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念馳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又正值先祖父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作為同時代的兩個歷史人物，並肩戰鬥了幾十年，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他倆的政治主張，在大的方面多半是一致的，而又有差異之處；他倆的關係總的是親密的，而又有矛盾之時。這給歷史研究者帶來種種迷霧。中山先生和太炎先生的真實關係究竟如何？是人們一直關切的問題。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後裔，評價自己的先人，向為大忌。因為歷史科學應「斷感情，汰華詞」，而這是後裔往往難以做到的。但是許多前輩和同仁一再鼓勵我撰文。我當力求忠實於歷史，不為親者諱、尊者諱。至於如尚有感情用事之處和華詞未汰之辭，希望給予批評和指正。
祖父章太炎中年時影。（家藏）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太炎先生在投身革命之前，原是一個學者，曾從俞曲園大師研讀經書，深受傳統文化薰陶，在民族危機刺激之下，遂走出書齋，始贊和維新，繼投身革命，欲以一介書生顛覆滿清三百年帝業，曾被人目為「瘋子」。
當一八九七年中山先生因從事反清革命鬥爭被英國清使館幽禁於倫敦引起海內外譁然時，太炎先生閱西報得悉其事，「問梁啟超：『孫逸仙如何人？』梁云，『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先祖父聽了，「心甚壯之。」暗暗引為同志，說：「竊幸吾道不孤！」這就是太炎先生對中山先生的最初印象。
太炎先生投身救國洪流初期，曾是維新變法的擁護者。失敗，六君子遭戮，先祖父也遭緝捕，被迫避地臺灣，後又轉赴日本，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在橫濱梁啟超家中，第一次見到中山先生。這次會面是短暫的，但他們卻「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為相得」。中山先生說：排滿「即浴血之意」，太炎先生聞之極為讚賞，認為「可謂卓識」，但又認為中山先生「非有實際，蓋不能與張角、王仙芝者也」。
這種一面之交的印象往往是粗淺的，太炎先生事後也承認這一點。在他撰寫《自定年譜》時，他說在橫濱雖然見到中山先生，但尚「未相知也」。不過這次見面，他對中山先生關於排滿就是流血革命之說，深深印入心中。
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相繼慘敗，使太炎先生認識到清政府就是國家衰敗的根源。要救國，變法維新的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方能振興中華。因此，當他從日本返國後，適逢唐才常在上海組織「國會」，鼓吹「一面排滿，一面勤王」，太炎先生大為反感，認為革命不能「首鼠兩端」，於是自剪髮辮，表示了與改良派的決裂，同時撰寫了〈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和〈解辮髮說〉，對改良派進行了批判，他將這兩篇文章寄給了中山先生，並給中山先生寫去一封充滿革命激情的信。信中說：「數年以來，聞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華夏，非斯莫屬。」並希望中山先生「為四萬萬人珍攝」。
中山先生對太炎先生的革命豪舉，極為欣賞，特囑香港《中國旬報》全文刊載太炎先生的兩篇文章和給他的信，並加〈後記〉一篇。〈後記〉說：「章君炳麟，餘杭人也，蘊結孤憤，發為罪言，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士氣大壯，文字之痛，當推此次為第一。」這樁逸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勝利前的十年。
唐才常「勤王」很快兵敗身死，太炎先生避於蘇州一所教會學校──東吳大學，一面教書，一面宣傳革命。不久，又一次遭到通緝，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一九○二年春，太炎先生抵達日本，在那裡再次見到了中山先生。當時中山先生住在橫濱，太炎先生住在東京。太炎先生「常自東京至橫濱，中山亦常由橫濱至東京，互相往來」。中山先生對太炎先生「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由於彼此對革命方略和形勢的看法一致，志同道合，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在中山先生啟迪之下，太炎先生「援引義法，折其非違，而視聽始變」；太炎先生的淵博學問和錚錚骨氣，也使中山先生大為折服。
於是，中山先生集興中會同志百餘人，在中和堂設宴，用會黨內部結盟的儀式，導太炎先生「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樂」，兩人正式定交。席間每人都向太炎先生敬酒一杯，他暢飲七十餘杯而不覺其醉，傳為佳話。從此孫、章結下了深厚友誼。
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定交，也影響了當時一大批留日愛國者對中山先生的看法。當時中山先生在日本「交遊素寡，自從會見定交後，先生介紹英俊留學生之往謁者始漸次多，群士輻湊，陣容益壯，種族大義始震播於學校之間。」於是，在中山先生周圍形成了一個革命群體。
從此，他倆經常在東京對陽館相晤，頻頻商討革命大計。「孫公於開國典制，多與先生相商榷」。他倆一起討論了革命勝利後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太炎先生根據中山先生的設想，制定了一個平均地權的具體方案，即《均田法》，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土地綱領，但卻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較為完整的資產階級土地革命方案。
