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牧原憲夫
明治十四年政變中被驅逐的明治政府參議大隈重信（竹耙子）和福澤諭吉幫的官吏（假面福神）。（《團團珍聞》，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尚未成熟的天皇
一八八〇年前後，自由民權運動風起雲湧，明治政府方面的情況又如何呢？
明治政府當初並非根據明確的國家構想建立，而是由各方倒幕勢力湊合而成。後來，經過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圍繞「征韓論」的對立，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人的下野，以及一八七六年清除強烈批評歐化政策的島津久光以及要求開設議會的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掌握了政策決定的主導權。西南戰爭的勝利消除了武力推翻政府的可能。
但是，隨著一八七七年木戶孝允病故以及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殺，明治政府失去了關鍵人物，再加上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此時的明治政府雖然以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為中心繼續運轉，但陷入了內部矛盾和混亂的狀態之中。當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天皇親政問題、財政問題和憲法問題這三大方面。
虛歲十六即位的明治天皇此時已成為二十來歲的青年，但是作為君主來說，他仍然不成熟。據說他的侍從長提醒他要關心政務，不要只顧騎馬、喝酒（一八七四年十二月）；還有人擔心他「以總體遲鈍之天資執一統之要恐有不及」（元田永孚給下津休也的信，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二日）。尤其是西南戰爭一開始，或許是出於對西鄉隆盛的感情，天皇採取了放棄政務的態度，拒絕與大臣、參議見面，不參加內閣會議。在這種情況下，一八七七年十月，為「培養君德」新設了侍補職位，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人被任命侍補。
元田永孚是出身於熊本藩的儒學家，他的理想是實行從儒教出發的德治；佐佐木高行是出身於土佐藩的國學家，他曾參加岩倉具視的使節團，知道歐美的實情，但是和板垣退助等人意見對立。元田永孚和佐佐木高行都反對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因為後者推行激進的文明開化政策，同時，他們也不反對暗殺大久保利通的「斬奸狀」上對當時部分大臣和參議控制政治實權、浪費國家財富的指責。
但是，佐佐木高行等人對於有那麼多的人認可對大久保利通的暗殺行為感到震驚，他們向天皇強烈進諫，要克服這一危機，不能將權力完全交給大臣和參議們，天皇自身應該參與政治、進行「親政」，這樣做的話，親信也不會再被暗殺。據說天皇含著眼淚回答道：「所言極是，本皇當注意」。（一八七八年五月，《保古飛呂比》卷八[1]）侍補通過所謂「內廷夜話」[2]等途徑，逐漸與天皇之間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
天皇親政運動
此時天皇也開始根據巡行地方（參見第六章）中的所見所聞開始批評西歐化政策，要求「勤儉愛民」。一八七九年八月《教學大旨》出台。在《教學大旨》中天皇要求，應抵制西洋風氣，以建立在仁義忠孝的儒教精神基礎上的德育作為教育的根本。同時，他對任用井上馨擔任政府參議一事也很不積極。天皇的這種言行背後有侍補們的影響。[3]侍補們還要求天皇同意他們出席內閣會議。由此可見，所謂「天皇親政」實際上是保守的侍補想要擁戴天皇來主導政治。
右大臣岩倉具視和伊藤博文歡迎天皇關心國政，但是認為承擔政治責任的是大臣和參議，拒絕侍補參加內閣會議。針對《教學大旨》，伊藤博文向天皇提交了《教育議》，表達了與《教學大旨》的不同意見。伊藤博文認為，西洋技術為國家發展不可缺少；因為剛剛改變封建鎖國政策不久，所以目前出現的傳統道德的混亂狀況難以避免；國家不應該制定類似「國教」那樣的東西來介入個人的道德。
但是，「天皇親政」是明治維新的基本出發點，要保證明治政府的正統性的話就不能否定「天皇親政」。實際上，《教學大旨》成了天皇介入教育行政事務的先例，它推動了教育政策的轉向，此後的教育行政更加重視修身，並且加強了對教科書的管理等。一八七九年十月，政府堅決廢除了侍補制度，但是，天皇要求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人今後繼續暢所欲言；並且天皇在做重要決斷前，仍然徵求他們的意見。由此可見，天皇身邊親信的影響力已逐步增強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另一方面，岩倉具視則認為，根據太政官制，只有大臣才能輔佐天皇，因此，不要說侍補了，連伊藤博文之類的參議都不應直接向天皇表達意見、決定政策。不僅如此，岩倉具視和伊藤博文在華族的待遇和人事安排方面也存在矛盾。一八八〇年二月，天皇和岩倉具視想要讓佐佐木高行擔任文部卿，同時取消參議兼任省卿（各部門長官）的做法以使參議專注於政策制定，但是伊藤博文表示反對。天皇很氣憤，因為這樣一來就等於參議可以兼任大臣了。但是他也沒有辦法，因為在當時，離開了那些參議，政治就無法進行。
隨著天皇對於政治的關心程度越來越高，天皇（宮中）和政府（府中）的關係出現緊張，圍繞著誰來掌握政治主導權，大臣、參議和天皇身邊親信這三者之間開始產生複雜的對抗關係。
舉外債還是增稅
