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作為上蒼的造物，龍是皇帝的個人象徵。
只有在皇上與其直系子孫居住的皇宮，才有那道九龍照壁，能夠抵擋外來的邪祟。
只有皇室能穿著繡有袞龍的團龍袍，或是使用繪有蟠龍圖樣的瓷器用餐──不過模仿皇室的風潮需求實在太過強烈，以至於繡匠和燒窯匠只好拿掉袍子和餐具上每條龍一個爪子，技術上認定牠們不算是龍，以規避朝廷禁令。
事實上，諸親王、郡王也必須遵循同樣的降級規定：位於大同的代王府裡，有一道修造於一三九二年的九龍照壁，這是明代碩果僅存、位於皇宮外的一處，但壁上所雕之龍，全都沒了五爪。
統治者與龍之間的連結，起點要追溯回奠定中華文明的老祖先，他們打敗了居住在華北沼澤地帶的惡龍，並且將這些濕地開墾為能生產作物的良田，將野獸馴養為家禽。有幾位先王甚至還豢養龍作為寵物。 龍與統治者之間的連結清楚明確，但是在意義上卻有正反兩面。
龍既能展現皇帝的權威，卻也能象徵上天對他統治感到不滿。這就是為什麼龍現蹤值得記錄，甚至應該在史書裡大書特書的原因。大自然的訊息，是一個更大興衰模式當中的片段，如果人們能夠解讀這些片段，其中就能顯示出國運的未來走向。
王朝興衰的循環完成了這種模式。上天將治理天下的天命賦予證明自己有能力擁有它的人，他們或是靠奪取，或是保守住帝位，來證明自己能得天命。當中的邏輯重複，是一句自我循環論證（tautology），但如此做法，仍然極具有說服力。一位享有天命的開國之君，絕不會期待龍的現蹤，而任何聲稱見到龍蹤的人，則正為自己招來滔天大禍。
只有當一個朝代的國運衰退，而開國之君的後人──也就是他所創立的王朝君主，看來即將喪失天命眷佑的時候，龍才會現身。弘治皇帝「龍馭上賓」（騎在龍背上升天，「若有人騎龍入雲者」）──或許是朝廷史官捏造出來的故事──表明他是贏得了上天的恩典，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龍的顯現蹤跡看來是對黎民百姓的警告，要他們團結擁戴天子，而不是對皇帝本人的示警。
明武宗畫像（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當龍顯現蹤跡的次數在繼承弘治皇帝大統的正德皇帝（一五○六至一五二一年在位）時逐漸增加，故事就變得不一樣了。
正德朝的前六年裡不見任何龍的蹤跡，直到一五一二年八月六日，有一條通身火紅的蛟龍在距離山東龍山東北一百六十公里處的上空現身。牠以不祥的姿態由西北往東南方向盤旋而去，然後在一聲震耳欲聾的雷響後，升騰入雲，消失蹤影。不過，牠並未帶來任何災害。
四年以後，一五一七年七月七日這天，九條黑龍在淮河與大運河接匯處現身，造成嚴重的破壞。當牠們從河面吸取大量江水時，一艘停泊在河面的船舶被龍捲水柱捲上了天。船家的女兒當時就在船上，不過龍將船舶席捲上天，卻將這個女童輕輕放回地面，沒有傷害她。
此種怪異的情節，在一年之後再次出現，情形更加惡劣：當時在長江下游地區，有三條口噴火焰之龍由雲端而降，將二十餘艘舟船席捲上天。許多跟著被捲上天際的人落下摔死，但是遠不及驚駭而死的人數。超過三百戶民家被毀，殘骸散布滿地，接下來一連五日，天降紅雨。 前述這些龍現蹤都比不上十一個月後、發生在鄱陽湖面上的一場群龍惡鬥。這次有十二條龍現身，在規模上遠勝一二九七年或一三六八年的那幾次。湖泊裡被淹沒的小島，在暴風雨過後，再也沒有露出水面。
所有人都同意，正德朝出現的龍蹤絕非上天恩惠的徵兆。正德這位皇帝在人們的記憶裡，是本朝最不負責任的君主。沈德符（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二）在他的著作《萬曆野獲編》內，一篇名為〈正德龍異〉的文章裡，對此有一番極為透澈明瞭的詮釋。這些龍的現蹤，並不只是對一位行徑乖張皇帝而產生的普通徵兆，更是對於他的惡劣判斷及其所導致後果加以示警的跡象。
沈德符排列每一次龍現蹤的時機，準確對應皇帝飄忽不定的行跡，包括他的死亡在內，都有相應的龍蹤。正德在長江流域的湖泊上乘小舟釣魚時落水，數星期後死於一場熱病。水是龍特具的元素，沈德符因此大膽推論，鄱陽湖群龍必定和皇帝之死有關。
從那時候開始，在之後的歷代明朝皇帝所遭遇到一個又一個環境或朝政的危機裡，就時常伴隨出現群龍的身影。
