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美語補習班老師，或是國高中英語老師，教我們薯條的英文都是French fries，所以薯條是法國人發明的嗎？薯條跟法國有什麼關係啊？薯條都被稱為French fries嗎？

在美國與加拿大，薯條通常簡稱fries；而在英國、澳洲與紐西蘭則比較常用 chips 來泛稱薯條，French fries或shoestring (鞋帶) fries則專門用來指稱長形的麥當勞式的薯條。

#本日冷知識879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

在細細說明薯條的起源前，要先來講講馬鈴薯。

馬鈴薯在 16 世紀時，由西班牙人自美洲帶回到歐洲大陸，不過最初馬鈴薯在歐洲栽種得並不好，長的又小又苦，味道上根本不受歡迎；加上聖經中並沒有提過馬鈴薯這種糧食作物，讓某些地區如蘇格蘭與愛爾蘭，不願意栽種馬鈴薯作為糧食。加上馬鈴薯也是一種茄科植物，一旦發芽後很容易累積茄鹼、造成食物中毒，導致歐洲人剛開始接觸馬鈴薯時，甚至有「吃馬鈴薯會傳染痲瘋症」的都市傳說而被禁止食用。雖然當時對於這種來自土裡的食物覺得非常害怕，隨著栽種技術的改良與對食物認知漸漸普遍，一兩百年後馬鈴薯才一躍成為歐陸重要的主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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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冷知識923 馬鈴薯跟番茄是親戚？！

而關於薯條的起源有許多說法，多數爭論還是在「究竟薯條是法國還是比利時發明的呢？」。

現在的比利時過去曾是西屬尼德蘭Spanish Netherland，由於被帶馬鈴薯回歐洲的西班牙統治過，算是較早開始食用馬鈴薯的地區之一；法國食用馬鈴薯的時間則稍晚一些，但對於推廣食用馬鈴薯則功不可沒。有人說早期比利時貧民習慣食用炸魚，但冬季時漁獲稀少，只好將馬鈴薯切成細條如小魚，這就是薯條的原型；不過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當時的貧民應該無法累積這麼多油脂來炸薯條，最多只能稱之為「煎馬鈴薯塊」而已。

另一種說法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登陸比利時後發現原來炸馬鈴薯條竟然如此美味，遂將薯條的做法帶回美國並稱之為French fries。不過為何登陸了比利時，卻稱之為法國薯條呢？由於比法相鄰，據推測當時美軍登陸處很可能是比利時的法語區，並誤以為薯條來自法國，而這個美麗的錯誤也就一直存在於美語之中。

但亦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法國薯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存在於美國的食譜書籍中，並曾出現於美國白宮的晚宴菜單裡，所以這個說法可能是穿鑿附會。薯條究竟起源於法國或比利時已難以追究，但可以確認的是：無論是法國、比利時或是美國，薯條都一直受到大家的喜愛。

#本日冷知識1171 再見比利時
#本日冷知識1161 比利時的特殊職業：皇室製造業

最後每日一冷要跟各位讀者分享不同薯條的英文說法：

• 長形薯條French fries or fries[美], shoestring fries or chips[英]

長形薯條

• 捲捲薯條Curly fries

捲捲薯條

• 手切薯條Hand-cut fries

手切薯條

• 格子薯條Waffle fries

格子薯

• 楔型薯條 Potato wedges

楔型薯條

• 淋上肉醬的起司薯條 Poutine ( 加拿大最受歡迎美食之一 )

起司薯條

看完了今天的冷知識是否很想大吃薯條呢？快去買包薯條，每日一冷我們明天見囉！

[Mr. Thursday Jr.]

Ref:
1. Wikipedia: French fries
2. The history of French fries

作者： 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

十七歲時，我第一次遇見他。

波爾多，聖安東尼中學的校監來通知我，有人在候客室等我。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古銅色的皮膚，身著深色絲質西裝，看見我走來，他立刻起身。

「我是你爸爸……」

我們走到學校外面，那是七月的一個午後，學校正值期末。

「聽說你通過高中會考了？」

他對我微笑。我往後方黃色牆壁的監禁所望了最後一眼，我在那裏整整待了八年，都長黴了。

再往更久遠的記憶回溯，我會看見甚麼？父親把我委託給一位頭髮斑灰的女士。大戰前，她在「活力客」（葛拉蒙路上的一間酒吧）的衣服收發室工作，退休後住到里布爾內。我就是在這裡，在她的屋子裡長大的。

接著是中學，在波爾多。

雨綿綿地下著。父親與我並肩走著，我們沒有交談，一路走到夏爾東河岸那邊，我的寄宿家庭培薩克一家就住在那裏（這一家人是貴族出身，經營紅酒和白蘭地，我衷心期盼他們家道中落，一蹶不振）。在他們家度過的無數個下午可說是我人生中最孤獨黯淡的時光，我實在不願再提起了。

我們沿著建築物的階梯拾級而上。是傭人幫我們開門的。我直接衝向儲藏室，之前我曾經請求把一只行李箱留在這裡，行李箱裡面裝的都是書（布爾傑的小說、馬瑟．培沃的小說，或者杜維諾瓦的作品，都是學校禁止學生看的書）。

突然，我聽見培薩克先生冷冷的聲音：「你們在這裡做甚麼？」他質問我父親。看見我手上拿著行李，他眉頭皺了起來：「你要走了呀？這位先生是誰？」我遲疑片刻，接著低聲回道：「我父親！」

很明顯的，他不相信，一臉狐疑：「如果我沒弄錯，你現在像小偷一樣要逃走啦。」這句話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的確，當下我們父子倆就像行竊被撞見的小偷。面對這個蓄著鬍子、身著棕色上衣的男人，父親不發一語，嚼著香菸掩飾窘態。

而我只有一個念頭，盡速離開這個地方。

培薩克先生轉向我父親，好奇地打量。此時他的夫人出現。接著他兒子和女兒也來了。

他們站在那裡，靜靜地看著我們，當下我感覺我們好像莫名其妙闖入了這間布爾喬亞階級的室內。父親把煙灰彈在地毯上，我隨即注意到他們蔑視譏諷的表情。他們的女兒笑了出來。他的哥哥，一個嘴上無毛，愛打扮成英國紳士的年輕人，情緒化地嚷道：「先生是要煙灰缸吧？」「夠了，弗朗索瓦！」培薩克女士唸唸有詞，「不要這麼沒有教養。」她講這句話的時候，還刻意盯住我父親，彷彿在示意，這句話是針對他的。培薩克先生繼續保持他那無動於衷、睥睨的態度。

我想，讓他們惶恐不適的應該是我父親淺綠色的襯衫。

面對這來意不善的四個人，父親就像一隻誤闖陷阱的大蛺蝶。他拎著香菸，不知要到哪裡弄熄。他退往出口，其他人按兵不動，毫不羞恥地愚弄著他的不安。猝然，我對這位我不熟悉的男人一陣憐憫，跟他走去，高聲地說：「先生，我來幫你丟掉菸蒂。」語畢，我拿過他手指上的菸蒂，刻意地把菸蒂捻在培薩克先生最在意的銀製桌面上。我拉著父親的袖口揚長而去。

「這樣夠了，」我對他說，「我們走吧！」

我們走到「旖旎」大飯店，他的行李全在那裏等著。一輛計程車載我們到聖約翰車站。火車上我們有了初步的對話。他跟我解釋，由於「私事」纏身，致使他這段期間音訊全無。

波多爾車站（Source: Flickr/ David McKelvey）

不過從今而後，我們會一起在巴黎生活，不會再分開了。我低聲說了一些謝謝之類的話。「事實上，」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你應該吃了不少苦……」他委婉地跟我示意，要我以後別再叫他「先生」了。一個小時就這樣過了，我們之間只有沉寂，他邀我一起去餐車吃東西，我婉拒。我趁他不在的時候，翻搜了一下他留在座位上的黑色公事包。裡面只有一本南森護照。他的姓氏和我一樣，前名有兩個：夏勒瓦，亨利。他出生在亞歷山卓，在這座城市依然閃著輝煌金光的那個年代，我猜想。

回到車廂時，他拿了一塊杏仁蛋糕給我—這個舉動讓我感動—，他問我，是否已經是「業士」（他用嘴唇末端發音，彷彿這個頭銜令他敬畏）。

我肯定地回答，他莊重地點了點頭。

我大膽地問了他幾個問題：他為什麼來波爾多找我？他如何找到我的下落的？他的回答大同小異，總是幾個飄然的姿勢，幾個千篇一律的用語：「我跟你解釋……」「到時候你就知道。」「沒辦法，人生嘛，你也知道……」接著，他便深深嘆息，陷入沉思狀。

巴黎，奧斯特利茲車站。告訴計程車司機地址的時候，他有些欲言又止。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也經常繞道而行，故意叫司機載我們到格赫內勒堤岸，而實際上我們住在凱勒曼大道。我們經常變換地址，致使我們自己也經常混淆了住處，往往都是事後才發現弄錯了。眼下，我們住在：維亞蕾—德—若優廣場。我幻想那是一座鳥語呢喃，噴泉淙淙的花園。完全不是。那是一條死巷，兩旁盡是有錢人家的豪宅。

公寓位於頂樓，幾扇奇特的眼洞窗開向路面。三房，天花板低。一張大桌子，兩張扶手椅，上面的皮革已經鬆弛疲乏了，客廳的家具背景就這一切。牆面貼著壁紙，粉紅色為主，仿茹依城屋頂的顏色。一盞偌大的銅質吊燈（不過，我不太確定我的描述是否正確：我已經無法正確分辨究竟是維亞雷—德—若優的吊燈，還是後來跟一對房屋投資客夫婦租賃的公寓，位於菲力克斯．佛爾大道。不管是前一棟還是後一棟，公寓裡都懸浮著一種凋零的氣息）。

我父親指給我最小間的房間。一塊床墊，放置在地面。「很抱歉，屋內實在簡陋。」他說，「話說回來，我們沒有要在這個地方待太久。先去睡覺了。」我聽見他在屋內來回走動了若干小時。我們共同生活就此展開。

最初的時光，他對我總是溫馴有禮，做兒子的很少從父親那邊蒙受這般敬畏之意。每次跟我講話時，我感覺他老是咬文嚼字，不過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總是事與願違，慘不忍睹。他的用字遣詞會越來越刁鑽，最後反而迷失在一連串的代換詞之中，於是也就不斷地抱歉，或話還沒說完就已經自責一番。他會幫我把早餐送到床上，一副煞有其事的樣子，這樣的姿態與如此這般的背景實在搭不起來：房間的壁紙多處已有裂痕，天花板只有一顆光禿禿的燈泡，當他拉開窗簾時，垂懸布幕的橫桿應聲掉落。

有一天，他喚了我的名字，自己覺得困窘不已。我何德何能讓他這麼敬畏？我了解，或許是因為我「業士」的頭銜，他還寫信給波爾多中學，要人家把證書寄過來，證明我已通過會考。才一收到，他便把證書裱框，掛在客廳的兩窗之間。我還發現，他自己留了一份副本，放在皮夾裏面。夜間，外出散步時，遇到了兩位巡邏員警要我們出示身分證時，他也不忘把證書拿給他們看，當他發現自己的南森護照讓他們錯愕時，他連續跟他們說「他兒子是業士……」。

晚餐過後（父親很愛煮一道他稱之為「埃及風味飯」的菜），他燃起一根香菸，用一種焦慮的目光看著我的證書，接著一陣沮喪籠罩了他。他的『私事』—他跟我解釋—讓他覺得憂心忡忡。他一向充滿鬥志，年輕的時候經歷過人生最艱困的現實，他居然會感覺生活無趣。他說「我感到沮喪……」的那種方式實在令我感到驚訝。接著，他抬起頭來：「但是你，你不一樣，你有大好人生！」我禮貌性地附和。「何況你有會考證書……我要是有這張文憑就好了—他哽咽—，再怎麼說，這也是佐證資料……」我依然聽見這句話，這句話像一首舊日的樂曲令我感動。

至少一個星期過了，而我對於他到底在從事什麼活動卻毫無所知。

我聽見他總是一大早就出門，回來的時候就是準備晚餐。他從一個黑色網狀的購物袋裡面掏出食材—辣椒、白米、香料、羊肉、豬油、蜜餞、小米—，把圍裙繫在腰間，拿掉戒指，然後開始在一個平底鍋攪拌購物袋拿出來的材料。

接著，他坐在證書面前，要我入座，我們開始用餐。

一日，星期四下午，他請我陪他外出。他想要賣掉一枚「稀世罕見」的郵票。稀世罕見，這個念頭讓他激動不已。我們朝大軍團大街走去，之後轉入香榭大道。好幾次他把郵票拿給我看（郵票被他裝在玻璃紙裡面）。據他說，這枚郵票是獨一無二的，來自科威特，郵票名稱是〈艾米．哈席和其他觀點〉。

香榭大道（Source: Flickr/ Roman Lashkin）

我們來到了馬利尼方塊市集，這一帶涵蓋了劇場和卡布里耶大道，郵票市場就是在這一地帶。（今天還存在嗎？）在場的人一小組一小組聚在一起，低聲交談，打開小篋子，俯身觀察內容物，翻閱一些簿冊，拿起放大鏡和郵票夾。這股暗潮洶湧的人群竄動，這些看起來像外科醫師和策動者的人群實在讓我焦慮不安。

不久，我父親和一群為數較多的小團體混在一起。十幾個人開始攻擊他，大家七嘴八舌想知道究竟這枚郵票是真品還是假貨。問題從四面八方竄起，父親似乎有點招架不住，完全沒有插嘴的餘地。〈艾米．哈席〉的色澤應該是墨綠，而非淺棕？它的齒孔是13—14嗎？它是否有蓋過印章？是刺繡郵票嗎？是否屬於多重背景系列？郵票的紙質是否變薄？語氣開始變得惡毒。

有人說我父親是個「騙子」、「江湖術士」。大家控告他企圖「轉賣贓物，就連冠軍目錄當中根本找不到的郵票」。其中一個「暴民」揪住他的領子，當場賞了他一個耳光。另外一個隨即補上幾拳。他們幾乎為了一枚郵票要把他私刑處死了（對此，人類心靈發展史再了解不過了！）想到這一點我實在無法忍受，我趕快出手相救。

碰巧我手上拿著一把傘。我先是比劃了一下，接著利用眾人驚訝之際，把我父親從暴民手中拖拉出來。

我們一直跑，跑到了聖多諾雷市區。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出版之《環城大道》 
桂冠頂上的珍珠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的經典名作
隆重鉅獻　

藉由記憶的藝術
喚起最難理解的人類命運
並且揭示了二戰納粹佔領法國時期的生活世界。

作者：安東・德貝格, 諾爾・艾柏

艾力克．侯麥眼中的巴黎 （Paris vu par… Éric Rohmer）

很明顯地，沒有地方比得上巴黎，至少從侯麥喜歡巴黎的理由與他呈現出來的花都風貌來看，的確如此。

巴黎市景（Source: Flickr/ Florent Lamoureux）

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表示：

我對巴黎的看法？應該（當初應該，因為現在已經為時已晚）將巴黎的面貌如實保留下來，什麼都不要拆除、也不要建造。而且不僅是菲利普二世時期的『歷史』巴黎或賦稅城牆，我指的是十三、十五及二十區正面臨拆遷危機的迷人角落，像美麗城的重要性就幾乎大於聖日耳曼區。

法國其他地方也有十八世紀建築群，但是美麗城是獨一無二的。……這些外圍城區需要的只是重新粉刷而已，其中大部分的建築都沒有遭受奧斯曼男爵大改造的波及，同時保有田園式及典型的巴黎風貌。認為應該要居住在『符合時宜』的建築裡，這種想法是再愚蠢不過了。好比說，我反對『高樓住宅』，因為當巴黎市內的人口已經到達飽和，正持續下滑的時候，再蓋那些高樓又有什麼用？建築從來不會準時，要不領先時代、要不落後時代。

艾力克．侯麥對巴黎的愛，源於他在成年前以外省學子身分上省城讀書的那段時光，之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那裡。那是一個舊日的、獲得妥善保存的巴黎。

打從十八歲開始，侯麥就一直住在裡頭，尤其是象徵巴黎文化資產的拉丁區。不過既然身為一個步行好手，侯麥也喜愛閒逛時發現的「古老巴黎」，如美麗城、梅尼蒙當、蒙馬特丘、秀蒙丘、蒙蘇里、鵪鶉之丘。但經歷黃金三十年（TrenteGlorieuses）的都市更新之後，舊日巴黎的容顏已經改變，甚至成片消失。

侯麥喜歡把自己電影中的人物放進他生活與捍衛的巴黎都會空間裡。

在接受《電視全覽》「電影中的城市」特刊專訪時，侯麥表示：

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建築本身，而是我能看著自己的人物在其中經歷心路歷程的城市空間。我喜歡街道、廣場和商店，我許多作品的場景都是發生在像巴黎這樣的城市，而城市的人潮總能夠為故事增添些許不尋常的獨特氣氛。巴黎還有一點吸引我，就是它不同於威尼斯，不是美得像幅畫的城市，如此才能有容納電影、容納生活的空間。它是導演眼中的理想城市。

