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佑驊、林雅慧、齊藤啟介
殖民者眼光凝視下的「台灣」，有一套特定「觀看台灣的方式」；做為他者的台灣，在各個時期裡也呈顯出不同的時代特性。
明治時期著重在確立統治權的視覺論述，因此，象徵舊朝（清朝）統治範圍的「城門」圖像出現比例甚高；大正時期的各項建設、治理成果，顯明展示了統治者帶來的文明與近代化後的台灣樣貌；隨著觀光開展，昭和年間的寫真帖再現了越來越多觀光屬性的「台灣」風景。
另一方面，強調產業與交通的視覺元素更擴張了，尤其是進入戰爭期間的台灣成為宣揚南進基地的形象。至於懸置於時空脈絡裡等待編制的蕃族、台灣風俗，則填補了台灣整體框架裡空缺的原生台灣、傳統台灣，它也成為殖民者為了更確立統治經營地位的對照圖像。
想要瞭解這一套觀看台灣的方式，可以先從殖民眼光的「巨視」與「微觀」角度來分析。
同樣出現在《台灣的展望》與《台灣的風光》中的〈台灣名勝略圖〉，
在視覺上以區塊並置台灣本島與日本，
營造殖民地與母國的「整體」感。
出處：《台灣的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台灣視覺的構築：鳥瞰之景
全景式鳥瞰圖，是以鳥瞰視野的方式將一地的所有物納入繪製。它雖是美術創作，卻相當程度地再現繪製者編制一地景物的論述。《台灣名所寫真帖》就是以「全景鳥瞰式」的視角，承接殖民官員及殖民建物象徵，展現了殖民視線（意即殖民權力）可及的範圍。鳥瞰式視野的背後，反映出「希冀將一地所有一切包攝而入」的思維。
「台灣鳥瞰圖」，始自荷蘭人繪製的安平熱蘭遮城圖像，清代則有各樣台灣輿圖，日治時期則以1930年代吉田初三郎所繪最著名。
日治台灣寫真帖，視覺上揉合了巨視和微觀的構圖。不僅架構出視覺可見的「台灣」，並使視覺轉化為可切割、可編制的地理空間，有些藉由目次的明確羅列，以行政州廳做為分割單位，有些則隱含行政州廳做為順序的編排方式。
台灣寫真帖所形構「台灣」的視覺論述，可由兩種視角理解：其一為「巨視」眼光，與縱貫鐵路通車、溝通全島密切相關；其二為「微觀」凝視，由於巨視所及的台灣無法滿足帝國的眼光，因而透過更細微、綿密的各景點的觀看、挑選、佈置成所謂「台灣」的全貌。
巨視眼光
1908年4月20日，台灣的縱貫鐵路全線完工，10月24日舉行開通典禮。相隔三年，台北活版社於1911年出版的《台灣寫真帖》首揭頁「台灣全島圖」，很詳細羅列鐵道沿途要地的里程數與交通方式（人力轎、輕鐵等），並標示出山、川、州廳舍、名所、溫泉。
1926年（大正十五年）統計時報社發行《台灣風景寫真帖》，在封面上放了一張全台「台灣鐵道」圖。1931年（昭和六年）《台灣最新紹介寫真集》所附台灣全島圖，以不包含日本本國地圖的「台灣全島（包含澎湖、紅頭嶼）」交通路線圖和各地標的為內容；1934年（昭和九年）《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以「台灣地形大觀」呈現了「巨視」眼光下的台灣。其餘昭和時期的寫真帖所附「台灣全島圖」，極鮮明地對應了觀光開展和觀光景點的宣傳。
《台灣的展望》（1932年，昭和七年）、《台灣的風光》（1935年，昭和十年），因編者同為山崎鋆一郎，因此使用同一張〈台灣名勝略圖〉，在全島鐵道路線圖特別以八個小圓圈標出八處名勝：「北投溫泉」、「草山溫泉」、「角板山」、「日月潭」、「新高山」、「阿里山」、「安平」、「鵝鑾鼻」。
除了1931年（昭和六年）《台灣最新紹介寫真集》和1934年（昭和九年）《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的台灣全圖，其他「台灣全島圖」都在版面上方特地再隔出一個區塊，放上日本與朝鮮、台灣的簡明相對位置與航線圖，這種設計或許為求周全交通航線的說明，但在視覺構圖上也很自然地將日本帝國與台灣殖民地做緊密連結。
其實，「版面特別隔一區塊」原本不是「自然」地理的構圖，若只是將兩塊地理區放在一起，一定會顯得突兀。然而，航線交通的連結性卻很巧妙地「自然化」構圖上的斷裂，使得殖民地台灣與母國日本在畫面上，看起來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整體」。
