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故事
Viewing all 247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電影、城市與歷史】悲情城市:雨港基隆的真實與虛幻

$
0
0

我一直很喜歡基隆,儘管這個城市其貌不揚,雨下得太多, 冬天太冷,對一般的觀光客來說,可能只有廟口夜市閃閃發光,但其實基隆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小吃就不用說了,它多霧的山坡與海灣,港口與老鷹,雖然既不輝煌也不壯闊,但是很有故事性。

不久前,台灣推出了第一部虛擬愛情AVG電玩遊戲《雨港基隆》(2014),以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基隆為背景,男主角周旋於三名分別代表日本、本土與外省族群的女子之間,虛實交錯的特殊設定引起了玩家的關注。

作為重要的港口城市,基隆的歷史本身就是濃縮的台灣史,煙雨朦朧的港都特色,更增添了現成的戲劇張力。《悲情城市》(1989)也曾透過角色扮演,在霧雨基隆的背景中,勾勒台灣大時代的動盪、地方勢力的角力和小人物的無奈,電影中盤問「你是哪裡人?」〔答曰:「我是台灣人!」〕的重要場景,同樣能在《雨港基隆》的鋪陳中找到呼應。

台灣「雨港基隆」愛情冒險遊戲已及三位象徵不同歷史背景的女主角。

台灣「雨港基隆」愛情冒險遊戲設計了三位象徵不同歷史背景的女主角。圖中背景為基隆田寮河畔郵局昔日樣貌。圖片出處:Erotes Studio

《雨港基隆》提供了一個建構在現實上的虛擬場域,協助玩家進入一個過渡的時空,延伸想像,進而產生各自的體會,這個前提和《悲情城市》的設想並無二致,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解謎之旅。

詹宏志在回顧《悲情城市》創作初衷的時候提及:

讓〔侯孝賢〕有《悲情城市》這個故事的起點就是基隆港,就是基隆外海船隻進港、火車同時進站的那個感覺,船鳴汽笛交錯,同時進來,天又下著雨,那個港灣的景觀……,這是獨一無二的景觀。他要的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說這個故事,這是導演的「vision」,一個視覺創作者,他有很多故事是從一個視覺的前題出發的。[1]

這個「vision」並非憑空得來。1951年,作曲家楊三郎開始在基隆國際聯誼社擔任樂師,某個下雨的黃昏,楊三郎在市區閒晃,受到雨中即景的觸動,寫了一首以〈雨のブルース〉〔雨的藍調〕為題的曲調,後來由當時擔任小提琴手的呂傳梓填詞,定名為〈港都夜雨〉,駐唱歌手傳唱一時, 1958年灌錄成唱片,成為台語歌中被不斷翻唱的經典。[2]

基隆港的雨中即景,啟發了音樂人的想像空間,譜出了〈港都夜雨〉,多年之後,這個由聲音所承載的畫面就像鑰匙一樣,輾轉打開了另一人的心靈之眼──侯孝賢在訪談中表示,他是聽到了李壽全新編洪榮宏唱的〈港都夜雨〉,受那樣的薩克斯風節奏打動,心中頗有感觸,才「想把台灣歌那種江湖氣、艷情、浪漫、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3]

結合這個意念,拍攝「基隆港的故事」成了《悲情城市》拍攝的初衷[4],也就是把基隆的「氣口」[5]具象化。吳念真劇本的設想是讓楊麗花和周潤發搭檔演一段豪情四海的基隆港故事,以1950到1956年間為背景,黑社會份子周潤發搭上從上海來台的末班輪船,要到基隆討債,楊麗花則是酒家大姊頭,叫「阿雪」。

為了將阿雪的身家背景杜撰得更紮實,劇組最後滾雪球一樣滾出了一個阿雪前傳,講她少女時代的故事,家族人物一應俱全,最後這段介於台灣脫離日治到國民政府來台之間的小傳,反而比「花發配」故事更強大,遂扶小傳成為正片,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重要場景:飾演聽障的文清受持棍者盤問「你是哪你人?」

《悲情城市》重要場景:飾演聽障的文清受持棍者盤問「你是哪裡人?」

《悲情城市》的籌備期非常久,為了把這個故事講完全,劇組分頭做了很多基隆相關的踏查與文獻研究,副導黃建和甚至為了建構出故事的影像,特地和一些老攝影師聊天,尤其是基隆的人文紀實攝影先驅鄭桑溪。實際上,片子一開始曾經多次考慮過以鄭桑溪照片裡的氛圍為基準。黃健和指出:「《悲情城市》電影裡的很多氛圍,其實是根據〔鄭桑溪的〕這個影像出來的。」[6]

鄭桑溪照片裡的氛圍是什麼呢?差不多在楊三郎於基隆擔任樂師的那段歲月〔50年代至60年代初,等同於《悲情城市》最初所虛構的基隆港故事的時代〕裡,鄭桑溪正背著相機,在基隆與九份漫遊,捕捉了許多無可取代的基隆光影。

很神奇的是,鄭桑溪的靜照,諸如攝於基隆仁二路港邊行人道的〈港都晨景〉(1957)、基隆信二路的〈港邊電影館〉(1960)、在茫茫晨霧中起錨前往鼻頭角的〈基隆港〉(1955),甚至只有層層遠山霧景的〈少將館〉(1961)[7],那樣凝結的瞬間,卻能打開另一個豐富的想像的空間,彷彿只要再定神細看,照片中的山嵐就要飄動,晨霧中的船隻就要前行。《悲情城市》的企圖,便在於將那印刻在心靈之眼的一瞬,舒展成一個更長篇的動態影音想像,也就是實踐一個「vision」。

《悲情城市》的攝影陳懷恩曾指出,侯導電影的「靜照」風格很強,他擅用「強大的impact、他記憶中的層面,記憶中的某一片,來作為他影像的架構」[8]。鄭桑溪的攝影以它獨有的歷史與地方記憶支援了《悲情城市》,成為那個「影像的架構」,實際上,劇組曾經在某個版本中用了鄭桑溪的照片,以此設定電影開場的氛圍,「可是因為他的調子太好,……後面的東西又跟不上」才作罷。[9]

《悲情城市》最後捨去基隆港景,謹以象徵性的深澳漁港間接暗示背景。

《悲情城市》最後捨去基隆港景,僅以九份眺望下的深澳漁港為象徵。

然而,最後電影裡面,所有基隆港的畫面與背景全部都被拿掉了。不過核心的vision還在,用的是隱形變貌的手法。

原本在吳念真的劇本中,序場的敘述是這樣的:

〔基隆港〕

……畫面慢慢淡入,是基隆港海港大樓後的鐵道區,看得到港灣的部分。盛夏午后,西北與的濃雲正在淤積,無人的環境中,一切呈現靜止狀態,唯獨港面波光粼粼。

電影實際的片頭,卻從八斗子的闃黑室內展開,啼哭聲中,林文雄的女人在此生下一子,取名林光明。導演最後選擇以一種帶有距離感的方式,去闡述那個核心構想,他剔除了基隆港這個鮮明的文化象徵,改以八斗子這個稍為偏離市中心的基隆小漁港,去暗示他原本想呈現的複雜時空背景,而且也只願意「暗示」八斗子的存在──在這部片裡,九次的空鏡頭〔類似靜照的遠景,銜接故事的轉合〕裡,就有六次是遠觀漁港和碼頭畫面[10],而且那些漁港實際上也不是八斗子,而是更遠的深澳漁港。

基隆地方雜誌《雞籠霧雨》第三刊最近出版。封面為基隆港景。出處:《基隆霧雨》。封面設計:Sauce Illustration

基隆地方雜誌《雞籠霧雨》最新第三刊以基隆港歷史為專題,封面為基隆港景。封面設計:Sauce Illustration

對於這個隱晦的指涉,基隆的地方小雜誌《雞籠霧雨》有一篇文章解釋得很好:

《悲情城市》中虛構的、看不到漁民的八斗子,卻用一種拼貼的方式來重構1940年的地方社會圖像,描繪出國府戰敗撤退來台,隔閡已久的台灣與中國。大陸人來台,原本祥和的漁村,因為走私與政治避難的需求成為龍蛇雜處之地。驟然間形成多省籍與族裔交鋒的過渡型岸邊社會,八斗子因而成為一則埋下衝突與對立的政治寓言。[11]

這則政治寓言的尾聲,攝影師林文清與吳寬美自拍了一張全家福,鏡頭停格一瞬,靜止的團圓照,預告了無從選擇的淒楚命運。

〔上圖〕攝影師文清於片手仍有笑容〔下圖〕劇末文清神情沉重替拍下全家福,預告了接下來的不幸。

〔上圖〕擔任攝影師的文清在電影前段仍有笑容〔下圖〕劇末文清神情沉重替拍下全家福,預告了隨之而來的不幸。

值得一提的是,此後,曾經作為《悲情城市》副導的張作驥,逆向操作拍出了一部「打開窗戶就能看見基隆港」的電影《黑暗之光》(1999),在新寫實電影的風格中注入了迷幻的魔幻寫實特色。

在《黑暗之光》裡,我們隱約仍能見到《悲情城市》的影子:開場與結尾的圍爐吃飯、以「黑幕」[12]銜接敘事轉換、陰鬱的光線、虛實交錯的家人團圓照、八斗子與基隆的場景、江湖地方體系與省籍衝突等暗示……就連片名,都遙遙呼應《悲情城市》裡開場「光明」這個意象。

《黑暗之光》裡的房子一開窗就能見到基隆港。

《黑暗之光》裡的房子一開窗就能見到基隆港。

但是,《黑暗之光》的結尾以完全虛構的幻夢,為現實提供了救贖,在黑暗裡注入了光。更截然不同的是,《黑暗之光》毫不迴避基隆港的現場,也毫不迴避直接置入虛幻的想像畫面,加強了虛實參差的落差,使這部片在台灣電影史走出了一條新的路。

張作驥不只一次在訪談中談及自己對海、雨天、釣魚的熱情[13],以及迷戀「徘徊在真和假之間的感覺」[14],這份情愫和視覺效果很平均地展現在他所有的作品裡面,但我覺得《黑暗之光》是最貼合他的一部片子,看他的電影,永遠感覺像走在基隆的雨天裡。

此後,侯孝賢對基隆最後一次的致敬是重回《黑暗之光》劇中盲人搭肩前行的中山陸橋。《千禧曼波》(2001)開場中,林強的電子配樂〈A Pure Person〉漸入,舒淇慢動作邁著步伐走在藍調的天橋上,恍恍惚惚,朝著不明所以的黑夜前進,頻頻回首,彷彿是對舊時代最終的回顧,這讓人難以忘懷的一幕,可以說是這整部片的縮影,或者說是侯孝賢想像中世紀末新世代的縮影。

作為藍調的、「霧雨裡都是煤煙」[15]的悲情城市,基隆的意象聯想就像彈子檯上的一顆白球,在藝術創作的領域裡撞擊出了一連串的運動,增生繁衍,彼此產生影響;地方性格、靜照與氛圍的力量,可見於此。

如果要說《悲情城市》講的是由生而死的故事,那麼《黑暗之光》講的是一個死而復生的故事,兩者一併展現了超過一甲子以來,一群藝術工作者承先啟後因為基隆而點亮的豐富想像。也許今日的基隆市景看起來有種「想像力枯竭」的斑駁感,但這些電影提醒了我們,在台灣歷史變遷與「想像」的地誌學裡,基隆的身影其實佔據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位置。

本文原刊載於映畫手民
閱讀更多【電影、城市與歷史】文章──
維也納的地底世界
香港繁華的另一面:新界西的日與夜
岸上風雲:紐約碼頭的暗黑生活與政治角力
邊境/夢境:紐約康尼島的興衰與記憶
鹿兒島火山爆發:是枝裕和與向田邦子的青春印記
侯孝賢《風櫃來的人》:澎湖與高雄間的漂泊
貓王的神秘列車:明星與城市
蒙古草原的禿鷹與狼
霧霾時代前的青春回憶:十七歲的單車與北京
郊區電影啟示錄:有一種恐怖叫無聊

註釋:

[1] 張靚蓓訪談詹宏志。〈成為讓藝術家專心創作的人〉,《凝望‧時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台北:田園城市,2011年。

[2] 陳平和編。〈港都夜雨〉,《台灣歌謠的第一部》。台北:麒文形象設計出版,2012年。

[3] 朱天文。〈悲情城市十三問〉,《悲情城市》。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

[4] 張靚蓓訪談吳念真。〈「這部電影在之前你沒看過,也不敢講」〉,《凝望‧時代》。註1,107頁。

[5] 氣口(khùi kháu):在此有「氣韻」之意。閩南語。

[6] 張靚蓓訪談黃健和。〈空氣、人的厚度與凝結的時光〉,《凝望‧時代》。

[7] 鄭桑溪。《鄭桑溪攝影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

[8] 張靚蓓訪談陳懷恩。〈絕對真實中的曖昧、混沌與找尋〉,《凝望‧時代》。

[9] 見註4。

[10] 陳儒修。〈二十年後重看《悲情城市》:聲音、影像、時間、空間〉,《凝望‧時代》。

[11] 邱炫元。〈悲情城市中虛構的八斗子岸邊社會〉,《雞籠霧雨》第二期,2015夏季刊。

[12] 畫面全黑,類似《悲情城市》裡空鏡頭的轉換功能,銜接上下幕。

[13] 李佳玲等訪談張作驥。〈電影已不是那麼純了〉,《當代》189期,2003年。84-89頁。

謝仁昌訪談張作驥。〈沒有光,傾向於黑傾向於美麗〉,《Fa電影欣賞季刊》112、113期,2002夏季、秋季刊。

[14] 《黑暗之光》販售預售票時贈送了一本搭配基隆景點與短文的《基隆戀愛地圖》的小冊,張作驥在裡面自白:「我喜歡非職業演員,一種讓自己徘迴在真和假之間的感覺。一種讓自己的工作,猶如釣魚般的等待和刺激。一種收穫和痛苦成正比的感覺。……因此,我喜歡電影,我也喜歡釣魚。」感謝基隆博物館館長王志仁借閱《基隆戀愛地圖》。

[15] 朱天文在分場敘述的序場對基隆市的描寫:「……外面的女人為他生下一個兒子的時候,基隆是整個晚上停電,燭光中人影幢幢,女人壯烈產下一子,突然電來了,屋裡大放光明。嬰兒嘹亮的哭聲蓋過了沙啞和雜音的廣播。 /……這裡是港邊一棟兩層樓商行,女人與她的父兄住在一起。……/雨霧裡都是煤煙的港口,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寶寶心裡苦,寶寶怎麼說?──關於「寶寶」,幾個你沒聽過的歷史典故

$
0
0

不知怎麼的,「寶寶」近來在臺灣成了流行語,走到哪兒都有人寶寶個沒完。

其實網路世界裡莫名其妙紅起來的東西所在多有,忽然掀起一陣「寶寶熱」,似乎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先別管最近這股風潮是怎麼來的,若要追本溯源,「寶寶」二字,其實頗有一些故事可說。舉個例子:你有沒有想過「寶寶」這個疊詞,是怎麼跟小嬰兒扯上關係的?當三國時候的劉備捧著剛出生的阿斗時,他會不會也想叫兒子一聲「寶寶」呢?另外,古代那些沖齡登基的皇帝,是否也曾經想過要把聖旨的開頭,改成「奉天承運,本寶寶詔曰」呢?(嗯,應該是沒有)

寶寶001

Photo Credit: 美國國會圖書館

故事其實沒有很長。

「寶寶」一詞的來由,晚明文人田藝蘅的《留青日札》說得相當清楚: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曰「寶寶」,蓋言如珍寶也。亦作「保保」,人以為保抱護持之義,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1]

按照田藝蘅的說法:用「寶寶」來指代小朋友,大抵是明代開始的流行,其源頭則可追溯到前朝。蒙元時候的語言,「保保」表達的是一種「尊重之稱」。[2]到了中文裡面,這個詞逐漸被轉寫成了「寶寶」,推敲起來,大抵也是因為「寶」這個字,比較能夠傳達寶愛、貴重的意思吧。

換句話說,最早的「寶寶」,其實被寫作「保保」。《留青日札》並且提示了幾個歷史名人,包括了元末將領擴廓帖木兒(就是《倚天屠龍記》裡頭趙敏的哥哥),以及明朝的開國功臣李文忠──這兩個舞刀弄槍的傢伙,都有個可愛的小名,喚作「保保」。至於他們在戰場上跟對手叫陣的時候,會不會也霸氣地自稱「本保保」呢?嗯,我也不知道。

「保保」這個詞,在明代的文獻裡面,已經可以見到一些有趣的變化,比方說是「阿保」,或者李文忠的另個小名叫作「保兒」──其實我們現在要給人家取綽號,不也就是「阿呆」、「小明」、「豬豬兒」,幾個字變來變去麼?大抵是差不多的。

「保保」在明代漸漸過渡成了「寶寶」,不過,這個詞最初還不特指小孩子,而可以有一些別的用法。比方說,晚明文人金瑤的文集曾經提到:當時候的江南地方習俗,「子呼母曰『寶寶』」──換句話說,「寶寶」也可能反過來用,變成小孩叫喚媽媽的一種「愛辭」,一種親暱的稱呼。[3]

寶寶003

[宋]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還有一種「寶寶」的用法,我們都很熟悉──小學時候的自然課,大家都得到文具店去買蠶寶寶,對吧?且不說臺灣的文具店到底為什麼會把蠶寶寶當成一種商品(還兼賣桑葉,我長大以後才驚覺這真是很有臺灣特色的一件事情),把蠶叫作「寶寶」,其實早在幾百年前的中國,就已是這麼回事了。

中國南方的浙江,歷來是蠶絲的生產重地。而清代出身浙江的一些文人,都曾在他們的著作裡面明確提到:當時候的民間養蠶人家,「呼蠶為『寶寶』」

蠶跟寶寶什麼關係呢?其實更早一點,人們管蠶叫作「春寶」,這是因為春天時候蠶隻的產繭量大,給養蠶的人帶來很好的收益。另外也有一些人,把夏天結繭的蠶稱作「夏寶」。無論如何,蟲子既然能換銀子,自然都被看作是可貴的「寶寶」,得捧在手心裡,仔細照顧了。[4]

更後來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以「寶寶」為名,出現在史冊當中。例如:晚清文獻《黑龍江外紀》裡的一個故事,說清嘉慶時候有個被流放到東北的讀書人叫龔光瓚,小老婆給他生了個兒子,小名就叫作「寶寶」。

龔寶寶是個異常聰明的神童,年紀不滿九歲,便已讀懂了許多書。當時的黑龍江將軍非常喜歡他,時常叫手底下的人把他接到府邸裡來,講解一部漢文經典(將軍是滿人,請個小神童來給他當漢文家教,也是挺合理的)。

不過有一天,龔寶寶忽然問了個奇怪的問題,把將軍給難住了。他說啊:世人常常把天空跟大地比喻為父親跟母親。一天一地,一父一母,說起來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不過,身為妾生子的我,卻有一個爸爸,兩個媽媽。這就好像是頭上有一片天空,腳下卻有兩塊大地一樣。我的大地,怎麼會比天空還要多呢?

這……真是大哉斯問。皺著眉頭的將軍胡亂想了一個答案,勉強搪塞過去,龔寶寶也只能隨口應和。但是,龔寶寶似乎始終也沒能為這個糾纏在心底的謎題,求得滿意的解答。九歲那年,他的生命便也在這樣的陰鬱之中,走向了終點。[5]

龔寶寶的迷惑是怎麼發生的?在兩個母親之間,他是否曾經遭遇什麼樣的孝道或倫理難題?其實即便有,在那樣一個時代,他大概也沒法對自己的尊長與家庭表示什麼意見。「寶寶心裡苦,寶寶不能說」──對於龔寶寶而言,那或許真會是一種貼切的寫照吧。

「寶寶」一詞的流行,不光發生在今天的臺灣,也曾得見於百年前的中國。晚清與民國的報刊當中,我們可以見到大量以「寶寶」為名的市井小民。比方說吧,1886年的上海《申報》就有一則新聞,說是「八舖地甲金寶寶,拘獲棍徒張寶寶」──翻成白話文,就是某個叫「金寶寶」的里長,逮住了一個叫「張寶寶」的惡棍,這真可說是兩個寶寶的狹路相逢了。[6]

同個時代,《申報》所記載的大小事,四處都能見到喚作「寶寶」的涉案關係人(但不一定是本名)。叫王寶寶的流氓、叫楊寶寶的車夫、叫沈寶寶的小妾……說那時的上海是「遍地寶寶」,大概也不算太誇張吧。

古早時代,小老百姓的取名不如現在這般人人慎重,類似「寶寶」一樣簡單好記又意義美善的名號,很容易成為流行(也就是所謂的「菜市場名」了)。而這樣的流行,其實也發生在風月場所。晚清以至民國的文獻裡面,你可以找到超級多的青樓名妓,都以「寶寶」為名。

我們看大家都很熟悉的劉鶚《老殘遊記》,其中一回說到老殘夢遊陰曹地府,竟找到一家可以召妓的酒樓。老殘翻開酒樓的花名冊。只見那冊子上,寫的「既不是北方的金桂玉蘭,又不是南方的寶寶媛媛」,反而全是一些良家婦女的名姓──先別管後來的故事怎麼發展,這裡的重點是:「寶寶」、「媛媛」合起來,被劉鶚當成了南方煙花女子的代名詞。顯然,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南方,有多不勝數的青樓女子,都選用了這兩個名字。[7]

寶寶005

民初《風月畫報》上以寶寶為名的青樓女子。

拜日漸發達的報業與照相術所賜,清末民初,你可以見到一大票以「寶寶」為名的妓女所留下的身影。那個時代,知名的妓女就像明星,廣受群眾矚目。她們的「小像」被刊發在各類報刊與廣告當中,相片裡的時髦打扮竟能引領社會的時尚風潮。小報裡多不勝數的冶遊錄充斥著青樓群芳的八卦軼事,文人雅士競相使用各種乏味的套語,在排行榜(所謂「花榜」)上歌詠名妓的風姿,品評其等第。

書寫妓女的男人們,多半只在乎妓女的「艷史」、「情史」或風流韻事,越是聳人聽聞、腥羶色,越好。清末皇族載旉與南妓蘇寶寶、洪寶寶相好的傳聞轟動一時,上海名妓花寶寶則先後成為革命黨人王金發、直系軍閥曹錕的寵妾。但所有這些「寶寶」的名字,都只是歷史的旁綴,是大人物的花邊新聞。至於新聞過後,她們究竟去了哪裡,故事該怎麼寫下去,總沒什麼人會在乎。[8]

寶寶心裡苦,寶寶對誰說?在流言蜚語的背面,這群以寶寶為名的女人,或許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機會,向歷史傾訴他們自己的故事。

同樣在民國初年,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寶寶」,亦已廣泛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頭。比方說是以「寶寶」健康為訴求的商品廣告,或者知名人物的親生「寶寶」照片也會被當成新聞刊載。而大致隨著 1949 年的逃難潮,「寶寶」這個越來越常見於近代中國媒體裡的字眼,也被帶進了後來的臺灣。

寶寶009

民國時候《申報》與《良友畫報》上的「寶寶」。包括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桂格麥片、克寧奶粉、高露潔爽身粉,都在廣告裡面強調「寶寶」。左上圖則是名人溫萬慶的兒子,當時候社會賢達的「寶寶」照片,也常常出現在報紙版面上頭。

故事差不多要說完了。

而若按著這整個故事的脈絡來看,今天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天線「寶寶」,以及穿著紙尿褲的滿意「寶寶」,其實都可以往前追溯到蒙元時候的歷史裡去。人類的語言裡面,每一個字、詞,都有它演化的線索。不合時宜的流行語可能會逐漸死去,老掉牙的「寶寶」,也可能被賦予新的意義,並且忽然成為一種奇妙的流行。

若把時間拉長來看,「寶寶」的意涵,在這幾百年間其實曾經發生過許許多多的變化(據說英文裡的『baby』,原來也不指小孩而言),它一度可以指代母親,一度是普遍的姓名字號。而今天的「寶寶」,又成了一個頗有戲謔意味的代詞。

數十年後,中文裡的「寶寶」,還將衍生出什麼奇怪的意思呢?

延伸閱讀:

  • 若你對一字一詞的歷史變化有進一步的興趣,推薦閱讀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
  • 關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妓女群體,可以讀劉慧英編著,《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國女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第2章。

附註:

[1] 參見[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15,〈寶寶、保保〉條。

[2] 不過,田藝蘅是否能很好的理解蒙語呢?他對「保保」的解釋準確嗎?王保保以「保保」為小名,也能說是所謂「尊重之稱」嗎?或許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3] 參見[明]金瑤,《金栗齋文集》,卷7,〈汪氏節婦傳〉。

[4] 關於「呼蠶為『寶寶』」,參見[清]鄭世元,《耕餘居士詩集》,卷17,〈先吾集‧養蠶詞〉。關於「春寶」、「夏寶」,參見[清]高銓,《蠶桑輯要》,卷上,〈蠶房條〉。

[5] 參見[清]西清,《黑龍江外記》,卷7。

[6] 參見《申報》,1886年03月30日,第3版,〈限交地棍〉。

[7] 參見[清]劉鶚,《老殘遊記》,續集遺稿第9回。同樣說到南方妓女多「寶寶、媛媛」,可參見[清]李寳嘉,《官場現形記》,卷34。這個段落,一個來自上海「西薈芳」的妓女叫「花媛媛」,另一個來自「百花底」的妓女則叫「周寶寶」。

[8] 研究19-20世紀上海妓女的法國學者安克強,比較敏銳地注意到中國文人的妓女書寫,「並非是真正的傳記……它們不僅反映了作者的主觀看法,而且更主要的反映了高級妓女與顧客之間保持的那種關係的表象」。參見氏著,《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7。

百年文青的矛盾與抵抗:讀《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
0
0

說到「文青」,第一時間聯想到的圖像會是什麼呢?

