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諾貝爾醫學獎授予亞歷克西·卡雷爾（Alexis Carrel）先生，以表彰他對血管縫合的開發，以及器官、血管的移植研究貢獻。」－1912年 「我們將諾貝爾醫學獎授予約瑟夫·穆雷（Joseph Murray）先生，以表彰他對器官移植的努力來治療疾病的貢獻。」－1990年 [註1] 對當年的腎衰竭病人來說，死亡是一種慈悲 60年前，當醫師下了腎衰竭的診斷，就等於宣判了死刑，以洗腎延長患者的性命，只是一種凌遲而已。當時的洗腎必須用手術刀割開血管，再插入塑膠管，慢慢讓鮮血從手臂流出。這道維繫生命的切口慢慢一刀、一刀地向上移動，直到沒有血管可切為止。垂危的病人，四肢佈滿了象徵死亡的十字傷痕，此時死神才會緩緩地取走他的生命。 上個世紀初，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推廣無菌手術，外科醫學的發展一日千里。而1900年卡爾·蘭德施泰納（Karl Landsteiner）發現人類的血型，讓輸血變成可能，外科手術中患者的存活率從此增加。1912年，發展出血管接合的技術，讓被摘除的臟器能夠重新恢復血流的供應。接續還有抗生素及生理學的進展，終於讓醫師備齊了手中的武器，去挑戰外科醫學的最後一塊拼圖－「移植」。 其實早在一戰之前，就有法國、德國的醫師陸續將猴、狗或兔子的腎臟移植到病人體內，但是將動物器官異體移植至人體會產生嚴重的排斥，植入的器官很快就被白血球攻擊而失去功能，病人自然無法存活。1936年，俄國醫師渥若諾（Voronoy）執行了歷史上首例人和人之間的腎臟捐贈手術，預期植入同樣來自人類的器官就能夠逃過免疫細胞的攻擊。但可惜的是，即便是同種的臟器，身體對於新的外來物似乎也不太領情，啟動免疫細胞攻擊新的腎臟，在無法排出尿液的情況之下，受贈的病人在術後兩天就死亡。 儘管免疫細胞的排斥反應已經證據確鑿，但在當時，藥界尚未發現能夠壓制免疫系統的抗排斥藥，學界也不明瞭組織相容性的原理，整個器官移植的領域，面對未知的敵人，彷彿是在打一場毫無勝算的硬仗。 那顆縫在大腿內的腎臟 1948年，一名34歲的外科醫生匆匆地趕往哈佛醫院－布萊甘分院就任，他是法蘭西斯·摩爾（Francis D. Moore）醫師。從規模來看，位於波士頓的布萊甘分院（Brigham）比麻州總醫院小得多，但它優越的外科血統可追朔到腦神經之父－哈維庫欣（Harvey Cushing）。但恐怕連哈維庫欣都意想不到的是，他身後的布萊甘分院即將在年輕的摩爾主任領導之下，成為器官移植界的燈塔之一。 二戰結束後不久，來自荷蘭的洗腎之父－科爾夫（Wilhelm Kolff）先生來訪，將洗腎技術傳入哈佛布萊甘分院，讓病人在機器的幫助之下，能有時間嘗試創新的手術（此時腎衰竭仍是必死的絕症，即便是創新的手術也僅能稍稍延長患者的生命）。1953年，一名瀕死的南美醫生來到波士頓，尋求摩爾醫師的協助以延長他的生命。外科團隊裡由年輕的休姆醫師（David Hume）執刀，他將大愛的腎臟用塑膠袋包好後，小心地縫在病人的大腿內 [註3]。出乎意外的是，那顆大腿內的腎臟居然讓病人順利出院且飛回了故鄉南美洲，免疫排斥的巨人，似乎從輕發落，放過了這個患者，他會是首位在歷史上留名的手術成功案例嗎？ 五個月後，新的腎臟逐漸失去功能，自知死期不遠的他從南美飛回到波士頓，感謝醫療團隊額外賦予了他五個月的生命，並静靜地等待死亡。他，最終未能在器官移植史上留下名字。死後的腎臟解剖，竟沒有發現免疫排斥的跡象，摩爾和休姆醫師等人討論，這可能是個隨機移植，卻恰好配對成功的案例，而此例一出，也讓波士頓的團隊順勢推理出，現階段的醫學雖然無法跨越免疫排斥的高牆，但若是病人剛好有個同卵雙胞胎的兄弟，那將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同卵雙胞胎就是天生的複製人，在免疫細胞的眼中，同卵雙胞胎兄弟的腎臟是完全一樣的！ 不久，休姆醫師入伍當兵 [註4]，由約瑟夫穆雷（Joseph Murray）醫師接下手術刀，而令波士頓團隊沒料到的是，他們口中的千載難逢機會，這麼快就讓他們在隔年遇到了……（待續） 更多故事： 【才女的故事】牡丹亭上三生路：三位才女與她們的男人（3/4） 2015-03-07 07:31:10 1 熱帶的荷蘭．巴達維亞：一個商業帝國首都的興起與衰落 2015-04-04 23:27:03 1 民主是自己爭取來的──點燃世界真普選風潮的澳洲尤利卡革命 2014-12-17 10:10:15 1 飲料的文化交流：日本的咖啡文化 2014-12-02 19:31:59 1 【《物種起源》的起源】改變達爾文命運的一封信 2015-06-01 09:00:46 1 是的，這世界上真的有聖誕老人 2014-12-24 17:10:34 1 【國父「們」的故事】同盟會篇：消失的光復會(第三彈 安慶起義─大元帥與女俠的殞落) 2015-01-23 16:33:06 1 【鬼的歷史】破解騙鬼的鬼月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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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顆縫在大腿內的腎臟：器官移植簡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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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原來是這樣】打納涼、話虎膦、練痟話
閒聊、鬼扯淡的台語，現在比較常聽到的多半如下：練痟話、話虎膦、抐豬屎。不過有一句已經漸漸消失的說法，非常有意思，那就是「打納涼」（phah-lā-liâng）。 字典詞目收錄「拍抐涼」，異用字為「打納涼」、「扑納涼」，有聊天閒扯、講風涼話的意思。以前常聽長輩說：「你莫打納涼。」（lí mài phah-lā-liâng）就是在講正經事，你還嘻嘻哈哈、不當一回事，淨說些風涼話，又或者是三五好友齊聚在家「打納涼」，東南西北的閒扯一頓。 每次說到「打納涼」總會讓我聯想到「納涼」，雖然這兩者並無直接關係，但用來做記憶聯想卻十分好記。對於不明白「打納涼」是何解、一直記不起來它使用方式的人，我總會說就想像在樹下邊納涼邊閒聊，保證記得起來。 「納涼」這個詞本身有乘涼的意思，「打納涼」是否會是乘涼時、與人隨興聊天的畫面，進而演變成打屁聊天的意思呢？或許就跟「抐豬屎」一樣，從原本的詞彙衍生出新的意涵。「抐豬屎」（lā-ti-sái）又或者說「抐屎」（lā-sái），諧音字多半以「喇賽」表示，「抐」本身有攪拌的意思，就像是用棍棒攪拌糞坑穢物，越攪越臭、混亂，最終衍生為打屁亂聊的意思。 南北朝詩人徐陵《內園逐涼》便有一段：「納涼高樹下，直坐落花中。」而日語亦有「納涼」一詞，除了有乘涼的意思外，更伴隨著避暑活動在夏季出現。 日治時期，台灣更有所謂的「納涼會」，正是在炎炎夏日的夜晚，所舉辦進行的一連串夏夜避暑活動。而「納涼會」的總類應有盡有，有所謂的「納涼列車」供人們賞月旅行、「納涼聯合販賣會」則是商業性質的販賣活動。日治時期，台灣發行量最盛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更曾報導過不少關於「納涼會」活動的消息，譬如台中公園內所舉辦的「納涼會」，當時的台南安平浴場亦有「納涼會」的舉辦，安平浴場為日治時期台南三處海水浴場之一，其餘二處座落於喜樹、灣裡，是當時人們休息娛樂的重要場所之一，將「納涼會」舉辦於此、以及海水浴場的存在，可以想像當時人們對避暑的重視。 直至今天的日本仍有不同類型的「納涼會」在夏季時舉行，或許可供我們從中想像日治時期的台灣「納涼會」究竟是怎樣的面貌。近年來，台灣也開始有一些以「納涼」為名的藝文活動，例如「納涼音樂會」或「夏夜納涼會」等等，也顯示「納涼會」這項文化間隔多年後，又重新以不一樣的姿態重現於台灣呢！ 更多故事： 臺灣歷史的十個轉捩點：（七）1936年．國民精神總動員 2015-08-01 09:00:34 1 【有獎徵文】我最難忘的歷史課 2015-01-24 13:45:39 1 【冷知識週刊】第二十七號：飛行荷蘭人的無盡旅程 2015-08-15 23:23:42 1 閱讀如何拯救一座衰落的小鎮？海伊書鎮，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真實傳奇（2/3） 2015-05-11 09:25:48 1 空降東山──看見中華民國傘兵作戰史的最後樂章 2015-02-24 01:17:01 1 【每周一畫】《凍結的資產》，目擊經濟大恐慌年代 2015-10-25 12:32:26 1 【說書】臺灣作家筆下的「抗戰」 2015-10-15 11:49:28 1 【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一） 2015-10-10 09:00:02 1 糧食主宰的世界史 2015-11-01 13:07:55 1 【國父「們」的故事】武昌起義篇：楔子 2015-06-12 18:27: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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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牲逃走中：商代的逃亡者
逃亡者 黑夜裡，只有月光隱約照亮前路，一道跌跌撞撞的身影在樹林裡穿梭，他無法多想，腦中只有一個念頭──跑！腳下的泥土由堅硬變得濕潤，高樹也轉為低矮草叢，接著一亮，漫無邊際的河水正橫亙在他眼前。 忽然，後方傳來嘈雜聲，他回頭一看，月色映照出殷商士兵的模糊身影，他連忙低下身去，小心地匍匐前進。這些士兵肯定是來捉拿他的！數個月前，他也是個士兵，國家遭到殷商軍隊攻擊，吃了敗仗，成了俘虜，來到殷商首都──大邑商。敗軍俘虜自然只能淪為奴隸，但每日沉重的勞役與不安，實在教人難以承受，於是，他決定在新月初昇的夜晚逃亡。萬萬沒想到的是，殷商士兵竟如此敏銳，才逃跑沒多久，隨即追索上來，幸虧自己也是善跑的勇士，一時三刻之內，還不致於被逮，可現在眼前卻是一望無際的河水，該如何是好？ 正當他焦急地四處張望，遠方突然出現一點暈黃亮光，定睛一看──竟是個渡口！不僅如此，渡口邊還有一位中年舟人舉著火，並看顧一葉小舟。 這是唯一的希望！ 顧不上思考這大半夜的怎會有舟人在渡口，他只能抓住希望低身朝渡口移動，而殷商士兵的腳步聲也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見到他來，舟人顯然也是吃了一驚，瞪大著眼睛，又看向遠方。殷商士兵並未在河畔找著他，於是又回到樹林裡搜索，一瞬間，舟人明瞭了所有事情。 沒錯，只要舟人願意，隨時都能招喚殷商士兵前來，並且結束一切，但他卻只能將性命交給這僅剩的機會了，也不管舟人是否聽懂他的話語，便開口懇求：「救我！」 舟人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良久，舟人嘆了口氣，熄掉火把，來到渡口邊，接著解開了小舟的繩索。他有點詫異，又有點竊喜，舟人竟沒打算將他交給殷商士兵？竟然願意幫忙？此時舟人見他呆立不動，便上前來將他拉至渡口，並推上小舟，然後在耳邊說道：「上船，快走吧！」聽到這句話，他怔住了，竟是那久違的家鄉話…… 待回過神，小舟已飄離渡口，舟人彷彿無事地回到渡口邊，殷商士兵似乎尚未發現他已逃離河畔，仍在樹林附近搜索，而他，飄盪在不甚平穩的河水上，是否真能順利逃離大邑商呢？ 商王 商王武丁憤怒極了，大邑商軍隊竟連一個小小人牲也無法捕獲！他在宮殿裡來回踱步，最後實在受不了，派遣貞人「亘」卜問結果。亘在甲骨版上如此寫道： 癸酉卜，亘貞：臣得。 癸酉卜，亘貞：臣不其得。 王占曰：其得，隹甲乙。 甲戌臣涉，舟延隱弗告，旬ㄓ五日丁亥逸，十二月。 這是十二月癸酉日的占卜，那逃走的臣奴是否能夠捕獲呢？甲骨很快地顯現出答案。商王武丁視察了卜兆，依據徵兆下了判斷：第二天（甲日）或第三天（乙日）即能捕獲吧！果然，第二天（甲戌日）逃亡臣奴就企圖涉水而過，據聞那生活在河畔，負責管理船舟的舟人「延」顯然目擊了臣奴涉水逃亡的過程，但不知為何，竟然隱匿不報，導致殷商士兵直到第十五日（丁亥日）才抓獲了臣奴。 雖然臣奴很快地被殷商軍隊抓獲了，然而這個消息似乎未在一時之間回傳到商王耳中。心急如焚的武丁再次透過甲骨詢問臣奴逃亡的情形，這次負責占卜的貞人為「賓」： 癸巳卜，賓貞：臣逸。 貞：臣不其逸。 王占曰：吉。其逸隹乙丁。七日丁亥既逸。 這是第二十一天（癸巳日）商王武丁第二度針對此事貞問，然而事實上逃跑的臣奴已經在逃亡後的第十五天（丁亥日）被捕獲，不過商王並不知情。因此這次武丁看完卜兆後，認為乙日或丁日可以捕獲。 臣奴終究沒有逃亡成功，儘管遇到了善心舟人的幫助，但當他涉水後不久，便被殷商士兵發現，旋即包圍逮捕，最後還是回到噩夢之地──大邑商。 故事背後 這段逃亡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一個知名的綜藝節目《全員逃走中》。此節目的型態以生存遊戲為主，參與節目的嘉賓為「逃亡者」，必須在一定時間內不被追捕的「獵人」抓獲，成功躲避追捕者可獲得獎金，被抓獲者則毫無獎賞。這款生存遊戲曾經風靡日本、台灣，許多大學院校也興起模仿風潮。而在21世紀人們享受著被追捕的刺激與快感時，三千多年前也有一群人以生命為代價，在努力地躲避著追捕。 雖然這場殷商臣奴逃亡記十分簡短，且毫無疑問的，臣奴並沒有逃亡成功。但我們更想詢問的是，被捕獲後的臣奴究竟會被帶到哪裡？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事實上，殷商臣奴除了需負擔大量的勞役工作之外，也往往無法逃離他們人生的悲劇結局──成為人牲或人殉。 人牲，就是商王祭祀祖先的供品；人殉，則是殷商君主或貴族過世時一同陪葬的物品，在殷商王朝眼中，臣奴只是徒有人類形體的動物或物品，他不屬於「人」，更遑論權力與保障。 在卜辭中，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臣奴被視為牛羊一類的牲畜，遭到商王朝無情的宰殺： 貞：今庚辰夕用獻小臣三十、小妾三十于婦。九月。 癸酉卜，貞：多妣獻小臣三十、小妾三十。 中國古代的奴隸，男性稱為「臣」，女性稱為「妾」，這版卜辭記載著商王為了祭祀過世的母親以及女性長輩，一共宰殺了六十位奴隸。此種情景若以現今的眼光看來，用「草菅人命，慘無人道」來形容亦不為過，然而比起人殉的數量，六十位臣妾的性命，也僅僅不過是商王朝殘殺奴隸的冰山一角。 在目前所發現的殷墟墓葬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以人殉葬。若以商王武丁墓的侯家莊M1001大墓為例，光是在商王武丁的喪禮上奉獻出自身性命的臣奴就有225位。至於武丁的愛妻──婦好，其墓穴中也發現至少16具人殉的骨骸，而且經鑑定發現有男性4人，女性2人，兒童2人，其餘皆為性別、年齡不詳的肢骨。 這些人殉往往被極其殘忍的方式斬殺，斬首自然是最常見的方式。但也有人因劊子手的技術不佳，而殘留下顎、頭顱破裂等等，亦不乏奴隸是遭到腰斬或者肢解，他們多半身首異處，依照部位不同，被擺放在商王或王后墓室或墓道四周。除此之外，也有奴隸是被捆綁之後直接推入墓穴遭到活埋的，而這些被活埋者進入墓室後並未喪失意識，他們臨死前的痛苦掙扎，至今還能從骨架的姿勢清楚看出。 也許，臣奴正是因為明白自己即將面臨如此悲劇，才決定奮力一搏。儘管不知道自己能逃多遠，也不知道離開大邑商之後會遭遇什麼樣的危險，但努力逃出商王朝卻是他唯一的希望。不幸的是，從占卜的驗辭看來，臣奴終究沒能逃過命運的魔爪。 大家都知道，孔子曾經說過一段很著名的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向來溫和的孔老夫子用「斷子絕孫」如此嚴厲的話語詛咒著製作人俑之人，只是因為對製造人俑的工匠太過敏感嗎？其實並非如此，春秋時代我們以為禮樂鼎盛的齊魯一帶，同時也還流行著各種人牲和人殉呢！孔老夫子真正不爽的是，貴族們就算用像人的陶俑來取代真實的人牲和人殉，但那份殘忍又不尊重生命的內心之惡，卻從來沒有改變過。 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發掘照片選輯1928-1937》（2012年12月） 蔡哲茂：〈甲骨文中的阿波卡獵逃〉，發表於「中國出土文獻與上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先秦史學會主辦、天津師範大學出土文獻與上古史研究中心承辦，2013年9月26-27日。 李宗焜：〈從商周人牲人殉論「始作俑者」的義涵〉，《台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五期（2014年6月），頁1-30。 更多故事： 【冷知識週刊】第十三號：阿嬤沒告訴你的事：明星花露水妙用多 2015-05-02 20:17:44 1 【深夜食堂】皇民的人生選擇：一段騙子、負心漢與泡麵的故事 2015-02-13 04:26:24 1 【閱讀的島】張鐵志：關於民主與公民的二十本書 2015-10-19 09:00:00 1 【沒有名字的人】五個平埔族年輕人的自我追尋：（1/5）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2015-05-24 10:0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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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們」】 武昌起義篇(8)：劉家廟之戰（上）
在黎元洪答應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之前 革命軍早已擴大了起義行動 10月11日 也就是起義成功後的隔一天 革命軍立刻渡江佔領漢口、漢陽，掌握了武漢三鎮 面對如此大的劇變，清朝也緊張了 北京，紫禁城內 攝政王載灃焦急的問： 「你們說，該由誰平定亂黨？」 (圖片為：清末的攝政王─載灃) 大臣們彼此對看，最後還是由徐世昌走出來說： 「微臣推薦啟用袁世凱平定亂黨。」 一聽到死對頭的名字 載灃當即變臉，冷冷地說： 「徐世昌，難道除了袁世凱就沒別人可用？」 徐世昌不卑不亢的說： 「我大清主力─北洋六鎮，是由袁世凱一手訓練出來的 若是由他領導，定能將士用命平定亂事！」 「說到底，你還是幫袁世凱說話！」 載灃說： 「我大清人才濟濟，不差他一個袁世凱。」 原本沉默的慶親王奕劻，站出來說： 「奴才贊同徐大人的意見。」 載灃心中暗罵： 「就知道你個老傢伙會幫袁世凱說話！ 以前你就跟他沆瀣一氣 打從他下野的那天，你想他回來的念頭就沒消停過！」 稍微按耐怒氣 載灃說： 「我覺得廕昌辦這事挺合適的 他去過德國留學軍事，又是陸軍大臣，就由他統領軍對平亂吧。」 照道理來說 這一切政治大事最後應該還是由皇帝決定 可此時的小皇帝溥儀自顧自的玩耍 他不懂，也不了解他的親爹跟一群老人到底在商量什麼 所以載灃這話，是說給隆裕皇太后聽的 隆裕皇太后 本是光緒的皇后、慈禧的姪女 在老公跟阿姨去世後，由她掌握後宮以及滿清宗室大權 雖然證物幾乎都由自己的小叔─載灃處理 但為了維繫皇室權威 最後還須他她這皇太后覆議 於是她硬是端起架子說： 「那就派廕昌吧。」 臨危受命的陸軍大臣─廕昌 開始宣布命令： 「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為第一軍 由廕昌率領 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 由馮國璋率領 大軍利用京漢鐵路南下，趕赴前線平定亂黨！」 (圖片為：清末陸軍大臣─廕昌) 就這樣 北洋軍、湖北新軍，這兩支清朝戰鬥力最強的部隊 即將在漢陽、漢口(古名夏口)正面對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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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現代日本歷史的兩個關鍵時刻
