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讀者週末好，又到了打開冷知識週刊的時間，今天我們想談談啦啦隊。 說到啦啦隊，相信有許多人閃過的畫面約莫是一群熱力四射、精神飽滿的動感女孩們，在所謂的陽光男孩的支撐與拋接中展現各種體操炫技。每次轉台到NBA或中華職棒比賽，往往也看到在電視畫面中清一色是辣妹在場邊帶動加油──使人有種感覺，啦啦隊幾乎是女性為主──但真的是如此嗎？讓我們來看看最初的啦啦隊是怎麼一回事兒。 根據資料，我們可以推測啦啦隊最早出現於188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當時學生們為之瘋狂的美式足球賽正是啦啦隊開始出現活動的場合。啦啦隊英文cheerleading squad，又為何被譯為「啦啦隊」呢？ 我們或許可以回溯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來看──由於當時的美式足球賽比賽過程中，熱血加油的學生們不斷在場邊賣力大喊著：Hurrah! Hurrah! Hurrah! Tiger! S-s-s-t! Boom! A-h-h-h!。這樣的加油口號，逐漸由普林斯頓大學擴散到了美國其他大學校園中的美式足球賽事，例如1898的明尼蘇達大學，也有了自己的加油口號”Rah, Rah, Rah! Ski-u-mah, Hoo-Rah! Hoo-Rah! Varsity! Varsity! Varsity, Minn-e-So-Tah!”無論是普林斯頓或明尼蘇達，加油口號喊出來聽在中文人士耳中，很有「啦！啦！啦！」的味道，由此推測可能便是啦啦隊的中譯由來。 而也就是在1898這一年，第一位主導加油團隊、有秩序的帶領口號操演的啦啦隊長出現了。他是Johnny Campbell（下圖這位仁兄），當時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賽事正激烈時，他自發地站到觀眾席前，指揮著一群觀眾同聲高喊加油口號，這也是史上第一隻啦啦隊的處女秀。 而後，明尼蘇達大學由四位男同學組成了加油團，正式而有組織地為現代啦啦隊揭開了歷史序幕。 說了這麼多，到底今天的冷知識冷在哪啊？前面提到今天的啦啦隊似乎有以女性為主的鮮明性別色彩，然而早期，啦啦隊其實青一色皆為男性！ 這是由於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受教權皆尚未得到提升與重視，而在各種體育賽事上也幾乎不見女性的參與，直到1920年代後，女性逐漸得以有限度地參與部份體育項目，而啦啦隊便為其中一項，到了1940年後，原本以男性為主要成員的啦啦隊反而成為以女性為主的體育活動，也逐漸改變了這項活動/運動的風貌。 此後，隨著全美各高中大學廣設啦啦隊，以及電視台的轉播，加上1976超級盃開打後達拉斯牛仔啦啦隊(下圖)以炫目動感的型態展演後，啦啦隊與競技啦啦開始在各項運動賽事裡強而有力地捕捉觀眾的目光，成為比賽不可獲缺的一環，並且開始在世界各地帶起了一股風潮，使啦啦隊逐漸成為了今天你我所熟悉的樣貌。 冷知識周刊，我們下週見！ 本文改寫自： 每日一冷#867號 更多故事： 鬼剃頭、「髪切り」、剪辮案：關於頭髮的政治、醫學與超自然事件 2014-10-25 09:28:23 1 我有一個夢：要讓自由之聲在每一座城市響起！ 2014-08-28 11:02:10 1 密室逃脫：「圓山動物園」的動物脫逃史 2014-12-16 07:46:51 1 【冷知識週刊】第十五號：味噌對人類文明的意外貢獻 2015-05-16 15:45:24 1 【台語原來是這樣】「洋娃娃」的台語怎麼說？ 2015-04-11 12:01:10 1 拉丁文究竟有多難學？連邱吉爾也頭痛！ 2015-05-10 09:00:13 1 湖南人的獨立制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省頒發的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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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週刊】第二十一號：啦啦隊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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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嬉皮七部曲】（一）甘迺迪及人權運動
在我還沒有到美國之前，對於嬉皮 (hippies) 的定義其實十分的表面，認為他們只是一群愛抽大麻、愛聽音樂、只會高喊愛與和平，卻什麼也不做的無政府主義者。直到我真的到了美國唸書，並以他們自身的角度研讀了這段在他們國度發芽的「角色」，才發現事實和我想像的有所出入。 這樣說也許有點太籠統，但是簡單來說，嬉皮運動只是六零年代許多項運動的其中一種而已，而所有的運動都是互相有關聯的。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嬉皮這個名詞在美國也被拿來無限上綱。因為到了七零年代，所謂的時代精神主義者 (Zeitgeist) 將六零年代的「嬉皮」標籤成一種主流和精神指標：大型的音樂節、一套特有的穿衣風格、還有之後延伸出來的Yippies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一個以年輕人所組成的激進黨派) 都是當時發展出來的產物。所以我們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的所謂六零年代嬉皮風格，其實都是七零年代的時代精神主義者搞出來的，是連經歷過六零年代的嬉皮元祖們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一種精神 —— 因為這並不存於六零年代，也不是嬉皮最初的意義。 直到今天，大部份的人仍然以這樣的認知來使用嬉皮這個名詞，你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所謂的『六零年代嬉皮穿搭』或是自稱嬉皮的無政府主義者，可是卻很少人願意花心思了解其根本來源。私認為，嬉皮精神的確令人嚮往，但普遍來說，大多數人在跟隨的仍然是七零年後經由媒體所渲染出來的一種氛圍，而某些時候，也夾帶了負面的解讀。 所以我很想和大家分享這段在台灣教科書裡看不到的歷史，也許看完之後，你會對嬉皮，有了不一樣的想法。至於『嬉皮』這個文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被孕育出來，我們要先從甘迺迪總統開始說起。 1961年一月，約翰甘迺迪 (JFK) 成為美國白宮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他著名的就職演說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作為結尾 —— 這是對所有六零年代的美國年輕人一個發自內心的呼喚，要所有年輕人一起來參與、創造美國未來的新願景。 甘迺迪所說的東西是當時的美國人聽都沒有聽過的，他還親自帶著和平隊組織 (Peace Corps) 到第三世界國家，讓年輕人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幫助別人實踐夢想。 若是甘迺迪沒有在1963年於肯薩斯州被槍殺，他可能會帶領美國創造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只可惜，當時美國人民還來不及看見這個可能性，這顆子彈就貫穿了甘迺迪的腦袋，也擊中每一個美國人、射穿了他們的理想 … 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生活本來就是由一系列的失信和破碎的夢想所組成的 …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 ” – 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 “自由從來不是施壓者自願給予的，自由必須由被施壓者自己爭取。” – 馬丁·路德·金 1963年，15%的美國人被視為人類的劣種，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非裔美人。儘管美國當時經濟繁榮，非裔美人卻無法與白人平起平坐 (Segregation，種族隔離：黑人無法與白人念同樣的學校、去同一間教會，甚至連大眾運輸都有作隔離。) 在所有的一切都被不平等對待時，也難怪擋不住非裔美人內心沸騰的怒火。雖然各式各樣的公權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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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英國沒有發生過顛覆性的大革命？
一部在皚皚白雪與頹美建築間閃爍茨威格影子的《布達佩斯大飯店》，讓許多人重溫這位奧地利作家的作品。而茨威格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對在二十世紀戰爭與災難中崩析的歐洲文明的悼念與反思，總讓人想到在那個時代中明哲求全，雖已逝但餘影猶存的英帝國。 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和主權國，英國在很多地方都被認為具有特殊性。譬如英吉利海峽將英倫三島與歐洲大陸隔開，英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在風俗與文化上不盡相同；英國人的自我認識中也將自己與歐洲分開（更別提雖然屬於歐盟成員，英國卻沒有加入申根國簽證行列，也不使用歐元）；在橫掃歐洲的拿破倫革命中也只有英國逃過一劫；哪怕二戰後經濟大幅受挫，人民也未因此不滿而掀起革命。 2011年倫敦發生騷亂，緣起一名黑人男性在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區（Tottenham）被警務人員槍殺。長達數日的街頭抗議、打砸、暴力沖突擴展至利物浦、伯明翰、諾丁漢、曼切斯特、劍橋和牛津等英格蘭大城市。這次騷亂被認為是二戰時的納粹轟炸以來，在倫敦發生的波及人數最多的緊張事件，也是倫敦城第一次發生大規模騷亂。它在公共話語中引出貧富落差、階層問題與「社會革命」這樣的詞匯。 但是在英國歷史中，從未發生過自下而上的顛覆性革命，此次騷亂也以首相卡梅倫指責趁亂打劫的青少年而定下官方基調。在英國文化的特殊性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英國為何逃過了這樣一場革命，自始至終的貫穿傳統而保守的精神？ 英國歷史學家、皇家歷史學會院士法蘭克·麥克林恩（Frank McLynn）所著的《不尋此徑：英國如何錯過了革命之路，1381-1926》（ The Road Not Taken：How Britain Narrowly Missed a Revolution, 1381-1926）就此問題提供了精彩的分析。書於2013年一經出版，便受到《星期日泰晤士報》、《獨立報》 和《觀察者》的高度評價。麥克林恩指出，英國歷史上其實發生過多次由下至上的大型革命，但都沒有對皇權和社會結構起到顛覆性震撼。 麥克林恩選取了14世紀到20世紀600多年間英國歷史上七起反對統治階層的革命事件，包括1381年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農民起義、1450年傑克·凱德（Jack Cade）起義反對亨利六世、亨利八世時期的求恩巡禮事件（Pilgrimage of Grace）、1688年光榮革命、隨後出現的詹姆士黨人、19世紀憲章運動到1926年的英國工人總罷工。 麥克林恩鋪陳細述再分析每一個案例，試圖說明它們在歷史語境及社會動因上的紛雜性，而非共性。譬如1381年農民起義的名稱有誤導性，因為手工藝者、生意人、城市作業者在這場起義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被認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場反對封建統治的大規模運動，編年史家Jean Frosissart甚至將它比作路西法試圖對抗上帝，並將動機歸為「底層階級對上層的嫉妒」。這場運動有歐洲黑死病、英法百年戰爭、以及1381年的人頭稅等社會誘因，而詹姆士黨人則在相對平和的時代中發生，當時的人口、經濟、政治局勢都出於穩定狀態。 對此，麥克林恩不能用全然經驗主義的歷史觀來解釋，而需要尋找更深層次的原因。 麥克林恩認為，首先從地理環境而言，英國作為島國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難以被入侵。事實上，英國有未被外部成功侵襲。這一點從文學也可以看出，著名的英國小說和傳說都和島嶼有關：史蒂文森的《金銀島》，達福的《魯賓遜漂游記》，斯威夫特的《格列福游記》，高丁的《蠅王》……可見特殊的地形對社會思維的影響之深。 1901年丘吉爾對下議院的講話則更為直接：「任何歐洲國家都需要供養一支昂貴的軍隊來抵抗入侵，而我們被地形眷顧，有幸生活在這個島嶼上愉快生活，將財力完全投入到艦隊中去。」 20世紀的歐洲都沒有逃脫外部壓力而導致的分裂和戰爭，比如德國一分為二，義大利被占領，西班牙在拿破侖時期被入侵，俄羅斯也分別被拿破侖和希特勒的軍隊打敗過。外部戰爭並不是發生內部革命的必要條件，但通常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戰爭會進一步引發潛在的經濟問題，激化社會矛盾，甚至對民族有致命的摧毀性。 麥克林恩接下來提出的一點非常有趣：英國海軍的實力過於強盛，導致軍隊力量相對薄弱。因此，統治階層必須懂得用的方法凡事先想一步，先發制人。回顧英國內戰時期，議會和君主都非常謹慎的博弈，並在此基礎上小心翼翼的選擇外交辭令，也規定了這次鬥爭中的用語。 如英國歷史學家莫爾頓所指出的，查理一世不能再主張他的神聖權利，也不能公開地為他的真正目的而鬥爭。反之，他不得不用他敵人的語言來說話，利用立憲王黨海德的才能來起草佈告。他在佈告中說道：「我的願望是，用已知的本國法律統治國家，並且用法律保全臣民的自由和財產，要與保全他的正當權利一樣周到。我在上帝鑒臨之下，鄭重而真誠地宣誓，我要維護議會的正當特權和自由，……尤其要不加侵犯地遵守我向本屬國會表示同意的法律。」這段話為查理一世贏得不少支持者。 這段話雖然有無法粉飾的虛情假意，但也表明君主、及後來聯合議會所代表的統治階層在不動用軍事武力情況下的政治角力中的戰略。20世紀初英國工會罷工時，英國哲學家羅素給法國哲學家、循道會復興理論的提出者埃利·阿萊維 （Élie Halévy）寫通道：「我希望上議院會能拒絕勞資糾紛法案，這樣或許能將工會就此鏟除。但我感到上議院太明白一個道理：如果對勞工階層過度反對，只會加深社會矛盾。」 另外一點可能在於英國社會的同質性。英國的社會階層固化雖然嚴重，但卻在思維上擁有驚人的同質性：麥克林恩調侃道，已經有了穩固的社會分層，沒有人願意在思想和智商上再分出高低。在基本穩定的社會里，沒有尋求新生活、徹底重塑自我的必要，也就相應的少了質疑的動機。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產生保守、後退、講求傳統的思想；相反，在動蕩時期和有張力的環境更容易出現真正深刻的哲學家和大思想家。 在麥克林恩看來，英國哲學家中最出名的大衛休謨也不過以自然經驗主義作為理論根本；而相比之下，在歐洲則出現了康德、笛卡爾、尼採、海德格爾、叔本華、伏爾泰、薩特等專註於探討先驗理念和形而上學的思想家。 從歷史性來看，英國的社會改革恰好掐準了時間：英國的內戰、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改革都相對要比其他國家早一些，也因此在世界無產階級思潮興起之前就已經轉化了社會矛盾。1640年的英國內戰建立了一個有辨證性的體制，「立憲君主」（constitutional monarch）與「主權議會」（sovereign parliament）分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王權，使得「統治階層」不再是單一的對象，人民也在體制建設中有一定位置。 莫爾頓在《人民的英國歷史》中寫道：長期議會的下議院具有英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團結力和自覺的目標。在以前的幾次議會里，議員們都是以個人資格而被選出來的，這是由於他們在本郡和本市邑的地位而不因為他們的政治結盟。但是自從1628年的議會以來，第一個政黨即已漸具雛形。這是一班清教鄉紳和清教貴族的成績，其中有上屆議會的領袖皮姆，因反抗造船捐而馳名全國的漢普敦，一切輝格黨人的始祖貝德福伯爵，在倫敦市民中間與他父親同有無限影響的埃塞克斯伯爵。 有力的農民階層是社會革命的關鍵，通常會與精英階層產生矛盾，從而使得整個民族國家在與其他國家抗衡時顯得脆弱。而英國在1640年內戰之後完全不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也使得議會民主制得以可能。麥克林恩認為，社會越分化，對現代化和資本主義變會產生越大的抵抗。而英國工業革命到來時英國已經從封建社會過渡成更為現代的社會結構，17世紀就開始的城市化造就了一批布爾喬亞階層。 布爾喬亞階層是古典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新的經濟秩序的受益者，相應的，布爾喬亞的價值觀也使得自由市場在當時得到發展。有趣的是，這批新興資產階級並沒有挑戰原有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並取代既有的社會秩序，而是與後者一起同時成為特權階層。 正因此，18世紀工業革命中萌發的工人意識，並沒有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樣本，而無法成功的進行大規模組織和革命。法國、俄羅斯、中國的革命都是由農民階層發起並且該階層之壯大可以復舟。而在英國，早早到來的城市化將統治階層和新的生活方式延伸到社會不同角落，從而消解了農民階層的數量和張力，而不再有顛復性革命的必要條件。 相似的，莫爾頓也指出自由農民和鄉鎮商販工匠的左翼作為最民主最革命的階層，並沒有能夠建立本階級的領導權，不得不倚賴紳士階層，終至自陷於覆敗。支離破碎的工人階級也無法向世界無產階級聯盟取得必要幫助，導致英國無產階級的孤立。有社會學家認為，英國勞工的孤立性和缺乏團結精神是形成勞工階層保守主義的原因之一，勞工階層的保守主義也是英國政治局勢上的一道特殊風景線（譬如撒切爾夫人的保守工黨）。 英國工業城市曼切斯特雖然是引發馬克思主義成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地方，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並未發展壯大。麥克林恩認為當時英國正處維多利亞-愛德華時期的顛峰，社會發展穩定，沒有人反對既有的公民社會模式。工會和合作社的發起依靠社會基金，他們也因此更仰仗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和社會機制。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都曾表示，社會主義在英國通過議會改革的方式更容易實現，而非革命。 同時期的英國宗教情況也起到一定作用。阿萊維認為新教循道會（Methodism），尤其是衛斯理派的追隨者，被認為在“馴化”英國無產階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循道會對普通人所宣揚的平等觀念，讓無產階級向尋求改革，而並非向統治階層要求顛覆社會結構。遵奉者和改革者，而不是革命。這樣一來，勞工階層也有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意識和階級自信，這樣反而鞏固了既有階級劃分。小資產階級與貴族階層的長期聯合（從17世紀起至19世紀時已有200年），只有循道會提供了一種勞工階層精英主義，能夠與其他兩種階層相抗衡。 但事實上阿萊維的說法頗有欠缺：比如1800年英國循道會只有九萬人，完全不足以掀起大規模的群體意識。另外，這樣一種分析僅僅側重於宗教的社會作用，而忽略了它對個人的靈性意義。因此，只能說是循道會突出了某些已經存在的英國文化特點，而並沒有塑造一些新的社會個性。 當然，我們只能提供對歷史的某一種假說罷了；好比《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評價說麥克林恩的觀點過於武斷（“highly opinionated”）。歷史作為對已發事件的回顧性研究，多少有事後諸葛的優勢和局限；大革命是否是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沒有先定性。而我們也只能暫時承認，由於種種原因，英國呈現出這樣一種維護傳統的思維和未經革命的社會史。 革命意味著未知的可能性，這對英國來說是陌生的；正如英國工黨政治家、193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所言：「革命是凶兆的語言。它所蘊含的圖景是巷尾堆砌著街壘，下水溝流著鮮血。任何有責任心的人都會想到這個詞匯所帶來的恐慌和災難……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通過憲政來進行有秩序的社會改革，以避免被迫進行那樣一種抉擇。」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寫道：「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即便是年齡極小和最無足輕重的人，在他心靈深處都曾被我們歐洲大地上幾乎無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蕩過……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於是，我也就勢必成了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擊人類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而在那個曾經「幾乎已有一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一切都會地久天長地持續下去。」 由於人類存在的單線性，歷史能在未知中給人帶來確定性，而英國人對歷史尤其熱愛，也因此謹守傳統，尊奉昨日世界中的價值和信念。《布達佩斯大飯店》里那位堅持舊時代價值的禮賓員古斯塔夫先生（剛好由英國貴族、皇室遠親拉爾夫·費因斯扮演）所呼喚的在荒蠻中「仍然零星閃爍著點點微光」，可能就是哪怕在經濟衰退與種族、階層問題紛雜的當今社會，英國人依然冀望的光榮憲政、隱忍與和平。 本文原載《书城》2015年5月號 更多故事： 1930年的公民課──日治臺灣的一場模擬選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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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榴君創作集】陽光、海灘、丁字褲：圖文蘭嶼風土誌
