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緹拉.瑪潔歐(Tilar J. Mazzeo)
當我夢見來世……那情景總是出現在巴黎麗池酒店。──海明威
一九四四年五月,世界已經陷入戰火兩、三年,巴黎也遭到占領將近四年。如果戰爭有自己的故事,那麼這個故事很快就要達到高潮。
當然,海明威認為戰爭是一種人類獨有的戲劇性事件,而對於一九四四年春天在歐洲採訪的許多美國記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巴黎。那裡才是主戰場。
海明威認為,最精彩的一類戰役發生在巴黎的麗池酒店,而抱持這項看法的人不只他一個。在咆哮二○年代的全盛期,一直到三○年代初,一群才華洋溢、被稱為「迷惘世代」的美國作家共同在法國首都度過了他們的年輕歲月,而他們的荒謬事蹟也成了酒店傳奇。費茲傑羅曾經夢到與麗池酒店一樣大的鑽石,並思忖「最優秀的美國人為何遊蕩到巴黎」。
費茲傑羅在一九四○年冬天因為心臟病發死於加州。如今,一群麗池酒店過去的常客逐漸回到巴黎,儘管他已不在。回來之後的遭遇,有人快樂,有人悲傷。
但對他們每個人而言,那都是一段迂迴而糾結的旅程,充滿心痛、危險,以及許多險惡的背叛。
對海明威來說,返回巴黎的過程是從英吉利海峽對面一個拚酒夜晚開始的。那裡位於巴黎北方不到三百英哩,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位美國名作家返回巴黎的歷程將令許多人驚訝: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有幾份報紙報導,海明威在倫敦街頭的一場恐怖車禍中身受重傷。
那個麻煩從兩個晚上之前開始,地點是貝爾格雷夫廣場(Belgrave Square)的一場放浪派對,派對在其中一棟帶有露台的古老豪宅內舉行。那些古老豪宅包圍著一座公園,公園此時已經成了戰時停車場,停放坦克、軍事設備,也是外國特派記者經常出沒的地方。
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多切斯特飯店(Dorchester Hotel)的酒吧裡碰到他的老友海明威;這位特派員後來表示,海明威「傷得十分嚴重,但我真的很高興看到他……為了證明我的熱情與財富,我決定在我沒用、又非常昂貴的公寓裡為他舉辦一場派對。」
此外,海明威「老爹」(Papa,他喜歡大家這麼稱呼他)留著一臉髒兮兮的鬍鬚,以掩蓋他皮膚的症狀。如同他朋友卡帕所嘲諷的:「老爹惹上了麻煩……那鬍鬚嚇跑了所有女孩。」他需要振奮一下精神。
於是,卡帕用他一向受朋友讚賞的過人技巧,從倫敦黑市蒐集到許多物資,「從某個原子實驗室偷來一個容量十加侖的玻璃罐,」將六個成熟的桃子浸在一瓶昂貴的白蘭地裡,再倒進一箱香檳(戰時售價一瓶三十美元),調製成一種堪稱戰時最危險的派對潘趣酒。然後,卡帕敞開他廣場公寓的大門,請來一批精挑細選、放蕩不羈的倫敦朋友。沒有人意外這場聚會變成一場深夜的飲酒作樂派對。
當派對在一大早逐漸平靜下來時,海明威已經醉得無法開車。事實上,根據所有的報導,他的朋友彼得‧葛羅爾醫師(Peter Gorer)同樣爛醉如泥。不過他們還是開車上路,同時載著葛羅爾醫師的太太,一路飆車返回位於隔壁梅費爾區(Mayfair)的多切斯特飯店。
從一月初開始,戈林指揮的納粹空軍又開始轟炸倫敦都會區,也就是史上所稱的一九四四年「寶貝轟炸」(Baby Blitz)。因為燈火管制,倫敦一片漆黑,嚴格禁止車輛開大燈。但是沒有人想到,那一夜的黑暗竟是這場災難的根源。
這幾個飲酒作樂的男女還來不及上床睡覺,葛羅爾的車子就已失控,迎頭猛烈撞上一座水塔。受傷的他們被緊急送往附近的聖喬治醫院(St. George Hospital)。
海明威身受重傷,撞到擋風玻璃的頭部出現一個大傷口,膝蓋也嚴重受損。
不久之後,卡帕接到醫院的電話,等到他在早上七點鐘抵達急診室的時候,「我看到兩百一十五磅重的老爹躺在手術台上,頭顱整個裂開,鬍鬚上全都是血。醫生準備幫他麻醉,將他的頭縫合起來。老爹客氣地感謝我為他舉辦派對。他要求我去照顧葛羅爾醫師;他開車撞上水塔,傷勢一定也相當嚴重。」