作者：加藤陽子（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1894年6月，朝鮮政府因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起義），請求清廷派兵支援，日本卻在未收到朝鮮求援的情況下，就自行決定派兵，於是引發中日甲午之戰。 坊間廣泛認為，日本政府在決定派兵的時候，已下決心要跟清朝開戰。近年來，檜山幸夫和大澤博明等人的研究則提出更有力的說明。[1] 他們指出，1894年伊藤首相和陸奧外相在和中國交涉朝鮮問題時，曾提出「日清共同推行朝鮮的內政改革」，並對此持樂觀態度。也就是說，在決定向朝鮮派兵時，日方並無跟清朝開戰的決心，而最終導致開戰的原因，在於伊藤內閣對當時的形勢過於樂觀，以為日清一定不會開戰，因此對清廷交涉時強硬地提出日本的建議，最後導致日中交惡，雙方開火。 我們只要嚴密地解讀史料，就能看出伊藤內閣的誤判。結果，戰爭變得無法避免時，日本又急忙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找理由，想辦法渲染這場戰爭的正當性。他們把日本渲染成推進朝鮮政治改革的文明國家，而清廷則是阻撓改革的非文明國家。福澤諭吉正是這種說法的鼓吹者，1894年7月29日他在自己創刊的《時事新報》上評論：「日清之戰是文明與野蠻之戰」，是「文明開化、謀求進步之國，與阻礙進步之國的戰爭。」[2] 福澤諭吉的論調，與日本政府發出的「宣戰詔敕」在邏輯上不謀而合。這份詔敕把日清之戰歸咎於清朝：「朝鮮為一獨立國家，帝國欲為其啟蒙以與各國為伍。而清國則每每稱朝鮮為其屬邦，且干預朝鮮內政，又拒絕日本提出的共同內政改革案，欲讓朝鮮依靠清朝維持治安。」[3] 很明顯，日本的主政者為了向國民解釋開戰的理由，製造了一個「為解釋而解釋的邏輯」。這套邏輯對伊藤內閣自己外交上的誤判隻字未提，全然不顧清朝的觀點，硬把戰爭合理化。很不幸，十年後，日本又故技重施，向俄羅斯開戰，並強辭合理化出兵的行為。這種行為一再重演，積非成是，誤導了日本民眾，把日本引上軍國主義與對外擴張之路。 日俄對立的焦點 甲午戰爭在1895年4月結束，日清簽訂的《馬關條約》中，中國「確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國家」，等於承認了日本控制朝鮮的事實。條約還要中國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並給予日本不少特權。 但是，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直接觸及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德、法也想分一杯羹，結果演變成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三國態度強硬，最後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實際上是中國付給日本三千萬兩白銀贖回）。此外，朝鮮獨立後不但沒有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反而使朝鮮國王選擇了親俄路線。日本這個剛崛起的帝國，怎能忍受如此的折辱？日俄在遠東的利害衝突進一步激化，於是，舉國鼓吹發展軍事工業，等待復仇之機。 與此同時，俄國加強了對中國的干預。1896年，俄國以迫使日本還遼有功，要求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獲得中東鐵路（東清鐵路）的鋪設權，並於同年10月將縱貫黑龍江省、吉林省、盛京省的東三省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對接。1898年5月進一步獲得了旅順和大連租借權，俄羅斯在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旅順修建海軍基地。 俄國這一連串在遠東的發展，多年前斯坦因對山縣有朋的警告變成了現實，日本有極大的危機感。不僅如此，俄國趁1900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時派兵進駐南滿洲（中國東北），到1903年4月，義和團之亂早已結束，所有國家都退兵，只有俄國沒有撤兵。俄國還對清朝邊境的鴨綠江、圖們江的開發顯示了很大的興趣。俄國對清朝以及朝鮮的企圖，嚴重威脅到日本的安全觀。 日本學者對日俄戰爭的探討一直關注，近年的研究不斷深入，有不少新的發現。例如，研究顯示，在日俄開戰的問題上，日本的帝國議會、內閣，以及元老，表現出令人意外的慎重。[4] 在眾議院占過半席位的立憲政友會認為，根據1902年簽訂的《英日同盟條約》，以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威懾力，應當能化解遠東的危機，日本沒有擴軍的必要。[5] 英日同盟條約在1905年續約（這是第二次英日同盟），1911年再度續約為第三次英日同盟。其內容為締約國為抵抗他國侵略進行交戰時，同盟國應保持中立。日英同盟的目的倒不是日本能指望英國為了日本和俄羅斯作戰，它真正的意義是，當日俄間的矛盾因朝鮮問題和中國問題加劇的時候，英日同盟能遏制俄國與法國和德國結盟。日本把假想敵限定為俄國一國，藉著英國勢力去孤立俄國，而俄國因其重心在歐洲，日本若在遠東有所作為，俄國恐怕也無法全力應付。英日同盟顯示日本對其安全觀、國防觀用心之深。 英美等列強也不願意見到俄國勢力大舉進入朝鮮與中國東北，1903年夏，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與俄國談判，要求俄軍從滿洲撤軍，俄國拒絕，談判不歡而散。 談判開始時，桂太郎內閣和元老們一致認為「滿洲問題和朝鮮問題密不可分，這兩個問題應同時與俄方進行交涉」。[6] 他們並樂觀的期待談判會有所進展。但是，軍部卻有不同意見。軍部認為，日本應該在西伯利亞鐵路完全開通之前，或在俄國完成備戰之前，搶先對俄開戰。軍部並就此對政府施加壓力。首相桂太郎難於應付，不得不在1904年12月21日致函山縣元老，敦促其盡快就此表態。[7] 桂太郎表示：「在朝鮮問題上，我方應充分表達修正的意願，如對方不願接受，則應不惜使用最終手段（即戰爭手段）進行解決。」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桂內閣就算不惜進行戰爭也要解決朝鮮問題的決心。但是，山縣的回信卻明白反對戰爭：「對於開戰之論，老夫（指山縣自己）不敢苟同。」[8]桂太郎只得帶著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於12月24日拜會山縣元老，這才得到山縣對開戰的同意。 於是，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布斷絕日俄外交關係。2月8日日軍偷襲旅順口（亞瑟港），2月9日俄國對日宣戰，2月10日日本正式對俄宣戰。日俄戰爭全面爆發。 以上敘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問題對日本的安全太重要了，是日本寧願付諸戰爭也要解決的問題。 日俄戰後日本的選擇 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日俄兩國對朝鮮半島的爭奪。日本欲在朝鮮進行排他性的統治，而俄國則寸土不讓。但是，為了讓同盟的英國和友好中立的美國站在自己這邊，日本必須合理化這場戰爭。於是，日本重演甲午戰爭的故技，故意避開不起眼的朝鮮問題，反而在滿洲門戶開放上大做文章。 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發表評論為戰爭的合理性找藉口。[9] 他抨擊沙俄藉義和團事變占領滿洲，滿洲不能任由俄國獨占，應該門戶開放。他在日俄開戰時發表的論考《征俄目的》指出：「我國並無理由反對俄國領土擴張的行為，但俄國的領土擴張政策經常伴隨排斥外國貿易這種最最不文明的行為，（日本）不得不行使自衛權，對它進行猛烈反抗。」[10] 俄國占領滿洲地區，又在事實上壟斷貿易，這種態度在吉野看來是「非文明」的。 主張滿洲門戶開放，也反映了日本當時的經濟需求。1885年到1890年這段期間，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企業的設備投資和建設投資；1890年到1900年則是政府的設備投資和經常支出；1900年到1910年期間的經濟增長則轉由出口帶動。[11]出口在總需求中所占比利由1885年的4.9%上升至1910年的12.8%。可見資本制確立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出口的擴大中逐漸加速。當時，日本出口的對象主要是韓國和滿洲，但俄國拒絕在滿洲地區開放通商門戶，日本就給俄國貼上「非文明」的標籤，獲得英美的支持，並通過獲得外國債券使日本取得戰爭中的財政優勢。 日本在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得勝，占領旅順和滿洲南部，並打敗了俄國艦隊。9月，日俄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確定日俄在滿洲及東北亞地區的勢力劃分。條約內容廣泛，主要包含五點： 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均享有卓絕的利益； 日俄兩國從滿洲撤軍； 俄國將旅順口、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海的租借權、長春、旅順口間的東清鐵道支線轉讓日本； 俄國將北緯50度以南的庫頁島割讓給日本； 日本漁民有權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等俄國沿岸捕魚。 當時日本國民和輿論預計戰爭賠款將高達30億日元，然而合約並沒有提到賠款，日本國民相當失望。合約未提賠款，是因為日本急著結束日俄戰爭。這是因為當時的參謀總長山縣有朋深諳西伯利亞鐵路開通後對日俄國勢的影響。西伯利亞鐵路開通後，俄國運兵能力大增，能迅速在滿洲集結大兵團。相形之下，日本則苦於兵力短缺，財政困難。山縣認為，戰爭久拖對日本不利，應見好就收。他在1905年8月的《戰後經營意見書》中表示，和平條約賦予日本掌握朝鮮國防、財政和外交實權，「是近來的一大成功，應十分體察當局者的一片苦心」，滿意之情溢於言表。[12] 山縣還表示：「戰後將滿洲之地交還清朝乃理所應當。」[13]但為了維護日本權益，在將滿洲歸還清朝的同時，應繼續鞏固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各項權益。這些權益包括關東州的租界（即旅順、大連地區）。 雖說如此，日本卻沒有把滿洲還給清廷的打算。根據中俄《旅大租地條約》，俄國向清廷租界旅順大連的租期是25年，應於1928年歸還清朝，南滿鐵路也將於1940年期滿。但是，桂太郎內閣在1908年9月內閣會議已決定期滿也不歸還。山縣自己在1909年4月的《第二對清政策》中也改變了他的態度。他表示，租借期滿後清廷一定要求日本歸還，但滿洲是「日本花費二十億資財、犧牲二十餘萬死傷換來的戰利品」，[14]絕不能歸還。自此之後「二十億資金和二十萬生命換來的滿洲」這句話，就成了一句慣用語，影響日本政府與人民對滿洲的思維，也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筆。 日俄戰爭的總結和概括 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取得東北亞的軍事優勢，並獲得在朝鮮半島、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利，而俄國在這個地區的擴張則受到阻撓，日俄之間的矛盾與競爭更加直接。 除了日俄勢力變化外，日俄戰爭也影響了日本陸海軍的軍事思想。 戰前，日本陸軍一直以普魯士陸軍為楷模，日本陸軍參考1870年普法戰爭中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德式軍事戰略和戰術，將砲兵和步兵的火力集中在一點，達到3比1的優勢，在步兵接近戰之前以火力集中猛擊，然後再以步兵近戰突破敵方。這種「火力中心主義」消耗大量砲彈，靠的是國家的工業力量。[15] 但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陸軍的軍事思想卻從「火力中心主義」轉向「步兵白刃戰主義」。所謂「白刃突擊戰術」就是歩兵拼刺刀近戰突破敵方，以精神力量克服砲彈不足的步伐。日本採用這個土法煉鋼、逆時代的做法，是因為日俄戰爭時，砲彈的消耗遠超預計，日軍的砲彈在短短半年內便消耗殆盡，日本被迫向德國克虜伯公司和英國阿姆斯壯公司大量訂購砲彈。此時日本國防工業初創，產品成本高、品質亦不如理想，砲彈的殺傷力又遠遠低於預期（俄軍因砲彈而傷亡者僅占總傷亡數的14%），面對高昂的軍費，日本不得不轉為逆時代發展的白刃突擊戰術。[16] 海軍方面，日俄戰爭使日本海軍過度依賴大艦巨砲主義。記錄日本海海戰、厚達147冊的極密版《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一直被列為機密資料；但另外一個全四卷的普及版《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卻以「故事」的方式，推向海內外。普及版中，日本聯合艦隊面對敵人做了一個大調頭，然後只用了三十分鐘的砲擊，就擊沉了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這個故事把複雜的海戰簡單化、神話了，無疑只是個大艦巨砲主義的「故事」。 田中宏巳的研究指出，極密版《海戰史》與普及版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出入。[17]真實的情況是，主力艦和巡洋艦使用丁字和乙字戰法，對波羅的海艦隊進行攻擊，其後的水雷艇隊和驅逐艦隊通過水雷攻擊才終於掌握勝機。在沒有正確戰史指導的狀態下，海軍產生了對大艦巨砲主義的迷思。 持久戰論的登場 日俄戰爭的另一個影響是日本軍政人員對「速戰速決論」的迷信。這個迷信使日本只看到精兵主義的長處，而忽視日本地狹民寡、無力久戰的短處。 石原莞爾是九一八事件的策劃人，也是日本著名的戰略家。他的回憶錄清楚地說明日本戰略上的弱點。石原說：「我對軍事學稍有些理解，特別是進入陸軍大學之後，最困擾的一個問題就是日俄戰爭。日本的確在日俄戰爭中大獲全勝。但是，我總覺得日本的勝利是僥倖。如果俄羅斯再頑強一些，再堅持一點，日本就很危險了。」[18] 帶著這個疑問，石原在1923年到歐洲留學。他在柏林大學師從德爾布呂克（Max Ludwig Henning Delbrück）教授學習戰略理論。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德國普遍認為，德國戰敗的原因在於德軍參謀本部戰爭指揮不夠徹底，未能實施大規模圍殲戰，以短期決戰包圍殲滅敵軍全部主力部隊。但德爾布呂克則不以為然。他對當時居於主流的大規模圍殲戰思想一向持批判態度，他指出：美國內戰已說明，工業化已經改變了戰爭的形式；工業化國家享有巨大的物資資源和高效的組織能力，因此，彼此之間的戰爭會呈持久戰狀態。[19] 而石原也受到德爾布呂克的影響。石原對戰爭的形態做了如下總結：戰爭分為速決戰和持久戰兩種，在速決戰中，採取殲滅戰略，統帥的獨立地位居於首位；而持久戰，採取的是消耗戰戰略，因此，政略和戰略都應放在首位。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本質屬於持久戰，德軍參謀本部應將國民動員與反經濟封鎖等政治手段相結合，政略與戰略一致，採用消耗戰略。德國的敗因並不是沒有堅決執行圍殲戰，而是沒有認清戰爭本質。石原因此思考日本的情形，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若敵方對日本採取消耗戰略，日本將如何應對？因此，日本應如何構建一個不懼經濟封鎖、自給自足的國防體系，成為石原等陸軍骨幹參謀人員研究思考的重要課題。[20] ＊註釋： [1] 檜山幸夫的一系列論文，特別是〈日清戰爭中的外交政策〉一文，收入《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變化》下卷（東京：YUMANI書房，1997）。以及大澤博明，〈日清開戰論〉，收入《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變化》下卷。 [2]《時事新報》，1894年7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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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台灣人的牽絆
作者：路向南（政大歷史碩士，現在是老台北、台灣史與民國史的探索者） 今（2015）年10月1日，我參加本書出版社在台北舉辦的新書發表會時，聽到作者本田善彥提及一個有趣的小觀察，像林麗韞這樣日治時期出生的台灣人，在中國大陸講不同語言時，不經意流露出不一樣的表情。她因為受過日本教育，「日語」是最能表達想法的，「中文」則是大陸的官方語言，因此最為正式，而講家鄉的「閩南語」時，是最輕鬆自在的。同一個人使用三種語言的不同表現，正好呼應本書副標題：「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至於本書主標題「台灣人的牽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這要從林麗韞，以及這些長期居留大陸的老一輩台灣人說起。林麗韞於1933年出生，童年時期跟著家人移居日本。隨著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當時日本有一批台籍華僑，由於二二八事件等因素，對國民黨政權心生反感，因此在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陸續前往大陸。 此時，新生的中共政權正好求才若渴，許多人因為受過日本教育，擅長日語，被任用為從事對日工作的幹部，林麗韞便是這波浪潮的代表人物，擔任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日語口譯，她在1972年兩岸對日外交的關鍵時刻，親身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的建交。 後來隨著1970年代的形勢變化，這批台籍幹部受到中共指派從事對台工作，他們受命組成的「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台聯會」），從事兩岸交流活動，而林麗韞便是第一任會長。台聯會最特別的角色，是中共政權與台灣獨派人士、民進黨的接觸管道，並在大陸接待這些台灣來的客人。 這批曾經僑居日本的台灣人，到了大陸又先後從事對日與對台工作，於是成為作者筆下，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民進黨執政時期，2003年在大陸的某次會議，一部分對台工作者主張武力攻台，退休的中共台籍幹部郭平坦發言抗議，他表示：「他們說要打進台灣、殺台灣人，身為台灣人當然不能保持沉默。我也有身為台灣人的自尊心和鄉土愛。而且既然身為中共黨員，如果選擇的路線會誤黨，我不管做什麼事，也必須阻止。我只是退休的一介黨員，不過我發言仍是身為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也是身為黨員的責任。」（頁308-309） 這段話，正好顯示作者所稱「台灣人的牽絆」──即使他們早已離開台灣數十年，長期為中共政權服務，但在關鍵時刻，仍會表現出對於台灣的牽絆之情。 「台灣人的牽絆」，成為台海兩岸長期對峙期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暗流，由此出發，構成本書對於兩岸關係的獨特觀點。不只如此，本書還有幾個吸引讀者閱讀的優點。 首先，作者身為日本記者的背景，對日關係成為他的觀察視角，而他不會拘泥於兩岸關係數十年來的恩恩怨怨，讓讀者看到兩岸立場以外的第三者觀點。另外，作者以林麗韞等人的受訪內容為基礎，在本書第一章與第二章，對於1972年兩岸對日外交的新聞現場，細節的描寫相當生動細膩，值得一讀。 其次，作者對中共台籍幹部的訪問內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因為不像中共官方媒體對這些台籍幹部的發言，可能有統一口徑的樣板說法，作者不斷追問敏感的關鍵問題，盡可能貼近受訪者的真實想法，讓這些受訪內容有更高的可信度。 本書還相當用心，收錄了大量新聞照片作為佐證，例如1972年9月27日，林麗韞為毛澤東與田中角榮，在中南海的雙邊會談擔任口譯的照片（頁25），讓讀者對這些新聞事件更有畫面感。 更難得的是，作者有宏觀的歷史眼光，探討問題的根源上溯至1940年代，對於兩岸的政治發展也有深刻認識，讓本書內容（並附年表）有了現代史的深度。 因此以本書為基礎，有些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譬如，本書對於「台灣意識」萌生的探究（頁294-297），以及戰後初期台灣左派與獨派的分野。作者認為：「台獨派的台灣人如果在早期接受到共產主義的洗禮，就會以左派運動者的身分在對抗國民黨，反過來說，如果左派的台灣人是在比較後期才向國民黨舉反旗，就會主張台灣獨立。」（頁296）無論讀者是否接受這樣的說法，但這的確啟發我們，重新思考早期台灣左派與獨派的關聯性。 另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是，從「台灣人的牽絆」出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為何？ 作者認為：「今後可能就是由住在大陸的台灣人，或是與台灣有直接血緣和地緣關係的人立於兩岸之間，分別對兩岸雙邊發揮影響力。」（頁306）對此，我則有另一個想法，中共政權新一代的對台部門幹部，是否可能由這個世代來台灣讀書、擁有台灣生活經驗的大陸畢業生擔任？如果成真，那中共政權對台灣社會的深層理解將遠甚於過去，兩岸關係也將進入另一個層次。 最後，台灣社會自身，能否出現像本書作者本田善彥一樣，具備歷史眼光的新聞記者或作者，對於重要議題，提供深刻而易讀的論述內容呢？值得我們期待。 更多故事： 【沒有名字的人】五個平埔族年輕人的自我追尋：（5/5）我來自恆春，馬卡道族 2015-05-29 10:54:42 1 戰爭中的「江戶之花」：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 2015-05-31 21:00:11 1 老玩具背後的時代變遷 2014-09-27 00:26:11 1 歷史學家應該成為警方線人嗎？ 2014-05-04 00:25:49 1 死刑執行人的歷史：晚清民國時期劊子手的人生際遇 2014-10-01 09:06:18 1 【文學．故事】一個從未踏上臺灣的作家，卻寫了一本關於臺灣的遊記，還騙倒了全歐洲的讀者──《福爾摩沙變形記》 2015-04-21 17:03:09 1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二）：多元文化的魅力 2014-10-05 14:36:12 1 【認識古埃及系列之二】古王國時期（2575-2150 B.C.） 2015-03-08 15:59:03 1 【三國蜘蛛網】他和他的風花雪月 2015-1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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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最新研究：盧溝橋事變是場意外，不是日本的陰謀