本文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數位中心CCC創作集3，經作者授權轉載。 更多故事： 為何中國不提早收回香港？來自英國外交部最高機密報告的答案 2014-09-14 00:12:04 1 純潔、貞操、生育力──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與美麗 2015-03-07 10:25:32 1 「時間」的歷史 2015-03-28 21:27:52 1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搶先閱讀《帝國崛起：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2》（一） 2014-12-19 08:24:57 1 「臺灣獨立了！把槍交出來！」──1970年2月8日．被遺忘的泰源事件 2015-02-08 08:56:34 1 八十五歲、繼續熱血：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3/3） 2015-05-19 23:44:33 1 有故事的昭和時代建築（一）：大原美術館分館 2015-02-03 10:16:33 1 你沒聽過的反清復明──東南亞的天地會 2015-06-03 09:00:27 1 【冷知識週刊】第十九號：迪士尼卡通與旅鼠被自殺的真相 2015-06-14 17:45:03 1 從我們的過去，找尋我們的未來：《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筆記 2014-09-14 11:53: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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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紅茶的代價：英國人與茶的纏綿情史
你會為了喝一杯茶，付出多少代價？一杯手搖攤茶飲的價格？還是一斤數萬以上的冠軍茶？對十七到十九世紀時期的英國人而言，幾乎可是傾全國之力了。 據說英國對茶的熱愛，肇始於葡萄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 of Braganza, 1638-1705)在一六六二年嫁給查理二世時，順道把飲茶的習慣引進英國。原本在宮廷裡，貴族習慣喝麥酒、啤酒、葡萄酒，結果大家都改喝中國茶。事實上，當時的東方事物在歐洲有種神秘的異國風采，茶就是潮的代名詞。 對於近代史有稍微認識的讀者，或許已經知道，我們現在所喝的阿薩姆紅茶、錫蘭紅茶、大吉嶺紅茶，其背後推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數百年來的努力。因此要談大英帝國的紅茶文化史，就不能不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創建。 從海盜起家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以前的時代沒什麼調味料，能用香料提味，就是一頓美食了，香料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香料貿易在十六世紀的歐洲是一筆大生意，英國人老早就想插手，只是在當時能在世界各地揚起旗幟的，卻是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英國只能在一旁吹鬍子乾瞪眼，了不起縱容海盜在英吉利海峽上到處劫掠，一點一滴累積財富。 大海盜德瑞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就是官方容許的私掠船船長，曾經多次出海探索中南美洲。一五七七年，他按照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的航線，繞道南美洲東海岸，再橫越太平洋，並途經麥哲倫葬身地－菲律賓群島。帶著到處搶奪而來的財富，德瑞克於一五八〇年回到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親自登上船艦金鹿號(Golden Hind)，授予他爵士頭銜。德瑞克在英國人眼中是個環球航行的大英雄，可是對於西班牙人來說，卻是惡名昭彰的海盜。 一五八八年七月，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處死信奉天主教的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Mary Stuart, 1542-1587)，引來羅馬教宗不滿，號召歐洲各國對英國進行聖戰。西班牙遂以此為藉口，派出他們引以為傲的無敵艦隊向英國宣戰。德瑞克在這場戰役中擔任海軍中將的職務，率領英國艦隊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幾乎全軍覆沒，英國正式取得競逐海上霸權的入場票。 對西班牙的勝利使得英國人燃起向遠東殖民的雄心，不斷地有船隻組隊向印度、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等地探險。一六〇〇年，藉由女王的皇家特許狀，成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獨佔國內從非洲東海岸到南美洲西海岸的貿易。 第一批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在一六〇一年出航，由蘭開斯特率領船艦紅龍號(Red Dragon)、漢克多號(Hector)、亞生興號(Ascension)等。西班牙帝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曾遭到英國襲擊，擁有三十八根砲管的紅龍號就是當時的旗艦。當時貿易，可不像現在這樣溫文儒雅，一切都是法律文件的對戰。東印度公司的船艦通常配有射程極遠的艦砲，每名水手也都得具有戰鬥能力，每次出航，都具有未知的危險，例如面對葡萄牙艦隊的反抗。不過也怪不了葡萄牙人反抗，誰叫英國人老是先搶劫他們呢。 靠著茶葉哺育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有人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從香料起家，卻是靠著茶葉哺育壯大。自從凱薩琳公主掀起了喝茶的潮流，英國人對於茶葉的渴望日益增大。為了因應日漸增長的國內外需求，公司在東方建立許多據點，在一六八四年時則於廣州設立辦事處，著手對華的茶葉貿易。十八世紀的英國茶葉總消費量，已經是歐洲其他國家的三倍。 茶葉進口到英國後，通常都是拍賣的方式售出。首先公司成員會在拍賣前燃燒一根蠟燭，接著才讓顧客喊價。「十英磅！」「二十英鎊！」，如果我們站在會場，可以聽見紳士的嘶吼聲在會場此起彼落，要喝茶得喊快一點，一旦蠟燭燒掉了一英吋，那時喊出的最高價格就是成交價。 在十七世紀，茶葉對英國人有多貴呢？一磅茶葉的零售價格高達三英鎊，當時英國修理器械的黑手，一個禮拜收入不會超過一英鎊，只有富人才負擔得起這種奢侈享受。茶價高昂的原因，除了公司壟斷以外，政府收取高稅金也是主因。從一六六〇年開始，每一加侖茶水，得收八便士的稅金。茶水得事先泡好，讓稅收人員檢查後才可以販售。 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我們是老闆，鐵定會泡濃濃一桶茶，讓政府檢查後再用白開水調淡後加熱，當然味道也不會好到哪去。這種愚蠢政策執行將近三十年後，改成對茶葉徵稅，一磅茶就要收二十五便士稅金。有比較好嗎？沒有。 茶價如此高昂，一般人根本消費不起，怎麼辦呢？解決辦法就是走私。霍克賀斯特黑幫(Hawkhurst Gang)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英國幫派。從一七三五年開始，霍克賀斯特的首領金斯蜜(Thomas Kingsmill, ?-1749)以及其幫眾在英格蘭東南方專門從事走私，其中最具利潤的就是茶葉。 一七四七年九月，一艘名為三兄弟號(Three Brothers)的走私船遭到扣押，裡頭有三十九桶白蘭地與萊姆酒，以及重達三千磅的茶葉。這艘船是幫派的資產，船遭到扣押也就罷了，裡頭的茶葉等同是黃澄澄的金子。金斯蜜不甘損失，率領七位幫眾，以及其他二十二名走私者，於十月七日晚上十一點在附近的森林裡駐紮。走私者四處張望，等待良機，在凌晨兩點攻破海關大門，搶走所有茶葉。 在十八世紀的七〇年代，走私茶葉甚至比合法進口的茶葉還多，嚴重影響公司利益。公司股東開始向政府抗議，在一七八三年，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擔任首相後，大幅降低茶葉稅，稅金缺口從窗戶稅來彌補[1]。正所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無人做，一夕之間茶葉走私成為歷史，股東總算不用擔心走私客，只需要確保公司與中國之間的聯繫即可。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野心 到了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商品，茶葉已經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佔了英國國庫收入的百分之十。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是拿白銀買茶的，可是中國採閉關自守，也不太需要外國商品，英國人心想，總不能老是拿白花花的銀子買吧？如果有一天，中國人突然心一橫，不賣了，又該怎麼辦呢？一心想著平衡貿易逆差的英國人，終於想出了解決辦法：把茶樹移植到殖民地。（另一個辦法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賣鴉片給中國人） 英國人能夠移植茶樹，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科學研究團隊。一直以來，英國藉由綜合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等學科的博物學研究，來協助擴展與經營殖民地，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歷史學者稱她為植物帝國的原因。英國在十八世紀就開始了向海外科學探勘的工作，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成為此殖民帝國的決策中心，負責收集整理各地來的資訊，裡頭的代表人物則是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 班克斯出生於倫敦，從小家境優渥，屬於地方仕紳家庭。最有名的經歷是跟隨庫克船長(James Cook, 1728-1779)探索南美洲、大溪地、紐西蘭、東澳。因為班克斯在博物學上的成就，以及家境富裕的關係（無誤，畢竟學會要用錢嘛！），他在一七六六年受提名為皇家學會會員，並且在一七七八年成為會長。 班克斯的野心不小，他打算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經濟作物與觀賞植物，要把皇家植物園邱園打造成為帝國服務的大型植物交換所。經由班克斯的建議，邱園向海外派出植物獵人，網羅各地的珍奇花卉與經濟作物。植物學者則留在植物園內，觀察植物獵人從世界各地取來的植物，給予殖民地相關的農業建議。 植物獵人陸陸續續將標本與幼苗寄回邱園，同時也會附上珍貴的一手資訊。邱園結合眾多殖民地的植物園，形成密集的資訊網，各式各樣的植物與資訊流通其中。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有了發展印度茶業的空間。 根據當時的調查，英屬印度最佳移植茶樹的地點，在孟加拉至喜馬拉雅山腳間的地帶，這個地區與中國茶葉產地氣候環境類似。班克斯告訴東印度公司主席德維尼斯(William Devaynes, ca.1730-1809)，茶樹最好是種植在印度北方的省分，例如別哈爾(Bihar)、朗布爾(Rangpur)、可初別哈爾(koch Bihar)等地。他還建議東印度公司先嘗試將茶樹種植在加爾各答植物園內，再雇用中國人來教導印度人如何種植茶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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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臺灣史】林爽文事件中的「仙姑」──番婦金娘
一七八六年底（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豎旗抗官，是台灣史上重要的三大民變之一。在這場號稱清代台灣最大的抗官事件中，一位名喚金娘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金娘之所以於此次事件中留名，並非因為她是某某的妻子，而是她本身就是林爽文所仰賴的女軍師。一名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女子，為何能夠指揮、影響三萬大軍？她的背後又有哪些故事？ 民變、豎旗起反亂 清代台灣社會是個移墾社會，公權力與法治秩序尚未穩固，因而導致動亂民變頻仍。在為數眾多的民變當中，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與戴潮春事件，由於涵蓋範圍大、平定耗時而最具代表性，被稱作清代台灣三大民變。而發生在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件，更是清代規模最大的民變，事後乾隆皇帝把平定林爽文事件視為他的十全武功之一，台南赤崁樓前的九隻石贔屭身上背負的石碑，正是當年清政府所立的「平定林爽文事件」記功碑。 林爽文，出生於漳州府平和縣，一七七三年跟著父親來到台灣，在彰化縣大里杙（今台中）從事土地開墾。之後林爽文加入了天地會，成為領袖。一七八六年，台灣中部發生其他天地會相關組織的動亂，官府因而積極查辦境內會黨，衙役們更是趁此機會向地方勒索。因此，會眾遂擁立林爽文為首，抵抗官府的追緝。 而後，林爽文豎旗抗官，號稱有五十萬名會眾響應，一七八七年一月攻下彰化，殺了當時的台灣知府孫景燧，進駐彰化縣署，自稱「盟主大元帥」。不久，北路其他響應者加入，又殺了當時淡水同知，並向北攻下了新竹的竹塹城。林爽文更繼續往南攻打諸羅等地，鳳山天地會的領袖莊大田，也集結會眾起兵響應，同年二月，全台灣除南部的台灣府、諸羅縣，以及中部的鹿港外，其餘的官治紛紛陷落。 為了平定聲勢浩大的林爽文，清廷必須不斷的從中國境內徵調兵力來台。最後，派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等，率綠營八千人自鹿港登台，並在台灣招募團練六千人，以總兵力一萬四千人，對抗林爽文的三萬兵力，雙方決戰於八卦山。福康安陸續收復了彰化、諸羅，終於在一七八八年春生擒林爽文，後他被解送北京，凌遲致死。 此一事件，清廷派兵四萬，花了一年四個月，才得以平定，是清代台灣規模最大的民變。期間，乾隆皇帝有感於諸羅縣民助守縣城，為了嘉獎其義舉，遂將諸羅之名改為「嘉義」，沿用至今。 「小的」們怎麼說？ 像林爽文事件這樣大規模的民變，在清代頗有一些。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升斗小民膽敢不顧株連九族的大罪，豎旗謀反？除了林爽文、莊大田這些耳熟能詳的人物外，在眾多男性當中唯一的女性──「番婦」金娘，格外引人注目，除了她會施法力外，與同居人林紅相差十二歲的姊弟戀，也讓人印象深刻。 一七八八年，林爽文事件的一干主要人犯，被送往北京，有些在途中病亡，或因故先被處死；有的則一路被送往京師，留下了不少口供。以下就以幾位主要人物的口供，看看這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在當事人眼中是怎麼發生的？ 【林爽文】 林爽文是事件的主角，他在口供中說明了當年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豎旗反清。 我年三十二歲，乾隆三十八年，隨父母來到台灣，趕車度日。時常聽見說，漳、泉兩府，設有天地會，邀集多人，立誓結盟，患難相救。我同林泮……等，平日意氣相投，遂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內，拜盟起會。後來，斗六門地方，有楊光勳弟兄，因分家起釁，立會招人入夥被人告發，並牽連我們一齊呈告。彰化文武官員，差人各處查辦，衙役等從中勒索，無論好人、歹人，紛紛亂拿，以致各村莊俱被滋擾。那時，林泮等房屋已被官兵燒毀，……起意招集各莊民人，抗拒官兵，就來邀我。 林爽文被逮捕時，年僅三十二歲。從口供中，林爽文表明了他之所以起事，主要是因為「官逼民反」。他和同伴林泮等人，為了平日能相互照應，便效法漳泉兩府設天地會，在一七八六年拜盟起會。沒想到受斗六門楊光勳兄弟分家牽連，而被告發。彰化縣文武官員差人查辦，地方衙役藉機從中勒索，不分好壞胡亂捉拿，使得各村莊街被騷擾。當時，林爽文的好友林泮，因為家屋被官方燒毀，便召集各莊莊民，起而抗官，同時也邀林爽文加入。 我的家長林繞、林石……等，將我藏匿山內，不許出來。後林泮又來逼迫，不得已才跟他到了彰化，攻破縣城。眾人要我去攻諸羅。到十二月初，我就帶了許多人，將諸羅攻破。那時，眾人推我做大哥，隨即去圍府城。……其時，鳳山已被莊大田佔據，我就仍回北路，……三月裡，到了大里杙，派人建造土城，設立帥府。眾人因我做人有些義氣，又要我做盟主，再三推辭，他們不肯，只得依允……至南路莊大田，偽封他做元帥，其實不是一同起事的，前年去攻府城時，他已到鳳山去了，從未見過他的面，南路情形我實在不能知道，不敢妄供。 據林爽文的說法，他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加入抗官的行動，甚至被家中的長輩藏了起來，後來經不起林泮一再逼迫才加入，而後陸續攻破了彰化與諸羅縣城。並在盛情難卻的情況下被推為大哥，加上平日做人頗講「義氣」，又被舉為盟主，彷彿一切都是情非得已。至於南路（以台灣府為界，以南稱南路，以北稱北路）的情況，他則全數推給莊大田，表示兩人並未曾相識，詳細的狀況他一概不知。 【金娘】 除了林爽文與莊大田這兩位響叮噹的主要人物外，在被押解上京的二十二名人犯中，出現一名唯一的女性──金娘，身為原住民的她，又是怎麼被捲入事件當中的呢？ 小婦人名叫金娘，年四十歲，是鳳山縣上淡水社番。父母已故，並無兄弟，曾招內地人洪標為夫，三年就死了，並無子女。小婦人三十二歲那年患病，曾從番婦賓那學畫符醫治，後來就替人畫符醫病。這幾本請神治病的經，又是鳳山人林乞寫的，傳給小婦人，林乞已死過三四年了。這莊大田自稱大元帥，是林爽文夥黨，共有一百多枝旗，賊夥有萬餘人，亦有脅從的在內。小婦人向不熟識，是今年正月間，請小婦人在打狗港祭神，又醫好他們同夥的病，就請小婦人做女軍師……。 金娘說她是鳳山縣上淡水社番，上淡水社是平埔西拉雅族鳳山八社之一，分布位置大約在今天屏東縣萬丹鄉、內埔鄉附近。她曾招募漢人為夫，但已在三年前過世，因為患病的關係，向另一名原住民婦女賓那學會畫符醫病的功夫，並從鳳山人林乞手中，接收幾本請神治病的經書。某日，金娘在打狗港祭神，碰巧醫好了莊大田同夥的病症。在見識過金娘的特殊能力後，莊大田請她加入陣營擔任女軍師。那麼，金娘在這場民變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假說會請神保祐眾人不著槍炮。三月初，莊大田兒子莊天位（畏）要攻鳳山，小婦人假說鄭王即鄭成功顯神助戰的話，莊大田叫畫符哄騙眾人，稱做仙姑。三月初八日，攻破鳳山，小婦人同去念咒，眾人就信果有法術。及莊大田每次來攻府城，小婦人帶一把劍在山頭念咒打鼓，假說神人保祐不受槍炮。其實槍炮打死的甚多，小婦人只說是他命裡該當，眾人就不疑了。……莊大田又將林爽文的札諭交給小婦人，封做一品夫人。 莊大田要金娘假裝自己能夠請神明保佑眾人刀槍不入。例如在莊大田攻打鳳山時，便要金娘告訴會眾們，表示鄭成功會在戰事中顯靈助戰，並要金娘畫符哄騙眾人。由於莊軍在攻破鳳山城時，金娘也在現場幫忙唸咒，人們便對金娘的法術信以為真了。