那場車禍造成海明威嚴重腦震盪,應該會讓他躺在病床上,遠離酒精好多天。
不過,他沒有深刻思考自己幸運地與死神擦身而過,下定決心洗心革面,反而想著其他事情。事實上,他的心思大多放在一名個頭嬌小、身材豐滿的藍眼睛美國記者瑪麗‧威爾許(Mary Welsh)身上。
就在幾天前,五月二十二日的午餐上,身穿緊織毛衣、留著一頭褐色捲髮的她,在倫敦的白塔餐廳吸引到他的注意。同樣身為戰地特派記者,瑪麗‧威爾許充滿自信又輕鬆活潑的風采令他深深著迷。當時她正在與另一名戰地記者兼小說家、在紐約土生土長的爾文‧蕭(Irwin Shaw)共進午餐。
那個星期,同盟國的戰地特派記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至倫敦,他們全都鎖定同一個目標:率先從解放後的巴黎發出第一篇報導。
可是,海明威與蕭之間的競爭很快就變得更加白熱化。瑪麗‧威爾許恰巧是爾文‧蕭的情人。根據威爾許自己的說詞,她擁有迷人的身形,而且不吝於充分展現這項優點。在那件緊織的毛衣底下,她也不穿胸罩。
「願上帝保佑編織那件毛衣的機器。」
見到她時,蕭如此讚嘆道。
當他們在房間裡走動時,所有的特派記者紛紛開起玩笑。「好棒的毛衣。」某人吹起了口哨。有人小聲地說:「天氣一暖,好風景果然都冒出來了,對不對?」還有人說:「瑪麗,我想見識更多的你。」
海明威看了一眼之後說:「蕭,將我介紹給你朋友。」
當然,爾文‧蕭做了那次改變命運的介紹。該來的怎麼樣也擋不了。
瑪麗為《時代》雜誌撰稿,海明威大膽問她改天能否單獨與他共進午餐。所以,要是她除了是蕭的女朋友,正好也是諾爾‧蒙克斯太太(Mrs. Noel Monks)[1],另一個人的老婆呢?海明威為了她神魂顛倒,對方顯然也有這種感覺。
此外,還有一個複雜的因素出現:另一位名叫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的美國戰地特派記者也啟程前往倫敦。「瑪蒂」(Marty,她的朋友都如此稱呼她)一心想回到巴黎,也希望採訪這則重大新聞,而她恰好就是海明威太太。
事實上,在卡帕瘋狂派對的那一夜,瑪莎才剛抵達倫敦,身體極度不適。她從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就登上一艘橫越大西洋的戰爭運輸艦,艦上載著炸藥,而她是唯一的平民。
《柯立爾》(Collier’s)雜誌是她發揮戰時新聞報導專長的園地。為了替該雜誌採訪而用這種方式重返歐洲,風險其實不小。
那年春天,武器運輸艦是具有高度攻擊價值的目標,而她竟然甘冒驚人的風險,搭上那艘船。那個月,德國潛水艇在大西洋上擊沉了三艘同盟國船艦以及一艘美國護航航空母艦。由於風險實在太高,邱吉爾後來在回憶錄中承認:「唯一真正令我喪膽的是恐怖的德國U型潛水艇。」二次大戰期間,有數萬名水手在從美國運輸補給品到英國的過程中,命喪大海。在整趟航程中,只要海平面上有任何物體靠近,艦長就不斷鳴笛。瑪莎嘲諷地說,那個笛聲代表「老天,別撞上我,你這個畜生,我會爆炸的。」
瑪莎登上那艘運輸艦,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理由:她發現那是她能橫渡大西洋的唯一途徑。由於海明威言行不一,她發覺自己面臨一個緊急狀況。那年春天,歐洲戰區即將有大事發生。戰爭的熱度急遽升高,同盟國此時幾乎夜夜轟炸法國。親臨現場是她身為特派記者夢寐以求的事。
海明威不只搶走了她在《柯立爾》雜誌的採訪任務,導致她沒有獲得可採訪到一九九四年夏天的官方媒體採訪許可,無法正式參與──他也拒絕幫她在泛美航空的班機上弄到一個座位。那架班機將從紐約市起飛,提早在大家都知道法國即將發生重大事件的那幾個星期之前,將記者載運到英國。
「噢,不,我辦不到。」海明威在紐約就這麼告訴她,「他們只載男人。」他十分清楚,那架班機上當然還有其他女性特派記者。他純粹是希望自己的太太留在家裡,表現得像個女人。