作者：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跨國研究團隊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中國的對日抗戰就開始了，其間雙方已有數次軍事衝突，比較著名的有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1933年的長城之戰、1936百靈廟之戰，但最終都和平解決。這是因為，國民政府的對日的方針是「隱忍」，對日本做有限度的讓步，盡量避免、拖延爆發大戰，以爭取時間備戰。[1] 但是，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對日的態度改變了，反對妥協退讓，蔣介石更是「積極運兵北進備戰！」[2] 為什麼蔣介石在七七事變不再隱忍？更重要的是，中日是怎麼打起來的呢？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挑釁，日本想製造一起地方事件，截斷平漢路，劃定永定河東北為其後方基地，以圖北進蘇俄之西伯利亞。不料中國奮起抗戰，以至日本的企圖不但沒得逞，反而引發中日大戰。[3] 也有研究指出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4] 近年許多相關檔案先後開放，一些撲朔迷離的歷史脈絡逐漸浮現出來，對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的來龍去脈也有了新的理解。 中日均望和平解決 七七其實是個意外，而且中日雙方都希望能和平解決，中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密切交涉，並達成初步協議。但衝突卻停不下來，最後，一個地區性的意外事件卻演變成中日大戰的導火線。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駐屯軍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一中隊（大約一個步兵連的兵力）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的荒地進行夜間實彈演習。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約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衝，也是北平進出的咽喉要道，軍事地位極為重要。 當天晚上22時40分左右，突然傳來兩次槍擊聲，日軍立即停止演習點名，發現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兩次槍聲究竟從何而來？日方認為是二十九軍方面的射擊，中國否認，雙方各說各話。參與調查的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事後表示[5]：「有人認為是由中國兵偶然發生，或有計畫性的、或陰謀，此陰謀是由於日本軍的謀略、或是尖銳抗日分子之謀略等，雖以各種方式調查，但至今仍然不清楚該開火者是誰。」[6] 因為始終找不到證據，今井武夫以及日本歷史學者認為，這件事仍無答案，「總之是個謎。」[7] 既然有士兵失蹤，清水中隊長緊急報告駐豐台的大隊長一木清直，一木大隊長立即報告駐北平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牟田口在午夜作出指示，要求豐台駐屯部隊迅速開赴當地，並發出命令「做好戰鬥準備，傳喚宛平城內的營長出來進行交涉。」[8] 日軍要進入宛平尋找失蹤的士兵。 日軍要進入宛平找人，這個要求沒有道理，但過去幾年日軍在華北對中國部隊予取予求，已經習慣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西北軍）大多容忍讓步。但是，這次宛平的守軍卻不同意。 駐守宛平城內的中國守軍是二十九軍37師110旅219團第3營的營長金振中（團長是吉星文）。金振中不同意日軍進入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雙方僵持，發生小規模的互相射擊。正在這個時候，失蹤的士兵出現了，日方也在8日凌晨2時向中方通報了最新情況。[9] 人雖然找到了，但因為中方拒絕日軍進城，開始射擊，日軍立刻開火，雙方打起來了，雖然是極小規模的衝突，但日軍態度變得強硬，8日凌晨5時30分，日軍開始砲擊宛平城，守城的中國軍隊起而抵抗，打打停停，互不讓步。 與此同時，櫻井德太郎少佐（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軍事顧問）代表日方進城和宛平縣縣長王冷齋交涉，雙方同意暫停開火，天亮後展開聯合調查，並達成三點共識：[10] 不調用其他部隊； 不讓盧溝橋的部隊出城； 極力避免事態擴大。 中日聯合調查團8日清晨開始在宛平城內調查槍擊的真相，查不出槍聲來自何處，但雙方都不肯讓步，不時仍出現零星的戰鬥。 8日傍晚，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和北平市長秦德純（也是二十九軍副軍長，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事務）徹夜交涉。 中日雙方同意「不擴大事態」，但直到9日凌晨4時左右，對於撤軍的事情仍無共識，不過氣氛尚平和。[11] 天津方面的協談也同時進行。8日晚上，張自忠（天津市長、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出面和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協商，到9日凌晨3點，雙方才達成共識：[12] 雙方立即停止射擊； 以永定河為界，雙方在早上5點同時撤退； 由保安隊守備盧溝橋。 談判已有結果，日本參謀本部決定不擴大事態，9日發出「臨命第400號」，指示「避免主動投入更多兵力，以防止事態擴大」。[13] 於是，9日清晨開始撤兵，日軍撤退到豐台，中方撤至盧溝橋以西，宛平城內的防務則由原有的保安隊以及冀北保安隊擔任。[14] 到此，衝突應可和平落幕。然而，之後一連串的發展，出人意料，中日的衝突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繼續擴大，成為中日大戰的序幕。 東京認為中日全面戰爭沒有爆發的可能 事實上，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當時並沒有對中國全面開戰的計畫，東京的陸軍省及參謀本部也不想把事態擴大。當時日本陸軍的假想敵是蘇俄，海軍的假想敵是美國，他們認為「國民政府無能、國家又未統一」，不可能引起全面性戰爭。[15] 日本對中國的策略是：經營東北（滿洲），再利用中國軍閥割據的現實，各個擊破，分而治之，在各地區成立自治政府或親日的地方政府。當時日本已經扶植了殷汝耕的冀東自治政府以及德王的蒙古軍政府，正積極製造「華北特殊化」。 所以，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陸軍中央及參謀本部「均未特別予以重視。」[16] 陸軍中央在8日清晨5時接到盧溝橋事變的電報，上午9時又收到第二份電報，說明雙方開火、日本駐屯軍已掌控盧溝橋情勢。陸軍省認為「事態已逐漸平安解決，反而放了心。」[17] 同時，參謀本部判斷「日中戰爭幾乎沒有爆發的可能，自然也不可能有對中全面戰爭計畫。」[18] 而且，他們不願意任何中國的戰爭影響到蘇俄對日開戰，所以決定採取不擴大事態的方針。[19] 這期間有一件小意外，促使參謀本部決心採取不擴大方針。盧溝橋事變不久，日方從竊聽電話中得知，孔祥熙（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正在訂製數千萬元的武器，他們判斷，「中國抵抗的決心非比尋常……此時如變成戰爭，將演變到最後極限」。[20] 因此亟欲避免導致戰爭。 不過，日本雖然避免擴大事態，而且也沒有打算在中國作戰，但日本欲控制華北的的目的是明顯的。 此時日本駐屯軍已有五千六百多人，是個步兵旅團，下轄兩個聯隊，包括步兵、騎兵、工兵、砲兵、還有輜重、裝甲車等。另外還有一些偽組織部隊，例如冀東保安隊、蒙漢回自衛軍、滿蒙征綏聯合軍及一些雜牌部隊等，約有6萬人，但雜牌軍的戰鬥力相當差。 駐屯軍司令部在天津，除了一部分駐守天津、北平外，還控制了平津外圍的豐台、通縣、南苑、北苑，北平四周的交通要道幾乎都在日軍牽制中，中國軍隊鎮守的只剩下宛平縣以及旁邊的盧溝橋這一個出入口了。 當時，中國駐守華北的是西北軍背景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也是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下轄5個師、4個旅，約7萬多人。 有一個狀況值得一提。七七事變發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正重病臥床，7月11日東京命香月清司中將接任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於16日病逝。最高指揮官臥病，司令部對分在各地部隊的掌控不無影響。 中方也有類似的現象。事變發生時，中方在華北的最高軍政領導宋哲元正好缺席。宋哲元因為中日之間事故不斷，日方對華北提出各種要求，他不勝其擾，在當年的5月12日以「養病」為名，回到山東老家樂陵，把當地的事務交給二十九軍副軍長（也是北平市長）秦德純代理。 田代皖一郎臥病、逝世之事情中方是知道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也清楚盧溝橋事變並不是日本蓄意的挑戰：「倭駐津司令田代死亡，此實為陰狠之敵將，竟為其部下不聽命而逼死矣。」[21] 註解： [1] 蔣介石日記中有許多這樣的句子：「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1936年9月26日）「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1933年7月4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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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 糖果與劍：新渡戶稻造和日本時代的臺灣糖業
作者：張經偉 乘坐高雄捷運紅線，抵達橋頭糖廠站，二號或三號出口一踏出，迎面而來的，就是南台灣昔日的糖業重鎮、今日的旅遊名勝。 可以說，自從台灣進入史料確可考的時代以來，蔗糖就一直是南台灣最重要的農產品。畢竟，幾乎人人都喜歡「嚐點甜的」，能製糖的甜味農作物，想必是大有賺頭。而南台灣濕熱的平原，尤其適合栽培出香甜多汁的甘蔗。荷蘭、鄭氏、清朝治下的南台灣，除了水稻稻香之外，最常撲鼻而來的，大概就是蔗糖的甜味。橋頭糖廠的源頭，就是這樣一片片的肥沃甘蔗田園。 到了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這家公司，負責橋仔頭的甘蔗種植事業，建立起「橋仔頭製糖所」。這是台灣糖業第一次被企業化、機械化地經營。民國時期，臺灣糖業公司（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台糖」）接手了橋仔頭製糖所，改稱臺糖高雄廠，又稱作橋頭糖廠，除了蔗糖業外，又再加入了豬隻養殖等產業（不然妳想，台糖為什麼有冰品又有豬肉呢？）。2002年9月後，橋頭糖廠經當時的高雄縣政府公告為古蹟，至今已成功轉型為休閒觀光產業。 也因此，走在今日的橋頭糖廠觀光園區內，總是可以見到遊客如織的歡欣場面。春夏時節，取代昔日大塊蔗田的是百花盛開之景。除了製糖工廠可供參觀之外，園內亦保有其他許多歷史奇景，例如在二戰期間躲避美軍轟炸的防空洞、以及日本人當年參拜的觀音像等。 在如此五花八門的美景奇物之環繞下，妳可能不太會注意到，走在橋頭糖廠內，有一個看起來可能不是最起眼、但講起台灣糖業，絕對不可不提的角色，也身在與妳面面相覷的那眾多景物列表之中，那就是…… 那就是…… 新渡戶稻造（1862-1933）的銅像會出現在橋頭糖廠內並不讓人意外，只要我們瞭解那段歷史的話。新渡戶稻造第一腳踏上台灣這座島嶼，是在明治34年，也就是1901年2月的事。在那之前，他畢業於札幌農學校（今日的北海道大學），並在德國哈雷-維滕貝格大學（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取得農經博士學位，並擁有一名美國妻子艾金敦（Mary Elkinton）。 可以說，新渡戶稻造是一個典型的「人生勝利組」。至少就農業經濟領域來說，他一定是當時日本國內數一數二的專家。這樣的專家來到台灣工作，是有其時空背景的：台澎在1895年被清朝割讓予日本後，台灣民眾前仆後繼地激烈抗日，加上水土不服、缺乏殖民地治理經驗等因素，日本政府在治台前期損失慘重。直到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灣總督，決定一改前幾任武人總督的高壓治台風格，以科學方式經營台灣。其幕僚不乏各專業領域的高知識份子，當然其中最重要也最知名的，莫過於生物學背景出生的行政長官後藤新平。兒玉後藤率領的這支「夢幻明星隊」之中，負責守備「糖業」這個位置的主要球員，就是這位農經博士，新渡戶稻造。 就因為處在這個動亂未艾的時刻，如同當時大部分的事物，蔗糖業也是缺乏榮景、甚至可以說是走上衰微的。不過，新渡戶並沒有讓兒玉失望，更讓國際驚艷。1901年9月，已對台灣糖業進行過調查的新渡戶稻造，就任總督府殖產局局長，並向總督府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內容包括了7項改良方法、11項保護獎勵方案、14項糖業設施與機構的改良意見（關於這幾項的詳細內容，大家可以參考維基百科「糖業改良意見書」中文條目）。其結果相當成功，台灣蔗糖業重返榮景且更勝前朝，因其是以企業經營、機械製造的新模式，享譽海內外，持續發展至今，如上所述。總之，台灣糖業發展史，絕對少不了新渡戶稻造的名字。橋頭糖廠，更是因為如此，立著他的銅像。 不過，還記得嗎？剛剛我說，新渡戶是一個「人生勝利組」，這不是亂講的。如果新渡戶稻造對於我們台灣的意義在於糖業的話，對於國際，他有著許多更響亮的事蹟。除了1906年出任第一高等學校（東大的前身之一）校長、1918年創立東京女子大學（德政！）等諸多學界經歷之外，1920年，新渡戶還擔任過國際聯盟（一戰後號稱會維護世界和平結果沒有的那個東西）的副事務長。而最讓新渡戶稻造世界流名至今的一件事，想必是他於1899年，撰寫的一本書：《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武士道》一書起初以英文撰寫，目的是向國際介紹「武士道」這項日本人最被盛傳卻不一定被理解的精神文化。或許是因為在新渡戶的時代，「國際」是以歐美國家為主宰，又或許是因新渡戶本身在大學時代受美籍校長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的影響而受洗信耶穌，《武士道》的書中內容，往往使用許多西洋的歷史或文學故事，來比照形容武士道的各個面向，例如將武士的切腹行為與許多基督教聖徒的殉道行為相提並論。因而，此書流傳於歐美世界，但在不諳西方文化的台灣民眾讀起來，可能倒有些吃力（《武士道》在台灣已有林水福先生的翻譯版本，聯經出版）。總之，跟台灣人講起新渡戶，大概都說他是個糖業專家，但跟外國人講起新渡戶，他恐怕要是個最有武士道的武士了！ 「糖」與「武士道」，兩者聽起來可能相去甚遠，但仔細思考或許並不盡然。別忘了台灣民眾對於日治時代糖業的普遍觀感：「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糖業在新渡戶的專業技術下被帶起，但真正的得利者往往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中的大官們。而負責在蔗園內播種收割、在工廠內搬運操作的廣大基層台灣農工們，則永遠是廉價勞力。蔗園，就是典型的殖民地產業。 事實上，妳可能不太會注意到，走在橋頭糖廠內，有一個看起來可能不是最起眼、但對於台灣歷史，絕對不可不提的角色，也跟新渡戶稻造的銅像一樣，身在與妳面面相覷的那眾多景物列表之中，那就是…… 銅像，也許它們的意義永遠不該是讚賞，而是警惕。兩個殖民政府、一座製糖工廠、企業高官獲利無數、廣大勞工青史無名……在今日已轉型為觀光旅遊景點的橋頭糖廠，我們享受各種小確幸的同時，想必也該反思，從古至今，我們嚐到的每一口糖味，是否背後都架著一把刀劍？ 更多故事： 【臺灣吧EP1.5】小單元：摩登原住民 2014-11-20 07:34:19 10 【臺灣吧EP1】鬼島現代化！劉銘傳與蔣經國，的中間。 2014-11-02 08:49:36 10 【鬼的歷史】從鬼節到鬼月──農曆七月的演變 2015-08-15 04:09:47 1 《風起》：宮崎駿與崛越二郎的飛機夢 2015-01-08 19:04:19 1 【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 2015-11-09 22:55:15 1 民主如何在土耳其開花？ 2014-10-04 21:29:16 1 從底層到菁英：台灣基督徒是如何翻身的？ 2015-04-27 23:57:24 1 承平時期的革命：一九一五，臺南噍吧哖的武裝抗日 2015-09-23 12:1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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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風間霧裡冤魂在，一百年前噍吧哖
