候,只提供當地食物而已。
但是,「巴派拉斯紅酒園」除了宣傳和實際有表裡不一的落差外,還遭遇另一個困境。我們造訪的那天,整個園區幾乎在鬧空城計,遊客只有餐廳裡的一對情侶,外加草坪上烤肉的一家人。
幾年前維傑來玩時還人山人海,現在,二○○九年的夏天,印度突然開始鬧窮。
全球經濟衰退浪潮已經襲捲印度全國,連習慣於高物質享受的中產階級和菁英階層都開始感到囊中羞澀。高科技產業界到理工大學舉辦的校園徵才活動規模縮小了,有些乾脆停辦。許多機構紛紛裁員。雨後春筍般四處興建公寓的建築熱潮已然衰退,海德拉巴許多大型廣告招牌開始免費提供或打折招租,希望吸引建商用以招攬顧客購買蓋到一半的房屋。
在加爾各答(Calcutta)我媽媽住的中下階層街坊,以前都會有電話客服中心招募員工的徵才看板,現在則改成:「扛不動卡債了嗎?受不了催債電話嗎?請打這個電話!我們幫您解決!」「巴派拉斯紅酒園」遊客量為什麼比正常數量少,經濟衰退正是原因之一。
接待員帶我們參觀「跟法老一樣享受」的套房,這裡當然還是全空著的。維傑以為我大概會想住度假村,我卻決定最好能住在他們村子的家戶中。不錯,度假村是很舒適,但是很難想像天黑以後會變成什麼場面,除了員工就只剩下我一個客人;一個被警衛人員和通電鐵絲網保護,遠離他的國土和子民的中產階級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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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在印度所發生的改變,對貧苦大眾說來並不算友善。
雖然百萬或億萬富翁的數目有增加,中產階級裡出人頭地的也多,但貧苦大眾卻難得見到一點,甚或根本沒有改善,當然這要看你相信哪個經濟學家或立法政客的話。印度政府蒐集的數據,傾向低估貧窮人口數字及其窮困的程度,因而經常引起爭議,但就算這樣,他們美化過的統計仍然慘不忍睹。
根據印度官方現有最新二○○四至二○○五年的統計數據,全印度人口中,每天消費低於二十盧比(或五十分美元)的人有八億三千六百萬人,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十七。
在這群人口中,絕大多數屬於立法政客歸類為「無組織的」或「非正式的」經濟類別,也就是說,他們謀生的工作是在不正規和惡劣的情況下進行的,既沒有保障,也沒有改善的主動性。這個類別裡有許多是農民,但也有許多兼做流動勞工,這些人來回擺盪於他們生長的農村及打工的城市或次城市如馬哈布那戈之間。
二○○九年四月,有一份印度政府研究「非正式」經濟類別流動勞工的報告,也觸及在「非正式」經濟類別工作裡最底層的童工和包戶勞工(bonded labourers)。在這份報告中提到,幾乎所有的流動勞工,都面臨「長工時,社會隔離,低工資,無法獲得適當生活環境」的情況。他們住在貧民窟,只敢卑微地期望有個隨時能讓他們去做的工作。
印度雖然實施「公共配給系統」(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的政策,用以補助民眾購買食物支出的費用,但是這些窮人若是真正依法申請「口糧卡」(ration card),以便購買食物時可以得到價格優惠的福利,到頭來卻發現根本申請不到。
到處都看得到這種人,一群群擠在德里道路上或高架橋下豎起來的帳篷裡;攜帶裝在布袋裡的工具,坐在加爾各答的市場中,等待工頭雇用他們打一天零工;在靠近緬甸的英帕爾(Imphal),圍著用破布和報紙生起的火堆;以及於各地火車站,拚命尋找「免訂位」出租公寓,以便能擠進一塊號稱給人居住的空間,大小其實跟開往屠宰場運牛車上的旅客空間差不多。反正這些傢伙像幽魂似的在天地間飄悠,誰管他是否受到非人待遇。
在印度,即使要統計出流動勞工的大約數量都很難。
政府二○○一年的官方統計數字估計有三億零七百萬流動勞工,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但是這個估算,只統計從居住處搬出者,而不管他們流動的原因。
相對地,聯合國開發計畫報告的作者對流動勞工的統計數據是:約有一億流動勞工在全印度「流通」。報告中註明,其中最大宗約四千萬人是在建築工地,其次是兩千萬人,多半是女人和小女孩,當家庭傭工。
從全國各種個案研究中,聯合國開發計畫研究員發現,流動工作只能讓鄉下家庭維持最下限的生活水準,而毫無改善生活標準的可能。他們也發現兼做中間人的工頭,常用高利貸、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把工人死死卡住,包括製造磚頭的小工廠,更流行一套特別的「包戶勞工」雇用模式,讓一千來萬人、全家男女老少都得替工廠打工幹活。
幾年前,我在德里遇到一個在工會工作的人,他想把流動勞工組織起來。他提到在已經很低下的流動勞工中,還有更低下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太渴望有份工作,所以被工廠老闆利用當反制罷工的打手工人。他引用西孟加拉省一個小鎮的名字,稱呼這群人為「麻爾達工人」(Malda labour)。
