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位朋友經常搭乘台北捷運,或許有注意到自去年2月開始,各個捷運站的詢問處,都設置了刻有車站站名、周邊景點的特色紀念章。因應不同捷運路線,站方還貼心地準備了不同顏色的印臺以為區別。是故,對於喜歡探訪古蹟與搜集章戳的筆者而言,捷運紀念章,便成為深入了解台北的最佳誘因與媒介。
說來冒昧,大家知道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內,至今仍留有清領時期的四座城門嗎?要談起這些城門,就不能不說到台北建城的歷史。19世紀末,以日軍攻台的「牡丹社事件」為契機,清廷採納了臣僚沈葆楨(1820-1879)的建議,在北台灣新成立「台北府」,下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基隆廳。
為了營建台北府城的官廳與城郭,幾經權衡,清廷決定以原有的商業聚落:大稻埕(今大同區西南)與艋舺(今萬華區一帶)為基準,在兩地之間的廣袤農地興建台北城新址。
在官員林達泉(1830-1878)、陳星聚(1817-1885)及劉璈(?-1889)等人的先後努力下,1884年(光緒10年),設有五座城門、以堅固城牆所圍繞的台北城,總算順利宣告竣工。
台北城完工之後,城牆內的區域,便被時人稱為「城內」或「城中」(註1)。此後,由於許多政府單位與金融機構都設置於此,台北城遂逐漸成為大台北地區、乃至於全台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更與大稻埕、艋舺合稱「台北三市街」。若要對台北市的發展軌跡有所認識,「三市街」可說是絕對不容錯過的歷史景點。
基於交通的便利性與資料的掌握程度,筆者決定先以台北舊城區,作為第一個收集章戳暨訪古尋幽的歷史區域。至於探訪的第一站,則是堪稱清代台北城正門的北門站。
北門站章
在步出捷運站之前,別忘了先蓋北門站的專屬紀念章。透過紀念章的圖案設計,我們可以迅速對車站周邊的景點與特色有個概略的認識。如同車站名稱,台北府城北門,自然當仁不讓地獲選為車站的象徵。此外,座落於北門旁邊、頗富時代感與設計感的「台北郵局」,也毫不意外地雀屏中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北門、台北郵局這兩處北門地區的知名古蹟之外,紀念章的另一個圖案,居然是台看似毫不相干的照相機。不過,若是喜歡攝影的朋友,可能知道位於北門附近的博愛路與漢口街口,其實是台北市內相當著名的「相機街」,坐落著為數甚多的照相及攝影器材專賣店。
北門地區之所以會形成如此特別的相機商圈,在於博愛路、漢口街口不只位於政府機關密集的「城中」地區,更鄰近堪稱台北交通大動脈的台北車站。兼具情報豐富與交通方便的雙重條件,這一帶的報社、新聞業相當發達,連帶促成攝影器材相關產業的活絡,遂形成了今日的「相機街」風貌。
蓋完了捷運紀念章之後,大家也別錯過站內講述北門周邊歷史的陳列與布置。這些展示的樣品,是台北捷運公司當初在進行松山線工程時,意外在北門站周遭挖掘出土的清領及日治時期建設遺跡。
大致對車站附近的代表景點有了概念之後,接下來我們從1號出口出站,在塔城街與忠孝西路交叉口左轉步行。用不了多久,我們的右手邊,就會出現一座最近頗受政府與文化資產保存團體關注的清代古蹟:北門「承恩門」。
北門:台北城的正門
今日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北門」一名,其實是前人留下來的通稱。這座落成於1884年(光緒10年)的台北城北門,官方名稱則為「承恩門」。