日治時期鐵道興建的時代意義與歷史評價，與清代劉銘傳尚有許多近代化論爭的討論空間。然而，將日本殖民者興築鐵路，理解為「象徵地理學領域的完整以及帝國權力的延伸與深入」，應該毫無疑義。原本總督府開拓縱貫鐵路是以軍事需求為重，大多採近山路線，但如此與經濟上的需求背道而馳，後來在長谷川謹介的重新規劃之後，於是將「軍用鐵路」調整為具有殖民地特質的「開拓鐵路」。
〈台灣全島圖〉所說明帝國視線下「巨視的台灣」，幾乎與縱貫鐵路通車同時。1908年縱貫鐵路的通車、各車站節點的設立，改變人們生活空間的配置和「地方風景」，使得鐵路沿線開展的台灣，由北而南依序浮現於殖民者的凝視中。更進一步說，隨著鐵道所延伸的殖民意識形態，是以不那麼外顯、而更迂迴綿密的方式「召喚」，使個體進入主體的位置。
資料來源：《台灣風俗と風景寫真帖》，1903。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微觀視野
寫真（攝影）是一種觀看、一種凝視。所謂「凝視」，拉岡（Jacques Lacan）定義為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不是被他人看見或注視而已，而是被他人的視野所影響，在一種想像的關係下，自我如何被放置在他人的視覺領域（field of the others），而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的。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臨床醫學的誕生》與《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裡指出，凝視是一種「建制化」的過程，使得「權力的效果能伸入每個人最細微和潛藏的部分」，這也就是傅柯所謂「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展現，意即「權力無所不在」。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為，意識形態就是一種內在化的凝視，意識形態透過語言或攝影等不同符號，「召喚」個體進入主體，並且被建構、分類。他以人民在街頭聽見警察叫喚或哨音而止步並轉身這個動作為例，認為這個動作就代表了對「召喚」的認可－無論是懷疑或相信。
要瞭解「被選擇的台灣」，就必須以各種代表性的視覺元素，進一步探究「台灣風景」是如何被形構出來的，再以著名的「台灣八景」為例，來分析帝國之眼的凝視，如何建制出一套觀看台灣的秩序。
如果以幾個比較明確的大項目來分析寫真帖，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的《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可以說是「寫真內容分項」脈絡最清楚的一本寫真帖。
這本寫真帖的分項一共有七大類：一地形、二生物、三產業、四交通、五住民、六都邑，第七項包含最廣，為官衙、學校、神社、佛閣、名勝、古蹟。從這些分類項目可以看出兩個重要的面向：這本1930年代中期的寫真帖，結構完整、內容豐富，可視為集明治、大正以至昭和寫真帖大成之作；其次，它所具備的教育功能，可以達到教化、宣傳目的，因此它所構築的「台灣」，也可視為認識台灣的重要基礎框架。
這個「被選擇的台灣」的分類架構，先以「地形」開啟台灣的地理知識，生物、產業、交通等等則是資源調查後的經營成果，而住民、都邑則進一步將人與空間做連結，最後羅列其中的是各種視野所及的建築物、名景勝地，在目次或分類不甚明顯的寫真帖裡，這七項視覺元素的分類框架即使沒有很明確地載明於目次或分類之中，但也隱然可以看出這樣的思維。
以「地形」來看，大抵為河、湖、滝（瀑布）、平原野地、崇山峻嶺，和周邊散佈島嶼的特性，溫泉和水圳建設有時也見於地形篇幅。
地形的特色，特別是以東部海岸、斷崖為代表。「親不知の險」指的是「親不知子，子不知親（親知らず子知らず）」，也就是說這種地形是連親如父母子女都沒有餘裕可以回頭看顧的險惡，日本新瀉縣西南也有這種斷崖地形，對日本殖民者而言，除了讚嘆台灣東海岸自然地形的鬼斧神工，應該也有熟悉親切的地理感吧！
說明：斷崖地形被形容為「親不知子，子不知親」，
事實上是源自殖民者在母國的地理經驗。
（出處：《記念台灣寫真帖》，1915。