另外，我們還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手法來拍攝巴黎，比較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年同時期拍攝的三部作品，我在《獅子星座》中呈現的巴黎就完全不像希維特《巴黎屬於我們》中的巴黎，而後者也與高達《斷了氣》中的巴黎大相逕庭。　

關於巴黎的電影……侯麥從未間斷以此為題材去拍攝與再拍攝。他的第一部長片《獅子星座》、「道德故事」系列中的半數作品，還有關於星形廣場的《電影人眼中的巴黎》、《娜嘉在巴黎》，以及《飛行員的妻子》中長時間的巴黎漫步，這些創作的想法都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侯麥表示：

年輕時從事影評工作、論述電影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法國導演不夠關注巴黎，反觀美國導演，他們卻非常擅長捕捉巴黎的面貌，就算是艾菲爾鐵塔或凱旋門這些毫無新意的場景。楚浮曾在《筆記》上寫道：『美國人拍得很對，因為巴黎就是這副面貌。』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不逃避濫調或明信片風景，在《獅子星座》中可以看到塞納河碼頭、巴黎聖母院、聖日耳曼德佩……。走入巴黎的市街裡，整個新浪潮的拍攝場景幾乎都到齊了。

《飛行員的妻子》電影中巴黎街頭場景。
（Source: unifrance.org/）

一九七三年，歐洲理事會出資贊助一系列關於歐洲大都會建築的影片，讓侯麥有機會能夠拍攝一部《一九三○年的巴黎》的十五分鐘紀錄片。當時侯麥表示：「我打算拍攝一部短片，記錄兩次大戰之間完成的樓宇門面，它們遠比十九世紀末期經過大量複製的風格精美許多。奧斯曼時期的巴黎，樓房的種類不出十到十二種。

但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三○年之間，光是裝飾細節與樓房結構的種類就有奧斯曼時期的兩倍之多。裝飾圖樣呈現出一個別出心裁的世界，而長期遭到輕視的裝飾工藝，在今天因為復古潮流而獲得平反。從陽台及樓房大門的鑄鐵裝飾，特別能感受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創造力。那是鑄鐵工藝的美好年代。」

侯麥用屬於他的漫步方式走遍巴黎，尋找具有代表性的樓宇特色：面街的雕花、圓角及浮凸牆面、壁凹、涼廊、凸肚窗、圓弧花飾、雕鏤陽台。每一次拍完照之後，侯麥會加以分類、歸檔：薩瑪麗丹百貨公司、奧塞車站、十三區萊昂—莫里斯—諾曼街上的圓弧形住宅、普萊耶爾音樂廳、十四區市政廳、十九區的Edouard-Pailleron 游泳池、靠近香榭麗舍大道的香榭比亞里茨展演廳、香榭蒙馬特展演廳、哈斯拜爾電影院、奧爾良大道上的Monoprix 超市、馬格德堡與庫爾塞街上的集合住宅、沃特伊溫室及植物園。

過程中， 侯麥也認識了許多建築師： Frantz Jourdain 與Henri Sauvage、Jean Francis Aubur tin、freres Perret、Charles Sarra zin、Louis Sorel、Gabriel Brun、Charles Plumet、Henri Tauzin、Paul Huillard、Eugene Sue、Jean Francois Favier、Ande Granet、Nathon。

侯麥寫下四頁的拍片概要，並以兩千法郎的代價聘請侯蘭．卡斯托擔任「建築顧問」，同時還找來課堂上的美國女學生雪瑞兒．卡雷西莫從旁協助。

侯麥留下的檔案資料中，有許多當時他親筆整理的重點提要、筆記及讀書心得。卡雷西莫表示：「我們一直在走路，從早上走到下午，一邊散步、一邊說話。我會一直跟侯麥講話，我的法文就是在和他一起勘察樓房門面的過程中學起來的。不過很遺憾，最後電影沒能拍成，因為歐洲理事會中途放棄拍片計劃。」

另外，對於這些較晚完成、著作權尚未釋出的建築，還存在重製權的問題。

一九七○年，畫家貝納．畢費就因為擅自畫下某建築的門面，而遭到屋主控告侵權。一九七二年，法國政府即針對私人樓房的重製權及肖像權，頒佈一條有諸多限制的法律。侯麥在構思電影的時候，總是會擔心一個不小心就碰上難纏的屋主，而不得不支付使用費或到法院報到。

總而言之，侯麥心心念念的拍攝計劃最後無疾而終。

本文摘自蔚藍文化《侯麥》
★2014法國「影評人聯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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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形式‧社會議題‧哲學反思
他的電影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艾力克．侯麥，
一名神秘男子
一位擁有複雜人格的全方位藝術家
法國新浪潮電影大師首部傳記繁體中文版  全球首譯

地圖即故事，地圖即生命。地圖的力量能迷惑、能振奮、能煽動，能無聲傳遞迷人的故事，講述我們曾經經歷以及即將前往之處。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其獨特的眼界，解說地圖如何表達、又如何巧妙在時間長流中重塑了歷史。地圖在這本書中，不僅是用來觀察周遭世界的跳板，還反映出更具定位的自己。

西方文化中有句哲學格言如此說道：「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如其在外，如其在內。」

意思是世界萬物皆同樣由真理運作，任何一個事物，哪怕無限渺小，也能讓人看到世界全貌。這句話也能用來描述地圖與人類的關係，一小張地圖紙，總能帶領觀者到達世界上任一地方。

地圖的歷史悠久，在人類的發展史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透過地圖所看到的歷史資訊，絲毫不下於任何一份以文字建構的文獻。無論是何時完成的地圖總能帶領觀者，回望某一群人的世界觀。例如 16 世紀製圖家坦佩斯塔（Antonio Tempesta）、布蘭比拉（Ambrogio Brambilla）等人繪製的羅馬城地圖，在重要教堂及路口的位置，都有一座相當高聳的方尖碑，觀者可以此輕鬆定位地圖上的位置。

布蘭比拉(Ambrogio Brambilla)，羅馬城地圖，1590年。

同時也不難發現，這些方尖碑的比例過大，完全不符合實際狀況。如此繪製方式，起源於在 16 世紀的教宗基於各種政治、宗教、美學上的考量，決定遷移羅馬城內各座方尖碑，移到重要教堂或路口處，既當作誇耀政權的地標，也當作朝聖地點。

以現代觀點來看，搬遷方尖碑並不困難，但對 16 世紀的歐洲，這可是自羅馬帝國滅亡後，十幾個世紀以來從未有人能辦到的工程成就。隨著方尖碑重新聳立在羅馬城內，眾人莫不以各種方式記載他們所看到的奇景，其中展現羅馬現況的地圖，當然也是主要表現方式。地圖物件失真的比例的問題顯而易見，但對當代人而言，比起寫實效果，更想讓觀者想像方尖碑所營造的宏偉效果。

透過地圖，我們得以望見 16 世紀的人們，如何看待轉變中的羅馬城市景觀。《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 Google Map，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下簡稱《地圖的歷史》）的眾多故事，也是在用同樣觀點，帶領讀者觀看濃縮在地圖中的世界觀。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地圖發展史也是人類探究世界與控制世界的歷史。

從古典時代地中海地區的知識重鎮──亞歷山卓城開始，眾多知識份子聚集於此，討論地球的大小、世界的輪廓，更以此為依據，畫出了心目中的世界地圖。他們的地圖錯估了世界大小，既少了美洲，亞洲地區的東亞也大幅水縮水，這些地圖展現了當時地中海地區的交流極限，同時也反映了人類試圖跳脫感官極限，試圖在一張紙上，以神的視野從高空觀看世界的企圖心。雖然有時難免以想像代替知識上的空白之處，例如非洲南端竟然和南極大陸連在一起。

布蘭比拉地圖中的聖彼得大教堂與方尖碑(位於原圖左下角)，後者比例明顯過大。

現代所謂的世界地圖，在 15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才出現。因為知道美洲的位置，人類才意識到地球的大小遠比原先設想來得大。然而，早期世界地圖中的美洲常呈現一種相當怪異的模樣，一方面是因為航海家、探險者、殖民軍隊尚未探勘完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尚在研究呈現的方法。

16 世紀麥卡托（Mercator）發明的正形投影法（Conformal projection）是近代製圖學上的一件大事。眾所皆知，地球表面呈現圓弧狀，這意味者要在平面紙張上繪製地圖並不容易。麥卡托他改良前人發展的投影方法，使所有經緯線的交集點為固定的直角，意味著所有的方向也都有明確的經緯直線指引，人類有了一套更便利地球樣貌的方法，而他的描繪方法，也大致沿用到今日，對後世人類的世界觀具有莫大影響。透過越來越清楚的世界地圖，西方文明開始規劃通往世界各地的航道，描繪可征服的地方，或是用來劃分勢力範圍，踏上征服世界的路程。

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世界地圖，1569年。

追求精確、實用性是地圖發展史的重點，但《地圖的歷史》也告訴讀者，人類的想像力其實也佔據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古歐洲的地圖讓人驚艷之因，並不是來自於天文或地理知識方面的進步，而是他們的想像力。在世界地圖各處描繪了各式各樣想像中的生物，如眾所皆知的獨角獸、或是腳大到可用來遮陽的單腳男子。他們或許心懷恐懼地想像在其眼界之外的世界，卻從未忘卻尋找自己身在何處的渴望；這樣的世界觀當然帶有強烈的基督宗教、哲學的色彩，但追求世界樣貌的熱情不下於其他時代的人。

科學的進步理所當然帶來更精確的地圖，人類也因此更盡情發揮想像。19 世紀時，人們利用天文儀器輔以自己的想像，開始試著描繪火星上的運河地圖。邁入電腦時代的人類，也利用新技術重現彷如現實場景的地圖、場景，電玩遊戲《上古捲軸：無界天際》（The Elder Scrolls V: Skyrim）及《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便如此嘗試。他們創造的地圖當然缺乏現實世界中的實用性，但開創出來的廣大新世界，仍讓一大群人著迷不已。

收藏於英國赫里福德教堂(Hereford Cathedral)的世界地圖，1300年。

赫里福德教堂世界地圖中的獨角獸。

赫里福德教堂世界地圖中的獨腳人。

有趣的是，每幅地圖都含有現實與想像的成分。再精緻的地圖，都無可避免地混入人類的想像。從古至今，世界地圖的視野都是模擬人類從外太空的角度觀看，但在進入太空時代以前，從未有人得以親眼見證地表全貌。即便得以窺見衛星空拍圖的現代人，仍避免不了在製作或觀看地圖時加入想像，例如現代所慣用的麥卡扥投影法，依舊過度誇大高緯度地區的面積比例。至於會被我們歸類在「虛構世界」的地圖，不外乎都是在投影製圖者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在地圖的世界中，如果僅以「精確度」判斷地圖的價值，顯然過度簡化了人類對於地圖的豐富多元期待，「實用性」只不過是地圖的功用之一，而非唯一。

基爾 (Pieter van den Keere)，比利時之獅 (Leo Belgicus)，1617年。將比利時的領地形狀，想像成一頭跨步獅子。

這本書絕對稱的上是多元豐富，多則故事不只介紹地圖，也帶到地圖集、移動式地圖（如衛星導航系統）等相關發展；但讀者如果希望在這本名為《地圖的歷史》中，看到世界各地的地圖發展史，很有可能會感到失望。作者的論述主軸明顯地集中在英、美地區，而在他所引用的案例中，其實可隱約看出亞洲地區也有不下於西方的製圖技巧。這個問題絕非作者的責任。

本書原始名稱為 On the maps，直譯為「在地圖上」，可以理解中英文語感之間有難以克服的隔閡，所以中文版並未採取這樣的譯名。雖然並未脫離作者原意，卻也讓這本書具有內文難以支撐的巨大框架。尤其是書封處的文案如此簡介本書：「資料無所不包」，再對比內文更顯怪異。如果真是如此，未提及《紐倫堡編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 1493）這部集結眾多地圖的印刷書巨著，似乎是一項難以忽略的缺失。

羅斯(Frederick W. Rose)，諷刺地圖，1877年。

圖片的編輯更是本書的一項遺憾。讀者會不只一次看到作者試圖描寫地圖的顏色，或是稱讚其精緻程度，但在轉而尋找書中附上的圖片後，卻只看到以黑白色調呈現的地圖。如此方式犧牲了構成地圖的一大元素，完全輕忽顏色的重要功能，觀看時難免令人惱怒。所幸發達的網路搜尋技術就像一張地圖，能指引讀者在龐大的資訊海洋中找到目的地──完整表現地圖樣貌的圖片。

為了探索現實世界、好於想像，人類踏上描繪世界的旅程，定位自己與世界的關係的這個過程，直到現在仍未結束。

《地圖的歷史》將最後一個章節的主角位置獻給 Google 地圖整合計畫，這是以現代科技譜寫的浪漫史詩。Google 地圖系統之所以受歡迎，不僅是因為規模龐大、主題多元，也在於回應人類數十個世紀以來對地圖的渴望。現代科技不僅未抹煞人類的想像力，反而提供更好的環境條件。或許在數百年後，會有另一本書試著紀錄在我們身後的人類，如何繼續這趟以現實與想像交織而成的漫長旅程。

作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導讀：洪世謙（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思想起源及其結構

一八四三年十月，隨著萊因報被查封，年僅二十五歲的馬克思，帶著新婚的妻子燕妮來到了巴黎，開始了第一次移居海外的生活。即便因為與盧格的決裂，《德法年鑑》只出了創刊號後就停刊了，然而在《德法年鑑》中所刊出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還是讓我們看見了在一八四三年十月到一八四五年一月間，即一般稱為巴黎時期，馬克思不論在思想上還是人生上，都有了重大的轉折。一八四四年，除了馬克思的第一個女兒出生外，最重要的便是一八四四年八月認識後來終身的革命夥伴恩格斯。在一般目前學界的共識中，至少同意這樣的說法，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階段的馬克思，為了尋求人的解放，重新探問人的本質以及思考人的現實處境，而這樣的工作首先面臨的便是人如何從國家和宗教中解放。於是，我們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中都將看到，馬克思對宗教與國家展開了批判與鬥爭。

《德法年鑑》封面

在多年後，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回顧為什麼他要進行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批判，他說：「為了解決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 。這說明了巴黎時期的馬克思已經認為，國家或社會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的物質基礎，並且是在這些物質基礎上所建立的整體關係。也因此，對於國家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意識，而必須從實際的社會生活關係以及這些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經濟制度出發，於是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進行對國家與宗教批判的同時，亦同時展開了對經濟學的研究。正因如此，馬克思從一八四三年起便陸陸續續閱讀經濟學，主要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包括亞當．史密斯、穆勒、李嘉圖（以及法國的魁奈），而恩格斯在《德法年鑑》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這個被馬克思譽為天才的大綱，除了在《資本論》多次引用外，更直接影響了對經濟學的興趣。

總的來說，正是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間，為了思考人的解放的問題，馬克思從國家、宗教與經濟展開了他的思考，此階段馬克思做了內容豐富關於政治經濟學、共產主義與黑格爾著作的筆記，這本並不打算出版的手稿，在一九三二年由蘇聯學者梁贊諾夫（David Ryazanov）以《經濟學－哲學手稿》為題出版。

馬克思

從上面所述，亦是一般人所熟知，馬克思的哲學有三個主要的來源：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社會主義和英國的政治經濟學 。而《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後文皆以《巴黎手稿》簡稱）之所以為大家所重視，便在於馬克思展現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探尋人類解放的路徑，他不再停留於將世界視為意識的對象物，也不再停留於將世界視為是現成的客觀物。這二者都讓世界與活生生的人毫無關聯，人在這樣的世界中，或者只是一種意識的存在，或者是已被決定的存在，而無法看見人與他所處的世界的相互關係，看不到人實際的社會活動，看不到人對他所處的世界能有何影響或改造的機會。這一點不論是從一八四三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強調「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或是一八四五年馬克思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都可以得到印證。於是，關於人與社會的現實、人解放的可能性，馬克思不再依據傳統的唯心、唯物哲學以及古典經濟學，他試圖超越這些傳統的哲學或經濟學理論，建立以實踐為基礎的哲學，這樣的實踐哲學從具體的勞動出發，從一切人的社會活動（生產、交換、資本、私有制等）出發，以迄思考在這些具體的社會活動中，人如何獲得自身全面性的自由。這種實踐哲學既是馬克思所創造的新的哲學，也是馬克思哲學的特色。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藉由辯證法，展現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人與己身的辯證關係，《巴黎手稿》中所展現在辯證法的縝密思考以及密密麻麻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筆記，打破了一般人對其草率、政治宣傳和過份依賴經驗的批判（例如卡爾．巴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馬克思的批判）。而馬克思正是透過辯證法，說明了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矛盾，並以此展開了一切與此相關的範疇，重新思考資本、貨幣、分工、信貸、工資、異化勞動，以及勞動者的解放。而這些議題，又構成了後來《資本論》的主要核心。