說起承恩門一名的由來,我們就必須談到北京與淡水河。由於清代首都北京位於台灣的北方,加以官員來台北赴任時,多是乘船自淡水河口上溯至北門附近靠岸,再從北門進入台北城。是故,北門不僅在城外設有迎接官員的「接官亭」,更因為承接來自北京的「天恩」,遂被取名為承恩門。
靠近淡水河的地理位置,固然利於官民利用水路出入府城;反過來說,若是敵人也利用水運,同樣可以迅速攻抵北門。為了強化北門的防衛能力,設計者除了另外在北門外側建設了甕城(註2)與護城河之外,亦採用碉堡式的封閉設計,將北門的屋頂、牆面乃至於臺座完全合成一體,並在城門上鑲以鐵皮,使其能夠承受現代火炮的攻擊。
基於北門擁有堅強的扼守形勢,清代官員便在甕城拱門之上,掛上題有「巖疆鎖鑰」四字的匾額,期許北門能夠發揮強大的防禦能力,阻外敵於城門之外。
就在北門竣工的十年之後,清廷便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和談的代價,則是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其後,便是許多讀者朋友都很熟悉的「台灣民主國」成立,日本政府則派遣近衛師團來台武力接收。
然而,由於民主國部隊緒戰失利,正、副總統唐景崧(1841-1903)、丘逢甲(1864-1912)先後內渡中國,使得台北城頓時陷入群龍無首的失序狀態。最後,台北的仕紳及富商便推派辜顯榮(1866-1937)為代表引導日軍進城,以期恢復社會秩序。
看似固若金湯的北門,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地為日軍所接收。更諷刺的是,總督府後來拆除北門甕城的時候,更將刻有「巖疆鎖鑰」四字的石材卸下,使其成為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的涼亭礎石。
隨著日本在台灣的統治逐漸步上軌道,總督府也開始推動名為「市區改正」的都市計畫。1900年(明治33年),總督府以將在台北城新闢九座城門為由,不僅將護城河加以填平,更拆毀了台北城的部分城牆與寶成門(即西門)。翌年,總督府再次宣布,為了便於落實都市計畫,要將台北城剩餘的城門與城牆全數拆除。
對於不少台北在地仕紳而言,由於他們曾出資贊助府城的修築,甚至隱有互相競爭的心理,總督府拆除城門的政策,竟然意外引起仕紳們不小的反彈。最後,總督府決定與之妥協,保留了北門在內的四座台北舊城門(但北門、東門的甕城仍被拆除)。1935年(昭和10年),總督府又依據《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正式將北門等四座城門定為史蹟,予以保護。
即便如此,政權的更迭,使得北門又得重新面臨未知的挑戰。1945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治權。四年之後,台北便成為國府的「戰時首都」。為了宣示中國主權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到了1960年代,政府除了動工興建華北宮殿式的「中山博物院」(即故宮)、「國父紀念館」等建築物之外,更以「整頓市容」為由,將東門、南門、小南門三座城門也改建為華北式風格的城樓。
至於北門所身處的忠孝西路,市政府則決定興建橫跨鐵道路線、連接忠孝橋的高架橋(即忠孝橋引橋)。為了便於施工,市府打算將路線上的北門直接予以拆除!幸好,在多位學者的極力爭取下,市府最後同意改以彎道方式,使高架橋繞過北門。
是故,好不容易搶救下來的北門,此時便被數條高架橋所包夾,城門結構更因此遭到橋身壓迫,難以一眼窺其全貌。
1980年代晚期,隨著華山至萬華段的鐵路終於完成地下化,以往用來解決交通問題所興建的高架匝道,其存在的必要性也逐漸降低。1995年,圍繞著北門的其中一條高架道路(即延平南路匝道)因為使用率偏低,而被市府動工拆除。