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其實可以這麼推斷，採用這種比較式的觀看角度，文化的他者才可以理解。早期西方來台人士如馬偕，也不諱言他所記錄的台灣，許多都是依據出生地的生活觀點來描述的。同樣地，日本殖民者觀看的台灣，也將台灣的種種，對比於日本的標準，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畫家石川欽一郎都有這種觀點。
其他以不同文化來類比的例子，還有如：畫家三宅克己，因為台灣中南部的村落家屋、隨處可見的椰子樹與檳榔樹，讓他想起義大利南部、西班牙和埃及；畫家川島理一郎，因為記錄淡水、安平、高雄一帶古蹟的保存狀況，遊台南而思及羅馬或龐貝城；或是畫家鹽月桃甫踏訪東台灣時，因為望見草原上的水牛群而想起米勒的作品，這些都說明了這種比較觀點。
地形中的山岳寫真，如新高山、阿里山等，象徵意義不僅為壯闊山勢的表現，也是統治者掌握山林資源、山岳命名權的統治權經濟權的表徵。
以「生物」來看，林木、果物也各有不同的意涵。甘蔗是台灣重要出口經濟糖業的來源，寫真中常見甘蔗田與製糖工廠不可分，因此甘蔗的視覺形象與產業經濟的發展密切連結。鳳梨、芒果、椰子、芭蕉實（香蕉）之所以為「討喜的水果（好ましいの果物）」，蜜柑（橘子）田、鳳梨田時有所見，不也是因為香蕉、鳳梨、蜜柑名列出口至日本的前三名青果，它滿足了日人的味蕾，也滿足了經濟收入。椰子生長於南台灣的自然條件，則連結了南國熱帶意象。
將北回歸線標塔和水牛耕田的圖像共同呈現，
是否正象徵著帝國視線凝視著殖民地富饒的土地。
出處：《台灣的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產業」和「交通」，與統治經營的近代化建設息息相關。產業方面，傳統產業以農作為主，寫真可見水牛耕作、龍骨車等台灣人原有的生產方式；殖民者所做的資源調查，伐木、製腦、製糖業，大多為作業狀況或會社工廠的寫真。
其次，以各地代表性的產業連結地理位置，也演變成為一種地方性特色。例如：蜜柑包裝相對於新埔、員林；編製草帽與大甲的連結，這些地方產業的發展至觀光勃興的時代，更成為地方特產而為觀光必備伴手禮。交通方面，如殖民時代鐵橋、鐵道近代化建設，對比清朝時期的轎子、台車的傳統運輸。
動物中以水牛和家鴨陪襯水邊人家與農耕景致，視覺意義除了展現台灣傳統的生活風情，也是殖民凝視下台灣意象的再現。水牛的符號意義，在一幀〈北回歸線標塔の邊り〉（北回歸線標塔的周邊），乍看下頗唐突，但細究當時為了慶祝縱貫鐵道通車，而立標塔於以農作為主的嘉義，乃至1923年皇太子來台途經此處，下諭指示重建標塔，那就不難理解這幅相片以帝國視線對比殖民地農耕意象的意涵了。
從寫真帖的文字說明也可看出想要呈現的近代化符號意義，例如1925年《台灣風景寫真帖》以「現代的下淡水溪鐵橋」為題；1926年《台灣寫真帖》以「有東洋第一之稱的下淡水溪鐵橋」為題，都以圖文搭配的方式傳達「現代」、「東洋第一」的卓越性。
以「住民」來看，蕃族形象大部分被定調於殖民者所想要突顯的「野蠻、未經開化」。殖民者無視於蕃族生活隨著時間遞延而有所改變，仍以凝滯於時間脈絡裡的原住民「原始野味」，「展示」於博覽會。有別於蕃族「原始野味」的形象，寫真中為數眾多的「蕃人歌舞」，明顯異於殖民者以「獵首」象徵「野蠻」的意義，畫面中牽手圍成圈圈跳舞的蕃人，或敲擊杵臼而歌唱的蕃人意象，則再現了可親的、溫和的形象。
這種蕃人視覺化的歌舞昇平，彷彿是為理蕃事業、霧社事件及各種為使蕃族「文明進化」的血淚史，刻意地抹上一層寧靜歡愉的保護色。
如果蕃族被以歌舞化的視覺元素來呈現，那麼漢人的寧靜歡愉又落於何處呢？那些統治鎮壓、產業開發的血淚控訴和差別待遇，想來也已散逸在風姿綽約的藝妓、辛勤耕作的農田一隅，以及駢肩雜遝的廟會祭典當中了。
〈日月潭杵歌〉的寫真，昭和七年《台灣の展望》中「日月潭風景」，
就以富有異地情調來意指應該觀覽日月潭的方式：觀賞當地原住民的杵歌表演。
資料來源：《台灣の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以「都邑」來看，多以全景式市街寫真來呈現。當然，所謂全景並不是真正統攝整個地區的樣貌，而僅止於一個視角的切入，這樣的視覺意象說明了殖民者亟欲將殖民地儘可能納入視線範圍，寫真再現的就是這種帝國視線的欲望與延展。
