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百年來「元朝」、「明朝」為人所熟悉的樣貌，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改變。民國初立之際，那個有「皇帝」的中國像是負面的集合體，過去就是「黑暗」、「封建」、「落後」、「專制」的代名詞，而民主共和的體制與憲法則是解救國家的萬靈丹。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1895-1990）形容元朝是「暴風雨之來臨」，明朝則是「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很能夠代表從政治角度評價傳統中國的一種看法。
元朝、明朝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
近來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竹山《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的導言〈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總結幾十年來明清史的研究取徑，指出研究者的眼光逐漸轉變，從經世濟民的政治議題，走入庶民文化生活的精神世界。
當代研究者所著眼的過去，不只是紫禁城裏頭的故事。事實上，如果我們仍然倚靠「錦衣衛」、「宦官亂政」、「皇帝不上朝」幾個關鍵詞書寫明朝，那麼宮廷裡的陰謀仍舊是主角。一本書只有帝王將相粉墨登場的英雄事蹟，既無法滿足讀者的胃口、研究者的野心，也忽視紫禁城外廣闊的世界，遠比想像要來得遼闊。
著名史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近又有新作於臺灣問世，這本名為《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的著作是哈佛大學《帝制中國歷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叢書的一種，時間上起元朝（1271-1368），下迄明朝（1368-1644），貫穿兩個朝代，共四個世紀。（此前臺大出版中心已出版了叢書的最後一本，即羅威廉（William Rowe）執筆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作為該系列之一，卜正民以其流暢的筆法，宏大的敘事視野，綜合晚近學界關於元、明史的研究，從多個面向闡述元明兩代中國的歷史。
《掙扎的帝國》作者Timothy Brook
卜正民延續《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以來的風格，《掙扎的帝國》的目標不是以政治事件為中心的故事，本書的特色是文化史的考察，以及全球史的視野。書中的舞台不侷限於宮廷一隅，作者帶領讀者翻出宮牆外頭。
限於筆者學力不足，以及本書大部分的篇幅以明代為主，以下主要討論書中關於明朝的部分。
本書之所以將元朝、明朝作為討論的時段，不妨借用書中的引子說明。本書伊始，作者舉出「龍」這富有神秘色彩的物種，牠貫穿全書，可以說是第一個關鍵字。稍稍翻閱史書，元明時期，龍在各地現身，帶來形形色色的災異，諸如乾旱、水災、瘟疫，都有龍的蹤跡。
作者的用心當然不是真要探究「龍」的來歷，正如他所說的：「元、明兩代的人是否相信龍真的存在，其實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背後的意義，龍「代表當時極端異常氣候的現象」（頁34）。「氣候」是貫穿元朝、明朝的重要因素，作者強調這個變因「塑造這四個世紀的歷史軌跡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程度不亞於1271-1644年之間，28位在位當政皇帝的個人性格與熱情。」（頁38）極端氣候，或更準確地稱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在這四百年幾次席捲中國，考驗當時統治者與平民百姓的智慧。透過作者整理的表格，能夠清楚地說明元明兩代面臨的災難：
我們對極端氣候的影響並不陌生，近來臺灣居高不下的菜價，很能說明寒害的威力多麼驚人。更別說距今數百年前的中國了，乾旱水災不斷，直接導致農產量大減，居民流離失所；同樣出於氣候的關係，疾病開始蔓延，當時沒有中央氣象局以及健保制度，遭遇天災的措施只有兩項方案，有能力的人舉家遷徙，沒能力的撐下去與天搏鬥。
政府當然不會坐視不管，經由本書第二章〈規模〉、第五章〈經濟與生態〉的討論，可見元朝、明朝的人口狀況、城市發展，也討論官方如何解決相應而生的問題。