以此為契機,二十年後,市府也繼續依照2013年的計畫,將忠孝橋引橋完全予以拆除。至此,北門才終於擺脫揮之不去的「緊箍咒」,得以恢復早年的美麗天際線。
簡單看過了北門的歷史故事之後,大家不要急著穿越城門。因為,就在北門的正前方,還存在著兩處與日治時期鐵道運輸密切相關的歷史景點。
總督府鐵道部:「台鐵」的前身
位於北門正面,有座紅磚的典雅建築正在進行維修工程。這棟建築,便是由總督府營繕課的知名技師森山松之助(1869-1949),所規劃設計的總督府鐵道部廳舍(以下簡稱「鐵道部」)。
有些讀者朋友可能不知道森山氏是何方神聖。不過,大家很可能在無意間看過他的設計作品而不自知。例如,今天我國的監察院(原台北州廳)、總統府(原台灣總督府)乃至於台南的台灣文學館(原台南州廳),都是出自於森山氏之手。
要說起鐵道部的由來,就必須提及1895年(明治28年)的日本武力接收台灣。且說日軍登陸台灣之後不久,便成立了「臨時台灣鐵道隊」,以負責恢復、維持接收地點的鐵路運輸工作。
四年之後,隨著日本在台統治基礎逐漸穩固,總督府也決定成立專責鐵路事務的行政部門,遂將「臨時台灣鐵道敷設部」(日文「敷設」即「鋪設」之意)改組為台灣總督府鐵道部,使其成為總督府的下轄機關。
至於鐵道部的位址,總督府則選定位於北門對面的清代台北機器局原址。這處台北機器局,原本是巡撫劉銘傳(1836-1896)用以鑄造彈藥、貨幣及維修鐵道的工廠。到了1895年,遂為總督府所接收。
起初,總督府將機器局交給陸軍管理,遂被改為砲兵工廠,繼續肩負生產、維修兵器的任務。1900年,總督府將工廠移交給鐵道部,改稱「台北工場」(日文「工場」即「工廠」之意),負責鐵道運輸的相關維修事務。
1910年代晚期,森山松之助所設計的鐵道部廳舍,也於工場南方順利完工。「南廳舍、北工場」的布局,使得北門一帶,成為全台灣鐵道事務的統籌、監督重鎮。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鐵路是總督府有意發展的重點事業,鐵道部長一職,經常由總督府的第二號人物──民政長官(如後藤新平、下村宏等人)兼任。直到1924年(大正13年),總督府將轄下的遞信局與鐵道部合併成立交通局,鐵道部才脫離總督府的直轄,成為交通局的附屬部門。
1945年,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治權,隸屬交通局的鐵道部,先是被改制為交通處鐵路管理委員會;三年後,該會又改稱為台灣鐵路管理局(簡稱「台鐵」),直至今日。是故,鐵道部不僅可說是台鐵的前身,直到90年代以前,台鐵本部的員工,也仍然以舊鐵道部廳舍作為辦公場所。
1989年,伴隨著改建完成的第四代台北車站重新啟用,台鐵本部也隨之進駐新車站。人去樓空後的鐵道部舊廳舍,卻也因此面臨建築年久失修的老化問題。
2006年,為了配合捷運松山線施工,有關單位在拆除鐵道部附屬建築時,意外發現清代機器局的部分圍牆。
有鑑於鐵道部舊廳舍留有部分清領、日治時期的建築遺跡,極具保存、維護的價值,政府便從善如流,除了將鐵道部指定為國定古蹟之外,更委託台灣博物館進行修復、規劃作業。未來,鐵道部將以「鐵道部博物館園區」的新身分,搭配北門周遭的古蹟景點,成為一個複合式的歷史園區。
同樣都是因應鐵路運輸而誕生的建築物,另外一處景點的遭遇,可就不像鐵道部這般幸運了。若是沿著忠孝西路往台北車站的方向步行,用不了多久,左側就會出現一棟荒廢許久的破敗建築。它,就是近來經常躍上媒體版面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簡稱「三井倉庫」。
三井倉庫:鐵路時代的見證者
若是談起台北市內最近頗受關注的歷史建築,三井倉庫絕對是榜上有名。不過,若是各位朋友對這件事情不甚熟悉,看到下圖這棟建築物,說不定會誤以為是某座棄置的荒廢遺跡吧?