是像唐伯虎那樣風流倜儻的吟詩作對?

「唐伯虎點秋香」一劇中的經典畫面─江南四大才子

「唐伯虎點秋香」一劇中的經典畫面─江南四大才子

還是像呂赫若一般,同時擁有俊秀的外表以及令人欽羨的文采呢?

除了帥哥一枚,呂赫若還擁有「臺灣第一才子」的美稱

或許是一個帶著黑框眼鏡,總是坐在咖啡廳的角落,一邊輕啜咖啡,一邊書寫耐人尋味的華麗文字的文藝青年?又或許是一個坐在大安森林公園裡,喝著啤酒,正在演奏蘇打綠的音樂才女?還是一個喜歡窩在誠品,左手擁抱謝金魚的《蘭陵公主》,右手又鑽研於卡謬的《異鄉人》?

截自蔡依林2014年作品「我呸」

截自蔡依林2014年作品「我呸」

「文青」的定義眾說紛紜、見人見智,但或許現代人想像中的「文青」,就是在某個特定的「空間」,作一件看起來很潮很有「文化」的事情,但是作這一件事情的人是不是年紀輕輕一個「青年」,或許也不一定那麼重要了。當然,是不是一個「文青」,並不會受到性別所侷限。

如果把時光倒流,在一百年以前,想要作一件很潮很有「文化」的事情,可以選擇去哪些場所呢?又要作哪些事情,才稱的上是「摩登」到美丁美當(註一)的「文青」呢??

回顧台灣近百年的發展歷程,有不少的雋永文學作品始流傳了下來,或許不是因為文藻特別地優美,又或許只是記述了再平凡不過的日常生活,但卻可以讓讀者掉入一種既真實又飄渺、微朦朧但也特清晰的虛幻空間。

正是這股流竄於文字與符號之間魔力,演繹出台灣累積了四百年來的文化樣貌。《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以下簡稱《文青案內帖》)或許是近來最成功演繹上述概念的作品集,在細讀內文之前,先來看看生活在當時的文青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龍宗瑛的文學作品〈勁風與野草〉,其實也道出他十七歲時,由新竹到台北讀書的城內印象

龍瑛宗的文學作品〈勁風與野草〉,其實也道出他十七歲時,由新竹到台北讀書的城內印象。圖片來源:http://bit.ly/23TSoCw

台北城的黃昏,不知什麼時候飄著毛毛細雨,榮町溼漉漉的柏油路,輝映著橙黃和紫丁香花色的朦朧霓虹燈影。已經夜幕沉垂了。杜南遠與鶴丸五郎並肩行走於亭子腳。抬頭一看,對面的文明堂書店,明亮的燈光下擺滿著書籍,店內有不少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凝神看書。這些學生無論文科和理科,都喜歡看文學和哲學,他們愛讀夏目漱石、志賀直哉的作品和德國的哲學類,以備將來當指導者時,思想免於偏差而維持平衡感覺。

這段話出自日治時期台灣重要作家龍瑛宗的漢文作品:〈勁風與野草〉,透過故事主人翁「杜南遠」的視角,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台灣子弟眼中的台北,處處都充滿了相當「現代」的建設,而且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的學生,似乎都要學著看「文學」、懂得烙「哲學」,儼然就是一個思想奔放的年代。如果要從上述文字當中,揀選最可以代表1920年代的台北,那種充滿著新奇、fashion的樣貌,或許「台北城」、「霓虹燈」、「亭仔腳」、「書店」、「文學」、「哲學」就會是極佳的關鍵字。

事實上,本書作者群之一的蘇碩斌教授在序文中,就用非常「文青」的方式,說明了《文青案內帖》的核心概念。

「『現代』若是有聲有影,台灣人最初如何表現?」

「本書十三篇文章看似隨機在漫談日治的地景、文學,其實都是想要說明『現代生活』初入台灣的曖昧情形。長長的書名裡,有兩個特別要強調的關鍵字:一百年、台北。」

※※※※※※※※※※※※

為什麼要從1920年代以後談起?

儘管透過武力的方式獲取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日本帝國在面對殖民地統治時,仍處於一種「先有實踐、後有實質」的摸索模式。從1895年開始,殖民政府必須要克服許多從來沒有碰過的問題,像是有效控制島內的「土匪」問題、改善「鬼界之島」的衛生狀況、教化台灣人的諸多陋習等等,在逐一克服的過程中,也逐漸整理出日本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應有的統治邏輯。或許可以這麼說,一直到1915年漢人最後一次武裝抗日事件以前,殖民政府除了用武力掃蕩反抗份子以外,還透過廣泛的調查以及精確化的統計數字來「剖析」台灣,隨著西來庵事件結束後,殖民政府不管是在治安、衛生甚至式空間治理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台灣,也終於成為一個可以清楚被國家「看得見」的殖民地了。(註二)

日治以前的「那個台北」,囊括了艋舺、大稻埕以及台北城,也是老台北人口中的「三市街」

日治以前的「那個台北」,囊括了艋舺、大稻埕以及台北城,也是老台北人口中的「三市街」。圖為1895年台灣總督府製圖部繪製的〈臺北及大道程、艋舺略圖〉。

為什麼要從「台北」開始談起?

以前說的「台北」並不是現在說的「台北」,而是夾雜著艋舺、大稻埕還有台北城的那個「台北三市街」。看似繞口令的語句,卻如實地道出了台灣歷史發展的血淚史。對於耳熟能詳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我們都有初步的理解,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的政治、經濟中心不再位處於文化古都──府城,而逐漸轉往台北呢?(註三)

1895年,台北城已經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城市,擁有郵局、鐵路、電報,甚至還有電燈,而台北三市街真正成為一個整體的「台北」,可以說是從台北城被打掉的那一刻開始,現代國家的統治權力就像是被解開桎梏的猛獸一般,擴散城牆以外的山地林野,在台北市內進行像是人口調查、市街改正、修築下水道等事業,無疑是將台北打造成一個最有文明、最現代的「島都」空間。

台北三線道鳥瞰圖

台北三線道鳥瞰圖。圖片來源:〈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北市鳥瞰圖〉

為什麼要從1920年代以後的台北開始談起?

1920-193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充滿浪漫的的年代,作為台灣總督府的所在地,許多台灣的「第一次」,也就順理成章的出現在台北市內了。如果從物質層面來看,台北同時扮演了流行音樂的發祥地、隱藏於現代公園內的情慾愛戀、整齊劃一的三線道、囊括文史哲學的啟蒙書店、解放身體的跳舞時代、紙醉金迷的民主聖地、流轉年華的職業婦女等諸多角色,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確實建構出一塊「現代」的藍圖,但這塊藍圖中的飲食、衣著、讀書、聽歌、愛情,也同時在殖民政府時刻的監控下,無所遁形。

從思想層面來看,看似「文明」的外觀,卻隱藏了台灣人對於「進步」的想像,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而言,「進步」並不單是接觸到現代化建設後的震撼,而是存在著「歐美帝國=現代=強盛」、「明治維新=全盤西化=強盛」的想像,因此各式各樣「先進」的思想風潮,都蔚為流行。

而日本商人(當然也有部分的台灣仕紳階層)看到這一波商機,爭先恐後地引入「台灣的第一次」,硬體的部分像是西餐廳、喫茶店、珈啡店等「實質體驗區」,並將這樣的空間建構成新型態的social場所,軟體的部分則像是自由戀愛的概念、職業婦女的出現、社交場合的林立等等,《文青案內帖》裡頭的十三則文章中,都是要強調當時的人際網絡已經不在局限於傳統漢人的框架了,而是隨著思想的奔騰,赤裸地展現出隱藏於「現代」背後的矛盾與雋永,還有時下文青們的內心世界。

斷髮之後,時下的年輕人開始打扮自己,現代流行的混搭風,其實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已經有這股潮流了喔!圖片來源:《文青案內帖》,頁36。

斷髮之後,時下的年輕人開始打扮自己,現代流行的混搭風,其實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已經有這股潮流了喔!圖片來源:《文青案內帖》,頁36。

哎呀!過去的那個台北呀!

 DJAP0Q-A9006FPS4000_55dbc93cbf77a《文青案內帖》空間設定雖然是在台北,但卻如實呈現了當時台灣的文化環境,「眾文青」們一字一句地刻劃了歷史,相對的,「眾文卿」們也已經被歷史銘刻、被後世永懷。透過台灣文學的光與影,從當代種種文化象徵出發,反思過去的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十五位當代文青從台灣文學的視角出發,廣泛地蒐集報紙、圖像以及文字,譜出一則又一則「文青」的生活樣貌,還原出必須面臨追求現代與理想的「那個年代」,最終歸納出那個始終在對抗各式文化霸權的「臺灣」。

如果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一直到現代,生活周遭仍有許多大眾文化源自於一百年前的台北,也正好是「漢v.s.和」、「傳統v.s.現代」、「舊v.s.新」的年代。

再一次環顧台灣的發展歷程,可以理解歷史的延續與斷裂,並不是(也不該是)一個涇渭分明的二分法過程,就是因為多次異文化的碰撞,才會內而外地激盪出屬於台灣特有的庶民文化。

下次看到有人以二分法評論台灣人為何「媚日」、「仇日」的同時,何不邀請對方一同步入咖啡廳,徜徉於純純演唱的「跳舞時代」,靜下心來想像一下,何以看似平凡不已的舉動,卻可以持續「潮」了將近100年呢?


註一:台語用法,形容無法動彈的意思。現代網路用語則會在前面加一個動詞,表示某個動作做得太誇張,導致不能自己。

註二:關於殖民政府透過什麼手段逐漸「看清楚」台北的民間社會,可以參考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台北:群學,2010。

註三:關於台灣政治、經濟中心逐漸往北移動的脈絡,可以參考許雪姬,《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台北:自立晚報,1993。或是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出版,1997。

王政復古──日本近代國家如何在艱難中產生?

$
0
0
作者:井上勝井
圖片 1

一八七○年,虛構的「蒸汽火車行駛」套色浮世繪版畫。(《東京高輪鐵道蒸汽火車行駛之全圖》局部)火車開通實為一八七二年,第二年出版同一標題的「真景」。開化期的套色浮世繪版畫大多採用紅色苯胺染料,廉價,而且藝術性較低。但因其快速報道、大量生產而廣為流傳。蒸汽火車曾是文明開化的博覽會的象徵。

討幕派的武力路線

薩摩藩於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八月向長州藩說明了舉兵之「錦囊妙計」。

派遣藩兵進入京都御所,討幕派公家集結起來後進行壓制,「突襲」並「燒毀」會津藩府邸和幕府軍陣營。請天皇移駕男山(京都市南部,八幡市)之後就頒佈「討伐將軍」的檄令。以藩兵三千兵力壓制大阪城並「摧毀」大阪灣的幕府艦隊。關東地區要「固守」甲府城。薩摩藩制定了龐大的武裝起義計劃,也有人說這只是島津久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小松帶刀這四人才知曉的「奇襲」行動。

次年九月,薩摩藩和長州藩再次締結出兵「條約」,藝州藩也加入其中。薩摩藩也再次計劃在九月中旬發起武裝起義,挾持天皇並進攻大阪城。薩摩藩的首個計劃據說是與京都政變同時舉兵,比起十二月實際發生的王政復古[1]政變更要依賴於武力。這正是討幕計劃。

圖片 1 拷貝

坂本龍馬親筆之《新政府綱領八策》。(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大政奉還後,龍馬在遭暗殺前也制定過新政府方針。第四條第一行到第二行為「無窮之大典」。萬國公法的「無上之法」憲法。後半部分中的據說龍馬將「盟主」「○○○」設定為慶喜。(長府博物館藏,也見於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

另一方面,土佐藩則推進不使用武力的改革運動。不是討伐德川,而是通過德川慶喜也參加的「公議」(會議),即以聯邦國家為目的的公議政體論。根據六月與薩摩藩締結的《薩土盟約》[2],德川慶喜自己歸還國家大政,並辭去將軍一職,實現了王政復古。

以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3]為基礎的《薩土盟約》,在京都朝廷上設立上下二院的「議事院」,是從德川慶喜以至手下朝臣、大名、藩士甚至包括庶民都可參加的議事院體制。

江戶後期的幕政以及會議制度對於藩政已然成熟,這如前所述,在其基礎之上,為了「與萬國並立」,就要採取歐美的議會制形式。這樣,就設想出了由大名會議運作的聯邦國家,大名會議也讓德川慶喜加入。這樣的大名會議如果正式召開,大名數量佔壓倒性多數的德川家就佔據了優勢,這顯而易見。儘管如此,為了把土佐藩捲入討幕政變之中,就請它加入了《薩土盟約》。據木戶向龍馬所述,「毫不受損」作些「努力」,也可把中立之藩「拉攏」進來。

藩「有司」的自立

在長州藩,為準備內戰,藩政大改革順利進行。面對幕長戰爭,實權集中在「有司」負責實務的官員手中。藩政集中於兩個局:藩內政務在「國政方」,財務則在「國用方」。「用談役」木戶孝允(俸祿九十石)統管全部藩政,政治上中立的實務官員也大多得到擢用。

由武士和庶民混合組成的諸隊曾是長州藩的精銳部隊,但在幕長戰爭之後,藩主預料不久就會發生內戰,故而,步卒、幫工、僕役長、家臣等下級武士也被編成步槍隊(來福槍隊)和大隊。另一方面,高級藩士被禁止配備勤務兵,成了「單槍匹馬」(普通兵卒),被編入了「散兵」,也就是說,被編入了地位低下的候補兵裡。如此一來,藩的秩序發生了逆轉。

木戶和薩摩藩的小松、西鄉、大久保等人反覆協商,加強了超越藩界的團結心。這正是遠山茂樹所說的「強兵富國開明派的跨越性聯合」。木戶強化了政治實力,他認為「治皇國之病者,今日之長州,亦是良器」。木戶把藩視為形成國家的「工具」。因此,木戶、西鄉以及大久保利通等「有司」從各自的藩開始獨立。

慶喜提出「大政奉還」

土佐藩建議德川慶喜進行大政奉還,於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川慶喜接受建議,提出了大政奉還,薩摩藩的小松帶刀和土佐藩的後藤象二郎[4]當場贊同其「英明決斷」。以討幕為目的的薩摩藩贊同德川慶喜,乍一看有些離奇古怪,但這是薩摩藩頑強地利用幕府奉還大政的讓步之策。可以推測:德川慶喜的本意是建立大名聯合政府,讓德川家族成為一枝獨秀,重新確保國政實權。

此時,根據德川慶喜的要求,幕臣西周[5]提出了幕府的國家構想。設立行政府和議政院的兩權,行政府裡設有「全國、外國、國家利益、度支〔會計〕、寺社」五大事務府,而議政院裡設置大名上院和藩士下院。慶喜的國家構想曾被評價為是構想成法國的買辦,羅什的援助和向法國借款,這對於慶喜都不可或缺。

然而,缺乏本國支持的羅什甚至淪落到連日語翻譯官都撤出的慘淡狀態。以前,傳說中幕府有來自法國的「二百四十萬美元軍事借款」,這實際上是子虛烏有,近年再度被加以確認。另一方面,和羅什事事相爭的英國公使巴夏禮,他本人向英國發送報告,對慶喜高度評價,把大政奉還說成是「自由主義運動」,慶喜也是「符合時代需要的人物」。德川慶喜進一步加強了歐美外交團的支持。

在西周的幕府國家構想中,朝廷的公家不可從山城國(京都府南部)「外出」,即使外出也會被與「平民」同等對待等等,這大幅度限制了朝廷的特權。這是因為維新政府構想的國家是權威主義的天皇制國家,與此相比,西周更嚮往自由的國家。

與呈報大政奉還同一天,出現了發給薩摩藩藩主和長州藩藩主的「討幕密敕」,命其「殲戮」(殺害)「佞臣慶喜」,目的是讓薩摩藩主和重臣果斷出兵,而薩摩藩主正由於藩內動盪推遲了出兵。「討幕密令」的標題是天皇頒佈敕令時需寫的「詔書」兩字。但是,沒有攝政所記日期和批准記錄(攝政代理天皇處理公務),這大體是一份形式不完整的詔書。誅滅慶喜的詔書不可能從幕府派二條齊敬攝政發出,討幕派不可能接詔。「討幕密敕」並非天皇敕命的「密敕」,而是份「偽詔」。是由與天皇毫無瓜葛的某處製作,形式不完整,是偽造的密敕。

討幕「密敕」。代幼帝執政,詔書上本應寫有攝政日期與「可」。(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藏)

討幕「密敕」。代幼帝執政,詔書上本應寫有攝政日期與「可」。
(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藏)

王政復古政變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晨,大久保和岩倉他們進入了御所。薩摩藩、藝州藩的討幕派以及土佐藩、越前藩、尾張藩的公議政體派,他們舉兵參加政變,並頒佈了「王政復古大號令」。然而,公議政體派卻只是四天前才剛剛得知該決定。

德川慶喜同意辭任將軍一職,並廢除幕府和攝關,宣佈「臨時」設立總裁、議定、參與這三個職位。參與從上述五藩各任命三名藩士擔任,西鄉、大久保、岩倉、後藤他們加入參與,掌握了實權。史書記載為「臨時」設置三職,新政府的確是一個「臨時革命政府」。

王政復古和將軍辭職原本是討幕派和公議政體派的共有目標。薩長的武力討幕派是壓倒性的少數力量。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為了使政變後的臨時政府正當化,討幕派暫且把土佐藩等公議政體派引入王政復古政變(木戶),增加人數。

九月,木戶寫信給龍馬解釋了討幕派的政治策略。木戶將整個政變比喻成「戲劇」,把武裝政變稱為「狂言」,說事件是肇始於「狂言」,再向「大舞台」(戰爭)發展。對於「狂言」(武裝政變)「勉強勝任的舞台角色〔公議政體派〕,拉其入夥」,那是「巧妙演繹」「狂言」的一種技藝。「巧妙」指舒緩,「演繹」是製作舞台提示,意思是要廣泛結集,推動政變。並且是向「大舞台」、「大戲劇」(戰爭)推進。政變的主導權當然是在西鄉、大久保、木戶和岩倉手上,他們詳細規劃行動步驟,指導實施政變。

公議政體派的反擊

政變當天在小御所開會,會議一開頭,公議政體派的山內豐信就批評政變,並為之前的幕政辯護,要求讓德川慶喜參加議定。他斷言政變是「欲擁立幼君,盜奪權柄」。

(一聽此言)岩倉立即在「御前」(天皇面前)大聲呵斥(山內豐信)。休息時,在坐席外統領兵卒的西鄉告訴岩倉:「若有短刀一柄,即可收拾(山內豐信)」,豐信也做出退讓。至今為止,人們評論說,這話與西鄉很相符,正是這句充滿殺氣的話語才產生了新政府。

然而,當時天皇年方十五,尚未及冠。豐信的批評「欲擁立幼君,盜奪權柄」是有根據的。另外,作為廢除幕府的一項理由,「王政復古大號令」一開始就宣稱:「癸丑〔一八五三年佩里來日之年〕以來之國難、先帝頻年〔每年〕煩擾聖慮。」承認孝明先皇多年來對於外交問題的介入是正當的,與之相對,作為幕府第一「失政」,舉出了「締結各國條約」。

雖然外交問題是主題,但公議政體派的豐信和討幕派的大號令,誰有理呢?正如第一章裡所述,幕府外交既現實也合理。國際環境和日本經濟成熟成為基礎,通過漸進式的幕府外交,門戶開放已經植根在日本社會裡了。另一方面,天皇的外交論是「皇統綿延」、「萬世一系」的非合理性神國思想和大國主義,所以會太過冒險:縱成「焦土」也在所不辭(然而,添加了保護畿內和京都的請求)。在條約批准問題上,山內豐信曾經率直地批判天皇朝廷的外交論「如同書生所論」,是「尋求無謀之戰」。

倘若如此重新審視,小御所會議中應該討論的問題實在多多。面對有著充足依據的發言,西鄉那種「短刀一柄」阻斷討論的發言,是以天皇權威和藩兵武力為背景來壓垮對方,這除了壓迫和恫嚇之外別無他物。剛毅的豐信之所以退卻,是因為他擔心在部隊的精銳程度上薩摩藩藩兵遠遠勝過土佐藩。

人數較少的討幕派,將幕府締結條約定位為「政治失敗」,並以此作為外交的大前提,將「萬國〔歐美〕對峙」、「萬國對立」作為國策第一條公佈,由此起步發展。對於「萬國對峙」,既存在著文明開化主義、也有少數派對大國主義押下的許多賭注。


[1]王政復古: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廢除幕府、政權移交朝廷的一次政變。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朝廷宣告將政權交還天皇。

[2]《薩土盟約》: 薩摩藩與土佐藩之間締結的盟約。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土佐藩的後藤象二郎、坂本龍馬等會晤,締結盟約。主張幕府大政奉還、召開列侯會議,實現公議政體,同時約束薩土兩藩。

[3]《船中八策》:坂本龍馬提出的八條政治改革計劃。一八六七年六月九日,坂本龍馬乘坐藩船夕顏號由長崎前往兵庫,在船上他向後藤象二郎闡述了這八條政綱,包括大政奉還、議會開設、官制改革、條約改正、憲法制定、海軍、御親兵、通貨政策八項原則,通稱《船中八策》。

[4]後藤象二郎(一八三八 – 一八九七),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的武士、政治家、實業家,是明治維新的元勳。

[5]西周(一八二九 – 一八九七),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的幕臣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曾赴荷蘭留學,當過德川慶喜的親信。

本文摘自香港中和出版之《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1卷──《幕末與維新》 日本近現代史卷一·幕末與維新(立)
黑船來航——上至天皇、幕府,下至普通民眾,日本社會各階層如何看待攘夷與開國?

明治維新——劇烈動盪的幕末維新時期,日本社會經歷了怎樣的起伏?

王政復古——日本近代國家如何在艱難中產生?

脫亞之路——日本如何走上侵略東亞之路?

這個古代中國和你想的不一樣:來自四川的多P「野合」圖

$
0
0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請各位不要帶著有色的眼光,因為真的很色!

三點全露但不是照片,人物的臉孔也都看不清楚,無法透過網路肉搜。重點是請帶著「學習」和「研究」的眼光(圖片要看清楚喔!)來看看古人死後與情慾的世界。

讓我們先從兩幅驚世駭俗的漢代畫像磚說起吧!

DSC03454

1977 年由四川省新都縣所徵集的 10 餘塊畫像磚裡,其中的內容有搗米、釀酒、樂舞、雜技等,最特殊的兩塊為〈桑間野合〉,畫像磚長 49.5 公分、寬 29 公分、厚 6 公分。

畫像磚當中為赤裸的三男一女,中間為頭疏高髻的女子仰臥於地,雙腿抬起,其採桑的竹簍翻倒於一旁。女子繫衣的帶子解下後隨意的扔在身旁,其中一名男子撲在她的身上,男子兩腿之間露出雄偉而堅挺的陽具,準備插入女性的生殖器官。交合男女的身後有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跪在地上,以雙手推著交合男子的臀部(用力一點!),生殖器也呈現勃起的狀態。

畫面的左方則是高大的桑樹和另外一個男子望著交合的場景,彷彿被興奮的景象所感染,生殖器堅挺的勃起。在樹枝上掛著四人的衣服,4 隻小鳥在枝枒上跳躍,2 隻猴子於旁邊嬉戲。整體的畫面呈現喜悅而且和諧的氣氛,彼此之間沒有爭先恐後,歡愉且溫馨。

DSC03455

第二塊畫像磚則是第一塊的後續,兩幅為連環的畫面,原先交合的男子坐在樹下喘氣,矮小的男子疲倦的扶著樹幹,輪到原來畫面左方的男子交合,女子的雙腿似乎支撐太久,已經垂下。

看到這兩幅畫像磚,讀者的想法是甚麼呢?覺得很正常或是驚世駭俗呢?

畫像磚是放於墓室中的壁畫,為什麼墓室中會放這種圖畫呢?

由於這兩幅畫像磚不是透過考古挖掘出的,不知道原本擺放在甚麼地方,加上畫面的特殊性,不少學者嘗試從「生殖崇拜」或是道家的「房中術」加以解釋。葛兆光從道教過度儀的角度,認為屬於「房中術」、「合氣之術」,屬於道教儀式中的養生或是神仙術的範疇,是信仰者必須經歷的一種「過度儀式」(rite of passage)。其他的學者則認為屬於一種原始的性禮儀習俗、一種原始巫術。

研究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儀式,因為不是日常生活常見的景象,背於常道,甚至有些驚人!

究竟這兩幅野合的畫像磚應該要怎麼看?我們不妨從為什麼覺得驚人這件事先來談起。

為什麼覺得驚世駭俗?

近半世紀的考古發現讓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認識,每次從考古現場發現新的文物,媒體都報導「驚人的考古發現」,像是四川三星堆的發現,因為造型特色,有些人覺得像是外星人或是中美洲的文明,為什麼這些考古發現會讓人覺得驚訝呢?