而後，每當莊大田要攻打府城時，都會要金娘帶一把劍在山頭唸咒打鼓，讓會眾們以為有神人保佑，能夠毫髮無傷。 但金娘的咒術真的那麼厲害嗎？事實上被槍砲打死的人很多，但金娘只要跟其他人說：沒辦法呀，他命該如此。眾人也就深信不疑了。由於金娘的存在給予會眾精神上莫大的支持，有助南路的戰事，林爽文因此透過莊大田轉交札諭給金娘，封他做一品夫人。 金娘除了「法力高強」外，她和林紅的「姊弟戀」，也意外成為話題： 這林紅五六年前在鳳山，小婦人認做兄弟，學符治病，去年才和小婦人通姦，每次打仗，他也幫著打鼓。莊大田還請有一個番婦，名叫網仔，是上淡水社番，也會念咒請神，眾人稱他仙媽，現在往上淡水去了。 金娘早年曾經招募內地的漢人為夫，但已在她被逮捕的前三年過世。根據金娘的說法，她與林紅在五、六年前即已結為「乾姊弟」，並傳授他畫符治病的功夫，兩人在一年前才產生情愫。打仗時，林紅也會在一旁打鼓助陣。在金娘的供詞中，也提到除了她之外，莊大田還有另一位同樣也是來自上淡水的平埔族──「仙媽」網仔，也會唸咒請神。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台灣史》 不是從「朕的聖旨」，更不是從那些「奴才的奏摺」，而是從「小的供詞」中，反映出與台灣人最貼近、活跳跳的歷史。 從早期移民社會市井人物的角度，重現十九世紀台灣的社會實況。本書收錄十二則清代台灣的歷史事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移民慣習等層面。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的新北市三芝區，老家地名叫番社後，是很「庄腳」的所在。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是山河海交會以及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成我航向海洋史領域的探究，遂有系列《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 「海洋是壯闊深沉，也是自由多變的，個人性格亦是如此，海洋史作為學術重點之外，我並不喜只拘泥於比較單一鑽研的領域，所以有其他的學術關懷與投入，包括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都有所著述。 歷史是由眾人（people）所形構，但受到傳統中國朝代政治史為主的觀念影響，總以英雄造時勢論斷少數人（persons）造就的歷史，權力者、知識者也主導歷史的記述與解釋。出自下層社會的生長背景，讓我常思索草芥庶民、沒沒無名者的歷史世界，《「小的」台灣史》就是要讓人從小人物來看大歷史，了解每個人與大歷史是有機的連結，希望藉此彰顯歷史的「心識」與趣味。」 撰文者簡介 蔡承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曾著有〈天工開物——台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台灣番薯文化誌》、〈台產黑土：晚清台灣的罌粟栽植與鴉片自產之嘗試〉等，從枝微末節處挖掘研究題材是一大樂趣。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台灣區域史、環境史。主要著作為《台灣環境發展歷史與蘆洲》、〈淡水河下游地區的「水信仰」——以水神及水鬼崇拜為中心〉、〈萬頃花田萬斛珠——日治時期台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台北橋的興建與三重埔的區域發展（1889-1945）〉等。 陳慧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碩士論文）、〈半斤八兩？——清代台灣度量衡之探討〉、〈華麗島看中國——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歷史、地理科的支那意象〉等論文、書評數篇。 莊勝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著有〈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台灣的書寫與認識〉（碩士論文）、〈在小廟修成正果：論廖添丁形象的塑造與轉變〉、〈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等論文、書評十餘篇。 更多故事： 湖南人的獨立制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省頒發的憲法 2015-05-29 17:14:09 1 牡丹亭上三生路：三位才女與她們的男人（3/4） 2015-03-07 07:31:10 1 資生堂銷售術─20世紀初的化妝品廣告與設計（二）：多元文化的魅力 2014-10-05 14:3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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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歷史】十八世紀的好母親是什麼模樣？
鶯歌燕舞，流水桃花，溫暖的春季又再一次眷顧著十八世紀的天空。在暖陽的洗禮下，有位女嬰的嬉笑聲劃過了鳥語花香的純淨。女嬰出生不超過數月，雙腳還未能支撐起自己輕盈的重量，只能坐在推車中，仰看著燦爛的天空。 但是數月大的女嬰卻已有人類最純潔、高貴的性情。在這繁花似錦，花紅柳綠的伊甸園中，女嬰可以不受到塵囂噪音的污染，她可以在最天然的美景中成長，不被亂世間的不幸影響，遠離嫉妒和仇恨。除此之外，女嬰還有個能守護她的美豔女神－她的母親。 母親是位純樸的農家姑娘，以鄉間的農宅為居，過著樸實簡單的生活。而自從女嬰誕生後，她便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入到了這個小生命身上，用她最自豪的母愛灌溉著女嬰，這也是農家母親自感到充實又富裕的精神。她讀的書並不算多，但在她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她深知家庭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嬰兒時期。 諸多當代的學者像是芬乃倫、布豐、盧梭等人都再三的強調母愛的渲染力，這是她知道的。因此，她自幼便宣誓要做為慈愛的母親，盡女人天生以來最自然的義務來回報她自己的出生。在如此平淡無波的景色中務農育嬰，她感到無比的光榮，能夠如此的幸運地實現這個所有女人都夢寐以求的理想人生。莫然回首，人生不再有遺憾，只有無限的安寧。 在法國洛可可畫風大師弗拉戈納爾（Fragonard）的<母愛的喜悅>（The Joys of Motherhood）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位擅用大量暗喻的畫家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十八世紀末，法國的畫家與作家大致對於一個在當時算是十分新穎的主題產生了巨大的迷戀。在這個前所未有的主題中，仁父慈母的人物數不勝數。但是在那個方才步入啓蒙運動的社會而言，這個主題對於一般般的大眾來說卻是無比的陌生。 無可否認，父親與母親及他們的子女幾乎不是什麼新鮮的主體，特別是在那些非宗教的作品中。除此之外，安寧與有韻味的氣氛在家庭主題的作品中也不是那麼的新鮮。早在大約一百年前的十七世紀，家庭肖像畫就已經開始流傳。安托萬・勒南（Antonie Le Nain），法國洛克克畫風的先鋒早已在16491年繪製了一幅當代的家庭肖像畫。 在勒南的畫中（見此），我們可以看到兩組明顯被分隔的人物。在肖像畫左邊的是年老的父親以及他的太太，站在他們身後的可能是以成年的女兒或是其他女性親戚。而在肖像畫的右方，勒南描畫了此家庭中的下一世代：將要繼承家業的兒子（或是女婿）、他的夫人及孩子。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個坐在板凳上，吹著管笛的小男孩，他有可能是這個富有中產家庭的學徒或是僕人。 如果勒南的肖像畫有個聲音，它會說年老的父親是家中的主人，他的願想就代表著家中的願想。它還會說此家是個俱有安寧及忠誠的家庭，除了有守護家庭的主人（年老的父親）外，子孫滿堂，後繼有人。它更會說妻子對丈夫的摯愛與尊重使家庭充滿和諧。 然而，不論是勒南本人還是畫中的人物都未提及夫妻之愛或是個人的喜悅。畫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沒有獨立思想的擺設，靜悄悄地等待時光的褪去，爾後認命的扮演著社會早已為他們安排的角色。年老的父親很快的就會將家中所有的一切留給年長的兒子，兒子又會像年老的父親般的一塵不變，將家業留給他未來的長子，向機械的齒輪一樣滾動，生生不息。這也就是當代人心中對家庭的定義：那個充滿和諧，每個成員都安份守己，為家庭的繁榮而無意識的扮演屬於自己腳色，完全沒有一己之私的念想。 讓我們回到一百年後的十八世紀。 西元1765年，在法國巴黎的沙龍裡，有幅畫受到了當時眾人的討論，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一幅巨作－熱魯滋（Greuze）的<心愛的母親>（The Beloved Mother）。此畫打破了對家庭機械化的表達方式，套句當時最富權威的評論/哲學家狄德羅（Diderot）的評論： 熱魯滋的畫不僅非常的賞心悅目，還有崇高的道德意義⋯⋯戲劇化的詩歌，觸動我們的感覺，教導我們、改進我們，並邀請我們為賢。 在這幅被狄德羅如此誇獎的圖畫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家庭成員的個體喜悅，他們不再是那些面無表情的陌生臉孔。熱魯滋的畫有著充滿歡樂的氛圍。最新穎的是，這幅畫中的父親與母親看似為身為父親與母親有意識的喜悅。他們不再是神聖的天神、聖人，或是王室，而更像浸泡在為人父母的喜悅中的普羅大眾。 但是這些歡樂家庭與慈母的形象在十八世紀並不流行，這些形象只流傳于這些畫家的畫中，鮮少能成為現實，更別說是可以被大眾接受的理想。這些形象比較像是一個新型的概念，挑戰傳統對家庭的態度與文化。 傳統來說，「家庭」可以被解釋成「繼承」，繼承者透過先人的往生來得取土地權與房產，更重要的是家族的名字。婚姻是一個介於兩位一家之主（不論是國王或富有的農民）之間的合法契約。它物化了雙方家庭，並將新娘許配給她的丈夫。 對於那些沒有財產可被物化的低階層農民而言，他們就無法合法的結婚。甚至在有產階層的人來說，也只有少許人合法結婚，這些人也並未被徵詢過自己的意見。在傳統的社會裡，只有長子被指望合法性的結婚，因為只又他有合法的繼承權。而至於女兒，唯有在家庭中沒有雄性繼承人，或是會因婚姻而受到好處的狀況下才會結婚，因為她們的出嫁需要花費一大筆的嫁妝。 由此可看出，傳統文化的婚姻鮮少是建於個體的喜悅上的。站在傳統的角度上來說，啓蒙運動以前的家庭是沒有仁父慈母的。在一個貴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直到十歲之前都是由鄉間的乳母帶大，然後又被親生父母送到寄宿學院求學，在成長的過程中，雙親鮮少會跟孩子有教流，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只是用來傳成家族名字的繼承者。 新的家庭概念發起于十八世紀初，當時法國的眾多學者指出傳統的教養方式對日後孩子的成長發展會有需多負面的影響。這些先鋒的學者深信，孩子必須要在受關愛的環境下成長，由於孩子並不能有條有理的分辨事情，高壓式的父權教育只會對他們造成心靈上的陰影。而如果是用關愛的角度去教導孩子，孩子會對事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他們會有同理心的去看待事物，如果他們受到父母的關愛。這些啓蒙的學者們建議父母將孩子看為他們愛的象徵，不再只是繼承的工具。學者們甚至發誓，如果父母能提供孩子一個情感健全的環境，他們必會有豐富的回報。 這項顛覆傳統的學論被啓蒙運動的知識份子大力推廣。除了弗拉戈納爾和熱魯滋外，其他的畫家們也紛紛將仁父慈母的主題放到他們的畫中。其中一位是艾蒂安・奧布里（Etienne Aubry）。 在熱魯滋之後，奧布里很快的就在1770年代用新家庭主題的畫征服巴黎沙龍。在他繪製的<父愛>（The Fatherly Love）中，我們可以看到喜悅的父親即將擁抱他的孩子，他自己的夫人與父親在一旁觀看著這個天倫之樂的時刻。就像熱魯滋一樣，奧布里的畫也有強烈的道德意識。 新家庭比舊家庭更親密，這也對成人造成了許多精神上的幫助。人們開始學習將公共與私人生活分開，這是與以往不同的。由於舊家庭制度並沒有將孩子視為愛的象徵，多數人的家庭觀與事業結合在一起。父親便是家庭中的上司，其餘的他人都是這個「工廠」的員工，必須努力地為他們的存在賣力。但是新家庭觀並沒有這種思想，它將家庭這個空間是為和諧的天堂，一個親密的歸屬，溫暖與私人的避風港。 家中掌權的雖是父親，但是雙親的和諧必然重要，因為女性需要負責提供家中成員母愛，她是愛的源頭，喜悅的根源。在許多洛可可風格的畫中，女性都被描述成農家女子，在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中相夫教子。 啓蒙運動的學者指出，女性必須受到最起碼的教育，而在這些教育中，她們必須要被傳遞母愛的美德，因為這是她們存在最大的目標，那就是她們天生那慈愛的本能。一位好的貴族女子必須想要全心全意地為丈夫與孩子付出，將她的一切都奉獻給一家之主的丈夫與褓抱提攜的孩子。母愛所帶給女性的喜悅很快地成為的文學上的一種時尚，有一名作家更寫道：懷孕中的女人常常感到焦躁，但是孕期應該是女人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 再讓我們重新檢視一下弗拉戈納爾的<母愛的喜悅>，這幅充滿柔光與和諧的田園畫中，農婦推著嬰兒推車，背上繫著剛剛採集回來的野花，捲起農襯的袖子，臉上散發的絲毫不是倦怠之意，只有無比的滿足與溫暖，彷彿她正是為如此勤勞又忙碌的生活所生。而那位在推車中嬉笑的女嬰只被一匹柔軟的白佈包覆著，沒有束縛的盡情嬉笑著。種種一切都是如此的安寧平靜。 此畫完完全全的描述了洛可風格的時尚女性，畫中強烈的道德意識對於在啓蒙後出身的我們一目了然－那位以貢獻給家庭為榮的好母親，家庭中的溫暖，全女性的典範。但是對於當時的女性，這是她們必須要接納的新思想。 更多故事： 【冷知識週刊】第十六號：倫敦地鐵路線圖的奧祕 2015-05-24 09:46:25 1 重回1920年代的臺灣，大家一起變裝遊行 2014-10-17 20:00:57 1 美國人如何看清朝──歐立德的《乾隆帝》 2014-08-25 13:28:28 1 【冷知識週刊】第二號：Godiva傳奇 2015-02-14 01:05:13 1 民主如何在土耳其開花？ 2014-10-04 21:2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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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位爭奪戰】（二）東西羅馬的完美結合？
上集：【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位爭奪戰】（一） 神聖羅馬帝國的誕生──奧圖王朝 話說東法蘭克帝國的奧圖一世事業有成，升級為了神聖羅馬帝國的奧圖大帝，跟他父親一樣，他也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繼承王位。早在961年，在義大利加冕之前，他就讓自己與阿德海德的兒子、當時才五歲的奧圖二世，被選中並加冕為副王(MitKönig)，以確保他能順利得到王位。這招他是跟卡爾大帝學的，當年卡爾也是讓他的兒子路得維西加冕為副皇帝，以確立繼承權。（其實追本溯源，這種保證繼位者的方式，是當年東羅馬帝國的人發明的。） 奧圖沒有很自嗨地覺得自己在西方稱帝就好、不用理東羅馬──也就是拜占庭帝國。事實上，雖然拜占庭帝國在遙遠的康士坦丁堡，但在南義大利也有勢力，也常因為領土問題跟義大利與神聖羅馬帝國交戰。 為了得到拜占庭帝國的認可，奧圖一直積極的與之接洽，正如他靠著娶阿德海德得到義大利一樣，他希望他的繼承人奧圖二世，能夠與拜占庭的公主成婚。 跳轉一下鏡頭到拜占庭，當時拜占庭皇帝是尼可弗斯二世(Nikephoros II. )。尼可弗斯是個篡位者，透過與前皇后泰歐芳諾(Theophano)的婚姻得到帝位合法性。不過皇后有三個拖油瓶，分別是巴西雷歐斯(Basileious)、康士坦丁(Konstantin)、安娜(Anne)。這三位都是流有正統拜占庭皇帝血統「紫袍加身」王子公主。其中的安娜，應該就是奧圖心目中首要的求婚目標。 名詞解釋一下「紫袍加身」─ Porphyrogenese，紫紅色是拜占庭皇室專用的顏色。但並不是每個拜占庭王子公主都可以叫Porphyrogenese。只有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宮的「紫宮」(Porphyra)出生的王子公主可以用這個稱號，是非常尊貴的。 當奧圖前來接洽時，拜占庭的人們覺得：汝等北方蠻族想的美，我們的康士坦丁大帝說過，羅馬帝國的子女不能跟外族人結婚。(雖然後來安娜嫁到俄羅斯去了……) 然而這個情勢卻在969年急速轉變。因為皇帝尼可弗斯二世被暗殺了，新皇帝約翰一世(Johannes l. Tsimiskes) 上位之後，遂改變立場，接受了奧圖王朝的求婚。只是約翰一世送來的新娘不是紫袍加身的安娜，而是他自己的姪女──泰歐芳諾(Theophano)。 約翰並不是看不起奧圖，而是出於非常現實的政治考量，安娜畢竟不是約翰的血親，靠著政治鬥爭上台的他，或許想要避免安娜與其所屬的馬其頓王朝，趁機與這個西方新起的帝國聯合。可惜他自己沒有女兒，只好把腦筋動到姪女身上。 說到這位泰歐芳諾，她的祖父也曾經是位拜占庭皇帝，文獻對她的記載是有著異國的美貌，受過良好教育、喜歡絲綢與珠寶等等的奢侈品，雖然不是『紫袍加身』的公主，也是位出身相當高貴的女性，絕對不是隨便找個宮女來充數的。 雖然如此，神聖羅馬帝國方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甚至有聲音說應該把她送回去。但是奧圖父子可能覺得有總比沒有好。 972年，年僅12歲的泰歐芳諾與16歲的奧圖二世成婚。她的嫁妝除了南義的領地，還有許多拜占庭的工匠與畫家，伴隨她一同來到神聖羅馬帝國，因此將拜占庭的藝術風格與工藝技術帶入了神聖羅馬帝國。 透過這種方式，拜占庭帝國可以說間接承認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與自己對等的地位。 不過後來奧圖二世英年早逝。在義大利去世的他，是唯一一個葬在羅馬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跟他父親一樣，奧圖二世讓他與泰歐芳諾的兒子奧圖三世早早被選中並加冕。他的死訊傳回德國時，奧圖三世才剛加冕完，年幼的國王，由母親與祖母阿德海德攝政，直到他能自主。 身為神聖羅馬帝國第一個世襲王朝，奧圖王朝總共連莊了五次，最後一任奧圖王朝皇帝亨里希二世，雖然不是奧圖大帝的直系後代，卻也是亨里希一世的曾孫。在奧圖三世無子去世、也沒有指定繼承人的情況下，將近30歲已經相當成熟受過良好教育的亨里希，獲得了參選國王的機會。 當時的競爭者還有巴伐利亞的亨里希、史瓦本的赫曼(Hermann)、邁森邊境伯爵艾克哈特(Ekkehard)。血源在這裡並沒有幫到亨里希太多，要在選舉中獲得勝出還是要靠人緣跟實力。 後來，亨里希二世與其妻古妮歌德(Kunigunde)締結了神聖無子婚姻，也就是沒有子女卻維持婚姻狀態，最後雖然因此雙雙封聖，但也結束了奧圖王朝將近百年的霸業。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位因而落入薩里爾王朝手中。 總觀東法蘭克與神聖羅馬帝國到目前為止的發展，奧圖王朝雖然是血源世襲王朝，但還是維持選舉的形式來確定繼位者，不論是不是自由選舉或是只有一個候選人，國王必定事先被選中之後，才加冕塗油，如此才是完整合法的流程。因為透過選舉達成諸侯共識，所以在權力轉移時能夠相對和平。雖然這麼說，但國王選舉只由德國的貴族們決定，義大利雖然被包含在王國領域之內，卻只能接受德國選出來的國王，因此當地常有叛亂與戰爭。 不過，德意志羅馬帝國的國王（皇帝）並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只是個橡皮圖章、由諸侯操縱。相反的，只有強大到能夠得到所有諸侯認可的國王，才能夠真正坐穩王位。奧圖王朝之後的薩里爾王朝、再到斯陶芬王朝，大抵都是照著選舉制度，雖然偶有對立國王的出現，但最終大都能分出個勝負，直到1198年……(待續) 更多故事： 【神聖羅馬帝國的王位爭奪戰】（一）神聖羅馬帝國的誕生──奧圖王朝 2015-06-18 21:00:56 1 為什麼罷免這麼難？──情人節前的臺灣罷免小史 2015-02-12 20:38:11 1 【臺灣吧EP7】吃飯還是吃麵好？──你不知道的臺灣飲食史 2015-05-07 15:57:59 1 台灣崎嶇民主路：一個追尋理想的故事（三） 2014-07-19 00:16:57 1 有故事的昭和時代建築（二）：坂出人工土地 2015-02-03 10:03:13 1 課綱微調不是一個爭議，而是一連串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到底要教給下一代怎樣的歷史？ 2015-04-22 17:20:17 1 【麻瓜的語言故事】當朝鮮人遇見漢字──「吏讀」的誕生 2015-04-15 18:44: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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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主權移交的前夕，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香港社會於彭定康時代急劇改變。