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臺北人》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經典之作，從尹雪豔到金大班，從孤戀花到遊園驚夢，白先勇以一群隨著國民政府流離遷徙來到臺灣的人物，描寫1949年之後落腳於這座城市的新住民，以及他們各形各色的生活。
但臺北也是白先勇的成長之地，在小說之外，他也曾以其他方式為這座城市留下了記錄。配合【臺北．故事】專題，編輯部徵得白先生同意，從他過去的作品中，摘錄出與臺北相關的片段，包括他最喜愛的明星咖啡館，還有位於松江路的老家，由此呈現一個文學青年的都市記憶。
引用自 明星咖啡館 Facebook 粉絲頁。
白先勇筆下的明星咖啡館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歷史的咖啡館了。 記得二十年前還在大學時代，「明星」便常常是我們聚會的所在。那時候，「明星」的老闆是一個白俄，蛋糕做得特別考究，奶油新鮮，又不甜膩，清新可口，頗有從前上海霞飛路上白俄西點店的風味。二樓陳設簡樸，帶著些許歐洲古風。那個時期，在台北上咖啡館還是一種小小的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幸而「明星」的咖啡價錢並不算貴，偶爾為之，大家還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慶南路，門口騎樓下有一個書攤，這個書攤與眾不同，不賣通俗雜誌，也不賣武俠小說，有不少詩集詩刊，也有《現代文學》，那便是孤獨國主周夢蝶的詩之王國。周夢蝶隱於市，在車馬喧囂中，參悟到明年髑髏的眼中，虞美人仍舊抽發茁長。《現代文學》常常剩下許多賣不出去的舊雜誌，我們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然後步上「明星」的二樓，喝一杯濃郁的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 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 《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 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並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 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的萌芽、開花。 這幾年來，台北滄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躕街頭，有時竟不知身在何方。 東區新建的高樓大廈，巍巍然排山倒海而來，目為之眩。台北飯館多，其來有自，但是這次回來，我發覺台北的咖啡館，竟也大街小巷，櫛比鱗次起來，猶如雨後春筍，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純喫茶」。而裝潢之瑰麗，五光十色，紐約東京瞠乎其後。有些名字取得妙──「夢咖啡」。 聽說還有一家叫「杜鵑窩」的，不知道什麼人去光顧。價錢也不對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塊，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興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戶。我還是喜歡武昌街上那間灰撲撲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來，香醇依舊。 ──本文摘自〈明星咖啡館 Astoria〉，原發表於《聯合報》1979年10月18日副刊
周夢蝶與明星咖啡館。 左圖：莊靈攝，1970。 右圖：引用自 明星咖啡館 Facebook 粉絲頁。
白先勇與明星咖啡館 阿錐會注意到他，是因為其他作家多半奮筆疾書，或是對著稿紙若有所思，但他卻較少在明星寫作，有時是和幾個大陸口音的文人聊著，有時是不疾不徐和幾個大學生模樣的人談論文章。 有一次，他點了一份羅宋湯，阿錐印象更深了。當時，在明星寫作的作家多半未成名，收入僅靠微薄稿費。在店裡寫稿，常是點上一杯咖啡坐上一天，頂多吃上一盤蛋炒飯，若是領到稿費，才會開心地吃個蛋糕。點羅宋湯的作家，太少見了。 ……一次攀談，男作家告訴阿錐：「我小時候曾隨爸爸住過上海，爸爸也曾帶我到上海霞飛路的ASTORIA喝羅宋湯。」男作家侃侃而談，上海ASTORIA也是由白俄人經營，在當時多家上海西餐廳中，ASTORIA的羅宋湯價格算是實惠。 阿錐這才知道，這位年輕自己四、五歲的溫文男子，正是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 ──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明星咖啡館》（臺北：印刻文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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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1950年代的綠海與稻浪 1950年代，台北市曾有這樣一幅景觀；松江路自長春路口以下一直推往圓山，是千百頃一望無垠的稻田。春夏之際，禾苗茁長，頃刻間黃土地變成綠海洋，春風驟起，稻浪一波推一波，一片綠，直往那天涯盡處翻滾過去，那是欣欣向榮的綠、歡騰鼓舞的綠、洋溢著禾香稻香的綠天綠地。 青油油的稻田中，有成千上擺的白鷺鷥，隨著禾浪的起伏，載浮載沉，如同一千疋舒展不盡的綠綢緞上，綴滿了朵朵雪白的睡蓮花。時而群鳥驚起，滿天白羽分飛，圓山落日，霞光萬丈，把白禽背上，染得通紅。夕照點點片片灑落在稻海上，億萬禾苗燃起閃閃金光，造就了千頃的金碧輝煌。 1950年代，我的家就住在松江路與長春路的交口處，清晨推窗，到甜的綠波便倏地湧了進來，從頭到腳替我沐浴一輪，如醍醐灌頂，一切煩囂即時淨滅。那時候的台北尚未被毒化、被腐化、被污染。那時候，台北還是一座處女城，曾經擁有一片生機盎然的綠。 ──白先勇，〈臺北pastoral──為黃銘昌的田園畫而寫〉