過去被視為「斷裂」的兩個朝代，在作者筆下，他們一同為了加快訊息傳遞的速度，致力於架設「物流網絡」（驛站、急遞鋪）。明朝為了掌握人口而編修「戶口名簿」（黃冊），地方上眾多「穀物銀行」（糧倉）則在荒年來臨時，將米穀借給百姓，以求一起度過災難。《掙扎的帝國》談的不只是氣候，也談當時的人們怎麼大量開發自然資源，導致明初現身北方的老虎，逐漸往南退卻。沒有節制地消耗環境資源，使得極端氣候的力量更顯強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明瞭氣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才帶領我們走進當時人的生活中。本書深入地介紹家庭、信仰以及物質的文化。得力於明代豐富的文獻，觸及這些議題時，討論的方式絕非條列式地陳述，而是藉由當時人物的日記、文集，展示一個活在明朝的男人如何生活，如何投入科舉；一個女人可能碰到那些問題，她們如何婚嫁，如何在喪夫後安排人生。
關於信仰的章節也不只是觸及佛教、道教與基督教，還關乎這些宗教信仰帶來的影響。例如明朝中期以降，伴隨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的，除了耳熟能詳的自鳴鐘、版畫外，西式的「世界地圖」也進入明朝人的世界。
明朝的讀書人因襲著過去的觀念，與傳教士「地球是圓的」不同，當時相信「天圓地方」，大地是平整的、方正的。流行於明朝晚期的《萬寶全書》（可以理解為一種百科全書）用最直觀的方式呈現這個概念：
我們先看圖上的文字，右上角寫著「天圓如倚蓋」，左上則是「地方如棋局」，意思是說天像是一個很大的圓形罩子，蓋住大地，而這個「地」如棋盤一樣方正。如此再看圖就清楚了，圖中外圍圓圈就是「天」，圓內方正的山、海、陸地，也就是古人所理解的「大地」。
在這樣的認識下，傳教士在明代來訪的影響可以說是衝擊性的，他們帶來的科學可能只被視為「奇淫巧技」，展示較有效率的的工業技術。相形之下，西式地圖則是為某些讀書人打開眼界，擴充了他們的世界觀。
作者筆下的明朝晚期是個活力充沛的時代，傳教士帶來的知識深刻地影響部分中國讀書人，基督教信仰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打開了明朝人的眼界，地圖上標示的新世界不只是知識，對於沿海居民而言，那是一個觸碰得到的財富。本書的第八章〈南海〉，作者也用上了《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的主角，那張滿布迷霧的明代地圖。關於此書，筆者曾有觸及，在此不再贅述（見：「從牛津大學到南中國海：藏在一幅地圖中的歷史密碼」）。簡單地說，《掙扎的帝國》屢屢揭示傳教士、科學、地圖，帶來的不只是看得到的改變，更是當時中國透過海洋與世界各地「聯繫」，沒有這些看不見的管道來往於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產於玻利維亞、墨西哥的白銀如何成為明朝的貨幣，一張張西式的「世界地圖」怎麼可能在中國出版，攤放在中國士人的書架上。
圖出自《掙扎的帝國》
如果將目光轉到中國境內，一樣充滿生機，例如晚明的出版業十分興盛，市場導向的商業出版取代學術文集的地位，出版界的寵兒是通俗小說《三言》、《二拍》，是戲曲話本，是醫藥大全，是有血有肉的庶民社會。如《萬寶全書》這樣面向一般讀者的著作紛出，那是傳統中國出版業的高峰。日本學者大木康在《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中用一幅圖說明這個變化：
過去的設想是，隨著科技進步，以及史料越近保存越好，應該是時間越近的文獻，數量越多，這個概念就是圖A。然而，事實是今日能夠看到的古書，甚至是宋朝、唐朝的書，絕大部分都是明朝出（再）版的。如圖B所示，直到帝制中國的後段，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之後，出版業有了爆炸性的發展。《掙扎的帝國》第八章討論的〈物事〉，包含書籍、翰墨、傢俱、瓷器，這些絕大部分都是消費性的奢侈品，而不是僅僅要滿足生活最低限度的商品。在這個政府、百姓與極端氣候拉扯的時代裡，人民也努力生活，享受生活。
圖出自《掙扎的帝國》
然而，明朝在萬曆年間（1573-1620）兩次嚴寒的打擊後，禍不單行，迎來更為慘烈的寒冬。作者強調，自1629年起，直至明朝1644年滅亡前夕，酷寒絲毫沒有消止的預兆。最後一章〈崩潰〉指出，極端氣候帶給明朝上下莫大的打擊，同時外患四起，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屢屢南侵。可怕的是境內農民流離失所，最後聚眾為盜，成為流賊。如作者所說：「明朝的傾覆，是一段許多歷史交疊匯聚而成的敘事：它是滿洲帝國在北方邊境擴張的歷史，是自十四世紀以來中國爆發最大規模民變的歷史，是明朝國家體制分崩離析的歷史，也是一段異常氣候時期的歷史。」（頁414）從萬曆年間兩次天災，加上崇禎年間（1628-1644）的酷寒，最終明朝在內憂外患，天時不利的情況下，明亡清興。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共479頁的作品，可以說頗具份量。書中時時可見譯者廖彥博精妙的按語，校正若干作者的錯誤。同時譯者也為本書幾處註釋補上出處，並作出考證備查，令人佩服。翻譯工作被不少人視為畏途，特記此事於此，感謝他費心的翻譯，使本書得以與臺灣讀者相見。