作者：張家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14年3月，臺南新化第一公墓附近發現近三千多具遺骸，新聞一出，隨即引發討論，尤其當學者懷疑可能與噍吧哖事件有關時，臺灣歷史記憶中的抗日幽魂再度沿著「噍吧哖事件」這條軌道而出現。姑且不論新聞愛用關鍵字之一的「疑似」最後有沒有被證明，但可以觀察到「在臺南發生的噍吧哖事件」也「疑似」可以在人們身上找出歷史記憶的痕跡。 恰巧今年是臺灣很忙碌的記念之年，無論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還是「噍吧哖事件一百周年」，都讓人複習了這些被選擇過的歷史。 回到一百年前，究竟當時發生了甚麼事，值得讓一百年後的我們紀念。那年，距離日本正式統治臺灣的1895年已經有20年光景，這期間，臺灣總督府逐漸建立了殖民近代化制度。到了1915年適逢臺灣總督府實施林野調查，需要人民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證明林地所有權，但是噍吧哖地區的人民大多是以口頭承諾或世代相傳的方式擁有土地，所以提不出相關文件，結果林地被收歸國有。不僅如此，由於當地是臺南製糖會社的甘蔗原料供應地，農民必須繳交甘蔗，然而，在發生天災後，臺灣總督府沒有減稅也沒有補償，仍逕自收取固定甘蔗，這些的經濟因素不僅惹來民怨，也為承平時期的臺灣預鋪了一條革命之道。 此時，為彼此命運有惺惺相惜之感的余清芳、江定和羅俊等人，對於殖民統治不滿之感忍耐已久，意圖籌備一場驚天動地的起義行動。他們各司其職，以西來庵為行動中心，以宗教信仰吸引民眾參與，未料，事情東窗事發，羅俊等人先被逮捕，不得以只好事先行動。於是1915年7月1日，祭旗成軍，正式成立一支為數近千人的抗日軍隊，並以「大明慈悲國」為名揭竿起義。一開始突擊之時，由於日本警察措手不及，遂順利攻占幾處派出所，惟久經時日，面臨有優勢力量的臺灣總督府，這群人逐漸節節敗退進而分崩離析。之後，在臺灣總督府搜捕與誘降的戰略奏效之下，配合日治初期建立的保甲制度，不僅成功地瓦解了這次的行動，也順利地逮捕余清芳和江定等人。1915年8月20日，這是決定這些人命運的一天，面對嚴酷的「匪徒刑罰令」，最後有886人被判處死刑、453人被判處有期徒刑、86人獲判無罪。在獄中等待死刑的主謀余清芳，思索自己的行動，寫下了充滿懊悔的詩句： 憶昔當時事盡虛，自愧不才被人欺，見景傷情真堪嘆，身陷囹圄反悔遲， 虛度光陰三七年，羞殺兒童愧青天，不幸身入活地獄，而今落魄數劫然。 之後，羅俊、余清芳、江定等人，依序地結束了各自充滿挫折的一生。這段故事到這邊尚未結束，以往探究這件事的影響，不外是臺灣人的抗日由武裝暴力轉型為以社會運動與政治訴求的文化抗日運動，並且促使臺灣總督府進行更深入的宗教調查。然而，此起事件也影響了當地社會的人口結構，透過戶籍和人口資料顯示出，事件後女性和寡婦的比例增多。原來日本警察在搜捕余清芳等人之時，為避免後患無窮，曾針對男性進行屠庄行動。結果為了養活家人，喪偶的寡婦擔起了生計，為了順利出嫁，未嫁的女性也只好外嫁他地或者進行招贅。 故事說到這邊或許與某些人耳聞的噍吧哖事件不盡相同，此乃因為該次抗日行動死傷人數慘重，成為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的武裝抗日行動，而該特徵就成為戰後撰寫日治台灣史，或者抒發抗日情懷時不斷徵引的例證之一，結果在摻雜著民族情感以及一些想像之下，一些情節被不斷地傳誦而失去了他全部的面貌，例如日本時代日人論述下余清芳等人的「匪」形象，到了戰後以一種殖民對於被殖民者之剝削的敘述模式，被模塑成「抗日英雄」，這樣的故事情節就長期主導了臺灣人的歷史記憶。 直到近幾年，由於台灣社會之開放，以及史料之多元運用，研究者不僅更細緻地透過口述訪談和戶籍資料探索真相，也更深入地追蹤事件後的噍吧哖，結果不僅逐漸剝開「大屠殺」這顆被渲染過的洋蔥，也將「英雄」的角色還原成小人物。其中具代表性的成果乃2005年康豹推出之“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該書以社會史角度重新探究事件，其從殖民政策與當地的文化傳統解明事件之起因，並透過戶籍和人口資料探究參與者背景、傷亡人數以及當地人口結構之轉變，最後說明事件後當地社會之影響，在噍吧哖事件研究史上，開啟了新的局面。 以此為起點，2006年將其改寫成中文版的《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並建立網站，以推廣於中文世界，算是研究成果推廣的第二階段，只是改寫後的專書仍有許多學術語言，較無法普及於一般大眾。迄至近年伴隨臺灣大眾史學之推廣，民眾逐漸接觸被轉譯後生動有趣的歷史研究。今年，適逢一百周年紀念，在這股浪潮下，臺南市文化局也順勢推出了《噍吧哖‧1915》，而這樣的結果，卻意外地成為康豹研究成果推廣的第三階段。 從內容觀之，雖然大致承襲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且其中之主要發現也源自於康豹之著作，但重要的是，作者屏除了專業的學術性語言以及日治時期留下的肅殺照片，以活潑的口吻，配合漫畫家邱若龍生動的插圖，用一種更貼近民眾的方式呈現這段故事，促使接觸該書讀者之年齡層可更廣及兒童。因此與其從學術研究，吾以為從推廣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本書，更能彰顯其價值。而我衷心地期望，或許透過這樣的方式，能讓被解構後再建構的嶄新的噍吧哖事件，成為改變你我對於此事件理解的起點，我想這樣的紀念應更有其歷史意義吧！ 註明：本文標題引用自李能棋的《結義西來庵：噍吧哖事件》，原文是「風間霧裡冤魂在，六十年前噍吧哖」，適逢一百周年，將其改之。 更多故事： 【說書】觀光時代：日本旅行的百年物語 2015-10-08 06:44:57 1 臺灣歷史的十個轉捩點：（九）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 2015-08-01 09:00:08 1 【歷史知識考掘學】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新發現的早期羅馬華麗建築群 2014-10-27 08:01:14 1 【說書】雪恥、富強，那之後呢？——《富強之路：從慈禧探索的長征》的解釋與疑問 2015-11-09 04:36:56 1 台北鐵道工廠與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 2015-05-03 21:54:28 1 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一） 2015-10-13 09:00:20 1 胡川安：日式燒肉的誕生（上） 2015-05-26 10:25:07 1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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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花蓮吉野村之前世今生
受訪者：吉安鐵路貨運代辦站老闆的兒子 訪談記錄者：吉野驛文史工作室 照片：鄭雪娥提供 前言：吉野村之前世今生 花蓮吉野村於1910年成為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代價是1909年的七腳川事件，長居此地的阿美族人在日軍進擊下，面臨滅族危機，被迫遷徙流離，原部落領地成為官營移民的腹地，此後四國德島吉野川沿岸移民湧入，這裡從此有了「吉野村」這個新名字。 1920年代，日人鼓勵本島西部人移墾東部，一個苗栗客家家族，在這波風潮下遷至吉野村務農，住在吉野驛周邊。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日人離去，國民政府接收，吉野村成了吉安鄉，吉野驛成為吉安車站（此為已拆除的舊站，現在的吉安車站為新站）。這個從務農轉經營各種事業的客家家族，以便宜的價格買下對面日人開設的雜貨店，改作鐵路貨運，屋主立起「吉安鐵路貨運代辦站」的木製門牌，直至舊吉安站拆除前才歇業。 訪談開始 我出生於民國37年10月，家住在稻香村舊吉安站（吉野驛）前廣場周邊，是當時吉安鄉經濟活動最活躍的地方，我們大家族經營吉興碾米廠與貨運行。我在花蓮唸完初中後，因考花蓮高中落榜，開始至外地求學，這段時間偶爾會回家。大學畢業後，曾回花蓮縣教書一段時間，最後在臺北結婚生子定居。因此我對家裡情況的記憶最連貫的是小學至初中這段時期，高中之後則較為片段（約民國53年之後）。 ◎吉野驛概況 舊吉安站（吉野驛）前廣場周邊在以前是很重要的地方，這裡有交通的功能、到碾米廠交稻米、甘蔗交給臺糖、領肥料……等，都要來這裡，是農業經濟交換活動場所。吉安鄉的稻香、永興、福興這三個村子的人生活跟這個地方很密切，有一部分是因為這些相關事業。 ◎ 學校 以前永興、稻香村人都唸宜昌國小，福興的人唸吉安國小，稻香國小設校後，永興、稻香村就改唸稻香。稻香國小本來是宜昌國小分校，我是第一屆學生，當時還要先去宜昌國小報到。稻香國小裡都是客家人，我也是，學校裡全講客家話，有一個阿美族的同學都被大家欺負，但他是全校跑最快的。稻香村的人比較溫和，永興村的人最喜歡欺負他，因為他勢單力薄。 宜昌國小的阿美族就會跟人對打，因為阿美族佔一半，不過他們一般都比較溫和。宜昌國小大部分還是客家人，吉安國小比較多閩南人，到花蓮市，閩南人比例就很高了。我們到花蓮唸初中的時候，同學都講閩南語，我一句都聽不懂！花中大概是閩南人最多，外省、客家第二多，阿美族最少。後來我的朋友都是外省人，因為不會講閩南語的人會湊在一起。 ◎ 生活概況 以前大部分人都只有耕田的收入，只有我們這一區的人有其他業務，因為受過教育（識字）、較有資產的人才有辦法做別的業務。村子裡大部分人只有耕田，沒有田地的人就得出去打零工，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就做業務兼作農。附近鄰居像是火燒掉的那一排：雜貨店一家人沒有田；產婆家沒有田，但後來有在山上種香茅；過去兩家姓彭和另一戶，是公務人員沒有田；徐家原來是賣豬肉，後來才買了田。 我們的經濟狀況算還可以，上小學之前，家族分家了，我們分到貨運行，叔公家經營碾米廠，印象中貨運行至少營運到民國六十二、三年。我高中以後，家裡比較苦，因為貨運代辦業務沒落了，叔公家的碾米廠撐比較久。我爸爸經營過不少生意，至少有撞球、雜貨店、乳牛牧場、養豬、貨運。雜貨店只做了很短的時間，因為隔壁的雜貨店規模比較大，以前農人又都賒帳。 我們家還有榨油廠以及養乳牛的牧場。工人每天早上去擠牛奶，我的祖母就要將牛奶煮熟，上面會浮一層奶油，奶油泡飯很好吃，我到現在都還很想念這道食物。這一層奶油剝下來後，再將牛奶一罐罐裝到玻璃瓶子裡，用塞子塞起來，大哥和小叔就要騎腳踏車一家家去送。送牛奶最快的捷徑就是沿著鐵路旁邊的平臺那條路，不過遇到火車來時，要趕快躲在旁邊，他們最倒楣的就是有好幾次，火車上的人對著外面小便，結果尿到他們身上！ ◎吉興碾米廠 吉安鄉的稻香村、永興村、福興村90%人都種稻，整個吉安鄉只有我們的碾米廠承包糧食局的業務，負責代收稻穀、秤重。要繳公糧時（就像現在的繳稅），農人們都要把收成的穀子用牛車拉來我們家的碾米廠，每年夏、秋各一次。秤重後我們會開一張單子給農人，農人就可以憑單據去領錢或換肥料，而我們會將稻穀碾成稻米。我不清楚這些稻米要運到哪裡，可能是糧食局，這應該是農會與糧食局之間的交易。碾米廠的原料（帶殼的稻穀）是農人自己用牛車運來，成品（白米或糙米）農糧局則會用卡車載走，有時也會直接載走稻穀。 碾米廠碾出來的稻殼也可以賣，當時每戶人家都要買稻殼回去，燒飯用。這些稻穀得用棍子把它壓緊實，而且晒穀場的穀子若曬得不夠乾就不能收，會發霉、發芽，所以要用一種工具把穀子抽出來看，叔公他們很有經驗，用咬的就可就判斷穀子夠不夠乾。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稻穀上的芒灰會讓人皮膚很癢，每天傍晚，我們家的工人都在旁邊水溝裡洗掉全身的芒灰。工人裡大概有一半是阿美族，但都會講客家話，以前水溝旁的房子就是工人宿舍，我們小時候很喜歡在那邊混，他們很愛唱歌，整天沒事都在唱，不過很奇怪，都是日本歌。這些工人也會教我們偷抽菸（不好意思地說）。 ◎ 貨運行 貨運行就像現在的快遞公司一樣，人家來托運，我們要開收據、提貨單，在貨物上貼標籤，把貨搬到火車上面。大宗貨物都是直接拉到臺鐵秤重，臺鐵把登記單子交給我爸爸，爸爸只要處理文件就好；但零星貨物就會到我們家來登記，我們再送去臺鐵。 早期有運甘蔗、木材、肥料，都是大宗貨物，很少運小件的貨物，收入不錯，後來木材慢慢沒有了，肥料也變成用卡車運，生意就越來越萎縮。卡車貨運的優勢是可以直接從肥料工廠運到農會，不需再轉運。不過甘蔗是來自四面八方的農田，叫貨車不划算，還是在火車站收集好，再送到糖廠方便。後來我們的大宗貨物只剩甘蔗，一直做到舊吉安站撤站前。 <木材> 木材是從林田山火車站來的。我們家旁邊就是木材廠，廠商會去林田山選木頭，跟林務局登記好要買的，林務局再將木頭送上火車，運到我們這裡。我們要負責從火車上搬下來，搬下來後就是木材廠的事。運木材的工人是我們請的，但好像也有木材廠的工人來做，以前分工不會分得那麼清楚，可能木材行的人就在隔壁，所以也會來幫忙。 那些木頭好大好大，不知道是不是記錯，有些木頭的切面比我站著還高，不過小孩子看什麼東西都覺得很大就是了。撬木頭是很精采的事，但也很常發生意外。因為只有林場有索道等大型集材機具，車站前只能靠人工搬運，木頭從火車上移下來和地面搬上車時最危險，需要非常多人力，這時每家每戶工人不分你我，全都會一起幫忙。最慘的是，有一次鋸木頭的機器，不知怎麼把木材廠老闆的兒子捲進去，出來血肉模糊，但居然救活了。 <甘蔗> 當時種稻的農家幾乎都有兼作甘蔗。因為是臺糖契作，種出來的甘蔗都是屬於臺糖的。照規定，農人在種的時候不准偷吃。收成時，也是由臺糖的包商去田裡把甘蔗砍下來，捆成一把一把，叫牛車拉來火車站。吉安的甘蔗田很多很多，牛車要拉好幾趟，如果地很大，一塊田就要拉幾天幾夜才運得完。印象中，冬天會有整整兩、三個月，我們家前面都是拉甘蔗去車站的牛車。甘蔗送到吉安車站後，再以鐵路運至光復糖廠製糖。這個鐵路運輸是臺糖發包給臺鐵的，由於我們家是鐵路貨運代辦站，所以也承接這個業務，但我們的業主是臺鐵，不是臺糖。 甘蔗送到我們家的貨運行時，運送的人把甘蔗一捆一捆丟進車廂，車上會有個人拿把刀將甘蔗砍短，登記完數量之後，把單子交給我們統計有幾個車廂即可。當時每個農人地有幾甲、載了幾個牛車出來、運了幾個火車車廂、光復糖廠過磅時重量……等等，都會登記核對。但從牛車上火車後，每個農人的甘蔗就混在一起了，不曉得是怎麼核對的。 載甘蔗的車有兩種，一種是前面說有砍短的，砍短之後，甘蔗就會一節節沉下去，另一種沒有砍短，這種的車廂都沒有外皮，只用欄杆擋住。載甘蔗去光復糖廠的火車，一路都開得很慢，因為很重，而且是上坡，火車上的甘蔗很容易被小孩子偷吃，尤其沒有砍短的那種，就會被拉出來。這些甘蔗會從一條岔出去的鐵路支線進入糖廠，最後糖廠成品以鐵路直接北運到花蓮港外銷。 <肥料> 肥料也許是從花蓮港的臺肥廠來的？我也不清楚。我們家負責把所有火車上的肥料搬到鐵路局的倉庫裡，農人就用繳公糧的額度來換肥料。我記得肥料倉庫裡面有很多牛車，火車運到時，工人要把肥料搬到倉庫一包包排好，有些肥料可能會搬到農會。肥料是化學肥料，味道鹹鹹的，弄到皮膚會很不舒服，搬肥料的人都要帶著像喪服的布，墊在頭肩上。肥料的業務後來好像比較早就沒有了。 <零星貨物> 在我初中左右，貨運行的大宗業務萎縮，開始運比較零星的貨物。原本家裡都請三、四個長工，到最後只了請一個，他負責搬白天的貨，晚上的貨物就要由我跟大哥來搬。那時也要送貨，只要有人從南部寄麵條來，我跟大哥就要負責騎腳踏車一家家雜貨店去送麵條，我最討厭送麵條，因為用紙包的麵條沒有用盒子裝，只是一束一束用袋子裝起來，軟軟的，騎車時都會重心不穩整袋歪到一邊，還會掉在地上。我最喜歡搬運番茄和黃瓜，可以挖兩個出來偷吃！ 有一次晚上好可怕，我和大哥搬貨時，看到貨物堆中有一隻人腿，塑膠袋包著看不清楚，有血。是車長指給我們看的，他說：「那裏有一隻人腿！」還用手電筒照給我們看！ 後記 2009年，老屋主逝世約10年後的某天，其後代收到徵收說明會通知，原本門前13公尺寬的稻香路，因都市計畫，將拓寬為15公尺。所謂的「都市計畫」其實制訂於1981年，因稻香路底是吉安車站，而將之作為蘇花高的聯絡道。 如今，蘇花高不蓋了、車站也已拆除，稻香路的盡頭卻還是要拓寬——200公分。 為了這200公分，車站前最具代表性的老屋群將遭拆除。眼看著老聚落即將覆滅，這個客家家族的後代發起保存運動，希望能夠留下聚落最後的身影：吉野驛站前廣場、圳溝橋、地界碑，及1930年代珍貴的日式木造房「吉安鐵路貨運代辦站」。他們也召集人手，著手進行聚落的口述訪談，挽救這段就快要被遺忘的記憶。 這是吉安鐵路貨運代辦站老闆的兒子，回憶自己童年時光的一段訪談。 更多故事： 【國父「們」】同盟會篇： 三二九，昨日黃花（完結篇） 2015-05-15 11:44:40 1 西域獻獅：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動物外交史 2015-02-24 05:4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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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復古小時光：穿越共產時代的日常小物
在這日新月異的時代，依然有人回頭追隨過去的流行，讓過去的風格在現代活躍，稱之為復古。各國國情不同，展現出的復古感也不大一樣。而ISKRA這位日本人，她也對復古風情十分著迷，不過令她心動的是現在東歐國家逐漸少用的生活用品。那些樸素的生活用品，使人不免想起在共產時代下的黑暗又貧困的日子，因此被人淡忘，不再使用。而ISKRA從這些小物中看見了屬於當時人們的生活記憶，儘管物質享受受到限制，但當時的人們依然能夠在限制中找到自己的樂趣，這就是共產小物的珍貴之處。 自認只是一介平凡主婦的ISKRA，收藏有許多東歐國家的雜貨，在因緣際會之下她開始經營只在週末開店的「DDR Planet」藝廊，也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像目錄一樣介紹了許多小物，進而促成《東歐復古小時光》的出現。 在書裡，ISKRA以一天24小時作息與典型的日常用品，介紹了當時東德、波蘭、蘇聯、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七個國家人們的生活。 波蘭（出演：1972年／安格涅絲卡／22歲女性／Orbis國營旅行公司員工） 早晨時間 早安！ 「吃過簡單的早餐，要準備出門囉！」 波蘭的早餐是麵包、火腿、起司等簡便的食物。 馬克杯 LUBIANA於1969年在格但斯克近郊的城鎮誕生，是現今波蘭國內最大的陶瓷製造商。近年併購了其他社會主義時代的製造商，規模持續擴大中。 WEDEL可可罐 WEDEL是波蘭知名的老牌甜點製造商，以生產巧克力、糖果聞名。2010年，日本的LOTTE企業買下WEDEL公司，如今在親日人士眾多的波蘭仍然很受歡迎。 整理儀容 Jacek與Agatka香皂 「Jacek與Agatka」是波蘭第一部兒童晚安節目，1962年開始播放。節目由頑皮的Jacek和穩重的姊姊Agatka演出，內容類似教育節目。Jacek和Agatka的身體由人手演出，頭部則是插在手指上的一顆球狀物，是一部製作簡單的現場人偶劇，以黑白畫面播放的時間長達11年，是一個長壽的電視節目。 東德（出演：1980年／莫妮卡／22歲女性／電信局員工） 一天的工作開始 「我8點上班到下午4點，中間有喝茶休息時間。因為回家還要做家事，我平常不會加班。工作時間，一般會在平常穿的衣服外面套上尼龍圍裙。這種圍裙很輕，色彩鮮艷，有很多種類。」 記事便條 萊比錫舶來品店的原創商品。 原子筆 產自諾伊魯平文具工廠。筆身有4種顏色，墨水只有藍黑色。 鉛筆 萊比錫鋼琴製造商。也生產少量幾種文具用品。 尼龍圍裙・工作服 女性上班穿的工作服。輕量化學纖維布料所製，目前德國東部至俄羅斯仍然使用這種材質的工作圍裙。 午餐時間 「在公司餐廳用餐！中午一定要吃飽飽喔！」 餐費補助券 在工作地點的餐廳使用。不是免費的，但是只要付一點點錢就可以買到。東德人最重要的一餐就是午餐，這種補助方式很受人民歡迎。 「午餐主食大多是雞肉、漢堡、香腸等。」 捷克（出演：1987年／薇若妮卡／26歲女性／國營飯店行政人員） 下班後 下班囉！先去買東西，再去幼稚園接小孩。 「今天找到昆蟲針，想買來整理我老公楊在夏天抓到的昆蟲。製作昆蟲標本算是滿普遍的興趣。我還買了孩子們的點心。」 光之山 Koh-I-Noor公司的前身是1900年創設的耶誕樹裝飾品公司Lokesch。後來根據世界最大的鑽石koh i noor，將公司改名為Koh-I-Noor。koh i noor是希臘文的「光之山」。採用koh i noor的縮寫，將下圖右具有一隻子母扣眼睛的特徵商標命名為Miss KIN。這間公司現在仍持續生產子母扣、扣環、按扣等手工藝零件。 Figaro巧克力 Figaro是1896年於布拉提斯拉瓦創設的老牌糖果公司。現仍為斯洛伐克代表品牌之一。 「很長的季節買不到新鮮花卉，所以我買人造花。」 人造花 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一樣，生產許多人造花以供出口。主要用於帽子上的裝飾，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喜愛。 「啊！你看！是Škoda 110耶！好令人懷念喔。這是我爸爸買的第一台車喔，我家現在沒有汽車，都是搭公車。公車網很發達，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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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