四川三星堆的青銅縦目仮面

四川三星堆的青銅縦目仮面

因為和我們以往對於歷史的認知不同,考古所發現的文物使我們驚訝,所以透過考古文物有必要修正以往歷史的認識,也就是歷史學者王明珂所說的:

顯然他們心中作為常識的「過去」,與出土的「過去」之間有相當差距。因此我們應問:過去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知識何時產生,為何及如何產生?真實的過去如何被遺忘?

上面的兩幅畫像磚之所以讓學者驚訝,是因為它與我們對於漢代的歷史想像不同,顛覆了以往歷史課本和書籍所教的歷史,而透過真實的文物,可以重新發現與了解真實的過去,這兩幅畫像磚能讓我們了解漢代的社會嗎?

讓我們先看看漢代畫像磚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西漢中後期之後,墓室中開始產生壁畫,墓室畫像除了滿足美感或是裝飾上的需求,還與道德勸誡和政治上的要求有關。當時不僅貴族的墓可以擁有壁畫,有經濟實力和地位的人都可以擁有。

東漢的時候,由於儒學興盛,學者和官員對於社會的價值、文化都有一套自身的標準,並且將這套想法付諸於藝術的表現上。以最有名的武氏祠為例,在畫像的風格上較為簡約,追求古典的主題和風格,強調對稱和秩序。

孔子見老子 (來源:《中國畫像石全集》第2卷第122-123页)

武氏祠中的「孔子見老子」
(來源:《中國畫像石全集》第2卷第122-123页)

而且因為建立祠堂可以獲得名聲,花越多錢,葬禮越奢侈,請越多人來,壁畫上畫越多聖賢孝子的故事,就可以讓子孫後代獲得名聲,在學者和官員中獲得認可,然後可以出仕做官。

當時畫像磚主要有什麼樣的畫像呢?

大部分都是聞名於當時的歷史故事或是人物。舉例而言,武梁祠畫像的陳列很明顯地讓人浸淫在儒家的思想與道德情境中,讓人感受到教忠教孝的氛圍。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壁畫都那麼喜歡講大道理的,四川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戈射收獲圖》,畫像磚拓本,漢朝

《戈射收獲圖》,畫像磚拓本,漢朝

四川畫像的特別之處

漢代四川的墓室畫像對於歷史故事和人物沒有興趣,也對儒家的聖賢孝子感到乏味。在四川的畫像大多關心什麼問題呢?

他們著眼於生活的世界、世俗的點點滴滴。在畫像中描述日常生活,他們想要在死後還享受人間世界的一切,關注市井、採桑、耕作和煮鹽等日常生活常見的事物,希望把生前的享受帶到死後世界。

為了更加了解前面那兩塊畫像磚,我們還可以透過畫像磚的生產過程來看看它們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成都平原的畫像磚在東漢時期由於商業的發達,作為墓葬使用的畫像磚大量的模式化與程式化,如同馮漢驥先生所言:「凡是同一題材的,都為一模所制。」畫像磚一個模可以製造出很多塊,製模的成本較大,題材顯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才會開模,這樣才符合商家的成本。

如果四川的畫像磚是大量製造,是商業化的考量,像這樣「驚世駭俗」的畫像磚應該不是孤例,而是大量生產的結果,可以顯示這樣的題材在當地並非驚世駭俗。

除此之外,這場多 P 似乎有點即興,到樹林中採桑就被親親、抱抱再推倒。從畫面所呈現的愉悅、輕鬆氣氛,並不像是學者所說的舉辦儀式,不應將之視為宗教活動。簡單的說,其所展現的就是男女之間的魚水之歡,而且是多女一男的性關係。

從我們對於漢代社會和文化的想像來說,東漢社會由於獨尊儒術,社會風氣也逐漸重視儒家的道德觀念,男女之間的界線已日趨嚴格。在墓室壁畫中所呈現的主要為道德訓誡、三綱五常和烈士貞女的觀念。

然而,四川畫像呈現不同的世界,大量的畫像描繪日常生活的種種,他們對於古賢烈士、忠臣孝子和男女大防的想法並不重視。或許也可以說成都平原的男女之防與道德界線,比起儒家思想濃厚的山東來說,較為的開放。天府之國,不僅吃穿不愁、生活愜意,且情慾之事也較其他地方開放。

看到這兩塊畫像磚,有點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台灣鄉下,有時葬禮或是酬神的活動中會請電子花車來跳脫衣舞,讓往生者和神感受到人間世界的喜悅和歡愉。

透過兩幅漢代的畫像磚告訴了我們古代世界性開放的一面,古代中國和您們想像中的一樣嗎?

參考書目:
胡川安,〈漢代墓葬的畫像資料與地方認同〉,發表於第七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東京,中央大學,2013。
胡川安,〈評評TSENG, Lillian Lan-ying, 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九州學林》34 (2014:10): 293-299。

和菓子小歷史(三):上菓子,甜食藝術之大成

$
0
0

前兩集中我們簡介了和菓子的歷史,從源流、影響到黃金時代。

然而,只流於社會、文化的介紹,而無法一窺和菓子文化的堂奧。之前我們提到了菓子主要可以分為「上菓子」和「雜菓子」,差別在於前者是貴族之間贈達的禮物,也是茶會中享用的甜食;後者則是藏諸民間、隨手可得的甜食,在寺廟、茶屋和小攤販都可以享用得到,而讓菓子分殊的時代就是江戶時代。

這一集中,我們就「上菓子」的歷史和文化加以介紹,獻上給公卿、貴族、將軍和上級武士的菓子除了是一種甜食,也是文化的結晶,不只可以吃、還可以賞、可以品、可以風花雪月,是日本之美的凝聚。

「菓子」文化並非一蹴可及,和茶道的文化相互影響,成為一套禮儀和品味的象徵。

「菓子」文化並非一蹴可及,和茶道的文化相互影響,成為一套禮儀和品味的象徵。 (圖/Flikr @Hideyuki KAMON)

「菓子」文化並非一蹴可及,和茶道的文化相互影響,成為一套禮儀和品味的象徵。 (圖/Flikr @Hideyuki KAMON)

茶道的發展

茶從中國東傳日本是眾所周知的事,然而日本人卻發展出獨特的茶道儀式和禮節,甚至影響日本料理的發展,像是精進料理是從禪院的茶禮所發展而來,懷石料理也和茶道脫離不了關係。在茶道發展上居重要地位的僧侶村田珠光(1422-1502),隨著一休宗純(1394-1481,也就是你我熟悉的「一休和尚」)潛心修行,並將茶與禪修合為一體,確立了「侘茶」的重要觀念。

後來的武野紹鷗(1502-1555)則將茶道的觀念加以推行,讓更多人得以理解,強調「心」在飲食和茶道中的想法。然而,不管是珠光或是武野紹鷗,茶會中的茶仍然只是次要的角色,之後的宴飲、料理才是重點。讓茶道的「茶」從料理中獨立出來的是「茶聖」千利休(1522-1591),他將「侘茶」的內容與精神確立出來,在茶道的儀式中,從質樸簡約中理解禪學的意境。

雖然現在的茶道都會說到「侘茶」,但回到當時,千利休和其流派只在僧侶和知識分子間流傳,並不普及;同時還有所謂的「大名茶」,不同於簡約的千家茶,大名茶在諸侯間流傳,強調豪華的料理和精緻的茶具、餐具。除此之外,在宮中貴族間還有自己的茶道。

茶道的和上菓子之間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不管是那種流派和階層的茶道,都得搭配菓子。千利休的「千家茶」和大名茶的菓子也不同,前者強調質樸的菓子,像是一般常見的羊羹、栗餅、葛餅或是饅頭等,風花雪月的菓子、或是太過華美的菓子也不行,必須使用自然的素材才是明心見性、悟道的法門。

千家茶的菓子不加以裝飾,大名茶就不同了,從元祿時期所出版的《茶湯獻立指南》,具體的寫下了大名茶中的菓子內容,這本書的讀者主要以上級的武家為對象,從卷四到卷七具體的說明隨著四季的轉換,展現出的料理和調理方式也要有所差異,其中還記載菓子的名稱與做法。濃茶、薄茶、煎茶,不同的茶各有不同的菓子搭配,菓子的名稱不少的從文學典故而來,像是「花紅葉」、「若紫」、「星月夜」……等。

看名字或許不知所以然,有沒有圖片可以參考呢?現在流行說沒圖沒真相,即使菓子的名字悅耳動人,也不知道他長得是圓的扁的,幸好在江戶時代編纂有大量的菓子目錄,而且其中附有彩色的圖片。

元祿時期所出版的《茶湯獻立指南》,具體的寫下了大名茶中的菓子內容,這本書的讀者主要以上級的武家為對象 圖/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元祿時期所出版的《茶湯獻立指南》,具體的寫下了大名茶中的菓子內容,
這本書的讀者主要以上級的武家為對象 圖/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幸好在江戶時代編纂有大量的菓子目錄,而且其中附有彩色的圖片。圖為元祿年間的《菓子譜》。 圖/日本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

幸好在江戶時代編纂有大量的菓子目錄,而且其中附有彩色的圖片。
圖為元祿年間的《菓子譜》。 圖/日本東北大学附属図書館

菓子目錄

江戶時代的菓子屋到處都是,一般庶民可以到街上去買,但是「上菓子」主要是貴族和大名在享受,這些達官顯貴深居簡出,他們要如何知道菓子的種類呢?這一時期很多商家都有出目錄,提供顧客選擇。

元祿時期(1688-1703)算是近世日本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大量的料理書和百科全書刊行,像是《和漢精進料理抄》、《本朝食鑑》……等,其中和菓子有關係的便是《男重宝記》和《御菓子之畫圖》。

《男重宝記》提到蒸菓子共有兩百種,也載明了製作方式,還有干菓子、餅菓子、羊羹和南蠻菓子等。有趣的是,《男重宝記》是給男性閱讀的書,而且還是一種禮儀和文化養成的書,有點像是現在的《西餐禮儀》,怕不懂禮節而丟臉的教養書。當時的甜食對於男性而言不只是食物,還是宴飲、宗教儀式上的社交食物。如果在社交場合上用錯羊羹、或是其他的甜食,是會被嘲笑且鄙視的。

《男重宝記》提到蒸菓子共有兩百種,也載明了製作方式,還有干菓子、餅菓子、羊羹和南蠻菓子等。 圖/筑波大学附属図書館

《男重宝記》提到蒸菓子共有兩百種,也載明了製作方式,還有干菓子、餅菓子、羊羹和南蠻菓子等。 圖/筑波大学附属図書館

除了《男重宝記》以外,現在還可以見到流傳下來的菓子目錄,虎屋的最為詳細,而且是最能表現「上菓子」特色的店家。

虎屋的相關資料可以從古文書中加以理解,江戶時代留下來的古文書約一千件左右,主要為御用記錄,其中也包含天皇所享用的菓子記錄,目前所看到的御用菓子屋有四家,分別是:二口屋、虎屋、桔梗屋、橘屋。由於大部分的文書已經佚失,只有「虎屋黑川家文書」最為詳盡,也成為和菓子的重要史料。

《男重宝記》出版兩年後,虎屋的《御菓子之畫圖》出版,當時的和菓子具體要表現出甚麼樣的景色呢?可以分為:植物、動物、自然現象、風景等項目,而這些圖案的泉源是從《古今和歌集》中吟詠的文學景色所發想出來的,名稱相當詩意,像是「箸錦」、「雲の朝」、「薄冰」、「長月」、「遲櫻」、「花紅葉」、「若紫」…等。或是由某處的風景所產生的靈感,像是楓葉的名所立田而創作出的「立田餅」,也有從中國傳說中的西王母加以發想,創作出不老壽桃的桃型菓子「西王母」。

上菓子的特色之一在於「菓銘」,具體的寫出菓子匠人們的感性與文學造詣,這樣的趣向又與茶道、香道等文化人之間的旨趣相合,創作菓子的不只是匠人,而是受到尊重,具有造詣的「意匠」。

創作菓子的不只是匠人,而是受到尊重,具有造詣的「意匠」。圖為《船橋菓子の雛形》。 圖/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創作菓子的不只是匠人,而是受到尊重,具有造詣的「意匠」。
圖為《船橋菓子の雛形》。 圖/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除此之外,同時代的和服印染、刺繡等染織技術的圖形也影響著和菓子的創作,怎麼說呢?

元祿時代的友禪印染流行的手描友禪,即是所謂的「宮崎友禪」,將豐富的色彩、優美的圖案繪製在衣服上,印製在和服上的圖案靈感有些源自《伊勢物語》或是《源氏物語》和古典的和歌,這也影響了「和菓子」的創作,像是「井出の里」或是「袖の香」等。除此之外,從安土桃山時代到江戶時代的重要畫師,像是俵屋宗達、尾形光琳或是酒井抱一的美學和畫作也或多或少的影響了菓子的創作。

菓子的目錄,也就是所謂的《繪圖帳》,從江戶中期開始使用,到江戶後期使用的頻率相當高。從十八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中期,虎屋的甜點種類從 162 種增加到 322 種。

由於砂糖在日本國內流通的普及,加上商業經濟的發達,菓子書也大為地流行,像是《古今名物御前菓子圖式》發行,這本書還有菓子的斷面圖,讓讀者可以清楚其中的樣子。

菓子的文化具體的表現元祿時代活潑的藝術精神,再加上同時代的茶道、香道、花道……等藝術發展,彼此之間的技術和創意精神相互鼓勵、琢磨,成為藝術文化的一部分。

當我從飲食文化的特殊性加以思考的時候,發現菓子這種吃下去就消失不見的東西,但是菓子的匠人們卻花極大的心思,將文學、藝術的精神鎔鑄於其中,在世界的飲食史上很少看到其他的例子。

菓子的匠人們卻花極大的心思,將文學、藝術的精神鎔鑄於其中,在世界的飲食史上很少看到其他的例子。 圖/Flikr @Masahiro Ihara

菓子的匠人們卻花極大的心思,將文學、藝術的精神鎔鑄於其中,
在世界的飲食史上很少看到其他的例子。 圖/Flikr @Masahiro Ihara

本文原刊載於udn global:和菓子小歷史(三):上菓子,甜食藝術之大成

大奧日本──第五代將軍綱吉,領先時代的動物保育者

$
0
0
作者:茂呂美耶

第五代將軍綱吉是第三代將軍家光的四子,在位期間頒布了苛政「生類憐憫令」,老百姓給他取了個綽號「犬公方」(狗將軍),遺臭萬年。日本史著名的「四十七赤穗義士忠臣藏」復仇事件,正是發生在綱吉時代。

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

家光的長子家綱是第四代將軍,自小體弱多病,好不容易讓側室懷了孕,卻又流產,也就沒有留下子嗣。家光的次子早夭,按順序來說,繼任者應該是三子綱重,無奈綱重也比哥哥家綱早逝。

綱重膝下雖有嫡子,但因為生母身分低賤,嫡子交給家臣撫育。家綱去世時,這嫡子已經十九歲,有資格登上將軍職位。不過,不知為何,幕府閣員決定讓家光的四子綱吉成為家綱的養子,就任第五代將軍。只是,家綱也沒有兒子,結果還是讓綱重的嫡子成為第六代將軍家宣。

總之,綱吉於三十五歲就任將軍。由於是四子,一般認為他毫無就任將軍的可能性,而家光又為了讓他知曉長幼有序的道理,從小便給他灌輸儒學思想。這也是綱吉於日後頒布「生類憐憫令」的背景。

綱吉十六歲時,成為上野國館林(群馬縣)二十五萬石大名。但是,他經常三病四痛,無法前往領地管理政務,終年窩在江戶小石川的白山御殿生活。大概吃得太奢侈,患上腳氣病,一時生命垂危。

現代人都明白腳氣病的病因是缺乏維生素B1,但在江戶時代,雖然大多數人察覺這是一種僅在大城市發生的奢侈病,卻不明白元凶是城市人愛吃的白米。患上腳氣病後,膝蓋以下會呈現水腫病症,雙腳沉重,無法步行。之後全身浮腫,腳氣衝心,呼吸困難,痛苦了兩三天,最後暴斃。

看過以江戶時代為背景的日劇《仁醫》的讀者,應該記得那位從現代穿越到江戶的青年醫生,用糙米粉製出的紅豆餡甜甜圈吧?那正是針對腳氣病的藥方。

話說回來,綱吉的腳氣病逐日惡化,縱使找來眾多天下名醫,開遍各種藥方,也不見好轉。

所有方法都用盡後,連將軍家也不得不求神拜佛了。招來一名陰陽師頭卜易,陰陽師頭說:「應當移至西北方有『馬』字地名之處,好好養生才是。」

綱吉立刻命人在江戶西北方練馬(東京都練馬區)野地蓋了別墅,每天吃新鮮蔬菜,特別是練馬特產的白蘿蔔,終於痊癒。

不過,這些都是傳說,事實與否,不得而知。

總而言之,練馬區的名產確實是白蘿蔔。白山御殿則在綱吉過世後,成為御用藥草園,一隅設立了救濟貧民的免費醫院小石川養生所,現在是日本東京大學附屬植物園小石川植物園。

根據最近的研究成果,專家表示「生類憐憫令」並非苛政,其真正目的是禁止當時的棄嬰、棄兒、棄老、棄病人、棄貓、棄狗等風習。「生類憐憫令」一詞則為綱吉於在位期間所發出的禁令總稱。

 1687年頒布的生類憐憫令

1687年頒布的生類憐憫令

綱吉打算掃除戰國時代的亂世遺風,改為文治國家,由於毫無效果,只得連續頒布了一百三十五次棄兒、棄老、虐待動物、買賣寵物、訓練動物成為雜技團的掙錢工具、隨意殺生等禁令。但在位二十四年期間,實際遭懲罰的例子僅六十九件。此外,由於綱吉生於丙戌年,特別關照狗狗。當時的人沒有寵物觀念,養狗態度與現代人完全不同,視家狗或流浪狗為畜牲,不加顧恤,甚者施虐,也因此,後來頒布的法令便逐漸趨向以保護犬隻為主的內容。

再者,當時的大名帶著獵犬到野外鷹獵時,經常讓獵犬走失。這些獵犬逐漸成為野狗,回到江戶市內當流浪狗,自生自滅,最終演變為不可收拾的社會問題。

綱吉最初在世田谷設立了流浪狗收容所,最初狗隻數僅有一萬四千。後來又在大久保和四谷分別設置了二萬五千坪、一萬九千坪的流浪狗收容所,此時,狗隻數增至四萬二千。最後在中野建造了三十萬坪的流浪狗收容所,狗隻數多達八萬二千,狗糧年間費用高達九萬八千兩。若單純將一兩換算為現代的十萬日圓,便相當於一百億。而這些狗糧費用來源是江戶庶民的稅金,難怪老百姓會叫苦連天,視之為苛政。

不過,說句真心話,綱吉設立的國立流浪狗收容所,設備完善得真會讓現代動保人士嘖嘖讚嘆。小狗、母狗、公狗均有各自的養育區,管理得有條不紊,負責照顧犬隻的公務員也都住在裡面的宿舍,甚至有獸醫宿舍區,全天候為犬隻服務。雖然當時沒有植入晶片的技術或狗牌政策,但所有家犬都採登記方式,武家宅邸甚至必須每天記錄家犬的健康狀態,萬一家犬走失,還得讓家臣或傭人大街小巷尋找走失犬。

換個角度來看,「生類憐憫令」是現代的動物保護法,綱吉堪稱日本動保始祖。而綱吉之所以能夠如此大手筆建立大規模流浪狗收容所,也在於他本來就缺乏繼任將軍的資格,一登上將軍地位,便來個人事大換血,大權獨攬,由將軍親政。

現代的中野區公所正是建於綱吉時代的流浪狗收容所之處,區公所正面左側設有五隻或立、或臥、或躺在草坪的狗狗銅像,以為紀念。

img_2

中野區公所前的狗狗銅像
(圖片來源 http://blogs.yahoo.co.jp/lunatic_rosier/58509773.html)

再根據深度研究,綱吉頒布的「不准殺狗」的另一個真正目的,是禁止武士階級隨意砍死庶民的風氣。既然連畜牲都不能殺,當然也就不能亂殺庶民了。只是,綱吉無法直接拿武士階級開刀,於是以自己生於丙戌年為藉口,頒布了一連串的「生類憐憫令」。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大奧日本》

日本輕文化歷史書寫第一人──茂呂美耶
生動敍說令人稱羨的德川幕府後宮──「大奧」,精采迷人的內幕呈現。 

大奧令人好奇的佚聞趣事──
為了增強精力,德川家康經常服食春藥?
燒柴女傭生下的兒子,最後如何成了幕府的中興之主!
擁有五十三個孩子的德川家齊,如何獨寵側室美代?……
不勝枚舉的大奧稀奇故事,
即便是平常的大奧小事,茂呂美耶信手拈來,
也讓人意猶未盡,讓我們看見大奧神祕且迷人一頁。

毋須為自己躺著而辯護,躺得多采多姿!

$
0
0
作者: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

躺下的藝術—完整書衣

讓躺姿更多變的設計

十九世紀時,人類的生活方式歷經了重大變革,它影響廣泛,連帶改變了我們躺臥的方式。躺臥一方面成為了工人生活的一部分,將工人侷限在規定的空間與時間中加以管制;另一方面人們又孜孜不倦地運用如今可用的新技術,使躺臥達到盡善盡美,並且將躺臥者準確的位置控制得更加合宜。

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怎樣才能不必完全躺平,便能減輕背部的負擔?

在坐與臥之間取得折衷,重要的動機之一在於預防經常背痛,並協助臥病在床的人及傷患不會因持續躺著以致背部受傷。此外,為了治癒背部疾患,醫師們也樂於採用機械器材。1828 年時,紐約有位詹姆士.K.凱西(James  K.  Casey)為一種框架申請專利,利用這種框架,人們可以什麼都不必做,就順暢地將姿勢從垂直調整為水平。凱西稱這種框架為「休眠平衡」(Dormant Balance)。據說患者如果每日使用這種器械二至三次,就能改善駝背。假使患者希望保持水平姿態更久一點,則建議加上柔軟的墊子或床墊。根據申請專利時附上的圖片,「休眠平衡」據說能使患者完全放鬆,甚至同時閱讀。

初步發展出來、可機動調整的臥具叫做「床機」(Bettmaschinen),床機的床墊分為背、大腿、小腿與腳三部分。一開始,這些部分是以笨重的木鉸鍊連結,十九世紀技術較進步時才改為金屬鉸鍊;而可調整位置的火車座椅、美髮店座椅、牙醫診療椅與手術床,也運用了相同的構造原理。對設計者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從坐到躺這過程要盡可能順暢無阻,反之亦然。比如外科診療椅必須能調整從坐到躺的所有位置。

1889 年問世的「床機」款式分為七大部分:一處頭、腳支撐、兩處可動式的手臂支撐,以及四部分供躺臥的平面。另有一種金屬躺椅則宣稱可調整出七十種姿勢。1893 年於芝加哥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中,美國「馬克氏可調式折疊椅公司」(Marks  Adjustable  Folding  Chair  Co.)展示了一把有著扶手與靠背的機械化沙發,這家製造商熱烈頌揚這項產品是「全世界最棒的沙發,結合了沙龍椅、閱讀椅、吸菸椅、扶手靠背椅、躺椅與標準規格的床,可任意調整位置,至今已熱銷八萬多把」。

Marks_Adjustable_Folding_Chair_Co.,_Ltd._(3093602768)

拜這類設計充滿創意的產品之賜,椅子不再只能墊在臀部下坐著,還能身軀呈半水平地漂浮在上面。有史以來,人們首次對各種稀奇古怪的坐、躺,以及介於兩者間的種種姿勢,接受程度這麼高,而促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當時的解剖學的知識,使人們對坐臥時人體動用的上百塊肌肉更加了解。

而迄今已經在美國屹立好幾代的La-Z-boy是一種外觀老派的休閒躺椅,可輕鬆調整為仰躺姿勢,也可旋轉,可說是從先前所提到機械化的奇特椅子衍生而來的產品。當時各種躺臥設備百花齊放,堪稱史無前例,而這種現象清楚顯示鑽研「坐」的理論家哈教.艾克霍夫(Hajo Eickhoff)所闡述的,家具「如同我們的皮膚」屬於我們,「它們塑造了我們的界線,接管了我們延長的手臂與雙腿之功能,使我們的本質盡善盡美,並且發展出人類特有的質性,而我們認為這些質性是家具本就該具備的。」

除了新科技與新素材,十九世紀人類觀看事物的目光也啟迪了新形式與新家具的創造。學者們努力探討「運動」這個主題,對象涵蓋了人類、鳥類或其他動物。對運動的探討可追溯到古典時期,但在十九世紀之前,對運動法則的研究,並沒有出現和當時相當的瘋狂程度。英國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理奇(Eadweard  J.  Muybridge,1830-1904 年)每隔半公尺就設置一架相機,拍攝運動員練習時和馬匹的影像,並且在1887 年於加州運用這種方法來拍攝穿著衣物或裸身,正要躺到床上或正在起床的人物。就當時的科技標準而言,邁布理奇的逐格動畫照片是一種「觀看」方式的革命:人類首次得以借助攝影,將平時看不到的日常動作分解成一連串的步驟。

在美國,則有人為多功能家具申請專利。當時公寓的空間普遍不大,這類家具讓中產階級家中不必堆放過多沉重的單件家具。只要一件多功能家具就能具備椅子、沙發、床,甚至櫃子等功能,比如同一張床可以放平、可以豎直、可以翻起來,也可折疊。這種種變化,目的在於配合情況讓人能最舒適地躺著,並且充分利用空間。直到今日依然相當普遍,以鋼管製造,只需幾個步驟便能變身成床的沙發,便是由多功能家具演變而來。

在運用創意使臥鋪變身的對策中,臥鋪車堪稱是成果豐碩的實驗場。設計這類產品時,工程師與設計師取法的對象則是船艙中的臥鋪。至於舒適程度,臥鋪車(尤其是早期的)說來往往極不舒適。有一款設計是,睡在最上層的旅客和車頂距離小到身體無法坐直,而最下層和地面的距離又近到有人經過時,他們的鞋子就直接從你面前晃過去。

ep.nov.foy.pa.02

喬治.莫蒂默.普爾曼

十九世紀美國知名的發明家暨工程師喬治.莫蒂默.普爾曼(George  Mortimer Pullman),則為供男士搭乘的吸菸臥鋪車廂與供女性搭乘的非吸菸臥鋪車廂申請專利。一開始,火車包廂中的床是用繩子從車頂垂放下來的,但這種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普爾曼的競爭對手西奧多.T.伍德拉夫(Theodore T. Woodruff)設計出可將椅背放平,變成兩個臥榻的長板凳。原本在美國設計出來的臥鋪車廂,後來在1875 年左右又出口到了火車的發源地歐洲,於是出現了往返於維也納與慕尼黑之間的「閨房火車」。另有一位富有創意的人士設計了一種便於攜帶的小箱子,這種箱子很容易就能改裝成臥榻,讓頭部與上身採用較舒服的睡姿,不過這種設計似乎並未廣獲採納。

本文摘自行路出版之《躺下的藝術》 躺下的藝術—正封立體72dpi-01

偷閒躺臥,僅是浪擲時間?
是怠惰與無能的表現?
實際上「躺」不只事涉藝術觀點、生理學與心理學,它的樣貌亦與各文化各時代的時間經濟學有關。

怎麼描述「躺」這件事,實會影響我們怎麼理解與實踐它。
讀完這本旁徵博引的書,從此你會換個角度看「躺下」。

【煲小說.褒小說】賭神駕到沙烏地阿拉伯──讀戴夫‧艾格斯《梭哈人生》

$
0
0
★同花打不打得過Full House?除非你老爸變成了兔子!

