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螢憶（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二十多年前如果有人要我直覺地描述「臺灣原住民」的特徵？
我應該會不加思索的回答「一群居住在高山的人」。
這個現今會讓旁人聽了捧腹大笑的答案，不僅印證當年自己的無知，某程度也反映當時教育思維中對於原住民族的漠視。因為對於居住在嘉南平原的我而言，認識這些曾被平地漢人不尊敬的稱呼為「番仔」的原住民管道，除來自教科書的隻字片語外，根本一無所知。
因此我自然不會知道，作為法定原住民族之一的阿美族就不是居住在高山的族群。
更不可能知道，原來還有另外一群被學者通稱為「平埔族」的原住民曾住在平原地帶（在清朝文獻中被稱為熟番）。
在 20 世紀中葉以來，多數人認為這群平埔族人，多已「漢化」或「遷徙」消失，甚至連平埔族人，也因外在環境的因素，對自身的源流噤若寒蟬。不過，在歷經 1980 年代平埔族文化復振運動後，時至今日，一般人或多或少對於平埔文化有概括的了解，甚至也有人因此發現自己擁有「平埔」的血緣，因而喚起「返回作番」的族群覺醒。
倘若這群世居臺灣的主人翁不曾因漢化、遷徙而消失？何以在 20 世紀隱匿於漢人群體中？他們在此的兩百年前，又如何面對有如過江之鯽的「漢人」族群？
兩種文化截然不同的人群，又怎樣接觸、互動，甚是競逐？本書《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的旨趣之一就是回答前述的問題，並試圖讓「熟番」的角色，躍然於清代台灣的歷史舞台。
本書作者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為美國人類學家，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長期關注平埔族群議題，特別是西拉雅族（Siraya）；近年則從事包含性別、婚姻、死亡率等面向的 20 世紀歷史人口學的區域比較研究。
邵式柏於1993年出版的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在當時吸引了台灣史學界的目光，更與鈴木滿男的《‘‘漢蕃”合成家族の形成と展開：近代初期における台湾辺彊の政治人類学的研究》，被合稱為外文台灣歷史研究作品中最具典範意義的「雙璧」，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此書是由他在 1981 年所完成討論漢、番土地問題的博士論文「Plains aborigines and Chinese settlers on the Taiwan fronti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 修訂出版而來。
有鑑於此書對於學術界卓大的貢獻與影響力，2016 年在張隆志等三位傑出研究者合力翻譯下，終於發行中譯本《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並增添了一篇作者的中文序言。當中，不僅回顧臺灣學界在這二十餘年間相關課題的研究積累，也擘畫了此後的學術藍圖，實不枉費中文世界這段期間的等待。
時間回到 1975 年，邵式柏當時尚就讀於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因欲研究二十世紀土地關係變遷而踏上台灣的土地，前進其師武雅士（Arthur P.Wolf）長期研究的田野點──現今新北市三峽區。但最吸引他目光卻不是當地的人文風情，而是一張關於乾隆年間平埔人與漢人交易的契約文書，讓他開始質疑平埔族人是否弱化消失的事實，並走出田野進入文獻中，將重心轉移至漢、番關係的歷史研究上。[1]
邵式柏之所以選擇三峽作為論文田野地，實與當時美國學界中國史研究傳統有關。
由於冷戰之故，1960 年代後半臺灣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吸引許多西方學者至臺灣進行華人社會的田野研究，其中以施堅雅（G.W. Skinner）等學者結合社會科學理論、田野與歷史文獻的區域研究，為當時西方重要的研究典範。
施堅雅 ( G.W. Skinner )