作者：陳佑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去年（2014）春天，一場「太陽花學運」震撼了全國上下，迄今猶是餘音不絕。關於這場運動的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國內外討論已多，本文無意另起爐灶作全面性的點評。本文要作的，是藉一本舊著新刊，省思「學生運動」的本質和意義。 圖片說明：太陽花學運。資料來源：中央社：http://ppt.cc/cWpPg 這本舊著新刊是呂芳上教授於1994年初版，今年（2015）再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以下簡稱《學生》）。《學生》是嚴格意義上的學院式歷史學著作，史料豐富，論證嚴謹，自非「借古諷今」之作。但這並非意味，作者沒有深刻的「現實」情懷。原書初版序言謂：「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臺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著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從此可見一斑。二十年後，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的變動巨輪並未停下，臺灣尤其走向國家認同的關口，波濤彼落此起。於是，《學生》於2015年再版發行，不能不令人想起臺灣餘燼未熄的太陽花學運，還有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再版序文即言：「學生運動有如一把不滅的火種，不同的時代，只要適時適溫，火苗一竄，便要星火燎原」，而「學運的議題可能變種不居，學運的本質和手法幾難二致」。學運的本質和手法是否幾難二致，當然是讀者可細細玩味的。 在介紹本書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990、2014年兩次臺灣學運共同反對對象－－「國民黨」的形象。兩次運動皆身歷其事的范雲教授嘗言，「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臺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臺灣的民主被偷走。」也就是說，國民黨被學生運動群體定性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甚至是與「進步」價值相抵觸的力量。站國民黨立場者，倘另有看法，應屬自然。但即使如此，許多國民黨人其實也意識到，反對者在所謂「進步」價值上提出的重大挑戰。例如，太陽花學運期間，流傳一封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的信函，提及目睹學運現場後的觀感，略謂：「在場靜坐群眾，幾乎全是大學生，而且個個眉清目秀、眼神堅定。相較於許多只關心追星打卡、吃喝玩樂的同儕，他們關心國事、勇於表達，顯然是年輕世代中的佼佼者。可以預見，在這一群人中，將會出現下一代的政治家、律師、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李淑珍說，「這裡坐著的是下一代的菁英」，這令她悲從中來。 相較於國民黨內若干一股腦兒「把學運推給反對黨」的言論，李淑珍能正視青年人心的歸向，應是可正面看待的。至少，筆者願相信她曾經一番下筆沈重。畢竟，這不是國民黨人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且不談1946至49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窮於應付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坐令學運為共產黨在武裝鬥爭外的「第二條戰線」所利用。其實遠在1924年，亦即共產黨初建未久，尚屬襁褓嬰兒的年代，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便語重心長地說過：「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今夕何夕，把文字中的「共產黨」替換成現今的反對力量，把「中國」改為「臺灣」，還是會讓人感到歷史女神開了國民黨一個玩笑。 數十年來，多數國民黨人對群眾運動認識不清，方法欠周，造成諸多惡劣影響，應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論是在南京抑或臺北，國民黨人似乎總是有「站在學生運動對立面」的形象。然而，過份聚焦於國民黨對學運的舉措失當，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國民黨本身曾經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即令是前引的戴季陶的感言，也必須用此角度，方能適切理解。 圖片說明：同盟會組織。資料來源：http://ppt.cc/UlBC8 溯國民黨組織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成員固不乏江湖豪俠、綠林好漢，但青年學生仍是當中重要的主體（特別是同盟會組織）。及清廷傾覆，民國肇建，有「清遺臣」吳慶坻、金梁等人編輯《辛亥殉難記》一書，詳列忠於清室、力抗革命黨人的「殉難」之士。是書收錄前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王先謙所寫序文，內稱：「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用白話文即是說：我大有為清政府之所以遭逢不測，原因出於未嚴加約束「學生」言行，造成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不意在一百年後，繼承革命團體家業的國民黨人，在臺灣已經失去了革命氣慨，也失去了「學生」人心。於是乎，國民黨人師承清遺臣的衣缽，接力指責「學生」的不是，當然用語隨時代會產生區別：「不教之民」變成了所謂「婉君」。 究其實質，國民黨（及其前身眾革命團體）從學生運動弄潮兒，變成在價值論述上否定學生運動，是一個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號稱「成功」，但黨人並未藉此奪取政權，政權落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人、官僚之手。自1912至1926年十多年間，黨人基本上是在野黨，除了數度掌控廣東地方政權外，缺乏挑戰北京中央政府（所謂「北洋政府」）的實力。直到192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鑑蘇俄經驗，轉型為動員性的革命政黨，再搭配強調意識形態訓練的黨軍，始漸有問鼎中央政權的能力。經過曲折的統合過程，「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在1926年夏天發動，打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江山。這時期，國民黨作為動員性革命政黨，又保持接近青年學生的傳統，與學運的關係極其密切。即使是在北伐軍事行動中，每有「學運世代」（借用現代的語言）成員擔任幕僚、政戰與宣傳人員，「持筆且從戎」。今天臺灣讀者熟悉的羅家倫先生，本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伐戰爭期間便在蔣介石總司令部幕下服務。他們洋溢著革命情緒，深信國家的危難「實由於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相互勾結」；他們所高喊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根本就是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傳承。 然而，自1927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因北伐軍事的勝利，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轉型，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穩健」的施政計劃取代了「激進」的革命話語，學生運動也因此有明顯轉折。1928年6月，北伐軍開入北京，北洋政府覆滅。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召開，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員蔡元培提出一個引人矚目的提案「取消青年運動」，內稱：「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值今北伐軍事結束，國家需要培養建設人材，如不及早籌謀，「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因此，「非停止往日之青年運動不可！」蔡元培之議一提出，正反意見紛至沓來，贊成者多半是教育行政單位，反對者多半是學生組織及民眾團體，無法獲致結論。但基本上，國民黨之疏離學生運動，已是無可逆轉的現實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疏離學生運動的形象，應是始於1920年代晚期。1930年初，國民黨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及「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終於明令限制學生不得與聞校政和涉入政治。於是，在「合法」的學生團體中，五四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精神已經蕩然無存。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國民黨在大陸時期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除了軍人黨員外，始終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只不過，在國民黨於1928年取得中央政權後，一個趨勢是教師所佔比例增大，而學生所佔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在教育「黨化」的口號下，某些地方限制非黨人員從事教職，或者強制教師集體入黨。1920年代青年學生爭相入黨的情形已不復見，黨對富有革命激情的學生失去了吸引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初，隨即疏離學生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學生》一書的主軸，簡單說就是探討「五四」後十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變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國學生運動以學生自發性活動揭開序幕，以停學、罷課、請願、遊街、示威等手段，提出含括下至個人權益，上至政治、人權、教育、外交等項目的訴求。但是，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學生固然有知識，惟能力薄弱，又無經濟基礎，既擱不倒北洋政府，也逼退不了「帝國主義者」。他們若能獲致一點成果，多半還是要靠「各界」的同情與援助。適在此時，新興的動員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還有青年黨，抱著「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看法，逐步與學生接近，多方滲透學運，甚至操控了學運，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政黨）運動學生」。 圖片說明：五四運動。資料來源：http://ppt.cc/eUrHa 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從自主到喪失自主的過程，可以《學生》一書中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簡稱「學總」）為例。溯五四運動時期，各地青年學生為加強聯繫，擴大活動，相繼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杭州等大都會成立學生聯合會。及至1919年6月，各地學生團體進一步成立「學總」，作為串連全國學生力量的組織。一、二、三屆負責學總的理事，多無政治色彩，也不願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學總的政治獨立性，在1921年以後逐漸失去。是年7月，共產黨成立，注意佔領「機關」「團體」的重要，有意操縱學總的活動。未幾，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特設「青年部」作為領導青年學生的機關，很快就將學總收納入黨的青年運動組織中。然而，當時國民黨正值「聯俄容共」時期，許多具有共黨身份的「跨黨分子」，身居各級國民黨黨部的要職，包括青年部及其附屬機關。處此情境，國民黨「純正黨員」和「跨黨分子」之間，既有合作，亦有爭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勢必會波及學總的前途。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受政治力介入的學總當即表態支持，各地學生也相繼響應。於是，北洋政府軍警動輒以「赤化」罪名逮捕學生，摧殘學運，學總只能更堅定地追隨「革命」陣營。不意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翼之爭，亦已逐漸白熱化，大變繼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處此情勢，學總左右翼遂分別在武漢、南京各開各的第九屆全國大會，交相指責對方是「偽學總」。7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不久垮台，武漢學總即告瓦解，負責人作鳥獸散。至於南京學總，雖能繼續存在，實已徹底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學生運動夾在政治運動下進行的最佳寫照。 面對政黨的介入，學生未必毫無自覺。《學生》指出，學生是否應涉入政治，在1920年代已是爭議性的話題。贊成者謂：一、青年是國家未來主人翁，所以對政治應有相當研究，但研究不如切實訓練好，故第一步應該加入政黨；二、政局杌隉，校園不安，欲改革教育先改良政治，改良政治目標在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加入政黨，使目標得以實現。反對者則認為：一、青年人思想未固定，加入政黨乃一時之衝動，於黨義漠然，於黨於學生均無益處；二、青年時代應先打好學問根柢，再努力實際政治不晚；三、青年入黨，囿於黨義，喪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於黨員責任又不能放棄，會造成荒學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加入政黨，加深了學運政治色彩，一不小心便栽入爭權奪利的現實世界中。《學生》認為，前揭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運動的說詞，是令人驚訝又不失坦白的話語，一語道破了五四以來學運變質的實情。不惟如是，政黨介入學生運動，或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令人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果。例如，「校園自主」、「學術獨立」，原是近代西方社會的觀念，傳統中國思想一向強調學問與入仕的關係，而發展中國家尤其很難奢侈地供養大批知識分子作「純粹的學術研究」。於是，學術為政治目標服務，校園滋長為政治的資源，是常見的事例。儘管學校依然是政治批評的主要來源，學生運動在許多場合確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力量，惟弄到「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壞現象，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學生》一書所揭露的學生運動景象，對當代臺灣一般的「藍」、「綠」青年（如果可以這樣硬性區分的話）而言，是同感陌生的。 讀者也許想問，《學生》對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斷語，是否合理？這部分，讀者自可從書中浩繁的史料引註找尋答案。惟對臺灣讀者來說，更大的疑問恐怕是：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經驗，可否作為思索臺灣未來前景的靈感？對此，筆者仍舊是抱持肯定的答案。畢竟，歷史固然不會單純重演，但太陽底下確實不會有太多的新鮮事。 《學生》書內所描寫的，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訴求維護國權、改善人民生活，不同學運群體間的路線衝突，政府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在野黨對學生運動的微妙關係，以及學生運動始終存在失去獨立性的質疑，對照當今臺灣的現狀，真令人有撫卷長嘆之慨，值得細細品味。當然，筆者並不主張，生硬地將舊日中國經驗套用在當今臺灣之上，淪為「借古諷今」者流。兩者的情境差異，在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的。例如，1920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一方面試圖操弄群眾運動，但同時也正走向武裝奪權。而臺灣過去雖有軍事化政權的執政，確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今後更不該有任何政黨企圖假此手段。其次，1920年代的群眾運動，正由五四時期的百花齊放、重視個人解放，轉向集體主義化的發展。這是國共兩黨革命奪權後走向「黨國體制」的重要關鍵。相較於此，當今臺灣已有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還有正在萌芽的多元價值觀。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曾引起社會各界對政治制度的焦慮與爭辯。但無論如何，筆者對政治體制、自由化、多元化的遠景仍深具信心，不相信臺灣政治走向「革命奪權」的回頭路。 筆者言盡於此，不擬再多作發揮，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另有不同的感懷。記得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友人，形容《學生》一書是「一部時代之作，每個人讀都各有體會」。誠哉斯言。不管我們對臺灣的未來有何看法，若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做點思考，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更多故事： 【臺灣吧EP2】 色彩魔術師——廖繼春 2014-12-15 09:22:42 1 【台語原來是這樣】七夕除了過情人節之外，還可以做什麼？ 2015-08-19 11:49:11 1 【魔幻拉美】窺探美洲古文明 2015-10-22 11:12:55 1 樟腦王國的黃金年代：日本時代臺灣的山林與貿易 2015-09-23 19:01:26 1 【歷史關鍵詞】共和：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體制？ 2015-03-15 01:15:36 1 【大人的世界史】為什麼聯合國總部在紐約？ 2015-05-16 18:52: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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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與世界之間：香港電視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 《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 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 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 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 「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 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 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 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更多故事： 【說書】為什麼同在亞洲，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比爾蓋茲推薦書，剖析經濟發展之謎 2015-04-25 01:15:36 1 胡川安：札幌啤酒的誕生 2015-04-14 18:57:29 1 Antiques, Vintage and Retro: 何謂「古著」 2014-11-26 02:26:0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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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五）