同時，他倆還一起討論了開國後的建都問題等大事，太炎先生提出「今後建都，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孫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孫公善經畫」。這些重要的討論，為推翻清政府以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描繪了輪廓。
祖父與孫中山合影。
前排左起：孫中山、章太炎、胡漢民。後排右起：朱執信、古應芬、汪精衛。
太炎先生在中山先生的啟迪下，進一步清算了自己改良主義的思想，堅定了革命的意志，修訂了自己的著作《訄書》，終於以一個堅定無畏的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在革命舞臺上。多少年後，太炎先生也不能忘記他與中山先生定交時的一段交往，他說：「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對陽，相知最夙」，乃中山先生也。而中山先生一直珍惜著這種友情，並將他們共同研討的開國典制，融化到他的學說和著作中去。
定交後不久，正值清軍入關明末崇禎皇帝身亡二百四十二周年，太炎先生與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提議東京舉行一次「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以啟發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進行革命鼓動。太炎先生特將這個打算寫信告訴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得訊後極表支持，覆信說他願作為大會的「贊成人」。太炎先生為大會撰寫了〈宣言書〉，他以深沉感人的文筆，飽蘸民族主義激情，歷數了清政府的野蠻、殘暴和無能，號召：「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要求繼承抗清志士的愛國精神，推翻賣國的清政府。
清政府駐日公使獲悉太炎先生等將舉行支那亡國紀念會，驚恐萬狀，於是勾結日本政府強令取消這次集會，並傳訊了太炎先生。可是原定舉行紀念會的那一天，東京上百名留學生還是來到了上野精養軒，準備參加紀念會，「孫中山亦自橫濱帶領華僑十餘人來會」。但遭到日本政府派出軍警的干涉，致使會議無法進行。於是中山先生提議把紀念會改在橫濱永樂酒樓舉行。
是日下午，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等六十多人，來到橫濱，在永樂酒樓以聚餐形式舉行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會議由中山先生主持儀式，由太炎先生宣讀〈宣言書〉。整個會議禮隆典重，氣氛莊穆，使民族主義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每一個到會者。「是晚，興中會仍在此樓公宴太炎等，凡八九桌，異常歡洽。總理(即中山先生)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凡七十餘杯殆盡，太炎是夕竟醉不能歸東京」。
由於中山先生在橫濱補行了紀念會，並將會議的報導及〈宣言書〉，及時刊於革命機關報《中國日報》，使香港等地革命知識分子大為振奮，紛紛響應，也舉行了類似的集會，使海內外反清鬥志為之一振。這次紀念活動是我國留日學生在海外第一次有組織的反清革命行動，也是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親密合作的產物。
隨著形勢的發展，先前一部分維新人士，認識到改良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遂摒棄了原來改良道路轉入革命的行列；有一部分人則認為維新失敗，罪在慈禧太后身上，光緒皇帝還是「聖明」的，因此他們把希望放在君主立憲上，康有為和梁啟超是這些人的代表。梁啟超把當時國家積弱的根源，說成是由於慈禧的獨裁和全體國民的「奴性、愚昧、為我、怯懦、無動」六大弱點，造成了中國的落後，如果光緒的新政沒有這些阻撓，中國早就可以與各國列強並駕齊驅了，所以中國的出路，在於推翻慈禧，讓光緒重新執掌朝政。
康有為則鼓吹「中國只可能行立憲，不可行革命」，說什麼革命將「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並胡說什麼滿漢早已平等，反對種族革命。這些保皇派的理論，在當時，特別在海外華僑中間頗為得勢，華僑們紛紛解囊支持保皇派，而中山先生的興中會的影響還遠不及保皇派。這嚴重地阻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
中山先生與太炎先生深刻地認識到要革命成功，只有廓清莠言。中山先生後來回顧說：「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保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的。」當時，太炎先生奮筆撰寫了〈正仇滿論〉，肯定了光緒百日維新的功績，但又指出新法斷不可能實現，因為整個滿族統治集團絕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的利益，而
絕不是慈禧一人反對而已，況且光緒一旦得政，也必然沿用舊法自保利益。因此中國出路，唯有革命。不經革命，立憲就是空話。整個滿清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已「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這篇文章，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篇公開駁斥保皇派言論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公然批判滿清王朝和光緒皇帝的文章，使保皇派的言論頓失光彩。從此揭開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
