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Me and Mr. Darcy》與《珍愛夢公園》講述的就是這種對於一個虛構角色迷戀到影響了現實生活的故事。《Me and Mr. Darcy》的女主角Emily Albright因為在現實中情路不順而報名了為書迷量身打造的珍・奧斯汀旅遊團，在參訪的過程中，Emily因緣際會的藉由一趟穿越的旅程讓她跟心目中的Mr. Right見面。《珍愛夢公園》則更有趣的設計了一個以珍・奧斯汀年代為背景的「體驗營」，在這座體驗營裡，你的衣著與舉止必須符合那個時代的規範，而體驗營也會為你提供一起在這個場景中互動（演戲）的演員，這對於許多珍迷來說簡直是夢寐以求的行程啊！
哈布斯堡家族 （House of Habsburg）是歐洲一個古老家族，他們的成員可以說是貴族中的貴族，曾經統治過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962 CE – 1806 CE）、奧地利、匈牙利、勃艮第、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希米亞（Bohemia，即捷克）、荷蘭、法蘭德斯（Flanders，即比利時）、克羅地亞（Croatia）等國，是歐洲史上地位最顯赫的王室貴族。
位於瑞士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發源地－哈布斯堡 （圖片來源：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不怎麼神聖、不怎麼羅馬、不怎麼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
那麼，哈布斯堡家族是如何興起呢？那先要簡略說說什麼是「神聖羅馬帝國」。
話說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各日耳曼民族在歐洲建立起王國來，其中以法蘭克人（Franks） 的王國最強大。800 年，法蘭克王國在卡洛琳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查理曼大帝（Karl I der Große，英譯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法譯查理曼（Charlemagne））統治下版圖達至極盛，覆蓋今法國、中歐和北義大利。
查理曼大帝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瓜分了整個帝國，其中兒子路德維希（Ludwig der Deutsche）獲得了帝國東部的中歐部份，稱東法蘭克王國（Ostfrankenreich）。 卡洛琳家族統治了一段時間後沒有了子嗣，王國內的公侯們又不想被西法蘭克王國的卡洛琳家族統治，於是一個大膽的構思出現了──誰說國王不能選出來呢！
最後，非出身於卡洛琳家族的康拉德一世（Konrad I）被選為國王，而王位後來又輾轉到了薩克森家族（House of Saxon）手中。國王選舉這個制度自此被保存下來了。
當時的皇帝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他的長子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與勃艮弟公國（Duchy of Burgundy，今法國勃艮弟和比利時）國王「勇士」查理（Charles the Bold）的女兒瑪利亞（Mary of Burgundy）訂下了婚約。後來「勇士」查理在與法國的一場戰役中戰死，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為迎娶了繼承王位的瑪利亞，便順勢登上了勃艮第公國的國王大位。至此，勃艮第和法蘭德斯也成為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地方。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被稱為「最後的騎士」，他從法國軍隊中守住了妻子的領土，與妻子共同統治勃艮第公國。
1489年，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蒂羅爾公國（Duchy of Tirol） 因債務糾紛問題和巴伐利亞公國（Duchy of Bavaria）發生了戰爭，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居中調停，一年後，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接管了蒂羅爾，還肩負了還債的責任。當時的蒂羅爾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貴族可肆意掠奪平民的財產，整個公國都腐敗不堪。
而且，他似乎開始明白到與王侯公侯的聯姻，有利擴大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勢力。他先迎娶米蘭公爵的女兒比安卡（Bianca Maria Sforza）為第二任妻子，獲得統治米蘭的權力。後來還讓自己的兒子菲力普一世（Philip I），與西班牙王國公主「瘋婦」胡安娜（Joanna the Mad）結婚，讓他們的兒子卡洛斯一世（Carlos I）獲得了繼承西班牙王位的資格，開創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 of Spain），從此，哈布斯堡家族也染指了西班牙。
首先中國傳統重文輕武，宋後更多由文人總督統制兵馬，士兵要升為將帥更困難：第二，中國軍隊人多，一支軍隊往往有「萬」以上編制，大的戰役動輒數萬以至數十萬，不似歐洲、日本軍隊可能只有數千至一萬（例如：battle of Agincourt ,亨利五世軍隊大約8000-10000人；以同一年代明成祖征漠北蒙古，動員兵力是至少五十萬），在數十萬中脫穎而出自然更困難。
此外，中國象棋之迂迴變化空間也遠較國際象棋大，不似國際象棋的步兵方陣很難突破，例如在國際象棋中第一步如果不動兵（pawn）只可移動騎士（knight）。中國象棋在遊戲樹的複雜度（Game Tree Complexity) 達 10 的 150 次方 (Tsao et al., 1991), based on a branching factor of 38 and an average game length of 95 ply)遠較國際象棋之 10 的 123 次方（Allis, 1994) (based on a branching factor of 35 and an average game length of 80 ply）為高。
康德誕生的182年後──1906年，一位被命名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的猶太女孩誕生於康德從未踏足其外的故鄉。這名猶太女孩十四歲時就熟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之後更選擇進入馬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攻讀哲學。
2014年，10月14日，google將鄂蘭的塗鴉設為google首頁來紀念鄂蘭的108歲冥誕。