臺北。白先勇筆下的的松江路 50年代的時候，臺北市的松江路還未經開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嶇的亂石泥徑，長滿了茅草，兩旁鋪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狹窄，有汽車迎面馳來，騎腳踏車靠邊閃讓，不小心就會沖滑到泥坑裡去。松江路靠近南京東路的那一帶，一排排蓋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軍服的草綠色，看起來倒像是一大片軍營。那些房子是公家蓋的，大概那時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選中了那一帶。不過的確也有許多軍眷住在那裡，都是空軍。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顫巍巍扶著她的小孫子到我們家來借用軍用電話，老太太滿面惶急，原來她的飛行員兒子值勤晚歸，老母親等得驚慌起來。省政府的官員住在那裡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們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買下來的。那時聶華苓也住在不遠那麼一棟綠色木板屋裡，倒是忘了問她住屋是公家還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麼單位。總而言之，住在那一帶的居民，不管什麼來路，總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暫時落腳的所在，將就一下，挺過去再說。沒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幾二十年，一直到60年代末，松江路開成大馬路，那些軍營似的綠色木板房子才一棟棟被打掉鏟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樓大廈。我們家那棟木板屋，也要等到1966年父親過世後才賣出去。 ──白先勇，〈鄰舍的南瓜〉
臺北。白先勇回憶裡的白崇禧故居 ……1950年代的松江路，還是臺北市的邊陲地帶，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兩旁鋪有柏油，那一帶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臨時蓋起來的公務員宿舍。我們家是兩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單棟不夠住。依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大概可以住進一幢比較像樣的房屋。那時臺北的房價還很低，但父母親一向不講究場面，「國難當前」，大家一起克難，也就無所謂了。 這棟木造屋，給我們留下許多記憶，克難歲月，也有溫馨的時刻。有一年遇到颱風過境，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親房中探視她，發覺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擺了面盆、鋁桶，原來我們那間木造屋抵擋不住颱風的侵襲，開始漏水了。房中叮叮咚咚，雨水從屋頂滴到盆中，母親看我進來指了一下屋漏，放聲哈哈笑起來。我看見這個場景，也忍不住跟著笑了。是母親的朗笑聲，把我們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驅逐得一乾二淨。 ──白先勇口述白崇禧晚年：他去臺灣，是為了給歷史一個交代
1955年白先勇與家人合影於臺北松江路寓所。六十年過去，照片裡的竹籬笆、電線桿、矮房子以及一望無際的稻田，都已消失於時光的漩渦當中，再不復見。 轉引自白先勇編著，《父親與民國》（臺北：時報文化，2012），頁263。
臺北。白先勇的老家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棧以下，一直到圓山，竟是延綿不斷一大片綠波滾滾的稻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區最遼闊的一塊野生地了。那一帶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六十年代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松江路一三三號。父母親住在松江路一二七號──現在好像變成了「豐田汽車」。家裡太擁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號，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棟宿舍，是間拼拼湊湊搭起來的木造屋，頗有點違章建築的風貌。 松江路顧名思義，是台北市東北角的邊陲地帶，相當於中國地圖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頂端。一三三號裡有一條狼狗、一隻火雞、一棵夾竹桃，還有我一個人，在那棟木造屋裡起勁的辦《現代文學》，為那本雜誌趕寫小說。屋後那一頃廣袤的稻田，充當了我的後園，是我經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裡，點綴著成千上百的白鷺鷥，倏地一行白鷺上青天，統統沖了起來，滿天白羽紛飛，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擁有過這麼多美麗的白鳥嗎？現在台北連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讓噪音嚇跑了吧。 原題名為「不信青春喚不回──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發表於《聯合報》1992年3月21日副刊
臺北。白先勇與三毛的相遇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閒閒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裡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三毛，〈驀然回首〉
1956年美軍航照圖中的臺北，如白先勇所述，在他長春路的房舍以北，到圓山的大片範圍，仍是一大片的青綠稻田。那年他與三毛的相遇，也發生在這一大片綠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