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丁‧萊恩斯(Martyn Lyons)
科技上的進步,例如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會憑空出現。
當古騰堡於1440年代發明印刷術時,他並不是像傳說中阿基米德泡澡的時候那樣靈光乍現,反之,他的發明是科技革新的累積成果。古騰堡是一個團隊的一員,他研發印刷機是為了因應愈來愈大的書籍需求量,且有長期的投資者支持。
儘管書籍製作的某些面向和抄書室的時代依然沒什麼兩樣,但印刷還是讓生產速度加快許多,並且促成了歐洲主要語言的標準化。印刷機本身相對便宜,在18世紀之前,書籍的製作成本中最昂貴的是紙,可能會占去零售價的超過一半。當時造紙還是沿用從阿拉伯人那兒學來的方法,原料是破布和廢棄布料,靠歐洲各地窮苦的「撿破布者」蒐集。書本的物質形式--抄本--並未改變,且往後的500年也沒有改變。
很多人抨擊印刷術,因為他們害怕它會散播謊言與反叛思想。在他們眼中,印刷品能讓不具判斷力的讀者心靈腐化,還能讓異端邪說散播得比從前更廣。
古騰堡全名叫約翰尼斯・基恩斯費爾施・拉登・古騰堡,算是個神祕人物。除了曾在1430年代被告毀約之外,我們對他的真實生平所知不多。但人們還是說,印刷術是他於1440年代在德國的梅因茲市發明的,儘管沒有人清楚他究竟在什麼時候搬到了那裡。史特拉斯堡也號稱是印刷術的誕生地,因為他之前曾在那裡工作了超過十年。
實際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一連串發明的集合體。
首先要做出母模,然後以此打造出強度與稠度都符合要求的金屬活字。還要研發出一種油性不褪墨水的完美配方。接著手搖印刷機本身也得設計製作。開發這當中的每一個元件都需要時間、團隊合作與資本。古騰堡的資金合作伙伴約翰・法斯特與彼得・史考菲支持了他很多年。他或許終究無可避免地負了一屁股債,因此不得不把工作室的所有權讓給法斯特。直到三百年後的1740年,法斯特和史考菲都還連同他們的「合夥人」古騰堡被稱為印刷機的發明者。
其他條件也共同促成了活字印刷術於15世紀中葉在德國出現。書的需求量與日俱增。
人文學術研究與大學的散播在世俗與宗教的知識菁英之間創造了更大的書籍市場。都市與商業中心的興起則創造了另一個消費市場,因為司法、管理與神職機構都需要大量的印刷品。在1440年代之前,手抄書籍的生產速度就已經加快,以滿足部分需求。科技發展也讓古騰堡的努力化為可能。他曾在史特拉斯堡當過十年的珠寶工匠,切割寶石、製作鏡子,賣給前往亞琛的朝聖者。德國的金屬工業有了一些重大的進步,時機已經成熟,可以讓古騰堡進行打造活字的實驗。他花了好幾年時間試誤,尋找打造字模與活字的最佳合金,嘗試不同比例的鉛、銻、銅與錫。
古騰堡那本每欄42行的《古騰堡聖經》應該是1450年代中期在梅因茲印製的。《古騰堡聖經》的製版與印刷過程花了超過兩年時間。然而,一個抄書員要花三年才能抄完一本,但古騰堡卻印了180本,其中大約150本印在紙上,30本印在小牛皮上,這樣大概需要用上5000張小牛皮。
他最早的墨水是用油燈的煙灰和清漆與蛋白調製而成的。他試了好多種化學混合物,才做出《古騰堡聖經》那種特別飽和的黑墨水。每一頁都有個別製作的紅字標題(大寫字母皆以紅墨水手工上色)與泥金裝飾,因此全部都不太一樣。專家們將《古騰堡聖經》稱為「B-42」,因為每一頁固定是42行。但古騰堡製版時一開始只排了40行,從第11頁起才增加為42行,可能是為了節省紙張。