如同它晦暗不明的外觀,目前我們對三井倉庫的認識,仍然留有相當多的殘缺之處。這座曾由「日本四大財閥」(註3)之一的三井集團所擁有的舊倉庫,大約建於1913年(大正2年)。
之所以將倉庫設置於此,在於1901年(明治34年),總督府為了配合鐵道路線的開通與都市計畫的推動,將台北車站從大稻埕的南側(今鄭州路)遷移至鐵道部東側的三線道路(今忠孝西路)上。是故,三井物產為了利用鐵路運輸集散貨物,才在台北車站西側的土地上設立倉庫。
即使今日的三井倉庫顯得有些破敗,其中央山牆仍能隱約見到三井物產的「丸に井桁三」商標(註4)。附帶一提,三井倉庫也是目前全台唯一留有三井物產商標圖案的建築物。
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三井倉庫也為國民政府所接收,交由台灣省政府的物資局使用。近年來,隨著「台灣省虛級化」(即「凍省」)的推動,三井倉庫也先後移交給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台北市政府。到了2010年代,市政府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將三井倉庫指定為「歷史建築」。然而,其多舛的命運並未至此劃下句點。
2014年,新任市府將台北府城北門(承恩門)定位為「台北門戶」。是故,主打重現北門風貌的「台北府城門-北門周邊廣場改造計畫」,便成為台北市文化局亟欲推動的政策之一。
為了落實該計畫,市政府不僅動工拆除了緊鄰北門的忠孝橋引橋,更計畫透過景觀設計的方式,試圖部分恢復北門的甕城與護城河遺跡。
然而,北門所在的忠孝西路,可謂台北市的交通動脈。由於北門為國定古蹟,在其位置無法移動的前提下,若要重現北門的甕城與護城河,北門廣場勢必得向北方擴張,連帶使得忠孝西路必須往北遷移。此時,矗立在路旁的三井倉庫,便成為市府不得不正視的燙手山芋。
為了解決路線北移的問題,市政府遂試圖移動三井倉庫的位置,打算將其拆卸東移50公尺後,再就地重建。不過,北門與三井倉庫之間的距離路徑,正是總督府按照都市計畫拆除台北城牆、修築三線道路的痕跡。文化資產保存團體認為若是任意移動倉庫位址,將無法完整呈現當時在此建立三井倉庫的歷史意義。
面對文資團體的質疑,市政府則以「交通流量考量」,作為支持遷移倉庫的論據。但是,除了文資團體另外提出「原址保留,交通分流」的替代方案之外,更有市議員認為所謂的「交通因素」,只不過是財團用來遊說市府的藉口,使得三井倉庫移址與否一事,頓時陷入僵局。
今年年初,市政府在拆除忠孝橋引橋之後,發布了一則新聞稿,指稱忠孝西路的路型調整,將在今年11月底前完工。6月,台北市文化局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明確指出市府將在10月拆遷三井倉庫。不久,台北市議會便正式通過了拆遷倉庫的預算。
部分媒體推測,市府之所以加快三井倉庫的遷移工作,在於明年元宵燈會與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日程已經逐漸逼近所致。如此看來,三井倉庫的搬遷,已可說是箭在弦上,難以挽回。
關於倉庫移址一事孰是孰非,由於筆者資料不足,暫時不便作出評論。不過,既然三井倉庫「被搬家」已經幾乎拍板定案,其後的重建與再利用,便是值得市府深思的課題。
筆者認為,市府不妨學習台南安平「夕遊出張所」的案例,不僅修復舊建築,更應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給予三井倉庫一個新的故事與生命。比起單純地重建、維護古蹟,若能結合文創事業「寓教於樂」,相信更能引起市民的認同與感動。
在看完了三井倉庫一波三折的身世之後,現在我們可以穿越北門的拱門。此時,矗立在我們眼前的土色建築物,便是另一座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古蹟:台北郵局。
台北郵局:台灣郵政系統的重鎮
眾所周知,在網際網路尚未出現的近代,當時的信息傳遞,主要是依賴郵件與電信(如電報、電話)的方式。是故,日本政府派兵武力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極度重視信息的聯絡,一待軍隊登陸台灣,便在途經的重要城鎮,設立負責郵政業務的「野戰郵便局」(日文「郵便局」即「郵局」之意)。
翌年,隨著總督府順利地在全台建立治權,「野戰郵便局」一名遭到廢除,郵政的主管單位,也從軍方轉移到總督府轄下的民政局。此時,總督府鑒於部分郵局設置於戰爭時期,其規模將不敷業務需求,便重新予以設計改建。