「如果你問他們任何一個人,你是從哪裡來的?他們都會說是『麻爾達』。麻爾達那麼小的小鎮,哪可能有這麼多人?」這個工會組織者解釋說,這些人其實都是由從孟加拉穿越一個叫麻爾達的邊界小鎮過來的。
他們都是穆斯林,非法入境印度,沒有任何公民權利,因此只要給一點點小錢,他們什麼事情都肯幹。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到一個簡陋的工寮,拜訪幾個麻爾達工人,因為他知道他們已經被鋼鐵廠雇用收買,要去破壞工會第二天要發動的罷工。「我們帶了食物和一些便宜的酒去,把他們全部灌倒在地,所以第二天他們沒辦法爬起來幹活。那可是他們好久沒嘗到的食物和飲料!」工會組織的人說。他承認那樣做很不道德,但是為了把流動勞工團結起來,也實在沒有別的選擇。
當然,這場流動勞工企圖把自己組織起來的戰爭,結果還是老闆一面倒地獲勝。維傑告訴我,在八○年代,鋼鐵廠裡一些工人打算組織工會時所碰的遭遇。那時候鋼鐵廠並沒有全部雇用流動勞工,工人平均分成流動勞工和本地勞工兩種,本地工人許多都是來自藍巴達族的男人。
兩個藍巴達族人帶頭組織工人,打算要贏得「本地」和「流動」兩群人馬的共同支持,並且要正式註冊成立工會。勞工單位主管依法得通知工廠經營階層,以便對工會的成立予以承認,事實上也這麼做了。當工會要求加薪及提升工作安全措施時,工廠卻拒絕了。工人則以罷工做為報復。
這時候,維傑說,工廠老闆就找到警察商量處置對策,有一個警官說他願意幫助尋找解決辦法。他到藍巴達族的村子裡,找了幾個男人談話,可能威脅他們,或者許諾要給他們金錢。沒多久,村子裡有個女人出面指控有工人企圖強暴她。警察馬上立了一個強暴案,所有工會幹部都被指控為涉嫌人,這可把流動勞工給嚇壞,紛紛回到崗位上工去了。罷工因而瓦解,所有本地勞工都被遣散,自此以後,工廠只雇用流動勞工。現在就算給藍巴達人一份工作,也只是做一天算一天的臨時工而已。
流動勞工不停湧來,來的考量點有可能只是臨時起意,也或許是深思熟慮後的決定,至於會到哪裡落腳,完全看碰上的工作機會在哪裡,或仲介商能幫他們在哪裡找到工作而已。像那些到了釦舍並在維那雅克鋼鐵廠找到工作的人,工廠就成了他們的整個世界。那是他們不分白天、夜晚,一班工作十二個鐘頭的地方。那也是他們吃飯、睡覺和拉屎的地方,要是他們不在工作間或裝貨區,就窩在簡陋的工寮裡,夾在煤堆大棚和工廠圍牆間的隙縫中。
工廠不收工寮租金。千來個工人,大部分擠在石棉瓦為頂的兩排水泥隔間裡。由於工寮位於廠區的偏遠角落,就算是參觀完整座工廠,也不會想到去這個工人住宿區,換句話說,這整個地方,除了工人,誰都不會去。但不去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是我這輩子所見過最骯髒、最悲慘的地方,比我曾經見過最髒亂的貧民窟還要糟糕。
兩排工寮中間有條小水泥路,小路兩邊各挖了一條小排水溝。工寮中間的狹窄走道上到處垃圾,連隔間小屋子前面的小陽台上,都堆滿各種破爛東西:破椅子、破風扇、不要的衣服、剝下的菜葉、吃剩的食物、便宜酒類的空瓶子。空氣中永遠飄著屎味,整個地方好像被特意設計成一片灰暗色調。
第一次到訪,我就感受到被排斥,因為工人毫無意願跟我對談。執行董事溫卡特希.勞歐(Venkatesh Rao)給我充分的自由訪談工人。對他來說,這是一項非比尋常的決定,尤其在工廠老闆極力防止外人窺探他們業務的情況下。勞歐不是真正的老闆,就算是月領高薪的高層人士,他仍只是被聘用,坦承對改善工人的處境無能為力,他說,老闆壓根兒不答應處理這些事,但工人的生活有多悲慘他卻心知肚明。
被充分授權自由採訪令我感激萬分。但是第一個下午我就有點氣餒,我去工寮區試著跟工人聊聊,但是沒有任何人願意跟我深入一點談話。
我了解工人為什麼會防我。不管我怎麼解釋,說我有執行董事的授權,他們對我的出現就是不放心,害怕我說不定是政府派來的勞工督導,來檢查他們的生活環境,因而打定主意,安分當個勞動工人,絕不能因為說了什麼,結果把自己的工作給搞砸掉。
有些工人只是十來歲的孩子,明顯違反雇用童工的法律,也正因為這樣,他們極力閃躲,不願意跟我講話,問他們問題,他們就嗯嗯哼哼地回答,要不就邊笑邊閃開。
但是在他們拒絕訪談的背後,除了防衛心之外,還有別的原因。我吃得好、過得好,跟他們一比,我簡直像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他們每天能夠遇到像我這樣的人,就是同樣在工廠裡工作的工程師和會計。可是橋歸橋,路歸路,階級和地位非常明確,管理階層人員不會跨越鴻溝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
這工寮區可就變成了他們的地盤,唯一會進來這裡的非我族類,只有那個買空賣空、兇狠欺壓老實人的掮客工頭,對上,他們巴結高尚世界裡的中產階級管理人,對下,腳踩僅能面對艱困絕望悲慘世界的勞工大眾。
本文摘自立緒文化出版之《新印度的黃金傳說:美麗與詛咒》
紐約時報年度好書The Point of Return作者Siddhartha Deb
以小說家的筆法揭開當今印度的黑色喜劇,
以真實的人物為本,
生動描繪了這個國家的眾生相:
既上進又徬徨,既絕望又期待,既美麗又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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