雖然古騰堡經常因為將《聖經》內容變得更加易於取得而被譽為跟約翰・威克里夫與馬丁・路德一樣的新教徒英雄,但在早期的印刷世界,天主教會依然是最大的顧客與內容提供者。古騰堡很清楚該迎合哪一方。他在1450年代靠著印製贖罪券籌措資金,以協助賽普勒斯抵抗土耳其人。而販賣贖罪券一事正是馬丁・路德嚴厲批判的行為之一。
古騰堡並不是活字版的第一個發明者。
中國人在11世紀就已經有木板印刷(有時會使用活字),韓國人則是13世紀。在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問世之前200年,韓國人就已經做出了應該是最早金屬活字的東西,但這項科技並未在東亞傳播開來。例如在中國,大量印刷並非當務之急,因為皇宮之外根本沒有一個真正的書籍市場。況且,既有的木板印刷技術很適合中國和韓國的紙張,因為它們不像較硬的歐洲紙,必須以一個沉重的壓盤(platen)用力壓在金屬板上才能留下墨印。
印刷術雖然最早出現在亞洲,但它卻是在歐洲造成廣大的社會與文化影響,而印刷機本身則是西方人的發明。古騰堡對韓國人的成就一無所知:透過他的努力,印刷術在歐洲重新問世。
印刷員的工作流程
排字跟打字一樣,需要速度、技巧與靈活度,而且還得熟悉拉丁文。
首先,排字員會把需要的活字從分隔成矩形格子的收納盒內以手工挑揀出來。他會把手寫的稿子釘在面前,面對著收納盒,而為求方便拿取,盒子會放在一個斜斜的檯面上。盒子通常分成兩格,大寫字母放在上面那格,小寫字母放在下面那格(所以英文字母的大小寫又稱為「上格」(upper case)與「下格」(lower case)。)排字員一手拿著金屬製的排字盤,一次排幾行。排好之後,他再把這幾行排到一個稱作「活字盤」(galley)的木框內,形成頁面,並用小小的木片將活字夾緊,以確保它們不會移位。
排完所需的頁數後,活字盤會被正面朝上放入名叫「印版」(forme)的框內,再放到平坦的石頭或大理石表面上。印刷機上有一條軌道,讓石塊和印版可以像推車一樣前後滑動,以便印完一張就可以迅速印下一張。
這時印刷工會拿著皮革的墨球給活字手工上墨,接著將一張潮溼的紙放在印版上。這張紙被固定在裝有鉸鍊的「壓紙格」(tympan)內,然後用羊皮紙製成的「夾紙框」(frisket)夾緊,夾紙框也能保護紙張的眉批處不被墨水弄髒。這時,通常以兩人為一組的印刷工就透過槓桿與螺絲機制把壓盤(一個沉重的水平印壓面)壓到紙張上。壓盤形成的向下壓力會把活字上的墨水轉移到紙張朝下的那一面。壓盤跟石頭壓床必須完全平行,否則壓力就會不平均,讓頁面的某些部分較清晰、某些部分較不清晰。書頁印好後,被掛起來晾乾。
如果一本書同時使用了紅黑兩色,整個過程就必須以不同顏色的墨水再重複一次。紙一次只能印一面,但熟練的印刷工每20秒就可以印出一頁。就算有校稿,也是非常粗略的:印刷工人會在每一頁印好時稍微看一下。儘管不甚完美,這套系統還是出奇地持久。以印刷科技而言,古騰堡的時代一直延續到19世紀早期--共有超過300年。
手動的木造印刷機並不貴,但搭配的金屬活字卻是相當可觀的投資,因此只要有哪個破產的印刷業者把裝備拿出來拍賣,同業們一定會積極搶標這套二手品。一家印刷舖可能會需要拉丁文、希臘文以及方言的字體,如果印多語《聖經》的話,可能還會需要希伯來文。這是非常耗時且專業化的工作:首先得打造公模,然後製作母模,最後才能以母字模做出金屬活字。印刷業者必須備有好幾十萬個活字,否則一次就只能排幾頁而已,且活字也會因為使用過度而迅速耗損。
16世紀的印刷大師必須擁有許多項專長。他們不只是印刷者,還是書商、資本企業家、索引編排者、熟悉若干種語言的譯者,同時也是校對者和編輯。他們必須能夠左右逢源:一方面與知名學者交好,一方面跟有錢的贊助者和統治者打好關係。他們對知識生活的特殊貢獻不應被低估。