六四慘案後，香港人本土抗共之意識日趨明顯。這種抗衡中共野蠻霸權之文化想像，縱要面對日趨猖狂的自我審查，卻仍可見於當時的文化產品。電視廣播公司於1992年播放《大時代》，被譽為「港劇之王」，當中的想像卻能反映香港人之自我觀感。 《大時代》的主角們，是象徵着香港的方家。劉松仁飾演方進新憑自力白手興家，並於1970年代打破英商壟斷，籌設華人股票交易所。這是對1970年代之集體想像：當時華資崛起，憑勞力享發展成果，並開始跟西方人平起平坐。 故事中的歹角，是方進新家傭之子丁蟹（鄭少秋飾）。此人脾氣差而喜用暴力，又愛以歪理為自己開脫，而這正是香港人對常訴諸中國國族主義的中共之印象。丁蟹先指方進新橫刀奪愛而把他打成白癡，之後又因方堅持提告而把他打死，然後潛逃臺灣。方家自此一貧如洗。 故事然後轉到1980年代。此時丁蟹的四個兒子成為隻手遮天的黑幫，值得留意的是當中有一位醫生和一位律師，也許是要暗諷投共的專業人士。他們將丁蟹接回香港後，雖然方家告上法庭令丁蟹入獄，但丁氏一族收買化驗所醫生，使他能以健康理由出獄。丁氏之後將方家滅門，唯獨由劉青雲飾演的方展博能倖存。這也許是暗示香港人於六四慘案後的倖存者情意結。 方展博之後逃亡到臺灣，在那裏他發現自己遺傳父親的投資本能，逐漸累積財富。在當時香港文化想像中，國民政府治下的臺灣為反共之標誌，也許這是暗指香港人的反共抗爭。（丁蟹雖亦潛逃臺灣，但他於當地得罪有權勢者，是以臺灣對這位中共之化身來說只是座大監牢。） 最終方展博與丁蟹於股壇上對決，丁氏一族於「大奇蹟日」破產，丁蟹的四位兒子不是跳樓自盡，就是被丁從天台擲下，唯獨丁蟹自己自殺不成，並再度被囚。這反映了香港人對時局之盼望：縱然中共強勢而橫蠻，但香港人昔日既能努力白手興家，今日亦能自力抗爭彰顯公義（馬傑偉 1996）。 在1990年代英中兩國爭拗期間，香港人產生於大國狹縫中抗爭求存的自立意識。就如文學教授周蕾所言，一些香港人認為： 要穿梭周旋於中、英這兩個侵略者之間，努力尋求自我的空間，而不要淪為英國殖民主義或中國威權主義的區區玩偶……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展。（周蕾 1995） 香港終於有人意識到中國為侵略者，而不是所謂的「祖國」。雖然大部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尚未敢像周蕾那樣，向中共之侵略直斥其非，但抗中保港的意識已深植香港人腦海。 不過，部分左翼評論未有洞悉到中共的帝國主義侵略，反倒指經濟水平較高的香港人趁港中經濟融合之勢，到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孔誥烽 1997b）。 當時到中國投資工作的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常將「北上掘金」掛在嘴邊，而在中國的香港人社群亦有「廣東香港化」之想像。香港商人因中國工資較低，而極權體系又不容勞工發起抗爭，便盡情利用廉價並無法議價的勞動力牟取暴利。他們得到中共政權縱容，公然違反勞工、消防和環保的法例，令港資工廠成為赤裸剝削中國勞工的血汗工廠。 在這些工廠裏工作的，多是在戶籍制度下缺乏法定保障的農民工，倘若是女工的話，亦要同時面對父權主義的壓逼（Pun 2005）。港資公司的東主及管理層在中國的香港人圈子延續香港生活模式，其實是藉經濟優勢建立文化霸權。 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這種現象，視為香港對中國的經濟殖民。我們不能忽略這些香港商人與中共政權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若然沒有政權首肯，沒有外資能獨力於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更遑論要剝削他人。香港商人與中共結盟，反對民主政制而支持中共之威權，中共才會縱容港商的種種惡行，並以優惠政策作為政治酬勞。港商得到之特權和暴利，是以犧牲普羅香港人的民主權利與自主權換來的。將「北進殖民」歸咎於香港整體，顯然是張冠李戴，是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錯誤論斷。 於開放改革後港中經濟融合中得益的，主要是有能力跨越國界投資的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工商專業人士。他們有的還是於1970年代末之後來港而不肯融入香港社會的中國移民（Siu 1996）。基層香港人非但未能受惠，還因為工業北移而加入失業大軍。單在1980年代，香港就已流失掉60萬個職位（Ngo and Lau 1996）。 雖然香港於1995年的失業率名義上只有3.5%，但開工不足的情況極為普遍，有研究指若考慮這一因素，香港的實際失業率應達13%（Chiu 1996）。雖然中產多不愁失業，但熱錢的流入卻令樓價攀升，單在1992至1993年度就升了三成。香港出現了一批既無資格申請公共房屋，但又負擔不起私人屋宇的「夾心階層」（So 1999）。而樓價非理性暴漲，亦令香港經濟隨時受到泡沫爆破之威脅。 「貧賤不能移」的香港民眾，是商共勾結合謀之中國帝國主義的受害人，絕非對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的加害者。 不過，香港人經歷過持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令他們對上向社會流動存在幻想，對滴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深信不移，相信只要憑着個人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無憂的中產。即使他們受到壓逼，亦因存在改善生活的盼望，而抱有保守的心態。呂大樂將這稱為「後衛政治」（Rearguard Politics）的心態：縱然他們心底希望能得享民主權利，卻又不肯為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付出太多（Lui 2003）。這又可從關於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民意調查中反映出來：支持改革的受訪者，只比反對者略多，而支持度亦時起時跌（Sing 2004）。 此時香港社會亦出現兩極分化之勢。資產階級與工商專業人士受惠於港中經濟融合，多相信經濟利益比政治權利重要，是親商派及媚共派政客的支持者。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傾向本土自治與民主政制的普羅民眾。在主權移交前夕，這群民主派的潛在支持者仍對上向流動及滴漏經濟存有顛倒夢想，亦因而未有作太大的反抗。不過，英國撤退後，這兩個活在同一個城邦內的平行時空，將因政治和經濟的劇變而碰撞，造成主權移交後的社會矛盾。 1997年6月30日下午，彭定康永遠地離開港督府，在英國國旗降下後，按傳統繞行三圈才依依不捨地離去。中國軍隊於晚上9時侵進香港，並佔據原先由英軍駐守的各大軍營。主權移交儀式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進行，在各國政要見證下，會場中的英國國旗於凌晨12時前徐徐降下，而五星紅旗則在踏進7月1日那一刻升起。 儀式過後，英國首相貝里雅（Tony Blair）與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查理斯（Prince Charles）到啟德機場搭乘飛機返國。彭定康則從海路離開，踏上不列顛尼亞號（HMY Britannia）後，回頭用那哭紅了的雙眼回望香港。那夜下起滂沱大雨，似要為香港淪落為極權中國的殖民地而哀哭。香港市面有不少所謂「慶祝回歸」的活動，但參與的市民只是為慶祝而慶祝。他們對未來多持觀望態度，在這悲傷的夜晚，就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民主派的立法局議員於晚上站在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除了少數民協成員，他們到12時就不再是香港人的代議士。他們向市民發表演說，矢言將會於1998年選舉後重返議會，繼續從事議會抗爭。而本為非法議會的「臨立會」，於12時後亦水鬼升城隍，將以前種種限制香港人自由與民權的決議變成正式的法律。原先已經局部民主化、局部去殖民化的香港，淪為被中共再殖民的威權主義殖民地。 但是易幟容易，要統治香港，卻遠比這個困難得多。在彭定康管治那近五年歲月，香港人已習慣了局部民主化且強調問責的政治。他們對政府的期望，比1980年代增加了不少（Lee 1999）。1997年7月1日開始執政的特區政府，其成立過程卻是一直在迴避民主問責。這個服膺威權主義的傀儡政權，能滿足到香港人與時並進的期望嗎？（待續） 本文選自圓桌文化《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出版社專頁：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2292 作者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history ＊引用書目： 馬傑偉（1996）。《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 周蕾（1995）。《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孔誥烽（1997）。〈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un, Ngai (2005). M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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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紅茶的代價：英國人與茶的纏綿情史（二）
上一篇：〈一杯紅茶的代價：英國人與茶的纏綿情史〉（一） 馬戞爾尼使節團的科學調查 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英國人為了掌握茶葉利益，開始思考移植茶樹。事實上在十八世紀末，英國對茶葉的消費量大增，就算是窮人，每星期也得消費一兩半到二兩的茶葉。為了確保茶葉貿易無中斷之虞，東印度公司派遣馬戞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等人，以替乾隆皇帝祝壽之名，意圖扭轉英國人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且希望中國能廢除廣州體制，開放更多港口通商，派駐雙方使節，並提供一些地區讓英國商人居住。 擔任使節團秘書的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很明確地表示，英國人之所以要派遣使節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為了茶。十八世紀初時，東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葉不過五萬磅，才不到一百年，每年約銷售兩千萬磅，足足多了四百倍。儘管英國開始設法在印度一些氣候較適宜的地方種植茶樹，可是為了避免自己種植失敗，最好的情況還是改善中英兩國之間的關係。 馬戞爾尼使節團的主要成員包含了許多對於各式學問相當有研究的人士。馬戞爾尼從小在倫敦學習法律，並且在柏林獲得碩士學位。對於法語、拉丁語和義大利語都相當熟悉。他曾經擔任愛爾蘭事務大臣、加勒比地區、西印度群島總督、馬德拉總督、孟加拉總督。同時他也是愛爾蘭王國的樞密院顧問、白鷹榮譽團騎士、皇家學會會員。秘書斯當東具有雙博士學位，他既是牛津大學的法學博士，也是蒙彼利埃醫學院的醫學博士。他也是皇家學會會員，以及專門研究植物的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會員。 其他更有許多精通科學的成員，例如嫻熟物理、化學及哲學的吉蘭醫生(Hugh Gillan, ?-1798)、具有機械、天文學、數學專長的丁維提博士(James Dinwiddie, 1746-1815)。馬戞爾尼的私人秘書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也同樣熟悉任何以數學為基礎的科學。由於成員多具有科學知識，還讓國務大臣登達斯(Henry Dundas, 1742-1811)調侃馬戞爾尼是不是在率領皇家學會代表團。 一七九二年九月某日，英國朴次茅斯(Portsmouth)港口，聚集了數艘海軍軍艦，驕傲地等待著向遠東航行。使節團分別搭乘海軍軍艦獅子號與商船印度斯坦號(Hindostan)，另外還有三艘二桅船隨行。為了向乾隆祝壽，他們還攜帶了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鐘錶、毛毯、馬車、武器、船隻模型等禮品。艦隊一路上途經葡萄牙的馬德拉島(Madeira)、西班牙的特內里費島(Tenerife)，再經過大西洋，穿越赤道線到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繞回到非洲好望角，經過爪哇島、蘇門答臘、交趾支那(Cochinchine)，於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香港南方的萬山群島附近下錨休息。再轉往天津的大沽口停留，等待官員引見。乾隆皇帝原本派了直隸總督梁肯堂，以及長蘆鹽政徵瑞負責接待。此時乾隆正在熱河行宮避暑，又特令徵瑞護送使節團，前往承德避暑山莊覲見。 繞行了半個地球，馬戛爾尼使節團訪華的主要目的，自然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夠答應開放港口，以利通商。從結果論斷，使節團並沒有達成他們的願望，讓乾隆一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給回絕了。雙方之間的嫌隙，源自於清廷方面要求英使覲見乾隆皇帝時，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可是馬戛爾尼認為彼此平等，如果要他又跪又叩，清廷也得派出與特使同地位官員，向英國國王的畫像行磕頭禮，不然他就只願意跪單腿。 過去我讀到這裡，總是想中國人也太驕傲了吧。然而乾隆是有其驕傲的理由，過去數百年以來都是鄰近小國前來朝貢，不管是朝鮮、日本、安南，甚至是葡萄牙人都得遵循朝貢制度。乾隆不會知道世界局勢變化迅速，華夷之分已經開始轉變為邊界分明的民族國家。 對於大清帝國而言，使節團的來訪，不過就是多了一個朝貢的國家，在名單上寫了「英吉利」三個字。在當時的《皇清四裔考》裡，僅形容英國是「國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蘭，紅毛番種也」。乾隆壓根就沒把英國當一回事，更不會知道，僅僅不到一甲子的時光，他的雄偉帝國的城牆就要讓此紅毛番種的炮艦摧毀。 馬戞爾尼使節團的通商目的失敗了，不過若從科學調查的角度上看，此次行程不失為一次成功的調查活動。過去對於馬戞爾尼使節團的歷史研究，偏重在禮節紛爭、使節團目的、東西文化衝擊、翻譯問題等方面，比較少著重在使節團的科學考察上頭。學者常修銘認為十八世紀興起的英法新海權國家奠基於資訊征服，基礎就是全球性的科學調查活動，尤其以博物學為主。使節團在中國的調查進一步納入知識體系之中，此外，西方人收集的域外知識具有累積循環(cycles of accumulation)的特性，也讓中國與西方的分歧加深。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中英鴉片戰爭中，中國不只是單純敗在戰場上的廝殺，更是輸給了西方人收集知識的能力。[1] 事實上就如之前所述，使節團的科學性質相當明顯。還記得上一篇文章提到的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嗎？他為了此次馬戛爾尼使節團，提供了不少科學建議，他也認為使節團此行目的是為了增進科學的進步。馬戞爾尼一行人沿途上的觀察書寫，並且蒐集各類動植物，包括了中國昆蟲標本，都為日後歐洲人認識中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馬戛爾尼使節團希望調查中國的人文風情、土壤氣候、器具製作，以及一切的動植物，他們想更精確地評估中華帝國的真正實力。使節團一路上採集了不少植物標本，例如紫羅蘭、山楂、金魚草、木犀、鳳尾草、龍牙草、甘蔗等。此外，英國人對於中國蠶絲比較白淨，而義大利生產的就略顯微黃感到疑惑。因此也採集了桑樹標本，可惜因為保存不佳，在回國前就已經枯萎，無法分析中國蠶的飲食情況。 儘管使節團此行蒐集了不少植物標本，然而裡頭並沒有專業的博物學者，身為博物學業餘愛好者的團員斯當東，為此感到有些遺憾，因為這樣的旅行可以提供博物學者親身觀察研究。雖然沒有博物學者，不過也是有兩位從事植物栽培工作的人加入使節團，一位是由公家雇用的園丁，名叫斯特那克(David Stronach)，另一個名為賀克斯登(Haxton)，則由斯當東本人雇用。在使節團留下的記錄中，雖然有見到他們採集的記錄，不過並沒有特別深度描寫活動內容，只能從吉光片羽中抓取資訊。例如隨團畫家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在通州往北京這段路程中，表示兩位園丁放棄乘坐馬車，改騎馬以方便離隊採集植物。單單是在河北省，就收集了一百二十種植物。 蒐集植物標本固然是為了學術目的，然而更重要的因素為商業利益，尤其是茶葉，甚至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調查項目當中列為優先。董事會主席百靈(Francis Baring, 1740-1810)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寫信給馬戞爾尼，表示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已經為此寫了關於茶葉貿易與孟加拉耕作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討論了運送時的箱子與土壤、以及如何為植物灑水等程序。事實上，班克斯的確對此次活動相當感興趣，他甚至在同年一月二十二日時，就寫了一封信給馬戞爾尼，信中感嘆仍無法理解中國茶葉的化學製造過程。 使節團對於茶樹調查的描寫不多，根據馬戞爾尼的記錄，當他們經過浙江與江西交界時，見四周種滿各類作物，在兩廣總督長麟的默許下，馬戞爾尼派人收購茶樹幼苗，希望未來能夠建立印度茶業。馬戞爾尼的私人秘書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也有同樣記載，在江西時當地的官員任由他們採集博物學相關物品，例如植物、化石等，其中包括了茶樹。這些連同底下土壤一起採集的茶樹，將送至孟加拉培育。巴羅相信這些茶樹可以在那兒生長得很好。他們採集的茶樹原本是生長在緯度二十八度的地方，大約今天浙江省一帶。據說當地夏天十分熾熱，而冬天又極度寒冷。 斯當東在這次的旅程中，則記錄了許多關於中國植物的資訊，包括植物種類、農業種植方法。每經過一個地區就會蒐集當地植物。使節團從杭州到舟山的路途中，考察了茶樹種植，斯當東表示茶葉的質量主要依靠土壤、採茶的時期和焙製方法。茶樹需要成行地種，每行間隔四英呎，地上不能有一點雜草，且多半種植在山上。最大最老的葉子最不值錢，這種茶葉是下等社會人士的飲料，採下後不必加工還有一點新鮮茶葉的味道，但是不久後就沒味道了。上等茶葉就能夠保存很長一段時間。嫩葉採下來後，必須經過繁複的手續，首先由採茶婦女用手指把每片葉子捲成還沒舒展開的樣子，然後放在極薄的瓦片或鐵片上。將這些瓦片與鐵片放在火上烤，讓茶葉水分烤乾。 馬戞爾尼到了廣東後，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東印度公司主席，表示已經得到長麟總督的同意，取得一些茶樹幼苗，以及可增加香氣的花片。他並且在信中提及基得上校(Robert Kyd, 1746-1793)，他在一七八七年印度加爾各答附近成立植物園，用以實驗如何引進外來植物。基得上校表示適宜種茶的地方，就在孟加拉的朗布爾(Rangpur)。因此馬戞爾尼把茶樹、烏桕、漆樹等幼苗交給科學家丁維提博士照顧，以最快的速度送至孟加拉總督修爾(John Shore, 1751-1834)那兒去，希望能夠種植在植物園裡。 目前不太清楚使節團採集的茶樹存活情況如何，據說後來有一些在運送過程中遺失了。當然在此之前，1780年即有少數中國茶籽從廣州運至加爾各答，一部分送至印度東北的不丹(Bhutan)，其餘的則在加爾各答私人植物園裡栽種。無論如何，這些茶樹都只是實驗性質，並沒有進一步地發展，加上英國東印度公司還沒打算在印度開闢茶園，這件事只好擱置下來，直到1815年後，英國人陸續在阿薩姆發現印度原生茶樹，才又燃起建立茶園的慾望。 待續 —– [1] 對馬戛爾尼使節團的科學調查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常修銘的碩士論文《馬戛爾尼使節團的科學任務－以禮品展示與科學調查為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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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裡的歷史角落：答謝人家倒茶，為什麼要用手指敲桌？