1898年(明治31年),新建的木造兩層台北郵局宣告竣工。然而,這棟新郵局卻在十五年後的一場火災中,意外遭到焚毀。
由於台北郵局所在的北門地區鄰近台北車站與許多官署,位置可謂十分重要,總督府便在同年11月,原地重建了一座臨時郵局。不過,礙於臨時郵局實在難以負荷如此繁忙的業務量,總督府終於決定就地重建一座全台規模最大的郵局
關於新郵局的具體設計,總督府交由營繕課技師栗山俊一加以規劃。1930年(昭和5年),總督府在花費了號稱「破天荒」的56萬円之後,以鋼筋水泥建成的三層郵局總算重建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新郵局的正門不僅設計了頗為氣派的五道圓形拱門,牆面還刻意使用素有「防空色」之稱的土色磁磚,以預防將來可能的空襲攻擊(註5)。此外,由於當時認為郵政與電信業務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新完成的郵局廳舍部分空間,則由台北電信局加以使用。
1945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北郵局也迎來了新的主人與命運。由於台北郵局位於交通樞紐,其業務量比起日治時期又變得更為龐大。是故,主管單位除了將三層建築增建為四層之外,又以方便郵務車進出為由,拆除了台北郵局正面的五道拱門。
其後,由於台北郵局的建築結構逐漸老舊損壞,主管單位遂開始出現拆除台北郵局的構想。所幸,在學者與在地居民的爭取呼籲下,1992年8月,台北郵局終於被政府認定為國家三級古蹟,免除了可能被拆毀的命運。
進入21世紀,主管單位也逐漸正視台北郵局外牆剝落等毀損問題,開始積極動工修復。2014年,除了當初被拆除的五道拱門仍未重建之外,台北郵局的修復工作,可說已大致告一段落。
今天的台北郵局,除了建物主體仍是辦理郵政業務的郵局之外,部分空間也成為交通大學的台北校區及郵政博物館分館。
由於台北郵局身處的北門圓環一帶,目前正是台北市政府意圖推動的「西區門戶計畫」重點區域。短期之內,這裡應該仍然會是市府、媒體與文資團體的關注焦點。
看完了位於忠孝西路上四處古蹟之後,接下來我們可以轉進相對幽靜的延平南路,以隱身於此處的「撫台街洋樓」,為這次的旅行畫上暫時的休止符。
撫台街洋樓:獲得新生的日治歐風商社
如同三井倉庫,撫台街洋樓同樣也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商用建築。要談到洋樓落成的緣由,首先得以一家日本的建商,作為故事的開頭。1900年,建築技師高石忠慥(1850-1922)在台灣成立了負責承包工程、銷售建材等業務的土木營造公司─高石組。
此時,由於總督府正好開始推動都市計畫,高石組的業績可說是蒸蒸日上。1908年(明治41年),意氣風發的高石組,更是一舉拿下總督府所發包的「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今台灣博物館)工程。
隨著事業越做越大,高石忠慥也開始計畫在城中地區,正式設立公司的營運據點。最後,高石氏選定了今天的延平南路一帶,作為高石組的辦公所在地。1910年(明治43年),以石材與木料混搭的高石組洋樓宣告完工。由於洋樓位於撫台街上,因此又有「撫台街洋樓」之稱。
關於撫台街一名的由來,則是因為清領時期的台灣巡撫衙門,便設置於今天的延平南路與武昌街口,而「撫台」則是「巡撫」的別稱。
到了日治時代,總督府先是推行「市區改正」計畫,將今天的忠孝西路、中華路、武昌街、博愛路一帶更名為「撫臺街」;其後,又將「撫臺街」改制為「大和町」。是故,時人也將高石組的洋樓,稱為「大和町洋樓」。
1940年代前後,隨著日本政府將大量的資源投注於中國戰場,高石組所能承包的營建案子也越來越少。最後,高石組決定結束台灣的業務,將洋樓賣給了從事酒類貿易的佐土原商事。
1945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接收台灣。此時的撫台街洋樓,則成為台籍知識份子宋斐如(1903-1947)所創辦的《人民導報》報社本部。
二戰結束不久,國府便與共產黨發生了內戰。由於宋斐如曾擔任中蘇友好協會幹事,加以《導報》總編輯蘇新(1907-1981,「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實為共產黨員,1946年,以《導報》刊登了一則討論國共和談的文章作為導火線,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先是要求宋斐如辭去報社社長一職,隨後更以「煽動暴動」等罪名查封報社。
