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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陷戰爭傷痛的大馬女子,與馬來群山中一座被遺忘的日式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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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團英(TAN TWAN ENG)

我叫張雲林,一九二三年生於檳城,馬來半島西北岸的一座島嶼。父母親是在英國海峽殖民地出生的海峽華人,用的語言主要是英語,我的名字是他們請一位詩人朋友取的。

第一個字張,是我的姓,表示我的家族。如同在生活裏頭,我們必須以家庭為先。那是我所接受的教養。我從沒改過我自己的姓名,即便我在英國念書時,也不曾為了方便而取過英文名字。

我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來到馬久巴茶園。那天火車在打巴路車站進站時已經遲到兩小時,因此我由車廂窗戶瞥見麥格納斯‧普特里厄斯的身影時,不由得鬆了口氣。

他坐在一張長椅上,膝上放著疊好的報紙,火車一停,他就站起身來。他是月台上唯一一名戴著眼罩的男子。我踏出車廂,向他招手,走過載著兩挺機關槍和士兵槍手的魏克罕車廂。自我們離開吉隆坡起,這節裝有軍火的拖車車廂就一直護送我們的火車。汗水讓我的棉襯衫貼在背上,我推開穿著卡其制服的年輕澳洲士兵,不理會他們的口哨和鬼臉。

麥格納斯把圍上來騷擾我的淡米爾搬運工人趕開。「雲林,」他邊說邊拿起我的袋子,「這就是你全部的行李?」

「我只待一個星期。」

他已經六十好幾,雖然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他比我高半呎,有著這個年紀男人常有的福態。他的頭髮已禿,兩側的頭髮也花白了,剩下的一隻眼睛深陷在皺紋裡,卻藍得驚人。

「抱歉讓你久等了,麥格納斯,」我說道,「我們得停下來應付無窮無盡的檢查,我猜一定是警方接到通風報信,知道有人埋伏。」

「啊,我知道你會晚到。」他的口音─母音縮短不捲舌,雖然在馬來亞待了四十多年,依舊不改。「站長有廣播。還好沒有遭到攻擊?」我跟著他穿過圍著車站鐵絲網籬的門,來到芒果樹下一輛橄欖綠的路華車前。麥格納斯把我的旅行袋丟進後座,我們爬進車裡,向前行駛。

在遠處的石灰岩山丘上,濃密密的烏雲匯聚在一起,彷彿等到黃昏便要用大雨錘打大地。打巴的大街一片寂靜,華人商店的木製百葉窗─上面漆著保濟丸胃腸藥和虎標萬金油的廣告,都已放下來遮擋午後的陽光。在通往幹道的交岔口,麥格納斯停了下來,好讓軍車先行:裝上機關槍架的偵察車、體型龐大的裝甲運兵車,和滿載士兵的卡車。他們往南朝吉隆坡行駛。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晚間新聞應該會播報。」

就在道路往山上攀爬之前的安全檢查哨,一名馬來員警放下了鐵柵欄,命令我們下車。另一名在火車路堤後方的員警把一挺布倫輕機槍的槍口瞄準我們,第三名員警搜索我們的車子,並且把一面裝有輪子的鏡子推到車底下。

布倫輕機槍

布倫輕機槍(Source: wikipedia)

那位叫我們停下來的員警命令我們拿出身份證件,他對我搜身,卻放過麥格納斯,這教我怒火中燒,我懷疑他拍在我身上的雙手沒有像平常那麼唐突,是因為我不像他們常見的典型華人農婦,而且因為有麥格納斯在場,他是個白人,或許也起了威懾作用。

在我們身後,一名騎著腳踏車的華人老嫗被勒令下車,她戴著一頂斗笠,沾上了橡膠乳膠的黑色棉褲已經乾硬。一名員警在她的藤籃中四處翻查,拿起一個鳳梨。「求求你啦!求求你啦!」這名婦女用馬來語懇求。員警拉開鳳梨的上下兩端,鳳梨頓時一分為二,藏在挖空果瓤部位的生米便流了出來。當員警把這老婦人拉進路旁的茅屋後,她的哀嚎也益發響亮。