進到中菜館子或港式茶樓，跑不掉要先上一壺茶來潤潤喉。而你或許看過這樣的場景，同時也曾為這件事情感到疑惑：為什麼我們給許多長輩倒茶斟酒的時候，他們總是會用手指敲桌，來表示謝意咧？ 網路時代，任何疑難雜症，拜請Google大神總能快速求解，而有求必應的大神，通常也不會讓我們失望。像是用手叩桌子的這個問題，只要隨便打兩個關鍵字「飲茶」、「敲桌」，洋洋灑灑便有幾十頁搜尋結果候在那兒了。 而如果你也曾上網找過這件事情的答案，你應該會發現：叩手禮的由來，每個網頁給的解答，幾乎都長得差不多。故事大抵是這麼說的： 傳說乾隆下江南的時候，某次跟他的一眾臣子換上了便服，低調地出訪民間，君臣一行就這麼進到了餐館吃飯。這些個朝廷命官跟皇帝同桌，本已是惶恐萬分。沒想到乾隆爺興致一來，竟執了茶壺，給他的一眾愛卿斟起了茶。 乾隆的動作一派輕鬆，可他的臣子們全都嚇破了膽──萬歲爺親自給你倒茶啊啊啊～～～這種有逆倫常、折壽折到下輩子去的事情，大夥兒可萬萬受不起，卻又不好在外頭集體下跪、謝主隆恩，免得暴露了皇上行蹤。眼看著皇帝老爺拿著茶壺，一杯斟過一杯，臣子們雖然唯唯稱謝，卻全都嚇到冷汗直流，膀胱酸軟，大夥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沒個主意。 這時候，一個大臣的腦袋上頭亮起了燈泡。只見乾隆的茶壺指向他的茶杯時，他老兄忽然就用食中二指，敲了幾下桌子。其餘同僚有領會到意思的，也紛紛仿效他的辦法。於是一夥人在餐桌上叩叩叩叩，敲得響亮，卻把一個萬歲爺也給敲糊塗了。 事後，乾隆皇帝才明白過來，原來這些傢伙是用手指在給他行禮：兩根手指是下跪的意思，敲桌則是「叩手」，也就是「叩首」──挖靠，虧你想得出來！在古代當官，真是一門講求機靈的學問啊！ 一、 上面這個故事有多種變體，情節各有巧妙不同。比如說乾隆爺到底去了什麼地方、他為什麼要幫人家倒茶、跟他同桌吃飯的人是太監或者知府、敲桌的手指是哪幾根、桌子要敲幾下……等等。見多了其實也就不奇怪，像這樣的民間傳說，總是會隨著時間過去，不斷地自我變化。 不過，所有這些故事的結尾，倒是差不了多少──由於「叩手禮」的點子實在是太有創意了，這個辦法於是在中國南方流行開來，成了尋常百姓的茶桌禮儀。在網路上，不管我們怎麼翻查「叩手禮」的源起，答案幾乎全都指向這個「乾隆下江南」的有趣故事──好啦，該說的都說完了，收工回家洗洗睡囉！電影裡的歷史角落，咱們下～次～再～～～～～ ──等一下！你不覺得哪裡怪怪的嗎？ 是的！相信各位金田一與柯南都已經突破了盲點：既然「叩手禮」的用意是在給皇上保密，那這事兒為什麼又會流傳到民間去咧？這意思不就是說，當那些大臣們給乾隆敲桌子的時候，旁邊的小老百姓根本都知道這群人的來頭跟底細嗎？那樣的話，萬歲爺還微服出巡個屁啊！ 再說吧，故事裡面的江南民眾，學習這種禮儀的動機，好像也頗為奇怪：用手敲桌如果代表了跪拜大禮，那大家跪來跪去是幹什麼來著？沒事幹嘛要把給你倒茶的傢伙認作皇上咧？這等顛倒倫常的事情，不會引來議論或恐慌嗎？仔細想想，這道理好像是講不大通啊！ 而且啊，上述「叩手禮」的解釋既然源出於一個民間傳說，它的可信度自然也跟這些傳說同樣地撲朔迷離。進一步來看，這整個故事的基礎，其實建立在乾隆的「微服出巡」上頭。這樣說來，我們首先應該確定的是：乾隆真的在南巡期間，幹過「微服出巡」這樣的事情嗎？ 答案是不知道（被揍）……等一下！搞歷史研究又不是在觀落陰，我們怎麼知道古人是哪一天摳了鼻屎放了屁。要是乾隆爺真的想跟平民百姓一樣去逛Costco或湯姆熊，並且為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理由，動用權力把這些活動的紀錄給刪得一乾二淨（實際上他們也很可能有這麼做的空間）[1]，那麼除非發明了時光機，我們恐怕永遠沒法知道史冊背後，被皇帝完美掩蓋的那些事情。 雖然如此，歷史研究的硬道理，仍舊是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從現有的各種證據來看，乾隆曾經易服出訪民間的可能性，並不是很高。你知道：乾隆的官方日記（亦即所謂的「起居注」）以及有關的檔案紀錄，在歷朝歷代的皇帝裡面，算是保存得相當完整的。但在所有這些史料當中，我們實在沒法找到他曾經「微服出巡」的任何記載。 官方的資料不見紀錄，倒也不等於沒有這件事。舉個例子：被許多史家認為確曾微服招ㄐ……不對，微服出巡的同治皇帝，雖然在官修史書與檔案紀錄裡面找不到他易服出訪民間的描述，但同治朝的大臣卻曾談到他因為「微行」而被勸諫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同治的微服故事，至少有明確的線索可循，但乾隆「微服出巡」的傳說，卻沒法找到任何佐證。所以，我們也很難將這樣的傳聞，採認為信實的歷史。 再者，民間傳說雖然可能反映出不同面向的歷史事實，但有些故事本身的可信度實在是很低。如果這些傳說還牽涉到乾隆皇帝，那可信度更是低到破表──這是因為有關乾隆的鄉野奇譚多到一個爆炸，幾十年前甚至還有人把這些素材蒐集起來，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就叫《乾隆的傳說》。在這本書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乾隆微服出巡的各種唬爛事蹟，包括： 打扮成進京赴試的考生，試卷被評選為該屆全國聯考第四名，乾隆因為沒有考第一名而覺得崩潰，回宮以後竟還跑去給主考官找麻煩。 打扮成田僑仔跑進民間當鋪，結果被人家敲詐而覺得崩潰，乾隆回宮以後惱羞成怒，竟下令把該當鋪老闆給宰了。 打扮成畫家、書法家、算命先生、媒人、大色胚……族繁不及備載。 賣鬧啊，把所有這些傳說集合起來，乾隆根本整天都在打混，不管是秋菊打官司還是秋香打唐伯虎，他都能夠參上一咖，還哪來的時間去批奏摺啊？總而言之，許許多多的乾隆故事，都跟鈴木一朗三打數五安打的傳說一樣，很有趣但是很難讓人相信，敬請讀者老爺們謹慎提防。 實際上不只乾隆，清代皇帝「微服出巡」的傳說，真是多到一個不行，有些傳說甚至連改編的事實基礎都找不太到。比方說，從沒來過臺灣的嘉慶，不就硬是被搞出一個「嘉慶君遊台灣」的故事嗎？實際來看，清代剛好趕上了民間文學的發展鼎盛，而康熙、乾隆兩朝的頻繁南巡，又拉近了天子與百姓的物理距離，啟發出各種想像。大概因為這樣，天橋底下的說書人特別喜歡拿萬歲爺的南巡來編故事，也才有了「叩手禮」的奇妙傳說吧！ 二、 好啦，是該回過頭來講「叩手禮」的時候了。既然乾隆皇帝的「微服出巡」傳說不甚可信，那麼，我們又該怎麼解釋這種禮儀的起源呢？ 其實，有些民俗文化學者，曾經給出不一樣的答案。例如中國學者徐杰舜所主編的《漢族民間風俗》就指出：叩手禮應當反映了中國古代飲宴時候的「擊節」習慣。 「擊節」這樣的事情，背過白居易〈琵琶行〉的同學，應該都有點印象：「鈿頭雲篦擊節碎」嘛！長安城的富二代，拿著TIFFANY跟Cartier的髮簪，叮叮噹噹亂敲一通，敲到爛掉也在所不惜，只為了給琵琶女打節拍，這就是「擊節」了。 〈琵琶行〉的「擊節」好像不容易想像，這裡有個生動一點的例子…… 《漢族民間風俗》舉出來的這個理論是說：唐宋時候的飲宴風氣，斟酒一輪就要唱一首歌，聽歌的人們則要給唱歌的人「擊節」助興。啊要是這些酒客沒有自備打拍子的東西（例如「紅牙」，一種檀木做的拍板），那麼用手指頭敲敲桌子，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後來，斟酒就要唱歌的宴飲文化慢慢式微，但「擊節」這個習慣卻被保存了下來，並且同樣用來給人家表示讚賞、感謝，這就是「叩手禮」的由來啦！[2] 這個理論說不說得通呢？這裡，我們可以幫忙找點文獻證據，來給它做點補強與延伸。首先：大儒朱熹的《小學集注》曾經提到，「擊節」在他那個時代，被一些人認為是「擊手指節」，這說明了在宋代，許多人「擊節」的時候，確實是用上了手指頭的。 擊節同時是敲桌子的。在明清兩代的文人文集裡頭，「撫几擊節」（這裡的「撫」跟常說的「撫掌」一樣，都是拍擊的意思）、「拍案擊節」，都是常見的說法。再者，清代有個叫儲大文的文人，還曾明確地將「手指攣曲」與「按拍而擊節」連結在一起。這樣看來，古人用手指「擊節」的樣態，的確有可能相近於我們今天在茶桌上叩手的動作。[3] 現代中文裡面，大家常常說「擊節叫好」，但很少有人在叫好的同時，真的知道該怎麼「擊節」。不過，「擊節」在古代，倒是很常見的舉動。只要高興起來，這些讀書人不管什麼理由都能敲打幾個拍子，藉以表達他們的歡欣愉悅。比方說吧，明代一個叫張緯的文人，文采很不錯，老師看了他的文章，總不免要「擊指節嘆賞」。另一個知識份子叫方應祥，他老兄說有個畫家畫他的肖像，相似度實在一百趴，旁邊的一干人等也都「擊節」讚嘆說「好像啊！」[4]而在文人宴飲時候的詩文唱和，「擊節」更是稀鬆平常的事情，這樣的動作或許成了一種值得效仿的、代表「雅」的文化習慣。後來，餐桌上吟詩唱歌的風氣消褪了，但在這個場合裡面普遍流行的「擊節」習慣，則可能保存了下來，並且被賦予新的意義。 不過，「叩手禮」源自「擊節」的這個理論，大概有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它沒法解釋以手叩桌、答謝人家倒茶斟酒的這個動作，為什麼僅僅流行在中國南方（現在你可能在中國北方也會看到這樣的舉動，但這是後來的流行，實際上更早一點的時候，「叩手禮」被北方人認為是粗俗的行為[5]），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而我們可能不容易證明：「擊節」在早期，也是比較侷限於中國南方的文化習慣。 無論如何，「擊節」之於「叩手禮」的這個解釋，雖然不見得完滿，但總是比糊里糊塗地推到乾隆頭上要好一些。當然，這也不是說真實歷史裡面，乾隆的微服出巡毫無可能，只是在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以前，我們只能先找一個比較有道理的說法，來滿足自身的理性。 敲桌子這檔事，在不同文化裡頭也代表著不同意義。歐美許多地方，”knock on wood”說的是向木頭裡的神靈借個好運，或者在聽聞了不吉利的壞事以後把厄運趕走。著名的美國電視劇集《紙牌屋》裡面，凱文史貝西所飾演的老狐狸法蘭克，也曾經用類似的理由來解釋他敲桌子的動作。[6]另外在德國、奧地利的許多地方，敲桌子則是在演說場合裡面，聽眾向講者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 哪怕是敲敲桌子這樣的小動作，我們日常生活裡任何一種共同的行為或習慣，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必然有成因、有脈絡、有其歷史可尋。並不總是運氣很好的，人們能夠搞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但只要把握一點微小的線索，我們就擁有了一些關於自己的，可以繼續往下說的故事。 茶桌上敲桌子的故事，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電影裡的歷史角……呃根本沒講到電影啊不管啦總之咱們下～次～再～見～～～ —– [1] 乾隆曾公開澄清關於他干涉起居注內容的謠言，但中國學者王紀錄指出：清代帝王對於官方史書的修纂有極大的影響力，從而認為乾隆時候的謠言「無風不起浪」，皇帝的闢謠則是「欲蓋而彌彰」。參見王紀錄，〈帝王‧史館‧官方史學──從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干預看官方史學的特徵〉，《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5，頁138-143。 [2] 徐杰舜主编，《漢族民間風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頁789-790。 [3] 參見［明］顧起元，《遯園漫稿》：「余輒爲撫几而擊節，知其必獲雋去」；［清］李漁，《尺牘初徵》，卷6：「得旅堂手書，撫几擊節，金石皆鳴。」；［清］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卷5。 [4] 參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録》，卷65，〈道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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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元稹的酒
在諸位的國文與歷史課本上，韓柳元白是四尊中唐文學的神主牌，韓愈跟柳宗元這一對不作死就不會死的人被奉上神桌，絕非所願。而元稹這個矯情賤人的文章雖然寫得真他媽好，但賤人就是賤人……至於略有點神經大條的白居易被糊得道貌岸然、高級不堪，實在令老夫深感困惑。 在這四個人裡，老元的情史最為豐富，如果他穿越到現代，應該會在批踢踢男女版被噓爆，然後得封「爛軟男」、「賤男」、「渣男」之類的外號。（如果要說他有什麼忠誠的話，我還覺得他對老白才算是一心一意、矢志不渝咧！） 但是他不是現代人，所以他對遠房表妹崔雙文（一說胡姬曹九九，也就是〈鶯鶯傳〉的女主角）始亂終棄（是的，這個詞就是他發明的）的行為不但沒被公幹，還被用來證明他為了事業捨棄會耽誤他大好前途的美女…….這神邏輯叫老夫聽著拳頭都硬了。 老元進入長安，很快地求得功名、別娶高門，這位賢慧的千金小姐韋叢在婚後只活了六年就去世了。 後來老元寫詩悼念她，大家常讀到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就是用來懷念她，看起來真他媽一往情深深幾許，但事實上是韋叢去世後不久，老元跑去四川工作，就跟成都的名妓薛濤談了一段若有似無的姊弟戀……然後呢？當然就繼續始亂終棄啦！ 而後，老元被貶到南方為官，因為家裡沒有主婦，他的朋友看他可憐，就把一個婢女安仙嬪送給他為妾。在老柳的故事裡，我們已經說過士人不可以娶平民或者賤民為妻，所以老元只是把安仙嬪當工具人，這王八蛋又到處跑不回家或者拿薪水去喝酒，等到某一天，老元回家才知道安仙嬪已經病亡，而她身邊一無長物，老元又他媽的搥胸頓足一番之後，在隔年又娶了一位高門的千金裴淑…….. 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的拳頭都已經跟砂鍋一樣大了……..但是請稍安勿躁，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 老元跟老白老韓一樣，都是孤兒。元媽鄭氏跟柳媽盧氏一樣，都出身五姓家族，但不知為何，這位千金小姐卻嫁給元爸當續絃？在丈夫去世後，元爸早先生的兩個兒子拒絕養活元媽母子三人（元稹還有個同母兄元積），於是元媽帶著兒子回娘家，這悲慘的經歷，當然就是老元從小就不斷想往上爬、想出人頭地的動力，民視都這樣演的～～～ 大概十五歲左右，老元先考了比較簡單的明經科，取得成為公務員的資格後，準備再往更高級、可以補到更好官位的進士和制科前進，此時，原先不理會他的異母兄才讓他回到長安的元家老宅讀書。讀了一陣子，老元又搬出老家，跑去一所道觀中讀書，但蹲了幾年沒成果後，他摸摸鼻子、款款包袱，離開長安去河中府工作，他在河中擔任的官職可能很小，小到有點可恥，所以他後來從不提具體做什麼工作，也在此時與表妹相戀。 而後他再入長安，想考科舉，又失敗，也在此時，他捨棄了表妹。在此之後，老元成功地考了制科，補到了秘書省當校書郎，這個小小的官職雖然不大重要，卻在唐帝國的升官圖中是很好的起點，大概就像你玩大富翁，一開始就擲到六點又抽到好的機會牌可以前進兩倍速那樣。未婚的老元在前輩的引薦下，娶了韋叢，認識了劉禹錫與柳宗元這兩個在當時被認為聰明絕頂的天才，又和他的同年李建結為麻吉。 那年，老元25歲，差不多在此時，老元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他的後半生，這個亦兄亦友的男人，是他詩作最常見的主題、最優先的讀者與最具影響力的啟發者。 這個人就是白居易！ 是的，也就是我們在前三週不斷談到的囉嗦雜唸阿伯：老白！ 老元老白跟李建三個人是同年考上制舉，又同梯在秘書省當官，他們和其他的同年常常一起鬼混，一群才子在一起，當然要喝酒，在酒國之中，他們盡情地玩文學、盡情地編織著對自己前程的大夢。 在後來的人生中，老元無數次想起這段在長安的日子，當時，他有點閒錢、有點才名、有個出身高貴的老婆，有丈人跟前輩們的提拔，有一票哥們，還有一個 像哥哥一樣照顧他的老白，永貞革新的風暴對他的影響不大，雖然他對永貞黨人的理想抱著同情，但反正他還是個小公務員，沒沾到好處也就沒有損失。 後來，他跟老白再次參加制科，這兩個很會考試的傢伙又再次考中，而且被年輕的憲宗皇帝召見，老元抓住了這機會開炮，得到皇帝的賞識，一步步地爬了上去。老白則暫時去外地當官，於是老元在三年朝夕相處後突然感到十分失落： 昔作芸香侶，三載不暫離，逮茲忽相失，旦夕夢魂思…….祇得兩相望，不得長相隨……官家事拘束，安得攜手期。願為雲與雨，會合天之垂。 這…….這…….先生你有事嗎？你真是太基情四射令老夫不得不想歪啊！！！！ 早年的老元有著年輕人的幹勁跟鬥志，卻也有一點靠勢著皇帝與師長前輩，屢屢衝撞了官場的潛規則，於是和老柳一樣，先是被流放到南方的江陵，後來又與老柳、老劉做了同梯，一樣被朝廷召回，然後被丟到四川的通州，前後約七八年。 在貶謫的生涯中，老白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慰藉，大家在課本上讀到的「垂死病中驚坐起」，就是因為得知老白被貶謫到江州。 那是個沒有Line也沒有手機的時代，一封信通常要花上好幾個月，有時候是知道誰要去哪邊，而託人輾轉帶信帶到遠方，有一回，老白在早夏寫成的詩，送到老元手裡，已經是秋末，這嚴重的時間差讓老元非常沮喪。因此，只要得到老白的信，老元的心情總是非常激動： 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 老元並不像老白那麼幸運，老白對於貶謫的人生雖然有時候哀嘆，但他仍能從生活當中找到一點生存的樂趣，對於老元而言，在謫居地思念著老朋友、在旅途中尋找老朋友們的痕跡，幾乎已經是一種病了……他甚至很肉麻地跟老白說： 朝朝寧不食，日日願見君。 由於老元在貶謫期間曾經生了幾次病，老白會寄藥給他，老元收到藥之後很感謝，卻又說： 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銷雪盡意還生。 如果把老元的心情唱成歌，大概就是： 「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顏。 夢想著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見，從此我開始孤單思念。 想你時，你在天邊，想你時，你在眼前。 想你時，你在腦海，想你時，你在心田。」 這種「老白我想你呀～」、「老元別難過，我也天天為你集氣」的對話變成詩，雙方加起來應該有超過一百首以上……. ※※※ 文人總是要喝酒的，快樂的時候喝、不快樂的時候也喝，升官的時候喝、貶官的時候也喝，酒裡寄託著各種情緒，味道相似的酒會喚起當年在長安的快樂，味道不像的酒也提醒著身在帝都之外的事實，高級酒家與宴會上的酒令人想起功名與成就，村裡農家與自斟自飲的酒使人感嘆世態炎涼。 在唐代，還沒有蒸餾的技術，所以不管是水果酒或者榖物酒，都是濁酒，酒的濃度都不是太高，所以唐代那些號稱很能喝的人，我都很想帶點伏特加或高粱給他們，可能一杯就掛了，與其說是在喝酒，或許是在比誰膀胱強可以喝得多～～～～ 老元很愛喝酒，也很常醉酒，當他在中央時與同事們一起去泛舟玩耍時，大家一起喝得茫茫的，心情卻很平靜，靜靜地享受著春天。 由於唐代多是濁酒，不大能久放，所以唐人並不崇尚喝陳年酒，他們喜歡喝新酒。他們也不像我們現代人一樣愛冰的啦！唐人一般喝熱酒，所以在長安的酒家門口通常都會砌一個爐來溫酒，而賣酒的妹妹一邊熱酒一邊叫人客來坐，感覺跟檳榔西施差不多。 但是在家裡要怎麼辦呢？不要擔心，囉嗦的老白連這個都替大家寫好了： 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老白用二十個字描繪了他的冬日小確幸，他搬了個小火爐，找來還沒過濾、還冒著泡泡跟雜質的新酒，裝在火爐上燒呀燒（感覺等下應該烤個魷魚乾），然後跟朋友劉十九說：「我看晚一點要下雪了說～～咩拎一杯謀？」 看到這裡，大家一定會想，那老元被丟出長安後，是不是就不喝酒了呢？ 才怪！愛喝酒的人哪裡都會喝好嗎？老元當然在貶謫地也要喝啊，只是他越喝越愁。 在江陵，到了慶典上群聚喝酒的鄉民們不再說著長安方言，而是一口他聽不懂的南方話，他雖然參加了江陵的划船比賽，卻無法融入，醉酒的歡樂也離他十分遙遠。 去通州，雖然「劍南燒春」在唐帝國是名酒，但是老元無心品嚐四川人精湛的釀造技術，就連濾去雜質的作法對他來說都是不熟悉的，賣酒的妹妹不再是長安城裡的金絲貓，變成穿著奇怪服裝的蜀地阿嬸，這回，他不想融入也不願意融入。 老元是個純粹的北方人，縱然四川是他的偶像杜甫曾經到過的地方，他卻沒能像杜甫那樣理解蜀地豐富的物產，就連喝酒都成了一種折磨。 在老元筆下的蜀地，是一個毒蛇、大蜘蛛跟可怕的小蟲橫行的地獄，通州的官吏們說著像鳥叫的通州土話，而滿山遍野的各種害蟲與炙熱難耐的天氣，簡直是要他老命： 黃泉便是通州郡，漸入深泥漸到州。 這種超級看不起通州的文字，如果放在現代，被鄉民們分享出去，他肯定要被鄉民公幹：「馬的天龍人滾回去長安！」、「不爽不要來啊！」、「看不起通州？我們還看不起你呢！長安俗！」、「來！來來來來！哩來！哩來！！！！來！」、「狗官！派這種人出來，皇帝不用負責嗎？吏部尚書出來面對！」…….等等。 很可惜，我們並沒有看到來自通州視角的文字，我們太習慣閱讀這些天龍人的文字，而常常忽略長安洛陽以外的人們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自己的聲音。 老元亟欲逃離四川，而把希望寄托給身在長安或者其他地方的朋友們，一聽說老白又回到長安、回到過去他們曾經有過歡樂時光的秘書省，他簡直心痛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只能困在都是蚊蟲的可怕環境裡，哭著自己晦暗無光的人生。 當老白再度離開長安到靠海的杭州當官，老元又心痛了，他說自己「一樹梅花數升酒，醉尋江岸哭東風」，哭的不是東風，是不能離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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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是如何把「回歸紀念日」，轉化為周年抗議日？