印刷者組織成高度規範的工會。在英國,文具商公司(Stationer’s Company)於1557年收到一份皇家特許狀,讓他們負責監管英國的書籍貿易、防止人們印刷煽動性的東西。這家公司的角色是要管理並規範印刷工業,說明規矩,同時維持自身的企業特權。它坐擁幾項印製《聖經》、法律書與教科書的壟斷經營權。它也擁有一項皇家賦予的特權,可以印製年曆。這樁事業叫「英格蘭股份」(English Stock)。文具商公司的成員可以持有股權,根據股份收取股利,印刷的工作以及部分利潤則分配給公司內最貧窮的成員。英格蘭股份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因此文具商公司非常頑強地捍衛它,不允許其他未經授權的出版商盜印。
印刷征服世界
古騰堡的員工過著半遊屣的生活,接權貴人士、大學和法庭的案子,收取佣金。這項發明最早被採用的地點是位於西歐經濟樞紐的繁忙商業城市、荷蘭、德國、萊茵蘭,以及以威尼斯為書籍貿易第一大城的義大利北部。1480年,有印刷機的城鎮已多達110座,而到1500年,印刷中心的數量就翻了超過一倍,共有236個。
印刷機稍晚才傳到英國,但由於英國南部和低地國(荷比盧)之間有活絡的商業聯繫,它傳到倫敦的時間並沒有落後太久。威廉・喀斯頓(William Caxton)是第一個英國印刷者,他在布魯日工作時印製了第一本英文的印刷書。後來他搬到倫敦,在西敏寺附近開店,受到王室的支持。巴黎有個拉丁區,在索邦大學附近,是法國書籍貿易的集散地;倫敦則有個「主禱文街」(Paternoster Row),在聖保羅大教堂附近,印刷業者都聚集在這一區,因為距離一天到晚需要印東西的法院很近。
在瑞士,巴塞爾和日內瓦(很多喀爾文教派人士的避難地)是重要的印刷中心,而在西班牙,印刷機則在托雷多(一個偉大的教會中心)、瓦雅多利德(皇家法庭所在地)以及設有大學的亨納利堡找到了舞台。在法國,印刷工業分散在首都巴黎和里昂兩地。1530年時,全部的法文書籍中有90%都是在這兩座城市印刷的。巴黎成為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出版中心,不斷印製禮拜儀式用書與時禱書,而里昂則專門為義大利與西班牙市場供應書籍。
印刷術先是傳遍歐洲,接著印刷機就成了世界歐洲化不可或缺的輔具。東歐和北歐國家在16世紀首度有了印刷機。莫斯科在1560年代取得印刷機,盧比亞納則是在1570年代。到了1727年,君士坦丁堡也有了印刷機。印刷機在1638年傳到新英格蘭,從此進入北美洲。西班牙征服者於1539年在墨西哥設了一家印刷廠,但從不允許它跟西班牙進口書競爭,因為在新世界設立當地印刷廠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協助教會向當地人傳教。
到了1580年,印刷術已經傳到利馬,並在1590年由耶穌會教士帶往日本。1593年,西班牙人帶了一台印刷機到馬尼拉,是東南亞的第一台。第一支囚犯船隊於1788年抵達澳洲時,船上也帶了一台印刷機。拿破崙於1798年將印刷機帶到埃及,同時也帶了希臘文和阿拉伯文的活字,以及浩浩蕩蕩一大群隨行的科學家與知識分子。
書籍每次的印量仍然相對有限。直到19世紀之前,一本書通常每版500到1500本不等。然而,諸如教義問答集和年曆之類的便宜流行書刊每一版的印量卻很大,有好幾萬本。這些書刊會以粗糙的紙張便宜裝訂,但較貴的書籍常常沒有裝訂。要運送未經裝訂的紙比較便宜,而且除非有把握大賣,否則書商並不願意花錢進行昂貴的裝訂。他們預期顧客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裝訂。
