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在百花齊放與大躍進運動平息的那段期間,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適度妥協,放鬆對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箝制:作家、文藝界以往被迫只能走社會主義寫實派的路線,唯有革命與階級鬥爭這類的題材能被接受,以階級背景的「好」或「壞」來形塑角色,非正即反;而現在他們開始試圖探索大躍進時期的某些模糊地帶。至於陷身集體化狂熱兩年的農民,過去政府雷厲風行管制農產品私有化的作法也逐漸放寬,還賦予人民公社的領導較多的自主性。共產黨企圖讓城鄉工人回歸可行的生產目標,使得全國瀰漫一股實用主義的氛圍,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以一句名言巧妙概括了這種實用主義的精神: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耗子的就是好貓。
隨著經濟退卻而來的是官僚組織的重整,而步步為營的經濟計畫,取代了毛澤東原本滿心期待透過中國人的集體意志來改造自我與社會的英雄主義作為。及至一九六一年,擁有約一千七百萬黨員的共產黨開始出現嚴重的分裂:一方是地方上的幹部,大多屬於社會貧窮階層,較為認同毛澤東所主張的激進改革;教育程度高、學有專精的幹部,則是在區域性計畫官僚體系位居要津。毛澤東憂心這種經濟計畫模式固步自封、因循茍且,遂於一九六二年發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挑唆貧農再次認清昔日的地主、富農是他們的階級敵人,重申階級鬥爭的價值,同時還強制農村幹部每年都要親自下田勞動一段時日。
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親自接見大寨隊長(陳永貴),此後毛澤東似乎認定黨內同志公然與他樹立的典範唱反調,不過還是指示新聞媒體宣傳出身貧困農村、卻勇於犧牲奉獻的動人楷模,以深化大寨的形象。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即是這種策略的一環:雷鋒是個年輕戰士,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湖南貧農家庭,先後當過牽引機駕駛、煉鋼工人,後來加入人民解放軍行列,在一九六二年的意外事故中喪生。雷鋒平凡無奇的一生,彰顯了毛澤東向來推崇中國貧苦老百姓的光輝;而雷鋒人民解放軍戰士的身分,暗示毛澤東決心借重軍隊及效忠他的國防部長林彪,作為打擊黨內「右派分子」的利器。據說雷鋒還勤讀毛澤東的著作,也為後續更高漲的毛澤東個人崇拜運動埋下伏筆。
一九六六年,這場造神運動臻至高峰,林彪領銜在軍中傳播、歌頌毛澤東的語錄,集結成所謂的「紅寶書」,吹捧毛澤東是「偉大的舵手」、「最最最偉大的領袖」、「我們心中最最紅的紅太陽」。其間只有少數像老舍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預見箝制將起,最好靜觀時局的發展,而像邵荃麟這樣的幹部,便在一九六二年大聲疾呼,應該解除加諸知識分子身上的社會主義寫實派束縛,接納他所謂「中間人物」的類型—也就是介於道德無瑕的解放軍、大無畏的農民,以及邪惡地主、國民黨同路人這兩大極端之間的人物。邵荃麟曾在大連舉行的一場會議上這麼論及他的觀點:「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寫英雄是樹立典範,但也應該注意中間狀態的人物。創造人物主要依靠人物的行動,言行反映出他的心理狀態,行動表現出矛盾的具體化的東西。寫人物,應該注意寫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心理就是靈魂—這是靈魂工程師的任務。
※※※※※
吳晗的《海瑞罷官》一劇,暗諷毛澤東一手擘畫的大躍進政策,也是對遭毛罷黜的彭德懷元帥的無言歌頌,成為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推向沸騰的導火線。這波新政治運動始於一九六六年,名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驅使全中國幾百萬激進青年湧向北京,雲集於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接受毛澤東的校閱。同聲高呼毛澤東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一九六六、六七年這段時日的騷動憤怒難以言喻,不共戴天的仇敵要株除殆盡,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經濟制度都得打破。日、美、英、法、西德等國的青年,得知中國青年竟能恣肆攻擊長者,無不心生嚮往,著實讓各國領導人膽顫心驚;在中國境內,文革的後續效應更是撲天蓋地,因為毛澤東本人也支持這場運動,又有正規部隊坐視不理或者從旁鼓動, 上海崛起的紅朝新貴也出面慫恿年輕人。
鄧小平、劉少奇、劉的妻子王光美,以及黨內一群資深幹部均遭公開羞辱,權力盡失。周恩來一度還身陷險境,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因試圖緩和文革勢頭而遭非議。昔日聞人不是被人改頭換面,就是一筆抹煞:有學生組織「魯迅兵團」,專挑當紅權貴和高幹子弟尋釁;有人則把矛頭轉向已故的瞿秋白,惟因他寫過灰心喪氣的自白〈多餘的話〉,其中言論貶損黨的士氣,結果北京革命烈士公墓裡的瞿秋白墓碑遭人搗毀,墳墓也被破壞。