1997年主權移交的前夕，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高官問責制之實行，無助董建華組成其個人的執政團隊。董在商界的盟友多不欲加入政府，這樣他便未能組成完整的團隊，被逼要重新委任原公務員高官。14位問責高官中，有6位為以前的政務官。商共聯盟能合作抵擋民主，卻無法合作組成能共同執政的執政者同盟（Lau 1999）。 主權移交前，縱然殖民地體制偏重商界，英屬香港政府卻會避免偏向某批特定商人，而只會實行重商政策，然後擔任各商人之間的仲裁者。言下之意，英屬香港政府會雨露均沾地親近整個資產階級，但卻與個別財團保持距離（Ngo 2002）。但主權移交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卻會向個別財團傾斜，激起未能受惠者之不滿。 1999年，特區政府為發展資訊科技業，計劃於薄扶林興建數碼港，並在未經投標的情況下將發展權批予李澤楷新成立的盈科拓展。數碼港附設地產項目，亦即是今日的貝沙灣。盈科拓展在數碼港落成後，會將供資訊科技公司使用的部分轉讓予政府，之後可出售地產項目牟利。這優厚的條件令輿論懷疑這決定是否涉及利益輸送。 盈科拓展是新公司，並非資訊科技界之老手，但其主席李澤楷是李嘉誠之幼子。李嘉誠在1998年，曾公開批評香港投資環境惡化，威脅要從香港撤資。輿論認為董建華與李氏關係特別好，揣測數碼港合約或為回應李嘉誠暗示之特別關照。不論這揣測是否屬實，各大地產商都認為政府偏袒，包括太古及新鴻基等八大地產商亦發表聲明批評（Lo 2001）。 與中共結盟的商界雖然都抗拒民主，但除此以外，他們的利益並不一致。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財團會委任其他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層為非執行董事，這樣的董事交織（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能促成資產階級的內部團結（Useem 1984）。 但是香港華資企業卻都是家族企業，強調家族同時要掌管控股權及管理權，不會輕易讓外人介入董事會運作，與英資公司相比，華資公司董事交織之程度明顯較弱。這樣令華資公司之間傾向互不信任，難以建立互惠合作之企業文化，香港商界亦隨着英資淡出而比以前更難團結（Tsui 2008）。董建華政權向個別財團傾斜之作風，進一步加深商人之間的猜疑，商界於主權移交後亦變成山頭林立之鬆散群體（Lui and Chiu 2009）。 據和記黃埔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憶述，他上任後接到新世界發展的鄭裕彤邀請，希望二人能約時間面談。馬見其東主李嘉誠常與鄭在哥爾夫球場上談笑風生，未有意識到這會引起甚麼問題。但李嘉誠得知此事後，即嚴厲地訓斥馬世民： 對這些人要很小心，他們幾乎和我們一樣聰明。（Studwell 2007） 而中共對商界的統戰，使個別商人皆以為自己可直接向中共遊說，亦令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在1998年至2002年的第九屆中共「人大」香港代表中，有14位是商人，佔所有代表的四成。而在同屆「全國政協」的香港代表中，有近七成即79位為商人。在地區「政協」任職的香港商人，更是不計其數。 不少商人在北平都有非正式的人脈關係，有時他們還會組團北上遊說官員，1998年至2001年間，每年都有九至十團商人遊說團。他們會透過這些渠道，通過北平向特區政府施壓。2000年6月，地產商組團訪問北平反映對香港房屋政策之不滿，不久之後董建華即向記者透露，八萬五政策因久未被提及，已經「不存在」了（Fong 2015）。 互不信任的商界精英爭相向中共表示忠誠，藉此換取其寵信，從而影響特區政府的政策。他們對其他商人以至是政府均看不上眼，造成惡性競爭。 商界覺得可靠中共壓倒對手，就難以團結起來組織執政者同盟。他們不肯與競爭對手同負一軛，便不肯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官員，而在問責制實行後，他們亦進行暗戰。問責制實行後一個月，行政會議成員、來自親商自由黨的田北俊於8月即當眾批評問責局長，指局長亂開政治期票，施政既不與行會討論，亦未獲行會授權。 除了非官守成員與局長間的衝突，問責局長本身皆來自不同背景，既有商人，亦有前公務員及媚共工會成員。他們彼此互不相識，有的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同僚之存在。部分局長亦有政治野心，希望能競逐下屆行政長官，令問責局長間常勾心鬥角（Wong and Wan 2005）。 而問責局長之工作表現亦令人失望。問責制實施後不足一個月，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發表諮詢文件，建議將股價連續30個交易日低於港幣五毫的股票除牌，令市場恐慌性拋售細價股，香港股市於7月26日損失109億港元市值。港交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只得狼狽地放棄相關建議。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成為眾矢之的，雖然港交所與證監會的運作相對獨立，二人均被指監管不力。馬時亨於立法會上指他新上任，是以未有時間細看相關文件，此說令輿論譁然。雖然馬之後就仙股事件九十度鞠躬道歉，但公眾對問責制之信心已受到打擊。 梁錦松於2003年3月5日公佈財政預算案，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但傳媒隨即揭發他曾於1月20日購買新車，有利益衝突之嫌。梁向公眾解釋，他買車是因為妻子伏明霞臨盆在即，希望能換大車接載妻女，而他又因公務忙碌而未察覺出現利益衝突。此說未必能令人信服，但梁仍具有政治觸覺，於3月10日便向董建華提交辭職信，但董建華卻毫不敏感地堅決挽留梁錦松，並指梁情操高尚（Cheung Chor-yung 2005）。這樣令公眾產生問責制不問責之惡劣印象。2002年4月，有38%受訪者期望問責制能促進高官問責，但到次年6月，只有12%受訪者相信問責制達成此一目標（DeGolyer 2005）。 連番施政失當重挫特區政府民望。滿意率減去不滿意率之特區政府滿意度，自1998年起皆為負數，到2002年末跌至-31.2%。港大民調於2002年起開始統計支持行政長官續任之比率，其支持淨值在年底跌至-25.1%。但是低處未算低，特區政府在2002年末繼續挑戰香港底線。 9月24日，特區政府發表《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建議依《基本法》二十三條訂立《國家安全法》，但其建議卻極具爭議。建議中「國家」與「政府」不分。諮詢文件主張立法禁制危害國家安全之言論，以言入罪，危害香港人珍惜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建議亦主張可不經法庭審訊查封被中共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亦授權警方在無搜查令的情況下到私人地方搜證，侵害香港人結社、集會和人身自由。香港被中共併吞，香港人一直不情不願，只是基於五十年不變之承諾而忍氣吞聲，如今特區政府要香港人為中共政權犧牲其一直重視的自由權利，令香港人覺得欺人太甚。 但是相關局長卻只為中共極權體系護短，無視香港人之顧慮。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直言二十三條為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叫香港人無謂逃避。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則要市民放長雙眼，聲言二十三條立法不會損害自由，但她未有提出理據釋疑，只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不會欺騙市民。到2003年2月特區政府再推出諮詢文件，態度強硬地堅持要在立法年度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令香港民憤滔天（Wong and Wan 2005）。 此時另一場危機亦悄悄侵襲香港。在2002年末、2003年初，中國爆發奇怪的肺炎疫情，中國人聽信煲醋可殺菌的流言，爭相走上街買醋。香港人多嘲笑迷信偏方的中國人，豈料一場席捲港中兩地之疫症即將爆發。 2003年2月，一位中國醫生來港參加朋友婚禮，但此時他身上帶着致命的冠狀病毒，並將之傳至酒店其他住客。一些染疫者出現病徵後到公立醫院求醫，令疫症於院內大爆發，大批醫護人士染病。而疫情亦同時在社區擴散，淘大花園E座因排水渠設計，令病毒急速擴散，有逾130位住客染疫。最終政府要將全棟大廈之居民送往鯉魚門度假村及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 威爾斯親王醫院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災區，大批病患、醫護人員、教授及醫學生染疫，形勢危急。醫院管理局行政總監何兆煒到現場視察後亦不幸染病（Abraham 2004）。令香港人擔心的是為何早前中國傳出疫情，但當局一直未有通報。他們亦對香港的檢疫措施未有阻止大爆發而擔憂。 雖然市面人心惶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指非典型肺炎未有在社區擴散。之後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含淚向傳媒披露真相，證實香港已有逾百宗案例，其中有十餘人是在社區受到感染。楊永強被輿論猛烈抨擊，指他隱瞞疫情，理當問責下台。受疫情影響，香港百業蕭條，其中旅遊業、零售業和餐飲業所受打擊尤其嚴重。 香港要到初夏才能控制疫情，於5月24日再無發現新個案。疫潮中有1,755人染疫，299人死亡，死亡率為17%，當中有幾位是殉職醫護人員。隱瞞疫情的楊永強非但未有受罰，還於28日獲任命為調查疫情的專家委員會主席，香港人怨聲載道（Wong and Wan 2005）。 而特區政府亦未有意識到民怨沸騰，竟提前將二十三條立法定於7月9日表決。民主派及社運團體組織民間人權陣線，計劃於7月1日主權移交7週年當日發起遊行抗議。當時民主派卻已處於劣勢，早前未能藉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取得支持。他們於1990年代多次勝選後貪勝不知輸，投入議會政治後疏忽在社區根據地。 「民建聯」等媚共政黨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居中協調（Kwong 2004），得到商界及中共之物質支持，於各社區發放福利、舉辦聯誼活動，並聘請地區助理解決街坊的民生問題。這樣他們便能買到市民的友誼，使市民較易接受媚共派的保守觀點，甚至在選舉時投媚共政黨一票（費臣 2007）。 媚共政黨以資源和人脈，與地區團體建立利益交換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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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原來是這樣】台灣的「歌劇 」─ 胡撇仔戲
講到台灣的本土戲曲，現在大多數人直覺反應八九不離十會說：「歌仔戲」對吧？但是你知道「胡撇仔戲」嗎？什麼又是「胡撇仔戲」呢？ 先說到「歌仔戲」，有一說其實應寫作「歌兒戲」、「歌子戲」，但民間早已約定俗成寫作「歌仔戲」，台語又常簡稱「歌仔」、「歌戲」等等，目前的教育部線上字典亦收錄為「歌仔戲」一詞，顧名思義便是以歌入戲的戲曲演出。然而「歌仔戲」也是融合了台灣民間各種表演形式產生的本土文化，最早期的表演形式跟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樣貌截然不同，不需要專屬搭棚舞台、可以在空地即興演出的形式，俗稱為「落地掃」（˙ㄌㄛ ㄉㄝ ㄙㄠˇ lo̍k-tē-sàu），可以算是雛型，之後才融合了南管、北管等元素，並登上舞台演出，這才逐漸形成了今日我們熟悉的「歌仔戲」表演形式。 這樣我們大致上可以簡單瞭解「落地掃」跟「歌仔戲」，可以說是表演場域的差別、以及不同的表演形式，但可以知道的是，這都是台灣戲曲的精華。然而這樣的表演形式到了日本時代，也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而又有了不一樣的樣貌，當時的「歌仔戲」演出者開始穿著和服、搭配武士刀，逐漸將表演形式推向另一種樣貌，這也就是「胡撇仔戲」的開始。 如此一來，原本融合了台灣在地戲曲元素而成的「歌仔戲」，又進而轉化出另一種名為「胡撇仔戲」的表演形式。 「胡撇仔戲」（ㄏㄛˊ ㄆㄧㄝ ㄚˋ ㄏㄧˇ ôo-phiat-á-hì）又寫作「烏撇仔戲」，語源有此一說為日語發音的オペラ（opera），因為當時的造型和傳統歌仔戲大相逕庭，於是又有一說「胡撇仔戲」是指當時日本時代、相對於正規歌仔戲而言，這種穿著和服的新式演出方式，有「烏白撇撇」、胡亂湊合著演出之意，是故將這種不按正規演出的戲碼命名為「胡撇仔戲」，恰好間接與傳統「歌仔戲」產生了區隔。 這種表演形式，可以說是一種混搭風格的美學，恰好符合台灣多元文化的背景。所以在「胡撇仔戲」中，我們很常可以見到更誇張的服裝造型、更生活化的口語對白，載歌載舞的形式也多少反應了時下流行文化或熱門話題。 時至今日，「胡撇仔戲」仍持續存在於台灣，並且用更生動豐富的方式傳達舞台戲劇的表演效果。例如金枝演社的一系列表演作品，其表演形次都讓人意猶未盡，近期作品浮浪貢開花二部曲《我要做好子》，表演方式載歌載舞、穿插融合傳統及現代時事梗，更利用舞台燈光效果以及服裝造型讓動作表情更加生動，這一切都將「胡撇仔戲」的特色，通俗、綜藝、生活化的效果呈現出來。 真的很有意思，而 opera 本身就是結合音樂及歌唱的表演藝術，那麼台灣的「胡撇仔戲」簡直可以算是台灣的歌劇了呢！ 更多故事： 【小的臺灣史】林爽文事件中的「仙姑」──番婦金娘 2015-06-30 16:02:38 10 「我們要有自己的歌！」──臺灣的熱門音樂發展史 2015-06-26 08:08:20 10 「湖南建國！」──連毛澤東也支持的湖南共和國是怎麼一回事 2015-05-29 17:01:55 10 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韓國篇） 2015-05-20 15:37:18 10 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日本篇） 2015-05-14 23:42:12 10 「造反有理！」──毛澤東、紅衛兵與文化大革命的野火 2015-05-14 21:24:05 10 「我們對死者有義務」──義大利最重要的歷史學者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訪談（上） 2015-04-06 17:31:07 10 「泣血告全球華人！」──果敢，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地方 2015-02-28 15:14:03 10 「臺灣獨立了！把槍交出來！」──1970年2月8日．被遺忘的泰源事件 2015-02-08 08:56:3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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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考掘學】不知道肖像畫裡畫的是什麼人？電腦或許能告訴我們
根據英國《衛報》等媒體於今年2月的報導，美國加州大學的學者把人臉識別的電腦技術運用於藝術史研究，試圖識別藝術作品中身份不明的肖像，現已取得初步成果。這個跨學科的研究專案由加州大學河濱（Riverside）分校藝術史學者魯道夫（Conrad Rudolph）和同校的圖像電腦專家羅伊-喬杜里（Amit Roy-Chowdhury）合作進行，至今已有三年。 歷史人物的肖像與歷史文獻一樣，包含許多重要的社會資訊，所以識別畫裡的肖像可以讓學者更好地理解過去的社會和藝術，也有利於文物的保護工作。19世紀以前，富有的藝術贊助者往往希望畫家通過畫筆將自己、家庭或朋友放到畫作中。利用人臉識別技術，有望將這類人從已知作品中識別出來，由此研究當時的社會情況。 據瞭解，此項名為FACES（Faces, Art, and Computerized Evaluation Systems人臉、藝術品和電子評估系統）的研究靈感來自電視新聞和電視劇。在這些節目中，員警和法醫利用高級電腦技術從無名面孔中識別出謀殺案受害者或是罪犯。經過三年的開發，學者只要把人物的臉部資料登錄評估系統，系統通過測量畫中人臉的各種特徵和資料，就可以評估身份吻合的幾率。目前，該研究專案已經處理了一部分文藝復興肖像畫的人臉資料，建立模型以便進行識別。另外，經過初步測試，識別系統已經識別出一幅畫像極有可能是天文學家伽利略（1564-1642）現存最早的畫像。 不過，要識別藝術作品裡的人臉，仍有不少難題需要克服。對藝術作品使用此種技術，比在員警查案中對真實人物的檢測要困難許多。因為畫家的描摹不一定準確，往往會為了藝術效果或討好畫中人物而加以美化。此外，古代留存的畫像數量並不多，所以電腦可據以微調並提升識別系統判斷能力的材料通常不充分。 （原載北京《光明日報》2015年5月23日「世界史」版） 更多故事： 販夫走卒賣貨郎，宮女太監守門兵：清代紫禁城裡各種無聲的生命際遇 2014-12-30 10:15:55 1 「祖國」是用來幹嘛的？──法國、魁北克與追求獨立 2015-06-23 19:24:52 1 【有獎徵文】我最難忘的歷史課 2015-01-24 13:45:39 1 【歷史關鍵詞】共和：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體制？ 2015-03-15 01:15:36 1 「誰是納粹，由我們決定」──納粹成員在共產東德的經歷 2014-09-24 09:46:57 1 【歷史知識考掘學】怎麼破解被火山爆發熏黑的羅馬古卷？ 2015-05-16 15:42:43 1 【每週一畫】對美追求，為愛執著：畢卡索的十八次「告白」之《穿新娘禮服的賈桂琳》 2014-11-28 11:30:06 1 【台語原來是這樣】台灣的「歌劇 」─ 胡撇仔戲 2015-07-05 19:11:31 1 【海之古典想像】（一）古希臘語中的海洋 2015-06-15 18:43:58 1 西瓜引發了戰爭──美國與新格拉納達的意外衝突 2015-0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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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到中國：一個朝鮮文人在浙江的歷險與驚魂