被譽為當代美國文壇最具天賦的天才作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乍讀其小說《梭哈人生》(A Hologram for the King)標題,令人不禁聯想香港1989年,王晶執導,周潤發、劉德華與周星馳主演的《賭神》(God of Gamblers)與後續系列。尤以劉德華與周星馳對戰獨眼龍的經典台詞,最為印象深刻。

Z除非你老爸變成了兔子

圖片來源:http://bit.ly/1QwuBMf

周星馳假意忐忑問道「同花打不打得過Full House?」獨眼龍則譏笑說,「同花打得過Full House!除非你老爸變成兔子!」沒想到周星馳卻志得意滿丟下牌,「那同花再加上順子,打不打得過呢?」更回補一刀,「我老爸不只變成了兔子,還跟你老媽結婚生子,所以才生下你這個獨眼龍的兒子~~」獨眼龍由此氣結不已,還失去了特異功能。

《賭神》系列裡,所謂的「梭哈人生」,是種「投機冒險,不全然以理智思考,可能較多憑藉感性想像或運氣導向的放手一搏,糾雜戲劇性又難以預料的種種悲歡離合」為故事主線,而戴夫‧艾格斯《梭哈人生》正是如此:美國中年男子艾倫阿伯,人生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但一次投資決策的失利,卻將他導向人生的低谷──失業/揹債/離婚,還為了籌措女兒學費焦頭爛額。於是他來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想憑藉過往與國王姪子的緣分攀附關係,將一套電腦資訊系統售予國王以求翻身。

2016-03-11-175451-82

圖片來源:http://bit.ly/1QwuMa7

他懷抱著重振雄風與解決人生所有問題的鴻圖大志,去到了那麼遠的那裡,可是非他之罪,命運的安排總事與願違,問題層出不窮地叫他心力交瘁──交通、聯絡窗口、面見排程、網路連線、團隊士氣與整體食宿接待等,彷彿有幽靈在作祟,即便他是如此神智清明地要來解決問題,人生卻鬼打牆地遲遲未能推進幾許。然後命運的良人──國王大駕,更始終未出現。徒留「他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他不是歸人,是個不知何時才能來相擦錯身過客」的B哀,在這樣未知與無盡等待的迴圈裡,他被不安澆灌,慢慢地窒息、枯萎。

2959579_201109031437480807

無盡的等待都是煎熬,文學作品卻常美化之,如席慕容〈一棵開花的樹〉,圖片來源:http://bit.ly/23TY2ER

於是他開始陷溺於酒精與失眠的反覆,頸背上的腫瘤也隨之日漸增長,他再以自殘虐己手段,於膿瘡處割出條條血痕來,彷彿這樣便可使醉生夢死的他,真正感覺到活著。事實上,心理學自殘、藥物/酒精/毒上癮等現象,都是為了填補內在缺口,試圖在被痛苦人生麻痺的五感中,尋求自我感覺的激烈手段(人生太苦無法感覺,只能用身體疼痛來映證),如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處女作《利器》(Sharp Objects)便是極佳範例。

1430222549-225467034

圖片來源:http://bit.ly/23TXhLS

在這鳥不生蛋的國度,他卻連簡易自如的捲褲管都不可得,時時在意形象,偶遇上了莫名沾腥(被前妻老公誤認有染)要跑路回老家的計程車運將,曲折的冒險旅程至進駐高級豪宅,卻仍無法躲過命運之神的捉弄,口誤自己是CIA探員及獵狼卻差點誤殺男孩的擦槍走火,使得他短暫棲息後又要開始漂泊。世界之大,卻無他容身之所,連小小區塊砌上的花圃矮牆,皆受人控管。

種種的不幸堆疊在他胸口而喘不過氣,卻也只能在這樣的曖昧黏稠裡掙扎。無愛童年、自我中心前妻,與鍾愛萬分的女兒,交相錯雜成最悲傷的記憶。人生的種種墜落、自暴自棄,最終也顯現在男人身體最具生命力的關鍵部位上──是的,很遺憾的是,他沒辦法做,不舉/不行/陽痿/性無能了!(真的找不出更委婉的詞)艾倫阿伯的生命片段,就停格在「垂頭喪氣」與「雄風不再」的慘烈上,無●可●救●藥●。於是他只能環抱著自動送上門的到口肥肉,鴛鴦浴的浪漫裡,卻只能看不能吃,空虛寂寞地替女人自慰到高潮,自己卻無以為繼;不然就是一次又一次,緊貼著心上人的軟綿身軀,卻怎樣也進不去,力不從心,還不時飽受過往痛楚的畫面所擾。(此段一出,筆者形象休矣,窘ORZ

索引

空中樓閣毫無著力處,如海市蜃樓,美卻是幻滅無依。圖片來源:http://bit.ly/23TYqmS

「人定勝天」與「意志引領成功」的箴言,在「等待『國王』」的終局裡,卻原來不過是諷刺的幻滅。即便橫擺在前的殘酷事實與真知灼見(不可能有發展的國王城),艾倫阿伯仍然抱持著粉紅色的空想泡泡,要在沙烏地阿拉伯這座摸不著也碰觸不到、金碧輝煌的海市蜃樓裡,沈淪陷落。就像牌桌上豪擲千金的賭徒一樣,撒出手腳、生命或家產,甚至梭哈整個人生!可他所能期待的,卻是「同花打不打得過Full House?除非你老爸變成了兔子!」極其不可能的絕望,除非萬分之一的奇蹟幸運,或志得意滿的自信──「同花再加上順子!」但好運正是艾倫阿伯現今最欠缺的。而且,循根蹈源,他會落至這步田地,其實也與他過度膨脹自己,不理智的衝動冒險才導致悲劇──開發「夢幻逸品」自行車,既讓他騎入顛峰,也跌進深谷,為追逐不切實際的光,斷翅沈淪,或許該說是賭徒性格自找的?

另外,《梭哈人生》此部小說號稱是結合有《等待果陀》與《推銷員之死》的極致荒誕寓言,2016年則將由金獎影帝湯姆漢克出演,究竟一名遭遇中年危機無檔頭的可悲男子,有何看點,又與文學鉅作何關?

★艾倫阿伯的便秘人生,需要通腸瀉藥

《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以暱稱迪迪與果果兩位男人等待果陀的過程為故事重心,是愛爾蘭詩人/小說家/評論家/劇作家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一鳴驚人作品。他雖受小說家喬伊斯讚譽,然行筆默默耕耘20多年,才在1953年,因導演羅傑.布林(Roger Blin)於巴黎巴比侖劇院推出此劇首演才大獲成功。

劇中兩人分別為靴子&帽的穿穿戴戴與等待果陀的到來而煩惱不休,最引人注目者,便是二幕單調劇,卻完全以一種反敘述,無任何高潮的方式呈現,果陀的到來與否在在皆令人驚懼,而兩人唯一所能做的便是漫長無盡的等待,充滿未知不安的煎熬(跳針跳針跳針,別再等待果陀到來)。偶有一對主僕插科打諢(權力的遊戲荒誕版),但仍然無法減低如劇中所引,舊約箴言篇第十三章十二節:『所盼望的遲延未得』(Hope deferred makes the heart sick),陷落在蛛網動彈不得,一種人生的便秘感」的痛苦無奈。(「Hard Stool」指便秘或硬板凳)只能背負著自己人生的十字架,在原地打轉不休。

U10668P28DT20140407103903

圖片來源:http://bit.ly/23TZ7MV

★有心無力,雄風難再起的悲涼

《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則是擅摹寫實人生,家庭與個人困境的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9年贏得普立茲獎代表作。以意識流、燈光轉換與今昔錯雜等呈顯故事,講說推銷員老伯威利.羅曼,臨老被遣後,家庭與人生的種種失控──失業/經濟債務/兒子的空想與不成材(完全承繼他特點),最終以自殺換取摯愛人生的延續,保險賠償解決經濟,作為他最後的對人生的拼博,令人傷感。

DSCN8940

《推銷員之死》採用燈光與走位去並列意識流今昔交錯的故事。圖片來源:http://bit.ly/23TZpmR

或許也跟作者出身背景有關,本是紐約猶太中產階級,卻歷經美國經濟大蕭條而沒落,奮力謀生。劇中描繪推銷員威利臨老被解雇,資方毫不顧念往年血汗功勞與往後生活的殘酷嘴臉,栩栩如生,被視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與美國夢幻滅的感懷。主角人物心心念念試圖解決現實人生中的種種問題,卻還是只能在今昔記憶畫面錯綜的意識流裡,感受蒼涼無奈。艾倫阿伯,也是這樣der。

hqdefault

圖片來源:http://bit.ly/1QwvO6e

綜合以上,所謂梭哈人生的豪邁,藏著掖著的是,歷經萬千荊棘,鴻圖壯志卻一無所展、一無可進的悲涼無奈,最終只能選擇懷抱著不切實際的夢幻空想,自暴自棄、機械重複單調人生,逐步沈淪下去。要想像電影《賭神》那樣梳著油頭,西裝筆挺、不可一世的模樣,怕等來世投胎都還太早。

人生無藥醫,不如放棄治療吧?

參考書目:

  1. 戴夫‧艾格斯 (Dave Eggers)《梭哈人生》(A Hologram for the King),台北:高寶,2016。
  2. 亞瑟.米勒 (Arthur Miller)《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台北:書林,2006。
  3. 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待果陀&終局》(Waiting for Godot& Endgame),台北:聯經,2008。
  4. 王晶執導,《賭神》(God of Gamblers),香港:永盛電影公司,1989。

手中這一票的血汗抗爭史

$
0
0
作者:王御風

處女選戰

今日臺灣,從總統到小學的班長,通通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在這個習慣投票的國家,大家是否知道,臺灣人第一次投票選出民意代表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距離並不遙遠,剛好距今80年。1935年11月22日上午8點,這場破天荒的選戰揭幕,選的是各市市會(當時有9市)議會及各街庄的協議會員,就相當於今日的直轄市議員及其他地區的縣市鄉鎮議員。這場當時稱為「處女選戰」的投票,雖然是臺灣人爭取許久而來,但並不是人人都有投票權,而是充滿限制,只有男性、25歲以上,並獨立生計,繳納一定稅額者才具有投票權。這使得能投票的人數並不多,且日人大於台人。以市會議員來說,日人選民總數為26,479,佔9市25歲以上日人的60.9%;台人選民總數為24,578,佔9市25歲以上台人的19.7%,總數日人居然還大於台人。

1935年臺灣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Source: Sakura Huang @twmemory.org)

1935年臺灣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Source: Sakura Huang @twmemory.org)

種種限制是為了降低臺灣人的投票人數,讓在臺灣較少數的日本人能佔得上風,臺灣總督府也害怕萬一有哪個議會真被「反對派」掌有過半數席次,就很難施政,於是規定選舉產生議員僅佔一半,另外一半由總督府指派,讓「過半數」完全不可能發生。

除了這些綁手綁腳的限制外,這次投票也跟現在差別甚大,選舉點不像現在每里都有,全臺僅有292個,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走到投票所。到了投票所,要出示「入場券」(投票通知單)跟印章才能入場,走進投票所,也不是在印有眾多候選人名字的投票單上蓋章,而是要拿起筆,寫下候選人的姓名,如果寫錯了,可是會被列為廢票。

儘管如此,「第一次」總是讓人期待,選戰當天,臺北市不到5點半就有人在投票所外等待,選舉會場外(規定要遠離200公尺以上)則豎立著各候選人的看板,候選人跟助選員拚命跟要來投票的民眾拉票,熱烈氣氛與今日相同,而全臺投票率更高達九成以上(市會議員92%、街庄協議員97%),這種今日難得一見的高投票率,也反映了臺灣民眾對這次「處女選戰」的期待。開票時也是如同今日,有許多民眾在旁關心,基隆市甚至發生工作人員與民眾衝突,最後民眾被趕出會場的插曲。

這次的選舉也出現了臺灣首次的「做票」與「買票」,基隆市的候選人千䆴直哉,因其為鐵路主管(基隆機車庫主任),他先去蒐集180張「入場券」發給下屬去投票。另一個是高雄市的陳天道,他的助選員向選民允諾,如果陳天道當選,可幫其減戶稅,兩者在東窗事發後均被撤銷資格。

80年前的這場選舉,開啟了臺灣的民主,也看到許多與今日相似的身影,80年來,我們就用一張又一張的選票打造了臺灣社會,也從充滿限制,變成生活的一部份,這一張張的選票,也是臺灣歷史的縮影。

選舉史小百科──1936年的州協議員選舉

臺灣的選舉初體驗其實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到了隔年(1936年),則要選出每一州的州協議會員,由於臺灣當時僅劃分五州,因此這些州會議員地位相當崇高。但這次的選舉並不像1935年,由當地合格男性選民,而是由新當選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投票選出,這被稱為「間接選舉」,而州會議員同樣是民選及官派各半,政府的力量依舊操縱著議會。

噤口的獅子

1946年初的選舉,最後一個階段是臺灣省參議員。這個代表臺灣民意的最高殿堂,是由各縣市參議員於1946年4月15日選出,原本依據省參議員組織條例規定,是每一縣市選出一位省參議員,但臺灣的縣市人口相差太大,如臺北市與澎湖縣,都只選出一名,相當不公平。因此最後根據人口增加員額,共計13名,加上原有八縣九市各1名,共計30名。

這次的選舉方式,是用無記名單記投票選舉,原規定需得到選舉人過半數才當選,但後來有許多縣市可以當選兩席以上,使得規定又顯混亂,後經內政部解釋,才改成當選一席者需過半、二席以上者不用。可看出戰後初次選舉的跌跌撞撞,許多制度都還沒有思考完善。儘管如此,一如縣市參議員,台籍菁英參選意願仍相當高,為了競爭這30個名額,全台申請參加競選的候選人高達1,180人,甚至是投票者(各縣市523名參議員)總和的2.26倍,這是臺灣選舉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也看到大家的踴躍,許多臺灣名人都投入選舉。

以高雄市為例,雖然有15人登記參選,但真正有實力者僅4位,其中包括日治時期曾因對抗日本政府下獄的郭國基,以及高雄兩大家族:陳家的陳啟川、陳啟清及林家的林迦,競爭之激烈,在選前主持會議的高雄市長連謀提醒陳家兩兄弟不要鷸蚌相爭時,立即被郭國基警告他不要干涉選舉,投票結果第一輪無人過半,直到第二輪郭國基才脫穎而出。

最後30位省參議員中,除了像郭國基這種在臺灣的抗日大將外,尚有許多赴中國加入抗日行列回台的「半山」,如李萬居、黃朝琴,也有臺灣的大家族,如基隆顏家顏欽賢、霧峰林家林獻堂均當選,可說是匯集當時臺灣的一流人才,而選風也很乾淨,財力雄厚者不見得就能夠當選,每位投票者都很慎重投下神聖的一票。但可惜的是,省參議會一開幕即爆發議長選舉的爭議;在二二八事變中,來自臺北市的省議員王添燈不幸遇難,還有部分省議員,如郭國基列名通緝,使得日後的省參議會也如同其他縣市參議會,變成一隻「噤口的獅子」,對政治由熱情轉為恐懼,許多省參議員卸任後亦不再從政,讓臺灣政治發展出現一道極大斷層。

選舉史小百科──省參議會議長事件:林獻堂與黃朝琴

臺灣省參議會的成立,某個程度也實現了臺灣人在日治時期極力爭取的「臺灣議會」,由臺灣人決定臺灣自己的事務,因此備受臺人關注。而在日治時期帶領臺灣爭取民主的霧峰林家林獻堂眼見自己理想已達成,也就積極參選,大家都知道,他當選省參議員並不是最後的目標,成為首任臺灣省參議會的議長才符合被稱為「臺灣議會之父」的林獻堂意願。

1946年,臺灣省參議會第1屆大會紀念合影(臺灣省諮議會提供)。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46年,臺灣省參議會第1屆大會紀念合影(臺灣省諮議會提供)。
(中央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參議會在1946年5月1日成立,當天下午推選正副議長,當時有意問鼎議長寶座者,除林獻堂之外,尚有從重慶回來,精通國內外政局的黃朝琴。原本大家認為以林獻堂對臺灣民主的貢獻,可以說穩操勝券,但在選舉前,林獻堂卻發表退選宣言,使得黃朝琴當選。這個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結果,造成輿論譁然,認為黃朝琴因與政府關係較好,才迫使林獻堂退選。在輿論攻擊下,黃朝琴於5月10日發表辭職演說,表示從未壓迫林獻堂,也不願再當議長,林獻堂連忙於隔日發言,表示他身體不堪耐勞才退選,黃朝琴相當適任,這才結束這場紛爭,黃朝琴繼續擔任議長。

根據日後諸多回憶錄,實際上這場議長選舉,確實是經過一番幕後折衝,才讓林獻堂放棄,改由與政府關係較好的黃朝琴擔任議長。林獻堂經此事,加上二二八事件,以及三七五減租對林家的打擊,使得他在擔任完這屆省參議員後,就以治病之名赴日不歸,一生抗日者,卻客死於日本,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弔詭。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臺灣選舉史986178372
華人世界最民主國家──Taiwan
選舉是為了實現主權在民所設計的制度
自日治時期實行選舉以來
台灣的選舉歷史已經長達80年
對台灣的選舉歷史,你知道多少呢?

《台灣選舉史》,帶你一次搞懂台灣選舉!
各大選戰串成的台灣故事,搭配珍貴歷史照片。
最好讀、最易懂的台灣選舉故事!

矛盾的世紀:十七世紀的歐州為什麼被稱作「黃金年代」?

$
0
0
作者: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

十七世紀呈獻給我們的,是巨大的矛盾。

一方面,這是黑死病之後最悲慘的世紀。飢荒導致上百萬人死亡,許多國家飽受內戰摧殘。三十年戰爭期間,德國部分地區死亡率高於百分之五十。法國在一六四八到五三年的投石黨亂(Fronde)中喪失近百萬人生命。英格蘭也因一六四三到五一年的內戰一分為二。許多國家,在海上或路上都陷入難解的紛爭。(譯注:一六一八到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是神聖羅馬帝國地區的內戰,英國內戰則為國王與國會因政治、宗教的衝突)

Batalla_de_rocroi_por_Augusto_Ferrer-Dalmau

發生於三十年戰爭期間,1643年5月19日的羅克魯瓦戰役(Battle of Rocroi)
(Source: wikipedia)

然而,儘管這些衝突與破壞,多數的歐洲國家回顧十七世紀時,仍認為那是個「黃金年代」。

有人說,西班牙的黃金年代是從一四九二年收復失地運動結束後開始,並持續到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在英格蘭,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一五八八年)到莎士比亞逝世(一六一六年)這段期間也常被稱為「黃金年代」。荷蘭的黃金年代與法國的黃金年代都是十七世紀。

這些國家在藝術與文學上的成就,在本世紀達到顛峰。

法國有凡爾賽宮,以及普桑(Poussin)與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ian)的畫作,還有莫里哀(Molière)的劇作。西班牙以維拉斯奎茲(Velázquez)、牟利羅(Murillo)與艾爾.葛雷柯(El Greco)的繪畫自豪,以及賽凡提斯(Cervantes)與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的文學著作。在荷蘭,有林布蘭、弗蘭斯.哈爾斯(Franz Hals)、維梅爾(Vermeer),以及眾多的風俗畫家。

在羅馬,巴洛克風格大放異彩,卡拉瓦喬(Caravaggio)將繪畫中的明暗對照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全球危機與文化爭豔,這兜不太起來的組合令人想起奧森.威爾斯(OrsonWelles,譯注:一九一五到八五年,美國電影導演,以電影《大國民》聞名)在《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的名言:「在義大利,波吉亞家族(Borgia)統治的三十年,他們有戰爭、恐怖、謀殺、血光,但他們培養出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和文藝復興時代。

在瑞士,他們友好四方,他們有五百年的民主與和平,但他們創造了什麼?──咕咕鐘。」雖然事實上瑞士並沒有享受「五百年的民主與和平」,但威爾斯提到戰爭與文化成就攜手並進,確實可以用來形容十七世紀。

The_Geographer (1)

維梅爾的《地理學家》(Source: wikipedia)

若我們思考造成這個艱難時代的背景,也許就能瞭解這樣的弔詭。

生活富裕的人也許住在有煙囪、玻璃窗戶、舒適家具的房屋;比起營養不良的祖先,飲食也許獲得改善,但十七世紀末的巴黎,出生時平均餘命也不過二十三歲。如果你是日內瓦中產階級之子,那麼你大概能活到三十歲,女兒可能活到三十五歲。英格蘭的出生時平均餘命數字一直維持在三十歲左右,這之間的波動,最差的時候是二十四.七歲(一六五八年),好的時候是三十五.三歲(一六○五年)。相較於上一個世紀,有時會超過四十歲,卻很少低於三十歲,可見十七世紀的數據大幅下降。

這片低迷景象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氣候變遷。過去四十年,歷史學家將十七世紀稱為「小冰期」(Little Ice Age),但直到最近,氣候造成的全面影響才為人重視。我們在十二世紀那一章提過,平均溫度下降攝氏○.五度,代表第一道與最後一道結霜會比平常提早與延後十天,破壞整個收成。

溫度稍微下降,連續歉收的風險就會急遽上升,在緯度較高的地方更是如此。此外,豪雨也會損壞穀物,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成。如我們在十四世紀那章所見,不需到完全歉收的地步,就足以讓一個農夫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到市場出售。產量一旦不能維持五比一,下降到三比一,他就無法儲存任何糧食。無論是因為土壤過度耕作而缺乏氮,或是夏季氣候過於潮濕寒冷,結果都一樣:如果他需要百分之七十的穀物收成餵養家人和牲畜,並為來年儲存種子,只消一次歉收百分之三十,他就沒有東西可賣了。這就是連鎖效應的開頭。住在市場城鎮附近的人民欠缺穀物。

麵包則因為供給量少,更多人爭相購買,造成價格上升。而隨著人們花在糧食上的費用增加,他們購買非必需品,例如家具、工具、裝飾品,數量就相對減少。這些非必需品的需求不再,價格便下跌,製作藝品的工匠需要花更多錢買食物的時候,偏偏收入就減少了。最後,食物鏈尾端的人越來越虛弱,落得生病去世。

這只是單次產量減少百分之五十的影響。連續歉收殺死的人更多達上千,包括農夫和農夫的家庭,毫無穀物可供種植或食用。即使沒有嚴峻的霜期,夏季平均氣溫下降兩度就會毀壞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穀物。這就是一六四○年間歐洲北部的情況。

這種壞天氣的結果是很恐怖的。一六三七年,一位法國的評論家表示:「後代子孫不會相信:人們靠荒野的植物為生,甚至翻找動物的屍體。路上躺滿屍體……最後是,吃人。」可惜那位評論家錯了,後代子孫真的會相信。一六五一年聖康坦(Saint-Quentin)觀察:「居民無法救濟四百五十個生病的人,其中兩百個被趕出去(城外),我們看著他們一一死去,躺在路邊……。」十年之後,另一個法國人又寫道:「野外的狼群找到馬匹、野驢,以及其他死掉的動__物,靠那些腐爛的肉維生,而教徒就吃那些野狼。」

一六九二年法國的冬天特別寒冷,導致一六九三到九四年的大飢荒,造成兩千兩百萬人口中,一百三十萬人死亡。一六九五到九六年的冬天殺死百分之十的挪威人,也許還有百分之十五的蘇格蘭人。芬蘭三分之一與瑞典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在一六九六到九七年的飢荒中受難。在食物短缺的災難中,人們還得與多變的疾病搏鬥。

歐洲大城市爆發數次嚴重的瘟疫:一六二九年在米蘭;一六三○年在威尼斯;一六四七年在塞維爾;一六五四年在奧斯陸;一六五六年在拿波里與熱那亞;一六七九年在維也納。倫敦在一六○三、一六二五,以及一六六五年出現大流行,阿姆斯特丹也一樣,於一六二四、一六三六、一六五五,與一六六三到六四年發生瘟疫。

天花―以前常被認為是小兒疾病―約在一六三○年殺傷力大增,成為成人與兒童第二害怕的疾病。飢餓與疾病的陰影籠罩,死亡的威脅在生活中又更逼近了,奪走年幼的手足、父母、孩童,人們只能更加指望神的幫助。

飢荒與流行病多少能夠解釋這個世紀的矛盾,以及同時興起的「黃金時代」。

人們遭受巨大的苦難,但後世記得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人們為求生存千方百計付出的努力。男人若無法再靠土壤維生,養活挨餓的家人,他們就離開餵養歷代祖先的土地,搬到城市:每年約有六千人搬到倫敦。由於大量的人口外移,美洲的殖民地人口在一七○○年已超過二十五萬人。五分之一的蘇格蘭男性離開家園,很多人去了波蘭或其他地方闖蕩。約有二十五萬個葡萄牙人離開出生地,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帝國尋找生機。

對很多法國與葡萄牙人而言,戰爭就是他們的朋友。一六九○年間,路易十四的軍隊中有二十五萬人不到一百七十公分高,他們的生長從兒童時期就受到妨礙。但既然他們摧毀萊茵蘭所有的城市,想必也很高興不需回到巴黎,過著長年沒有麵包的生活。

至於荷蘭人,他們的「黃金時代」不只歸功於與西班牙八年戰爭的勝利,還有他們帝國眾多的富裕人士。

Emanuel_de_Witte_-_De_binnenplaats_van_de_beurs_te_Amsterdam

1602年成立的阿姆斯特單證交所。(Source: wikipedia)

每個國家懸殊的貧富差距也鼓勵文化成就,造成人際之間的競爭―從商人與建築師,到作家與音樂家―為後世留下不朽的資產。這個時代的藝術家,面對一雙雙飢餓又空洞的雙眼,以及新興資產階級潔白的笑容,無法不產生同情與輕蔑。這個時代流傳給未來世代的是生命的爆發力。

這是一個人人都在生存與失業邊緣掙扎的世界,不容許有能力的人保留實力,只能奮力一搏。

重述十七世紀英格蘭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著名的詩,人們知道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因此必須抓緊每一次眼前的機會,創新、實驗,才能幫助自己。(譯注:出自〈致羞怯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首句「Had we but world enough, and time」)。

本文摘自《漫遊歐洲一千年:從11世紀到20世紀,改變人類生活的10個人與50件大事哪個世紀變化最大?又與我們何干?圖片 1

史上最強的導遊要出團了!