印刷品
在早期的印刷世界,書還是跟手抄本很像。但新的形式很快就發展了出來,而印刷頁面上的資訊很快就涵蓋了我們今日視為理所當然的所有元素。
早期的印刷書具有非常豐富的引導裝置。
首先是一幅雕版印刷的卷首插畫,通常裝飾得很複雜,形式可能是一座拱門,迎接讀者進入書中世界。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幅作者的版畫肖像,大眾之所以變得如此熟悉路德和伊拉斯莫斯(Erasmus)的肖像,正是透過這些圖像。書名通常很長,像是在給內容打廣告,還會引用一句拉丁文或聖經裡的話。
例如,當湯瑪斯・薩魯斯柏利(Thomas Salusbury)在1711年出版伽利略《兩大世界體系》的翻譯本時,他的書名是這樣的:《世界體系:以四段對話呈現。由弗羅倫斯紳士、比薩大學數學系之傑出教授、托斯卡尼大公爵手下之首席數學家伽利略・伽利略・林修斯暢談托勒密和哥白尼之兩大體系,並以公正而開放的態度,從正反兩面探討哲學上與物理學上的理性。
由湯瑪斯・薩魯斯柏利從義大利原文譯為英文,後面還有阿爾喀諾俄斯(Alcinous)和塞內卡(Seneca)的座右銘。在書的開頭指明印刷者以及出版的時間地點也成為慣例。印刷者的簽名稱為出版商標(colophon),在手抄本中,這個東西是出現在文末,也就是抄書員慣常的簽名處。可能還會有一封獻給作者贊助人的信,在這之後,讀者才會看到目錄。
早期的印刷書跟手抄本一樣,通常沒有頁碼--頁碼是由讀者手工加上去的。然而,印刷書逐漸開始有了這些元素,此外還有頁首的欄外標題。手抄本的讀者會在文字的眉批處自行加上記號,例如畫出一隻鳥或一根手指的符號來指出某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段落。印刷書也採納了這些傳統作法。
在16世紀之前,書的內文通常沒有分段,因此讀者面對的是毫無空白的文字塊,就算有分割,也是分割成兩欄。閱讀能力不夠強的人閱讀文字時需要相當的換氣空間,儘管這會迫使印刷者消耗更多紙張,而紙卻是最珍貴的商品。《聖經》原本就已經在抄寫文化中被分割成了書、章、節,但當時並沒有一個大家都接受的統一系統。最後受到大家共同採用的聖經分段方式,是法國印刷者勞伯・艾斯帝安(Robert Estienne,又名Robertus Stephanus)於1551年組織起來的。
手抄本的一個特質就是一定會有許多變化和錯誤,印刷則讓書本標準化。人們開始有了新的預期,認為一份文稿的所有版本都應該與原版一致,這點可以從德國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的作法中清楚看出:他會發出勘誤表,也就是修正錯誤的額外書頁,當未經裝訂的書本售出之後,勘誤表便能跟其他頁面裝訂在一起。
本文摘自大石國際文化出版之《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 ●從最早的莎草紙到電子書的誕生,本書帶你一探書 本——這項主宰人類思想傳播的科技於這2000年來的發展脈絡。 ●除了回顧書的歷史之外,本書亦探討書籍於各國發展出來的文化, 例如中美洲的抄本、日本漫畫、歐洲以外的書市 ●收錄近百張全彩精美照片, 並以帶有連貫性、脈絡清晰的篇章回首書本的歷史與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