作者：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知名記者、傳記作家，著有《賈伯斯傳》） 前情提要： 【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一） 【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二） 【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三） 【創新者們】愛達‧拜倫：揭開電腦時代序幕的女人（四） 愛達的分析機〈譯者評注〉下 愛達希望文章被當成嚴肅的科學論文看待，而不只是公開發表的主張，所以她在〈譯者評注〉一開頭就聲明，對於政府不願繼續資助巴貝奇的研究，她「不會表達任何意見」。對此巴貝奇可不太開心，他寫了一篇長文抨擊英國政府，並希望愛達把這篇沒有署名的文章納入〈譯者評注〉中，當成自己的意見。愛達拒絕了，她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受連累。 結果，巴貝奇未徵得愛達同意，就把他提議的附錄直接寄給《科學實錄》。期刊編輯認為巴貝奇的文章應該單獨呈現，並建議他「像個男子漢般」簽上自己的名字。巴貝奇有迷人的一面，但是他和大多數創新者一樣，也有暴躁、頑固和叛逆的一面。編輯的建議把他惹惱了，於是巴貝奇寫信給愛達，要求她撤回〈譯者評注〉。現在輪到愛達生氣了。 愛達以男性的語氣寫了一封信給巴貝奇：「親愛的巴貝奇，撤回譯文和〈譯者評注〉是不名譽且毫無道理的。」她在信的結尾表示：「放心，我依然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我絕對不能、也不會支持這樣的行為，因為我認為你的原則不但錯誤，而且形同自殺。」 巴貝奇終於打退堂鼓，同意編輯把他的文章分開刊登。那天愛達向母親抱怨： 「巴貝奇先生以令人困惑的方式騷擾和壓迫我……很遺憾我必須說，在我周遭的人士中，他最不切實際、自私自利且不知節制……我立刻告訴巴貝奇，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把名字借他用在任何爭論上，也不會成為他的喉舌……他氣壞了。我則泰然自若，不為所動。」 愛達對這次爭論的反應是寄給巴貝奇一封長達十六頁的怪異信函，發狂的傾瀉她的不滿，充分展現出她喜怒無常、充滿妄想和熱情洋溢的一面。她在信中哄他、貶他、稱讚他，也痛斥他。一度還把兩人的動機拿來對比：「我個人不容妥協的原則是，我熱愛真理和上帝甚於名聲和榮耀。」愛達聲稱：「你也熱愛真理和上帝；但你更愛名聲和榮耀。」她聲稱在她眼中，她無法規避的名氣具有崇高的本質，「我希望能盡棉薄之力，詮釋萬能的主和祂的戒律……假如我能成為祂最著名的傳達者之一，將是莫大的榮耀。」 表明原則後，愛達提出條件：他倆應在商業和政治上成為合作伙伴。如果巴貝奇願意讓她主導商業決策，她可以運用豐富的人脈和犀利的文筆協助他打造分析機。 「我願意提供我的聰明才智為你效勞，而且讓你擁有優先選擇權，」她寫道：「千萬不要隨隨便便就拒絕。」這封信有點像創業投資的投資條件書或婚前協議書，最後還加上找人居間仲裁的可能性。愛達宣稱：「在所有的實務問題上，你將完全遵從我的判斷行事（或你現在可以提議你喜歡的裁判人選，在我們意見相左時居間仲裁）。」但她也答應有所回報，「在一、兩年內，為你的機器提出明確而可敬的執行方案建議。」 假如不是愛達已寫過許多類似信函，這封信乍看之下，還真令人吃驚。她宏大的企圖心有時會戰勝一切，這件事正是最佳例證。 愛達非常值得尊敬，她超越了她的背景和性別帶來的社會期望，努力對抗家族陰暗面的影響，獻身於大多數人永遠無法企及的複雜數學運算（單單伯努利數就可以把許多人難倒了）。就在同父異母的梅朵拉發生鬧劇，以及她自己罹患重病，必須仰賴鴉片治療，情緒劇烈擺盪的期間，她仍孜孜不倦下苦功鑽研數學，提出充滿想像力的洞見。 她給巴貝奇的信函在結尾寫道：「親愛的朋友，如果你知道我曾經在你難以想像的情況下，經歷了多麼悲傷而可怕的事情，你就會認同我的感覺。」 接下來，她稍稍離題，很快討論一個小問題，如何用有限差分的微積分來計算伯努利數，然後她為信上的汙漬向巴貝奇道歉，並用可憐的語氣探詢：「不知道你會不會選擇讓這位夢幻仙女繼續為你效勞。」 愛達深信巴貝奇會接受她的提議，成為她的創業伙伴。 「他很清楚，有我的文筆為他服務會帶來什麼好處，所以他可能會屈服，雖然我要求他極大的讓步，」愛達在信中告訴母親：「如果他真的同意我的提議，我或許能讓他遠離麻煩，成功發展機器。」 但巴貝奇認為，拒絕愛達才是明智之舉。他去拜訪愛達並「拒絕所有的條件」。雖然他們此後不曾在科學上有進一步的合作，兩人卻一直維持良好關係。 「巴貝奇和我的友誼如今更勝以往，」她在接下來那個星期寫信告訴母親。巴貝奇同意下個月到她鄉居的住所探訪，並在信中稱她為「數字魔女」和「我最親愛和推崇的詮釋者」。 同一個月，也就是1843年9月，《科學實錄》期刊終於刊登了愛達的譯文和〈譯者評注〉。有一段時間，愛達享受友人的讚譽，以為從此可以像良師益友索麥維看齊，在科學界和文學界被認真當一回事。文章發表後，她終於覺得像個「徹頭徹尾的專業人士」，她寫信給律師時表示：「我真的像你一樣，和某個專業產生緊密連結了。」 但其實不然。 巴貝奇沒能為機器爭取到更多金援，他的機器從來沒有真正建造完成，他過世時一貧如洗。 至於勒夫雷思夫人──愛達‧拜倫呢？ 她此後沒有再公開發表過另一篇論文。 相反的，她的人生開始走下坡，她沉迷於賭博和鴉片，還與賭伴發展出不倫的關係，對方勒索她，強迫她拿傳家珠寶去典當。愛達在世的最後一年，辛苦對抗子宮癌及經常性出血的問題，最後在1852年過世，享年36歲，親人根據她的遺願，把她埋葬在鄉間墓地，緊鄰她從來不認識、也在同樣年紀過世的詩人父親。 結語：數位時代的播種者 工業革命奠基於兩個單純的重要觀念。創新者先設法把工作簡化為可以在裝配線上完成的簡單小步驟。然後由紡織業帶頭，發明家逐步把許多步驟機械化，改由蒸汽機驅動機器來完成。巴貝奇以巴斯卡和萊布尼茲的概念為基礎，設法把這兩個流程應用到計算工作上，創造出現代電腦的機械前身。 巴貝奇最重要的觀念突破在於：我們不見得需要把這類機器設定為只能執行一項程序，而能透過打孔卡，為機器編程和修改程式。愛達充分了解這個觀念的奧妙之處和重要性，也從中衍生出更令人振奮的概念：這類機器不但能處理數字，也能處理能以符號標示的任何資料。 多年來，愛達一直被視為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和電腦科學的先驅。比方說，美國國防部把軍方開發的高階物件導向程式語言命名為「愛達」。不過，她也曾備受奚落，被說成痴心妄想、反覆無常，對自己掛名的〈譯者評注〉其實只有小小的貢獻。 她在〈譯者評注〉中寫道：「在思考任何新物件時，我們很容易先高估我們覺得很有趣或不尋常的情況，接著又出於某種自然反應，低估了真實狀況。」雖然她是在探討分析機時寫下這段文字，但也可用來形容她起伏不定的聲譽。 實情是，愛達的貢獻影響深遠且深具啟發。 比起同時代的巴貝奇或其他任何人，她眼光獨到，能預見未來機器將會與人類的想像力相輔相成，如雅卡爾的織布機般，共同編織出美麗的織錦。她欣賞詩意的科學，因此大力讚揚當時科學界漠視的計算機提案，獨具慧眼的看出，這類機器的資訊處理能力將可用來處理其他任何形式的資訊。勒夫雷思伯爵夫人愛達，就這樣為數位時代播下種子，並在百年後，終於開花結果。 作者簡介 《賈伯斯傳》作者、世界級權威傳記作家──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 現任國際非營利組織亞斯本研究院（Aspen Institute）執行長暨總裁。該機構是美國當代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與教育機構之一。 艾薩克森畢業於哈佛大學文學院，後以羅德學者身分在牛津大學進修，並取得哲學及政經碩士學位。曾任《時代》雜誌執行總編輯、CNN董事長兼執行長，在歐巴馬總統上任後，被指派擔任美國廣播理事會（BBG）主席。 艾薩克森不僅是傑出的記者，更是備受讚譽的傳記作家，寫作功力一流。著有《賈伯斯傳》（Steve Jobs）、《愛因斯坦》（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富蘭克林傳》（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季辛吉傳》（Kissinger: A Biography）等暢銷傳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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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尼德蘭起義：荷蘭的一頁歷史
前言說明了為什麼不應該用「荷蘭獨立」來說明這段故事。在這一章，則讓我們檢視《故事》裡所蘊含的其他故事吧。 在《臺灣歷史的十個轉捩點》第一章裡，這麼說明「荷蘭獨立戰爭」的起源： 連年的苛稅與戰爭，終於讓幾個低地行省起而反抗西班牙，追求獨立。一五六八年。荷蘭獨立戰爭爆發，整整打了八十年。 是什麼樣「連年的苛稅與戰爭」，讓尼德蘭地區想起義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個人開始說起。那個人身兼數職，既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又是西班牙、日耳曼地區與亞平寧半島的國王──查理五世。 時間是1555年9月25日，《故事》「荷蘭獨立戰爭爆發」的13年前，宗教改革運動引發的紛紛擾擾，在查理與支持馬丁‧路德理念的諸侯，於奧古斯堡的協議下，暫且畫下休止符。 就在奧古斯堡協議達成後不久，1556年，查理選擇退位。退位的查理，將治下版圖一分為二，日耳曼地區的治權給了他的弟弟費迪南，西班牙地區與尼德蘭地區則給了他的兒子：腓力。 政治的協商似乎可以解決不少問題，但有很多問題並不是政治協商能夠解決的。令查理感到困擾的宗教問題，就是一個無法透過政治協商解決的問題。 ＊ ＊ ＊ ＊ 近代早期歐洲人眼中的歐洲（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歐洲」這個概念的話），與我們慣常以現代視角投射而稱呼的歐洲文明，有很大的差異。 那並不是一個歐洲文化，而是在歐洲這個地理位置上，共同信奉基督信仰的諸多文化。歷史學家會說，那是一個信奉基督的世界，一個基督信仰王國（Christendom）。這樣的基督信仰王國並非總是和諧，在同樣信奉上帝的世界裡，不見得每個人信仰上帝的方式都一樣。 就政治秩序而言，基督信仰王國有一個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那個掌握天堂鑰匙的教宗），以及以教宗為首的教會體系與信仰教條。這個基督信仰王國裡，也不時有許多人，或則秉持尋覓真理的精神，或則單純好古成癡，不斷地爬梳比對各種版本的聖經與傳言中來自上帝的詞語。這些人可能是文人學者，也可能是教士，他們有時候會發現，教會的教條似乎與古老的聖經章句和聖人教誨相悖，然後，他們有時也會對教會的論述提出質疑。 在近代早期歐洲，對教會的質疑，可能會賠上身家性命，十四、十五世紀的英格蘭人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與捷克人胡思（Jan Hus），都是在宣教理念與教會教條衝突中被叛為異端，進而殞命的例子。 初讀歐洲史的我們，或許會感到好奇，為什麼對教會信仰教條的質疑，會引來殺身之禍？有些解釋說，因為教會想要鞏固權力，所以剷除異己。 這可能沒錯，但歷史學家的解釋是，首先，我們要明白，那是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現實世界的一切不見得重要，重要的是死後的去處，是天堂？還是地獄？而那個世界裡的人相信，只有信仰真正的神，才能在死後獲得永生。 在這樣的世界裡，對教條的質疑，也因此會是對信仰的質疑。試問，信奉錯誤的教條，難道不等於信仰錯誤的宗教嗎？再者，因為上帝是全知全能且絕對至善的，上帝的宗教也不可能會有錯誤，那麼，信仰有錯誤教條的教會，豈不等於信奉了錯誤的神嗎？在以教會為核心的基督信仰王國裡，這樣的質疑，等於否定了安身立命的價值體系。 近代早期歐洲便是這樣的基督信仰王國，儘管教會的教條有許多引人熱議的課題，如三位一體論與煉獄是否存在，總體而言，這個基督信仰王國仍維持了以教會為中心的秩序。但這個基督信仰王國，卻在1517年後逐步分裂。 尼德蘭地區的起義，也是這次分裂的一個結果。 ＊ ＊ ＊ ＊ 1517年是課本上說馬丁‧路德開始宗教改革的年份，但宗教改革卻不是馬丁‧路德意料之內的結果。 路德張貼《論綱》，被視為吹響了宗教改革的號角，但正如《論綱》的標題所示，路德最早，只是想要與教會辯論而已。 這種張貼論綱尋求辯論的舉動，並不是路德對教廷的挑釁，而是當時教會內部辯論的常見形式。與尋常形式相異的是，路德想辯論的主題，直接挑戰當時教會的教條。例如，他想論辯什一稅的本質與原理，想問憑什麼教會可以決定人死後是否得救，以及憑什麼捐錢給教宗，能讓教宗赦免罪人的罪等等。 路德在《論綱》裡的語氣咄咄逼人，但這其實是當時辯論常有的行文風格。出人意料的是，《論綱》外流出版，還被譯成了德文，在維騰貝格傳閱。路德因此聲名鵲起，而不熟悉如此論辯風格的讀者則以為，路德要挑戰教會權威。 《論綱》引起教會的注意，路德最早所想要的辯論，卻直到1519年才展開。在這場辯論裡，路德在代表教會的論敵約翰‧艾克（Johann Eck）的策略下，表達自己對胡思的同情。這麼一來，路德等同變相承認自己同情教會眼中的異端，路德所希求的辯論，反而將他推成異端的擁護者。甚至，在1521年，當時仍是皇帝的查理下令，路德不再享有公民的法權，並要求逮捕路德。 ＊ ＊ ＊ ＊ 歷史事件顯少是一個人獨白。路德引發的爭議，原本可能只是基督王國裡，又一場學者與神職人員對教會理念的質疑。但隨著《論綱》的傳閱，以及社會上對教會在辯論與議會裡意欲迫害路德的傳言，使得路德所引發的爭議，逐漸超出路德所能掌握的程度。 宗教課題的爭辯，逐步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日耳曼地區選侯間的衝突。路德的爭議，也逐漸傳遍西歐。例如，在維騰貝格西南方七百多公里遠的蘇黎世，於1519年時，已然知曉路德與教會的爭執。 路德絕不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總召集人，在當時的西歐，各個地域都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反思教會教條的運動。擁載教會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在一時之間，多了許多目的觀點不同的敵人。 教條的爭議，慢慢地演變成一場定義「誰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戰爭。例如，在蘇黎世推動改革的茲文利（Ulrich Zwingli），便在一場蘇黎世與瑞士反對改革運動省份的戰爭中殞命。 當然，改革派也並非一派和諧，例如茲文利便在許多課題上，無法同意路德的主張。 ＊ ＊ ＊ ＊ 改革的風潮也逐漸吹向法蘭德斯地區，尼德蘭自然也身陷其中。當時的法蘭德斯地區，是歐洲北方人文主義的中心，如果說，南方的義大利有馬基維利坐鎮，北方的法蘭德斯則有伊拉斯謨斯足以分庭抗禮。 1525年的荷蘭省，在查理五世的施壓下，開始大規模迫害改革派的信徒，但這並未能減少改革的聲浪。荷蘭省的省督（stadhouder）曾在1527年感嘆：「整個荷蘭省充斥了異端，而這些都是路德派的信徒。」同樣的景況也發生於南方，伊拉斯謨斯在1525年八月也提及：「荷蘭省的人、熱蘭省的人與法蘭德斯人皆通曉路德的教條」。 尼德蘭地區的改革風潮之盛，讓皇帝查理五世在1545年，於尼德蘭地區大規模設立宗教裁判所，天主教對改革派的迫害也更加雷厲風行。 值得一題的是，我們或許都知道，尼德蘭地區的基督信仰，是從瑞士日內瓦發跡的喀爾文教派。然而，一直到1560年代以前，喀爾文的信徒在尼德蘭地區一直是少數。喀爾文教派的擴張甚廣，到了尼德蘭起義期間，已然是尼德蘭地區的主要新教信仰。可惜的是，史家對其擴張的原因，仍未有所定論，只能推測與1560年代初期，皇帝（當時已是查理五世的兒子腓力）對尼德蘭地區的壓迫暫緩有關。 宗教的鬥爭也是政治的角力場，神聖羅馬帝國與尼德蘭諸侯的戰爭，也並非宗教改革運動後才存在。事實上，十五世紀末的尼德蘭地區，是一個頻頻被地方諸侯爭戰所擾的地區。日後將成為十七世紀尼德蘭共和國重鎮的烏特列支，便飽受內戰所苦。反而是查理五世一系列的爭戰，將尼德蘭諸省納入其帝國版圖後，尼德蘭地區才難得享有短暫的和平。 在改革運動期間，尼德蘭地區也有省份欲藉此擺脫皇帝的統治，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中東部的大省吉德蘭（Gelderland）。吉德蘭省的動盪牽涉了與法蘭西國王的協議、試圖進軍烏特列支與突擊安特衛普的行動，其行為甚至令布魯塞爾的商市感受到威脅。最終是查理五世於1543年率軍再次攻入吉德蘭省，迫使吉德蘭省的統治者克雷夫大公（Hertogdom Kleef）投降後，動盪才暫時平息。 ＊ ＊ ＊ ＊ 以上說了這麼多，只是想補充說明，《故事》所說，導致「荷蘭獨立戰爭」的「連年的苛稅與戰爭」是什麼？ 在補充之後，我們不妨思考兩個問題。 首先，《故事》的解釋，忽視了什麼？其次，我們如何判定，1568年以前的戰爭是「連年的戰爭」，1568年以後是「荷蘭獨立戰爭」？第二個問題，則可以再延伸去問：「荷蘭獨立」，或更正確的說法，尼德蘭起義的原因，是什麼？ 回到第一個問題。這樣的解釋，忽視了近代早期歐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主題：宗教。 《故事》的「荷蘭獨立戰爭」，是因為無法承受苛稅與戰亂而起的戰爭。這是一種以政治經濟狀況為背景，來解釋歷史事件的敘事。同樣的敘事，也出現在《故事》對荷蘭出海與名義上「獨立」的解釋。 《故事》說，荷蘭出海，是因為這場戰爭，讓「實質獨立」後的荷蘭「開始對西班牙海外據點發動攻擊」，同時也說，因為「失去稅金來源」，讓西班牙於80年後簽下明斯特和約，確立荷蘭的獨立地位。 有趣的是，早在50年前，荷蘭史學者便有所共識，荷蘭出海，攻擊西班牙與葡萄牙海外據點的原因，主要是有鑒於天主教海外勢力的拓展，要與天主教爭奪信仰群眾。至於荷蘭的「獨立」，在前言已稍有提及，下一篇文章則會討論，1581年後的尼德蘭共和國，真的如《故事》所說，「實質獨立」了嗎？ 政治與經濟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正如近年來歐洲史學者不斷強調的，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政治經濟行為的背後，都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可惜的是，在《故事》裡，宗教登臺亮相的機會，為數不多，僅簡單交代了「荷蘭獨立戰爭也是一六一八年開始的歐洲宗教戰爭（又稱三十年戰爭）的一部分」，以及「傳教是新港文書的重要功能之一」。而這也是這篇文章想為《故事》補充的故事。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該怎麼區分「荷蘭獨立戰爭」與「連年戰爭」，以及尼德蘭為什麼要起義呢？ 讓我們回到最開始的查理，以及繼任治理西班牙與尼德蘭地區的腓力吧。 ＊ ＊ ＊ ＊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尼德蘭地區某種意義上是被查理征服並納入版圖，為什麼尼德蘭地區的人們不起來反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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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約翰王被迫簽署大憲章？