在十八世紀結束的前夕，康德在著名文章〈何謂啟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98）中寫道：「如果有人問：我們是否現在生活在一個業已啟蒙的時代？回答會是：不是，但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在啟蒙的時代」[1]
康德與鄂蘭，這兩位於不同時代誕生於柯尼斯堡的思想家有著南轅北轍的人生際遇。鄂蘭於人生寄旅的終途，仍然將康德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1790）詮釋為康德最重要的政治哲學作品，並且試圖建構現代性世界中關於「判斷」（judgment）的政治理論。
很可惜的是，鄂蘭生前尚未完成《心智生命》（The Life of Mind，1977）的第三部分《判斷》。我們只能從鄂蘭講述康德哲學的課堂講義與有關「判斷」的講稿推敲鄂蘭未完成的著作。
在鄂蘭的思考與寫作中，「現代性」（Modernity or modernities）是核心問題。「現代性」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價值多元（value pluralism）是現代世界的事實。
在十九世紀尾端與二十世紀前半，歐洲大陸沉浸在「世紀末」（Fin de siècle）的文化氛圍之中。在氤氳著一片「世紀末」的歐洲大陸上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思想彗星劃過天際。這顆彗星用語言學（philology）的技巧與系譜學（genealogy）有力地批判了過往的道德價值，標榜「上帝已死」，宣告虛無主義（nihilism）時代的到來。
忠於知性的神祉就是：保持知性上的誠實（to be intellectually honest）；保持倫理上可被允許的堅定；做好專業的工作；去表達、掌握具有經驗基礎的實際存在；去超越專業主義的侷限；去進行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溝通；去保存、去維繫「價值中立」（value-freedom），個人在進行無可避免的個人價值選擇時，尊敬與重視價值的歧異與分殊。
上述的境況並不是肇因於人類的軟弱或無能，而是因為理性化的發展所導致的嚴酷事實。
1918年，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1918）出版。這本將許多龐大的哲學與方案化作精神碎片的書很快地成為暢銷書。
1952年，也是鄂蘭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後一年，一位名叫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的美國學者來到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在牛津，羅爾斯參與了由伯林與另外一位價值多元論者漢普夏爾（Stuart Hampshire，1914-2004）主持的政治思想史研討班。1971年，羅爾斯出版了二十世紀經典作品《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正義論》中，羅爾斯試圖以「無知之幕」作為原初狀態來構想一個假定契約論。在這個假定契約論中，藉由作為原初起狀態的「無知之幕」，在現代性世界中擁有不同、且不可共量價值立場的人們會同意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
而在潛入歷史的深海中採集碎片化的概念珍珠的同時，《人的條件》也是一部講述人類的初始概念（例如政治與行動）如何在歷史中產生改變，甚至被淹沒於歷史洪流。《人的條件》的主題是以上述方法研究「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人的條件」是指使「人」得以存在的諸多條件（例如勞動、制作、行動）及這些條件的組合。一旦這些條件改變或消失，就足以使「人」消失。「人的條件」並不是獨立於人的外在世界對「人」的制約與形塑。
鄂蘭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愛與聖奧古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鄂蘭知道奧古斯丁的愛是維繫基督教共同體通往上帝之城。但她繼續將愛擴大闡釋於人與人之間關係，以及經由這種關係所陶冶出的人格（personality）、多元性（plurality）的公共領域、政治與世界。鄂蘭引述奧古斯丁的拉丁文字來表示自己的思考：
「我愛，我要你存在」（Amo : volo ut sis），認為：正是我對於人之存在的肯定，使我與其聯繫起來，如同我對人之存在的否定使我與其疏離。也就是，對世界的愛（the love of the world）構成了我的世界，使我合適於世界。[8]
在鄂蘭原先設定《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的書名是取自拉丁文amor mundi，即「愛世界」。早在1955年時，1955年，鄂蘭在寫給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的信件中提到她準備要撰寫一本關於政治理論的書，這本書要以「愛世界」為名。鄂蘭的學生Elisabeth Young-Bruehl為鄂蘭寫作傑出傳記的副標題For Love of the World就是取自鄂蘭原先設定的書名amor mundi英譯。
[1]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 in Immanuel Kant, edited by Mary Gregor and Allen Wood,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th printing), p.21.
[2] Hannah Arendt,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in Hannah Arendt,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3] 此段文字的英譯文為：The being carried upward into regions where he had never before drawn breath, and where he knew that unusual living conditions prevailed, such as could only be described as sparse or scanty──it began to work upon him, to fill him with a certain concern. Home and regular living lay not only far behind, they lay fathoms deep beneath him, and he continued to mount above them. Poised between them and the unknown, he asked himself how he was going to far.