《資本論》封面

因此，《巴黎手稿》既是哲學也是經濟學，馬克思將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接觸，他讓哲學不再停留於抽象的或學院內的思考，而是直接面對現實的矛盾。然而馬克思又不同於傳統經濟學只停留在對表象事實的分析，雖然馬克思強調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但他更試圖說明各種制度（私有制、勞動、資本、地產、交換、競爭）之間的本質關聯，並試圖尋找現象背後的內在衝突與矛盾。馬克思是這樣批判國民經濟學，他說：「國民經濟學把私有制的事實當成出發點。它沒有為我們說明這件事。它把私有制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表述成普遍的、抽象的公式，隨後更視之為規律。……國民經濟學從外部的情況加以解釋。至於這種外部的、看似偶然的情況到底如何才是一種必然發展的表現，國民經濟學並沒有給我們任何說明。」正是在這點上，阿圖塞認為馬克思不僅只是碰觸到經濟理論或經濟政策，而是直接面對了政治經濟學自身，這也讓《巴黎手稿》兼具了哲學與經濟學，哲學脫離了抽象思考而有具體現實，經濟學越過對經濟條件的現象式分析，而有了一套歷史唯物的、實踐的哲學基礎 。

《巴黎手稿》不停留於簡單的、過份化約的經濟現象分析，而以辯證的方式重探人的活動與社會關係，除了是超越傳統哲學與經濟學外，亦可說是馬克思對於人的本質的重新思考，一種哲學人類學的嘗試 。但由於他並不滿意於黑格爾對於人類本質的說法，因此他對此採取了一種批判的態度，所謂的批判是指否定又重新認識世界。這樣的批判結合了三方面，對理論的幻覺的批判、對經濟現實內部（勞動力與資本對立）不可調和與矛盾發展的批判，以及以工人階級（相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形成的政治經濟學的重新認識 。換言之，馬克思並不從唯心的角度思考人的問題，他從人與自然的關係開始，繼而談論人與勞動，透過勞動所形成的社會關係，進而才說明了人在勞動中所表現的類本質。而在實際的經驗分析中，馬克思論證人如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之下，作為人類本質的勞動實踐成了異化勞動，而這樣一套對於異化勞動的思考以及對異化勞動的揚棄，成了貫穿馬克思後期的思想。也因此，《巴黎手稿》可以從馬克思對「人的本質」以及對「勞動」這兩方面思考，繼而說明馬克思的實踐哲學，並藉此哲學人類學跳脫黑格爾的唯心哲學以及英國政治經濟學。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巴黎手稿》以對私有制和工資的分析為起點，分析人在異化勞動下的現實處境，從而進行人與自然、人與本質、人與勞動重新調和，並因此讓人擺脫私有制及異化勞動，而回歸到社會性的、有意識的人的本質 。

總結來說，《巴黎手稿》可視為是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反思（尤其是針對黑格爾，或更精準的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最後一章）以及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全書可分為幾個部份，首先是序言，其次是第一手稿，主要是關於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主題環繞在工資、利潤和地租以及馬克思對勞動異化的思考。第二手稿的篇幅很短，卻畫龍點睛的指出了私有制與勞動和資本間的關係，並中介了第三手稿關於私有制、勞動與共產主義的討論。在第三手稿中，馬克思一方面通過說明如何揚棄勞動異化，另一方面亦批判了幾種共產主義形式，進而從歷史分析、社會性和人的特殊性（亦即類存在）三個面向，闡述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整體來看，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和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其目的都在於說明人如何由於異化勞動而使自己與人的類本質分離，並因此形成了私有制，在此制度下，人的勞動不再與自己的生命有關，而是宰制與痛苦。「異化」和「勞動」也因此成了閱讀本書最重要的兩個重點，甚至是馬克思後半生思想與實踐的工作，這二者同時是哲學的，也是經濟學的 。藉由對這二者的探討，馬克思提出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類本質的整體關係，這樣的人是完整的、全面的人。為此，馬克思踏上一條人的本質的賦歸之路，一條哲學人類學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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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勞動

我們拿國民經濟學的幾個前提作為出發點。我們採用了它的語言和它的規律。我們假定了私有財產，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分離，以及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的分離，以及分工、競爭和交換價值（Tauschwert）的概念等等。我們從國民經濟學本身出發，用它自己的話語指出：工人淪為商品且是最可悲的商品，工人的不幸與他生產的力量和規模成反比，競爭的必然結果就是資本累積在少數人手上、也就是更可怕地恢復壟斷，以及最後資本家和收地租者之間的差別、農人和製造業工人之間的差別消失，而整個社會一定會分裂成有產者和無產的工人兩大階級。

國民經濟學把私有財產的事實當成出發點。它沒有為我們說明這件事。它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表述成普遍的、抽象的公式，隨後更視之為規律（Gesetze）。它沒有理解這些規律，換句話說，它並沒有指明規律是如何從私有財產的本質當中產生的。國民經濟學並沒有給我們有關勞動和資本、勞動和土地之間分離的原因的任何說明。例如，它在規定勞動工資跟資本利潤的關係時，就把資本家的利益視為最終的原因；也就是它假定了它所應當闡述的事情。競爭也同樣到處出現這種情況。國民經濟學從外部的情況加以解釋。至於這種外部的、看似偶然的情況到底如何才是一種必然發展的表現，國民經濟學並沒有給我們任何指教。我們已經看到，交換本身是如何被它視為一件偶然的事實。國民經濟學家所單單驅動的齒輪，不過是貪慾和貪慾者之間的鬥爭，也就是競爭。

正因為國民經濟學並不了解運動的關聯性，所以才會把例如競爭的學說跟壟斷的學說、把職業自由的學說和法人團體的學說、把地產分割的學說跟大地產的學說重新對立起來，因為競爭、職業自由和地產分割僅僅被闡述和理解為壟斷、法人團體和封建財產偶然、刻意且強制的結果，而非必然、不可避免、自然的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設法了解私有財產、貪慾，勞動、資本和地產的分離，有關交換和競爭、有關人的價值和貶值、有關壟斷和競爭等等關乎貨幣制度（Geldsystem）的這整個異化之間重大的關聯性。

我們別像國民經濟學家那樣，在想要進行解釋時，就置身在一種僅僅是虛構的原始狀態下。這樣一種原始狀態解釋不了任何事情。他只是把問題推入灰暗、迷濛的遠處。他以事實、事件的形式假定了他所應當推論的東西，也就是兩件事情、例如分工和交換之間的必然關係。好比神學以歷史的形式藉由原罪來解釋惡的起源，也就是把應當加以解釋的東西假定為一項事實。

我們且從國民經濟一項既有的事實出發。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其生產的力量和規模越增大，他就越貧窮。他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成了更加廉價的商品。人界的貶值跟物界的升值成正比。勞動不僅生產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本身以及作為商品的工人，甚至還按照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來生產。

這件事實所表達的不過是：勞動所生產的物件、它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物（fremdes Wesen）、作為一種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跟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物就是固定在一個對象、使之成為物件的勞動，這是勞動的對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勞動的實現就是它的對象化。在國民經濟學的狀態下，勞動的這種實現就表現成勞動者的脫離現實（Entwirklichung），對象化表現成對象的喪失和奴役，占有則表現成異化（Entfremdung）、表現成外化（Entäußerung）。

勞動的實現表現成脫離現實，甚至到了工人脫離現實以至於餓死的地步。對象化表現成對象的喪失，甚至到了工人被剝奪最必要的物件，不僅剝奪了生活最必要的物件，也剝奪了勞動對象的最必要物件的地步。不錯，就連勞動也成了一個對象，成了工人唯有藉由最大的努力和最不規則的中斷才能夠占有的對象。對對象的占有表現成異化，以至於工人生產的物件越多，他所能擁有的就越少，就越淪入自己的產物、亦即資本的支配的地步。

所有這些結果都根源於這樣的規定，亦即工人把自己的勞動產物（Produkt seiner Arbeit）當成一個異己的對象來對待。因為根據這項前提，顯然：工人耗費心力越多，他所創造異己的對象界也就越強大，他本身也就越貧窮，他所擁有的內心世界也就越稀少。在宗教方面也是這樣。人對神越投入，他本身所保有的也就越少。工人把他的生命投給對象，可是這個生命也就不再屬於他，而是屬於那個對象。於是，這種活動越多，工人也就越來越失去對象。凡是他勞動的產物，就都不是他的東西。於是，這種產物越多，他本身也就變得越少。工人在他產物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一個對象、成了一個外界的存在；而且還意味著這種勞動在他之外、不依賴於且有別於他而存在，成為一種跟他相對的獨立力量；也意味著他賦予對象的生命，成了跟他疏離且敵對的東西。

本文摘自暖暖書屋出版之《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附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摘要」》

當社會衰退時，沒有哪個階級比工人階級遭受更可怕的痛苦。

馬克思首次提出「異化勞動論」、《資本論》之外最重要的著作。

馬克思批判在私有制下，人的勞動將不再與自己的生命有關，而是宰制與痛苦，因此「異化」和「勞動」也成了本書最重要的兩個重點，這也是他形成自己一套新哲學或說新世界觀的關鍵作品，甚至是其後半生思想與實踐的工作。

作者：韓良露

生活美學的通人─李漁

李漁對生活的興趣極大，一本《閒情偶寄》，絕非文人閒坐在書房中天馬行空的想像之文，而是有生活體驗的心得報告。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年）的八月初一，李漁誕生於江蘇如皋，照今天西洋星曆的算法，他大概是善於挑剔精選的太陽處女星座的人。

李漁原籍是浙江金華府，因兄長之因誕生在素有中國平地長壽鄉聞名的江蘇如皋，這個地點讓我備感親切，因我曾多次伴隨父親返如皋探親，親眼見過幾位年過九十歲的白首老翁老嫗騎著自行車來與八十歲老父會面，他們都是父親的長輩，為什麼會如此的健朗，據說都和如皋滿市的銀杏街樹有關。

如皋在明神宗萬曆年時十分繁榮，如今市內還留有一些明代造工精緻典雅的老屋，我可以想見小時候的李漁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難怪日後他著作的《閒情偶寄》中對美好屋舍的描述，都可看出明代建築的優美。

李漁自小家境富裕，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亭台樓院，所謂三代才懂得了吃穿文化，李漁對生活藝術的領略，絕對和家學淵源有關。李漁出身於這樣的家庭，當然從小就廣讀四書五經，學寫詩作文，少年時代即有文名在外，但李漁的科舉功名運卻十分不順遂，除了童子試中表現出色，之後的鄉試卻落第，屆時已近三十而立之年的李漁，卻仍然與功名無緣，之後又因明末時局動盪、流寇四起，李漁的功名之心也趨於冷淡。到了李漁三十三歲時，李自成攻陷了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縊，吳三桂引清入關，李漁也成了明亡遺民了。

綜觀人的一生，時也，命也，運也，李漁可說生不逢時，幹嘛生在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如果早生三十年，起碼一生順遂六十年，要不晚生個三十年，生在清初盛世，也可走六十年順世運，人生最怕的就是中年折翼，前後不搭，處世特別艱難。

但李漁還好有文才，不遇盛世功名，過小日子的才情機遇卻不差，在三十六歲後李漁定居在杭州西湖畔，自封為「湖上笠翁」，李笠翁之名號即出於此。西湖於李漁亦是佳地佳遇，看看李漁的「漁」字，表示他與水有緣，人在西湖邊對著一方水域，五行之中水主情，李漁閒情大發，發情為文，天天釣的不是魚而是字，寫的是漁樵閒話，不寫經世治國之文；寫的是生活藝術與人生感懷，特別適合當

時社會上普遍的遺民之思，既然明朝都亡國了，那就苟安於天地吧！

李漁在杭州文名漸出，除了賣文為生外，也結交了不少文友，江浙一地的士紳也以結交他為樂事。當年是沒有生活美學家這樣的稱呼，但李漁的受歡迎其實就在於他提供的生活美學：懂吃懂穿懂住懂遊的知識與品味，可是有閒有錢階級古今皆通的需求。

李漁一輩子不靠功名為生，只得靠文名營生，和現今的文人命運頗相似，但清初雖然出版業興盛，盜版亦是猖獗，李漁竟然為了就近監督書商翻版防盜印，舉家搬遷到吳地出版重鎮的南京。

李漁雖然定居南京，卻廣受四方之邀出遊在外，五十多歲之後的李漁還組了個家庭小戲班跟他跑江湖，在各地嘉賓知音間演出助興。現今賣文為生的作家們，也可想想李漁光靠寫散文、寫劇本為生一定不容易，一定要加上自己辦活動才可增加營收，李漁所行所為，可說開當今流行的文創產業的先河。李漁創作了許多新戲，也改編了不少舊曲，有時他上午才編好新稿，他的家庭小戲班晚上就粉墨登場，李漁所累積的戲劇實務可說是中國的莎士比亞。

李漁對生活的興趣極大，一本《閒情偶寄》，絕非文人閒坐在書房中天馬行空的想像之文，而是有生活體驗的心得報告，《閒情偶寄》中的戲劇理論是實務加經驗加戲劇美學的哲思所成。《閒情偶寄》中談屋舍庭院的生活美學，也奠基於李漁親自參與屋室庭園的建造設計布置之工作。李漁在五十八歲那一年，興建完成了「芥子園別業」，取名「芥子園」，來自於一粒芥子─世界的比喻，芥子園雖小，卻可看盡天下山水丘壑之美，即所謂「納須彌於芥子」之意。

芥子園是李漁的別莊，但他可不是退隱於江湖有閒錢玩世之人。不同於一般的江南庭園，芥子園還是李漁的工作坊。他在芥子園印書、出書、賣書，李漁也許有閒情，但可沒閒錢，他的閒情是要論本賣的，這也使得現代人因此也比較能體會人生身不由己之處。所謂「閒情偶寄」，偶寄即偷閒片刻，李漁不是享清福的員外或方丈，他一方面兢兢業業求生計，一方面偷得人生半日之閒與樂。

李漁一生可說是極具現代性的通人，玩設計布置種植，也玩戲劇詩詞散文，還玩烹調古玩唱曲，可說是樣樣玩樣樣精的生活美學玩家。

本文摘自有鹿文化出版之《美好生活，其實很簡單：韓良露和李漁的「閒情偶寄」》

春天養花，夏日吃筍，秋季品蟹，冬末好眠
知情冷暖
閒情感懷生活簡單的滋味，讓日日都是好日

★ 穿越百年，韓良露和李漁超時空對談
★ 生活中的美好細節，俯首即是寄閒情
★ 作家蔣勳專文盛讚，細膩感知生之美

作者：林宣瑋

對很多人而言，想到東北，應該都能脫口而出「人蔘、貂皮、烏拉草」。而當讀者走訪東北後，就算把一路上的大片樹林農田、滿街叫賣的東北三寶都忘得一乾二淨，也一定會記得東北人那獨特的「幹啥呀」（「啥」的音（sha，ㄕㄚˊ）在東北較偏向（ha，ㄏㄚˊ））。

本文所要引介的這本《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下文省略以《在滿洲》行文）的作者──梅英東（Michael Meyer）──曾在北京擔任英文老師、娶了中國老婆，行經整個東北的他，想必也會認同筆者的話。事實上，梅英東對中國相當熟悉，早前因為《消失的老北京》一書而聞名。梅英東爾後花了幾年的時間在東北妻子的親戚家蹲點，像知青一樣上山下鄉，搜索人煙罕至的金朝國都、找尋清代邊界「柳條邊」、拜訪相傳和外星人發生過性行為的孟照國。這本《在滿洲》便是這些「滿洲記憶」的匯集之作。

20 世紀初期，走遍整個中國內陸邊疆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稱東北為「衝突的搖籃」（Cradle Of Conflict）（頁3），拉鐵摩爾將國際熱點的滿洲，比做德法兩國的亞爾薩斯—洛林，不管是種族因素、或地緣關係，都讓東北的命運，在紛擾多舛的中國近代史中，又更加詭譎多變。

圖一、廣闊的東北大街（攝影：林宣瑋）

東北的開墾與鐵路的拓展息息相關（頁154）。滿洲本是清朝的龍興之地，俄國以威逼利誘的方式，將東清鐵路送入滿洲（頁161-163）。這條鐵路的第一站，即是今天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上的滿洲里。列強控制自成一局的鐵路，形成新的經濟次分區，東北似乎變成獨立經濟體，與內地脫鉤，獨自對外連結。[1]

俄國不僅利用鐵路將本國貨物運送至中國，同時也運來大批俄國人，包括那些逃離沙皇統治的猶太人、擺脫布爾什維克的白俄羅斯人（頁175）。位於丁字型鐵路的交點，哈爾濱在 20 世紀初成為俄國風情畫的城市，中央大街的富麗堂皇、索非亞教堂的神聖莊嚴，讓這裡被稱為「遠東巴黎」。