「聰明。」麥格納斯朝路上那堆米點點頭說。

「警察有一次抓到一個割膠工人由村子裡走私糖。」我說。

「放在鳳梨裡面?」

「他把糖溶進水壺的水裡。那是我最早起訴的一批案子。」

「你辦過很多那樣的案子嗎?」他說,員警升起柵欄,揮手讓我們通過。

「多到接到死亡威脅,」我說,「這也是我辭職的原因之一。」

再駛了不到半哩,我們在一排卡車後面停了下來,車上的防水帆布全都掀了開來,瘦成皮包骨的華人工人坐在一包一包裝米的麻袋上,用破舊的竹扇搧涼。「還好,我本來擔心我們錯過了護航隊。」麥格納斯說,一邊把引擎熄火。

「我們爬山會慢吞吞了。」我看著那一排汽車說。

「沒辦法,孩子。但至少有人護送。」麥格納斯說,他指著車隊最前方那兩輛武裝的偵察車。

「最近在金馬崙高原常發生攻擊事件嗎?」

自馬共對政府發動游擊戰以來已經三年了,英國政府高級專員不得不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場戰爭還沒有終止的跡象,政府稱為「CT」─或者更直截了當地稱為「共匪」的共產黨恐怖份子依舊不時攻擊橡膠園或錫礦場。

金馬崙高原(Source:Yann Pinczon du Sel@Flickr)

金馬崙高原(Source:Yann Pinczon du Sel@Flickr)

「他們曾經埋伏攻擊巴士和軍車,上週卻在種菜的農場上現身,放火燒了房子,還殺了主管,」麥格納斯說,「你來拜訪我們,挑的時機不對。」

陽光從前方的車輛上反射,我搖下車窗,但湧進來的只有一股從閃閃發光的路面刮來的熱風。就在等待之時,我們後方也有愈來愈多的汽車停下來。十五分鐘後,我們開始移動。為了安全起見,路上的灌木全都被砍掉了,樹林也被砍倒,只留下窄窄的一片樹樁。路旁遠處,在原本樹林的涼蔭之下,原住民的長屋架在高高的支柱上,就像被洪水沖上岸的方舟。一名穿著沙籠的老嫗蹲在樹樁上望著我們,敞著胸部,嘴唇塗成亮紅色。

竹叢朝路中央傾斜,光線被過濾成淡黃色的斑塊。一輛超載了包心菜的卡車歪歪斜斜地由對面駛來,把我們推向路旁的岩壁;只要我一伸手,甚至可以碰到生長在上面的一叢蕨類植物。氣溫還在繼續下降,只有在陽光下打盹的那一小段路較為暖和。車子駛到依斯干達瀑布,水氣在我們周遭張開了沙沙作響的網,由山巔一路襲來的濕氣,夾帶著樹木、樹皮和泥土的強烈味道,滌蕩著我們。

(Source:Dustin Iskandar@Flickr)

依斯干達瀑布(Source:Dustin Iskandar@Flickr)

我們在一小時後抵達丹那拉打,高岡上的一棟紅磚建築物監視著入村的道路。「你也許想四處看看,不過要記得村子的大門會在六點鐘關閉。」麥格納斯說。

霧氣已經籠罩我們前面的卡車,它變成了灰色而沒有形狀的龐然大物。麥格納斯打開頭燈,把世界化為一片暈黃色的混沌,等我們離開大街之後,視線才變得比較清楚。

「那是『綠牛』,」麥格納斯說,「找一天傍晚我們去那裡喝點東西。」我們加快速度,經過丹那拉打高球俱樂部。我用眼角餘光看著麥格納斯,疑惑他和妻子怎麼度過日軍占領時期。他們和許多住在馬來亞的歐洲人不同,在日軍來的時候並沒有撤退,而是留在他們的家裡。

「我們到了。」他說,我們在進入馬久巴茶園時放慢了車速。花崗岩門柱上原本裝鉸鏈的地方,現在都是空蕩蕩的洞孔,就像被拔掉了牙齒一樣。「日本佬把門拆走了,我沒辦法裝新的。」他氣憤地搖頭。「戰爭已經結束了幾年?六年了?我們還是缺乏物資。」

山腰上遍植茶樹,因為幾十年來的採摘,已經剪成方形的樹籬。工人在及肩高的茶樹之間走動,用飢渴的指頭採摘著葉片,一把一把地丟進綁在他們背後的藤籃裡。空氣裡隱約漂浮著一股香草的氣息,更像味道,而非香氣。