這樣區域史的研究傳統被延續其後，1970-1980 年代清代臺灣史做為美國中國史研究的一環，帶有將台灣視為中國地方史或邊疆史的取向，研究視角著重在臺灣邊疆社會下審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研究成果也多以土地開發、家族發展等社會經濟史為主。[2] 邵式柏此著就是在上述的研究脈絡下誕生。
本書問題意識是以漢人移墾與租佃關係為個案，討論清帝國的邊疆經營與治理政策的分析，並企圖以臺灣為個案，做為日後比較邊疆政策的基礎。其次，也強調將當時被忽略的「平埔族」帶回早期臺灣史的歷史舞台，將清廷、漢人、平埔族同視為歷史行動者，說明三者如何在歷史發展中相互調適與磨合。
邵式柏在緒論清楚交代問題意識的發想，乃是為回應當時學界理解早期臺灣史的兩個錯誤認知，即「流離說」（the 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the neglect hypothesis）。前者主張漢人移民的擴張，致使平埔族人被迫流離遷移至中央山地，然而這種成見顯然忽略了，平埔族群在歷史發展的角色，與他們保有土地所有權的事實；後者則是，研究者時常無法區別清政府執行政策措施時的擺盪，以「後設」的眼光觀察 17 至 18 世紀的臺灣歷史，而無法適切評斷清帝國在決策時的內在限制，特別是財政考量。
同時，邵式柏也認為若將臺灣與其他中國邊疆進行政策比較，將可證明清廷對臺灣社會的治理與其他邊疆並無二致。
為了回答這兩個錯誤認知，邵式柏採取一個宏觀、且長時段的研究模式，站在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下，審視清帝國如何就邊疆的戰略考量、控制成本與賦稅潛力的評估，制定不同的邊疆政策，以調和 18 世紀以來臺灣漢人移民擴張與平埔族群之間競爭，並建構穩定的統治區域。
在三峽的調查中，平埔族群並未因漢人移墾而被驅趕，反成為收受番大租的熟番地主，並在乾隆中葉快速漢化。此現象引領邵式柏思考清廷、漢人、原住民在台灣早期歷史發展中三者的互動與適應過程。亦即番大租的創設，是在帝國理性計算原則下，所施行一系列保護熟番政策的結果。
職是之故，本書將「熟番地權制度」（番大租保護）制定，視為三個行動者調適過程的重要個案。
全書除導論外，計分為三部，共十一章。
第一部「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第二至五章）以史前史、民族誌等資料描繪 17 世紀原住民社會，以鹿皮貿易（贌社制度）為主線，述明該制度中漢人社商如何成為政府、原住民為中間者，對番社產生影響力。伴隨著荷蘭、鄭成功、清等政權交替，贌社制度一直被延續下來，成為向番社徵收賦稅的重要制度。本部另也闡述荷蘭、鄭成功統治時期，將原住民納入控制的過程與相應的政策。
1897年時，台北的平埔族
相較前部以原住民為主軸，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第六至八章）則是轉向以漢人族群為主的論述。
邵式柏認為，清廷治臺政策並非只是對單一事件的判斷，而是連續不斷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因此，以連續性的角度切入討論當時的兩個主張：移民開墾、封禁隔離，細緻描繪康熙至乾隆朝以來，面對華南人口增長、地方經濟市場形成、漢人移墾與地方動亂等條件，清廷官員如何基於賦稅潛能、邊區秩序與行政、軍事效益等「理性」考量下，在開墾或封禁的不同決策中來回擺盪。
其次，從此部的章節觀點來看，也不難察覺邵式柏深受當時美國漢學界研究典範的影響，例如施堅雅（G.W. Skinner）的區域分析概念，即被作者運用在第七章關於清帝國對於邊疆行政機構設置的討論上。
第三部「邊疆地佃制度的調整」（第九至十一章）為本書重要的核心觀點。
邵式柏認為，18 世紀漢人大量移墾入台，平埔族卻並未流離至山區，主要原因在於自清廷願意承認、並強化他們的土地權益，當漢人移墾者與平埔族人，發生土地利益的糾葛時，以番大租的創設來調和兩者間的衝突。而當 18 世紀末，漢人發生叛亂時，清廷以番屯制度，將熟番收編為己用，並實施相關土地制度，此為三者互動的最高點。
除此之外，邵式柏還討論了 17 世紀以來平埔族群的文化變遷，還包括原住民經濟活動、婚姻、教育文化等，並指出今日平埔族群仍以「漢化」型態持續下去的原因，來自於 17-18 世紀以來，平埔族在台灣歷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結果。