圖二、 原本的俄僑區（今日哈爾濱太陽島） （攝影：林宣瑋）

但大量的移民也造成哈爾濱的混亂，嚴重種族衝突之外（頁185），還有令人聞之色變的鼠疫。[2] 都市繁榮的背後，哈爾濱也成為犯罪天堂，美國駐奉天的副領事 Nelson Fairchild（1865-1907）這樣形容：「這是你所能想像到最下流齷齪的地方。入夜後，走在大街上要隨時拔出手槍。」（頁181）。[3]

圖三、松花江畔（攝影：林宣瑋）

在檯面之下，仍有其他暗潮洶湧的勢力，彼此競爭。

1930 年，為了進行考古調查，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透過各種外交手段，費盡千辛萬苦，才抵達齊齊哈爾。到了當地之後，他遇到的麻煩完全超乎想像。梁思永感到十分困惑，「除了大洋與日幣，還有哈爾濱幣、黑龍江幣、銀票，還有另外兩種。每種都有自己的匯率……最後四種還無法在黑龍江省以外的地區使用。」（頁 195）這使梁思永在交易時，必須花費許多心力。

這種紛亂的貨幣系統，不僅考驗著梁思永與當時的東北人，也呈現出近代以來中國貨幣主權的問題。若有機會到瀋陽參觀張大帥府（張作霖故居）時，也可步行至一旁的瀋陽金融博物館（原本的東北勸業銀行），這裏有很好的解說，帶讀者認識這段金融史。[4] 不過，若讀者想去哈爾濱松花江畔的高級俄式餐館用餐時，人民幣即可付現。

俄國人最後是被日本人趕走的，後者早就對這個地方野心勃勃。

前朝夢憶和大遷徙

滿洲國的歷史定位一直是個麻煩的問題。不同的歷史書寫、記憶的背後，是不同的預設立場與價值認同。梅英東知曉背後的複雜性，因此多以歷史人物、現實記憶的視角來交代背景。梅英東總是喜歡觀察那些不受注目的個人故事（頁242）。

圖四、 東北的聖索非亞教堂 （攝影：林宣瑋）

末代皇帝溥儀是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

自從 1924 年被趕出紫禁城之後，他先「落難」於天津日本使館，而後被日本人「要脅」，當上滿洲國的皇帝。[5] 在長春，滿洲國的新京，處處仍可看到日本人遺留下的痕跡，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計畫都市（頁 249）。梅英東走過兒玉公園（今日的勝利公園）、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今日的中國網通分行）、文化廣場，並住在大和旅館（原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臉所旅館），這些建築就述說著 1930 年代滿洲國的風風雨雨。

台灣看似離滿洲國很遠，在 1930 年代卻同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控制之下。日本在滿洲國與台灣實施經濟互補政策。台灣出口糖、茶、米、水果到天寒地凍的東北，從東北進口豆餅、硫安，供施肥之需。[6]。不少的台灣人在 30 年代，飄揚過海到滿洲國工作，其中一位就是蔡英文的父親──蔡潔生。前陣子由丁雯靜等拍攝的「台灣人在滿洲國」紀錄片，正是描寫這個時代台灣與東北的緊密連結。

除了台灣，日本也推出「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畫」（頁264），運送大量的日本農業移民到東北。事實上，日本在20世紀初期，本島已經出現明顯的人口壓力，這也是日本積極對外擴張、征戰的遠因。他們多半以農業拓墾團的身份來到此地。離開日本時，他們是如此歌唱（頁268）：

大日本的先驅們  

我們切割了大日向村

並前往滿洲的四家房  

去建造國體的天堂

我們將一起向前邁進

但是日本人並沒有抵達天堂，而是進入煉獄。

「大多數的移民在 1945 年 8 月 9日 醒了過來，並沒有逃過滿洲國崩落的劫難，許多人一起自殺了。」（頁268）在日本帝國崩毀的最後一刻，他們的長官甚至要求留滿農民充當「鋤頭大兵」，以人牆之勢防衛銳不可擋的蘇聯紅軍。

NHK 前段日子拍攝的「引き揚げはこうして実現した」，即採訪許多當時的遣返者，一步一腳印地回顧那段人已經不是人的日子。

漢人、俄國人、日本人，就這樣齊步地跨越清朝在此設下的邊界。乾隆皇帝稱讚是「金湯鞏固萬年清」的柳條邊，在清朝瓦解後，被滾滾移民組成的歷史洪流吞沒。

二戰結束後，東北重新回到中國手中。在日本操控東北的歲月當中，當局做了許多不共戴天的可怕事蹟，其中包括以哈爾濱郊區為基地的七三一部隊（頁288）。日軍在裡面對許多俘虜的犯人進行活體實驗，酷似納粹在奧斯維辛建立的集中營。這些殘忍的事蹟，恐怕是溥儀所無法想像的。1946 年後，溥儀退出了歷史舞台。這些傷痛，則留在東北人民的心中。

圖五、 七三一部隊遺址（攝影：林宣瑋）

中國史上有三波浩蕩的移民潮：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闖關東通指清末民初，從華北到東北的移民浪潮。而在日本人離開後，東北在1950年代末期又迎來了另一批「闖關東」的漢人。本書中三姨的先祖就是這一波的難民潮（頁125）。因為大饑荒，大批來自山東、河北等地的民眾，一窩蜂地跑到人口壓力相對不大的關外。寬闊的東北接納這群難民，而他們也在這裏落地生根。然而直至今日，時代的痕跡仍未消失，在某些東北農村，仍可聽到濃厚的山東口音，一代復一代地傳誦。[7] 饑荒彷彿如昨日般，此地的農民因此拼死拼活地也要掌握農業生產權。

圖六、露出曙光的農村（攝影：林宣瑋）

法蘭西斯（牡丹）與梅英東的相遇、相知、相愛、相惜，也成為《在滿洲》的重要支線。愛情總是吸引觀眾看下去的催化劑。法蘭西斯的降生充滿著戲劇性，在一胎化政策的主導下，她原本不被允許出現在這個世界。但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讓滿洲世界的人一陣混亂，直到所有人回過神時，她已呱呱落地。她成長於典型、又不典型的1970 年代農村 ，唱著社會主義好，到北京念大學，20 多歲時去美國唸書，之後定居海外，僅有少數日子回到家，回到那個「同甘共苦的老家庭」（頁149）。不過，多數生於1970 年代的嬰兒，仍是留在農村，「一輩子都跟其他的人在一起」（頁115）。

圖七、農村一景（攝影：林宣瑋）

法蘭西絲一家人，說平凡也不平凡。三姨種植罌粟花。三姨的角色就像村幹部（頁123），這讓三姨在當地可以呼風喚雨。在筆者親身訪談的農村當中，村幹部往往是高中學歷，但他們卻在村莊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三舅是個農夫，抱怨物價年年漲、關心各種物品的價格，堅持捍衛自己的土地。

法蘭西斯的父親在文革時作為赤腳醫生，而後被派到遼源這座城市。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東北被規劃為重工業地區。到處可見大型的國營工廠與企業。遼源也是產煤的中心。東北工人在1950、60年代，事實上獲得相當不錯的待遇。

但自從產業轉型與國企改革後，國家裁撤掉大批的舊有工人，東北街上處處可見掛著牌子的臨時工。以自身的經驗來說，幾乎所有的計程車司機，都是下崗工人。

圖八、哈爾濱隨處可見的打工仔（攝影：林宣瑋）

城市如此，農村也面臨其他問題。化肥與重金屬污染是這幾年來的嚴重問題，這是不顧環境保護的惡果（頁142）。法蘭西絲的三舅屆齡67歲，但後繼無人，「年輕人不想下田工作」（頁138）。農村的老年化日益嚴重，這讓地方政府傷透腦筋。

於是地方政府靈機一動，想到和鄉鎮企業聯手，一起改造整個農村。東福公司就是一例。這樣的企業是否一定會帶來不良影響，反倒不是必然之事。但既然是改造，就一定有不同意見。問題往往出在土地。「2010年，中國56%的群眾事件都和農村土地有關。」（頁135）土地的徵收讓「有土斯有財」的農民十分擔心（頁149）。

地方企業總是興建度假村、溫泉，打造田園農家樂，而原本的農業在當地似乎成為副業，附屬於吸引城鎮人口的觀光業。農民質疑這樣的本意，但多數卻無能為力，徒呼奈何。勞動力基本上都流入城市，農村只剩老幼人口，農村的空落，儼然成為另一個問題。姑且不論農業機械化、報酬低的問題。種田實在太辛苦，誰還願意鋤禾日當午？

圖九、 哈爾濱中央大街（攝影者：林宣瑋）

梅英東沒有對東福公司設下非黑即白的評價。梅英東介紹了鄉村企業家劉延東的遠大理想──打造一個像明尼蘇達郊區的時髦小鎮，讓每個農民致富，都能過上與其一樣富裕的日子（頁379-382）。

農民有農民的疑慮，企業、國家也有自己的考量。這盤棋仍在持續。

一般的旅行報導文學常落入兩種窘境，不是太過學術，變成學理性的討論；就是過於「旅遊」，變成旅行攻略、個人札記。而梅英東能以歷史事件為經，地理探索為緯，夾敘夾議地展現東北的複雜面向，實屬難能可貴，儘管在翻譯上有些許的小瑕疵[8]，仍瑕不掩瑜，值得一讀。

筆者待在東北的時間僅有一個盛夏，不若梅英東的深度探訪。但閱讀此書時，在某些印象重疊之處，不時露出會心一笑。除了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裹著蜂蜜外衣的鍋包肉之外，掩卷之餘，最難忘的仍是那句中氣十足、霸氣側漏的「幹啥呀」！

[1]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2] 防疫工作也常導致外交問題。參見杜麗紅，〈清季哈爾濱防疫領導權爭執之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8期（2012，臺北），頁87-124。

[3] 美國國會圖書館可下載Nelson Fairchild的手稿。

[4] 關於近代中國的貨幣戰爭，可以參考戴建兵，《金錢與戰爭：抗戰時期的貨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5）。林美莉，〈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6）。

[5] 在晚清民國鼎革之際，原本的前朝舊臣如何看待新的共和，是學界近年相當關注的題目，最新近的研究厥屬：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6] 林滿紅，〈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臺北），頁653-696。

[7] 林宣瑋，〈知青下東北：記2014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計畫〉，《臺大歷史學術通訊》，第19期（臺北，2015）。

[8] 頁69「It’s」多了個空格。頁72的警察局應翻成公安局，較符合實情。頁98的「中裔」，應是「華裔」。頁182的，Republican Chinese（頁244則寫作Chinese Republic）的直譯雖為「中華共和」，但翻成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更合文意。Post-imperial應翻成「後帝制時期」。頁196「墾植」應為「墾殖」。頁200的「絲絲作響」應為「嘶嘶作響」。頁234的日文謝謝「ありがと」應為「ありがとう」。頁253的拉鐵摩一般學術翻譯稱拉鐵摩爾或賴德懋。頁259的「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註56（頁262），誤植為諾門罕戰役。頁76提到德州大學中國史教授關於中國中部農村的回憶錄，若猜測無誤，應為李懷印的《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與改革的微觀歷程》（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不過英文版有誤，李懷印一書並非發生在中國中部（Central China），而是李懷印在東部江蘇的老家秦村。本書已有漢語譯本，見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與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經濟學系，主要關懷在近代中國與當代華人世界的發展。曾做過刊物主編與很多雜七雜八的事情，目前熱衷教學與影音敘事，以及擔任小小部落格的發言人。我的部落格：https://hsuanwei.com/

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速度、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餽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

──張贊波，《大路》

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一部成熟的紀錄片，敘事明快、毫無冷場，講的是高速開發的中國底下，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潛規則。因為片裡揭露了太多實話和實情，觀眾不免心裡七上八下，忍不住擔憂：「這……這樣坦白，真的好嗎？」看了眼皮特別跳，怕有人因此會被請去「喝茶」[1]，畢竟，「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這話是張贊波在電影學院畢業前某位同學所說，這番疑慮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今年五月中旬將在台灣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兩場的《大路朝天》，就題材而言，台灣民眾應該不陌生，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文字版《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早在2014年夏末就已在台灣出版。張贊波從2010年開始，在湖南小村潛伏三年拍攝漵懷高速公路建設，白天提著攝影機記錄過程，拍成了《大路朝天》，晚上便把見聞省思整理成文字，寫成了《大路》一書，拿下了開卷好書獎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張贊波觸角的敏銳，思維與「接地氣」的深度，絕對不亞於近年廣受注目、專門探討中國高速發展、西方觀點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諸如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梅英東(Michael Meyer) 的《消失的老北京》等等，張贊波掌握在地政治生態與語言文字的犀利度，更有外人所不能及之處。

去年年底，中國終於出版了《大路》這本書的簡體版，只不過把副標改成了比較平淡無刺激性的「高速中國裡的工地紀事」，恐怕是要避免台灣版「低速人生」這幾個字眼太過負面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不快。儘管如此，此書上市不到四個月，還是成功被列入黑名單，成了官方認證的「禁書」，現在中國也買不到了。

比《大路》那本書更難得一見的，是《大路朝天》這部紀錄片，因為它是脫離中國電影審查機制的獨立電影〔所謂的「地下電影」〕，不會有政府的拍攝許可，也不會獲得公映資格，在狹縫中求生存的獨立電影，在中國只能打游擊一樣，在獨立影展或放映活動中短暫現身，並且定時受到官方「拉閘斷電」的伺候〔切斷電力中止電影放映，重則勒令停辦〕，要看片往往只能在國際影展中驚鴻一瞥。

《大路朝天》與《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的連袂出現，展示了紀錄型態的新組合可能，難能可貴的是，兩者都相當精彩，不是彼此的附庸，各擅所長，絕非「幕後花絮」的陽春拼湊。在紀錄片裡，張贊波隱身幕後，讓鏡頭說話；在書中，他卻不吝於分享作者的觀察與自省。電影呈現的是俐落的社會切片，書則置入了更多具體而微的內心世界〔當然，也保留了那些拍片時被告知「請你關一下機」、「這個不要拍了，你知道的，拍了不好」，「被黑幕」掉的片段〕。

比起張贊波第一部同樣離奇的紀錄片《天降》[2]，《大路朝天》在視覺與剪輯上的表現更加從容篤定，片中空景、人物與事件的選擇更為精準，幾乎沒有無效的鏡頭，也不再有傳統紀錄片中常見的僵硬問答，導演在現場匍匐三年的生活在此獲得了回報，我們可以看得出片中許多「坦白講」的橋段，是無所保留的，見怪不怪的生活的一部分。

《大路朝天》層次分明，片子以瘦弱的歐婆婆試圖螳臂擋車為起點，層層向上展示國家意志支配下的個體命運，以及複雜的體制與人性運作過程，其戲劇性的強度不亞於一部正規的劇情片，光天化日之下，說謊、砍人、強拆、討薪、賄賂、強押、豆腐渣工程的某些橋段簡直讓人誤以為是杜琪峯的黑道電影，現實如此乖張，可以說是近乎魔幻了。

不同於賈柯樟電影《三峽好人》那樣迂迴側面的探問，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以現實正面迎擊現實的作品。

鋼鐵如何練成？喪鐘為誰而鳴？在這個講求效率與績效的年代，《大路朝天》不只是一部中國紀錄片，也是一則貨真價實的現代生活寓言。

《大路朝天》新光二廳場次：
5/7(六)21:20 to 22:55 以及 5/9(一)18:00 to 19:35 
皆有導演現身映後座談Q&A

註：

[1] 和台灣「查水表」意思差不多。實際上，公安確實曾找過紀錄現場的人來「喝茶」，調查張贊波的情況，以及拍攝內容有沒有「涉及到腐敗、環保、拆遷等負面的東西」，見《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2] 《天降》講述「北京奧運會前後，湖南一片擁有十六萬人口的地區營接奧運轉播衛星和委內瑞拉衛星之火箭殘骸的故事。作微西昌衛星發射中新的定點火箭殘骸落區，該地域二十年來先後數十次迎接從天而降的「天外來客」。本片第一次以影像方式揭示中國殘骸落區的真相和秘密，呈現被迫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作出巨大犧牲的家園圖景和個體命運，從而深刻反思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文字摘自《大路》附註，11頁。

作者：惕爾尼（Nicholas L. Tilney）

師徒制的訓練體系

外科訓練體系大抵是七十年前賀斯泰德引進的那一套：起碼先實習一年，接下來是兩年資淺住院醫師訓練，然後再兩年資深住院醫師訓練。特別傑出的一、兩位資深住院醫師，在最後一年可升上總醫師，或去研究實驗室工作一陣。漸漸的，愈來愈多住院醫師會再多花幾年，接受專科訓練。

外科訓練本質上還是師徒制。莫爾記得一九三○年代他接受訓練之時，大家都叫新來的實習醫師「菜鳥」。H實習醫師主要的工作是每天清晨六點檢驗病人的尿液和糞便，看有無異常。資深住院醫師有時會在病人的糞便檢體偷加一滴血，或是在病人的尿液試管裡加糖、膽汁或蛋白質，實習醫師要是沒能識破這個圈套，就吃不了兜著走。巡房總是由總醫師或主治醫師帶頭，之後是資深住院醫師、資淺住院醫師，而在後面保持三步之遙距離的，就是菜鳥。第一章描述的病人瑪麗和約瑟夫，必然一眼就能看出這些人的階級高低。

