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驒牛肉搭配的白色蛋包飯。 圖／資生堂パーラー（資生堂Parlour餐廳官網）
我喜歡吃「洋食」，這裡指的不是正宗的西洋料理，而是經過日本人改造的「洋食」，這我在《和食古早味》中曾經提過。除了豬排飯和日式咖哩，蛋包飯也是我最喜歡的「和式洋食」；如果要在東京吃蛋包飯，資生堂的「Parlour」總是我的第一個選擇。
位在銀座七丁目的資生堂，總共有兩座大樓，分別是「Shiseido the Ginza」和「銀座資生堂大樓」：前者是女孩們的天堂，一樓到三樓是資生堂的美妝旗艦店，但比起資生堂為人所熟悉的化妝品企業，令我更感好奇的，反而是旁邊的資生堂大樓。
磚紅色的資生堂大樓一共有十一個樓層，一樓賣的是餅乾和各式各樣的蛋糕，地下一層是藝廊，三、四樓以後則是資生堂的Parlour餐廳（與他的蛋包飯），八樓以上還有人文空間，舉辦各式各樣的講座；除此之外，銀座七丁目的巷子中還有一間米其林三星的法式餐廳「L’Osier」——這間餐廳也是資生堂的一部分。
化妝品公司為什麼要經營餐廳、藝廊和賣糖果餅乾呢？在銀座這樣的地段上，蓋一間大樓來舉辦藝廊和人文講座，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嗎？
現在的資生堂是聞名世界的化妝品公司，但起初只是間藥局，在時代的轉變中成為化妝品公司，同時也是「美」的代言人。從資生堂的故事可以看到銀座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和、洋文化的交流，是美食的歷史，同時是經營者故事，也是城市轉變的故事。
從資生堂的故事可以看到銀座的發展，也可以看到和、洋文化的交流，是美食的歷史，同時是經營者故事，也是城市轉變的故事。 圖／SHISEIDO 資生堂官網
資生堂為何是「資生堂」？
資生堂的創辦人福原有信（1848-1924）生於幕府時代末期，當時出生於安房國（如今千葉縣南部）的他，年輕時到幕府的醫學所讀書，後來到大學東校——也就是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繼續進修。
福原有信所學的是藥學，之後他也曾於明治四年（1871）受聘為日本帝國海軍病院的藥局長，並於次年辭官轉入民間，還從《易經》中擷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概念，開設了「資生堂藥局」。
但《易經》又不是醫學經典，開個藥房又與這古書有什麼關係？更何況，作為日本第一代的「洋風藥局」，不是應該取個較為「洋派」風格的名字嗎？
其實從幕末到明治時代，當時研究西學的人，從大學者福澤諭吉、到賣紅豆麵包的木村安兵衛，他們所想的都是「和魂洋才」——借取西方的技術、方法以融入東方的精神——福原有信當然也不例外。
然而當時的「資生堂藥局」還未涉足化妝品產品，創辦藥局的福原，一生的成就也不在於讓女人變得更美，而是引進西方的藥房制度、實施醫藥分類，並且成立製藥工廠。後來成為日本藥劑師聯合會會長的福原，正是因為這些努力才奠定了自己與「資生堂」在歷史地位。
不過來自於安房國的福原有信，為何把「第一家資生堂」開在了東京的新橋？新橋這個地方，對於後來「資生堂帝國」的崛起，又是怎樣的風水寶地呢？
資生堂的創辦人福原有信（1848-1924）。 圖／維基共享
一開始就是「潮牌」
如果去過東京銀座的人應該知道，現在的銀座被分為銀座一丁目至銀座八丁目，其中八丁目就是過去的「新橋」。而此一名稱的更迭，亦是資生堂見證銀座街區改造的紀錄之一，從明治、大正、昭和到現在，民間努力搭配政府措施，才讓如今的銀座發展成為了東京最具特色且繁華的地段。
在江戶時代，江戶城最為熱鬧的地段是日本橋；但到了明治時代，鐵路的建設也被引進日本，全日本第一條鐵路更在1872年9月開進了東京——而新橋則成為東京的第一座火車站。作為當時東京的玄關，來來往往的人潮和舶來品都聚集於車站附近，這也讓新橋以及鄰近的銀座一帶順勢崛起，成為東京最繁華的明星商區。
本來東京的建築大部分為木造，很容易因為火災就燒掉一大半。像是明治五年發生的銀座、築地大火，蔓延的火勢甚至還曾逼近新橋。因此大火之後，東京市長由利公正（1829-1909）才開始思考都市的改造，並推廣採用較不易火災的紅磚建築。在日本紅磚也被稱為「煉瓦」，現在從銀座到新橋的街區都改用紅磚，所以此處在明治時代稱為「煉瓦地」，有一家很有名的豬排飯創始店也開設在此而稱為「煉瓦亭」。
由於新橋是最潮的地方，在此地賣西藥容易建立起企業識別度，也容易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資生堂的店名稱為「東京新橋 福原資生堂」。
新橋曾是東京的鐵路門戶。由浮市繪師楊斎延一所畫的「大元師陛下新橋御発輦ノ図」。這裡指的「大元帥」就是馬車中的明治天皇，在1915年9月13日——甲午戰爭中，關鍵的黃海海戰前兩日、平壤總宮發起前4日——明治天皇親自前往廣島的「大本營」坐鎮，而當時他就從東海道鐵路的發起站「新橋」乘坐火車出發。 圖／維基共享
由於新橋是最潮的地方，在此地賣西藥容易建立起企業識別度，