暢銷書《漫遊中古英格蘭》作者伊恩‧莫蒂默教授,
這次要帶領讀者穿越時空一千年!
在旅途中,你會見到信仰虔誠的科學家、精明的農夫、冷血的商人,和意志堅強的女人。
綜觀十一到二十世紀,
你不能不相信,人類經歷多次危難後比以前更堅強了。
對於改變,每個人的理解永遠不盡相同,
但讀完此書,你會享受閱讀的快感和滿足!

大奧日本──繪島.生島事件,政治棋盤上的迷途羔羊

$
0
0
作者:茂呂美耶

第六代將軍家宣的人生似乎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等待。

家宣是第三代將軍家光的孫子,第五代將軍綱吉的侄子。只因為生母身分低賤,父親綱重在他出世後,即將他交給家臣撫養。日後,由於綱重沒有其他兒子,才接回九歲的家宣當世子。

第四代將軍家綱病危時,家宣也成為候補將軍之一,只是叔叔的血緣更接近家光,於是幕府決定讓綱吉登上將軍之座。

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

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

不知是不是因為家宣曾是競爭對象,綱吉不喜歡這個侄子。可是,綱吉也沒有兒子,只得收侄子為養子,讓他成為世子。也因此,家宣是四十三歲時才進入江戶城西之丸,四十八歲時就任將軍。

在德川十五代將軍中,僅就任年齡來說,家宣是最老的一個,無奈只在任三年便過世,繼任的第七代將軍是家繼,當時僅四歲(虛歲)。家繼原有兩個哥哥,卻都早夭。四歲么兒根本無法執政,輔弼之臣是家宣帶來的家臣。

第七代將軍德川家繼

第七代將軍德川家繼

簡單說來,家宣雖是家康與家光的直系子孫,但他帶來的家臣相當於地方官,只因主君是將軍而成為幕府重臣,在幕府閣員中算是新興勢力。

家繼的輔弼之臣正是新興勢力派,以間部詮房、新井白石、本多忠良三人為主,間部詮房和本多忠良是家宣的側用人、老中,新井白石則為侍講,這三人和家宣聯手進行了一連串改革政策。

家宣過世後,這三人也沒有利用年幼將軍而為所欲為,反倒因將軍權力太弱,頻頻遭其他保守派世襲大名抵拒,無法順利進行政治改革。

尤其家宣正室天英院和將軍生母月光院之間,權力鬥爭日趨劇烈,保守派世襲大名也就乾脆加入天英院派,不時干擾間部詮房等人發布的政策。

正室天英院的母親是內親王,父親是京都公卿,月光院則為庶民女兒。但月光院畢竟是將軍生母,在大奧權威極大。而且,四歲將軍對母親唯命是從,連每天送將軍回大奧的間部詮房也無法拒絕月光院的吩咐。

四十多歲的權臣和二十八、九歲的寡婦,如此親密的話,當然會謠言紛飛。據說當時的大奧漫無紀律,經常設宴飲酒作樂。

只是,施展權力的人是將軍生母月光院,隨意進出大奧的人是將軍親信(或稱保母比較適合),遭上一代將軍甩在一旁的保守派世襲閣員,皆敢怒而不敢言。

正室天英院也聽說了月光院行為不軌的謠傳,更知曉月光院身邊的御年寄等高級女官,經常以代理參拜寺院為由,出城到戲棚看戲,並接受御用商人的款待。但天英院也只能怒在心裡口難開,無可奈何。

德川家宣御台所

如此,沒有出口的反感及嫉妒在大奧與內閣不停打旋。最後,反月光院派的眾女人和保守派世襲閣員聯手,將「繪島看戲事件」當作「女官與戲子私通事件」立案處理,這正是「繪島.生島事件」的政治背景。

※※※※※※※※※※

事件發生過程大致如下。

正德四年一月十二日(一七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大奧御年寄之一的繪島(亦稱「江島」),代理月光院出城為已故將軍家宣掃墓。家宣忌辰雖是十四日,但當天有眾多旗本代理也前往掃墓,因而提前兩天。同一天,另一名御年寄也要代理月光院參加第五代將軍綱吉的法會,於是兩人相約在歸途會合。

御年寄是掌管大奧的要職,代理參拜的行列也就浩浩蕩蕩。既然是將軍生母的代理,目的地當然是德川家靈廟的上野寬永寺或芝公園增上寺。而管理寬永寺和增上寺的寺院稱為神宮寺(別當寺),也就是基於當時的神佛合一政策,附屬在神社的佛教寺院之一。

神宮寺都很寬廣,房間數約有三十,和尚也多達十名以上。這些和尚中,有專門接待大奧女官的專職和尚,說話既有趣又很會款待女官,有時也會陪同女官一起去看戲。

當時,可以讓代理參拜的大奧女官玩個半天的寺院,據說僅限芝公園增上寺。繪島在參拜前一天向增上寺執事僧表示:「明天早晨將前往參拜,不用設宴,但希望你們安排看戲節目。」

然而,增上寺的回答是「辦不到」。

按當時的規矩來說,執事僧通常會絞盡腦汁安排各種餘興節目,以討大奧女官歡心。「辦不到」的回答令繪島勃然大怒。湊巧大奧御用布匹商後藤家的二掌櫃來到七之口,繪島立即命下級女官傳話,要後藤家於明日安排看戲節目。

當天,繪島和另一名御年寄辦完正事後,兩班人馬於會合點相聚,包括監察官,總計約一百名。大批人馬轎子聲勢赫赫地前往歌舞伎劇場「山村座」,高坐劇場二樓的貴賓席。看戲一事,繪島於事前已得到月光院許可。

「山村座」二樓貴賓席不但鋪上毛氈,也設有酒席。老闆和演員生島新五郎等人,都特地穿上正式禮服,逢迎色笑地款待繪島一行人。繪島似乎想讓眾女官紓解平日的緊張壓力,吩咐大家都不用客氣,盡興吃喝。結果,二樓吵得樓下觀眾聽不到戲劇結束後上演的狂言節目對白。

據說,同席的監察官曾向繪島告誡,卻遭到一頓斥罵。不僅如此,一樓觀眾席湊巧來了一對薩摩藩家臣夫婦,目睹二樓的喧鬧,遣人上樓指責二樓太放縱。監察官挺身出來賠罪,好不容易才打了個圓場。之後,繪島一行人便帶著眾多演員轉移陣地至茶館,玩得不亦樂乎。

當時的劇場和茶館密不可分,觀眾一面看戲,一面吃喝著茶館送來的飲食。售貨員行走在觀眾席間叫賣茶點或酒飯,有時也會發生醉漢揪扭事件,吵吵鬧鬧本來不是什麼罕事。但令監察官和薩摩藩家臣都怫然不悅的話,表示真的吵得過火了。

再且,當時的歌舞伎演員的副業包括賣淫,富家夫人讓演員做另類服務是眾所周知的事。因而,劇場通常設有自觀眾席通往後台,再從後台通往老闆住居的祕密通道。繪島等幾名高級女官到底有沒有走過這條祕密通道,如今已不得而知。

總之,繪島一行人於下午八點左右才抵達江戶城。按規定,代理參拜女官在下午兩點之前要回來,而一旦出城的女官,想回自己的房間時,必須通過兩個關口。其一是下午六點關門的御広敷大門,其二是下午四點關門的七之口。無論哪個關口,一行人都太晚了。不過,繪島似乎於事前已送出遲歸報告,另有一種說法是繪島在七之口與守衛爭辯,好不容易才通過關口。

第二天早晨,繪島在「山村座」囂鬧及晚歸消息傳到閣員老中耳裡,事情便鬧得不可收拾,繪島再如何掙扎,也百身莫贖了。

原來繪島在進大奧之前即和生島有了交情,起初可能只帶著一名侍女去看戲,不會觸犯到大奧法網。可是,進了大奧後,官愈做愈大,尤其在家繼就任將軍之後,背後有月光院替她撐腰,於是逐漸放膽妄為起來。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遭神宮寺拒絕安排看戲節目,一時氣頭上令她失去了理智。

這一失足,竟讓天英院和保守派世襲閣員抓到把柄,大肆搜捕,嚴厲調查。結果,查出大奧貨賄公行,布匹或雜貨批發商都透過賄賂而成為御用商。這點在現代其實也一樣,咱出錢,您出力,咱賺個和平國家口號,您贏個世界警察稱譽,大家心知肚明,沒有必要去捅開天窗。

這回繪島在「山村座」大玩特玩所花的費用,全部由一家木炭批發商包攬了下來。這家木炭批發商為了成為大奧御用商,自前一年就透過布匹商後藤家積極進行地下活動。木炭批發商當然知道繪島和生島倆的情事,早就跟「山村座」談攏了。

繪島當時是大奧御年寄身分,她在幕府閣員的男性社會也擁有實權,甚至能過問老中和將軍親信的人事問題。而生島是戲子,雖然在庶民之間極有人氣,社會地位畢竟不高。況且,生島在接受拷問時,供出曾經藏在布匹商後藤家的長方形衣箱內,從七之口潛入大奧長局。

在身分制度嚴厲的江戶時代,女官和戲子的醜聞剛好可以成為幕府的最佳定罪罪名。

一個月後,數十名大奧女官全被傳喚到江戶城御広敷,不但遭開除,還得乖乖守在家裡等待處分。數十名女官全是月光院派系,月光院為此而受到重挫,勢力嚴重下跌,大奧霸權移至天英院手中。

繪島本來被判死罪,經月光院求情,最終被判流放,讓信濃國(長野縣)南部的高遠藩負責看管。生島新五郎則被判流放三宅島,其他與此事相關的人均受連坐,繪島的哥哥罪刑最重,被判死刑。

繪島接受的刑罰是三天三夜都不准睡覺的拷問。可是,繪島始終否定與生島有過肉體關係。另一方面,生島新五郎接受的是在跪坐的大腿上持續增加岩石的毒刑。生島在繪島被逐出江戶城兩天後,即招出與繪島私通以及藏在衣箱潛進大奧的供詞。我懷疑這些供詞都是在拷問時經誘導詰問而得出的。

據說,保守派世襲閣員本來打算從繪島口中套出月光院和間部詮房私通的證言,只是繪島沒有招供,令保守派世襲閣員無從扳倒將軍身邊的新興派近臣。

※※※※※※※※※※

繪島於正德四年(一七一四)三月離開江戶,當年三十四歲。抵達高遠藩時,幕府還特地囑咐「女傭一名,一天兩餐,每餐一湯一菜,茶水朝夕一次,夏穿葛布,冬著棉布,不准書寫,不准閱讀」。

兩年後,年幼將軍家繼過世,改元享保,第八代將軍吉宗上任。

吉宗以「繪島.生島事件」為鑑,制定了「大奧法度」,並規定女官進大奧時需提交血手印誓書。其中有一條守則很有趣,謂:「所有衣箱、行李、櫃子等,重量超過十貫(約三十七公斤半)以上的,均必須掀開蓋子進行檢查。」

重量限定在三十七公斤半的話,即便當時的男子身高很矮,恐怕也找不出體重在三十七公斤半以下的成人男子吧。

話說回來,享保四年(一七一九)十二月,繪島又被遷移至高遠城本丸西南方的宅子。那棟宅子面向院子的格子門全被釘死,不能自由出入,唯一的出入口又派了五名守衛監守,實質上是監獄。不過,據說在享保七年,高遠藩藩主讓江戶家老送出赦免請願書,翌年,總算得到幕府非正式的回覆,允許繪島可以出門散步,有時還可以進高遠城為女官開課,講授江戶禮度。

繪島在高遠藩住了二十七年,最後病逝,享年六十一。

繪島過世一百六十多年後的明治四十年(一九○七),某鄉土史學家前往高遠蓮華寺尋找繪島的墳墓,尋遍四處,卻始終找不到。他打算歸去,無意中看到草叢中躺著一塊看似石碑的石塊,隨手扶起,才發現那正是繪島的墓碑。

時代再往後走,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作家田山花袋也前往高遠蓮華寺拜託住持讓他看繪島的墳墓。不料住持也忘了埋在哪裡,田山花袋只好爬到寺院後山,找了半天,才在一大堆棄置的墓碑中找到刻著「信敬院妙立日如大姐」法名的繪島墓碑。

看來,當時因戲劇影響,繪島在東京雖赫赫有名,但在長野縣高遠町似乎沒沒無聞。目前長野縣伊那市立高遠町歷史博物館旁,有一棟復原的「繪島圍宅地」遺跡,可以讓觀光客參觀。

至於被流放三宅島的生島新五郎,據說在享保十八年(一七三三)獲吉宗赦免,返回江戶,翌年過世,享年七十三。另有一種說法,說他於六十三歲死在三宅島,墳地也設在三宅島。

EB210059

生島新五郎之墓。
(圖片來源http://okachan.blue.coocan.jp/bunkazai/0136/0136.html)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大奧日本》

日本輕文化歷史書寫第一人──茂呂美耶
生動敍說令人稱羨的德川幕府後宮──「大奧」,精采迷人的內幕呈現。 
RB9008
大奧令人好奇的佚聞趣事──
為了增強精力,德川家康經常服食春藥?
燒柴女傭生下的兒子,最後如何成了幕府的中興之主!
擁有五十三個孩子的德川家齊,如何獨寵側室美代?……
不勝枚舉的大奧稀奇故事,
即便是平常的大奧小事,茂呂美耶信手拈來,
也讓人意猶未盡,讓我們看見大奧神祕且迷人一頁。

十六世紀的都更計畫:教宗西斯圖斯五世設計的羅馬城

$
0
0
作者:王健安

16世紀初的羅馬:作為朝聖中心的歐洲大城

16世紀羅馬城絕對是歐洲的重要大城。人口規模在16世紀大抵呈現不斷往上攀升的趨勢;以1560年代為基數,直到世紀末時,人口成長將近一倍達到十萬人,絲毫不下於其他大城。這個數字只統計城內居民而已,還不包括每年到羅馬參加慶典、參訪古蹟,或是做生意的流動人口。最可怕的是,羅馬城的人口分布極不平均,因為水源問題,大多數的居住人口集中在以台伯河沿岸為主的西半部。

教宗身為羅馬的統治者,也意識到解決城市發展困境的必要性。自 15 世紀中葉起,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重振教宗暨教會的聲望地位,改造羅馬即為其中之一。從現實面來看,教宗既然自詡為教會領袖,照顧眾人的信仰與生活便是不可忽略的責任,改善羅馬的公共設施同時也是評價教宗的重要指標。這股趨勢在16 世紀初就已相當顯著,以道路為中心,搭配各式大型建設,在台伯河沿岸創造南北向的城市軸線。新道路系統不僅改善交通,更美化城市景觀,是兼具實用性與美感的大型公共建設,對城市發展有莫大貢獻。

攤開16世紀的羅馬城地圖可清楚看到,與人口擁擠的西半部相比,缺乏水源的東半部顯得荒涼許多。因為急迫性較低,都市計畫較晚才開始。當地道路系統多半承襲古典時代的成果,沿東西向的山脈或山谷延伸,缺乏南北向道路協助行人跨越各山丘,以參拜散落於各處的教堂。為了拓展生活圈、提升交通的便利性,東半部羅馬城的開發大約在16世紀中葉逐步開始,並在教宗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達到高峰。

布朗(Georg Braun)羅馬地圖(1570),圖片左邊為北方。

狀如星芒的道路網絡

西斯圖斯五世俗名為菲利切‧佩瑞提(Felice Peretti),生於1521 年, 9 歲時進入修道院學習,31 歲以神父的身份到羅馬講道,結識不少教會高層。他在 49 歲時由庇護五世拔擢為樞機主教,進入教會最核心的決策圈。但在1572 年,樞機主教彭科帕尼(Ugo Boncompagni)被選為教宗葛雷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刻意冷落素來與他關係惡劣的佩瑞提。接下來十幾年間,佩瑞提遠離各項教會事務,並在此時結識石匠出身,日後相當倚重的建築師豐塔納(Domenico Fontana)。

1585年西斯圖斯五世當選為教宗隨即推動東半部羅馬的都市計畫。備受教宗重用的豐塔那主導相關工程,成為全羅馬,甚至是全歐洲最著名的建築師,並在羅馬留下不可抹滅的偉大成就。

根據豐塔那的著作《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Della tran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e delle fabriche di Sisto V,以下簡稱《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記載,教宗決定在多山丘的東半部地區,鋪設寬敞筆直的新道路系統,打造出無論步行、騎馬,或乘坐馬車都能輕鬆通行的朝聖路徑。新道路以聖馬利亞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Mariae Maioris)為中心向外四散,整體看來宛如不規則星狀,不僅有效串聯當地各重要教堂及城門,還與既有道路連結,改善羅馬城的整體交通效能。

教宗也知道開發東半部不能只靠道路系統,還必須解決最根本的用水問題,當選的第一天就開始興建菲利切水道(Acqua Felice),1587年完成,供水範圍遍即東半部,使當地享受充足水資源,曾是一片荒野的山丘如今種滿各種植物,教宗也得以在山丘上建設美麗的花園別墅。一旦基本的公共建設完成,原先人口稀少、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東半部,馬上吸引大批居民、商人甚至是社會上層人士前來置產定居,使羅馬的發展邁入新階段。

2

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羅馬城東半部的重要道路。A. 菲利切路(Via Felice);B. 庇亞路(Via Pia);C. 潘尼斯佩拉路(Via Panisperna);D. 聖羅倫佐城門路(Via di Porta San Lorenzo);E. 葛雷高里路(Via Gregoriana);F. 拉特蘭聖喬凡尼大教堂路(Vi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G. 天使聖瑪利亞教堂路(Via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H. 連接薩拉拉門(Porta Salara)與庇亞路的道路。圈起來的地方由左至右分別代表波波洛廣場的方向、聖瑪利亞大教堂、聖喬凡尼大教堂、聖十字大教堂。

如星芒般的道路系統不僅有實用性,西斯圖斯五世還將宗教意涵鑲嵌其中,使羅馬更顯神聖崇高。他曾這麼形容其所創設的道路系統:「以多條筆直道路通往聖殿,西斯圖斯五世開創通往星體的道路。」這句話援引自拉丁文詩句「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以基督宗教的精神來看,所謂的「星體」意味人類經過努力與試煉後,最終得到的救贖。教宗便以道路形狀,將此意涵在一個明確的空間內加以具像化。

位於星芒狀道路網正中央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即為獻給聖母瑪利亞的教堂,她扮演著人類與上帝之間的中介角色,幫助人類取得救贖;教宗還在教堂東側增建西斯汀禮拜堂(Capella Sistine di Santa Maria Maggiore),放置耶穌出生地的遺跡,使道路的形狀也具備伯利恆之星(Star of Bethlehem)的意涵,強調耶穌作為救世主降臨人世;最後,聖瑪利亞大教堂位在山丘上,比喻成人類必須要跨過的艱難,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的精神。簡言之,西斯圖斯五世創設的道路系統,可說是他為全人類所建通往救贖之地的道路,藉此更加突顯羅馬無論是實質上或象徵上,都是全歐洲最重要的朝聖地。

遷移方尖碑的浩大工程

1585年,人們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Sancti Petri)附近,甚至不惜花錢購買視野良好的窗邊位置,只為了觀看一場千年首見的工程行動:搬遷方尖碑。方尖碑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由古埃及文明大量創造,基於宗教與政治上的目的,古羅馬人花費不少力氣從埃及搬遷多座方尖碑安置在羅馬。中世紀時,唯一成功抵抗時間與人為摧殘而屹立不搖的,僅剩聖彼得大教堂旁的梵帝岡方尖碑(Obelisco Vaticano)。

因為15、16世紀歐洲興起一股研究柏拉圖哲學與古埃及文明的熱潮,原本著名的梵帝岡方尖碑更加受世人矚目。不少教宗開始計畫將梵蒂岡方尖碑遷移至聖彼得廣場,直接面對教堂正門,配合教堂打造宏偉景象。但方尖碑碩大的尺寸與重量成為最難以克服的問題,像是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曾多次要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執行遷移計畫,後者對此表現卻相當消極,因為他擔心方尖碑會因此而斷裂。直到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這項曾擊敗多位建築師與教宗的工程才得以順利實現。

毫無疑問的,西斯圖斯五世相當積極地遷移梵蒂岡方尖碑,在當選的四個月後便下令召開會議來決定遷移方尖碑的最佳人選。這場會議吸引歐洲各地的建築師、工程師及數學家,他們以模型或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計畫。整個會議耗時約一個多月結束,決定指派豐塔納,教宗在不久後也給予他眾多特權,全力協助相關工程的進行。

為了搬運方尖碑,豐塔納利用巨大木條、滑輪、掛勾等工具,組建名為「城堡」的巨大三角形鷹架。以繩索穿過「城堡」與額外安裝在方尖碑上的滑輪後,再動用數百人力或馬匹便能移動方尖碑。準備動工的早晨,教宗為這次工程舉行了祈福彌撒,豐塔納接著下達執行命令。當負責傳遞訊號的吹奏手發出聲響,所有人員同步開始行動。雖然「城堡」因承受巨大重量而發出聲響,但透過繩索與滑輪的牽引,總算將方尖碑抬起,水平放置在已鋪好圓木的地面上,米開朗基羅的顧慮並未成真。接著拆除「城堡」,移至新地點重組,等待方尖碑從舊址拖運過來。

下一步的相關準備工作又耗時一年,1586年9月,眾人再次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方,屏息以待方尖碑重新豎立起來的那一刻。確認工程順利結束的那一刻,在場民眾莫不歡聲雷動,就連教宗也急忙前去觀賞羅馬城內的新地標。

3

豐塔納設計的「城堡」,用來搬運方尖碑。 圖片來源: Fontana, Della Tra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et delle Fabriche di Nostro Signore Papa Sisto V. Fatte dal Cavalier Domenico Fontana, p. 66.

成功經驗鼓勵了教宗與豐塔納豎立更多方尖碑。他們挖出其他倒塌的方尖碑,並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依序安置於聖瑪利亞大教堂北側、聖喬凡尼大教堂(Archibasilica Sanctissimi Salvatoris et Sanctorum Iohannes Baptistae et Evangelistae in Laterano)北側,以及波波洛城門(Porta del Popolo)南側。這些地點都是羅馬城內最重要、顯眼的位置,方尖碑的高大外觀充分融合精心設計的廣場、道路及建築,成為城內最顯眼的地標,形塑美麗壯觀的城市空間。

切薩雷(Cesare Nebbia)和喬凡尼(Giovanni Guerra),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北側廣場,壁畫,1589年,羅馬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Vaticana)藏。 圖片來源:J. A. F. Orbann, Sixtine Rome (New York: The Baker and Taylor Company, 1911), p. 43.