結論章「邊疆治理、土地制度與晚期帝國」，邵式柏以清代台灣為個案，試圖簡略與中國的南方邊疆、東北比較，提出清帝國在邊疆治理上的策略是以「控制與收益」，做為制定移民與原住民間土地權利和田賦義務的政策之根據。同時，這也是邵式柏欲回應清帝國的國家性質與邊疆政策制定策略的答案。
本書被視為 1990 年代台灣史學界最重要的西文研究，但自出版以來，不少研究者認為該書因使用材料僅限於方志、官員文集與奏摺，只是建構了一個「清帝國視野下」的台灣社會圖像，過分強調國家或統治者的理性，而忽略地方人群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
如柯志明在《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中，便質疑邵式柏關於番大租的分析與國家理性說（將一連串的政策制訂，視為國家理性計算原則的結果）。關於國家是否如邵式柏所言，抱持一種非關文化的「理性」策略，邵式柏則提出以下回應：「本書所指出的成本與效益，全都是清政府官員在政策爭論中所闡述出來，而他們的考量當然包括文化上具體明確的優先事項、政策目標，乃至其運作的體制架構。」
筆者無意評斷此論爭孰是孰非，但若僅止於關注本書的「理性國家論」與清帝國政策的描繪，恐怕將忽略本書隱含的核心關懷──「原住民部落社會的文化變遷」。雖然並非主題，但從各章的陳述中，仍可見邵式柏在歷史人類學的獨到功夫，特別是本書關於平埔族群（熟番）部落組織、經濟生活與文化變異等層面的討論。
舉例來說，關於 17 世紀西拉雅族的部落規模大於與其他原住民族，作者先排除疾病說、自然環境說的因素，指出西拉雅族基於「從妻居婚姻（uxorilocal）、年齡層制、同族婚姻」等特殊文化條件之緣故，非維持夠大的部落規模（非親屬人口）不足以支撐。在原住民農業的變遷方面，邵式柏認為傳教士藉由將耕田技術傳給男性，導入性別分工的文化依存概念（cultural-bound notions），試圖改變西拉雅族的母系社會。
1877 年平埔族婦女的素描。Public Domain
邵式柏還解釋了「涵化」與「漢化」的不同，平埔族在 18 世紀涵化於中國漢人文化模式，可稱為「漢化過程」，也可視為平埔族群因應清朝政治支配及漢人農業移墾，自身所作的調適。邵式柏認為原住民採用差別性的漢化，即較低身望階序的群體會被鼓舞採用較高身望群體的地位特性，但這並不表示原住民放棄族群認同。同時，漢化也促使族群內部出現階層化的現象。
雖然書中原住民雖仍無法脫離帝國治理的框架，僅能在歷史舞台上「被動」回應外來的衝擊，但若站在平埔族群變遷的視角重新觀看此書，我們將可以發現這是一部「平埔族與外來政權互動」的變遷史。隨著政權的轉換，及不同政治、經濟或文化制度的施行，平埔部落社會在短短 200 年間歷經劇烈變動，最終走向漢化的道路。但是，平埔族真的流離遷徙或弱化消失嗎？書中提出另一種解答：「漢化、王化並不會讓族群放棄認同」。
整體而言，邵式柏將臺灣開發的過程，理解為清廷、漢移民與平埔族的互動關係，無疑將平埔族重新帶回原本該屬於他們的歷史舞台，並利用詳實的史料，建構出一幅在帝國之下漢、番互動的圖像。但隱藏在此幅圖像背後的契機，是隱晦地向未來的研究者傳達，將來應考慮該如何重新以行動者的內部觀點，描繪部落制度、經濟、文化，甚至認同意識的分化與重構。
正如邵式柏在序言中的提醒：「不過我身為人類學者，卻仍感到我們對於這幾個世紀之中，個別平埔族所經歷的文化變遷研究得依舊不夠；我們對於平埔族群宗教、婚俗、家族制度及村社組織的變遷也了解得太少。」
[1] 潘英海，〈平埔族研究的困化與意義-從邵式柏的博士論文「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番關係」〉《臺灣風物》37：2（1987），頁157-165；張隆志，〈歷史人類學與西文臺灣史研究的里程碑——評介邵式柏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臺灣史研究》1：2（1994），頁150-155。
[2]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5：4（2009），頁161-184；〈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以臺灣近代史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2006），頁10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