正德之後的嘉靖皇帝（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在位）就深受龍現蹤所困擾，特別是在一五五○年代時。可以確認發現時間的龍現蹤共有十八次，留下記載而不能確認時間的次數則更多。一位生活在長江下游的作家蒐集了地方上嘉靖朝龍現蹤的故事，他提及有一回，龍在杭州一名獸醫的家門口前現身；第二次則是在經過杭州外的枋山時，將大片松樹連根拔起；龍第三、四次的現蹤，是在熱浪之中，於蘇州郊外，摧毀二十餘棟民房；第五次，龍攪動杭州的風景勝地西湖，推倒一座鐵塔，傾覆多艘遊艇，並且將一所佛寺的千佛殿化為碎片。
一五七三到一六二○年萬曆皇帝在位期間，龍出沒現蹤的次數就像嘉靖朝一樣頻繁。
特別壯觀的是萬曆朝第二次現蹤，時間是一五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當時有一百五十八條狂暴的龍扯裂了南京以西郊外農村的天空，牠們夷平山丘，摧毀農田，使數千百姓溺斃。群龍持續現蹤，一直到明代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在位時期（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有兩條龍於一六四三年秋天被人們發現，這時正是一段殘暴時期的尾聲，明朝已無法在種種政治、經濟、軍事與環境的危機當中脫身，並於次年的春天覆亡。
明神宗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龍屬於中國歷史，但是牠們也應該被歸類進我們這部歷史裡來嗎？
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那個時候態度認真的史家們，都是這麼認為的。
如果我們翻開元、明兩代官修正史的〈五行志〉，就會發現朝廷修史的編纂者，將龍和蝗災、異常降雪等反常現象歸類在一處。在我第一次閱讀《元史》、《明史》的〈五行志〉時，我覺得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蝗災與降雪，忽略了龍的現蹤。蝗災釀成饑荒，而不按時令突降大雪則可能是氣溫酷寒的證明。那麼龍的現蹤又代表了什麼呢？
正因為當時的史家認為龍值得載入史冊，或許我們能試著用直觀來理解龍對當時的人們具有什麼意義，從中得到若干啟發，也因此而能知道這些龍現蹤事件對今天的我們又可能會具有怎麼樣的意義。
元、明兩代的人是否相信龍真的存在，其實無關宏旨。那時的他們正注意著與其息息相關的事情，而如果這些事情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那麼對我們來說也應該具有意義。要詮釋這些事件的意義，最簡便的辦法，就是以百姓之間大規模的集體歇斯底里現象，來解釋龍的現蹤，可是這並不足以令我們信服。
讓人更加感興趣的做法，是將牠們看做是一種隱喻，代表當時極端異常氣候的現象。按照這樣的看法，一條在海濱翻攪洋面的龍，就變成了一次海嘯；一條以飛快速度穿行通過狹窄山谷的龍，正標定了一次山洪爆發的位置；一條將建築物扯成碎片、化為瓦礫的黑龍，其實就是一道龍捲風；一條吸取江水、連帶將水面上船家女兒也席捲上天的龍，經過重新解讀，就是一條水龍捲柱；諸如此類等等。
但是，將前述各龍解讀為氣候現象，雖然可能是正確的，卻也有風險──可能會錯失人們目睹龍蹤時，在情感或心理，以及政治上所產生的種種衝擊。元代與明代的人們對惡劣氣候的領會理解，其實就和我們一樣，但是當他們見到一次龍蹤的時候，所見卻遠遠超過惡劣的氣候：他們看見的，是一場宇宙天地間秩序的混亂騷動。我們沒辦法只把龍當成龍，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具有的特質，不是當時的人所能具備的特性。
可是，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難道就真的可以免於將我們傾向認定的事情，做出過度引申、不合常理的詮釋嗎？難道我們不是認為惡劣氣候背後意味著全球氣候變遷──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天地秩序混亂嗎？
當然，這些龍不僅只是動物而已；牠們是可怕駭人的生物。
古生物學者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有一次曾經說，恐龍之所以刺激我們的想像力，是因為牠們「巨大、凶猛、而且已經滅絕」。中國的龍也同樣如此，只不過對於元代和明代的人而言，牠們是活生生存在的。事實上，龍在中國的最後一次現蹤，發生在一九○五年十一月的沿海水域，當時距離中國最後一個帝國──大清王朝的覆亡，只剩下幾年時間。發現一條龍的身影，是和一個遠超過自己的力量遭遇。人們不只是見到群龍的身影而已，他們因群龍現身而為之目眩神迷。