值此之際,各紅衛兵集團亦同室操戈;出身工農家庭的紅衛兵, 為了謀求在黨內官僚體系青雲直上,高喊打倒把持大學入學考試門檻、壟斷黨職肥缺的紅衛兵;奚落權貴黨員,「癡心妄想小汽車、小洋房、白大褂和實驗室」,用語神似鄒容在一九○三年對滿人的嘲諷,高喊打倒人民共和國的「老爺、少爺」:「先前你們坐享特權,騎到我們頭上來,拉屎撒尿,誇示你們高人一等。今天,輪到你們被專政、有罪受。」權貴學生也不甘示弱,為求自保並維護家門聲譽而群起反擊;他們與長期遭黨排擠的地主階級、國民黨同路人同聲相應,並時常闖進政府機關辦公室,盜取記載他們祖宗八代背景、可能危及他們未來前途的檔案資料。
文化大革命雖然製造成千上萬的悲劇,但並未連根拔除舊的政治秩序;毛澤東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脫序現象,也不得不召集軍隊冷卻學生騷動的情緒,壓制紅衛兵各派系的鬩牆相爭,勒令農民和城市居民返回工作崗位。但歷經十年的風波,昔日知識界的生態為之丕變,隨著毛夫人江青掌握文化界的生殺大權,並大破大立崇尚純然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藝術,既要破除西風東漸的斧鑿,又要滌盡「封建」社會的菁英主義殘餘。地方藝術與舞蹈、農民間流傳的鄉野趣譚、人民解放軍的凱旋、共產黨的英雄史詩,各種元素熔冶一爐,鍛造出新型態的民族文化,以作為強行向人民灌輸的精神食糧。
天安門,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就站在這城樓上,接連幾個星期校閱紅衛兵隊伍,許久之後依然是這群重返田間、工廠的青年心目中的革命象徵。昔日,聞一多曾以白話詩的新技巧道出洋車伕的悚懼,哀悼軍閥槍下的學生亡靈;如今,成千上萬的青年工人運用他們粗淺的書寫能力,在同一個地方向黨表達敬意:
乾杯,千山萬水今解放,
熾烈五星紅旗迎風揚
天安門上毛主席頻揮手;
瞬霎之間歷史轉動世紀。
天安門,你莊嚴又雄偉,
你度過百年戰爭的風風雨雨
化身七千萬人的狂喜
東方大地,你屹立,挺拔又驕傲
你散發的是黨的光輝,
絕世無雙,呼喊著根本的秩序
迎面相向,太平洋的邪惡風暴
且飲西伯利亞的寒霜
瞧,花兒萬紫千紅塗大門,瞧—
輝映三面紅旗的搖曳
透露春風
門前踏步聲,永遠向前走,命令
我們服從—
聽,呀,聽,就要淹沒變節者的喧囂。
※※※※※
一九七四年,中共發起一場令人費解的「批林批孔運動」。共產黨辯稱林彪的反動行為與孔子不分軒輊:林彪反對毛澤東,就好比孔子反對公元前五世紀新興封建制度的政治集權化和先進經濟政策。作為以古鑑今的歷史進程,毛澤東的蓋世功勳可媲美公元前三世紀一統中國的秦始皇。如此蘊含殺伐之氣又僵滯的論述,也難掩毛澤東已然病入膏肓、幾年前猶如脫序的百萬革命青年如今對大政方針已茫然無緒的事實。不過,中國革命青年可是心知肚明,拔擢幹部的方法明顯偏袒,不利於受過西式教育或者父母出身解放前上流社會的人,而且黨鼓勵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大遷徙政策更是後患無窮。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病逝。中國人對周恩來之死的哀慟真情流露、如喪考妣,超乎政府的預期。政府本打算低調處理,然而到了四月清明掃墓時節,成千上萬人雲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詩篇與花圈悼念周總理。深沉哀痛轉為公然騷亂,抗議聲浪瀕臨失控,宛如一九二○、三○年代遊行示威的歷史重演。動員軍、警,政府當局逮捕許多參與者;棍棒齊飛,財物付之一炬,血肉模糊。鄧小平成為眾矢之的,被摘除所有職務。
中國政治光怪陸離的現象俯拾皆是,不禁令人聯想到歷代王朝興替時的分崩離析。恢復權力的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共產黨大會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終結,大團結新時代降臨。鄧小平敦促全體中國人返回「四個現代化」—工業、科技、農業、國防的正途,並寄望四個現代化政策的實施能將中國帶向一個嶄新的時代。鄧小平的一席話,再加上黨在新憲法的序言裡承諾要創造一種「既有集中又有民主, 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立即引發知識界的熱烈迴響。事實上,這段時期風格新穎的文章、詩歌、研究社群、雜誌爭奇鬥豔,已非二十一年前百花齊放運動時期所能比擬,反倒類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代,或者晚清學生雲集上海、日本時的盛況。
這時對毛澤東的批判,在各類討論會和期刊上早已司空見慣。誠如有位曾是讀書人的工人論及毛澤東說道:「他越來越自我隔絕,再加上他的小生產者成長背景,舉目所見盡是古書,阿諛奉承之聲不絕於耳,無視國外科學進展神速,無法傾聽人民哀號心聲。」結果, 整個世代的青年人被「愚弄、誑騙」,還有青年作家拾起魯迅書中的牙慧和隱喻。儘管歷經四人幫的推波助瀾,魯迅早已是家喻戶曉的文化偶像;同時,在一九七○年代初,書店櫥窗裡側身毛主席選集之旁的中國作家似乎就只有魯迅一人,但經鄧小平黨人巧手改頭換面,魯迅又搖身一變成為批判四人幫圖謀不軌的先知!
而一九七九年的青年,拋開對魯迅的溢美之辭與過度詮釋,重拾魯迅作品中「藥」的這層隱喻,聲稱「輸入科技這帖藥」不足以拯救中國,因為整個國家的「病根」還是在意識型態方面。唯有通過「國家上層建築」 來改造意識(作者附帶說這正如一八九○年代康有為與梁啟超的作為),才能讓中國擺脫麻木不仁,避免再度淪為「東亞病夫」的命運。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 中國百年命運的劇變與滄桑 民國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悔恨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史景遷揚名立萬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