如果上天可以給我個機會再來一次的話，我會說「不要出發」、「不要上船」，如果非要在這趟旅程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明天就能回家。 我總覺得有一天，朝鮮人崔溥(1454-1504)在中國的意外之旅能拍成電影，第一幕就該讓他站在船上，反省自己為什麼要出航，差點讓全船人員一體陪葬。 開端：意外中的意外 故事的開頭是如此平凡：認分給朝鮮國打工的官員崔溥奉命前往濟州島度假清查戶口。那時許多罪犯、百姓跑到濟州島，一方面是躲避官府追緝，一方面就是想要「逃稅」，沒有戶口，不就等於找不到人納稅嗎？ 打工仔崔先生在濟州島努力工作，一日傳來父喪的消息。崔先生心急如焚，巴不得快點回家奔喪，但他孤絕於海外。（他得從濟州島回到全羅道的羅州）為了盡速返航，他只花了兩天交代公務，不顧朋友的勸阻，在弘治元年(1488)的閏正月初三日，搭上了直達朝鮮半島的私船。 船發不久，悲劇很快地發生了。先是天漸漸地黑起來，風漸漸地強起來，這海浪也益發激烈，完全就是颱風要來的fu。接著在莫非定律的發威之下，這艘本來就有點兩光的船「帆席盡破」，船底開始破損。眾人一邊設法止住進水，一邊拿出鍋碗瓢盆，努力地撈水，以免這船沉了。 漂流第二日，崔先生一行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跑到哪裡了，他回憶當時情況是「昏霧四塞，咫尺不辨」。與此同時，連日的暴風雨卻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海象是「怒濤如山，高若出青天」，根本就是海嘯！即使我們沒有辦法親歷其境，也能夠想像一艘小船在險惡海象中漂流的恐怖。（他們沒有錨也沒有帆） 更可怕的來了，古人對海的恐懼，自然不單是因為海象千變萬化，重點是有怪物啊！例如朝鮮人李德炯(1566-1645)的《朝天圖》（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就從朝鮮人的角度，詮釋了他們的海洋認知。 大海有飛龍翱翔於上，有未可狀名的海怪潛游於下，航海根本就是能避則免的事情。因此，當漂海途中，船上一行看到「鯨魚」時，緊張地要大家安靜下來，畢竟鯨魚這東西可是「大則吞船，小則覆舟」，很危險的！當風雨大到快翻船時，船員也只能將各種行李丟到海裡，他們相信海中的龍神接受這些禮物後，能夠快點放他們回家。 嘗聞海有龍神甚貪，請投行李有物，以禳謝之。 如果崔先生就這麼在海上Game Over，今日我們就看不到他事後寫成的回憶錄、報告書《漂海錄》。是的！勇敢非常怕死且在船上毫無作為的崔溥最終活了下來，即使他面臨過好幾天沒有東西吃，全船逼到喝尿、內鬥、互相指責的景況，他們一船還是熬下來了。他們在寧波附近擱淺，繼續另一個悲慘的故事。 擱淺：嘿嘿嘿 不得不先提一下崔先生的好運氣，只花了九天就在沒有帆、錨的情況下，高速無料直達寧波外海旅行，不論是速度跟過程都是超緊湊的行程。如果你以為他即將安全上岸，快樂回家，那就完全錯了。 擱淺不久，遠遠地有兩艘船靠近過來，眾人大喜，頓呼哈雷路亞，簡直是如獲重生。崔先生連忙使出絕學：「修書一封」，畢竟「中國語會話」又不是朝鮮大學成均館的必修，總不能荒郊野地的找個翻譯吧。 中國船人一看到要「筆談」，似乎並不驚訝，雙方就這麼「聊」起來了。根據這位自稱「林大」的中國船員表示，他們擱淺處是「大唐國浙江寧波府地方」，而林大一夥最在意的，莫過於崔先生身上有沒有「金銀寶貨」，擺明沒好心眼。果不其然，林大簡單安撫朝鮮眾人後，晚上就趁機打劫！ 林大帶著壞壞的笑容說：嘿嘿嘿，我跟你說，我可是觀音佛，你有很多金銀財寶，快快交出來！ 我是觀音佛，洞見你心。你有金銀，便覓看。 崔先生估計當下比較希望死在海上，沒想到在海上飄已經夠慘了，擱淺當晚就遇到海盜搶劫。 較幸運地是，他們真的是只搶錢的海賊，於是在洗劫一空這艘破船後（東西早就丟海里了，根本沒啥好搶的），把他們一船拉到海中，讓他們「繼續飄」，然後揚長而去。 上岸：你是朝鮮人？ 之前在海上漂，感覺是痛苦想死，搶劫後被放去漂，那是生不如死。為什麼？因為崔溥與其他人的衣服、儲糧「盡為賊奪」，套一句崔先生的話：「餓死之期逼矣」。船上的人幾乎放棄求生，一行人都枯坐在船上，「莫能出聲，坐待死期」。 但天無絕人之路，沒想到這次漂個兩三天，他們又擱淺了。 幸運地是，發現他們的不是兩艘大船，而是一艘小船，只有八九人，估計是當地的漁民。來人寫了一句簡單的問候：「看你異類，來從哪裡？」想必船上諸人有的只穿內衣內褲，加上十幾天沒洗澡，看來有點恐怖吧。 不論如何，他們被老實的漁民發現，真算是天幸了。浙江台州沿海的這幾位漁民，準備了簡單的水以及糧食，讓他們在船上安頓。隔日(閏正月十七日)，崔先生與船上眾人作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從後來的資料判斷，這拯救了全船的人。崔溥決定帶領船員一起捨舟登陸，當然這有許多考量，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糧食與水源，而上岸的機會總比在船上枯坐多。另一個誘因很簡單，他們害怕又遇到海盜。 崔溥與老實漁民作了簡單的交易，船上的東西歸你，你帶我去官府就好。雖然崔先生沒有說船上甚麼也沒有，但老實漁民還是作足了國民外交，領著一行人離開岸邊，帶他們去附近的衙門。此時此刻的崔先生想必心慌慌，前途未卜，只想趕快回家，卻沒想到自己可能是第一位有文獻記載，漂流至浙江，順利（活著）上岸的朝鮮人。 官府：一個吃案的概念 崔溥上岸後越走越覺得不對，沿路的村民對他們很不友善，有的甚至拿棍棒追打，搞得崔先生摸不著頭緒，不知發生甚麼事。他形容當地百姓對他們的威嚇方式，例如以手劃頸，祝他們好死（道傍觀者，皆揮臂指頸，作斬頭之狀以示），看來這種通俗的body language也是自古皆然。 俗話說得好，否極泰來，連一拉一是真的。崔先生既然決定上岸是個lucky choice，不久他就在路上遇到了明朝官員許清，當時許清擔任的是武職「千戶」，崔先生想必都是稱呼他「許千戶」。許千戶向他解釋，近有倭寇犯境，當地鄉民覺得你是賊，所以才會如此厭惡你，因此一行人還是盡速到官府去，查明身分吧。（潛台詞就是：誰知道你是不是倭寇） 當天晚上，崔先生一行借宿城中的寺廟，等待明日繼續趕路。透過僧人了解情況後，崔先生知道事情大條了，原來他們一夥被認定是「倭寇」，許千戶以及其他明朝將領本來是要帶兵去「驅賊」，他們選擇盡速上岸完全是正確的，這既避免被認定是倭寇，同時又主動跟官員聯繫，都算是洗清嫌疑的好說詞。 如果你覺得擔心是多餘的，那你還不了解官員解決問題的心態：越省事越好。隔天崔先生急著蒐集資訊，他很幸運地經由當地士人王碧等人（估計都是個小小生員）了解自己的處境。原來明朝長期以來苦於「北虜南倭」的侵擾，在南方沿海設置「備倭都指揮」、「備倭把總官」，如果他們遇到倭寇，出於軍情緊急，可以「先斬後奏」。他們第二次擱淺時，附近的官員已經先上奏「倭船十四隻，犯境劫人。」早早派兵準備「剿滅倭寇」。官員誇大數字，以為將來請功記獎的藉口，至於這些人是不是倭寇，還是外國漂流難民，Who Cares？ 崔溥先生聽到這些噩耗後，當下的反應是「毛髮豎立」，這不擺明要整死他們嗎？明明被海盜搶賊，現在又被說是倭寇，先是被天鬥，後來被人整，其樂也融融阿。 訊問：生死擂台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尤其是性命交關的時候，例如論文答辯的前一天，或者是在明朝你被認為是倭寇的時候。幸好崔先生知道自己這些漂流難民被視為倭寇，在審訊的那一天，他知道該怎麼做。 幾位千戶負責訊問，判他生死，估計當下他比考科舉時還緊張。 千戶：「你總共有十四隻船，對不對？」 崔小弟：「我只有一隻而已。」 千戶：「我手下看到倭船十四隻，我已經往上報告了。」 千戶用力一拍桌子！ 你說！你那其他十三隻船放在哪裡？ 崔小弟知道現在認了就死定了，他說：「我到海岸邊的時候，有幾個漁民的船，頂多就是六艘船，如果你要問這六艘，那我知道。」 沒想到千戶使出大絕，開始無線迴圈：「你就是倭寇！你快說為什麼要打劫這裡？」 幸好崔小弟有讀書啊，他說：「我是朝鮮人，跟日本人說話不一樣，衣服穿得也不同，我不是日本人！」 千戶：「倭寇都很厲害，他們可以變換服裝，看起來就跟朝鮮人一樣。」 人要死前還被誤認國籍，真是申訴無門。崔小弟繼續抗議：「我身上有朝鮮官方賜與的冠帶、印信，這些都可以證明我的身分。」 千戶：「你搞不好就是日本倭寇，搶劫朝鮮人，所以才有這些東西的。」 就這樣，在崔先生努力的抗議之下，他似乎平安度過第一關，尤其是他向明朝官員拋出了重要的「證據」：如果你們不相信，可以請在北京的朝鮮使節來訊問我，就知道我是真是假。話都說到這份上，明朝官員開始相信眼前這群流浪漢，搞不好真的是朝鮮國民，因風漂流至轄區。他們同時也擔心那封向上奏報的公文，聲稱有倭寇侵襲邊境，劫殺百姓。 永遠不要低估官員的智慧。幾位千戶在協商後，相信崔溥等人應該是朝鮮人，不然也不敢說要請北京的朝鮮使節驗明正身。問題是要怎麼解決倭寇呢？再者，如果要遣返他們，那崔先生如果到處亂說怎麼辦？明朝的千戶還是深諳為官之道，把總官劉澤要求崔溥把擱淺後的經歷寫下來，重點是要求他刪除「在沿海遇到海賊，上岸又被村民用棍棒打，而且被誤認為是倭寇」的部分，畢竟如果他們遇到海賊，不就代表官員辦事不力，上岸被打則是有損國威，有傷邦誼，至於倭寇，根本就沒有啊！ 崔先生當然知道這是吃案，於是拒絕修改供詞。千戶說了一句意味深遠的話，原文是： 今皇帝(弘治)新即位，法令嚴肅，若見你前所供詞，帝意必謂「盜賊盛行」，歸罪邊將，非細事也。為你計，當以生返本國為心，不宜好為生事也。 劉把總的意思很簡單，今天我剛換新老闆(弘治皇帝)，他跟之前的成化皇帝不一樣，還蠻認真辦事的。如果他看到你這份供詞，就會覺得地方上壞人很多，然後我就死定了。我跟你說，為了你好，你也想好好回國吧，最好不要亂來喔。（和顏悅色貌） 崔先生不虧也是當官的，一聽就知道這裡是浙江，不是漢陽，還是乖乖配合吧！於是，他安分地寫下了符合官方標準的供詞，得到把總、千戶的允諾：速速護送一行抵北京，後轉朝鮮漢陽方向前進。至此，崔溥總算苦盡甘來，回家不再是夢想！而他沿著江南大運河的旅程，將成為他畢生難忘的經歷。明代中葉以後的江南是當時全世界最富庶的都會，崔溥沿著大運河的歸途，是多少朝鮮人永遠無法達成的夢想，而他最終成為歷史上第一位遊歷南方，完成大運河全程的朝鮮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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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臺灣史】日本為何出兵臺灣？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1895年，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確定割讓台灣，這是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台灣人民在這場變局中，如何獲得被割讓的消息？對於新的外來統治者有哪些意識與行動？對日本人有什麼想像？而對於抵抗外來政權的領導者及參與者又有什麼評價？ 作者：陳慧先 似曾相識，日人再臨 一八九五年日本依《馬關條約》接管台灣，五月二十九日日本軍從澳底登陸，引發台灣各地程度不一的抵抗。同年六月十四日日軍轉進台北，十月二十一日攻入台南，戰事持續五個月之久。當時日軍判斷，除台灣「蕃地」外，僅剩恆春、台東等地尚未歸順，濁水溪以南仍有殘餘清軍，其餘幾乎已經沒有大規模的反抗勢力，因此選在十一月十八日宣布「全台底定」。 為了征服台灣南部的恆春，日本派遣第二師團的一個大隊由海上登陸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日軍登陸社寮後，只見群眾議論紛紛，突然有人排開眾人遞上紙狀，上頭寫著：「溫厚篤質，能守我命，因此賜給銀三十兩及鹽三袋。」文末署名「台灣蕃地提督西鄉從道」。 此外，也有民眾帶來豬、雞等物品勞軍。之後還有民眾帶著「日之丸」旗前來，旗子上用片假名寫著：「妥善保存此旗者，皆歸順日本之人。」也有人拿來照片，從影中人所穿著的短外褂判斷，推測是明治初年留下來的影像。恆春半島上的民眾，對於日軍似乎並不全然陌生。而後，日軍在恆春設立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委任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Jagarushi Guri Bunkiet）為「事務囑託」，調解南部各族歸附日本政府。 相較於戰事激烈的北台灣，台灣南部的局勢較為平和，除了小型的反抗外，並沒有出現大範圍的爭戰，特別是在台灣南端的恆春區域，相形之下更是平靜。恆春地區的居民為什麼會擁有日軍遺留下來的物品？這位被命為事務囑託的潘文杰又是何種來歷？這一切要從外人與台灣南端原住民的初相遇開始談起。 大頭目卓杞篤 一百五十年前的恆春半島，是一個尚未受到「國家」統治的地區，越境拓墾的漢人向長居於此的原住民納稅，取得土地使用權。然而，這樣的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短短二十多年間，因外人的涉入而瓦解。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又譯作探險者號）在台灣南部恆春半島觸礁沉沒，遇難的船員們遭到龜仔角社的原住民襲擊。這起船難事件為恆春半島日後的命運揭起序幕。 由於當時楓港（今屏東枋寮）以南的區域並不在清帝國的管轄之內，清廷官方無法也並不打算處理，遇難的船員家屬只好委託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前往交涉。李仙得出生於法國，在娶了美國籍的妻子後歸化為美國人，並曾以北軍的身分參與美國南北戰爭，戰後轉任外交官員，在一八六六至一九七二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為了處理上述的船難事件，促成李仙得有機會三度會見當時瑯嶠十八番社的總頭目卓杞篤。當時卓杞篤與他的族人控制了串聯恆春與台東的「瑯嶠、卑南道」一段的沿線，這是過去漢人與原住民往來兩地時的必經要道，往來客旅常需要尋求卓杞篤的保護。 一八六七年十月，兩人第一次碰面，李仙得描述卓杞篤是個年約五十歲的男子， 「他的舉止很從容，語言極為諧合。他的樣貌很討人喜歡，展現極強的意志力與不屈不饒的精神。他的性格樂觀。個子並不高大，甚至可算是矮小，但肩膀寬闊，體格結實。頭髮灰色，依漢人樣式剃掉前額部分，留著一條小髮辮」 「不過，他衣服的樣式是其種族所特有的，在各方面都與漢人不同」 在幾次會面後，李仙得取得卓杞篤的信任，獲得卓杞篤的允諾──往後外籍船難者只要以紅旗為信號表示友好，原住民將協助將船難者送至瑯嶠的漢人聚落，使船難者可以輾轉透過台灣官府重返家園。 一八六九年二月，李仙得再次拜訪卓杞篤，確認兩年前所締結的口頭協議；在卓杞篤一方的要求下，他們將先前口頭約定的內容，付諸文字製成文件。茲節錄該份記錄的一部分如下：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射麻里村莊，卓杞篤統領下的領域。 在瑯嶠以南十八社頭目卓杞篤的要求下……。我，李仙得，美國駐廈門與福爾摩沙領事，以此作為我與前述的卓杞篤，在一八六七年所達成協定的備忘錄，並由美國政府批准，以及我相信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亦一致贊同，此即為： 遭船難者將受到卓杞篤統領下十八社之任何一社的友善對待，如可能，他們（遭船難者）在登岸前應展開一面紅旗。有關壓艙物與水時：船隻想要補給，要派船員上岸，必須展開一面紅旗，且必須等到海岸上也展現同樣的旗幟，否則不得上岸。即使那時，亦僅侷限於指定地點。……在這些條件之外登岸的人士，則是自冒風險。我認為他們若被土著騷擾時，不得向其政府尋求保護。在那種情況下，其安危將無法受到保障。 李仙得，美國領事 見證人：福爾摩沙南部海關稅務司滿三德先生 見證人兼翻譯員：必麒麟 這份文件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第一次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在此次會面中，李仙得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卓杞篤，包括一百八十碼（約一百六十四點六公尺）的紅色羽緞、一把小手槍、一支單管獵槍、一支矛、象牙小望遠鏡、玻璃珠、若干戒指、手鐲及一箱琴酒，這讓卓杞篤有些意外，也相當感動，他對李仙得說了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 透過卓杞篤的話語，除了可以看出這位瑯嶠十八社的總頭目相當重承諾外，也反映他對人情世故的觀察與感受。 一八七一年十月，琉球島人因船難遭高士佛社與牡丹社人殺害，一八七二年二月，李仙得再度前往台灣會見卓杞篤。在這次的會面中，卓杞篤對李仙得說：他很高興見到李仙得，自從一八六七年見面以來，他便盡力遵守彼此間的約定，他說該份協議是他最寶貴的財產，但在那之後，他轄下的海岸曾發生過兩次船難，船員卻沒有揮舞紅旗。他連同船上的漢人船員一體保護送交給李仙得，但遺憾的是他並不知道這些人最後是否平安被送至李仙得手中。 李仙得表示，他所保護的人雖然不是美國人，但同屬友好的盟國，他們很感激，也曾送禮物給他。卓杞篤說，沒關係，人平安就好，又說，他老得很快，隨時都可能死亡，希望和李仙得每年冬天都可以見一面，不然他的族人可能會忘了兩人之間的協議。 期間，李仙得的混血通譯（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原住民）透露，幾次船難的救助，有關船難者生活所需的費用，都是卓杞篤自己出的，而他事後並未收到任何報償；雖然卓杞篤相當富有，並不在意酬金，但若他得知他所救的人都已安全到家，他會相當高興，不過卻始終未傳回任何訊息。 在這次的會面中，李仙得察覺到卓杞篤的難為與權威的下降。雖然卓杞篤是瑯嶠十八社的總頭目，但實質上比較像是各部落聯盟所推舉出來的總領袖，負責協調各部落事宜、仲裁糾紛，對於非直轄的其他部落，並沒有那麼強的約束力。 在雙方達成協議後，卓杞篤依約協助遭受船難的外籍人士，然而遭遇船難或行經台灣南端的船隻，經常不遵守先前的約定高舉紅旗，甚至擅自上岸走動，這些都讓卓杞篤在各部落間承受極大的壓力。 卓杞篤信守對李仙得的承諾，協助轄下海岸的船難者，也慷慨支應相關支出，雖然卓杞篤本人可能不介意，但相關的部落與社人因為無法獲得「預期」的禮物而心生不滿，而船難者也並未依約舉紅旗、不上岸，加上獲救後並未傳回口信，在在都對卓杞篤的威信造成損害。這次是李仙得與卓杞篤兩人最後一次碰面，卓杞篤在一八七三年過世，來不及見到之後南台灣的大變局。 琉球人船難與牡丹社事件 一八七一年的琉球人船難事件，導致日本在一八七四年派兵征討台灣南部原住民，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牡丹社事件」，不僅對台灣近代史的意義重大，也對日後整個東亞世界的發展影響深遠。 一八七一年，四艘分屬宮古島與八重山島的朝貢船，在由琉球那霸港返航的途中遭遇颱風，其中一艘漂流至台灣屏東。當時船上有六十九名乘客，其中三名在上岸的途中溺斃，其餘的琉球人在登陸後遇到了兩名漢人，經詢問後，兩名漢人告訴他們：「往西方有大耳人，會砍頭，應往南方走。」 但這兩名漢人雖然一面帶著琉球人南行，卻又一面搶奪琉球人身上珍貴的衣物，使得琉球人對這兩名漢人產生戒心，認為他們恐怕是盜賊之類，要他們往南方恐怕有詐，便與兩人分道揚鑣，改往先前漢人警告有大耳人的西方走去。 不久，琉球人見遠方似有人煙便向前走去，進入一個有十五、六戶人家的聚落，有男有女，耳朵幾乎垂至肩膀。這些居民提供一行人食宿，並在晚上以芋頭與米煮了兩鍋飯給他們當作宵夜享用。然而，到了半夜，突然有人拿著火把、握著刀進入屋內，奪走了他們身上剩餘的物品。第二天早上，部落裡的五、六名男子帶著武器，向琉球人表示他們要上山打獵，要琉球人在他們回部落前千萬不能離開。琉球人心想又遇上了壞人，因此決定兩人一組分散逃離。 逃了大約四、五公里，遇到一名七十多歲的老翁，似乎可以辨別他們是琉球人，還問他們是從首里還是那霸來的，琉球人因此感到親切，便前往老翁家休息。然而，不久部落的居民追了上來，從屋內抓了幾個人在院中斬首，而部分琉球人則在山中被殺害，最後只有十二人在老翁的協助下，逃往老翁的女婿家暫住四十多日。 後來在這對翁婿的協助下，走陸路、搭小船，花了四天的時間來到鳳山縣境，後在官員的護送下前往台灣府城，清朝官員並協助他們搭大輪船前往福建進入琉球館，歷經一番周折終於返回琉球。根據後人推測，琉球人的某些舉動，如私自離開等，可能觸犯了大耳族人（高士佛社人）的禁忌，或對琉球人的行動不解產生疑慮，因而先下手為強地殺害琉球人。 後來日本鹿兒島縣參事請求天皇為此事出兵問罪。「日本為琉球人向台灣原住民出兵問罪」這件事，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 首先，當時琉球與日本、中國的關係相當曖昧，雖然琉球在一六○九年被日本薩摩藩征服，成為薩摩藩的藩屬，但琉球仍同時是明國的藩屬，後來也仍為清國藩屬，這種「兩屬」的情況一直沒有解決；其次，此時清廷在台灣的勢力僅止於枋寮以北，船難的發生地點與肇事的排灣族，並不屬於清廷的管轄；再者，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內部有藩閥競爭問題，此時出兵台灣，正好可以成為宣洩舊中下士族不滿的管道。 這些層層交織的複雜因素，促成日本出兵，在台灣史上稱此事件為「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則稱為「台灣事件」。而先前所提到的李仙得，其南台灣經驗，正是影響這次日本決定出兵台灣的關鍵。（待續）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與1895》（2015/05/27） 本書特色： 1.1895年，這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看台灣人民在當時「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 2.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在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面向。 3.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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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臺灣史】潘文杰：恆春原住民領袖所經歷的1895