切薩雷(Cesare Nebbia)和喬凡尼(Giovanni Guerra),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北側廣場,壁畫,1589年,羅馬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Vaticana)藏。
圖片來源:J. A. F. Orbann, Sixtine Rome (New York: The Baker and Taylor Company, 1911), p. 43.

不可否認的是,西斯圖斯五世可能帶著考古般的好奇心看待這些方尖碑,但作為教宗,也希望資源能用在有益於信仰與教會的工作上。當梵帝岡方尖碑的工程結束不久後,教宗隨即舉辦宗教儀式以淨化「異教成分」,並在頂端放置十字架與山丘雕像,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的概念,其它三座方尖碑也比照處理。如此一來,西斯圖斯五世將原本用來彰顯帝國威望的古蹟,轉化為基督宗教戰勝古代異端的戰利品與朝聖地點,搭配星狀道路系統,更加突顯羅馬城的宗教性質。

Untitled

帶有方尖碑的城市景觀,皆由西斯圖斯五世豎立。版畫,1600。 圖片來源:Le Cose Maravigliose dell’Alma Città di Roma, con Movimento delle Guglie& gli Aquedotti. La ample, &Commode Strade, Fatte à Benefice Publice dal Santissimo SISTO V. P. O. P., p. 10, 11, 20, 33.

參訪羅馬的新路線

新道路系統的實用性,反映在當時出版的羅馬城導覽手冊中,借由他們的描述,得以觀察人們如何看待羅馬的轉變。由 16 世紀著名人文學者弗維歐(Andrea Fulvio, 1470-1527)撰寫,並在 1588 年由羅馬居民增補出版的《羅馬古蹟》(L’Antichita’ di Roma),大篇幅介紹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的新道路,包括連接地點、沿路經過的教堂、古蹟等。《羅馬古蹟》絲毫不吝讚美新道路的實用性,以最長的菲利切路為例,該書這麼形容:

教宗西斯圖斯五世在 1586 年開闢一條新道路,其直接從聖瑪利亞大教堂直達聖十字教堂,可讓人便利舒適參訪上述教堂。

後續段落也強調,菲利切路對於想前往教堂的沿路居民之重要性:那條道路相當便利,為提升大眾利益與公共便利性乃是必要設施。

16 世紀末的導覽手冊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指示讀者如何運用新道路往來各重要教堂,即時透露更多元的交通路線。著名建築師帕拉迪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在1544 年出版的《羅馬城內教堂、休息處、特赦儀式與聖人遺骸之描述》(Descritione de le Chiese, Statione, Indulgenze & Reliquie de Corpi Santi, che sono in la Città de Roma ,以下簡稱《羅馬城內教堂》),開宗明義表示要提供最便捷的參訪路線。當提及參訪聖瑪利亞大教堂、聖喬凡尼大教堂、聖十字大教堂及其週遭教堂的路線時,並未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直接前往,反而是要先沿台伯河岸到達卡比托林廣場後,再從廣場一帶尋路前往其所在位置。

1600 年出版的《高貴羅馬城之驚奇光輝事物、方尖碑的移動和水道。神聖教宗西斯圖斯五世為公共利益而做,寬大方便的道路》(Le Cose Maravigliose dell’Alma Città di Roma, con movimento delle Guglie & gli Aquedotti. La ample, & Commode Strade, Fatte à Benefice Publice dal Santissimo SISTO V. P. O. P., 1600,以下簡稱《高貴羅馬城》),提及的參訪景點與《羅馬城內教堂》沒有太大差異,但建議路線卻相當不同。

《高貴羅馬城》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的波波洛廣場往南直達聖三一教堂(Chies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後,繼續往南並沿路參觀重要景點,遇到庇亞路(Via Pia)時暫時脫離原先路線,沿庇亞路往東參觀其他景點;從庇亞路折返後,建議讀者沿著先前道路,也就是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繼續行程。在《高貴羅馬城》另外一天的行程中,建議讀者從聖喬凡尼大教堂開始,沿東南邊的城牆到達聖十字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Crucis in Hierusalem)後,直接往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前進。《高貴羅馬城》的文句未直指菲利切路,但從當代地圖來看,唯一能符合建議路線的僅有菲利切路。

簡言之,這兩本導覽手冊的規畫路線,立基在截然不同的道路條件上;其中差異再次反應出,當代人相當認同新道路系統的便利性,視之為往來重要教堂的另一選項。

16世紀末的羅馬:近現代歐洲都市計畫的重要先例

西斯圖斯五世的羅馬都市計畫是屬於教宗的文化傳統。眾多文字或圖像資料顯示,他的都市計畫相當程度奠基於前人累積的經驗與成果上:早從16世紀初,已有利用筆直道路解決交通問題,並進一步美化城市景觀以提升教宗形象的先例。都市計畫除了道路系統,還包括位在道路兩端的重要建設,如教堂、宮殿、廣場等,以宏偉外觀或特殊象徵意義,既強化道路系統的實用功能、美觀效果,也能宣傳教宗形象或宗教精神。

西斯圖斯五世對城市空間的重視不下於前幾任教宗,依自身所需重新詮釋前人經驗、成果,建構以宗教建築為中心的東半部羅馬道路網;如同負責規畫的設計師豐塔那所言,先讓觀者感受強烈視覺效果,進而讓世人更容易注意教宗的想法。

西斯圖斯五世的道路系統不僅規模更大,也更善用開闊空間及刻意創造的秩序感,積極整合道路、廣場、教堂、方尖碑等城市元素。最特別之處莫過於利用巨大方尖碑,在廣場正中央建立萬眾矚目的顯眼地標。在此之前,羅馬都市計畫從未如此將眾多元素融為一體。西斯圖斯五世不僅承襲前人,更為後來的都市計畫奠定另一個重要先例,直到今日仍處處可見,不斷提醒世人這段羅馬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時刻。

本文摘自《教宗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V)之羅馬都市計畫1585-1590封面
本書以教宗西斯圖斯五世(Sixtus V,在位期間1585-1590)的羅馬城都市規畫為主題,
探討他在羅馬城市史上扮演的角色。
西斯圖斯五世的規畫受16世紀其他教宗的設計所啟發,
以道路為中心,改造城市生活機能與美化景觀,
解決當代羅馬城的發展困境。
這不僅有助於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
大幅擴張城內生活空間,
數量龐大的朝聖人口也能因此受益。
羅馬城的轉變可說是教宗對世人及基督信仰有所貢獻的具體證明,
對教宗形象亦有正面幫助。
由此觀之,西斯圖斯五世之下的羅馬城,
是一種兼具實用性、美感與宣傳功能的龐大公共建設。

「平等」如何救國存亡?──來自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回答

$
0
0
作者:邱偉雲

清末民初乃是中國思想由傳統轉進到現代的重要時期,在這階段中,中西與古今觀念紛然並陳且眾聲喧嘩。中國文化經歷了三千年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下所展現出的璀璨成果,卻在近代百年之間面臨到西方思想、器物上的內外挑戰。

知識份子原先對中國文化仍充滿信心,但卻在西力不斷的衝擊下節節敗退,促使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該如何調適自身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才能讓中國轉弱為強,正是在上述語境下,中國進入了一個思想轉型的階段,此即張灝先生所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在這轉型期中,傳統概念資源在新時代命題下受到挑戰,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必須在一個萬國新世界秩序下,重新擘畫中國的位置,正是在中國要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列強的侵略下,啟動了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旅程。

在「轉型時代」中,我們可以看見不管是進化觀、民族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人道主義思想等,都在知識分子接觸與引進西學的學習行動中,於不同的領域及層面上,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有著巨大密切且頻繁的互動,更深一層來說,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觀念,如自由、民主、個人、國家等觀念,也在轉型時代中由知識分子進行選擇性吸收、學習的過程中,逐漸為國人所知悉與內化,成為中國人思想中的重要部份,而平等觀念在當時,被視為「反滿」與「反帝」的重要中心思想,自然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思想轉型過程中,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正是以「平等」觀念,回應上述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內外雙重壓迫危機,作為啟蒙、救亡與革命行動的新價值。

在轉型時代中,「平等」觀念既於普遍性上成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於理想上的永恆追求,又於特殊性上滿足了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思想家於現實層面上的生命–政治目的,並進一步在中國近代三大兩歧性命題:傳統/現代、政界/家界、理想/現實的矛盾與拉扯中,煥發出不同於西方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平等觀。本書正是從上述理路框架出發,剖析了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軌跡,以及從中掘發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多元且重層的心靈世界。

《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一書係由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是以1895年到1915年二十年間的平等觀念為主要研究範疇,特別鎖定於近代三位重要的思想人物康有為、嚴復及章太炎作為其主要的考察對象,透過充分的論述,建構出一套詮釋系統,如藉由康有為的儒家平等、嚴復的道家平等、章太炎的佛家平等觀,架構出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挪用西方思想資源以及本土傳統國學進行「國學近代化」行動的軌跡,並在相當程度上將晚清平等觀的發展脈絡做了梳理,有效地呈現了在1895到1915年這二十年間,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對於平等觀念的發揮演繹。

由於本書選擇以康有為、嚴復與章太炎三人之平等觀念作為主要分析之對象,易有見樹不見林之弊,故本書自覺地兼採了多種研究方法,先以英國劍橋學派之觀念史研究法進行「個案研究」後,再兼採美國觀念史與德國概念史研究法,同時將晚清到民初之間其他知識分子的平等論述加入討論,以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為主軸畫分出三階段,予以系統且連貫之討論,最後提出整體之詮釋與結論,架構出清楚之脈絡,並將清末民初平等觀念的類型及其彼此之間的頡頏與調適現象勾勒出來,描繪出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發展過程,以上即為本書主要的論述結構與脈絡。

圖二 康有為、嚴復、章太炎平等論述歷時分布圖

本書在上述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文分六章進行展開。第一章為緒論,詳述問題意識、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到第四章處理康有為、嚴復與章太炎之平等觀念,分別指出康有為以儒學的今文經學為主軸去開展平等論述,嚴復以道家思想會通西方政界平等觀念,章太炎則以佛家思想作為平等觀念的闡釋基礎,本書在此三章中仔細爬梳了在同時間出現的相關論述與內在對話,也詳細梳理了中外學者對於這三位思想家的研究定論,進而提出自身的詮釋論點;第五章則是將康、嚴、章的平等論述,重新放置到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階段上進行綜論;第六章為結論,最後附有參考書目及兩篇附錄。以下再從幾個面向進一步指出本書的重點著力之處。

首先本書從一個宏觀的近代思潮出發進行思考,即晚清時期基本上是一個人人都無不關切家國劇變的時代,「救亡圖存」是近代以來我們用來描述此一時期時代樣貌及心態的主要概念,在上述脈絡下,如何救亡圖存就成為晚清時代的問題基調,知識份子無不圍繞在此一氛圍中,重新去評估中國傳統文化,並藉由引進西方文化來調適中國傳統思想,試圖化生出一種具有世界公理性質的新文化有機體,除了藉以達到救國解難的目的外,也希望能進一步思索出一條能夠安身立命的道路,這即是史華慈所說的「富強與力量的追尋」(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與張灝先生所說的「秩序及意義的追索」(in search of order and meaning)之雙重展現。

在當前眾多的晚清思想研究中,本書以「平等」觀念作為研究對象,勾勒出康、嚴、章三人思想中,具有一種獨特的漸進式追求政界平等的「近代平等觀」,且敏銳地指出「漸進式平等論述」在當時如何發揮影響,並進而促成與推動五四時期另一波平等思潮的展開,此一晚清特殊漸進式平等觀的掘發,即為本書的第一個主要重點。

螢幕快照 2015-11-20 下午11.57.23

圖三 晚清平等觀念系統類型特徵比較圖

其次,本書所選擇的「平等觀念」實乃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一個較難分析的議題,因為實際在考察從晚清至民初五四時期的平等觀念發展軌跡,以及與觀念、事件、行動之間的關係時都可見其難度,困難最主要來自於必須清楚掌握古今與中西思想的特質,才能在龐雜的文獻與混生的思想中,清楚勾勒其流變與辨別其共性與殊性。

因為在西力東漸下,近代知識分子乃是運用各類傳統思想與中、西各種近代思想觀念進行調和,但在調和過程之中,會有一些觀念在本質上具有不能調和的問題,諸如西方近代平等觀是架構在自然宇宙觀「除魅」下的個體主義及世俗化下的發展,與西方傳統思維結構已然不同,更與中國思想傳統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在上述古今中西的歧異下,中國近代平等觀的內涵,就不僅只指涉個別主體在政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更涉及政界/家界的公私問題,因此要勾勒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救國解難的關懷下,調整了哪些西方近代「平等」觀念的內涵,又加入了哪些中國傳統思想資源於其中,本身即具備難度。

且除了中西觀念調和可能產生問題外,所調和出來的觀念更可能再次對中國人的世界觀產生新的衝擊,諸如康梁等人所調和而出的政界平等觀,就與中國公私一元論思維有所衝突,致使梁啟超需提出公私二元論去加以化解。又如平等觀念在近代除有救亡圖存的用意之外,更有知識分子以之為新價值,試圖將被框限在封建禮教與家庭中的個人解放出來,使個體的力量得以發揮並為國家所用,進而達到「富強」的目的,正是在上述語境與思維慣例下,使得當時知識份子將原先處於西方近代政界之中的平等觀念,蔓延到家庭結構中進行討論,而如何藉由觀念史/概念史方法清理這些複雜的問題,正是本書第二個重點與著力可觀之處。

其三,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自覺意識,為了能夠清楚勾勒出中國近代在主義化、激進化、意識形態化語境下,知識分子的平等論述所具備的共性與殊性,平等論述發展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本書在過去諸多學理及方法中,選擇了最能掘發「觀念」內涵與演變的觀念史/概念史研究法,讓讀者可對「平等」觀念的意涵與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及掌握。

本書不僅只擇取一家觀念史研究法,而是綜合兼採美國觀念史、英國觀念史、德國概念史方法,希望不僅僅只是進行觀念類型歸納與發展描述的研究,而能進一步考察平等觀念落在不同思想家的論述中,各自帶有的多元頡頏或調適現象,這是本書綜合觀念史/概念史(Arthur Lovejoy, Quentin Skinner, J. G. A Pocock 等)研究法,而與過去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研究不同且獨特之處。當然本書對思想史方法也具有一定的認識,因此有關晚清歷史社會文化背景、晚清思想、康有為等人的相關重要文獻都有基本掌握,所以本書結合思想史與觀念史/概念史方法,當可全面地討論研究對象及相關議題。Untitled

此外本書還帶入了數位人文學中的數據庫方法(金觀濤、劉青峰)進行輔助考察,正是由於使用了這些一般在從事思想史研究時較不會被使用的詮釋視角,讓本書具備了更寬廣且多元的思考,此為本書第三個重點與著力可觀之處。

雖然本書主要關注的「近代轉變」與「平等觀念」,皆非發前人所未發的獨創研究,但從觀念史/概念史的方法視角中,卻看出了這些議題的新內涵與新意義。

尤其本書在考察「平等」觀念如何「形塑」時,除能兼及討論到諸家所受傳統思想之影響脈絡外,還能同時關照到他們平等思想所具備的當代意義,既具有學術性也具有現實感。從本書中我們當能感受到百年前的知識分子面臨著傳統/現代、政界/家界、理想/現實之矛盾衝突時,他們在其中的糾結,一方面既對貧弱的中國感到失望,一方面又想找到令中國富強的方法,在民族與心理的雙重危機下,這些知識分子才會開始會通中西觀念,進行國學近代化的工作,目的就是希望將傳統國學煥新成為新的世界公理,令中國重新登上萬國世界舞台。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極為聰明秀異,思想敏銳,他們百年前的論述,時至今日我們閱讀起來仍是大感驚豔。他們面對著千年王朝的崩壞,迎來前所未見的共和政體,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幸運的一代,失落的是他們眼見儒家倫常秩序被破壞而家不成家;幸運的是他們邁向了西方共和政體而獲得自由民主平等權利,這正驗證章太炎所言之苦樂善惡乃是一同進化之說。

當我們百年後再回顧清末民初的歷史語境會發現,那並不是歷史,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許多思想與時代命題,直到現今仍然存在,而這正表示百年前的歷史對我們仍有用處,得以作為殷鑑,不論是啟蒙、救亡或是革命行動,都可在那段歷史找到相似軌跡,這正是我們在百年之後,仍然必須理解與熟知百年前歷史的結穴所在。

中國近代重要思想家嚴復,在1895年天崩地解的甲午戰爭發生之際,寫下了〈原強〉一文,在文中他提到:「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從這可顯見嚴復當時對於西方平等觀念的憧憬之情。

然而在1917年,距離甲午戰爭22年後,我們卻在嚴復〈與熊純如書(一○九封)·五十一〉一文中看見:

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

我們從上述兩段話中可見,嚴復在1895年與1917年,對於西方平等觀念的態度有著極大的轉折,這樣的曲折轉變,正是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等三人平等觀念發展的縮影。

到底在清末民初的20餘年間,他們面臨到何種語境變化,才會致使平等觀念於三人心中,有從救亡大法變成將造成亂亡之禍而不可重陳之物的現象?其箇中緣由為何?這個轉變的過程為何?康、嚴、章的平等觀念對當時有何衝擊?衝擊了什麼?

更往上一層還可追問,近代中國有平等革命嗎?平等革命到底革了誰的命?中國近代平等革命到底衝擊、擊垮了些什麼?中國近現代平等觀念形成之後帶來的歷史效果是什麼?

這些問題,讀者們當可從本書中找到相關的答案。

本文摘自新文豐《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
1040807中國近代平等觀念
張灝先生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具有一個轉型期,
在這轉型期中,傳統概念資源在新時代命題下受到挑戰,
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必須在一個萬國新世界秩序下,
重新擘畫中國的位置,
正是在中國要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列強的侵略下,
啟動了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旅程。

【莎翁冥歲四百週年紀念特輯】莎士比亞中的BL:文藝復興時期的男男之愛與同性情慾

$
0
0
作者:施舜翔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大多寫給年輕男性,頌揚少年永垂不朽的美麗,很多人因此說,莎士比亞其實是同性戀。也有人說,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書寫對象是贊助詩人的男性貴族,因此,儘管是寫給男人的十四行詩,也並非情慾的。有趣的是,莎翁之「愛」,恰好落在這兩種詮釋之外。在那個「同性戀」作為性別身份尚未正式現身的年代,莎士比亞筆下的男性之愛該如何被解讀?

左: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右:莎士比亞的畫像,真實性未考證

左: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右:莎士比亞的畫像,真實性未考證
(Source: wikipedia)

我們可以從西方文學史的男性情誼再現談起。

前現代的 BL: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情誼

男性情誼在西方文學史中從未缺席,最早當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存在於年長男性與美少年之間的愛慾教育關係。貝爾喜(Catherine Belsey)則將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情誼連結到法國騎士文學傳統。在這些騎士文學中,我們總是可以發現:一個少年與另一名更為年長的少年結盟,一同遊歷冒險,也一同尋找妻子。這樣的法國文學傳統與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一脈相承。勒斐(Julius Walter Lever)發現,從十六世紀末起,強烈的男性情誼成為英國文學顯而易見的主題。從伊莉莎白時期的十四行詩到莎士比亞的戲劇,男男之愛從未受到壓抑,反而是形塑文學的情慾主體。

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關係和我們的想像有所不同。

這是「同性戀」(homosexuality)作為一個性別身份尚未被生產出來的時刻。布雷(Alan Bray)說,當時的社會缺乏「同性戀」作為一個少數性別身份的概念。我們一定知道,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曾指出,「同性戀」是在十九世紀透過醫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論述所生產出來的一種情慾分類(one of the forms of sexuality)。

也就是說,在早期現代的西方,親密的男性關係並不會立刻被視為「同性戀」,同性社交關係也因此不像當代社會一樣受到各式規範。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男人來說,從獻給彼此詩歌的文藝創作到同床共枕的身體親密接觸,都是相當普遍的事情。

這是男人「愛」男人的時刻。

「愛」在早期現代的英國語境之下,指的並不是當代想像中的愛戀表述,而是指同性社交關係中的情誼交換。這也是為什麼男人不只「愛」男人——事實上,男人「必須」愛男人。女人在當時並不被視為男人的對等,只被視為「不完整的男人」。[1]

更有甚者,女人是激情,是誘惑,是使男人被迫陰性化的潛在威脅。就像海塔威(Michael Hattaway)所說的,對當時的男人而言,受到激情誘惑進而失去(陽性)理智,其實是一種「陰性化」的表現。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情誼因此與對女性(或陰性)的壓抑共存。男人「愛」男人,是因為在這個理想化的男性情誼神話中,根本沒有女人的位置存在。男男之「愛」 不只生產了理想的陽性身份,也生產出理想的市民身份(citizenship)。派特森(Steve Patterson)點出,男男之愛與市民身份在文藝復興時期,是互生互構而非互拒互斥的。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愛」與「慾望」有何不同?事實上,兩者的定義非常模糊。湯普森(Ann Thompson)就說,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語境之中,「愛」與「慾望」根本難以區分。

前現代文學中的男男之愛,雖然不以肉體的慾望現身,可是,這並不代表在親密的男性關係之下,就沒有情慾流動。酷兒理論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就在她經典的著作《男人之間》(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中,創造「男同性情誼的慾望性」(male homosocial desire)一詞,刻意指出男性情誼表面底下暗藏的慾望,試圖打破當代社會中男同性社交關係與男同性戀情慾之間被建構出來的對立與斷裂,以「慾望」一詞作為兩者之間的連續體(continuum)。[2]

值得注意的是,賽菊克分析的文本大多是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早期現代的男性之「愛」,本身就與「慾望」難分難捨,本身就擁有情慾的連續體。

因此,追溯「前現代」的男性之愛,其實就是重新挖掘歷史中男性情誼的情慾連續體。派特森則以「同性情慾友好性」(homoerotic amity)一詞,精確點出文藝復興時期親密男性關係的慾望潛意識。[3]

有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男男之愛,並不與婚姻體制二元對立。走入婚姻以後的男性仍維持超越體制存在的男男之愛,是相當普遍的事情。儘管男男之愛與婚姻體制產生衝突,也與「同性戀身份」無關,而與情感的強度有關。史密斯(Bruce R. Smith)就點出,文藝復興英國的年輕男性在成年之際,必須面對男性情誼與婚姻體制之間的衝突。可這個衝突並非存在於「異性戀」與「同性戀」身份之間——這畢竟是一個「前同性戀」的時代——而是,男男之愛與夫妻義務,究竟何者為重?

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想化的男性情誼神話中,前者自然為重,可是這並不代表後者不會與前者產生矛盾。事實上,這樣的矛盾出現在不少莎士比亞的戲劇之中。不過,最經典的代表作,還是那部後來也被稱為「問題劇」(problem play)的「喜劇」——《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4]

當BL遇上婚姻:《威尼斯商人》中的男性之愛與婚姻干涉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如下。

《威尼斯商人》第二幕 (Source: antiques.com)

《威尼斯商人》第二幕
(Source: antiques.com)

威尼斯的年輕貴族巴沙尼奧(Bassanio)想要追求貝爾蒙特的富有千金波霞(Portia),可惜苦無資金。巴沙尼奧找上自己經商的摯友安東尼奧(Antonio)。安東尼奧時常資助巴沙尼奧,這次應該也拿得出錢來。不過,安東尼奧的船貨尚未抵達,因此,他必須先向猶太人夏洛克 (Shylock)貸款,抵押的不是他的財產,而是一磅肉。

巴沙尼奧順利娶到波霞了。波霞交給他一枚戒指,要他無論如何不能脫下這枚戒指。不過,災難緊接著喜事而來。安東尼奧的商船沈沒了。他願意賠給夏洛克兩倍的款項。可是,夏洛克堅決拒絕了安東尼奧的錢。他要他契約上寫好的那一磅肉。

事實上,他要安東尼奧死。

聽聞消息的波霞假扮成律師巴薩札(Balthazar)前往法庭。她說,夏洛克可以依照契約,取下安東尼奧的一磅肉,但他不能多取一滴血,否則就是毀約。夏洛克被巴薩札打敗了,安東尼奧死裡逃生了。當然,沒有人知道他是波霞假扮的,包括巴沙尼奧。原本以為自己即將失去摯友的他想要感謝巴薩札。假扮成巴薩札的波霞意圖測試丈夫,刻意索取自己交給他的那枚戒指。巴沙尼奧猶豫了,可是,最後他依舊違背對妻子的誓約,將戒指交給了眼前的巴薩札。

想當然爾,巴沙尼奧被波霞譴責了。波霞揭露了自己便是法庭上的律師巴薩札。她責備巴沙尼奧輕易地把戒指交出去,要他這次好好保管戒指。最後,皆大歡喜,《威尼斯商人》仍是一齣喜劇。

不過,就算是光看故事情節的人都明白,《威尼斯商人》表面上是喜劇,實際上問題可多了。他碰觸了種族議題,再現了猶太人在歐洲白人社會中受到的歧視、壓迫與他的仇恨。當然,他也碰觸了男男之愛與婚姻體制之間的衝突——究竟巴沙尼奧要遵循妻子的約束,守住戒指,還是為了感謝拯救了自己摯友的律師,把戒指交出去?對他來說,究竟男男之愛比較重要,還是夫妻之約比較重要?