「是茶的味道吧?」我深深地吸氣。

「山的芬芳,」麥格納斯答道,「每一次我離開,最想念的就是這個。」

「這地方看起來沒有因日本占領而受到太大的破壞。」

麥格納斯聽出我口氣的苦澀,繃緊了臉。「我們在戰後花了很多力氣重建。我們很幸運,日本人需要我們繼續生產。」

「他們沒有拘禁你和你太太吧?」

「有,從某個方面來說,他們有,」他帶著辯護的意味說,「陸軍高階軍官搬進我們家來,我們住在用籬笆圈起來的圍場。」他按了一下喇叭,一名誤入馬路的採茶工跳回草地邊緣。「每天早上我們都被趕到斜坡上和苦力一起採茶,但我不得不說,日本鬼對我們比英國人對我的同胞好。」

「所以到現在你已經兩度遭到拘禁。」我說,我想起他參加過波爾戰爭,那時他應該只有十七八歲,大約是我被拘留的年紀。

「現在我又陷入另一場戰爭。」他搖搖頭。「我命中註定如此,不是嗎?」

這條路帶我們更快進入莊園,七彎八拐地上坡,直到我們來到兩旁種了尤加利樹的長車道上,車道呈漏斗狀通往環形的池塘造景,一排鴨子在水面上浮游,襯托著屋子的倒影。環繞屋子四周的鐵絲網圍籬教我想到我被關的拘留營。

「這是南非開普敦荷蘭式的房子,」麥格納斯誤解了我臉上的不自在,他解釋說,「在我們那裏很常見。」

「名庫爾卡哨兵急匆匆地由衛兵哨跑出來開門,兩隻棕色的大狗跟著車子輕快地奔跑,麥格納斯開車繞了屋子一圈,往後方的車庫而去。「別怕,牠們不會咬人。」他指著牠們們背脊上那一道暗色毛髮。「羅德西亞脊背犬。那隻是布洛克斯,比較小的那隻叫畢特果。」

在我看來兩隻都差不多大,牠們的鼻子又冷又濕,我爬出車外,牠們嗅著我的小腿。「過來,過來。」麥格納斯一邊說,一邊舉起我的行李袋。他走到前門草坪時停了下來,張開一隻手臂說:「馬久巴屋。」

這棟平房的外牆漆成白色,襯托著白屋頂垂下來的黑色蘆葦。四面相隔很遠的大窗占據了前面的每一側牆面。木製的百葉窗和窗框是藻綠色,門廊上貼著一塊空心的山形牆,上面是樹葉和葡萄的圖樣。窗邊生著高枝花朵,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天堂鳥,它們紅和橘以及黃色的花朵教我想到在我被關的拘留營中,有個日本衛兵特別愛摺的紙鶴。我想將這記憶甩脫。

天堂鳥

天堂鳥(Source: wikipedia)

屋頂上,風吹著一面旗子,我不認識那橘、白、藍和綠的寬條紋。「四色旗,」麥格納斯順著我的視線,向我解說,「川斯瓦的旗幟。」

「你不把它拿下來?」政府去年已經禁止懸掛外國旗幟,以防馬來亞共黨懸掛中共國旗。

要拿可以,他們得先把我幹掉。」

他進房之前並沒有脫鞋,我也依樣畫葫蘆。

門廳的牆壁漆成白色,黃色的原木地板在窗戶透進來的夕陽照射下更顯潤澤。起居室牆壁上的一排畫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前去看個仔細。那些畫畫的是山中的景物,一片荒蕪,連綿天際。「這是托馬斯‧貝恩斯的畫。那邊畫著藍桉樹的平版畫,則是皮耶尼夫的作品,來自開普敦。」麥格納斯似乎對我感興趣這件事很高興。

一個倒影落在畫框裡;我回過身來,看到一名四十多歲的華人婦女,她花白的頭髮向後梳成一個髻。「這是我老婆艾蜜麗。」麥格納斯說,一邊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

「我們真高興你能來這裡,雲林。」她說。一件寬鬆的米黃色裙子使她細瘦的身材顯得不那麼單薄,她的肩上披著一件紅色的開襟羊毛衣。

「菲德瑞克呢?」麥格納斯問道。

「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的那間平房裡,」艾蜜麗說,「我們的客人看起來累了,老公,她今天很辛苦,先別炫耀你的屋子,帶她去她房間吧。我要去診所─木叔的太太被蛇咬了。」