換句話說，這些平日肉眼見不到的生物，是主動顯示出自己蹤影的；上天正藉由牠們對人間施以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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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元、明兩代真的有龍存在，我們必須得從頭開始，找出如何將牠們納入歷史詮釋之中、並且對我們產生意義的方法來。
萬曆年間的龍地毯。
（Source: hali.com）
不過，就算牠們不曾真實存在過，這些擬人化的暴風雨也夠真實的了──而人們需要知道關於龍正潛伏在超出視線邊緣外的一切證據，顯示出牠們準備被人們所忘卻，但是同樣也準備好要懲罰那些暴虐貪腐、不恤民瘼的皇帝，因為皇帝犯下這些罪孽，更增添牠們的困擾。
要是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同樣也會看見龍的蹤跡。
即便我們真的只將這些龍現蹤解讀成惡劣的氣候，仍然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出一段中國歷史，讓我們更加貼近人們所經歷的過往歲月。氣候確實是貫穿整個元代和明代的一項活躍因素，它在塑造這四個世紀的歷史軌跡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程度絕不亞於一二七一到一六四四年之間，二十八位在位當政皇帝的個人性格與熱情，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危及統治合法性的危機當中蹣跚前行。
關於龍有一個好處：牠們並不需要人們在不祥的惡兆與惡劣的氣候之間做出區分。這兩者是一體兩面，彼此相互加強。
群龍以駭人又古怪的行徑，向那些生活在這個時期的人證實：這是一段艱難的時代，無論在政治上和氣候上都是如此。
人們對應的辦法，是精心制定各種習俗制度，尋求各種生計策略，以求能擺脫這些艱困情形，並且可以勉強維持正常生活。人們這麼做，就大大改變了這個世界之前的模樣。獨裁政治與商品化經濟是這段時期的兩大路線主軸；這二者在宋朝時就已無人不知，但是現今則不只是在量方面，於質的方面也很大程度與之前不同了。
社會習俗變得五花八門。文化生產為了因應新的目的，而改採新的形式。哲學家們對於諸多思想層面上的設想依據，顯現輕視的態度，而這些設想認定，原先卻是儒家思想的基礎。宋代的宇宙論宏觀思想，現在被人們拋諸腦後。在任何事情看似需要一個好的前例時（例如道德、制度與風俗習慣），宋代在明朝人的話語裡就成了好榜樣，但是這個榜樣對於此時的所有人而言，卻不再具有嘗試將其付諸實現的力量。
往昔歲月令人舒心愜意，但那是想像杜撰。當前則需要另外的理念，好讓下列事項具備意義，這些事項分別是私有財富的擴大、私人感情的培養，以及因為前述這兩個方面發展鼓舞之下，而造成對於仕途功名的疏離。
社會上的菁英與最具聰明才智的人士在熱烈爭辯，到底哪一種信仰對人們來說是重要的，而哪一種則無關緊要，這種情形在明朝的最後一百年當中尤其如此。他們所身處的這個繁榮開放年代，究竟是一個更好的世界，還是一個忙著牟取暴利、自私自利，只會引來道德和政治毀滅的泥沼困境？這是一條向前邁進的道路，還是向後倒退呢？
就在中華帝國內部發生變化的同時，外在的世界同樣也正在改變。
商賈和航海家正將明代中國拉進南中國海周邊的商業貿易網路當中，而除此之外，還延伸到印度洋與大西洋。一個全球經濟格局正在成形，而不論明朝對此是否知情，它本身也正在崛起，成為這個經濟局面底下的關鍵參與者。可是，環境、政治、軍事等災難強力匯聚在一起，共同對向前邁進的道路構成阻礙。
大明王朝的末日於一六四四年來臨，這個王朝的終結者並非來自海上，再一次從北方草原而來。不過，這只是明朝的末日，卻不是帝國體系，或是文化傳統這個作為王朝支撐力量的終結。
這個故事，伴隨著飛快出入於故事內外的龍，會一直持續，直到二十世紀。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 》卜正民主編哈佛大學《帝制中國歷史》叢書， 其中親自執筆的《掙扎的帝國》 可說是他最重要的元明研究著作。 從氣候遽變的觀點出發， 探討元明帝國的發展與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