前文提到征服者威廉在西元1066年發動黑斯廷斯戰役，於英格蘭海島建立諾曼王朝的故事。威廉在入主英格蘭後有效地利用封建制度集權中央，使王權得以穩定地流傳後世。今日的主角就是諾曼王朝威廉的後代子孫，於西元1199年登基英格蘭國王的約翰王（King John，r. 1199-1216）。 繼任為英王的約翰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他不但要處理兄長理查一世所留下的外交與財政上的問題，還得對抗法蘭西國王腓立二世（Phillip II of France，r. 1180-1223）對境內貴族的挑撥離間，又因坎特伯里大主教的聖職任命問題而與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r.1198-1216）鬧得不可開交，在西元1209年還被教皇逐出教會……至此，約翰的統治權已岌岌可危，而此時，飽受壓抑的英格蘭貴族再也無法忍受約翰王不斷徵兵徵稅的要求，決意逼迫國王簽署請願書──大憲章，國王與貴族之間的長久鬥爭正式浮上檯面。 國王與貴族之間的權利糾葛要從諾曼王朝的封建體系與法制系統開始說起。 征服者威廉雖為英格蘭王，但其法國貴族的身分使他和他的後代們不曾放棄在法蘭西享有的領地，從西元11至13世紀間，他的子孫藉著聯姻與戰爭取得超過一半的法蘭西土地，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 1126-1485）的亨利二世（Henry II，r. 1154-1189）在法的領地甚至超越法王所擁有的土地。但這就表示英格蘭王無法專心一致地統治英格蘭這塊島嶼，為了加強其對英格蘭的掌握，一個強而有力、且能支配地方貴族，甚至是教會的中央政府，成為英王的首要目標，也造就了從西元11至13世紀間英格蘭王權集中化的過程，其中，《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的製作，便是王權萌芽、日益茁壯的代表之一。 除了強而有力的行政體系之外，共同法（Common Law）的出現也強化了英格蘭王王權的普及性，在共同法出現以前，英格蘭的法律爭訟大致上是以各地域既有的風俗習慣決定，統治者亦多以尊重各地的風俗習慣，直到亨利二世建立共同法後，影響傳統地方習慣法的沿用。共同法立基於國王的和平（King’s Peace）此概念，指國王位於封建關係的頂端，是所有封建貴族的領主，因此做為國王附庸的封建貴族，必須尊重國王的意志與決定。亨利二世宣揚國王的和平，企圖將貴族與國王從過去的封建契約關係轉化為國王與臣民的關係，使得共同法的使用更為普遍，並透過削弱封建法庭對於個別封建事務的審理，以增強國王法庭與王權的地位。 亨利二世的作為將英格蘭王權推向一個巔峰，戰功彪炳的國王也在法蘭西獲得前所未有的廣大土地，然而，要管理海峽兩岸龐大的領土實非容易，在榮耀輝煌的帝國外表下，已暗藏了蠢蠢欲動的反抗因子，為日後的統治者帶來難以阻擋的危機。 亨利二世逝世後，獅心王理查一世上任，長年待在歐陸參與各項戰事，還參加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雖然贏得了美名，卻也為英格蘭帶來許多外交與財政上的問題，在約翰王即位後，英格蘭在對內和對外都面臨更大的危機。當時的法蘭西國王腓力二世為了削弱英王在法蘭西的影響力，時常鼓勵境內英格蘭國王的附庸到法國的國王法庭處理與英王有關的封建糾紛。此外，他還在西元1203年與約翰爆發軍事衝突，也致使約翰王於次年失去諾曼第、安茹（Anjou）等封地，而西元1214年與神聖羅馬帝國結盟的反攻又在布汶（Battle of Bouvines）遭遇挫敗。 另一方面，因坎特伯里大主教的聖職任命問題，約翰王和教皇英諾森三世起了衝突，使英諾森三世將約翰王逐出教會，免除了所有人民服從的義務，使其統治權岌岌可危。約翰王被迫以成為教皇附庸為代價與教廷和談。對外戰爭的失利與對教會的軟弱，使約翰王的威信喪失殆盡。而對於英格蘭貴族而言，約翰王先前的徵稅、徵兵不僅沒有任何好處，反而還丟失這些貴族在法蘭西的封地，而那些派到地方的巡迴法官也嚴重侵害到他們的權益。加上從亨利二世以來國王權力的高度擴張已讓貴族們感受到一股嚴重的壓迫，對於一個既無威信還帶來苦難的國王，貴族們不再坐以待斃，決定有所改變。 西元1215年4月，四十多位貴族代表提交請願書，要求約翰王取消課稅，但遭到拒絕。不久後貴族們集結武力佔領倫敦，還得到法國的路易皇太子（Prince Louis，即日後的Louis VIII, r. 1223-1226）的聲援。1215年6月15日，約翰王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史蒂芬．蘭登（Stephen Langton，c.1150-1228）和重臣威廉．馬歇爾爵士（Sir William Marshall，c.1190-1231）的陪同下，在倫敦近郊蘭尼密德（Runnymede）同意了貴族們提出的文件，是為名傳後世的「大憲章」。內容包括保障教會自由與貴族權益，強調在封建傳統下，國王徵稅需經過貴族會議同意，並表明國王不得任意囚禁人民（含貴族），並確立陪審制度。國王徵稅權的限縮，使其財政受限，間接影響其行政與司法基礎。由此觀之，大憲章本質是一項貴族、教會與市民（工商業者）為保障自身權益而出現的成文封建契約，其目的並非全面終止或否定王權。 雖然約翰同意簽署了《大憲章》，但貴為一國之君，王權乃其應有權力，怎能讓在他底下的貴族們限制其權力！因此約翰在頒布《大憲章》之後，便以教皇附庸的身分要求教皇英諾森三世宣布《大憲章》無效，並與貴族爆發內戰，戰事未結束前便病逝。 當年《大憲章》的簽署是由一群貴族向國王強烈要求所得來的成果，其生命卻在短短的時間內因約翰的反悔而終止，但後世的幾任國王在上任之初為鞏固政治勢力不斷地頒布《大憲章》、確認《大憲章》，雖然《大憲章》的內容與其代表的意義隨著時間的遞嬗而有所改變，但透過了解《大憲章》本身的歷史和認識後人解讀《大憲章》的歷史，《大憲章》也不斷地在重生，時代賦予它的意義早已超越其本身所具有的意涵。 1215年頒布的《大憲章》條文目的大致可分類為以下五種： 保障教會的自由。 1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entire and its liber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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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裡的民國人物】一代名伶，廣告巨星：梅郎的魅力
「梅郎」是誰？ 如果我們翻開1928年12月的上海《申報》，在現代人不太看但早年絕對代表各種時代尖端品味的廣告欄位，可以看到有一位代言人同時出現在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廣告版面上- 其出現的密度與代言的商品歧異度，大概可以想見他/她當時的當紅程度。 畢竟，能夠同時讓西藥跟香菸廠商看上的，魅力可以同時席捲大媽與英俊小生這兩種截然不同客群的，其影響力大抵與最近的福山雅治不相上下。 如果你對當時的娛樂環境不算太陌生的話，大概鋪陳到這裡，你已經可以猜到我們今天想提的這個他/她是誰–是的，這個銷售與票房的保證，就是民初絕對沒人不認識的一代名伶，人稱「梅郎」的梅蘭芳（1894-1961），是也。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並不是一代名伶的艷事/八卦/喜好問題。而是更嚴肅的，如何開啟對戲迷進行洗腦喊話的廣告模式。 藥品廣告 先來看主攻大媽客群家庭良藥的廣告，「中國伶界大王習用天下馳名二種良藥於其家庭」，標題採用直接破題法後，搭配上代言人英俊瀟灑的西裝半身照片與親筆簽名「掛保證」之手稿，很直接的傳達一個訊息： 我都用了你們怎麼可以不用！(傲嬌貌) 在照片與手書所佔空間超過廣告一半篇幅，藥品價格與說明反而縮到幾乎看不見的角落中，一方面極端凸顯代言人「伶界大王」的地位，也帶出家庭「必備成藥」的重要意義– 至於必備良藥為什麼是「補血補腦」與「小兒胃腸」，後者顯然是跨時代之家長必備良藥，前者可能是當時的社會需求吧。 1910年，梅蘭芳與出身同為京劇世家後代的王明華結婚，所出之一兒一女均先後夭折。1921年，梅蘭芳娶旦角演員福芝芳為平妻，前後誕育了九個小孩，但仍只有四個長大成人。1925年後，梅蘭芳與京劇名老生孟小冬同居五年。因此，以今日我們所認知的梅蘭芳家庭狀況為前提，在1929年時，其九個子女已夭折五個，要代言「家庭常用藥品」其實也還算有足以說服人的親身經歷。 畢竟，放上一句「生死有命」的大絕，也無人可反駁吧？ 補血補腦之聖藥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 當時，大洋一元五角是甚麼概念呢？ 看一場北京大戲院的西洋電影，最貴的票價是大洋1元。如果你比較喜歡報紙，看一天申報是大洋4分。如果你是梅郎的鐵粉，聽一場梅蘭芳的夜戲特等座大洋3元，三樓包廂5角。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市民，通常坐在戲院邊角看戲，就要買三個座位才能買一瓶補腦丸，或是省下38天的報紙錢吧。 跟很多小說與故事的概念不太一樣嗎？那得考慮你平常看的文本書寫者與類型了。如果你喜歡張愛玲筆下的世界，在張愛玲心頭好的一級院線片戲院卡爾登看電影，日場就要大洋1元到1元半。(真，大小姐也。) 這樣的一瓶藥在當時到底貴不貴，只能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某方面來說，也代表了掛上梅蘭芳的標籤，稍稍貴一點，也是可以被期待的。 另一個廣告，則更把焦點放在梅蘭芳的「旦角」魅力上。 香煙廣告 這則香煙廣告，更赤裸裸的借用當時的名人哏來打響自家商品名號。透過描繪梅蘭芳旦角造型，再連結至主意象「助興之妙品」：「觀名伶戲劇而吸三貓香煙，則愈陳愈香，則愈覺歌喉婉轉，而煙味香醇矣。」(至於助甚麼興，請別想歪，謝謝) 更重要的，是廣告下方提到可用集滿五十個香菸空盒兌換上海知名娛樂場所大世界的一張票，對此不得不感嘆商人將香菸與娛樂活動的結合創意，比起來十個空盒可以換一盒菸好像就沒有吸引力了。 至於吸煙與歌喉婉轉之間的關連，我想聲樂專業演唱者都知道護嗓與呼吸道順暢之重要性，避免刺激性煙酒，則是生涯維持之基本保養要件，民初廣告卻能將吸菸與歌喉婉轉的意象進行正向關聯，理從何來？大概也很難想得到吧。 （我好想把做廣告的人抓起來搖晃，「講清楚說明白」啊！） 寫到這裡，我們好像一直沒有具體的提到，梅郎到底有多紅呢？ 千金一笑劇照 1928年12月13日，上海大光明戲院借用正在上海舉行公演、鋒頭正健的梅蘭芳聲勢，邀請他為戲院開幕剪綵。在14日，《申報》在軟性的「自由談」專欄冒出一篇文章，作者「百足」以一語雙關〈梅開光明記〉提及在13日約有一千名上海人士參與的戲院開幕盛況。當天車水馬龍、冠蓋雲集，梅蘭芳先行抵達，隨即獲引入包廂略事休息。九點時只見梅蘭芳「衣黑色大禮服，丰姿如昨」出現，由樂隊作曲娛樂現場嘉賓之後，梅蘭芳與嚴獨鶴、周瘦鷗（戲院命名者，《申報》「自由談」主編）共同上台，周瘦鷗先為典禮致詞介紹，再由梅蘭芳作勢托起劇幕，共同完成上海當時難得一見的新式剪綵啟用儀式。 在這篇「置入性」報導中，申報借用自家版面，一方面為自家人士參與新潮活動大作形象宣傳，另一方面，戲院廣告所帶來的廣告收入也同時增進報紙營收。如此明顯的環環相扣或許也反映了早期新聞中的商業行為模式(古今皆然，笑)。 當然，梅蘭芳作為鋒頭人物，其影響力在報紙宣傳下，聲勢高漲超過口耳相傳，也是可以理解的。 申報「自由談」 除了報紙、商業主相互「捧炒」的態勢外，從古至今，關於戲劇界個人金主有力票友的實力也是不可被忽略的。1927年12月12日，梅蘭芳聲勢逐漸攀上高峰的時間段中，陳敬第致函給袁思亮時，提及以下的觀察： 「畹華（梅蘭芳）時來運來，玉霜（程硯秋）時去運即來，亦難兩得。」 而當事人之一的程硯秋（1904-1958），則從個人觀點出發，在信函中隱晦提及一二。他表示，由於他一度沾染多種「嗜好」，因此「梅黨」見縫插針，抓住機會在報紙撰文。 「天天來秋寓要打牌，秋為敷衍面子計，又素性好牌，不知不覺，混了兩三個月，幾乎吊嗓子都沒有工夫。後知情形不對，即立志戒賭，與他們疏遠些。」 但同為梨園子弟，當前輩王瑤卿（1881-1954）、同輩梅蘭芳家有喪事，程雁秋雖然正在排練「青霜劍」，卻也抽空對長者表達致意。或許，程硯秋對「梅粉」的觀感與其自我藝術所能表達之自信與不服輸，就在「此戲情節極悲，看客多下淚。星期日包廂內有一女客，忽然失聲號痛。可見此戲尚能感動人。」（1925.3.12、1924.7.4函）中，能表一二。 於是，不管程粉也好，梅粉也罷，為了自己的偶像在報紙數度筆仗往返，也是對偶像表示忠心不貳的方式。 程硯秋致函上海重要票友與贊助者袁思亮（字伯夔，知名藏書家之一）時，希望袁思亮能藉其人脈與聲勢而為，代為澄清：「與秋好者，亦在報上還罵，秋苦勸不聽。不料宣戰後他們便又停戰，忽又大變態度。羅先生自去年病後，他們未去看一次。近日非常殷勤，全體出馬。一面專造謠言，破壞秋的名譽。現在是造謠的時期了。將來此等謠言，恐怕愈出愈奇了。上海方面，還懇您代為說明，報紙文章等抄好寄上，此間友人說他們既停戰，亦不再還口。不過他們變剛為柔，更不能不防備了。」 程硯秋信中提到的「應酬」，或許可用任友安《鷓鴣憶舊詞》提及伶人表演後的應酬活動來解釋： 「當時習尚，名伶奏藝下後台，畧去粉墨，即應約赴捧場有力而親近者之府第為晚會，往往至三鼓，或天明興盡始鳥獸散。樂此者，無虛夕也。」 （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香港：天文台報社，1990，頁155） 當時，京劇伶人的社會地位仍有待提升，因此，戲後「應付」贊助者的飯局，是劇院包廂是否能滿座的重要關鍵。當陪頭面人物應酬成為不可避免的工作環節，如何不為此提早倒嗓、壞了身子，也成為各個京劇名伶幕後的兩難之處。 (所以，不要再相信吸菸與歌喉婉轉會有關聯了！) 不管「梅黨」作風如何，梅蘭芳與「梅黨」之著者往還、恩怨情仇，「所排諸新劇台詞，多經由許姬傳及李宣倜為之增損」，其境界提升亦為不爭事實。（任友安，《鷓鴣憶舊詞》，頁157）梅蘭芳作為民國時期重要京劇藝術工作者之一，在兩度東瀛之行外，1930年更前往美國公演七十二天，已創下當時的新紀錄。 於是，你說梅郎多紅？ 看在報紙、商品廣告都爭相沾上一筆，便足可留下茶餘飯後的談資了。 更多故事： 法國人熱愛的王室八卦──18世紀巴黎的新聞與媒體（二） 2015-04-12 09:00:03 1 【故事‧臺北】第零話：波麗路與山水亭──日治時期的文青基地 2015-02-21 08:44:14 1 斷頭臺的理性與瘋狂：法國大革命的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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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未遂的小杜甫：清代詩人陳肇興與他的作品（二）
清領時期的台灣，民變、械鬥事件不斷，大小民變事件有超過116起，再加上不時的宗族、區域械鬥，非常不安寧。清朝名臣李鴻章曾如此評論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居住在台灣的人總給中原一種「民風強悍，好勇鬥狠」的印象。 在清領台灣的三大民變中，由戴潮春與他發起的「天地會」激起的戴潮春事件，和「林爽文事件」都起自於陳肇興的故鄉彰化地區。 林翠鳳說， 因為戴潮春事件，所以當時台灣人民，包括陳肇興的生活因為都遭到破壞。他以沈重的態度和心情描寫所見和經歷，議論時事，寫作風格從溫暖、清新演變為激烈。林翠鳳說，陳肇興本性悲憫，非常憐惜自己所生活在的土地，因此將所見所聞寫入詩中，產生難能可貴的作品。 《咄咄吟》詳細敘述了戴潮春事件經過，如杜甫在安史之亂時期的也將時事記錄成詩。施懿琳說：「陳肇興自覺地繼承了杜甫的『詩史』傳統，並且成功地將當時的社會影像，壓縮、映顯在文學作品中。」兩人風格相似，有寫實色彩。 壯志未酬 在1862年七月，陳肇興試圖謀刺戴潮春，失敗後差點被殺，從此躲避在深山內的許厝寮。八月，他轉移居住地，躲到集集內山去。這期間，他寫了《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長詩，除了思念故鄉，也擔心人民的安危：「遙想故城裏，狐鼠共巢穴。殺人如亂麻，街衢堆白骨。」他也寫道自己的密謀失敗：「未抽靴裏刀，已失囊中物。」 他道出了失敗的原因，來自於同謀的不團結：「使我攖不測，志氣長軫結。同謀袖手觀，含涕獨嗚咽。」 在將近詩的結尾他再次感嘆夥伴們的臨陣脫逃，留他一人在深山中感慨亂世： 四顧遍豺狼，保身慎明哲。豈不思請纓，空手難為烈。撫景自酸辛，吟詩聊度活。 陳肇興感嘆，在世亂的時候人情的迅速轉變，在敵人的勢力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同志們不但不能互相幫助，團結起來對抗，還為了明哲保身，避開麻煩，放棄一同前進，導致計劃失敗。陳肇興在此感嘆偉大的壯志不能實現之余，還諷刺了動亂時期世態的炎涼。 動亂時事 從動亂之始，《咄咄吟》直接描述動亂的敘述有約25首。同治二年（1863年），詩人逃離故鄉約兩年後，終於重返，寫下《亂後初歸里中》五首，表達故鄉在動亂中的變化，感嘆今非昔比。 一別山城已兩年，初歸猶自怯烽烟。荊榛塞遍來時路，幾度停輿不敢前。（其一） 詩人在這首詩寫道家鄉在動亂後的荒蕪，讓詩人觸目驚心。雖然他在前一年已經聽聞故居古香樓被人掠奪一空，但當下要接受這個現實，讓詩人不禁卻步。詩人在短短四句內，寫出他觸景生情的感慨，悲情入骨，把近鄉情卻的矛盾心情寫得絲絲入扣。 悼念因動亂而死之人 陳肇興有多首悼亡詩，在《咄咄吟》兩卷中，有約十二首詩作悼念因動亂而死的人，其中包括朋友、師長以及官員等。 戴潮春事件爆發後，在牛牯嶺一帶居住的陳肇興都是從口語相傳得知前線戰情情報。詩人聽說陸續有文武百官被殺戮的消息，並作了《十八日秋雁臣司馬殉節大墩》、《孔觀察殉節詩》兩首，以及《鈕貳尹殉節詩》來贊揚他們不向敵軍低頭的勇氣。 且看《孔觀察殉節詩》（其一）： 獨闢盈廷議，提師出海東。千秋存大節，一死表孤忠。罵賊眥皆裂，憂民淚未終。炎荒崩砥柱，何處不沙蟲。 「孔觀察」就是孔昭慈，道光15年（1835）進士。他來台擔任鹿港海防同知，台灣知府，並在1858年升職為台灣兵備道。他也因為兼學政、主持歲考和科舉，因此有「為國舉才」的責任。雖然後來有關於孔昭慈的文獻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有關他的死因也有所爭議，理由有自盡、被敵軍所殺、服毒自殺等，但在陳肇興眼裡，他在敵方面前不肯屈服，寧願以死來表明「孤忠」是值得肯定的，人們將會一直記得他的高尚節操。之後詩所提及的「憂民淚未終」和「何處不沙蟲」意指活在紛擾時代下的人民依舊令人擔憂。 報國情懷 陳肇興居住在械鬥事件頻頻發生的清領台灣，他不忍看見百姓無辜犧牲生命，家破人亡，因此在面對動亂時，有了要站出來保家衛國的情懷。他總共寫了大約30首這類型的詩作。 戴潮春事件期間，台灣當地的文人都清楚知道滿清政府駐台的官兵，和其他民間武力都沒辦法有效防止戴潮春作亂，陳肇興對官府的原本的期待逐漸轉為失望與無奈。他想要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力量阻止動亂繼續延燒。 在《玉潭莊與黃實卿明經夜話》這首詩中，詩人一開始就以「舉世紛紛談勢利，何人解吐英雄氣」，批判人們趨炎附勢。之後，詩人描寫故鄉淪陷後，他在山中所聽聞的情景。故居古香樓的書籍全沒了，一家人跟著他漂流山中。家中的珍貴物品化為烏有，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房子被敵方占據。不過，詩人心境依舊是慷慨激昂的，他說： 古來擒賊先擒王，不入虎穴焉得子。先人之憂後人樂，我輩所存本如此。豈為封侯始請纓，從知殺賊即名士。 「古來擒賊先擒王」首句用典，要制止動亂持續，就得擒拿敵方最高的領袖，也就是戴潮春。他希望能夠找到同伴一起深入敵營，以擒獲之。其中，「先人之憂後人樂，我輩所存本如此」這句是陳肇興的經典，他不是為了功名，而是為了要給人民和下一代平安的社會，才決定站出來的。他也認為這是他這一輩人應該要做的事情。陳肇興在這首詩中情緒激昂憤慨，表現出堅定的意志。 避亂生活 陳肇興無論在前期或在戴潮春案爆發期間，都寫了不少有關他逃離彰化城避亂的日子，總共超過30首。這些詩除了描寫他在外的生活，也有議論動亂。 且看《七夕示內》： 世路干戈感未休，天涯容易又新秋。一家離散悲戎馬，萬古團圞羨女牛。有巧任從兒輩乞，無錢長替內人愁。私心默向雙星祝，早掃欃槍慰白頭。 這首詩寫於他在許厝寮避亂將近四個多月的時候，是台灣古典詩史上難得為妻子寫的作品。 詩的第二句寫一家子人因為動亂而得離開家園，離散到山中來。當時又值七夕，詩人表示非常羨慕牛郎織女，能夠在今天相會。第三句寫家裡越來越貧困，已允許孩子們出門乞食了。第四句寫他抬頭向天上的牛郎織女星祈求，希望代表“兇”的彗星能夠早日從天空中消失，家人可以早日回家，年邁的長輩不用飽受逃難之苦。 當時陳家慌張地離開彰化城時，所帶的錢並不多，因此在逃難的數月裡，已經逐漸花光。詩人家中已經要斷炊了，在七夕這一天，他運用典故感慨自己和妻子、家人不能像當日的牛郎織女一樣，過著幸福的生活。 結語 陳肇興從書寫田園到預謀行刺戴潮春，親自上前線，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和經歷都寫成了詩。這些詩的情緒既哀傷又激昂，從中可看出他極端的人格體現，書寫方式有平鋪直敘也有蜿蜒曲折。 陳肇興的詩作除了書寫田園和記載戴潮春事件，在當時紛擾不堪的清領台灣，他還寫了其他批判官府，感慨動亂的作品。此外，還有遊記詩，關於台灣傳統宗教信仰、原住民的作品等，下一篇會與你分享。 參考資料： 《戴案紀略》，前引書。出自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2） 陳昭瑛《台灣詩選註》，（台北：正中，1996） 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祥，1999）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 龔顯宗《台灣文學家列傳》，（台北：五南，2000） 王德威《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2005） 曾進豐、歐純純、陳美朱編著《台灣古典詩詞讀本》，（台北：五南，2006） 顧敏耀《台灣古典詩之微觀研究嘗試——以戴潮春事變初期之陳肇興詩作為列》，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07年第5期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新北：INK印刻文學，2011） 顧敏耀《陳肇興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 更多故事： 為何愛河叫愛河：一件烏龍的新聞報導，與一條河流的政治學 2015-06-19 19:0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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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戀愛史】千里送京娘：不戀愛的英雄與他的乾妹妹