以後，太炎先生又撰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駁斥了他們吹捧光緒所謂「聖仁英武」的讕言，直斥光緒為「載湉小丑，不辨菽麥」，並熱情謳歌了革命，他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在黑暗的封建皇權絕對統治下的中國，太炎先生敢於直斥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為「小丑」，又以革命的真理，把君主立憲的謬論駁得體無完膚，這是需要很大的膽識的。故舉國為之大震，連當時一些封建老儒也欽佩文章之鋒利，使海外華僑紛紛由保皇轉為擁護革命，從而大大動搖了清政府賴以維繫其統治的理論基礎。
祖父〈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手跡。
太炎先生的革命言論，導致了清政府對他的進一步迫害。
一九○三年，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在上海將太炎先生和鄒容逮捕入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蘇報案」。清政府本欲以滬寧鐵路主權為交換，引渡太炎先生和鄒容，後又準備派兵劫牢，必欲殺太炎先生而後快。不料清政府的鎮壓，反而激發了人們對革命的同情，促進了革命浪潮的高漲。在中外公正輿論壓力之下，太炎先生由「終身監禁」改判為「服刑三年」。中山先生對「蘇報案」深為關切，並給予了高度評價，說：「蘇報一案，章太炎、鄒容以個人和清政府對訟」，「於是民氣為之大壯」。
太炎先生在獄中非常懷念中山先生等戰友，特致書中山先生，請張繼帶往日本。信上尊稱中山先生為「總統」，希望他不僅要注重領導華僑和會黨，還要注重對留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領導。在中山先生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前九年，即稱中山先生為「總統」，可見當時他對中山先生的愛戴，並寄予厚望。
正當太炎先生囚於西牢之際，章士釗根據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編寫了一本《孫逸仙》的書，介紹革命家中山先生。太炎先生欣然為該書題辭道：
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揜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人視茲冊。
當時在國內，很多人對於中山先生還不夠了解，正如章士釗所述：「其時天下固懵然不知孫氏為何人也」，所以《孫逸仙》一書出版，大大有助於人們對中山先生的了解。
「蘇報案」的結果，與清政府的初願完全相反，大大激發了人民反清的情緒。不久，華興會成立於湖南，光復會誕生於上海。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興中會、華興會並聯合光復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一個政黨─同盟會。中山先生就任了同盟會的總理，並通過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從此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太炎先生刑滿釋放，中山先生特地派龔煉百、時功玖、胡國染、仇亮等人專程從日本到滬，迎接太炎先生出獄。當天，蔡元培、于右任、柳亞子、朱少屏、劉道一、熊克武、但燾等十餘人，也一起趕來迎接他出獄。當太炎先生走出牢門，大家鼓掌歡迎，一齊乘馬車至吳淞中國公學。當時熊克武問太炎先生：「你準備去哪裡？」太炎先生說：「中山在哪裡，我就去哪裡。」同盟會總部代表即代表中山先生邀請先祖父赴日本，太炎
先行馬上表示：「孫逸仙與吾輩同氣，允宜合作。」當晚就隨同盟會代表東渡日本去了。
太炎先生抵達日本後，即由中山先生主盟，正式加入了同盟會，並擔任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總編輯和發行人，成為革命黨的發言人。當時《民報》正與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機關報《新民叢報》繼續大論戰，論戰的焦點是要不要進行暴力革命，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要不要進行土地問題為核心的社會革命。
太炎先生以他滿腔的熱情，淵博的學識，犀利的文筆，投入了戰鬥，發表了〈討滿洲檄〉、〈定復仇之是非〉、〈排滿平議〉、〈中華民國解〉等一系列戰鬥的文章，並就革命黨的自身建設，革命者的道德，國家政權的理論，以及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哲學和理論體系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駁得保皇派敗下陣來。《新民叢報》從此一蹶不振，只好關門停辦，使革命黨取得了大論戰的勝利。中山先生曾高度評價太炎先生主《民報》筆政的貢獻，說，「《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在《民報》創辦一周年之際，中山先生在東京錦輝館召開了慶祝會，六、七千留日學生參加了這次集會。這是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與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的最盛大的一次集會。會議從上午八時開到下午二時。會上，中山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重要演說，太炎先生宣讀了〈民報一周年紀念會祝辭〉，並針對當時有些革命者的思想發表演說，指出革命者必須把「依賴督撫的一念，早早打消」。這兩個演說，受到與會者的極大歡迎。