「你打電話給楊醫師了嗎?」麥格納斯問道。

「當然啦,他已經來了。雲林,我們等下再聊?」她向我點點頭,然後走了出去。

麥格納斯領我沿著門廳走。「菲德瑞克是你兒子?」我問,我想不起來曾聽過有關他的任何事。

「我侄子。他是羅德西亞非洲步槍隊隊長。」

屋子裡處處是麥格納斯家鄉的紀念品─某個非洲部族織的赭黃小地毯,由水晶瓶伸出的豪豬刺,正在追逐看不見之獵物的兩呎長花豹銅雕。我們穿過房子後面東翼的一間小房間,比壁櫥大不了多少,一架收音機占據了半張窄桌。「我們靠這個和其他農場聯絡,共產黨把我們的電話線剪斷太多次之後,我們受不了,弄來這些東西。」

我的房間在通道的最後一間,牆面,甚至連牆壁上的開關都漆成白色,有幾分鐘我以為自己又回到了怡保中央醫院。桌子上放著一瓶我從來沒有在熱帶看過的花朵,色澤乳白,有著喇叭的形狀。我用手腕摩擦其中一枝花朵,觸感彷彿天鵝絨一般。「這些是什麼花?」

海芋(Source:eva_ben@Flickr)

海芋(Source:eva_ben@Flickr)

「海芋。我請人把球根從開普敦寄來,」麥格納斯說,「它們在這裡長得很好。」他把我的旅行袋放在柚木櫃旁說:」你母親怎麼樣?有沒有進步?」

「她完全迷失在自己的世界裡。再也不問我雲紅的事了。」就某方面來說,我覺得高興,但我並沒有告訴他這點。

「戰後那段日子,你們該來這裡休養。」

「我在等大學的回音。」

「可是為戰爭罪行法庭工作─在你身上發生這些事之後?」他搖搖頭。「我很驚訝你父親竟然答應。」

「只不過三個月而已。」我停了下來,然後說:「整個戰爭期間他都沒有我和雲紅的消息,當他看到我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在他心目中我早已死去。」

那是我這輩子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哭泣,他老了好多,但我想我也一樣。我父母親已經離開檳城,搬到吉隆坡。在新家裡,他帶我上樓去母親的房間,走起路來一跛一跛,戰前並沒有這樣。母親沒有認出我來,因而背過身沒有搭理我。幾天之後她想起我是她女兒,但每一次她看到我,都一直問我雲紅的事─雲紅在哪裡,什麼時候要回家,為什麼還沒有回來。過了一陣子我變得不敢去探望她。

「我最好還是離開家,找點事讓自己忙起來,」我說,「父親雖沒說出口,但他也是這麼想。」

在吉隆坡爭取戰爭罪行法庭助理研究員的工作並不困難─老實說,這個職位和職員沒什麼兩樣。戰爭裡有太多人非死即傷,等日本投降後,英國軍事行政管理處人手短缺。然而記錄日本皇軍受害人的證據對我的影響遠遠超過預期,看到受害人說到他們所承受的暴行而崩潰,使我意識到自己也需要從經歷中復元。接到劍橋大學格頓學院的入學許可時,我十分欣喜。

「到最後究竟有多少戰犯?」麥格納斯問道。

「新加坡和馬來亞合起來,共有一百九十九人判了死刑─但最後只有一百人被吊死。」我說,我抬眼望著浴室,它明亮而通風,地板是冰冷的黑白格子棋盤磁磚。一個四腳浴缸靠在牆邊。「我去格頓學院前,只親眼看到九個人行刑。」

「我的老天爺。」麥格納斯看起來有點驚嚇。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他打開櫥櫃旁的門,要我跟他到房間外面去。屋後是一條碎石路,引著我們穿過廚房,走到一個寬敞的露台和精心照料的草坪。草坪中央是一對大理石雕像,矗立在各自的底座上,彼此面對面。乍看之下,它們似乎一模一樣,連飄揚在底座上方的衣褶都一樣。

「這是我在一個老農民和他十五歲的情人私奔之後,用便宜得離譜的價錢向老農民的太太買的,」

麥格納斯說,「右邊那個是尼莫斯妮,你聽過她嗎?」

「記憶女神,」我說,「另一個女人是誰?」

「當然是她的雙胞胎姊妹,遺忘女神。」

我望著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開我玩笑。「我不記得有這樣的女神。」

「啊,你記不得不就正好證明她的存在嗎?」他咧著嘴笑。「說不定她存在,只是我們忘記了。」

「那麼她叫什麼名字?」

他聳聳肩,兩手一攤。「你看,我們連她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她們倆並不完全一樣。」我邊說邊靠近她們。尼莫斯妮的五官很明顯,她的鼻子和顴骨都很高,嘴唇也豐滿。她的姊妹看起來幾乎是糊糊的,連她袍子的衣褶也沒有尼莫斯妮的那般分明。