(Source: ReSurge International@Flickr)

大型教學醫院的醫師階級劃分，要比社區醫院來得嚴明，每一個階級承擔的責任也都不同。實習醫師每兩個月輪換一次，到不同的部門學習，如一般外科、麻醉科、加護病房和其他次專科。實習醫師必須掌握所負責的病人從住院到手術、乃至出院的所有細節，接受各單位資深住院醫師的指導與監督。如果是簡單的手術，主治醫師會讓他們上來幫忙，以便學習熟稔外科基本技能，比如傷口的切開與縫合、沿著解剖面切開、打結以及使組織連結等。

經過一年的學習，實習醫師逐漸成熟，之後就可升上資淺住院醫師，照顧病情較嚴重的病人，並可在比較複雜的手術擔任第二助手，如心臟手術、肺臟手術、惡性腫瘤的切除和器官移植等。到了受訓的第四年和第五年升上資深住院醫師，照顧病人就比較能獨當一面。這幾年的訓練下來，他們技術更精良，微創手術也愈來愈熟稔後，就可在主治醫師協助、監督下，進行比較複雜的手術。等到他們可駕馭外科領域大多數的手術，為期五年到八年的訓練告一段落，就可參加外科專科醫師考試。

大多數的病人都是由醫院的外科主治醫師收治的。

病人通常先經由本院或社區醫院的醫師轉介，到該醫師的診間看診。主治醫師有了初步診斷，有必要住院的就讓病人辦住院，由實習醫師或資淺住院醫師來幫忙做檢查。病情單純的，手術前一天再辦住院即可；至於比較複雜、需要進一步評估者(如需心臟功能評量或血管攝影)，則必須提早幾天住院。

我們這些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已對疾病的自然史和手術的適應症瞭如指掌。每個人負責二十床左右的病人，每天早上必須幫病人開藥、抽血、給他們打針、打點滴，並在醫囑上載明飲食與活動注意事項。我們也得分擔加護病房的一些工作，熟悉所有儀器的操作，如調節人工呼吸器，記錄並解讀病人的心電圖。接著，我們去拿當天預定手術病人的X光片，在八點前就必須到開刀房準備第一檯刀。

除了在手術過程中擔任助手，寫手術紀錄、開立術後處方，我們還要趕回病房整理病人的病歷紀錄、檢驗報告，而且記住細節，下午跟主治醫師一起巡房時，才不會被電得很慘。如果病人的體液平衡或電解質濃度不理想，我們這些菜鳥就需立刻回答為什麼會這樣。

從主治醫師到住院醫師到實習醫師，我們不斷來回交換意見、資料，以防出錯。今天，醫療紀錄更加透明，還必須向第三方支付者(健保單位或醫療保險業者)揭露。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很多病人的身體或心理疾病之謎漸漸變得明朗。

到了傍晚，住院醫師和醫學生必須報告負責病人的情況，要特別注意未解決的問題和翌日的治療計畫。接下來，沒值班的人就可以回家，而值班者得繼續接新病人、幫病人做檢查，並和他們討論手術。然後請病人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並開立實驗室檢驗和X光檢查等。(我們通常值一天、休一天，週末則每兩個星期輪值一次。)半夜總是我們學到最多東西的時候，因為由我們負責處理病人的狀況。其他的工作包括為病人抽動脈血和靜脈血、打點滴、置放尿管或胃管，以及插呼吸管等。我們也常常必須支援緊急手術，總是忙到徹夜未眠，等到天亮又得準備巡房並協助手術。

外科手術的進行 (Source: Phalinn Ooi@Flickr)

在美國，很多教學醫院的總醫師等於是「病房總管」，要照顧從急診收進來的窮病人，以及住院醫師從外科門診送來的病人。總醫師帶領手下的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完成病房實務，安排各項檢查與手術，病人出院回家之後如有任何問題也得負起責任。

如果這個團隊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會求助於主治醫師。病人和照顧他們的醫療團隊互相尊重，照護品質極佳，之後還會通知病人回來進行追蹤檢查。

我們在受訓的過程中，從病人身上看到各式各樣的外科疾病—有的病人在病房等開刀，有的則已開完正在慢慢恢復。每一間病房都有多位病人，有剛開完胃潰瘍手術或大腸切除術的，也有開甲狀腺手術的。隔壁病房則有等著要切除膽囊的黃疸病人，以及腿部骨折正在接受牽引治療的。每一張病床下面都擺了許許多多用來收集尿液、膽汁或血液的玻璃瓶。病人包括各個種族，宗教信仰不同，背景也大異其趣，但是都有相同的心願，也就是早日康復。

病房似乎與世隔絕，這裡的每一個人，包括病人、醫師與護理師等，都在此獲得獨一無二的經驗。總醫師帶領的醫療團隊擔負臨床和行政責任，經過一年又一年的磨練，醫術與能力漸漸精進。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醫療照護體系慢慢有了變化，總醫師不再擔負那麼重的責任，當然能力也不如前人。

嚴格的病例討論與床邊教學

在我們受訓的早期幾年，非常仰賴護理人員。

我們醫院的護理師大都是醫院的護理學校訓練出來的，經驗豐富，是我們得力的助手。他們幫忙照顧病人，給病人送藥和送餐。當時很多護理師都在專科病房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照顧病人。(後來就得擔負很多雜事，包括表格填寫、電腦資料解讀等，臨床工作變少，比較像是行政助理。)我們只要碰上複雜的病例，免不了需要護理師的幫忙。住院醫師要是膽敢對他們傲慢或擺出優越的姿態，事後都會悔不當初。

手術的準備。(Source: COD Newsroom@Flickr)

除了從病房和開刀房獲得實戰經驗，住院醫師的正式教育也很受到外科主任和科裡的重視。每個星期，我們都得參加全院學術研討會，在教授的帶領下討論各種臨床主題。之外，還有著重某一專科病例的專科討論會。死亡與併發症病例討論會更是重要的學習過程，這樣的學術討論會已有一百年的傳統，自一九八○年代以來更是醫院評鑑的重要項目。這種會議不是為了懲罰、攻擊同事，而是以客觀的角度討論手術上的失敗、造成的死亡和錯誤，以記取教訓，改善給病人的醫療照護品質，有時甚至可以對醫院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當住院醫師的我們總是在下面靜靜聆聽，看主任質問負責醫師細節、聽取整個病例的報告，及討論哪裡出錯，以後該如何改進。病理科醫師會帶來死者的器官或播放相關幻燈片讓我們看。在那個年代，由於還沒有造影技術，我們必須從病例報告找尋蛛絲馬跡，判別疾病的症狀和徵象。這是科裡的重要會議，不對外開放，可說是督促我們自律的重要動力。

住院醫師訓練還包括一個小時的主任床邊教學。主任會指派住院醫師輪流就一些特別的病例進行摘要報告，大家都站在病人床邊聆聽。主任聽完報告，接著為病人檢查，然後對剛才報告的住院醫師提出一連串問題，包括該病症的種種面向、併發症以及治療等。住院醫師莫不覺得這個小時有如永恆一樣漫長。

如果病人已開完心臟手術(當時這種手術還不常見)，主任就會考問人工心肺機的細節。要是碰上大範圍燒燙傷的病人，負責報告的住院醫師就得充分了解水及鹽分的代謝、體液轉移的危險及未來照護計畫。如果病人正在使用呼吸器，主任就會問人工呼吸器的設計、肺部治療，與氧氣濃度等問題。萬一有人一問三不知，那就好看了！這樣的教學讓人印象深刻，而且讓我們明白，住院醫師必須負起病人照護的全部責任。這些都是影響我們畢生的學習經驗。

雖然波士頓相對來說還算是個寧靜的城市，但在急診室工作的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我們為病人固定骨折、打石膏、縫合撕裂傷、處理比較小的燒燙傷傷口。我們必須學會辨識婦科感染病症，並幫病人治療；也要會診斷急性闌尾炎。那時，到我們醫院來看門診的病人不多，急診倒是門庭若市：有人車禍受傷被送來救治，還有被刀刺的，偶爾也可看到槍傷病人。

外科手術的進行 (Source: Phalinn Ooi@Flickr)

我們也照顧不幸遭到強暴的女性。有的病人因為腹部劇痛而來求診—有的已出現胃腸穿孔，有的則是胃潰瘍出血。有些年輕女性找密醫墮胎出現併發症而來急診，儘管我們盡了全力，還是救不回其中一些人的性命。如果我們應付不了，就會向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請求支援。有時確定是急性闌尾炎或腸阻塞，必須馬上動手術，經常也會讓我們自行上陣。

醫學生為何選擇外科？ 

當然，我們也有想要放棄的時候。人畢竟不是鐵打的，工時長，加上每兩天就得值班，常覺得自己累到虛脫。

還記得在全院學術研討會上，常看到坐我旁邊的人呼呼大睡，實在不知為何坐在前排的人能那麼精神抖擻。有時碰到複雜、漫長的手術，得站好幾個小時幫主刀醫師拉鉤，站到最後不禁對未來心灰意冷。值急診時，病人一個接著一個來，很多是得性病的，還有幾天前才來縫過傷口、再度因為撕裂傷上門的酒鬼，而且要處理許許多多無可逆轉的病症。有時，我不免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才會選擇這一行。特別是孩子漸漸大了，在他們的成長歷程中，我總是缺席。

如果我們知道外科這條路如此艱辛，為什麼要選擇跳進去？

我們在當醫學生時期總是喜歡猜測同學會走什麼科。不久，我們就發現這種選擇和人格特質大有關係。選擇走內科的好學深思，喜歡與人討論複雜的問題，並設想解決方式。他們會長期追蹤病人的情況。決定走放射科的，我們猜想可能比較不喜歡面對人。那時的病理科仍是一門新領域，吸引了一些喜歡長時間待在實驗室看顯微鏡，或上圖書館找資料的人。他們對臨床上的各種謎題感到好奇。走精神科的人則對人際之間的互動與關係特別感興趣，但有幾個人似乎也有自己的心魔。

幾十年來，每一屆醫學院畢業班總有四分之一的人會走外科。這些人往往天性樂觀，而且具有領導天分。他們精力旺盛，知道努力的方向，而且多才多藝：有人是運動好手或是精通某一種樂器。他們喜歡解剖學，對各式各樣的疾病和異常都很感興趣，願意去看、去摸，也樂於接受挑戰。他們欣賞外科教授的務實，也擁抱自己的理想，希望有朝一日能以高超的技藝迅速止血、縫合漏洞、修補心臟，或為病人重建顏面。

外科手術的進行 (Source: Phalinn Ooi@Flickr)

在一九六○年代初期，想到器官移植可能成真，更令外科新鮮人嚮往。每一個走外科的人，都希望用自己的雙手，幫病人解決重大病症或是急症。那時急診醫學尚未成為獨立的專科，因此外科醫師有時也必須應付突如其來的緊急病症。

儘管訓練計畫競爭激烈，大多數的住院醫師都以自己能熬下去、成為外科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很少有人會為這幾年的辛勞而後悔。辭職是前所未聞的事。

雖然我們每天工作很多，但也不斷從手術和照顧病人中學習。醫療現場高潮起伏，我們常碰到一些完全想像不到的情況。我們這群住院醫師就像生死與共的兄弟，大家同心協力照顧需要幫助的病人。沒有人質疑自己為什麼要承擔那麼大的責任，我們和家人都安之若素。科裡很多大老就是我們的恩師，教我們注意治療的細微之處，留心手術的適應症和複雜性。他們也會告訴我們哪些研究是值得做的。我們漸漸融入這個瞬息萬變、充滿創新與動力的環境之中。

那些年，一眨眼就過去了。

等到我們完成訓練，可以獨當一面收自己的病人時，已準備好面對各種情況。我們把春青歲月和精力奉獻給外科，不只是希望在例行手術中為病人解除病痛，更希望有能力面對突發的考驗。面對新的情況之時，我們必須當機立斷，不管做了什麼決定都無法反悔。所幸我們長久下來累積的經驗，使我們養成這樣的能力。我們也培養出高超的耐力。很多手術需時很長，就像跑馬拉松，沒法停下來，因此只能撐到最後。我們在醫院上班時間很長，因為住院病人需要照顧。我們必須在關鍵時刻陪伴在病人身邊，一直到他們出院。

在我受訓的過程中，有段時間我進行研究工作，加上服役，因此訓練時間拖得很長，直到三十七歲才升上外科主治醫師。拖了這麼多年才熬出頭，我卻沒有在一夕之間翻身的感覺。我當住院醫師的第一年薪資是七千五百美元，最後一年是一萬五千美元，而升上主治醫師的第一年是二萬七千美元。

所有成功的外科醫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也就是在開刀房中充滿自信的站在病人旁邊。病人全心全意相信你能救他，而且已接受麻醉。你用穩定的手在無菌的皮膚上劃下切口，接著打開病人的體腔，執行手術。有時，你要是不開，病人就沒有存活的希望。你得時時提醒自己，你正在用刀侵入病人身體，而病人跟你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也有靈的人，絕非標本或只是一個直腸癌的病例。

然而，開刀時要保持絕對的冷靜客觀與疏離，完全不能感情用事，如果要用人性的眼光來看病人，有時可能會有困難。為了解決這個複雜的心理問題，我只能在術前和術後盡可能為病人的身體與情感需求著想，但在手術當下，則專心處理病症。

雖然很多人會用「自我中心」來形容外科醫師，「高傲」也許是更正確的字眼。外科醫師熱切希望用雙手和頭腦幫助病人，堅信開刀對病人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有人說，一位外科醫師要花十五年才能成熟：五年學習開刀，五年學習什麼時候開最好，還要再五年的磨練才知道何時不要開。明智判斷的能力與經驗累積都需要時間。外科醫師也得有堅強的信念，只要是為病人好，再怎麼辛苦、困難，都得去做。

但是外科醫師還是難以擺脫刻板印象，有一位作者就曾如此描述庫欣：「他幹的這一行是全世界最不謙虛的職業，而他正是這一行中最不謙虛的人。」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外科大歷史：手術、西方醫學教育、以及醫療照護制度的演進》

一位外科醫師要花十五年才能成熟：
五年學習開刀，五年學習什麼時候開最好，
還要再五年的磨練，才知道何時不要開。
《外科大歷史》講述了現代外科的發展故事，
並描述各種醫學創新，
包括：麻醉問世、感染的預防、抗生素、胰島素和現代藥物的發展運用，
以及現代醫學教育與各種手術方法的改革，
外科醫師的能力因而提升到前人無可想像的地步。

著名的德裔美國史家彼得‧蓋伊（Peter Gay），在其系列研究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感官經驗史《感官的教育》中提到，對於十九世紀的人們而言，那是個「快速列車的時代」。隨著火車、鋼軌路基和信號系統的持續改進，火車的速度越來越快，鐵路也成為一種流行的隱喻，新的感官刺激紛至沓來，這表達了十九世紀的急遽變遷，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們的困惑與焦慮。

同樣的時代轉變造成的感官體驗與人心變動問題，我們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彼岸過迄》中亦可見到。時代轉變、東京、市營電車、站台、紅色鐵柱、年輕人、城市，成為小說中常出現的用語與書寫。

1930年代的台灣似乎也有這樣的現象，城市的劇烈改變帶來日常生活的種種方便與不便，成為作家、地方菁英的城市書寫、個人日記或旅遊雜記的重要內容。透過當時地方菁英的私生活書寫，搭配報刊新聞與廣告，我們更能清楚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

其中，「物」的體驗，成為我們觀看這場感官文化之旅的重要切入點。

觀光時代

日本的著名旅行史作家富田昭次在《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就曾明白指出，近代的日本可稱做是觀光的時代，各種交通工具的改變帶來的快速移動，不僅改變了城市地景，也改變了人們的感官體驗。觀光時代帶來的最大變動是旅行方式的改變。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點出了這個時期旅行制度化的特色。呂紹理認為旅行「制度化」，正是旅行活動最重要的發展方向與特質。

從外在因素來看，生活作息型態改變、星期制時間系統的出現為旅遊活動提供了時間誘因；交通網路的綿密化和交通工具的快速提高旅行活動的效率，而殖民政府希望藉由旅遊以使人們觀看到統治的進步，這股政治力則成為制度化的重要推力。而內在方面，旅遊機構及旅館系統的出現，以及旅遊手冊的出版，則為旅行提供更方便的條件。這些都是使得旅行朝向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以《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リズム》著稱的日本學者曾山毅則提出：「觀光產業做為一種近代性的裝置被導入台灣的同時，亦反映出來自宗主國日本的文化影響。」換句話說，日本旅館或料理店的擴展、溫泉的開發、地名的日語讀法、日語書寫的旅遊指南等，在在顯示出殖民地台灣的觀光產業實為內地延長的側面。這表示研究日治台灣史不能只看台灣，還要瞭解當時的日本史甚至是世界動態。