太炎先生這時是第三次流亡日本。在他主持《民報》期間，就住宿在《民報》社，即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而中山先生的住址就在牛込區築士八幡町二十一番，相隔不遠。這時太炎先生幾乎每天要步行到中山先生住所，與中山先生一起商討革命大計，黃興先生也幾乎每天前來參加討論。
他們一起就推翻清政府的方針和策略，作了詳盡的討論，共同制訂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軍政府宣言〉、〈軍政府與各處民軍之關係條件〉、〈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略地規則〉、〈因糧規則〉、〈安民布告〉、〈對外宣言〉、〈招降滿洲將士布告〉、〈掃除滿洲租稅釐捐布告〉等十四個重要文件，其中有些還是太炎先生執筆成文的。這些文件，是孫、章、黃合作的結晶。當時人們往往把「孫、章、黃」並稱。中山先生作為大革命家，黃興先生作為軍事家，太炎先生作為宣傳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但是，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的關係，也並非萬里無雲，而是有過陰影和波折，而且還出現過多次。
對於他倆的矛盾與分歧，人們議論紛紛。其實，革命過程中同志間出現一些矛盾和分歧，本是很難避免的。例如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曾為《民報》經費的分配、《民報》的停刊與復刊、起義的地點和革命的策略，以至武器的選購等問題上，都發生過分歧。
重要的是，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宗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先天不足，從一開始就帶著明顯的脆弱性和動搖性，使正常的爭論夾雜了宗派的觀念和地方主義，也就使正常之爭變得不夠正常了，導致了同盟會領導者之間的隔閡，以及同盟會與光復會的矛盾等等。
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的分歧，個人應負的主要責任是，在爭論中夾雜了個人的意氣，在敵人的挑撥、內奸的煽動下，又把個人意氣變為個人攻擊，甚至是人身攻擊，鑄成親痛仇快的事情。至於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各應承擔多少個人責任，我認為沒有必要去劃分。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我以為先祖父太炎先生應承擔多一些。因為先祖父稟性耿直，脾氣倔強，書生意氣，容易衝動。這種性格，在對敵鬥爭中，可以成為一往無前的氣概；在同志間的矛盾和誤會中，也會變得易挫傷同志。
總的來說，我們沒有必要糾纏這些個人的責任，因為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事後都深為這些風波感到後悔。
有一度紀念辛亥革命還是將「孫中山、黃興、章太炎」作為三位代表人物共同紀念的。
從家裡迄今保存的先祖父太炎先生的遺物中，還有當年他發表在〈日華新報〉上的〈偽《民報》檢舉狀〉原件，但文中有涉及中山先生等人的地方，他於事後都用濃墨一一塗去了。中山先生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在回答蔡元培誰可以入閣的問題時，談到一度與他關係鬧得很僵的太炎先生，他說：「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絕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指出太炎先生「可以入閣」，而康有為、梁啟超則「不能入閣」。
他指明了爭吵的性質，充分顯示了中山先生寬闊的胸懷。中山先生在給陳炯明電報中，更是重申了同盟會和光復會的關係，指出「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為革命黨的團體」，「兩會欣戴宗國，同仇建虜，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縱前茲一二首領政見稍殊，初無關於全體。」這裡，中山先生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一切正如吳玉章前輩所說：「我覺得孫中山既無過錯，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諒。」所以，一切人為地誇大這些矛盾與分歧，都是沒有意義的。縱觀他倆一生交往，陰影只是暫時的和次要的，合作和友誼是主要的和始終的。尤其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他倆總是站在一起的，這才是主流，這才是本質。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中國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學者──章太炎 與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孫中山、黎元洪有過交情 早期反對滿清政府，後來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 晚期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 一生特立獨行，堅持自己的革命理念， 並不被時代的風向潮流所左右。 透過章念馳執筆撰述祖父章太炎的生平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論述了「學問家的章太炎」和「革命家的章太炎」 提供讀者一個全面了解章太炎的最新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