[4] Peter Gordon, Continental Divide：Heidegger, Cassirer, Davo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世界的多元性」（plurality of the world）即「人的多元性」（plurality of the men）。「人的多元性」並非源於人的自然性，而是人的生活狀態形成了多元性。當多元性是事實，人們「生活在一起的意願」與「分享世界」成為追求，「政治」（politics）就出現了。政治就產生於人的多元性之間。單一的人不構成政治，只有許多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個有限空間才構成了政治。
鄂蘭說：「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5]。她回到康德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1790），試圖從康德所說的「擴展的心態」（enlarged mentality）：意即「從每個他者的立場來思考並做出判斷」的能力來點燃照亮黑暗的火炬。
今日，鄂蘭的思想中幾個重要詞彙已經傳誦於學院門廊的熙攘之間：從「基進的惡」（radical evil）、「罪惡的平凡性」（banality of evil）「世界的複多性」（plurality of the world）、「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世界的異化」（world alienation）。鄂蘭對政治（politics）、自由（freedom）、意志（will）、道德（moral）、勞動（labor）、製造（making）、行動（action）、革命（revolution）、思考（thinking）、暴力（violence）、力量（power）、判斷（judgment）的詮釋也成為現今理解這些詞彙意涵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1] Michael A. Wilkinson, Between Freedom and Law, in edited by Marco Goldoni and Christopher Mccorkindale, Hannah Arendt and th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3 ), p.37
[2]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2003), pp. xvi- xvii.
[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What is Freedom? (New York: Penquin, 2006), p.151.
[6] Paul Ricoeur,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Richard Kearney and Mark Dooley (ed.), Questioning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5-11。有關Paul Ricoeur對於相關議題的討論，可見Paul Ricoeur,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6).
國際上，確實有將 Transitional Justice 幾乎等同民主轉型的觀點，但聯合國與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皆以較為限縮的，針對過去的（國家）大規模人權侵害的救濟／糾正為定義。筆者認為，如果將Transitional Justice等同民主轉型，那麼不過只是替換名詞而已。「轉型正義」的討論也就沒有必要。
面對現代層出不窮的環保與食安問題、核電安全、基改作物爭議，沒有一樣不需要科學精神的思維支撐我們參與政策的討論與思考。這是個最需要科學精神思維的時代，培養科學精神有助於個人的決策，參與公民、文化事務，並提升經濟效益。天下文化從1991年起，開始出版科學議題的書籍，今年（2016）是天下文化「科學人文」系列出版屆滿25周年，「說書 Speaking of Books」與天下文化合作，刊登十本蘊含科學及人文精神的經典，邀請讀者一同走進探索和創新的美麗境界。
近年來受到性別（gender）觀念的影響，性別史成為中國歷史研究中一個新興的領域，然而多數中國性別史的作品集中於女性史（或稱婦女史），只有少數人關注男性史（history of man as man）、男同志或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研究，或者承認「男性史」與「女性史」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書是以歷史與文學材料來探究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之間，男性的情緒、慾望、身體與私人生活，分為諧謔、情慾與現代轉型等三篇。書中處理的素材主要為明清以來的笑話書、俗曲、小說（主要是豔情小說，或稱為色情小說、性小說、性愛小說）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而關懷的焦點是近代中國在傳統至現代的轉換中，男性世界中幽默感、情慾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這三者構成了男性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面向，而聚焦於《金瓶梅》中所謂「言不褻不笑」，亦即以有關身體、情慾相關的「猥褻」話題作為談笑之資。
二○一○年秋天，時任日本官房長官的仙谷由人稱「自衛隊是暴力裝置」，引起社會一片譁然，這種說法與發動俄國革命的列寧（Vladimir Lenin）不謀而合。列寧在其著作《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中，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警察和軍隊，是用來鎮壓勞工反抗的暴力組織。仙谷在就讀東京大學時期曾經參加過學生運動，他的發言也因此被冠上「左翼思想」的大帽子。事實上，馬克斯．韋伯在其撰寫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論文中，純粹從學術角度將國家定義成一個「擁有合法使用警察與軍隊等暴力的壟斷地位」之實體。
韋伯（德語發音為費伯）於一八六四年出生於德國（當時為普魯士王國），曾在佛萊堡大學與海德堡大學教授社會學和經濟學。著作除了《新教倫理》之外，還包括《學術作為一種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等。《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提及了身為一名政治家應具備的資質，真希望現代政治家能仔細閱讀其中列舉出的條件。
然而從宗教或社會共同體組織的桎梏解放出來的現代人，則暴露在存在論的不安之下。即自己孤立於社會之外、自己的存在對誰都是不必要的，以及沒有人重視關心自己的不安。因此，有必要由自己創造出自我存在的理由。這個存在的理由，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遜（E. H. Erikson）將其命名為自我認同（identity）。
至於提到最近才剛改編成電影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