上集：日本為何出兵臺灣？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作者：陳慧先 對於出兵台灣與否，日本政府內部做了一番評估，先是徵詢美國公使，小心翼翼地探查國際觀感，之後並在美國公使的引薦下雇用李仙得。一八七一年琉球人船難被殺害事件後，李仙得曾與老卓杞篤會面，但他得知此事是在卓杞篤來不及阻止的情況下發生，因此並未向老卓杞篤詢問。日本當局透過李仙得所提供的情報與策略，了解台灣南部的情形，包括清軍在台灣的編制、漢人人數、牡丹社規模，以及南方各部落間的關係等，強化了日本出兵台灣的想法。 另外，在與清國交涉的過程中，從清國官方口中取得「土番之地，政教禁令不及，乃為化外之民」的說法，確認枋寮以南不受清國管轄。其間並派視察員抵台，調查台灣的風土民情。一八七三年派在香港留學的水野遵到台灣；水野遵先是在台灣北部調查大嵙崁，一八七四年跟隨當時為鹿耳島分營長的樺山資紀，進行台灣南部的調查，包括東港、枋寮、恆春、牡丹社、射寮地區。然而，由於列強的態度從默許改採局外中立，日本當局擔心列強介入，一度打算放棄出兵台灣，但蓄勢待發的遠征軍仍執意出兵。 一八七四年五月六日，日軍抵達台灣南端，由社寮上陸。關於此次出兵，日本高層原本指示：「對於服從之土人要盡量以恩惠懷柔綏撫之，但若有抵抗不服者，則可兵威壓制之。」但由於鹿兒島的士兵躁進，深入牡丹社活動範圍，因而引發了「石門之戰」。 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是由四重溪切穿山脈所形成的隘口，形勢險要。雖然殺害琉球人的是高士佛社並非牡丹社，但因為牡丹社、爾乃社與高士佛社為攻守同盟，使得三社均受到日軍攻擊。 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軍與牡丹社人交戰於石門，日軍被殺七人，負傷二十餘人；牡丹社人則有十六位被殺，包括頭目阿祿，也有十四餘人受到重傷。此次的戰役帶給周邊部落相當大的震撼，削弱了其他部落反抗的意願。 除了牡丹社、高士佛社等有攻守同盟的部落外，日方傾向以攏絡的方式，取得與其他部落的友好關係，因此安排通譯與其他各社的頭目交涉，除了贈與禮物外，也約定只要將日方給予的紅色保護旗插在部落入口處，日軍便不會攻擊。 此外，透過李仙得過去與老卓杞篤的交情，建立與豬朥束社及其周邊各社的友好關係。不過，此時老卓杞篤已經過世，日軍拜會的是他的兒子小卓杞篤，當時老卓杞篤的養子（有一說為女婿）也在場，約二十歲，據當時日軍的隨軍記者描述，他「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是他見過的原住民當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人」，而這位年輕人在往後的台灣歷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牡丹社事件」中，日軍與原住民間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只有幾次零星戰事，而後日軍透過攏絡與威嚇的方式，建立和南部原住民間的合作關係，在軍事上算是取得了勝利。但大批的日軍卻無法適應南台灣炎熱的天氣，一八七四年八月下旬又發生大規模的瘧疾，短短三個月內，有七百名軍事、軍屬死亡。因此，日本選擇以外交手段與清國和談，清國以金錢賠償這次日本出兵的損失，而日軍則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全數撤離。直到二十年後，才又在另一次的歷史機緣下重返台灣島。 潘文杰的「故事」 在牡丹社事件時，那位年約二十歲，「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被日軍隨軍記者稱作是他見過的原住民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年輕人，後來被稱作「潘文杰」。 潘文杰生於一八五四年，原名Jagarushi Guri Bunkiet，父親是一位住在屏東車城的漢人，母親則是豬朥束社大頭目的妹妹，後來被老卓杞篤收養（另有一說是成為卓杞篤的女婿）；牡丹社事件時協同小卓杞篤調停，日後繼承了大頭目的位置。一八七五年，清廷在恆春建城，Bunkiet因為協助築城有功，被清廷賜姓「潘」，漢名為「文杰」。 清光緒年間，清廷受牡丹社事件影響，將過去番界以外非所屬的地方一併納入版圖，因而與恆春東北的牡丹、高士佛等社發生衝突，潘文杰為了避免戰事擴大，穿梭於各部落間說服其他頭目與清廷簽訂合約，而後獲得清廷頒發五品軍功。 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台灣之初，日人再度由二十年前上岸的地點社寮登陸。潘文杰因曾在牡丹社事件中協助處理善後事宜，並與西鄉從道等軍事領袖周旋，且頗受清廷地方官府重視，因此日人對他的動向十分關注。但因為部分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人，選擇協助閩粵漢人抵抗日軍，使得潘文杰一度受到日人的猜忌。後來潘文杰率領族人協助日方，並在台灣總督府巡查員抵達恆春時派子弟前往迎接，才化解了日方的懷疑與猜忌。 潘文杰憑藉著與地方上的關係，以及個人對外交涉的手腕，在日本領台後深受日人的倚重。一八九五年，日軍借助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委任他為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的「事務囑託」，在日治初期協助調解各社糾紛，以及各部落歸附日本政府問題。 一八九六年，日本當局為了在台灣推廣「國語」（日語），設立了十四所「國語傳習所」，其中恆春國語傳習所在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設了分教場，即日後台灣第一所蕃人公學校── 蚊蟀公學校（今滿州國小）的前身，豬朥束社成為原住民部落中較早接受近代教育的部落之一；在潘文杰的協助下，勸導各社子弟入學，有利於新式教育的推廣。 牡丹社事件時曾以通譯官身分來台的水野遵，後來擔任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在他就職後第二年（一八九六年）前往恆春半島巡視時，還特別去拜訪潘文杰。雖然那時潘文杰只有四十三歲，卻已雙目失明，據說兩人還很感慨地聊起了往事。日本政府為了回報他對地方和諧的努力，特別頒贈他一枚勳六等瑞寶章以及天皇御賜的禮品，並於一九○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委任作「恆春廳參事」。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潘文杰病逝於豬朥束社家中，得年五十二歲。 十九世紀末的東亞世界，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台灣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連原先「國家」力量不及的恆春半島也受到威脅。從一八七○年代前後的羅妹號事件、琉球人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到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台灣，一次又一次對恆春半島上的居民帶來衝擊，像老卓杞篤與他的養子潘文杰等原住民領袖，不得不以開放的方式與外來者周旋，為自己的部落牟取最大的利益。 恆春地區得以較和平的方式，度過清廷的「開山撫番」與日本統治初期，潘文杰家族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影響了日後日本對於台灣的「南蕃」、「北蕃」不一樣的統治策略。 參考資料： 1.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著；羅效德、費德廉中譯，《李仙得台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一三。 2.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未刊稿）。 3.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八。 4.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一九九五。 5.黃得峰等，《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處蕃提要》，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二○○五。 6.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台中：晨星，一九九四。 7.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三。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與1895》（2015/05/27） 本書特色： 1.1895年，這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看台灣人民在當時「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 2.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在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面向。 3.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文者簡介 潘繼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東台灣歷史文化。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近代東台灣木瓜番歷史變遷之研究〉、〈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等。 蔡承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擔任台灣史研究及展覽規劃。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台灣環境史、台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圖書館編輯。著有《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婚戀愛欲》、《沒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合著）、《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等書。 陳慧先 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台灣史、台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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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Russia會變成「俄羅斯」？
你可曾想過，俄文「Россия」，英語發音「Russia」 的國家，為何它的中文譯名會是「俄羅斯」呢？為什麼不直接音譯為拉西亞、羅西亞，或像日本一樣稱其為露西亞呢？那個「俄」的發音是哪裡來的？而金庸小說─《鹿鼎記》裡提到的「羅剎國」也是指俄羅斯這個國家，怎麼又有個名字叫「羅剎國」呢？來來來，泡杯茶，讓我們來說說「俄羅斯」這個名字的故事～ 提到「俄羅斯」這個譯名的來源，最常見的說法是受到蒙古的影響。蒙古，地域上夾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比起中國更接近俄羅斯。當斯拉夫人的分支「羅斯人」從歐陸平原越過西伯利亞來到亞洲，便先和蒙古人有了第一次接觸（羞）。 羅斯人，俄語為Русь （或稱Рось），音近露斯、羅斯；俄語的「P」為彈舌音（顫音），音近英文的「R」。一說蒙古語此字不放字首，蒙古人便按照蒙古語的語音規則，將其後的母音「O」放到字首，因此稱羅斯人為「Oros」 ， 音近「斡魯思」（元朝譯名）、「鄂羅斯」。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 蒙語中「O」 為定冠詞（類似英語中的“the”），所以蒙古人多加了「O」在字首，一樣稱為「Oros」。 明清大致上沿用蒙古的稱呼，但隨著雙方接觸增加，書上和民間對俄羅斯各式各樣的稱呼也一一出現。例如「羅斯」、「烏魯斯」、「阿羅斯」、「露西」（不是最後變成隨身碟的Lucy）⋯⋯等等；直到乾隆年間修訂四庫全書，官方統一稱呼此北方大國為「俄羅斯」，才結束了這混亂的局面。 說完了「俄羅斯」中譯名的由來，看過《鹿鼎記》的人或許會問：「那韋小寶奉康熙之命，前往的『羅剎國』之名又從何而來呢？這個名字似乎比「Oros」離 「Россия」 的發音更遠了呀！」（遠望）這個我們是否要先問問韋小寶與他的情人之一—羅剎國蘇菲亞公主（遞麥克風）。 講到「羅剎」，相信大多數人都不陌生。「羅剎」一詞出自佛經，按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對羅剎的解釋：「羅剎：又具曰羅剎婆、羅叉婆。女曰羅叉私。惡鬼之總名也。譯為暴惡可畏等。」指得是長相恐怖、做壞事的惡鬼，可以說是極度負面的稱呼。有一說法認為，這些留著大鬍子，有著粗獷外表與高大身軀的俄羅斯人，在清初時常常侵擾黑龍江一帶的居民，被當地居民視為惡鬼一般的存在。加上佛經中的「羅剎男黑身朱髮綠眼，羅剎女為絕美之婦人」，因此當地居民就把這群和自己長得不一樣的族群稱為「羅剎」。從這個名字中，不難看出其中的暗諷意味。這個說法常見於清初的各種文獻，最著名的為康熙年間編撰的《平定羅剎方略》。廣為人知的金庸《鹿鼎記》故事背景正是在康熙年間，因此也用了「羅剎國」來稱呼俄羅斯。 其實不論是「俄羅斯」或是「羅剎」，這兩個譯名的來源如果要完整地說完，那可是講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大家都睡著啦）這裡列出幾種主要說法，還有許多不同的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再自行查找資料，更深入瞭解，歡迎跟我們分享你得到的“故事”噢！ 【台女好俄同場加映】閩南語的俄羅斯要怎麼唸呢？ 台女到了俄羅斯，開開心心跟莫斯科最著名的聖瓦西里大教堂合照，回家後迫不及待拿給阿公阿嬤看，阿公阿嬤：「啊這底對？」面對滿臉期待，只懂閩南語的阿公阿嬤，台女該怎麼說明呢？ 其實在閩南語中，對「俄羅斯」的說法也不只一種，可以直接使用閩南的讀音唸成「 Gô-lô-su」（歐羅酥）；另一種是直接將日文「ロシア」轉為閩南語的唸法：「 lō͘-se-a 」。 你學會了嗎？來去～來去～咱來去go to 歐羅酥～～～ 更多故事： 五分鐘帶你看完土耳其歷史 2014-10-16 10:34:42 1 啤酒拯救了愛爾蘭──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段插曲 2014-10-05 16:05:14 1 賞櫻的小歷史：日本與櫻花的故事 (二) 2015-03-31 07:46:13 1 【考古大菩薩】義大利教堂中的謎樣少女骨骸 2015-05-21 11:21:45 1 女人，畫家的繆斯──馬奈與「草地上的午餐」 2015-03-14 15:23:39 1 【認識古埃及系列之五】第二中間期（1783-1540 B.C.） 2015-04-06 14:36:01 1 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2014-05-15 01:19:57 1 歷史文物陳列館紀實（一）：史家技藝的展現 2014-12-03 18: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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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男的日本現代史：「說教強盜」和他的時代
故事的主編出了《大人的日本史》，讓我想到一些屬於大人以外的故事、一些惡人的日本史 今天要講的是屬於惡男的故事，一個說教強盜的故事。 美食案外案 喜歡美食的我，也喜歡讀一些相關書籍。台灣曾經出版三角寬的《味噌大學》，本來我看此書是想要學做味噌，但卻陷入了一個惡男的故事。 三角寬本來不是以味噌出名，而是《朝日新聞》的記者，在他記者生涯中處理過最複雜的案子就是說教強盜的案子，這也是昭和犯罪史上有名的案例，成為現代日本刑事偵查案件的典範。 做為記者的三角寬非常迷戀說教強盜的故事，最後抽絲剝繭，還做社會學的研究，在東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根據記者三角寬的說法： [強盜]會進入主臥室，切斷電燈和電話線後來到主的床旁邊，用海軍刀抵住主人夫婦，要他們忍耐一下，將他們雙手反綁後，用棉被蓋住主人，把女主人帶到另一個房間去。這段時間內犯人和女主人之間究竟發生甚麼事完全沒有人知道。 至於女主人則會在後門目送強盜離去。「那麼就再見了。」跟他一夜纏綿的女主人開口道別，他也伸出油漆工強壯的手臂與女主人握手。對女主人來說他是一夜情的最佳對象，雖然老公正雙手被反綁困在臥室中。犯人依依不捨的告別，他邊握著犯人的手，邊告訴他：「路上要小心喔。不要走這條路，走左邊比較好。」犯人聽了點點頭，然後用力將女主人拉近懷中來個吻別，女主人也熱情地回應，兩人盡在不言中。 這不是言情小說的作者，也不是成人片的劇情(我看得也不多啦！都是聽別人說的)。 似乎帶點詭譎迷離的氣氛，比藍色蜘蛛網還要奇異的劇情究竟是真的嗎？讓我們回到昭和時代看看當時的社會狀況吧！ 令帝都戰慄的強盜、哭泣的小孩聽到就不哭！ 大正十五年(1926)的四月十日，強盜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東京板橋區的白米商人小沼松吉的住處。 從這一天開始到昭和四年，以獨特「說教」手法的強盜，在四年間犯下65件強盜事件、竊盜案件30件，強姦案無法計算(因為很多婦女不願意承認)。讓東京的婦人女子聞之色變、富人們驚恐萬分、哭泣的小孩聽了馬上不哭。 「說教強盜」一般鎖定獨棟的透天厝，屋主在深夜時分準備休息就寢時，躲在暗處的強盜拿出海軍刀，將屋主綁起來後，開始跟屋主說教： 「為什麼不鎖上門呢？這樣很容易遭小偷的啊！」 「如果養條狗的話，我就不會那麼容易闖進來了！」 「你們家附近的路燈太暗了，小偷很容易躲在暗處的，改天裝個燈吧！」 當時的東京都警察局相當關切這名強盜，精銳盡出，由於四年都無法抓獲強盜，不僅讓輿情憤怒，還使得謠言四起。有人認為這名強盜是修習忍術的忍者，飛天遁地，所以縱使警方得到線報或是接獲報案，也無法馬上逮捕他歸案。 三角寬認為這名強盜是「山窩」，甚麼是「山窩」呢？他們和忍者之間有些關聯，在山區活動，使用特殊的工具可以挖掘、躲藏、易容……等技巧，讓他們不容易被抓到。 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認為「山窩」是舉家飄移的一種族群，住在山中所挖掘的岩穴，以偷盜維生，為了怕別人發現他們，使用一種特殊的符號相互溝通。 有人認為「山窩」是幕府崩潰之後，原來服務於諸侯或是幕府的忍者，四散各地，在新的時代無法生活，只好做強盜。 究竟讓帝都顫慄的嫌犯是甚麼人呢？東京都的警方到底怎麼破了這個案子？我們得先回到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東京。 犯罪的死角：東京的擴張 東京現在算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居民超過八百萬，首都圈的居民則將近兩千萬，但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京則是一個正在擴張的城市。 本來十五區的東京只有81平方公里(約莫現在台北市的1/3弱)，當時很多從各地來的居民住在東京的外緣，昭和七年(1932)增加了十五區，面積達。550平方公里左右(現在台北市的兩倍大)，使得東京成為世界上面積第五大的城市。 撇開「說教強盜」是忍者或是山窩的說法，我們分析一下當時犯案的地點，大致如下： 1. 多在都市擴張的邊緣。 2. 多在人口激增，但是警力的佈署尚未完全的地方。 3. 多發生在城市的郊區，其中散居在獨棟田園的住宅是高危險群。 由於東京當時正在擴張，都市邊緣新的行政區還沒有佈署太多的警力，而且昭和初期東京發生相當多且大規模的抗議事件，警力大多用來支援鎮暴，郊區的警力嚴重不足。 散居在田園的獨棟住宅入夜後成為強盜鎖定的對象，原因在於路燈的照明不清(或根本沒有路燈)，田間小路成為逃逸的路線。 從城市發展的歷史來看說教強盜的犯罪手法，就沒有那麼詭異離奇的色彩。我們可以推定犯人對於方向感和地理十分了解，清楚地掌握哪些地方是可以下手犯案而不容易被警察抓到的地方。 或許「說教強盜」不是忍者、沒有忍術等特殊技能，他知道利用城市擴張的時候，抓住治安的空隙，在都市的周邊犯罪。 面對新的犯案型態，警視廳受到空前的壓力，一個犯人竟然可以在帝都縱橫四年，讓警察的顏面掃地，並且衍伸成政治問題，對當時的首相田中義一進行抨擊。 搜查體制的更新 警視廳為了「說教強盜」，不是請警察去山裡修習忍術，而是引進科學的偵查體制，像是「手口研究」(做壞事慣用的手法)和採集、比對指紋，這也是日本近代刑事偵查史的重要里程碑。 警視廳成立了「說教強盜」的特別搜查班，打破過去各區警察獨自辦案的方法，並且對於不同的受害者進行問案，詳細的紀錄，列舉出「說教強盜」的犯案模式，然後再進行指紋比對，以確認對象。 比對了五十萬枚的指紋之後(想像沒有電腦的時代，這需要花多大的力氣，可見警視廳當時破案的壓力)，警視廳終於知道犯人是誰了，不是忍者，而是住在西巢鴨的泥水工人妻木松吉，這也是日本警方使用指紋比對而破獲的第一個案件。 1929年的2月24日各大新聞的頭條都是妻木松吉被捕的消息，朝日新聞的報導指出，四年間在帝都內外穿越自如，有如神魔一般功力的「說教強盜一世」被捕(當時也出現「模倣犯」，模仿妻木松吉的模式，稱為「說教強盜二世」)。 妻木松吉出生山梨縣貧苦的家庭，母親由於貧窮犯下竊盜罪入獄。妻木松吉在監獄當中出生，母親後來再嫁，家中有八個兄弟姊妹，生活狀況相當拮据。松吉曾經從事不同的工作，因為不當竊取財物，以詐欺竊盜罪入獄，留下指紋，也成為後來警方破案的關鍵。 妻木松吉從山梨搬到東京後，以泥水匠維生，並且娶妻生子。宛如一般人的妻木松吉，家中的成員都不知道他犯下了這些案子，每次犯案時都跟家裡說要加班(男人加班到底去哪實在很可疑啊！)，會一直工作到很晚。 妻木松吉的觀察力過人，手腳敏捷，他自述是因為工作量減少，生活不繼才鋌而走險，妻木松吉以65件強盜罪、29件竊盜罪、合計94件的案子被判無期徒刑。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新憲法的公布，日本實施大赦，妻木松吉改採居家保護，並且於戰後成為犯罪的防範講師，到處演講。 死於平成元年(1989)、享年八十九歲的妻木松吉可以說是與昭和相始終的傳奇罪犯。 妻木松吉巧妙地利用治安的死角在東京犯下了將近百件的案件，強奪了不少的財貨，至於他所姦淫的那些婦女，為什麼不報案？ 妻木松吉宣稱他們都是「和姦」，彼此心甘情願的，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嗎？還是如三角寬所說的「一夜情最佳的對象」？或是被害者不敢出來指認？這就只能透過心理學加以分析，而非筆者所能理解和參透的了。 參考文獻： 加太こうじ，《昭和大盗伝 実録・説教強盗》（東京：現代史出版会，1975）。大田純子，《帝都戦慄の説教強盗 仮釈放の生涯》（東京：ノンブル社，1997）。 礫川全次，《サンカと説教強盗》（東京：批評社出版，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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