安東尼奧與巴沙尼奧之間強烈的男性情誼,使得《威尼斯商人》成為莎士比亞劇作中最常被拿來討論同性之愛的作品之一。《威尼斯商人》的安東尼奧與《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中的安東尼奧,也成為莎士比亞筆下最常被視為「同性戀」的兩個安東尼奧。不少莎士比亞學者認為安東尼奧就是同性戀者,只是受到社會壓抑而不敢出櫃。

R_Staines_Malvolio_Shakespeare_Twelfth_Night

《第十二夜》的插畫場景(Source: wikipedia)

克萊柏格(Seymour Kleinberg)認為安東尼奧在夏洛克身上看到自己——夏洛克作為一個猶太人受到歐洲白人社會壓迫,就像自己作為一個同性戀者受到異性戀社會的壓迫一樣。所以,克萊柏格認為安東尼奧的反猶情結(anti-Semitism),只是一種自我仇視的轉化結果。而後,奧羅克(James L. O’Rourke)也支持這樣的論點。他認為同性戀作為一個「情慾分類」早於傅柯在《性史》中所宣稱的更早現身,而《威尼斯商人》勾勒出猶太人與同性戀者的類似處境——他們同樣都是受壓迫的「少數族群」。

克萊柏格和奧羅克的解讀,可以算是一種「後身份政治」的解讀,以現代之「後」的身份政治概念,回頭來重新讀出《威尼斯商人》中可能的政治意涵。就像辛菲德(Alan Sinfeld)所說的,《威尼斯商人》提供了足夠的線索給後現代的觀眾作解讀。這樣的解讀忽略的,當然是生產出《威尼斯商人》的早期現代文化脈絡。

事實上,《威尼斯商人》真正的衝突,並不在「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而在男男之愛與婚姻體制之間。透過「戒指情節」(the ring episode),莎士比亞非常巧妙地讓一枚小小的戒指,化為男性情誼與夫妻約定之間矛盾衝突的完美象徵。巴沙尼奧究竟是不是「同性戀」已不是問題,而是他的情感究竟歸屬於誰的問題。而顯然地,儘管巴沙尼奧最後仍然走回婚姻,他在關鍵的「戒指情節」中所作出的選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他真正的感情歸屬,是安東尼奧。

莎士比亞並沒有刻意壓抑這段男男之愛,反而以文字凸顯了男男之愛的強烈。

當安東尼奧即將接受自己的死亡,巴沙尼奧竟回他:「生命、妻子與全世界,都沒有比你的生命來得重要。我願意失去所有,犧牲所有,只為了換取你的生命。」現在回頭看,我們當然會覺得巴沙尼奧的表白過於誇張。但是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愛傳統來看,巴沙尼奧與安東尼奧之間的愛,其實恰好生產出理想的陽性情感結構,並且將女性——也就是妻子波霞——徹底地排除在結構之外。

而《威尼斯商人》最後上演的,便是妻子拒絕被排除在外,企圖以婚姻之律打斷男性之愛的矛盾戲碼。這也使得後來很多女性主義批評家將波霞視為早期現代戲劇中的女性主義化身。紐曼(Karen Newman)是這派女性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她認為,波霞翻轉了戒指原有的意義。戒指原先象徵女性作為被男人交換的物件,最後卻反過來被挪用為閹割丈夫的武器。因此,波霞象徵的,是挑戰了文藝復興時期性/別體系的「不馴女人」(unruly woman)。

當然,也有批評家認為波霞的力量被過度強調了。

帕爾騰(Anne Parten)就認為,波霞代表的不是不馴女人,而只是舞台上的「閹割笑話」。文藝復興時期的喜劇時常再現被閹割的丈夫,可是,這些閹割戲碼之所以受到歡迎,在於它透過喜劇收編了女性的威脅,使觀眾可以透過笑鬧排除自身的焦慮。因此,對帕爾騰來說,波霞帶來的並非真正的威脅。《威尼斯商人》不但沒有挑戰性/別體系,反而重新鞏固了它。

不管是波霞的女權式閱讀,還是帕爾騰對女權式閱讀的推翻,其實都簡化了波霞手中權力的來源。波霞的確是文藝復興舞台上,少數拒絕被排除在男性理想情誼之外,能以自身權力打亂男性感情結構的女性角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波霞用來鬆動男性情誼的象徵之物,是一枚戒指。也就是說,波霞是透過婚姻的規範性,去試圖打斷安東尼奧與巴沙尼奧之間的情感流動。

她一方面以女性之姿介入了男性情感結構,一方面又以婚姻體制規訓了男性情誼慾望。這使得波霞成為矛盾複雜的角色,同時象徵了女性的崛起與婚姻的規範。這樣看來,波霞雖然讓女性不再被完全排除於男性情誼結構之外,卻也未必真正解構了透過婚姻家庭建構出來的性/別體制。也因此,波霞的矛盾,倒未必是女性主義或非女性主義的二元對立,而是,她一方面象徵了女性權力,但這樣的女性權力,卻是透過婚姻規範來達成的。

後現代的BL:《威尼斯商人》電影改編中的男男之吻

2004年,麥可瑞德福(Michael Radford)將《威尼斯商人》搬上大螢幕,安東尼奧與巴沙尼奧兩名中心角色,分別由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與約瑟夫范恩斯(Joseph Fiennes)飾演。

2004年的電影《威尼斯商人》

2004年的電影《威尼斯商人》

麥可瑞德福的改編一方面刻意強調了猶太人在歐洲社會受到的迫害,再現了夏洛克之所以對安東尼奧產生仇恨的文化政治脈絡,一方面則透過一個不在原有文本中的男男之吻,引發了批評家的熱烈討論。在麥克瑞德福的改編中,當巴沙尼奧隨著安東尼奧進入臥室,請求他資助自己的求婚計畫時,巴沙尼奧在安東尼奧的唇上,印下一個深情的吻。[5]

究竟這個吻代表著什麼?

有趣的是,兩個演員居然對同一個吻抱持不同的看法。傑瑞米艾朗認為這個吻毫無情慾可言,象徵的只是文藝復興時期最高等的愛——男性之間的「柏拉圖之愛」(male platonic love)。可是,約瑟夫范恩斯可不這麼想。他說,莎士比亞文本中,本來就留有許多線索。巴沙尼奧與安東尼奧的語言非常情慾。他不覺得他們必然是「同性戀」或是「異性戀」,只說,兩人之間有著非常強烈的愛。

傑瑞米艾朗說得倒也沒錯,在文藝復興時期,男人之間的「柏拉圖之愛」的確受到理想化。因為在當時,最純粹的愛只能存在於男人與男人之間,無法存在於男人與女人之間。可是,傑瑞米艾朗卻也否認了這種男性之愛的情慾可能。這樣的情慾可能,因為約瑟夫范恩斯而重新回歸。約瑟夫范恩斯有意識的詮釋,恰好點出文藝復興男性情誼的愛慾潛能。巴沙尼奧與安東尼奧的確不是「同性戀」,但是,他們的愛,卻是強烈且情慾的。

補了一個超出原有文本卻不超出時代脈絡的男男之吻,麥克瑞德福的電影本身,就是一篇文學批評,就是一個文本詮釋。可是,這個「後現代」電影中的「前現代」之吻,卻在時代背景的矛盾之中,打開了文本的流動性。 它絕不會只是「必然同性戀」的吻,也絕不會只是「完全柏拉圖」的吻。它不是「同性戀」之間的吻,卻絕對是暗藏情慾的吻。

巴沙尼奧並不因為吻了安東尼奧而成為「同性戀」,反過來說,所謂的「異性戀」男人,難道不能有同性情慾?刻意在「後同性戀」的時代重新置入一個前現代的男男之吻,麥可瑞德福的《威尼斯商人》成功擾動了當代社會存在於男同性情誼與男同性戀情慾之間的斷裂,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同性情慾友好性」,鬆動了對立結構,打開了想像空間,使得「後身份政治」的我們,也可以在「異性戀」的傑瑞米艾朗與約瑟夫范恩斯之間,找到「不異性戀」的男男同性愛慾。

參考文獻:

Belsey, Catherine. “Love in Venice.” Shakespeare and Sexuality. Eds. Catherine M. S. Alexander and Stanley We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72-91. Print.

Boas, Frederick Samuel. Shakespeare and His Predecesso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4. Print.

Bray, Alan. “Homosexuality and the Signs of Male Friendship.”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9 (1990): 1-19. Print.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1980. Print.

Greenblatt, Stephen.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Print.

Hammond, Paul. Figuring Sex between Men from Shakespeare to Rochester. Oxford: Oxford UP, 2002. Print.

Love Between M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rint.

Hattaway, Michael.  “Male Sexuality and Misogyny.” Shakespeare and Sexuality. Eds. Catherine M. S. Alexander and Stanley We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92-115. Print.

Hurrell, John D. “Love and Friendship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exas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3 (1961): 328-41. Print.

Kleinberg, Seymour.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e Homosexual as Anti-Semite in Nascent Capitalism.”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8.3/4 (1983): 113-126. Print.

Lever, Julius W. The Elizabethan Love Sonnet. London: Methuen, 1956. Print.

Newman, Karen. “Portia’s Ring: Unruly Women and Structures of Exchang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hakespeare Quarterly 38.1 (1987): 19-33. Print.

O’Rourke, James. “Racism and Homophobia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ELH 70.2 (2003): 375-397. Print.

Parten, Anne. “Re-Establishing Sexual Order: The Ring Episod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omen’s Studies 9.2 (1982): 145-55. Print.

Patterson, Steve. “The Bankruptcy of Homoerotic Amity in Shakespeare’s Merchant of Venice.” Shakespeare Quarterly 50.1 (1999): 9-32. Print.

Pequigney, Joseph. “The Two Antonios and Same-Sex Love in Twelfth Night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22 (1992): 201-21. Print.

Reuters. “Wa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Gay?” ABC News. 29 Dec. 2004. Web.

Sedgwick, Eve Kosofsky.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Print.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rint.

Sinfield, Alan. “How to Rea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ithout Being Heterosexist.”  Alternative Shakespeares 2.  Ed. Terence Hawk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22-39. Print.

Smith, Bruce R. Homosexual Desir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A Cultural Poetic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5. Print.

Thompson, Ann. “Shakespeare and Sexuality.”  Shakespeare and Sexuality. Eds. Catherine M. S. Alexander and Stanley We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1-13. Print.

Wiesner, Merry E.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rint.


[1] 早期現代的醫學論述普遍相信身體由四大體液(humor)建構而成,而性別的形塑則由體內的熱氣決定。男人的身體被視為乾與熱的,女人的身體則是冷與濕的。男人之所以發展出「完整的身體」,在於熱氣的充足。即便是「男童」,也因為熱氣不足,而被視為「不完整的男人」。這也是為什麼男童可以在舞台上扮演女人。在這樣的醫學論述之中,「女人」是不存在的——女人只是男人的「不完整版」。莎學名家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就曾在名著《莎士比亞的協商》(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中說,當時的人們其實只相信一種性別,女人不是「另一種性別」,而只是男性性別的「鏡像反射」。關於早期現代的性別論述,可以參考魏斯納(Merry E. Wiesner)的經典著作《早期現代歐洲的女人與性別》(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賽菊克特別說明自己為何不使用「愛」,而使用「慾望」,來刻意挑戰同性社交關係與同性戀情慾之間的斷裂。因為「愛」暗示的是一種情感,「慾望」卻是一種結構。她語境中的「慾望」,其實更接近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論中的「原欲」(libido)。

[3] 在描述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之愛時,批評家並沒有統一的指稱詞彙,「同性社交」(homosocial)、「同性情慾」(homoerotic)與「同性戀的」(homosexual)都有人使用。漢蒙德(Paul Hammond)在名著《英國文學史的男男之愛》(Love Between Men in English Literature)中解釋,當他「時空錯亂」地採用「同性戀」一詞來指稱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性之愛時,指的並非當代的身份政治標籤,而是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情慾吸引。

[4] 「問題劇」一詞由英國文學批評家波雅斯(Frederick Samuel Boas)提出,用來指稱莎士比亞處理黑暗題材、具有道德模糊的劇本。起初被波雅斯定義為問題劇的只有《終成眷屬》(All’s Well That Ends Well)、《量罪記》(Measure for Measure)與《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不過,後來有越來越多劇本被視為問題劇,包括《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與《威尼斯商人》。

[5]這不是莎士比亞電影改編中第一次出現「多餘」的吻。在英國名導崔佛儂(Trevor Nunn)1996年的《第十二夜》電影改編中,還穿著男裝的薇奧拉(Viola)就差點與主人奧西諾公爵(Duke Orsino)接吻,崔佛儂刻意凸顯出奧西諾公爵與男裝薇奧拉暗藏在主僕關係底下的慾望性。

作者介紹:施舜翔,台灣台北人。畢業於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興趣為莎士比亞,珍奧斯汀,性別理論,後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政治。現為「流行文化學院」總編輯,「女人迷」專欄名家。著有《惡女力:後女性主義的流行電影解剖學》。

【備課漢筆記】當江蕙與多明哥一起高唱「雨夜花」:想像一種後學院歷史學

$
0
0
江惠(右一)與多明哥(左一)合唱。 (Source: p.udn.com.tw)

江惠(右一)與多明哥(左一)合唱。
(Source: p.udn.com.tw)

十多年前,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哥訪台,與江蕙合唱一首雨夜花。科班出身的聲樂家與走唱發跡的流行天后,相互競技,博得滿堂彩。

誰說學院與非學院無法合作?誰說學院高手與學院外菁英無法惺惺相惜?

強手過招,心裡有數。相互輝映的不是招牌,而是實力。

前幾年參加研討會,發表了一篇關於公眾史學與應用史學的論文。文章中談到學院歷史與非學院歷史書寫的差異,也藉機反思學院歷史學不可取代的優勢與特色。公眾史學的實踐,顛覆習以為常的想法,非學院歷史書寫者,不想被當成歷史的被動消費者,或等待被啟蒙的蒙昧者,他們抗議學院與政府,將歷史書寫與詮釋權力視為專利,也抗議學院與政府不認可他們撰寫歷史的能力。

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向社會開放,歷史研究的物質門檻逐漸降低,加上網路發達,想要掌握歷史理論與方法的內容,日趨方便,學院歷史似乎越來越難把歷史知識,與研究歷史的技能視為獨門武器。

如果有一天,在 Youtube 就有很棒的史學理論與方法課,更有其他豐富的課程。那麼,歷史系的不可取代特色會是什麼?( 就像醫學院曾討論,當大家都上網問診後,醫師的作用是什麼一樣。) 那時候,是否還有學院歷史與非學院歷史的區分?還是只有學院職業歷史、其他職業歷史以及業餘歷史的區別?還是,正因多元,更需學術歷史?

雖然我們也知道,每個人都有權力到 KTV 唱歌,但是不會每個人都能成為江蕙與阿妹。身在學院歷史圈的我們,該如何面對、理解並回應上述這個趨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指認非學院書寫者的不專業,然後不理他。好一點的方式可能是,劃出殖民區,將處理這些「非純學術研究」的歷史書寫者視為二軍,找機會好好指導他。只是,強調多元與知識民主的社會,除了以上兩種方法,難道想不出什麼有趣的方案?

或許我們可以先設想一種處與學術與非學術領域間的邊界狀態,就像其他領域已有生猛嘗試:巷仔口社會學、芭樂人類學與泛科學 (PanSci) 等。我們是不是能有一種什麼 XX 歷史學,像潮間帶的生物,同獲海水與淡水滋養?

在沒有學術歷史之前,歷史書寫早已存在。歷史書寫原本就是與生活相依,不賴學術。今天,歷史學是不是也能由「反而返」,藉由參與歷史對話,重新在生活世界中,展現歷史公民 (包括學術歷史社群) 堅持自由、參與以及多元認同的價值?只是我必須再次強調,承認與尊重多元並不代表必須撤守學術歷史所發展出來的,不斷反省並自我修正的原則。

我相信,未來的歷史知識不會再以宣示、背書與撰述美好未來的許諾形式出現,而會是不斷相互撞擊、激發對話進而產生的各種意見。在這個意義上,學院與非學院,或者處於邊界區域的「後學院歷史」,其實具有強烈的實踐色彩。

只是,這番不再有偉大救星,而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的「history in the making」或「history in action」。

(睡飽閒閒沒事,不妨敲敲鍵盤,看看巷仔口社會學、芭樂人類學與泛科學(PanSci),public history, science in action這些名詞,有意消暑,或有助再度入眠。)

編按:本文寫於「歷史學柑仔店」誕生前。

帝國興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崛起與覆亡

$
0
0

前文提到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讓自己的兒子菲力普一世(Philip I)與西班牙王國公主暨王位繼承人「瘋婦」胡安娜(Joanna the Mad)結婚。這招可真夠絕,胡安娜因為精神問題,根本無法治理國家,他們所生的兒子奧地利大公卡洛斯一世(Carlos I),自然順理成章的獲得西班牙王位繼承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 of Spain)就此建立了。

卡洛斯一世在 1516 年正式登上西班牙王位。其實在這之前,西班牙早已迅速掘起,並成為能與英、法並列的歐洲強國,稱西班牙帝國。

哈布斯堡家族憑著西班牙,及其在美洲的廣大殖民地,使卡洛斯一世時期的哈布斯堡家族成為歐洲最顯赫的王室。但也就在卡洛斯一世統治的此時期,決定了哈布斯堡家族無法再進一步擴展勢力。

讓我們現在暫且撇下卡洛斯一世,那麼,當時的西班牙是如何迅速掘起?

第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人(Germanic)在帝國故地上紛紛建立起王國來。

其中,西哥德人(Visigoths)在伊比利亞半島 (Iberia,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西哥德王國(Kingdom of the Visigoths)並皈依了基督教,不幸的是立國二百多年間,國家都處於內部的權力鬥爭中。

西元 711 年,來自北非的穆斯為這個國家帶來了解決內訌的辦法──就是解決這個國家!

他們渡過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登陸伊比利亞半島,隨即攻陷西哥德王國首都拖雷多(Toledo),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伊斯蘭王國,從此展開了伊斯蘭勢力在伊比利亞半島中南部(穆斯林稱這片土地為阿安達魯斯(Al-Andalus),意為「西方之地」)將近 800 年的統治,基督教勢力則狼狽地退至伊比利亞半島北部的山區。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此後的幾個世紀,北方諸基督教王國為收復伊比利亞半島,不斷與南方的伊斯蘭王國發生衝突,你打我我打你,互有勝負,但都沒有大幅改變伊比利亞半島的割據形勢。

15 世紀時,卡斯堤亞王國(Reino de Castilla)和阿拉岡王國(Reino de Aragón)兩國成為伊比利亞半島最強大的基督教王國。兩國都積極提倡和進行領土收復運動,惺惺相惜,遂一拍即合。1462 年卡斯堤亞王位繼承人伊莎貝爾一世,與阿拉岡王位繼承人費南度二世步入教堂齊說「我願意」──一場聯姻就此締結。他們兩人分別繼承王位後,兩國正式合併為一統的西班牙王國,收復伊比利亞半島的戰爭也愈演愈烈。

1492 年,一統的西班牙趕走了南方最後一個伊斯蘭國家格拉瓦達王國(Reino nazarí de Granada)之時,伊斯蘭勢力從此退出伊比利亞半島。

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西班牙開始大幅開拓美洲殖民地(這絕對是美洲大災難),從美洲奪取大量的資源和財富,源源不絕的運送到西班牙本國,使得西班牙迅速強大起來。卡洛斯一世作為伊莎貝爾一世,和費南度二世的外孫及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孫子,他所繼承的西班牙王位,統治著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殖民地外,還包括南義大利、西西里和北非多個城市,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 (圖片來源:ABC España)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五世)
(圖片來源:ABC España)

宗教改革的衝擊—哈布斯堡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讓我們把話題拉回到這位卡洛斯一世。

卡洛斯一世在位時,哈布斯堡家族的權力幾乎達至頂峰。他除獲得西班牙王位外,更從祖父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那裡,繼承了德意志王位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頭銜(即英譯的查理五世 Charles V,德譯的卡爾五世 Karl V),獲得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領地如勃艮第(Burgundy)、法蘭德斯(Flanders)、米蘭(Milan)、蒂羅爾(Tirol)、盧森堡 (Luxembourg)和奧地利(Austria)等地。卡洛斯一世憑著如此強大的實力,開始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財富,以對抗東方奧斯曼帝國(Osmanlı İmparatorluğu)的威脅為由,將所有歐洲的基督教國家置於哈布斯堡的領導之下。

然而,往往是時勢造英雄。當時的歐洲局勢註定了他的野心會失敗。

因為,基督教迎來了第二次,而且也是規模最大的分裂—宗教改革(Reformation)爆發了。

其實,早在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位時期,宗教改革的遠因就已經埋下。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借助了德意志商人富格爾(Fugger)的財力,在歐洲擴張勢力,富格爾不但提供了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競選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經費,也在解決很多政治問題與實現聯姻。富格爾可說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可或缺的ㄧ大助力。

富格爾是個政治投機份子,也虧他選對了對象,富格爾家族就此成為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債主(但哈布斯堡家族也從來不怎麼還錢,富格爾家族家族也因此破產收場)。由於得到勢力日漸龐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背後撐腰,富格爾膽子也相應大起來了。他開始利用天主教的腐敗歛財──售賣贖罪券(Indulgence)。

卡洛斯一世時期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統治範圍(1547年)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卡洛斯一世時期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統治範圍(1547年)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贖罪券利用基督教教義中的原罪,及人們渴望得到救贖和洗刷罪孽的心理來歛財。當時教廷腐敗透頂,教廷上下透過售賣贖罪券歛財,甚至連教皇也默許贖罪券的存在。此舉使很多人對教廷徹底失望,進而動搖了天主教在歐洲的權威。

1517年,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的《九十五條論綱(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算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草。對這篇振振有詞的論綱,歐洲社會回響極大,爆發了對教廷的抨擊和示威。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很多領地也紛紛改信了新興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

卡洛斯一世被教皇加冕為意大利倫巴底國王後,哈布斯堡家族堅負起保護天主教的責任,來對抗新教勢力。這下卡洛斯一世可真頭大了,因為新教徒問題並非是單純的宗教問題,其中混雜了複雜的政治鬥爭,難以解決。

他花了很多錢去進行外交卻無成果,到最後,他不但無法統合歐洲,甚至也無法駕馭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日益壯大的新教徒。位於帝國北面的尼德蘭(Nederland,低地國)(富格爾最先販賣贖罪券的地方)更因此爆發了嚴重的教派衝突,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結束後正式脫離哈布斯堡的統治(就是荷蘭的前身)。

儘管哈布斯堡持續與新教徒對抗,卻始終無法解決德意志地區新教徒的問題。最終,晚年的卡洛斯一世只好於 1556 年放棄奧地利大公爵位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帝位,並傳給弟弟費迪南一世(Ferdinand I),而西班牙王位則傳給兒子菲力普二世(Philip II)。德意志和西班牙統合於單一王朝的鴻圖大計破滅,哈布斯堡家族自此分家,這個家族在歐洲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

battle_of_blenheim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 – 1714) 圖片來源:Athanasius Contra Mundum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覆亡

雖然有美洲大陸帶來的巨大財富,但歷代西班牙君主的花費也相當大,包括外交政策、競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經費、與法國的爭雄,以及處理土耳其向歐洲擴張的問題等,使西班牙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國力衰退。加上西班牙哈布斯堡君主們的統治政策不利國內情勢發展,一向所向披靡的「無敵艦隊(Armada Invencible)」又敗於英國海軍(那麼英軍是「更無敵艦隊」?),西班牙在歐洲逐漸淪為二等國家,錢也花光了。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已是風雨飄搖了。

1700 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絕嗣,最後一位國王卡洛斯二世(Carlos II)臨終前指定由法國波旁王室(House of Bourbon)血統的甥孫菲力普五世(Philip V)為繼承人。

這位菲力普五世是早已成為歐洲霸主的法國波旁王朝(Bourbon Dynasty)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孫子,如果他順利繼位,那麼西班牙的統治權就會從哈布斯堡家族手中,轉移到波旁家族手中,路易十四的勢力將會進一步擴大。統治奧地利(Austria)的哈布斯堡王朝則認為,西班牙應該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大公卡爾六世(Karl VI,即查理六世 Charles VI)所繼承,出於希望阻止家族失去西班牙。

兩邊都不相讓,武力就成為最後的解決方法—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1701-1714)。不過,這次可不只是西班牙的家事,歐洲列強也趁機選擇了支持的陣營,捲入這場戰爭以圖獲得政治利益,甚至連西班牙王國內的卡斯堤亞王國和亞拉岡王國,也出現敵對狀態。

曠日持久的戰爭相當勞民傷財,奧法兩國不得不停止打仗,締結和約,從此西班牙本國及其廣大殖民地落入波旁家族手中,而西班牙在歐洲的其他領地則落入奧地利手中。法國波旁王室雖然奪得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權,但和約也規定法國不能與西班牙合併。雖然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本身取得了很多西班牙在歐洲的領土,但也代表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自此退回中歐一帶。然而,法國和西班牙因為處於「同一屋簷下」,兩國關係緊密起來。

隨著兩國成為牢固的「家族盟友」,以及位於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北方、擁有選王侯資格的普魯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的崛起,哈布斯堡家族掌控的奧地利,與神聖羅馬帝國也開始出現隱憂,同時,他們也面臨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一樣的絕嗣危機……

(待續)

【司馬遼太郎紀念專輯】龍馬遇勝海舟──談《龍馬行》三、四冊

$
0
0
作者:李彥勳(臺大物理所研究生)

幕末時期,日本政局動盪不安,內部的幕府政權腐敗不堪,對於各藩(諸侯國)之約束力漸趨微小,外則有列強各國以強大的武力及科技,強迫開港通商。對此,日本各地志士紛紛投入運動,不論是勤王倒幕,亦或是與之對敵的佐幕。一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們奔走於各國之間而百家爭鳴。

但事實上,幕末時期並未真有百家爭鳴,只是各地的武士、浪人,對於幕府的腐敗有目共睹,列強施加於日本壓力漸大,產生希望使日本能免於國難的想法。其大致上分為倒幕及佐幕兩大派,各自為其主張而奔走,不論如何,知識分子的崛起是可想而知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勝海舟了!