如同十六世紀出現於歐洲並在十九世紀臻於高峰的的風景畫，無論是符合現實功能的貴族鄉紳的領地圖誌（topography），或是委託畫家繪製有關歐洲著名的景點紀念，其形式大多是高處俯視的全景觀點。這不僅是當時中產階級用來表現財富與品味的手段，它所隱含的「風景」，事實上絕非「自然」，視野所及就是擁有權想望的所及之處。
隨著帝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發展，風景畫的觀看方式傾向於將觀看者放置於一個安全的、受到庇護的位置，擁有縱覽八方的寬闊視野，以及可以暢遊畫面各處的暗示。淡水和基隆的港口景象體現的就是敞視全景的視線，這兩處是日人來台首先接觸的門戶（視覺上最先看到的景象），尤其基隆有「台灣北玄關」之稱，因此帝國視線所及的基隆港，可說是開展殖民事業的前哨站，而淡水全景則是帶領殖民者立足於殖民地台灣北部，建立其統治版圖的統治中心。
以官衙、學校、神社、佛閣、名勝、古蹟來看，這類寫真數量最龐大，屬性各有不同。
可先清楚辨認官方建設性質的，有州廳官舍、學校、醫院，標示殖民者擘畫經營的成果；不論是日人建設的神社、寺院，強化統治權和宣揚神道教信仰，或是台人本來就有的龍山寺、城隍廟、媽祖廟，這類神社、佛閣聯繫大多數台人的日常和非日常生活（節慶），所意涵的都是精神生活層面的依憑。建築式樣本身的象徵意義，如〈龍山寺〉，就是以台灣漢人原有寺廟之姿散見於寫真帖，並屢以局部燕尾屋簷的飛天之勢，刊載於各類雜誌如《台灣畫報》及旅行案內。
殖民視覺的實踐：台灣八景
殖民者凝視下的台灣風景，在1927年（昭和二年）台灣日日新報社舉辦的「八景」選舉，獲得更進一步的選擇和定位。被選定的「八景」、「十二勝」、「二別格」，政治意涵與產生方式都迥異於清代。其後，八景更以「部分代表全體」的象徵意義，成為不斷被複製、擴散的台灣風景圖像。
將風景入題製成食品，早在統治初期已有例證，它並不是八景活動之後才有的創意，但八景活動後，促銷了更多將八景符號意義入題的食品，自此由視覺的欲望轉為口腹的滿足。當時的報紙廣告文，出現附贈明信片的台灣八景煎餅，以及包裝上以雙絕與八景為圖，台灣水果口味的煎餅也有附風景解說與俚謠，印有遊覽各名勝的介紹。
其實，台灣風景議題的募集和討論，早在明治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就有徵集各地名勝舊蹟的募集活動。大正二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有名為「台灣八景」和「殖產八景」的寫真和討論，大正三年五月十四日慶祝發刊五千號的特刊中，還以全版面介紹各地名勝發展。
直到1927年（昭和二年），舊有的勝景被認為大部分集中於台南，無法兼顧全台美景，不足以表現台灣之美，因此才舉辦台灣新八景選拔活動。
這項選拔活動雖美其名為大眾投票選舉，實則是體現官方眼光下編制台灣風景的具體行動。從當時官方的回應，可知其審查除了考慮有特色而能代表台灣風景者，須規模大、交通便利、為史蹟天然物之外，更特別將八景的地理性分布列入評分標準。如鐵道部長白勢黎吉撰文，希望選出不偏頗的台灣景勝做為本島觀光的指南；交通總長木下信則認為各州廳介紹生活範圍內的名勝、絕景、天然物，大眾可以發揮鄉土愛的精神。
以新八景與寫真帖的台灣論述相較，不同處在於：寫真帖所再現的「台灣風景」還包括了住民、建物等各多樣性「風景」，而新八景僅聚焦於景觀，以山水景致為主。
但是兩者也有相同處：都擔負起架構台灣的觀看方式，都以地理框架的空間分布、交通線路的連結，做為構築的基礎點；且在將台灣風景視建制為特定視角的過程中，都是逐步透過出版物發行、觀光、週邊宣傳（食品、明信片）來廣佈和深化「何謂台灣」的符號意義，藉以「召喚」觀看者（遊覽者）進入殖民眼光所凝視的「台灣」視覺論述中。
本文摘自翰蘆出版之 《日治台灣生活事情：寫真、修學、案內》挖掘蘊藏在現代下的時移勢轉 走出校園的學術論文改寫 以細膩的文史觀察角度 帶領出台灣日本時代物質文明的鋪陳脈絡。 本書從攝影寫真、修學旅行、鐵道案內，由三部碩士論文改寫，共構成很鮮明的日治台灣生活事情；書裡的文字圖像光影，從甲午戰後、初期殖民、大正時代的內地延長主義、以至於昭和時代現代化到戰爭砲火的時間脈絡裡，台灣先民生活的一角，一幕幕地躍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