故事是這樣傳說的。 在五代的亂世中，一個出身於軍官家庭的男子，騎著一匹紅馬、扛著一支鐵棍，獨自離家闖蕩天下。英雄不敵病魔纏，某天他生了病，投靠了在當道士的親戚。大病初癒後，他在道觀中散步，卻聽見有女子哭泣的聲音，於是，他循聲來到被上了鎖的殿宇，砸壞了門，一探究竟。 一個義憤填膺的青年，一拳砸破陳舊的門，門外明亮的陽光，照亮了殿內飛舞的灰塵，也照見了殿內那個絕望而無助的少女，眉若春山、目似秋水，四目相對，她又羞又驚地別過頭去，而他安慰了她，知道她是被山賊綁架至此、寄存在道觀中，於是，他決定送她回家。 英雄理當救美，救了美人後，理當雙宿雙飛，成就一番霸業，這是故事的套路。 但是，這個故事，卻拐了個彎，走進了另一個傳統。 這是一個英雄不能戀愛，美人卻必須癡情的故事。 ※※※ 在中國史上的開國皇帝裡，宋太祖趙匡胤幾乎沒有什麼負面印象，雖然他承襲了漢魏以來權臣欺負孤兒寡母、強逼禪讓的傳統，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也顯然師承他從前的老闆、後周太祖郭威，在賢臣應該盡忠效死扶保幼主的標準中，趙匡胤顯然不及格。但是，當他的「學長們」如曹操、楊堅等被民間傳說認為是圖謀皇位的權奸時，做了一樣事情的趙匡胤，卻常常被人認為是無辜的、是被迫的。 他以一種豪爽粗率的形象活躍於民間傳說之中，人們甚至親近地稱他趙玄郎，事實上，玄郎源自北宋所認為的趙氏先祖趙玄朗，傳到民間變成玄郎，「郎」一般被用來稱呼年輕男子，於是就變成了趙匡胤年輕時闖蕩天下的稱呼，可見得人們對他的喜愛。 這個從基層軍官做起、三十四歲登基的皇帝，出身武將之家，他的前半生其實十分平凡。他生長於洛陽夾馬營，這裡住著許多軍人家庭，或許有點像台灣從前的眷村，這些老爸都出門打仗的男孩，總聚在一起打鬧，有一回甚至把房子都弄垮了。 隨著年歲日長，趙匡胤必須將一身武藝換成現實的衣食，就像現代的年輕人要去求職一樣，趙匡胤也陸續去投靠過幾個軍閥，他曾經被看不起、曾經找不到頭路、曾經負氣辭職，這個五代的魯蛇，直到投入郭威麾下，這才終於找到了棲身之所。 而後，他憑著軍功一路往上升遷、進入禁軍，南征北討，最後成為掌管禁軍的大將，在後周世宗柴榮英年早逝之際，策劃了一場黃袍加身的戲向舊老闆郭威致敬，再以一種「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的矯情，就坡打滾（是驢嗎……）一番之後，扯下了柴榮留下的孤兒寡母，登上皇位，從此開啟趙宋王朝。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由明代的小說家馮夢龍寫成，收錄於《警世通言》中，這篇四百年前的小說，就架構在趙匡胤的青年時代，一事無成的他，遇上了嬌弱無助的趙京娘，出於道義，趙匡胤決定把京娘送回千里之外的蒲州（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由於同姓，兩人認了兄妹，一路走、順便打爆欺負過京娘的壞人。 在清除了外在的障礙後，當然是要開始談戀愛了，但是看似怯弱的京娘，卻在愛情上表達了極大的勇氣，再三暗示，暗示不成，眼看回家的路漸漸接近，於是開始製造各種機會： 心生一計，於路只推腹痛難忍，幾遍要解。要公子扶她上馬，又扶她下馬。一上一下，將身偎貼公子，挽頸勾肩，萬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熱，央公子減被添裳，軟香溫玉，豈無動情之處？公子生性剛直，盡心優待，全然不以為怪。 既然身體接觸不成功，京娘於是大膽告白，表示自己願意以身相許報答大恩，而趙匡胤哈哈大笑，以兩人同姓又結義為由拒絕。接著，京娘再度表達自己非君不嫁之意，這回，趙匡胤就不只是大笑而已，他嚴厲地斥責說： 「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 並無邪佞，你把我看做施恩望報的小輩，假公濟私的奸人，是何道理？你若邪心不息，俺即今撒開雙手，不管閒事，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 京娘當然見他生氣，自然連忙道歉，然而，趙匡胤回過顏色後的回答，卻顯出他的心思： 「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為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響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為假意，惹天下豪傑們笑話。」 話已至此，顯然兩人已經沒戲了，但是，以狗血天王馮夢龍的才能，就算兩句「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的評語，也不等於這事就此告終。雖然這段感情早已無望，馮夢龍卻仍給他們安排了一段平靜卻無奈的結尾「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 故事原本到此，就是把人送回家、丟包、簽收、搞定！但是，狗血天王馮夢龍當然不甘心，於是，他安排了京娘家人的閒言碎語與他們自以為洞察人心的舉動，想把京娘塞給趙匡胤。一般來說，女主角此時似乎應該半推半就，但是京娘卻告訴父母： 「公子正直無私，與孩兒結為兄妹，如嫡親相似，並無調戲之言。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款待他十日半月，少盡其心，此事不可提 起。」 小說裡總是會有一些「假會」的人把事情攪黃，果然，當京娘的家人提議成婚時，趙匡胤大怒而去，京娘無法勸阻，在家人的冷言奚落下，自縊身亡，以此證明自己與趙匡胤清白無私。故事快轉到趙匡胤登基為帝，某天想起了這個妹妹，派人來找，才知道她早已身亡，嗟嘆一番，冊封她為貞義夫人。 看到這裡，相信現代的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很難像馮夢龍時代的人們感動於趙匡胤的剛正不阿或趙京娘的三貞九烈，當我在跟朋友們講述這個故事時，大部分朋友的反應是：「有病！」，即便是「知道」當時的道德觀，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或者「認同」趙匡胤與京娘的抉擇。 為什麼？因為這對英雄與貞女實在太矛盾了！ ※※※ 在明清的小說裡，英雄們必須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可以抗拒誘惑，俗話說得好「英雄難過美人關」，那麼能過美人關的，自然是真英雄。就像《三國演義》裡武藝最強的其實是能獨力迎戰劉關張三兄弟的呂布，但他陷於女色又聽婦人之言的缺點，使他在《三國演義》裡縱然高大俊美、武藝超群，卻是個低劣的小人。而《水滸傳》這本堪稱「見了女人就殺、見了男人就搶上山」的書裡，美麗風騷的潘金蓮最後被小叔武松以近乎虐殺的殘暴方式殺害，這一切，也不過就是顯示武松不為潘金蓮美色所惑的英雄形象而已。 以這樣的套路看來，〈千里送京娘〉裡的趙匡胤就顯得有些曖昧，他雖然急公好義，善始善終，卻非無情之人，馮夢龍是透過他的眼睛，寫了趙京娘的美麗，在他眼裡，京娘不是一個小女孩，而是柔弱堪憐的絕世佳人： 眉掃春山，眸橫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宛似楊妃剪髮。 琵琶聲不響，是個未出塞的明妃； 胡笳調若成，分明強和番的蔡女。 天生一種風流態，便是丹青畫不真！ 而趙匡胤的矛盾不只這一處，在故事裡寫了他的粗疏、豪爽與打起架來虎虎生風，似乎是個張飛一般的粗人，故事中卻又寫了他細密的心思，兩人初次相見時，他見京娘驚慌，於是連忙安慰她。隨即決定送她回家，在路途中，他又囑咐京娘不要打扮得太美，以免惹人注目。而後他們在路上住店，趙匡胤又發現店家的詭計，逃脫了險境。在幾次遇險後，趙匡胤打跑了惡人、拿到了一批財寶，收了一批手下，回頭過來分賞幫助過他的人，顯出了他的皇帝氣派，但是同時，他命人整治酒席，他說： 「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今日借花獻佛，與賢妹壓驚把盞。」 這個矛盾的英雄，在隨後扮演著不解風情的呆頭鵝，若說他明白京娘的心思，似乎早該拉開距離，為何甘心服侍她上馬下馬與各種勞煩，在收服了一幫嘍嘍後，他仍與京娘單身上路，並不假手他人（或至少買個馬車？），而且這一路耐心耐煩到了最後才一次爆發。若說他不明白京娘的心思，自然是不可能的，他最後拒絕京娘的話語裡，明明白白地顯示了他不但知情，而且並非不動情。 那麼，從趙匡胤的角度，到底是什麼阻攔了他的戀愛？他的理由是： 「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為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與那兩個響馬何異？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為假意，惹天下豪傑們笑話。」 他的出發點是義氣，但是在路途中，顯然情愫有所改變，只是在他的世界裡，有一群無形的觀眾「天下英雄們」在監督著他的舉止，於是，他的「真心/義氣」若變成了「假意/愛情」，就會惹人笑話。因此，他不得不裝聾做啞、假做無情。 即便是無情，他也做不到完全地拒絕，於是，只剩下了「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這個矛盾的英雄，是真的不想戀愛？不願意戀愛？還是他那些無形觀眾「天下英雄們」的目光迫使他不能戀愛？如果是前面兩種，那後續的許多情節或許都不會發生，但若是後者，他畏懼著旁人的目光而不能順從己心，是一種崇高的犧牲？還是虛偽的躲避？ 相較於糾結的男人心情，京娘的心思顯得簡單許多，她遇到危險，於是有一個人來幫助她，一路上她聽從著這個人的話，一路上化險為夷，於是她覺得自己似乎是愛上了這個英雄，她想辦法告白、想辦法示愛，直到被正式拒絕後，她不無遺憾卻坦然地接受了這個結果、尊重對方的選擇，最後也為了成就對方在「天下英雄們」眼光中的美名而死。 這可能也是讀者們最難接受的地方，一個單純、清白、可愛而美麗的少女，前面描繪了這麼多她令人激賞的優點，最後卻是要她「今宵一死酬公子，彼此清名天地知」，好像她的出現就是為了死、為了成就趙匡胤的美名。 矛盾禁欲的英雄與勇敢追愛的貞女，剛柔、陰陽、男女對比，成為這個故事當中最重要的兩個元素，不停地對話、衝突、抗衡，最終的結果卻是遺憾，因為英雄不應該戀愛，尤其英雄不應該對他所保護的、有倫理關係的女性動心，就像關公一定要夜讀春秋保護皇嫂一樣，趙匡胤拒絕京娘的理由也是「同姓不婚」，因為父系家族的規範中，同姓的男女有可能是堂房親戚，是一家人、不應該成婚。 〈千里送京娘〉的戲劇元素，促使它被改編到傳統戲曲的舞台上，現代流行的崑曲版本似乎是1949年之後由中國的崑曲藝術家重新寫的，其中也因為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趙匡胤究竟是對京娘有情或者無情，也有幾次不同的改變。像是六零時代，趙匡胤就一路拒絕到底，因為這齣戲被演出時，中國政府期待它帶來的效果是男性奮勇殺敵報國、不顧兒女私情。 只是人們總是寧願相信英雄隱然動心，在現行的崑曲中，京娘在一路上不停地試探著趙匡胤的心思，直到故事將近尾聲時，京娘唱著「形影相隨千里送」，趙才唱出了「嬌鶯鴻鵠緊相從，此情此景添惶恐」，雖然是短短一句話，但是京娘卻很聰明地猜測到了「莫道他無情卻有情」，然而，這短暫的兒女之情，只是「雨洗山光一片青」，情愫轉瞬而滅，為了英雄的形象，即便男女主角外加觀眾都有情，還是必須無情。 綜觀這四百年的〈千里送京娘〉的歷史，京娘幽微百轉的少女心事在衍生小說與戲曲中一層一層加深，但趙匡胤那糾結卻矛盾、拒絕戀愛的掙扎在現代崑曲中多了一句「此情此景添惶恐」之外，四百年來並未動搖，說是「蒲草韌如絲、磐石無轉移」亦不為過。 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傳說在清代的崑曲本中曾有一段失傳的〈陰送兄〉，在現代京劇與豫劇中不知從何處嫁接出了這齣戲，只是演得不多。這段故事從京娘死後開始，說她身亡後，鬼魂追隨趙匡胤而去，報了義兄千里相送之恩，戲詞中以淒美的螢火引路代表說不出口的遺憾，那也不過是多送了八百里，也終究沒能改變結局。 英雄不能戀愛，而美人必須癡情的結局。 ※※※ 參考資料： 馮夢龍，《警世通言》 雷金慶，《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陳均，《京都崑曲往事》，台北：秀威資訊，2010。 本文原載於謝金魚，《御前孤娘》，台北：聯合文學，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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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廟
逛廟應該是訪問京都時最常做的事情，有人喜賞櫻、有人好賞楓，也有歷史迷在廟裡思古幽情。但京都數百年來作為佛教國家的首都，許多寺廟也扮演著為政治服務的角色，或者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作為軍營的寺廟 織田信長進京的時候（1582），因為沒有住所，所以住到本能寺內，卻因為手下明智光秀叛變而死於非命。有看過電影《清須會議》的人，應該都會對片頭信長硬要拔卡在木柱上的劍時，被火燙到大叫「燙燙燙」的場景有印象。 導演三谷幸喜想要塑造英雄詼諧人性的一面，不過今日的歷史迷，多半還是把信長視為英雄。今天的本能寺已經和當年的地點不同，不過裡面還是有著信長的紀念塚，供歷史迷憑弔。 幕末的「禁門之變」（1864）時，想著要「尊王攘夷」卻攻擊皇居的長州軍，則是以京都近郊的嵐山，現在大受歡迎的賞櫻景點天龍寺作為大本營。那一次天龍寺毀於兵災，和長州關聯深遠，於今還可以在天龍寺的塔頭弘源寺看到木柱上的刀痕。同樣作為軍營的寺廟，還有協助幕府維持京都秩序，讓維新志士聞風色變的「新選組」，他們所駐紮的壬生寺，也因為司馬遼太郎的小說《新選組血風錄》而成為知名觀光景點。 撫慰人心的寺廟 當然，寺廟終究是寺廟，除了政治之外，還是必須要有宗教功能。秀吉遺孀北政所寧寧所在的高台寺，是1606年所建。當時關原之戰已經結束，相傳在關原之戰前，與家康交好的北政所多次叮嚀來訪的尾張派軍人加藤清正等人「聽內府的話就對了」，而實質強化了東軍的實力。 北政所當初這麼做，原先可能是形勢比人強，認為家康會留下秀賴的小命，未料戰後不久，家康還是藉故挑起戰端，在大阪城冬夏兩次戰役後逼死了秀賴和生母親淀殿（1615）。當時的北政所已經無法扭轉情勢，也只能在高台寺為亡夫和秀賴誦經了。 另一個宗教撫慰人心的例子，則是秀吉的嫡子鶴松過世時（1591），聽聞消息的他正在東福寺為愛子祈福。死訊傳出之時，秀吉難過的割下髮髻，先後趕到的大名們為表同哀，也紛紛割下自己的髮髻，來悼念早逝的少君。鶴松的死對日本有重大影響，咸認當時秀吉為了轉移注意力，才作起征韓大夢。這場戰爭因為當時的明國介入，又師出無名，打得日本國窮民疲。也播下當時征韓的軍人和在朝的文官衝突的種子，日後的「關原之戰」也與這種文武關係的緊張相關。 有廟就有政治和尚 今天以「通天橋」上賞楓紅而出名的東福寺，除了是秀吉為愛子祈福的地方外，還出過一個有名的「政治和尚」安國寺惠瓊。惠瓊是戰國時代唯一以僧侶身分幹到大名的。能成為大名，主要的原因也是善於觀察風向。 本能寺之變後（1582），他揣測秀吉將會成為下一個天下人，極力說服當時正在和秀吉作戰的毛利家和秀吉和解。秀吉之所以能以「中國大返還」之姿，三天內不眠不休趕到天王山和光秀決戰，除了前陣子播出的連續劇主角軍師官兵衛想出奇計，若無安國寺惠瓊從旁協助也做不到。惠瓊也因此龍騰富貴，攀上政治高峰。不過秀吉死後，惠瓊判斷錯誤，在關原之戰時加入西軍，戰後被捕，死於非命，這又是後話了。 自我安慰，捐錢蓋廟 作為首都，京都及附近地區經歷的戰火無數，只要武士一打仗，市民就要倒大楣。大河連續劇《龍馬》中有一段話，是後來成為龍馬夫人的阿龍說的，大意是說她最討厭武士，武士不工作，整天打來打去，市民就得家破人亡。是以，打了很多仗的武士，為了彌補戰火殺生的罪孽，經常捐錢蓋廟，來自我安慰。 其中很有名的一座，就是戰國大名藤堂高虎斥資興建的南禪寺三門，理由是悼念把豐臣秀賴和把淀殿母子逼上絕路的「大阪夏之陣」（1615）陣亡將士。藤堂高虎原來是秀吉的屬下，但看家康情勢大好，一頭熱的投靠往家康來。堂堂大名之驅，要不親自當信差傳遞情報，要不全副武裝幫家康顧大門，馬屁拍到當時的大名都很看不起他。 跟高虎俸祿接近的加藤清正就覺得，自己是因為討厭文官派的石田三成，不想讓三成成為秀賴的唯一代理人而支持家康，和高虎一頭熱的馬屁大不相同。不過以後來藤堂和加藤兩家的命運來看，善於察言觀色的藤堂家，成為德川家得力的「外樣大名」；而加藤家兩代之後就被幕府藉故抄家了。若有機會去熊本城，就會看見清正公的塑像，但城邊的宅抵卻是細川家的，這便是因為加藤家被抄家之後轉封給細川家的緣故。 高虎的後代還有個故事，幕末決定維新軍和幕軍誰才是「官軍」的決定一戰「鳥羽伏見戰役」（1868）中，本來是幕軍的藤堂家部隊，看情勢好像比較有利於維新軍，把炮口一轉，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史家很愛開藤堂家的玩笑，認為倒戈「頗有先祖遺風」。不過如果仔細想想，關原之戰時戰敗的西軍，後來很多都成為維新力量的一員，也可能是歷史以另一種方式重現的經驗。 不過，儘管戰爭很多，京都倒是幸運逃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軍轟炸。今日京都遊覽時，很經常遇到美國人，不禁要想，要是當年盟軍決定轟炸京都，今天大家來這裡就沒廟可逛了。 本文原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李拓梓專欄：政治的日常」 更多故事： 【說書】一幅父子共構的歷史場景：閱讀小熊英二《活著回來的男人》 2015-10-05 04:00:43 1 【小的臺灣史】林爽文事件中的「仙姑」──番婦金娘 2015-06-30 16:02:38 1 【冷知識週刊】第二十號：來找茶吧！大航海時代與歐洲各國語言中的「茶」 2015-06-20 16:09:42 1 疏散、空襲、終戰詔書：臺灣人記憶中的戰前日本 2015-08-22 12:49:53 1 空難．車震．鬼故事──澳洲首都坎培拉的都市傳說 2015-10-22 09:00:04 1 【臺灣吧EP2】 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傻傻分不清楚？ 2014-12-08 17:43:07 1 【國父「們」】同盟會篇：消失的光復會(第三彈 安慶起義─大元帥與女俠的殞落) 2015-01-23 16:33:06 1 香港爭取民主的過程，走錯了方向嗎？──一個歷史的觀點 2015-08-10 11:09:32 1 【麻瓜的語言故事】為什麼會有文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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