勝海舟在當時是幕臣,因此被許多攘夷志士視為佐幕派。有趣的是,這個影響龍馬一生至深的男人,還差點被龍馬暗殺!

勝海舟(1823-1899)

勝海舟(1823-1899)
(Source: wikipedia)

在幕末那樣亂世,武士們秉持著各自的理想,熱血地進行暗殺行動,如櫻田門外之變的井伊直弼,及土佐藩的吉田東洋皆是遭暗殺而死。書中的龍馬其實對於此等暗殺活動並不熱衷,他認為:「原本為匡正世局而出現的尊王攘夷思想,若光是停留在殺人的層次,那就危險了。」

看起來,龍馬似乎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去暗殺勝海舟。

而就在龍馬與勝海舟碰面過後,立即被勝海舟的所見所聞及理想所吸引。於此之前,書中都是描寫龍馬動輒使人折服,或他人深受其魅力所感動,而這回主客的位置卻不同了,可以想見司馬先生對於勝海舟的評價。

在與勝海舟相遇前,龍馬雖不會人云亦云,但也並沒有確切方向,確立了他往後的志向,進而改變了日本的歷史。

司馬先生的作品有時候總令人感覺太過跳躍,好似他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筆隨意至。在描述龍馬與勝海舟相遇的這一段尤其隨性,作者時不時就會跳出來解釋或補充,有時甚至會離題,這當然容易對讀者形成負擔,好似電影裡面鏡頭帶得非常快,讓觀眾眼花撩亂。舉例如下:

勝這番過度尊崇幕府的改造論,在入神傾聽的龍馬腦海中卻形成迥然不同的想法。

既然如此,就推翻無力實行改造的幕府,以京都為中心組織政府,進而統一日本。只要是人才,不論身分為何都讓他當大老或老中,只要打造如此國加就成了,不是嗎?

這才有意思嘛。龍馬的興致愈來愈高。

這是明快易懂、極其務實的倒幕理論,然而抱持如此想法的倒幕主義者,除龍馬外竟無一人出現。

多數都是像武市半平太那種貫徹勤王思想的復古倒幕論者……,而過度在乎自藩之利益及立場。

亦或像:

插句題外話中的題外話,大東亞戰爭恐怕是世界史上最大宗的怪事件,依常識判斷也知此戰必敗,為何陸軍軍閥仍執意發動戰爭呢?那是因為被主導維新的志士一把推開的這個未開化、盲目且土味濃厚的宗教性攘夷思想,到了昭和時代卻在無知的軍人腦中復甦。駭人的是,此思想竟披著「革命思想」的外衣煽動軍方,最後將數百萬國民逼上絕路。

昭和之政治史,可謂遠較幕末史愚蠢而蒙昧。

以上二例,均是司馬先生在故事進行中,隨時加以補充的段落。看來有些多餘,甚至以個人觀點來說流於武斷,不過筆者卻頗喜歡此種筆法。

閱讀歷史時,讀者與書中人物最大的隔閡,應該就是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下所塑造出來的價值觀,畢竟隨著歷史的推演,現代人很難理解當時的人們究竟是如何想法?又為何有如此想法?

即便是現代的日本人,恐怕對於動輒切腹的武士道精神也已不太能理解了吧。如此價值觀上的差距,實在很難純粹依靠讀史彌補過來,因此需要旁人的輔助。司馬先生的補充在其作品當中,其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例子中,司馬先生即清楚告訴讀者,所謂勤王倒幕,並非單純指擁護天皇而希望推翻幕府政權,對武市半平太等志士而言,推翻幕府後的日本依舊各藩割據,而各藩的武士也繼續為其藩主盡心盡力。龍馬便不同了,倒幕不只要推翻幕府,更要創建一個新日本,如同當時的美國一樣,人人都有機會當上統治者,而當上統治者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百姓。較之其他志士,龍馬的格局顯得大多了。

武市半平太 (1829-1865) (Source: Famous People of Japan)

武市半平太 (1829-1865)
(Source: Famous People of Japan)

筆者在閱讀時,非常訝異當時的人們對於開國的想法,這段司馬先生藉千葉重太郎(龍馬於江戶學刀的道場之繼承人)之口提出,「我八大洲乃是神明所居之結界,如此國家絕不容汙穢之人踏入一步。」如此深富宗教意涵的神國思想,確實不是現代人三言兩語能說明白的,卻是了解當時人們一個不可或缺的概念。

龍馬在勝海舟的影響之下,心中漸漸有了一幅日本的大好未來藍圖。相較於龍馬,筆者認為或許勝海舟才是維新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不知是不是因為勝海舟畢竟是幕府官員而使其評價大打折扣。有的時候歷史最無情的地方便在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不過對於勝海舟的評價,筆者非常認同司馬先生的說法:「若以為只循龍馬、西鄉隆盛、桂小五郎等行動家之『行動』就能了解維新史,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這一切都不離勝的頭腦。這個頭腦就坐在一個奇妙的坐墊之上展現輝煌的功能。所謂的『奇妙坐墊』,指的是勝本身雖為幕臣,卻不以幕府之利害為標準來解讀時勢,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場、亦即整個日本的立場來掌握時勢,然後再依此斟酌一切。站在如此超然立場的頭腦,別說幕府,當時就連京都公卿和薩長志士中亦找不出第二人。」

西鄉隆盛(左)、(右) (Source: wikipedia)

西鄉隆盛(左)、桂小五郎(右)
(Source: wikipedia)

書中除了敘述龍馬生平的各個大事之外,司馬先生對於龍馬的愛情觀、身邊的女人也是多所著墨。其實綜觀全書,龍馬身邊的女人並未對維新事蹟有太多貢獻,但當讀者隨著龍馬緊湊的步調生活,這類逸事卻有緩和劇情的效果,筆者尤其覺得龍馬在面對愛情時,簡直就似小孩般彆扭,有時讀來讓人不禁會心一笑。

面對佐那子(千葉重太郎之妹)求愛,龍馬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或支吾其詞,好似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般,最後還用了「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等堂而皇之的話輕輕帶過,原本氣勢萬鈞的話都被說得萎靡不堪。爾後,卻如同突然想到似的,出乎眾人意料地結婚了。

筆者猜想,司馬先生心目中的龍馬大概想將其一生用於實踐理想,得到他所謂「男人的自由」,而不希望遭受其他瑣事影響;另一方面,龍馬也不希望自己這樣奔波的生活帶給其他人困擾,只可惜最後還是留下阿龍(龍馬妻)一個……。

比起女人緣,更值得一提應是他的男人緣,筆者心想,這大概也與當時的武士風氣有關,一旦折服於某人,便誓死為其效忠,龍馬身邊的藤兵衛便是一例,有趣的是,龍馬雖容易招攏天下志士,自己卻無類似精神。他心中懷抱的不是一士、一藩,而是全日本啊!

隨著故事進展,龍馬的遭遇越發地不平凡,每個事件在當時不僅對於龍馬、甚至對整個日本來說都是足以改變歷史的大事。在那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下,人物交替更迭,精采紛呈,司馬先生的筆法未見絲毫紊亂,加上其隨性的補充說明,使得這部大部頭小說情節愈發清晰明白。而故事也即將來到最為精彩的部分……。

本專輯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和遠流出版社共同合作的專題。
BN850

妳早應該知道,《假裝》中的謊言與真實

$
0
0
作者:甯緒
為了一個謊言,你可以偽裝多久?

而你又願意在謊言裡,虛構多少真實?

葛蕾絲.瑞恩哈特.薩奇史是個無專業的心理諮商師,擁有她一手打造的完美人生,住在紐約精華的曼哈頓上東區,眼中只有在大型癌症醫院擔任兒童腫瘤科醫生的丈夫,正值少年的優秀兒子亨利及診所理的案主。她即將出版一本探討兩性議題的專書《妳早該知道》,在書中,她斥責女人經常不聆聽自己的直覺,不好好留意男人所呈現的第一印象的背後含意,以致於讓自己陷進悲慘境運而進退失據。

然而,在出書前幾週,她的人生無預警地出現一個大裂縫:一樁看似無關的兇殺案,卻隨著出差的丈夫失去音訊後,才赫然發現自己完美的人生竟是海市蜃樓……而那最親密的枕邊人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連串可怕事實陸續被揭露。面對媒體瘋狂追逐,葛蕾絲驚惶地被迫面對她沒遵從自己那本書的建議,所導致的可怕後果,現在,她必須拆解原本的生命,為自己和兒子重塑一個新人生……

假裝》,英文書名是:You Should Have Known《妳早該知道》,我比較喜歡原文的書名,很貼切故事。

20160224041247

我非常喜歡這種「自己挖坑給自己跳」的故事,尤其是被挖的那個坑正是挖坑者警告所有人不要跳下去,自己卻忽略坑上布置的假象,一腳踏進去的結果正是落入自己挖掘的深淵。

說喜歡,不是代表沒有同情心,而是基於相信人性的複雜,是任何人再怎麼研究,都無法研究透徹的。所以當有人以專業或道德的制高點,試圖去剖析歸因人所遇到的問題,藉此成為一般人眼中的導師後,彷彿沒有這樣的人的指導,你的人生就會失去方向或傾倒。

可是,被群眾當成導師,以清高或極度專業身分出現在眾人眼前的那個人,他是真實的嗎?

在台灣就曾發生過以道德清高著稱的林清玄,一度擁有廣大相信他的形象而購買其作品的人,相信他能以高人的姿態引導眾生前進。那陣子,他的風頭一時無雙。然而後來卻爆出他跟第三者拍拖,清高形象瞬間破滅,他也成了人人都唾棄的對象,自此消失在公開場合之中,更別說著作的下場了。

因為人性是如此難以捉摸,別人可以給建議,但最懂自己的還是自己,所以看到市面上那些指點別人的暢銷書籍,我只有無奈一笑置之,要靠書救贖自己,簡直就是盡信書不如無書。(是的,你們可以把手邊的《秘密》扔掉了,just kidding)

圖片來源:http://goo.gl/z0N38I & http://goo.gl/vijwb8

以上是對這本書設定的主線故事的看法,在閱讀這本書時基本上是順暢的,可惜有幾處翻譯校對出錯,使得這本書稍稍失色,這是我覺得出版社必須留心的地方。看書看得正順時,卻因為一個翻譯失誤,打亂整個閱讀節奏,簡直是愛樂讀者的大忌、逆鱗。

這本書的結構非常四平八穩,跟最近大紅的電影《不存在的房間》的原著《房間》有著一樣的寫作手法。

看似美好無暇的人生,卻在不經意的字句中吐露出點點古怪,產生吸引讀者繼續往下翻閱的慾望。劇情漸漸收攏,《房間》把真相先擺在眼前,而《假裝》則是先拋出一則應該與女主角毫無關係的事件,但接下來兩書的女主角的生活皆因此發生了轉折。《房間》要走,《假裝》則是要逃。

《房間》。圖片來源:http://goo.gl/SeYMmH

不論是走是逃,兩者的故事走線都走向了一個新的發展,一個重新開始以及面對真相的機會。

我喜歡作者給予《假裝》女主角面對真相的過程,不是採用女主角的專業角度,以理性、無情感波動的方式去面對。而是讓女主角帶著兒子倉皇逃離時,她只是一個最後知道真相的普通人,手足無措。然而兒子在她背後,她仍必須堅強才能保護好孩子。

女主角的堅強不是一蹴可及的那種,而是她萎靡過、逃避過、失落過、究責過,就算探究真相的腳步是進三退二的前進,她還是緩緩地一個一個親手揭開事實。她就是一個普通人,作者沒有為了劇情跌宕的需求,將女主角追尋真相的經過,塑造成一個變成「巾幗英雄」的故事。

女主角一一收下真相,並收吶到她正在重新塑造的生活裡。人,總是要向前看、活下去。我欣賞作者對於女主角在事件過後的描寫,很平淡、卻很耐人尋味。

結局上來說,對我而言有些鄉愿,但我認為這對鼓勵一個從坑底辛苦爬出的重新開始者,並不失為一個光明的結果。

若要我說,《假裝》的精彩,不在於它的懸疑,而是對人性複雜以與人的寬容度所表現出來的細膩,作者用「預言」的書寫方式去質疑人對於自己和他人能夠信任的程度。

讀著讀著會不禁懷疑起所謂的心理學、所謂的人性是否真的有被信任的價值,但在故事的最後,作者用一個平凡人的方式,而非英雄式推理解謎的方式獻上:你/妳早該知道的不是對人性的透徹了解,而是人對於真實的包容能力程度,遠超乎人自己所能想像。

假裝,終究不是真實;

你/妳早該知道,到最後沒有任何事情是早該被知道的。

作者個人粉絲專頁:甯緒,Only

ning

【讀者的眼睛】「你需要夢想才能活」──讀《月亮與六便士》

$
0
0
「夢醒時分」:《月亮與六便士》《年輕的心,哭泣》《浮生》

此三本小說的書單發想自一首流行歌,由歌曲使人產生的情感中,依此共同情感挑選而成的小說書單。陳淑樺的「夢醒時分」是一首多數台灣五、六年級生都聽過的流行歌曲。這首過去的流行歌曲已淡出眾人焦點,但像這樣一首人人皆知的歌曲,它可能會成為某些人生活之中,一場淋在心中的即時雨。在一些需要炒熱氣氛的場合中,不少人都可能面臨過這種窘境──被麥克風突襲。在無效的抗拒下,麥克風已傳到自己發汗的手掌上,音響也開始播放歌曲的前奏,麥克風只能被抬舉到乾躁的雙唇之下,聽到一陣陌生歌聲從自己的身體發出:「要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在每一個夢醒時分。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

歌曲尾音一落,眾人驚呼及些許的掌聲,還有從胸腔傳來的心臟跳聲,眾聲齊鳴。待炫暈感一過,我們內心低語:「其實也不就是大家面前唱一首歌嘛!不過…我怎麼可以唱得出來呢?啊…是因為這首歌是〈夢醒時分〉啊!」多數的人都可能被這首歌給打動過吧!因為打動每一個人,正是一種往自己渴望的夢想追逐著,但不免遭受許多挫折,對夢想是否能達成,心底不斷地自我質問的孤苦心境。

這也這是名為「夢醒時分」的主題式書單命題裡,筆者所挑選的文學讀本之中,在這三本小說的世界,每一個小說主要角色必經的心路歷程。

高更的妻子梅娣懷著第五個孩子,結婚十年的家庭生活忽然出現了不可思議的異變。1983年,32歲的高更經過愈來愈積極地投入繪畫與周刻創作,忽然他辭去股票市場穩定的工作,決定專心做一個全職的畫家。[1]

本次的書目《月亮與六便士》裡以一位初出茅盧,並在文壇小有名氣的作家的觀點來說故事,由一個局外人去描述拋家棄子去追求夢想的狂人查爾斯‧史崔蘭(Charles Strickland)。史崔蘭的人生故事並非《月亮與六便士》的作者毛姆(W. Somerset Maugham)所原創。他參照著後期印象派畫家高更(Paul_Gauguin)的傳記,創造出史崔蘭這個角色。

此版本採用了保羅‧高更的畫作,呼應小說中的主角史崔蘭,史崔蘭正是以畫家高更為故事原形。 出版:Dover Publications http://goo.gl/ijc35Z

此版本採用了保羅‧高更的畫作,呼應小說中的主角史崔蘭,史崔蘭正是以畫家高更為故事原形。
出版:Dover Publications
圖片來源:http://goo.gl/ijc35Z

作家一開始就先和讀者們說明,史崔蘭倍受人們討論。他以一只紙條向妻子宣告分居,並絕然地揮別過去四十七年所累積的人生,目的並未說明清楚。他的所作所為驚懼身旁所有的人,同時也引起作家的高度好奇。作家得到史崔蘭夫人的托付後,前去巴黎見一見史崔蘭,並搞清楚他的動機。因此作家找到了他,史崔蘭一副邋遢,還向作家索求請他吃飯,作家順勢帶他上餐館,並展開作家渴求的對話:

「你究竟為了什麼離開她?」
「我想畫畫。」

「…以其他任何行業來說,你不特別傑出也沒關係,你只要還過得去就能過得很舒適,不過藝術家就不一樣。」

「你這該死的蠢蛋。」「我就跟你說了我得畫。我也沒辦法克制自己。一個人掉進水裡的時候,他游得好或是不好並不重要:他就是得游出來,不然就等著溺水。」

※※※※※※※※※

接下來的故事,史崔蘭是否就此展開他傳奇的畫家人生呢?寫出《月亮與六便士》的毛姆不愧是1930年代最賣座的作家,這本略為厚實的小說裡不僅只有史崔蘭的故事引人入勝,毛姆還加入了一些個性鮮明的角色,使得這一本探問追求夢想為何物的小說,讀起來十分過癮。毛姆自1897年發表了第一部著作《蘭貝斯的麗沙》,即受到好評,使得原本從醫的毛姆展開作家的旅程,並且在倫敦的劇場界展露峰芒,累積不少劇作。接著開始發表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月亮與六便士》、《尋歡作樂》以及《剃刀邊緣》被稱為毛姆四大長篇小說代表作。毛姆在他的時代被當做是通俗小說作家,當時以意識流文體才被人們認為是文學作品,也許他的作品太過於受人們喜愛,所以好的作品得以被冠上「通俗性」。

這種對作品是否受人愛載來決定文學性的判斷,相同的時空背景下,民國才女作家張愛玲也有她的看法,她認為讀者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我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它可以代表我們這裡的都市文明。」[2] 事實上,當年的毛姆旋風也傳到中國的土地上,張愛玲也成為毛姆的讀者,她的第一本小說《傾城之戀》,約略可以感受到毛姆的作品影響的氣息存在。

※※※※※※※※※

1942 年改編的電影海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42 年改編的電影海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重新回到小說文本上,一個在巴黎街頭上隨意找人作畫的英國人會遇到什麼事?史崔蘭遇上了德克‧史特洛夫(Dirk Stroeve)。或者是說德克遇上史崔蘭,因為同為畫家的荷蘭人德克與史崔蘭的緣份,改變了德克的一生。小說的說書人,也是文本的敘事者,對史崔蘭的個性抓摸不清的作家,在史崔蘭認識德克之前,作家已經是德克多年的朋友,按作家率直的評價,德克的畫作糟透了。與其說德克是一名畫家,不如說他是鑑賞家。作家認為德克對藝術的感受敏銳,並且能做出準確的評斷。

史崔蘭對德克的人生最大的衝擊,就是非出他本意的走進德克的婚姻。一心只求作畫的史崔蘭,對與畫畫無關的事物毫不在乎,這也包括他自己的身體。德克惜才心切,將重病虛弱的史崔蘭帶回家療養。德克的妻子布蘭琪,和自己的生先也是一對外貌上極不相襯的夫妻。相較於善交際且幹練的史崔蘭夫人,德克夫人是蒼白且優雅的。德克是臉蛋紅通通短小的胖個子,布蘭琪與德克的組合如同史崔蘭與其妻子,在毛姆筆下一律都是外在氣質不協調的夫婦,像是各懷心事,對彼此隱藏著炸藥,在平靜生活蓄勢點燃。

德克的存在似乎就像是突顯史崔蘭的「奇異」性格。在小說劇情中,一件引發德克巨大的精神崩潰的事件發生了,身為二個人的共同朋友的敘事者也氣壞了,敘事者認為史崔蘭卑劣至極,對他自己造成的傷害渾然無覺,幾近沒有人的情感。但最大的受害者德克卻為了「美」原諒了史崔蘭。

藝術上,眾人煞費心力,像是追求高高在上的神祇一般的美。「美」之於藝術家,猶如「真理」之於知識份子。德克從史崔蘭的畫作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美」,他試圖表達自己的感動給作家:

人們常輕率地談論美,由於他們對於文字沒有感覺,便隨意使用那個字彙,導致它失去強度;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由於和上百個微不足道的物體共用一個名字,因此被剝奪了尊嚴。

史崔蘭與德克若至少有一處共同點,那就就是他們皆是「美」的信徒,不過力度上,史崔蘭有如被魔鬼附身,作家稱他兼具狂熱分子的直接及傳教使徒的兇猛。事件平息之後,不想再被過往記憶引起悲傷的德克,選擇離開了巴黎,史崔蘭則是踏上前往大溪地的道路。

故事進展到這裡,小說已進行到三分之二的內容,敘事者常回想自己對於史崔蘭的描述是否合宜,以一個書中人的角色,他將自己置於史崔蘭的人生的外部,與小說書頁外的讀者近似。作家突顯自己的客觀企圖及所知有限,並自謙如同生物學家,從各式關於史崔蘭的人事物去拼湊他的「真實」故事面貌,他並承認這個人物在他嘴裡的描述,讀起來仍然不夠清楚。

作家此番的自白心態,令筆者不禁揣測史崔蘭的個人形象,是否就像天上月亮一樣?越靠近越覺得對月亮的理解總是不夠。月亮所散發出的迷人月暈,是否就像藝術家給常人的神秘氣質呢。藉此提到《月亮與六便士》書名背後的故事,該書名據說是來自讀者對毛姆另一本小說的評價。讀者評論《人性的枷鎖》的主角:「菲利與許多年輕人一樣,都對天上的月亮神魂顛倒,卻不見腳底下的六便士硬幣。」毛姆知道了後,將這個評論變成下一本小說的書名。後世眾家都將「月亮」當作是夢想的暗喻,「六便士」則暗指現實生活。

月亮與面額六便士的硬幣,一個代表夢想,一個代表生存,而兩者在平面的呈現上,恰好都是圓形的物體。 (裝幀設計 白日設計) (攝影/但以理)

以一個真實人物為藍圖所描繪的小說角色,由法國畫家高更為靈感來源所創作的史崔蘭。讀者若以非虛構的傳記文本對照著虛構的小說敘述,將高更的真實人生去對照虛構的史崔蘭,這會是《月亮與六便士》本文閱讀後,另一種玩味之處。特別是毛姆透過作家之眼,去想像已達到藝術巔峰的史崔蘭的結局。比照高更的傳記,應該算是毛姆同樣對追求藝術上的自我實現的高更一種致敬吧。作家對史崔蘭在大溪地的終幕如此地感嘆:

我喜歡他從四十七歲開始追尋新世界的模樣,大部分的人到那個年紀早已安於規律的生活。在我想像中,海面在西北風吹拂下一片灰撲撲地捲起泡沫,他注視著法國海岸線漸行漸遠,而命運注定他再也看不見;我覺得他英姿煥發且心無所畏。

我好想讓故事結束在希望的氣氛中,這樣彷彿能強調出人類不被打倒的精神。

也許作家在感嘆人們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需要無所畏懼的強悍才能不被打倒,否則我們抵達不了夢想的高度,像掛在高空上的月亮需要人類幾百年努力,才能踏上去月亮的地面上,走那麼一小步。但《月亮與六便士》的毛姆,塑造書中作家背後的作家。除了以此小說向人們展示追夢的過程,在小說的結尾也隱含著對於「評論他人」一事的批判。[4]就像真實的高更在數十年後,不斷被人議論及評析。

「你有夢想才能活!」[4],可能會是史崔蘭夫人回給史崔蘭的忿怒之語,但也可以另一種說法,你我有了夢想才能去活。夢想與生活的關係如何決定?應該都操之在你我手中。

我們之中,都會有人不斷去挑戰這個說法是否適用在自己身上。究竟像史崔蘭為了追求藝術理想的人生,或是回到他當畫家之前的人生,那種生活才是真的成就人生,此番人生為何的大哉問,在這本《月亮與六便士》的小說裡,或許不能得到通透的解答,但卻提供一種開廣及奇妙的視野。

最後以書中的小說作家的一段自嘲作結尾。向耐心讀完本文的讀者致謝:

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下、自己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自己的人生給搞砸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生、年收入一萬英磅、娶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是成功?我想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不過我還是乖乖閉嘴,畢竟我有什麼資格與勳爵爭辯呢?


1.參見蔣勳,《破解高更》(臺北:天下文化,2013),頁46。關於高更的人生,他並沒有像《月亮與六便士》的史崔蘭般突兀的離去,後來的評論家研究他的生平,為他的人生重大決定,找了不少合乎人性的解釋:「高更離開金融市場,並非任何狂熱衝動的表現。整個1882年金融市場均呈現不穩定狀況,高更只是轉盈為虧的許多人之一而已。完全投入繪畫一行需要相當的勇氣,但倒也不盡如某些評論家所云純屬血氣之勇。高更的妻子未從過苦日子…在哥本哈根的日子,高更夫婦不得以教法文補貼生活。他曾有意重振事業,不過沒有成功,正繪畫上也徒勞無功。高更並未放棄一切,他曾經賣畫,或運用生意手腕等努力,衷心想使全家能在一起。」參見何政廣主編,《高更:原始與野性憧憬》(臺北:藝術家出版,1996)頁32、66。

2. 參見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3),頁179。

3. 參見李繼宏譯著,〈導讀〉,《月亮與六便士》(天津:天津出版社,2016)。

4.文章標題發想出自台灣獨立樂團Tizzy Bac之「你需要快樂才能活,我不用」一曲,收錄在《易碎物》專輯。

Viewing all 247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