最後，本書一些小問題是，作者有時會搞錯部分的細節，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推論不免過於直接，有的段落也沒能註明出處，其中幾處譯按已提醒讀者注意。以下隨手舉兩個譯按之外的例子說明：
（1）關於某些細節的部份，例如第一章〈龍蹤〉，作者引用幾種文獻，強調明朝讀書人對龍的好奇，其中一種是謝肇淛（1567-1624）的《五雜俎》。作者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謝肇淛的《五雜俎》，這是一本關於各類自然世界知識的作品。謝肇淛以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談論各種動物，而開篇的十三則條目都在討論龍。第一則條目將龍這種最有靈性的生物，和最為兇猛的虎做對照：抓到一條龍，可以豢養牠；但如果你抓到的是一頭虎，只能以囚籠監禁牠。第二則條目，他駁斥相士的理論；相士聲稱某人如果具有類似龍之形貌，就必定具備龍的種種威能，謝肇淛對此不以為然。然而，他對相術的駁斥，卻沒有使他隨之懷疑其他與龍相關的傳說。」（頁31）
首先，《五雜俎》並沒有五分之一的篇幅討論各種動物，這本書分成「天、地、人、物、事」五個部分，龍的記載屬於「物部一」的前十三條。物部共有四章，主題依序是動物、植物、食物、物質（如筆墨），物部不是全都討論動物，五分之一的說法過於概略。
其次，《五雜俎》關於龍的第一條記載確實討論龍、虎，但意義與作者的解釋不同。這段原話是「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謝肇淛的意思是龍、虎能夠被豢養或囚禁，都是慾望所致，所以人只要沒有慾望，就沒有東西能夠羈絆牽制，這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訓，而不是真的討論龍、虎。
再次，作者藉由第二則條目，認為某人如果類似龍之形貌，就必定具備龍的種種威能。《五雜俎》的原文是「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此理之所必無也。」謝肇淛並沒有說因此能夠具備龍的威能，只說相術認為面相如龍鳳，是「貴相」而已。
（2）針對一些歷史過程的安排，這個議題較為複雜，筆者略陳己見於此，供讀者參考。以明朝滅亡為例，長期以來，關於「明亡之因」的討論不外乎：萬曆皇帝（1563-1620）怠政（總統不上班）、爭國本（皇家繼承人口水戰）、東林與閹黨之爭（類似藍綠惡鬥）、宦官亂政（與皇帝有特殊關係的團體）、流賊（大規模土匪集團）、滿洲人（少數民族大舉進攻），基本上可以用這幾個關鍵詞概括。作者在書中特別強調氣候扮演的角色，隨之而來的乾旱、水災、疫病等，同樣列入重要因素之一。（關於明末的瘟疫，邱仲麟有〈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探討明末北京瘟疫的蔓延狀況，與官方醫療系統的因應。）
除了氣候因素之外，本書同樣符合這樣的架構，作者形容萬曆皇帝「不但優柔寡斷，在政治身段上也顯得拙劣無能。」（頁394）又強調因為萬曆皇帝不上朝，導致「朝臣們既然與帝國的權力中樞疏遠，於是便做了當人們身處一個經營不善的組織內時，通常會作的事情，用以創造一條打開局面的道路：他們結黨。」（頁168）
明神宗像
學界一直很關心那些原因導致大明王朝的滅亡，最近的一些研究表示，明朝的公文系統發達，皇帝雖然不上朝，仍可以靠奏摺「遙控」朝政。萬曆年間重要的戰爭與政治事件，皇帝都親自下令指揮，並沒有置身事外。至於將黨爭的開始歸之於官員與權力中樞疏遠一事，是否也應該考量到黨爭中不少人都是在朝顯貴，與地方書院遙相呼應。更重要的是，從萬曆到崇禎亡國，歷時72年，這不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明朝遭遇不少考驗，但官方不是被動的等待，朝廷不時想解決問題，大小臣工仍舊辦事。
吳訥孫（Nelson Ikon Wu，筆名鹿橋）曾有過這麼一段反省：「討論晚明時期文章的作家們有一種傾向，便是把大約從16世紀中到1644年明代覆亡為止的這段時期中在中國發生的各種情事，一概著上可稱之為『1644年後』的色彩。這是因為他們心裡老是想著1644年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故……並且將當時其他一切事故都與政治的失敗牽上關係。」（語出：〈淡於政治而熱衷於藝術的董其昌〉）從這個角度思考，本書以全球史、極端氣候的視角討論明朝滅亡，別具新意。然而，作者也承認明末的狀況已「有鑑於環境如此，很難想像局面會有甚麼不同」，意即明朝官方那怕再有甚麼努力，皆無法產生作用。氣候因素究竟是為1644年的必然滅亡添加一項因素，或是正因為氣候的因素，導致明亡？維持276年的帝國何以一夕崩塌，未來值得在納入氣候的因素後繼續思考。
綜而言之，本書文筆甚佳，深入淺出，得以雅俗共賞，尤其對元明史感興趣的朋友，作者以風趣的筆觸綜合十幾年來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