也容易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資生堂的店名稱為「東京新橋 福原資生堂」。
圖／小林清親（1847-1915）
形象的建築師：福原信三
本來在福原有信的手上，經營西藥房的資生堂在新橋得生意蒸蒸日上，在地方上也站穩了腳步，但真正使改變經營策略、讓資生堂成為我們熟悉的「這個資生堂」的關鍵人物，卻是有信的三兒子——福原信三（1883-1948）。
在接班問題上，因為有信的大兒子身體不好、二兒子早夭，因此雖然信三是第三個兒子，但從一出生就被期待接掌資生堂。
信三和父親一樣都學藥學，長大後還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遠渡重洋、前往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藥學，吸取當時西方最先進的技術，畢業後甚至還在紐約的藥局實習了一段時間。
在紐約的信三，完成實習後並沒有急著回國，當時有信建議兒子「還是得到歐洲看看」，於是大正元年（1912）信三前往歐洲，造訪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等歐洲的古都。
當時的信三並不以參訪藥學學界為目的，而是遊學、參觀博物館、了解風土民情，這也讓信三在藥學的專業之外更具人文的風采，不同的文化衝擊也讓資生堂後來的事業走向不同的發展——銀座的風貌，也更這一決定而徹底改變！
讓資生堂成為我們熟悉的「這個資生堂」的關鍵人物，卻是有信的三兒子——福原信三（1883-1948）。
圖／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信三除了藥學專業外，也是小有名氣的攝影家。
圖為信三1913年赴歐遊學時，在法國所拍攝的巴黎與賽納河。
圖／Shiseido Group
復興，銀座與資生堂的在地羈絆
從當初的木造街、煉瓦地，銀座和資生堂之所以能崛起於國際，背後的福原信三才是真正的品牌推手、真正的「形象建築師」。
大正十二年（1923）9月1日正午前兩分鐘，日本發生了芮氏規模 7.9 的「關東大地震」。這場日本史上最慘重的災難幾乎夷平了關東平原，十餘萬人因此喪生。但災難的之後的重建計畫，卻意外給了銀座「改變復興」的契機。
關東大地震之後，已入主家族事業的福原信三，非常積極參與銀座的重建，並以「資生堂當家」的身分號召銀座街區的商家，以紐約的「第五大道」作為重建理想，向政府當局提出陳情書。當時的銀座只有一丁目到四丁目，而初代的資生堂店址則在鄰近的新橋附近，直到信三這時所提出的「大銀座」計畫，才將資生堂所在的出雲町和竹川町（現在的銀座五丁目到八丁目）給納入了銀座街區。
信三認為，世界各國最繁華的商業城市都有一條代表性的街道—像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美國紐約的第五大道——而再興的銀座，也該被打造成東京最繁華的街區，讓世界所有的人一想到銀座就是最時尚、最繁華的代表。
「世界大銀座街」、「帝都將來最為關鍵的發展」，信三不斷在報紙上投書，本來被視為空想，但透過踏實的腳步，完成銀座與資生堂的整體形象與特色。
再興的銀座，也該被打造成東京最繁華的街區，讓世界所有的人一想到銀座就是最時尚、最繁華的代表。圖為江戶東京博物館的舊時代銀座。 圖／維基共享
「世界大銀座街」、「帝都將來最為關鍵的發展」
(Source: jun560＠Flickr)
讓我們回到故事開頭的銀座印象——在春日的東京行，到資生堂的 Parlour 吃完蛋包飯，滿足口腹之慾之後，還能在銀座街頭逛街，這裡有我們喜歡的壽司久兵衛，也有百歲人瑞所經營的琥珀咖啡店——在百多年之後，如今銀座的繁華時尚與城市質感，已成為足以與紐約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齊名的「地標品牌」。
如今來看，銀座的發展奠基於資生堂的努力；而資生堂的是企業形象，則是透過銀座的改造而完成——這兩句話或許有點繞口，但兩者的發展相互扶持，展現出一股民間對於城市文化的期待，並且透過共同的努力，維持銀座的風格。
打造最為繁華的商店街並不是召集大型百貨公司進駐，而是要具備「個性」的街區，其中必須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小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櫥窗都要經過設計，讓逛街買東西的人潮感覺舒適，每一家商店彼此合作，達到「共存共榮」。
關東大地震後，銀座也開了幾家百貨公司，像是三越、松屋等都到銀座設店，對於信三來說，銀座的商店街要讓到此逛街的人，感受到百貨公司沒有的感覺，就是商店的特殊性，要和顧客們建立品牌的信用，讓銀座具備真正一流的商品。
資生堂如何建立自己店內的風格以區別於百貨公司呢？如何展現特殊的品味，建立品牌的形象，並且和銀座的整體感覺搭配呢？請看下一集分曉。
本文轉載自轉角國際：資生堂的銀座彩妝（上）：藥房之子的都更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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