撫台街洋樓的產權,就這樣為行政長官公署所接管。其後,洋樓甚至曾經成為警備總部的辦公室及軍眷宿舍。
20世紀末,伴隨著政治解嚴、警總改制等事件,原本住在撫台街洋樓的軍眷也開始逐漸搬離,而人去樓空的洋樓建築,則變成半荒廢的閒置狀態。即便台北市政府於1997年將洋樓認定為市定古蹟,卻仍是並未投入經費、人力加以維護。
2000年,撫台街洋樓附近的木造房屋發生火災,火勢更延燒到洋樓,造成洋樓結構部分毀損。
以此為契機,台北市文化局開始積極要求有關單位編列預算予以修復,更邀請文資團體進駐、管理洋樓。自2014年以後,撫台街洋樓便成為文資團體保存在地文化的重要據點之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城中」地區所留下的古蹟,大多是日治時期的官署建築,像撫台街洋樓這樣保存至今的民間建物,可謂相當少見。
此外,當初興建洋樓的石材,除了部分來自唭哩岸之外,據說也有從拆毀的台北城牆中加以挪用(註6)。大家下次若有機會來到北門,也別忘了來看看這棟繼承清領、日治、民國三代歷史記憶的撫台街洋樓吧!
每座古蹟,都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故事
在這篇文章,筆者以捷運北門站為起點,簡單帶各位讀者朋友瀏覽了北門、鐵道部、三井倉庫、台北郵局及撫台街洋樓五處古蹟的歷史軌跡。無論是建於清領還是日治時期,也無論是否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這些歷經風霜的古蹟背後,其實都有一段屬於它們自己的動人故事。
身為接受歷史學訓練的文字工作者,筆者越是努力挖掘這些古蹟的過去,越是覺得自己有責任,將這些故事傳遞給更多朋友知道。唯有了解我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我們才會發自內心地去珍惜它所留下來的歷史記憶。
時間固然不斷前進,但歷史,絕非毫無用處的陳舊之物。如何在城市發展與維護古蹟之間取得平衡,相信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深愛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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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二戰之後,國民政府重新調整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此時,「城中」便從時人的通稱,正式升格為行政單位「城中區」。1990年,隨著台北市再次進行區劃重整,城中區遂與古亭區合併為今天的中正區。不過,今日的台北舊城區仍然偶爾可見「城中」之名,如靠近北門、位於忠孝西路與重慶南路交叉口的消防局,至今仍是稱為「城中」分隊。
註2:守城方為了保護城門,常會在城門之外,另外修築一圈圓形或方形的小城,形成兩道防護。即便敵軍攻破甕城的外門,仍得再突破一道城門與守方的反擊,才得以進入城內。另外,為了阻礙敵人攻城,守城方通常會刻意不將甕城城門與受保護的城門置於同一條直線上,以迫使敵軍轉向,藉此遲滯對方的進攻速度。
註3: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個超大型財閥。二戰之後,這四家大型財閥全被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強制解體。
註4:一般而言,三井財閥旗下的子公司都是使用「丸に井桁三」商標,即一個圓圈中有個呈45度角的「井」字,「井」字中又有個「三」字。不過,根據三井集團的官網說明,三井物產的商標並沒有最外面的圓圈,這也跟今日三井倉庫所留下的圖案相符。
註5:事實上,台灣不少完成於1930年代左右的官廳或校舍,都使用了「防空色」的牆面設計,例如台灣大學的校門、文學院(原文政學部)及校史館(舊圖書館)皆是如此。
註6:這種將舊建材挪用至新建物的現象,在日本的戰國時期其實相當常見。
本文改寫自筆者的臉書專頁「時空偵探團的穿越傳送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