當然，要瞭解作為現代性表徵之一的「觀光時代」，絕非僅靠旅行生活，可能還要多加理解東亞當時的城市文化、消費社會、日常生活、飲食慣習等各方面才有可能。

東京的一天

提到城市文化，就不得不說竹村民郎的名著《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本書一開始就以「大正人的一天」揭露時代的變化。作者帶著我們坐上時空機，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本，讓我們看到當時的大正日本是怎麼模樣。

首先他以日本的縮影──對住在東京的中產階級為觀察的對象，探查他們在大正九年（1920）五月一日的家庭生活。在這章裡，作者從主人翁B先生一早的上班講起，提到報紙劃時代的發展、戰爭的餘煙、經濟蕭條的暴風雨、市營電車車站、交通擁擠、高橋財政的崩壞、十二點的午砲、消費殿堂三越百貨、大正時代的洗衣、婦女的家務勞動、電影與歌劇之都、1920年賣座的戲，一直到掛鐘敲響了十一點的鐘聲，這對夫婦入睡為止，此時「東京的夜幕靜靜落下，B家的燈光熄滅了，大正九年五月，這個城市一片混亂。有的東西被東京的強烈文化衝擊給打倒了，有的東西卻從中獲得了更為堅強的力量，重新站立起來」。「大正人的一天」的觀看視角或許是我們探討昭和台灣的現代性的很好借鏡。

移動

近來有關「移動」的課題，成了日本帝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像是阿部純一郎的《〈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國史》，就從作為統治技術的觀光、博覽會及田野調查，探討日本帝國在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各種的觀光活動、移民的人群移動，產生的不同族群間的接觸，進而形成不斷的「比較」，主題涉及：人類學調查、博覽會、原住民展示與觀光、國際觀光。

交通的變革是促成日治台灣民眾得以大量移動的關鍵，尤其是鐵道交通的改善。鐵道網的範圍擴大，載運著民眾由次要城市往大都市移動，改變了近代東亞的空間距離。小牟田哲彥的新書《大日本帝國の海外鐵道》說的就是這種故事。本書從旅行的角度切入，介紹了日本帝國海外領土如台灣、朝鮮、關東州、滿州、樺太（庫頁島）、南洋群島的鐵道史特色。

在1930年代的台灣，日記中常會透露出民眾會透過鐵路交通北上到台北這座大都會。例如1930年9月16日的《黃旺成日記》就提到，這位新竹的地方教師黃旺成在午後一點多時坐急行列車北上，經35個車站才抵達基隆，這時天色已暗。這種鐵道帶來的速度感，黃旺成是這樣描述的：「急行車之速也，自豐原至基隆三十五驛，只苗栗、竹南、新竹、桃園、臺北、八堵六驛車暫停人上下而已，餘俱馳過。」

台南佳里小鎮醫生吳新榮的日記也提到，他常從台南坐夜車到台北，一趟下來，天亮就可到目的地。1940年12月31日就記有他為了到基隆海關接從南京回來的父親及弟弟，特地北上，那趟車坐的是夜行快車，但卻不怎麼舒服，是在很擁擠的情況下才到了台北。吳新榮說道：「昨晚為了搭乘夜快車北上，先到了臺南。‧‧‧。晚上十一點四十分的快車，擠得無立錐之地。今晨到了臺北站下車，沒睡好又加上疲憊，倍感旅途之苦。」

急行夜車是當時民眾南北移動時常利用的搭車時段，省去住宿費或許是重要考量，但除了擁擠的感覺外，有時就算有位子，但冰冷的座椅仍是相當不舒服。吳新榮在1940年2月13日就提到，有次搭夜車由台北返回台南時，剛好有艘日本內地的船班到達，使南下的火車顯得特別擁擠。吳新榮搭乘的是十一點多的快車南下。數天來的疲勞，一下子全都湧現，只能冷冰冰地在三等列車冷冰冰地地睡了一晚，直到嘉義站時才醒。

自行車

除了鐵道交通的便利之外，腳踏車的出現也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項新式交通工具。吳新榮就常提到自行車的便利性比汽車還好，像是1942年9月的日記中就記載：「昨夕，和李自尺、黃騰，三人騎腳踏車到臺南去，比不按照時間開車，而且經常故障的汽車方便又輕快。」

一般學者較少注意到這方面的課題，倒是我們可以在小說家的創作中見到腳踏車的重要性。吳明益近來的暢銷作品《單車失竊記》是我去年讀過最好也最有啟發的小說，其中有段文字引發我對日本時代自行車（自轉車）歷史的興趣。小說中有些情節裡的人物提到日治時期台灣自行車的清況，像是：「明治到昭和時代，日本最知名的車款之一，就是後來影響了台灣一個世代製車工業的『富士霸王號』」。

從報紙廣告可看出自行車在日治時期受歡迎的情形。《台灣日日新報》中有相當多的自行車史料，一般常見有以下幾種：自行車遠乘會、競技比賽、自行車取締、自行車數量增加、日米商店舉辦內地旅行、自行車竊案、自行車課稅、自行車更換鑑札、自行車交通意外、日米商店募集海報圖案、ラーヂ商標問題、自行車贈品抽籤等等。

此外，有相當一大部分是失竊的新聞。

當時新聞常以「自行車泥棒」的字眼下標題，自1920年代之後，這種社會事件有增無減。若仔細分析這些社會新聞，雖然偶而會見到一兩條單一腳踏車的竊案新聞，但大多數仍是有關竊盜的數量及龐大金額的描述。

當時竊賊最常下手的地方有總督府、圖書館、法院、醫院、銀行等地的自行車停車場。此外，官衙及會社門前也是歹徒竊盜的好目標。他們常會數人合作，彼此照應進行偷竊。

自1920年代起，自行車已經從奢侈性消費變成大眾性消費。一則1920年8月7日的新聞顯示，當時全島約有七萬台自行車，總金額估計破三百萬圓。若以人口比例來看，這數量是排在日本帝國的首位。若以每台價格換算，平均一台約五十至八十圓。若是比較好的車種如富士號，日本會社資料《日米富士自轉車八十年史稿》則記載富士號一台要價135圓。

此外，從當時台北的自行車的總數量，也可以見出當時民眾的自行車擁有率已經相當普遍。

以台北為例，1919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有統計，光是當年四月底，就有五千八百台自行車，到了十月底，又增加了約一千輛。當時的商店及有外送的料理店，幾乎都擺有兩三台自行車在門口。到了1929年，各地政府才藉由自轉車鑑札交換（證明書）的機會課稅，因而對於數量有更精確地掌握，像是台北州就有三萬輛以上的自行車。1932年，新聞更提到臺北市區幅員廣闊，不論上中下層階級，都迫切需要自行車，連台北醫院院長，又或者是杜聰明博士，也靠自行車通勤上下班。

讀者若想要進一步瞭解自行車如何帶來日常生活的便利性，這項商品如何從日本影響到台灣，有關自行車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之間的環節自然不能忽視。像是近來神奈川大學經濟學教授滿薗勇的新書《日本行大眾消費への社會胎動：戰前期日本の通信販售と月賦販售》，裡頭就提到當時日本是如何透過產業、同業組織、自行車商店、目錄與消費者建立起販售網絡。

戰時體制下的空襲

移動不僅與交通工具的變革有關，戰爭有時也會帶來各種的移動。

從1944年10月起，吳新榮感受到連續五天空襲經驗，平均每天有一千架飛機來襲，是島內前所未有過的大規模空襲。面對連續空襲，吳新榮規劃了好幾處可以避難的處所：有將軍老家、下營的徐清吉、北門的漢醫大舅張善惠、麻豆的李自尺、白河的黃奇珍。為了防範空襲，他還特地將由賽璐璐所製造的易燃物品移動至物後安置。

在這幾天的空襲中，吳家不僅自己躲空襲，在吳新榮父親的安排下，還接待從臺南來的朋友躲在小雅園。吳新榮在日記中寫道：小雅園自空襲後，就開放舊的防空壕讓來自琉球的逃難民眾開放，估計可以容納五家三十多口人家。此外，我們得知，當時逃難的民眾還有來自南方的屏東及高雄，或徒步或坐牛車的準備逃往虎尾、臺中。看著這些人疲憊的樣子，使他深深感受到戰爭的現實及民眾的命運。

在沒有空襲的日子，吳新榮還是要趁空檔外診。1945年4月9日，他就搭著人力車到台南七股篤加村幫人看病，一路上經過的是因為陣地構築而破壞的道路，路況相當殘破。

消費文化與感官新體驗

觀察日治台灣的城市文化發展，消費文化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

早在1999年，研究廣告史著稱的山本武利就編了《百貨店の文化史》論文集，透過百貨公司的出現探討消費社會的展開。近來更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近代日本消費社會的特色。像是剛出版的日文新書《歷史のなか消費者：日本における消費と暮らし，1850-2000》（《日本的消費與日常生活，1850-2000》）。本書2012年時先以英文本出版，參與計畫的為日英學者，受到英國日本研究協會及大和日英基金的資助，開始以比較視角及世界史脈絡，研究日本近現代的消費史。

該書導論寫的相當精采，引用了中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提到卜正民、柯律格、Samuel Adrian M. Adshead這三位史家的著作。這已經不是以往經濟史、社會史所能單獨處理的課題，其中包含有許多文化史及全球史的新視角。這裡頭文章主題都相當有意思，涉及的課題有：家事勞動、家庭用品與女性、消費生活、砂糖消費、纖維產業、和漢藥業、鐵道旅客、郵務與消費、通信販售及消費主義。

在解讀消費文化的過程，物質文化的歷史，提供了我們重要的依據。

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等學者合編的《モダンガルと殖民地的近代》（《摩登女性與殖民地的近代》），雖然出版已有五年，很多文章仍深具啟發性。內容不僅涉及性別，還有物質文化、消費社會、感官、視覺文化、廣告、政治、殖民地及帝國。書中洪郁如的殖民地台灣的摩登女性與流行服飾的研究，就指出在1920年代後期，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因身處上流階層，受西式教育影響而開始穿著洋服，形成「モダンガル（摩登女性）」的風潮。這些文章中，我最喜歡的是足立真理子的資生堂與香料石鹼的研究，既有企業史的關注，也將商品與現代性氣味、嗅覺感官結合在一起探討。但這部份文章仍然是少數，未來若要進一步發展感官史的研究，有關香料的株式會社材料，如《長谷川香料八十年史》、《高砂香料八O年史》，則需有系統的蒐集與整理。

有關服飾與消費文化的研究，最新的研究可參考吳奇浩的博士論文〈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吳奇浩指出1930年代，女性從常服到禮服都開始普遍西洋化，女性洋服成為一股強大的流行風潮。相較於服裝已經受到許多史家的關注，飲食史的領域則有待開展。

味覺的現代性

有關日治台灣飲食史的研究，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曾品滄已有許多開創性的著作。曾品滄指出學界研究重點已從飲食史轉向到食物史，不再只是討論吃什麼，怎麼吃，而是更深入討論食物在人類生活中的意義。因此，觀察的焦點會隨著農產品的流動，擴大到儲藏、加工、運輸、銷售，甚至是食物消費方面。但食物與味覺、感官方面，仍有待加強，例如味素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

味素是日本在明治四十年（1907）年，由合資創設鈴木製藥所的池田菊苗博士結合當時的化學工業，從昆布中萃取而出的「鮮味」(うま味)，一種在傳統五味：甘、鹹、酸、苦、辛，另外新發明的獨特味道。1908年，他與鈴木三郎助以這項具有酸鹽成分的調味料製造法，取得14805號的專利權。剛開始時，曾一度取名為「味精」，隨後才定名為「味の素」。

透過探討味素的東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方式，我們不僅可以理解日治時期日本產業史發展的特色，也可以明瞭日治時期受日本勢力影響的幾個東亞地區，是如何接受了這項新商品，並進行了一場感官與味覺文化的新體驗。這裡頭有味素發明與化學工業的技術史與產業史問題、有負責販賣活動的株式會社鈴木商店的企業史與經濟史課題，有在海外銷售與推廣的廣告與消費文化的文化史面向，也涉及與二十世紀的飲食文化變遷有關的感覺史。此外，在戰時體制下，其因應與變化，更涉及殖民體制的政治史課題。因而，透過味素的全球視野研究，我們更能理解一項商品的全球化特色。

如同專攻近代日本物質文化史與都市空間的Jordon Sand在《帝國日本の生活空間》所說，味素的例子告訴我們的就是一個人工的味覺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故事。

然而這個不起眼的小小調味料並未引起學界太多的討論。味素的歷史研究所關注的重點不僅是在味素如何透過當時的化學工業，打造出調味料的重要品牌，還需以全球史的視角，探討這個企業是透過何種方式打進海外市場？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很少有商品，能像味素行銷地如此成功，即又國際化，也有在地化特色。

用「物」書寫感官的歷史

如何書寫一部「物」的日治台灣史，尤其是以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為焦點的研究，我在《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有初步探討，近來西方的情感史／感覺史研究則提供了更多可參考的範例。有關這方面研究可參考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在2012年11月號，「情感的歷史研究」的對話專號。有的學者則以跨學科的方式討論如何透過物質文化來理解情感史，例如紡織品、肥皂或繪畫，這部分可以參考2013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Emotional Objects: Touching Emotions in Europe 1600-1900”。

其次，還可以參考Peter Gay的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五卷本研究，特別是《感官的教育》這一冊。研究者也可從情感延伸至感官的文化史，例如嗅覺、味覺與聽覺的感官歷史，可參照法國史家Alain Corbin的氣味的文化史名著《惡臭與芳香》（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Mark M. Smith的Sensing the Past: Seeing, Haearing, Smelling, Tasting, and Touching in History，更提出視覺、嗅覺、味覺及觸覺等主題，主張「感覺史」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正如同Smith所說，「隨著感覺史的研究變得越來越清晰，我想許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將會被選入新的教科書中。這完全是合乎時宜的，因為我們對嗅覺、聽覺、味覺及歷史的紋理質地越是疏忽，我們就越是只能重複一種修辭，而將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學生，排除在多元的歷史之外」。

正是這種強調跨界、跨區域、全球史及物質文化的視角，提供我們很好的方法論基礎去思考物的台灣文化史的寫作。在此研究脈絡上，無論處理的是鐵道、博物館、旅館、料理店，亦是自行車或味素，都不再只是單純的日治台灣物的文化史書寫，背後還隱含東亞的消費社會發展下的帝國、商業、技術與各種人群移動。

本文並非完整的學術性研究討論，而是一篇日治台灣感官史研究趨勢的幾點思考，所針對的是閱樂書店即將要在5月6日所舉辦的「書沙龍」演講。文中引用的著作多為日文與英文的感官史專書，事實上，近來台灣已有愈來愈多的年輕研究者，投入日治台灣文化史的研究，但多為單篇論文，日後若有機會，將再另外改寫本文成專論探討這方面的成果。

延伸閱讀書單

Mark M. Smith, Sensing the Past: Seeing, Hearing, Smelling, Tasting, and Touching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ress, 2007.