對於瑪莎來說,這個打擊既殘酷又令人心碎。「看起來,」她絕望地告訴一個朋友,「我即將失去世界上我最在乎、希望能看見或寫出來的事情,那可能也是我此生中最在乎的事情。」在同盟國入侵法國期間袖手旁觀,將比「我現在的心態需要更多的謙卑以及良好的判斷力」;她實在太瞭解她的丈夫,因而懷疑教導她謙卑是他想要給她一個教訓。他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專業上的嫉妒和暗中相互較勁,這段感情此時已經嚴重崩解。
那天下午抵達利物浦的碼頭時,瑪莎已經在一艘挪威貨船上待了十七天,心中累積了無比憤怒。
等到她設法到達倫敦,將行李放進他們夫妻在多切斯特飯店的房間內,海明威早已回到他在倫敦醫院的病房,與蕭和卡帕一起狂歡。儘管他腦震盪,頭上還裹著白紗布繃帶,病床底下卻有空的酒瓶和香檳瓶。
卡帕是他們夫妻倆最親近的共同朋友之一,他曾經在一九四○年為《生活》雜誌拍攝瑪莎與海明威的婚禮。這段作家與記者的名人婚姻曾經是一條重大新聞。現在,這位攝影師卻在醫院病房裡拍攝醉醺醺的海明威光屁股的照片,後者還開心地穿著病袍擺姿勢,與羅伯特‧卡帕年輕漂亮的紅髮女友,綽號「小粉紅」的伊蓮‧賈斯汀(Elaine Justin)合照。
在他的朋友眼中,老爹總喜歡表現幽默搞笑的男子氣概。但是即便他在媒體採訪許可那件事上騙了她,他還是希望自己受傷之後,太太能給他妻子的溫柔,而不是嚴厲的務實態度。
不幸的是,瑪莎沒什麼心情同情他。
海明威「假裝身受重傷」只是讓她瞧不起他的誇張行徑和自艾自憐罷了。
畢竟,如同瑪莎所言:「如果真的腦震盪,他根本不可能跟兄弟們飲酒作樂。」他是在誇大:吹噓自己的大膽行為,一如往常地吹牛。再度與死神擦身而過,是老掉牙的海明威故事情節之一,而此時此刻,她已經聽得有點厭煩了。
夫妻倆在醫院病房裡吵得不可開交,事後瑪莎並沒有留下來照顧這位討厭的病人。然而,活潑的瑪麗‧威爾許後來蹦蹦跳跳地來到他的病房,並帶著一束春天的鬱金香和水仙,還有足以融化人心的同情。就老爹的角度來看,這樣就夠了。
瑪莎不知道的是,某一天晚上在瑪麗‧威爾許的多切斯特飯店房間裡,海明威差不多已經向她求婚了。
「我不瞭解你,」某個溫暖的春夜,天地因空襲而一片漆黑,兩人坐在她的床上,他告訴她,「但我想娶你。你充滿了活力,美麗得宛如五月蝴蝶。我現在就想娶你,希望有一天能與你共結連理。有一天,或許你也想要嫁給我。」這位文學巨擘如此強烈的求愛攻勢,並沒有把瑪麗嚇跑。
幾天之後,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海明威出院。
為了避開無止盡的「老爹」派對和他為了她未盡妻子義務而發表長篇大論,瑪莎獨自搬進了多切斯特飯店頂樓房間。這段婚姻陷入困境,她感到悲慘而痛苦,但也認為雙方的爭執會像往常一樣,隨著時間煙消雲散。
在多切斯特飯店二樓,海明威與瑪麗‧威爾許所想的卻是別的事情。海明威對瑪麗說:「這場戰爭可能讓我們分離一陣子,但我們必須展開我們的聯合作戰行動。」
早在紐約的時候,瑪莎‧蓋爾霍恩和海明威這兩位知名記者之間就上演了一場欺騙與背叛的戲碼,《柯立爾》雜誌的事件對海明威而言是一場痛苦的勝利。
然而,兩人之間的敵意才正要快速升高,後面還將出現風險更高、一山還有一山高的伎倆。最後,他們的故事將在法國劃下句點,並且在那年夏天結束之前,帶領他們以及羅伯特‧卡帕和瑪麗‧威爾許回到巴黎麗池酒店。
無論如何,從某些角度來看,他們的故事全都是從麗池酒店展開的。
[1]諾爾‧蒙克斯是來自澳洲的記者,瑪麗當時的丈夫。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之《烽火巴黎眾生相:麗池酒店內上演的諜報密謀和生死愛欲》 這間傳奇酒店也是一座歷史舞台。 當法國戰場烽火連天, 這些傳奇人物——將軍、女伶、作家、酒保、富商、間諜—— 也齊聚麗池, 淋漓盡致地上演他們對國家的忠誠與背叛, 人性的良善與卑劣, 還有男男女女永難掙脫的愛欲執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