財政問題更是造成了政府內部的深刻對立和混亂。為了籌措西南戰爭所需軍費，政府增發了四千二百萬日元的紙幣；此外，為了處理原來武士階層的俸祿問題，還發行了一億七千萬日元的公債；再加上眾多國立銀行發行的紙幣，通貨膨脹快速上升。大米價格從一八七七年的每石五點三日元，迅速漲至一八八〇年的每石十點六日元。但是，作為政府主要財源的地租收入卻因為在地租改革中凍結了地價，以及在一八七七年將地租從地價的百分之三減少至百分之二點五，減少了近一千萬日元。與此同時，因為通貨膨脹，政府的年度支出又不得不增加。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紙幣發行數量也一再增加。
雪上加霜的是，貿易也出現大幅度赤字。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七年累積貿易赤字折算成銀元相當於六千五百萬日元，如果加上進口商品運費的話，實際赤字據說超過一億日元。貿易赤字導致本位貨幣（金幣和銀幣）流出以及紙幣大量發行，結果使得兩者的價格失去平衡，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一八七七年一點零三日元可以兌換一日元銀幣，到了一八八一年則需要一點七日元。
時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認為，如果國內產業發展、出口增加的話，本位貨幣也會增加，通貨膨脹就會收斂，於是決定即使增加紙幣的發行量也要推進勸業政策。當然對於通貨膨脹他也不能放任不管，一八八〇年五月，大隈重信建議發行五千萬日圓的外債，以增加本位貨幣，並在此基礎上一舉取消紙幣，同時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但是向外國大舉借債會削弱國家的政治地位，因此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人表示反對。岩倉具視更是憤怒地說，借那麼多外債的話，還不如將四國或者九州賣掉。民權派也在國會期成同盟提出的《請求允許開設國會請願書》等文件中批評此事「與國家存亡攸關」。但是，在以黑田清隆為首的薩摩藩參議以及陸海軍中，有很多人支持大隈重信的積極財政政策，認為其有利於推行原來的武士階層創業和擴充軍備。雙方意見對立，沒有形成結論。
在此情況下，岩倉具視請求天皇作出裁決。
此時，前一年來到日本擔任顧問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向天皇提出忠告，說明了借外債的危險性，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等人也表示反對，於是天皇沒有同意大隈重信提出的舉借外債的方案，天皇的決定符合岩倉具視的願望。那麼，該如何解決通貨膨脹和財政困難呢？內閣想了個臨時的辦法，要求政府各部門削減總計三百萬日元的財政開支，但是這一削減預算的要求遭到中央政府機關各省的抵制。
在這種情況下，「繳納大米論」被提了出來。所謂「繳納大米論」指的是，讓繳納地租者用大米來交地租，政府收進大米後高價出售，這樣年度財政收入就會增加。岩倉具視和來自薩摩藩的參議們贊成這一主張。他們並不關心士族和政府的經濟困難，他們焦慮的是，農民因為大米價格飛漲而「暴富」，變成了「奢侈懶惰、遊手好閒」之徒。
但是，這回因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和井上馨等人的反對，這一主張在內閣會議上根本不可能通過。最後，天皇也表示，在發佈佈告、宣佈一八八五年之前維持現有地租不變後不久，便恢復過去那種繳納實物（大米）地租的做法，「令人不免擔憂農民造反」，於是繳納大米地租的主張被否定。（一八八〇年九月，《明治天皇紀》卷五）
當各方意見僵持不下時由天皇來做出裁斷，這一做法過去在明治六年政變時出現過，當時政府內部圍繞是否動用武力迫使朝鮮開放門戶的問題出現過激烈的對立。而今不斷依靠「聖上的裁斷」來解決內閣內部的分歧，結果使得內閣在作出重要決策的時候已經難以無視天皇的意志。
諷刺政府被「願猛蛇」（要求開設國會者）、「人身背猴」（背離政府者）和「艱獸經犀」（財政困難）所困，進退維谷。（《團團珍聞》，一八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然而，對於應該如何應付財政困難，天皇及其身邊的親信除了「勤儉節約」之外，其實也拿不出甚麼好主意。於是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決定，先採取增加酒稅和地租的地方稅部分、出售政府所有的工廠等措施再說。但是，在當時已經很難繼續推行財政緊縮政策，而增稅又會擴大對於政府的不滿。（圖2 – 1）就像在西南戰爭中《靜岡新聞》所預言的那樣，要擺脫財政的困境，就必須通過某種形式獲得國民的認可，這一點在當時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
[1]《保古飛呂比》又稱「佐佐木高行日記」，由佐佐木高行晚年將自己的日記、書簡和政務記錄等委託他人整理編撰而成。
[2]「內廷夜話」指與天皇的交談。
[3] 據說《教學大旨》的實際執筆者是元田永孚。
本文摘自香港中和出版之《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2卷《民權與憲法》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結束後， 日本國內要求開設議會的呼聲高漲，自由民權運動席捲全國。 在此背景下， 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發佈， 一八九〇年，召開了帝國議會。 這一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現代歷史的起點， 日本的國民國家和競爭社會正是在這一時代確立的。 本書從政府、 民權派、民眾三極對立這一新的視角對這一時代展開描述， 係作者在長期專門研究基礎上為一般讀者而作， 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力， 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