Penelope Francks, Janet Hunter, 《歷史のなか消費者：日本における消費と暮らし，1850-2000》，法政大學出版社，2016。

ジョルダン・サンド(Jordon Sand)著, 天内大樹譯，《帝国日本の生活空間》，岩波書店，2015。

小牟田哲彥，《大日本帝國の海外鐵道》，東京堂，2016。

山本武利，《百貨店の文化史》，世界思想社，1999。

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等編，《モダンガルと殖民地的近代》，岩波書店，2010。

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上海三聯書店，2015。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全集》1-11，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麥田，2011。

彼得‧蓋伊（Peter Gay），《感官的教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阿部純一郎，《〈移動〉と〈比較〉の日本帝国史:統治技術としての観光・博覧会・フィールドワーク》，新曜社，2014。

夏目漱石著，林皎碧譯，《彼岸過迄》，蔚藍文化，2015。

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蔚藍文化，2015。

滿薗勇，《日本行大眾消費への社會胎動：戰前期日本の通信販售と月賦販售》，東京大學出版社，2014。

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蔚藍文化，2014。

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想要了解人類的天性、歷史和心理，就得想辦法回到那些狩獵採集的祖先頭腦裡面，看看他們的想法。

在智人的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靠採集為生。在過去兩百年間，有愈來愈多智人的謀生方式是在城市裡面勞動，整天坐辦公桌；而再之前的一萬年，多數的智人則是務農或畜牧；但不論如何，比起先前幾萬年都在狩獵或採集，現代的謀生方式在歷史上不過都只像是一瞬間的事罷了。

演化心理學近來發展蓬勃，認為現在人類的各種社會和心理特徵早從農業時代之前就已經開始形塑。這個領域的學者認為，即使到了現在，我們的大腦和心靈都還是以狩獵和採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維。我們的飲食習慣、衝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現在的樣貌，正是因為我們還保留著狩獵採集者的頭腦，但所處的卻是工業化之後的環境，像是有超級城市、飛機、電話和電腦。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比前人享有更多物質資源、擁有更長的壽命，但又覺得疏離、沮喪而壓力重重。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想理解背後的原因，我們就需要深入研究狩獵採集者的世界，因為那個世界其實現在還牢牢記在我們的潛意識裡。

舉例來說，高熱量食物對人不好，但為什麼老是戒不掉？

現今的富裕國家都有肥胖的問題，幾乎像瘟疫一樣蔓延，還很快地將魔爪伸向發展中國家。

如果我們不想想採集者祖先的飲食習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們一碰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難以抵抗。當時他們住在草原上或森林裡，高熱量的甜食非常罕見，永遠供不應求。如果是個三萬年前的採集者，想吃甜食只有一種可能：熟透的水果。

所以，如果石器時代的女性碰到一棵長滿甜美無花果的樹，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為止，否則等到附近的狒狒也發現這棵樹，可就一顆也吃不到了。

於是，這種想大口吃下高熱量食物的直覺本能就這樣深植在我們的基因裡。就算我們今天可能是住在高樓大廈，家家戶戶的冰箱早就塞滿食物，但我們的DNA還記得那些在草原上的日子。正因如此，我們才會不知不覺就吃完一整桶的哈根達斯，可能還配著一大杯可口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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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ars Plougmann＠Flickr)

在現代的富裕社會，平均每週的工時是40-45小時，發展中國家則是60到甚至80小時；但如果是狩獵採集者，就算住在最貧瘠的地區（像是喀拉哈利沙漠），平均每週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時。他們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獵一次、每天採集3-6小時。一般時期，這樣就足以養活整個部落了。

而很有可能大多數的遠古採集者住的都是比喀拉哈利沙漠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物料所需的時間還要更少。最重要的是，這些採集者可沒什麼家事負擔。他們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磨地板、不用換尿布，也沒帳單得付。

這樣的採集經濟，能讓大多數人都過著比在農業或工業社會中更有趣的生活。

像是現在，如果在中國的血汗工廠工作，每天早上大約七點就得出門，走過飽受汙染的街道，進到工廠用同一種方式不停操作同一臺機器，時間長達十小時，叫人心靈整個麻木。等到晚上七點回家，還得再洗碗、洗衣服。

而在三萬年前，如果是個在中國的採集者，可能是在大約早上八點離開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採採蘑菇、挖挖根莖、抓抓青蛙，偶爾還得躲一下老虎。但等到中午過後，他們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來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聊聊八卦、講講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鬆放鬆。當然，有時候是會碰上老虎或蛇沒錯，但另一方面來說，當時倒也不用擔心車禍或工業汙染。

在大多數地方、大多數時候，靠著採集就已經能得到充分的營養。

這其實很合理，畢竟這正是人類在先前數十萬年間的正常飲食，人體早就完全適應而且適合。骨骼化石的證據顯示，遠古時期的採集者比較少有飢餓或營養不良的問題，而且比起後來的農業時代，他們身高較高，也比較健康。雖然平均壽命顯然只有30-40歲，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兒童早夭的情形十分普遍。

只要能活過危機四伏而意外頻傳的生命早期，當時的人就大多能活到60歲，有的甚至還能活到超過80歲。在現代的採集社會裡，只要女性能活到45歲，大概再活個20年就不是問題，而總人口的5-8%也都活到超過60歲。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十萬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個人種，
但今日，只剩下一個人種：智人（Homo sapiens），亦即明智的人種。

但是我們真的明智嗎？
從只能啃食虎狼吃剩的殘骨的猿人，
到躍居食物鏈頂端的智人，
從雪維洞穴壁上的原始人手印，
到阿姆斯壯踩上月球的腳印，
從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到科學革命、生物科技革命，
我們是如何登上世界舞臺、成為萬物之靈的？

作者：岡田英弘

蒙古帝國的構造

蒙古帝國之所以可以不斷擴張的主要理由，在於自匈奴帝國以來的遊牧王權特徵。為了維持王權，君主必須不斷地提供部下的遊牧戰士掠奪的機會，或是必須不斷地賞賜財物，以確保獲得眾人的支持。如果不這麼做，那麼獨立性強的部下們馬上就會轉而支持別的君主。因此，不斷地征戰，是滿足部下最快的方式。

蒙古帝國內部多數遊牧君主的封地並列，被稱為「兀魯思」（ulus）。一個兀魯思的構成包括專屬的遊牧民族集團和他們的家畜，以及可以從專屬的定住民徵收財物和勞力的特權。總共有四大兀魯思。東亞是忽必烈家的「大元」，也就是元朝。中亞是察合台家的「察合台汗國」。西亞是旭烈兀家的「伊兒汗國」。

東歐則是朮赤家的「欽察汗國」。這些是最大的兀魯思，其他還有許多小的兀魯思。經常有人說「蒙古帝國分裂為四大汗國」，但這是不正確的說法。蒙古帝國從創立者成吉思汗的時代開始就已經有許多的兀魯思，就算是大汗，能夠直接統治的也只有自己直轄的兀魯思，而沒有介入其他兀魯思內政的權力。

由蒙古人組成的眾多兀魯思之所以能夠統合成為蒙古帝國，是因為蒙古人對成吉思汗人格的尊敬，以及相信成吉思汗被賦予神聖的天命，要來征服世界。成吉思汗就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也就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國全境堅守被稱為「成吉思汗原則」的思想，能夠繼承成吉思汗血統的只有父親方的男子，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使用「汗」的稱號。

為此，蒙古以前各個遊牧部族的名字或氏族全部消滅，取而代之的是蒙古的氏族名稱。也就是說，中央歐亞的遊牧民族幾乎全部被歸入蒙古人的社會組織當中，變成了蒙古人。只有吉爾吉斯人和土庫曼人是例外。原本阿爾泰山脈以西的蒙古人在進到西元十四世紀後改信伊斯蘭教，開始使用突厥語。然而，他們的思想依舊是蒙古人的思想，並沒有因此變成突厥人。

1300年以後元朝及其汗國的大致版圖。其中西亞深灰色部分為後來後蒙古勢力建立的帖木兒帝國。

蒙古帝國創造的各國國民

蒙古帝國從西元十三世紀起留給後世的不是只有中央歐亞的遊牧民族。歐亞大陸的定住民有很多也受到蒙古帝國的影響，逐漸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樣子。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印度人、伊朗人、中國人、俄羅斯人、土耳其共和國的土耳其人。

成吉思汗的次男察合台，其子孫的領地從阿爾泰山脈一直到阿姆河為止，但西部領土在西元一三六○年代被巴魯剌思氏蒙古人帖木兒所奪。帖木兒將根據地置於撒馬爾罕，四處征戰，在他這一代就已經在中亞建立起了大帝國。但因為他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因此不能使用「汗」的稱號。帖木兒死後，北方朮赤家的烏茲別克人南下，於西元一五○七年滅了帖木兒帝國。帖木兒的子孫巴卑爾逃往北印度，以德里為根據地，建立了蒙兀兒王朝，這就是印度蒙兀兒帝國的起源。

「蒙兀兒」是「蒙古」的諧音，蒙兀兒帝國其實就是蒙古帝國。蒙兀兒帝國統合了印度大部分地方，到了西元一八五八年，蒙兀兒帝國最後的皇帝被英國所廢，維多利亞女王成了印度的皇帝。在英國統治之下，單一的總督府首度統合了印度半島全境，領土由西元一九四七年獨立的印度聯邦和巴基斯坦繼承。因此，現在南亞的這兩個國家都是蒙古帝國的繼承國。另外，巴基斯坦國語之一的烏爾都語是蒙兀兒帝國的公用語。「烏爾都」代表遊牧君主宮廷的意思，是「斡魯朵」的諧音，也就是「宮廷語」的意思。

在伊朗高原上，西元一三三五年，旭烈兀家的伊兒汗國血統中斷，內部紛爭不斷。西元十四至十五世紀伊兒汗國接受帖木兒帝國的統治。到了西元一五○一年，南亞塞拜然什葉派伊斯蘭神祕主義教團教主伊斯瑪儀一世，受到土庫曼遊牧民族九部族的支持，在過去伊兒汗國根據地南亞塞拜然的大不里士即位，建立了薩非王朝。

在此之前，伊朗人的居住地從伊朗高原一直到中亞的錫爾河為止，但隨著說突厥語的烏茲別克人南下，中亞的伊朗人被消滅，在中亞說著伊朗語的只剩下塔吉克人。就像這樣，薩非王朝的領土只有伊朗高原，決定了現在伊朗的國土範圍。因此，伊朗也是由蒙古帝國創建的繼承國之一。

蒙古的繼承國──中國

忽必烈家的元朝統治了蒙古高原、滿洲、朝鮮半島、中國、雲南、西藏。西元一三五一年，在華中地區發生了漢人祕密結社的「紅巾之亂」。紅巾受到祆教千年王國思想的影響，是白蓮教徒的革命組織。到了西元一三六八年，紅巾軍出身的漢人朱元璋（明太祖）在南京即位當上皇帝，建立了明朝。

明成祖朱元璋 (Source: wikipedia)

同年，元朝皇帝烏哈噶圖汗（元順帝）放棄中國，退回了蒙古高原。然而，元朝並非就此滅亡。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依舊擁戴成吉思汗家的大汗們，使用「大元」的國號。他們不承認明朝的皇帝，稱明朝的中國為「領民的兀魯思」，持續對立。

明朝雖然自稱是元朝正統的繼承者，但統治的範圍只有中國和雲南，事實上僅是漢人的王國，並非如元朝般的大帝國。朝鮮半島獨立建立朝鮮王國。明朝將軍事基地設在南滿洲遼河三角洲的高麗人地帶，這是為了阻擋蒙古高原和朝鮮半島之間的聯繫，並不代表滿洲是中國的一部分。明朝所建的萬里長城只到山海關為止，遼河三角洲並不包含在內，這就是最好的證據。

明朝的確復興了漢人的中國，但所復興的中國並非過去宋朝的中國，而是經過蒙古化的中國。明朝的制度全都受到蒙古的影響。全國人口被分類為「軍戶」和「民戶」。軍戶是世襲的職業軍人家族，民戶則是一般人的家族。這是遊牧民族和定住民的二重組織，自從契丹帝國以來就沒有改變。軍戶的城市稱作「衛」（軍團），民戶的城市則稱作「縣」。衛之下有五個「千戶所」（千人隊），千戶所之下有五個「百戶所」（百人隊）。

這是自匈奴以來，遊牧民族的十進組織法。民戶也利用十進法編制，相當於百戶所的是「里」，之下有十個「甲」。明朝的皇族率領軍隊在中國各地為王，這也是蒙古的兀魯思制度。就像這樣，明朝的制度在中國史無前例，是蒙古帝國留下的遺產。

蒙古與儒教

另外，甚至連明朝公認的朱子學儒教，其實也是蒙古帝國的遺產。儒教在黃巾之亂、東漢垮台之後失去了權威，作為一個宗教，實際上已經消滅。然而儒教留下的經典從隋朝開始成為了科舉考試的出題範圍。漢字原本沒有詞性、性別、數量、格或時態之分，用漢字所寫下的漢文也沒有文法。如果想要解讀漢文，除了參考古典中熟語的用例外別無他法。中國沒有共通的口說語，漢文是唯一的溝通手段。

因此，對於統一中國的隋朝而言，需要大量熟知漢字使用方式的官員，科舉考試就是為了要錄取這些官員，因此作詩、作文的能力成了考試的項目。作詩主要看的是押韻與平仄，測試考生是否正確知道漢字的讀音。至於作文，則在測試考生是否熟記大量的古典文書。唐朝為了科舉的考生編纂了儒教經典公認的注疏，這些注疏被稱為「正義」。

另外，在中國取代儒教盛行的宗教是崇拜祕密結社眾神的道教，以及外國居民的佛教。道教與佛教從南北朝時代開始直到唐朝，相互激烈競爭，最後獲勝的是道教。而佛教自從遭到西元八四五年的大迫害（會昌法難，「武宗滅佛」）之後，從此在中國再也沒有成為主流宗教。道教綜合佛教和儒教的教義，創造出了龐大的體系。而宋代興盛的新儒學，也就是所謂的宋學，完全借用了道教的體系，只是將術語改成儒教經典中的熟語而已。完成宋學的是出生於南宋時代的朱熹。然而，朱熹的朱子學推翻了科舉用經典公認的注疏，因此被認為是異端，遭到迫害，在南宋時代終究未能獲得承認。

保護朱子學的是對任何宗教都十分寬容的蒙古人。元朝在西元一三一五年重開科舉考試之時，朱熹的經典注疏，首度被列入考試的範圍。明朝承認了朱子學，在科舉方面給予朱子學一定程度的地位，這完全是模仿元朝的作法，並非復興了中國文化的傳統。

清朝復興蒙古帝國

明朝於西元一六四四年亡於內亂，取而代之的是滿洲人的清朝，進入北京統治中國。滿洲人就是以前的女真人。女真人的金朝在被蒙古人滅亡後，女真人依舊住在滿洲的森林地帶，接受蒙古帝國的統治。元朝退回蒙古高原之後，明朝將軍事基地設在南滿洲的遼河三角洲，授予女真人首領將校的職位，藉此拉攏女真人。

擔任建州衛都指揮使一職的努爾哈赤（清太祖）便是其中一人。他在明軍司令官的庇護之下逐漸統一女真人，於西元一六一六年宣布獨立，自稱後金汗國的大汗，與明朝開戰，佔領了遼河三角洲。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清太宗）繼承父業，於西元一六三五年派軍征服了內蒙古。

努爾哈赤 (Source: wikipedia)

元朝最後的正統林丹汗病死，皇后和皇子捧著過去元朝皇帝的玉璽向皇太極投降。如此一來，皇太極認為自己繼承了成吉思汗以來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天命，於是於隔年在瀋陽登基，當上了大清皇帝。這就是清朝的建國。八年後明朝滅亡，清朝征服了中國。

滿洲人的清朝在西元十八世紀統治了滿洲、中國、蒙古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以及西藏。雖然經常有人誤解，但其實清朝並非中國的王朝，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殖民地之一。在大清帝國，各民族適用不同的法律。滿洲人有《八旗則例》、蒙古人有《蒙古例》、西藏人有《西藏事例》、塔里木盆地中說突厥語的伊斯蘭教徒則有《回疆則例》，各自有各自的法律，而《大清律例》是適用於漢人的法律。大清帝國的第一公用語是滿洲語，皇帝與各民族之間的往來原則上使用滿洲語，漢文只有在統治中國的時候使用。

清朝的皇帝對漢人而言是皇帝，對其他民族的人而言，是自蒙古帝國以來的大汗。北京連接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是皇帝冬天的營地。到了夏天，皇帝會前往內蒙古的承德避暑，在那裡住在移動式的斡魯朵中，騎馬狩獵，展現遊牧民族首領的一面。

西元一九一一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隔年，清朝最後的皇帝宣統帝退位，大清帝國瓦解。漢人的中華民國主張自己是繼承清帝國統治權的正統政權，然而，無論是蒙古人還是西藏人，至今從來沒有受過漢人的統治，當然不會承認中華民國的統治權。外蒙古的蒙古人選出庫倫（今烏蘭巴托）的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為領袖，宣布獨立。西藏的達賴喇嘛十三世也發表獨立宣言，與蒙古彼此承認對方的獨立。無法獨立的是在俄羅斯與日本勢力之下的滿洲，以及受到漢人開發的內蒙古。至於新疆（準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也因為太過偏遠，中華民國無暇顧及，因此，中華民國實際上是僅掌管中國的共和國。

相較於中華民國，西元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過去大清帝國的所有領土。唯一的例外是外蒙古（蒙古國），依舊保持獨立。西元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為由，強調主權的合法性，無視當地住民的意願，以武力合併了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主張西藏在元朝和清朝時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事實，在理論上站不住腳。

元朝和清朝雖然都是統治中國的王朝，但兩者皆不是中國的王朝。

再加上，兩者從來不曾直接統治西藏，更不用說讓漢人統治西藏。蒙古的大汗與清朝的皇帝站在保護西藏佛教的立場，從不介入西藏的內政，而是讓西藏人自行管理。如果硬要拉出元朝時代的關係，那麼現在的蒙古國才是真正有立場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蒙古擁有中國的主權。無論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搬出的這套理論，証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蒙古帝國以及大清帝國的繼承國，否則將無法解釋現在的領土統治權。

也就是說，中國也是由蒙古帝國打下基礎的國家，是蒙古帝國的繼承國。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出版之《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的終結》

在大航海時代前，把遊牧民族放在歷史的中心，
跳出中國中心和歐洲中心論，
才能看到真實的世界史！
岡田英弘，（《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監修）

顛覆史觀之作全新修訂版！

作者：陳亮宇

@說明：20世紀初，荷蘭婦女在成衣工廠操作縫紉機的畫面。（圖片來源：Vrouwen aan het werk in een naaiatelier van de confectiekledingfabriek “N.V….）