「你覺得哪一個是姊姊?」麥格納斯問。

「當然是尼莫斯妮。」

「真的?你不覺得她看起來比較年輕?」

「先要有記憶,才會忘記。」我對他微笑,「難道你忘了嗎?」

他笑了。「你過來,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他在露台邊緣的矮牆前停步。馬久巴屋在這高原最高之處,能把鄉村風光一覽無遺。他指著在一座山丘下方約四分之三高處的一排杉木說:「有朋的土地就由那裡開始。」

「走過去好像不遠。」我猜大概花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

「不要被騙了,它實際的距離比看起來遠得多。你什麼時候要見他?」

「明天上午九點半。」

「菲德瑞克或者我的職員會載你過去。」

「我走路就好。」

我堅決的表情讓他沉默了片刻。「你的信讓有朋大吃一驚……我覺得他接到信並沒有很高興。」

「是你要我去問他的,麥格納斯,我猜你沒告訴他我被關在日本拘留營吧?」

「你要我不要說的,」他說,「我很高興他答應設計你的花園。」

「他沒答應。他要等和我談過之後再決定。」

麥格納斯調整了一下他眼罩的帶子。「他還沒決定,你就辭職了?很不負責任,不是嗎?難道你不喜歡起訴犯人?」

「我起先喜歡,但最後幾個月我開始覺得空虛……我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我停頓下來。「而且我對簽訂日本和平條約也很氣憤。」

麥格納斯歪著頭看著我,他黑色的絲質眼罩質地就像貓的耳朵。「這兩件事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吧?」

「條約裡有一項說,盟國認為日本應該賠償戰爭造成的破壞和苦難,然而因為日本付不起,所以盟國就免除了所有盟國及其國民對日本的賠償要求。」我知道自己幾乎是咆哮,卻無法控制自己。暢所欲言,傾吐我的挫折,對我是一種解脫。「因此你看,麥格納斯,英國方面確定沒有任何人─不論是被日本鬼折磨、囚禁,或是屠殺的男人、女人或是兒童,他們或家屬沒有一個能向日本人要求任何形式的金錢賠償。我們的政府背叛了我們!」

「你好像很吃驚。」他不屑地說。「唔,現在你才知道那些狗娘養的英國人會幹什麼好事。對不起。」他補充說。

「我對工作喪失了興趣。我頂撞我的上級,和同事爭吵,只要有人肯聽,我就侮蔑政府,其中一個聽眾是《海峽時報》的記者。」想到這件事就教我憤憤不平。「我沒有辭職,麥格納斯,我是被炒魷魚的。」

「這一定令你父親很煩惱。」他說。我好似在他的眼裡看到一絲淘氣,甚至惡意的眼光?

「他罵我這女兒不知感恩。他動用了很多人脈才幫我找到那份工作,我卻讓他丟臉。」

麥格納斯把雙手交握在背後。「唔,不論有朋做什麼樣的決定,我都希望你能在我們這裡待一陣子。一週實在太短了,而且這又是你頭一次來這裡,有很多地方可看。等下到客廳來,一個小時後。我們在晚餐前喝一杯。」他說完後便穿過廚房回到房子裡。

氣溫更低了,但我依舊待在外面。群山吞噬了太陽,夜色滲入山谷。蝙蝠吱吱尖叫,尋覓看不見的昆蟲。拘留營的一群囚犯曾經捉住一隻蝙蝠,這群飢餓的男人在微弱的火光前把牠的雙翼扯開,在火光下牠皮膚下的細骨清晰可見。

在中村有朋所擁有的土地邊緣,愈來愈暗的光線把杉木幻化為寶塔,化為哨兵,保護它們身後的花園。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之《夕霧花園
夕霧花園
這輩子我一直試圖遺忘,但如今卻渴望回憶……

受困於馬來亞日軍拘留營中,
姊妹兩人仰賴想像力渡過每一個痛苦的日與夜。
貌美的雲紅被關在小屋中充作日軍洩慾的慰安婦。在礦坑裡做苦工的雲林,
想盡辦法溜到姊姊被監禁的窗前。
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
甚至一起想像建造夢想中的美麗花園,
成了支撐她們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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