荷事生非曾在荷蘭能源知識家：天然氣篇裡提過「荷蘭病」這個概念，描述1970至1980年代之間，荷蘭由於大量出口天然氣，累積不少貿易順差，但同時也導致國內產業退化、產品出口量下跌、失業率上升、政府社福與財政負擔加重等問題。

但由於當時文章主軸在介紹荷蘭的天然氣資源，對於荷蘭從「荷蘭病」恢復的過程沒能著墨太多。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好好探討「荷蘭病」的原由，以及荷蘭又如何從中康復。

事實上，荷蘭罹患「荷蘭病」的原因，並不單只是出口自然資源而已，還有幾項重要因素，像是為了建設福利國家體系帶來的影響。患病以後，荷蘭全國上下耗費了將近20年光陰，才逐漸擺脫相關症狀，甚至還曾在21世紀前後，創造出一段受到國際矚目的「荷蘭奇蹟」（Dutch miracle）。

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先分享20世紀以來，荷蘭究竟如何得到「荷蘭病」，以及她的病徵有哪些。在20世紀的荷蘭病與隨後的荷蘭奇蹟（下）篇中，我則繼續討論當時的荷蘭政府開出哪些藥方來診治，民間又如何配合，才逐漸擺脫「荷蘭病」的問題，甚至達成21世紀前後的「荷蘭奇蹟」。

荷蘭病的背景：邁向福利國家之路而種下的病因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荷蘭還稱不上是所謂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s）。直到1947年，由社會福利部部長威廉‧德雷斯（Willem Dress）推行給65歲以上國民的國家養老津貼，才被視為荷蘭朝向現代福利國家的第一步。往後有好一段時間，民眾都還稱呼這位老部長為「父親德雷斯」（Vadertje Drees），以感念他的貢獻呢！

踏出邁向福利國家的第一步後，荷蘭持續在隨後幾年通過相關立法。例如，1949年規劃失業救助保險制度，1956年的《老人年金法》（Old-age Pension Act, AOW），1959年的《寡婦與孤兒法》（Widows and Orphans Law），1962年，正式將提供給雇員的孩童補貼合法化，1964年引進就業人士強制的醫療保險制度，以及1967年，確立主要的醫療保險制度；1976年，更正式通過立法，將提供給身心障礙人士的基本方案納入體制。

這項舉措被視為荷蘭作為福利國家的最後一塊拼圖，且提供的津貼額度相當優渥：上一份工資的80％。1988年時，接受身心障礙津貼的數額，已超過了80萬。當然，其中一項原因是，所謂身心障礙或失能（disability）的定義，不只涵蓋生理，也包括因工作壓力產生的心理疾病等等。在1988年，31％的新增失能個案都屬於壓力疾病。

同時，為了解決戰後以來高失業率的問題，荷蘭政府藉由工資的導引政策，技術性地壓低勞工薪資的漲幅，以使雇主能雇用更多人。這個政策不僅大幅降低失業率，對1950至1960年代荷蘭戰後經濟的復甦貢獻也很大。一批從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國家前來的勞動人口，則被以「外籍勞工」之名義雇用，從事許多社會底層的工作，可見此時期的經濟成長需求相當高。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德國納粹在二戰時期的占領，荷蘭婦女並不像如美國或英國的女性一樣，會待在工廠裡支持戰時生產。影響所及，荷蘭戰後的婦女就業率，幾乎是歐洲國家中最低的一個。甚者，婚姻也常意味著工作合約的終止。直到1973年，荷蘭才通過一項立法案，禁止雇主以婚姻或懷孕之理由解雇婦女。

於是，不過二十年光景，荷蘭的社會福利體系，就從原先不起眼的小國，擠進「福利國家」的大國之列。像是在1953年，荷蘭社會保險支付只佔國民淨收入（net national income, NNI）的5％。而1960到70年代採行相關政策以來，社會保險支付持續增加，在1970年已佔了國民淨收入的15％，更在1983年來到24％的高峰。

不過，前述荷蘭社福體系的政策方案，都是在經濟成長，以及就業率不低的年代中逐步引進的。因此，社會上僅有相對較少數的人需要請領保險金或津貼。然而，全世界在1973年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荷蘭國內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逐漸增加，越來越多民眾需要仰賴相關社福體系支持，飛漲的津貼申請人數和支付金額，衝擊到建制不久的社福體系。

尷尬的是，雖然荷蘭政府需要越來越多稅收，來提供他們原先承諾給予民眾的津貼，但直到1970年代以前，荷蘭的稅收制度，並未實質跟隨社會保險費用的利率而改變，也種下往後荷蘭病的因子。

1956年時，時任荷蘭首相與工黨領袖的Willem Drees，現身在荷蘭動物黨於海牙的一場會議，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圖片來源）

荷蘭病癥狀：失業人口與社福支出大幅增加＋過度仰賴出口天然氣所得＋政府大幅舉債

若要列舉荷蘭病的病癥，我會將他們歸納為：失業人口與社福支出大幅增加，過度仰賴出口天然氣所得，以及政府大幅舉債。首先，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荷蘭失業人口已略微上升，1970年代末期，大約三十萬人失業，到1984年前後的高峰時，失業人口已超過八十萬人，失業率已超過10％。如此高失業率，也嚴重影響到政府從就業人口獲得之社福保險收益，以及支付給失業人口之保險金之間的平衡。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荷蘭政府總支出遽增，且增加的支出中，有相當高的比率，流向超出預期許多的社會保險支出。在扣除政府稅收和保費等收入以後，政府還必須透過其他非稅收的管道，才能弭平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距。

其中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販賣荷蘭北方發現的天然氣。政府也將這些出口天然氣所得，挹注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基金。然而，此舉雖然能在短期間填補社福支出的缺口，但由於未能實際投入經濟建設的改善，只能說是治標不治本。更何況，自然資源也將有枯竭的一天。

荷蘭政府第二個主要的收入的來源是舉債。因為政府各類收入，包括販賣天然氣所得，不見得總是能與支出打平，政府因而被迫去借錢。不過十年之間，荷蘭國家貸款從1982年的六千八百億左右，飆升到1991年的一兆五千四百億。這個數據佔國家收入的比率，也從原先的43.8％來到71.0％。

同一時期，用以支付債務利息的錢，從荷蘭國民生產總值（GDP）的2％上升到將近6％。這個數據遠高於歐洲共同體（Euopean Communities, EC）中，前五大國家的平均。

於是，為了社會福利支出而負債太多的現象，成為當時荷蘭政治的焦點。畢竟，政府總不能永無止境地借錢，來填補會持續下去的社會福利支出。這個現象也成為「荷蘭病」的重要病癥。

由荷蘭天主教工會聯合會等組織在1971年發動的一場示威。（圖片來源：DIE GESCHICHTE DER NIEDERLÄNDI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另外一個延伸的問題，是當荷蘭私部門為了負擔勞工保險的成本，得增加約45％的支出時，企業只好提高出口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來因應，但如此也使得荷蘭企業較難以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公司競爭。

荷蘭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花了約20年光陰，便將整個福利國家體系建造起來。但在那之後的20年，政府與該套社福體系的負擔不斷加重，又缺乏足夠收入來彌補。即便短期間可以靠出口自然資源（天然氣）和舉債來增加財政收入，卻不是個長遠之計。

從1970年代開始，眾多內外因素導致的「荷蘭病」，開始困擾著荷蘭全國。1982年11月起擔任荷蘭首相的Ruud Lubbers，便曾在奈美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eit Nijmegen）的一場演講中，表示荷蘭已經成為一個「病人國家」。至於荷蘭人究竟如何對抗「荷蘭病」的病魔，我們就留待下集分曉了。

＊待續：20世紀的荷蘭病與隨後的荷蘭奇蹟（下）

＊參考資料
張淑勤，2012，《荷蘭史》，台北：三民書局。
黃志隆、張世雄，2005，〈就業成長的達成與社會安全的維繫──荷蘭社會改革的理論爭議和政策意涵〉，《歐美研究》，第35卷第2期，頁405-458。
Andeweg, Rudy B. and Galen A. Irwin. 2014.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the Netherlands (4th edit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Willem Drees（Wikipedia）

作者簡介：陳亮宇，大學在台灣讀政治系和公共行政研究所，現在是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除了喜歡逛荷蘭博物館，還很喜歡荷蘭零食。希望天天都有炸魚（kibbeling）、可樂餅（kroket）、小可樂餅（bitterballen）、糖漿煎餅（stroopwafel）和薯條（patat）可以吃。

本文原刊登於荷事生非 

作者： 柯利‧多克托羅（Cory Doctorow）

網路時代，內容是王道？不，閒嗑牙才是。

口耳相傳也永遠是創作者最大的助力。私交不錯的人會彼此推薦的作品，幾乎是有了銷售保證。我在書店工作時，生意上門最可靠的徵兆之一，就是兩個朋友一起進書店，其中一個拿起一本書給另一個人，說：「這本書你★一定要看，保證你會★喜歡！」

網路實際上就是口耳相傳織成的。電信業永遠比娛樂業龐大：美國娛樂業2012年賺了四千八百億美元，電信業2011年則賺進七千五百億美元——也就是說，讓人們彼此講話的生意能賺七千五百億美元。

內容不是王道，閒嗑牙才是。

※※※※※※※※※※

人們利用網路彼此交流，高談闊論自己關心、好奇的事。其實並沒有「作品流通管道」或「討論作品的管道」——在網路上，上傳商業電影的最佳場所（溫馨提醒：此舉有觸法之虞），『也』正是合法發表相關影評的最佳場所。人們不只在推特上張貼可能違法的下載連結，也張貼相關專業評論的連結。換句話說，網路固然可能侵犯著作權，卻也是散播好評的最佳管道。

更重要的是，人們在這些地方『無所不談』。如果硬要建立一個只能討論音樂、不能八卦閒聊的社群網站，結果就是死板沉悶，交流功能大打折扣。就算是癌症治療、高能物理學這種頂尖科技專業論壇，底下一定也有「八卦區」，是的，即使是書呆子也會想聊聊流行文化、個人想法，或是純粹閒扯淡。

事實上，網路剛誕生時已是如此：美國政府處心積慮、耗費鉅資建立軍事、科學資訊分享網路，使用者們也不負所託，馬上主動出擊，神速開了一個《星際爭霸戰》（Star Trek）討論區。提姆・柏納李（Tim Berners-Lee）建立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目的，原本是為了分享高能物理學研究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使用者馬上開始分享愛貓的照片、烹飪大失敗的照片，還有實驗室外靠北大雪的照片。而當然，他們也立刻開始討論《星際爭霸戰》。

交際談天是社會化的必然產品，是人類建立互信關係的方式，而對作品最難得可貴的讚譽，往往就出現在互信之人的閒扯之中（「欸，你昨天晚上有沒有看＿＿？」）。在網路上，任何媒介首先都是交際談天媒介，第二個角色才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專門論壇。讓建立、寄存、連結新媒介的方法更昂貴、更困難，只是在給交際談天設阻礙，讓它難以將路過鄉民變成為作品掏錢的消費者。 

再這樣免費分享來、分享去，會怎樣？

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畫畫能力差強人意，可是很紅。

他是物理學科班出身，後來開始塗鴉，把自創的條狀人漫畫貼到自己網站上（xkcd.com）。總之，他開始定期畫些連環漫畫，也大方提供創用CC授權（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亦即許可無限制的非商業分享。

他的作品充滿濃濃的科技風（漫畫的副標就是：充滿故事、諷刺、數學與語言的網路漫畫），幾乎每間大學的數學、科學、資訊系所辦公室都有他的漫畫海報。而且不只學校，很多研究機構也張貼他的海報，例如擁有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以及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子機構惠康信託桑洛研究院（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阿宅們對蘭德爾的景仰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但他當然不能吃讚維生。所以他開始賣周邊商品，『賣很多、很多』周邊商品。蘭哥現在跟他太太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還把客廳變成玩具球池，他跟朋友就窩在球池裡打電動打一整天。直到現在，蘭德爾還是固定每週畫畫、貼文三次。另一件例行公事則單調得多：把販售他T恤、海報的代理商寄來的支票存到銀行去。什麼叫做「美夢成真」？這傢伙的日子就叫美夢成真。

蘭德爾的漫畫越多、越出名、越常被『拷貝』，他就賺越多錢，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掌控或減少拷貝——這是正確的決定，因為他很清楚想管也管不了。（編註：門羅後來出版了暢銷科普書《如果這樣，會怎樣？》）

本文摘自行路出版之《資訊分享，鎖得住？還在抱怨盜版？可是，網路科技已經回不去了》

想找金主或是拿創作賣個好價錢的你
給作品上數位鎖，
不僅不會確保獲利，還會將協商大權拱手讓人。
應該善用「網路」這個超大拷貝機接觸閱聽人，
讓他們談起你。

想開發客源或是捧紅賺錢金雞母的產業
倘若勇於跳脫「砸大錢，壟斷管道」這舊思惟，
正視資訊科技的內情妥善運用，
不只能大幅減少營運成本，
更能與網路時代這一輩人互惠互利
穩定合作關係。

還有，身為網路時代的閱聽人與公民該知道
限制資訊分享的技術，不只會使我們的電腦門戶洞開，
隱私不保，為商業目的阻撓網路分享，還會成為有心者整肅異己的手段。

作者：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and Chauncey Monte-San

哥倫布紀念日：是1892年，不是1492年

1892 年夏天，班傑明．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總統正身陷於一場艱苦的連任選戰中。7 月21 日，他簽署了一份呼籲訂立一個新的國定假日──「發現日」的文告。發現日是表揚作為「進步與啟蒙」象徵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各級學校、教堂以及其他群眾聚會的場合都會慶祝這個節日。超過一世紀後，美國僅有兩個表揚個人的國定假日，哥倫布紀念日即為其一，另一個是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的生日。

美國總統班傑明．哈里遜 （Benjamin Harrison, 1833-1901）

雖然之前的世代視哥倫布為無懼的探索者與勇敢的冒險家，但今日的史家卻不傾向這麼寬厚的看待他。Kirkpatrick Sale 的《哥倫布與人間天堂的征服》（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將哥倫布的遺產描述為暴力、殖民主義、貪婪，以及種族主義。

Howard Zinn 所著《人民的美國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暢銷百萬冊以上，將這位水手形塑為一位狂熱的惡魔，為追求印度黃金所驅使。由於未能找到他所尋求的財富，Zinn 筆下的哥倫布轉而訴諸暴行，最終並從事人口販運，他寫道：「讓我們以三位一體之名，繼續運送所有可販賣的奴隸們。」

唉，哥倫布最近的遭遇並不好。就如同之前世代所熟悉的哥倫布遨遊「蔚藍海洋」的押韻詩一樣，史家為哥倫布所描繪的陰暗形象，也滲入大眾意識之中。南達科塔（South Dakota）與加州的柏克萊市（Berkeley），甚至在1990 年代廢止了哥倫布紀念日，將之分別改名為「美洲土著日」（Native American Day）和「原住民日」（Indigenous People’s Day）。

基於哥倫布的地位下跌，我們最近完成的研究結果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高中歷史課學生們讀到原始的哥倫布紀念日發布命令時，無不怒髮衝冠。這些學生們被要求閱讀一系列的文獻，並且將這些文獻放進歷史脈絡。在他們閱讀這些文本時，他們談論自己對這些文獻的了解，以及任何其他的聯想。

當學生們讀到哈里遜的「發現日」文告，有些學生馬上開始猛烈攻擊哥倫布。一位在高中進階美國歷史課上的學生雅各（Jacob），如此展開他的評論：

第一件跳出來引人注目的事，乃是哥倫布為「進步與啟蒙」的先驅，這當然是觀點之一，但從我過去所學，哥倫布的目的並非完全高貴無暇。無論如何，他只是想發財。想辦法找到去印度的路，顯示地球並不是平的。

此外，雅各抱怨說，這份文獻「讚揚哥倫布的虔誠信仰」，哥倫布「宣稱是一位真基督徒，但他也捕抓並虐待印第安人，所以也許他不如這份文獻所說的那麼高貴」。如果問雅客是否還想到其他的事，他回答道：「事實上，它變成了一個我們理應崇敬的紀念日，這點更糟！」

雅各的反應在這群聰明、能言善道的高中學生之中實屬平常。他基於背景知識，直接瞄準攻擊這位探索者，進行某些人可能視為是「批判思考」。批判，毫無疑問。

哈里遜總統的文告，其實與1492 年，甚至哥倫布本人沒多大關係。像雅各這樣有能力又能言善道的學生，其實錯解了這份文獻的真實故事。

歷史學家如何解讀？ 

被問到同一份文獻的意義，一群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則有著相當不同的看法，他們引用一些說法像是：

• 「擴建英雄式的萬神廟，納入先前不受歡迎的分子」
• 一份「無恥政見，為了在市中心獲得選票，而訴諸超級英雄」
• 「內戰後美國泛白人主義的開端」

不像那些一見到哥倫布的名字就發火且堅持不為所動的高中生，研究生將這份文獻視為認同政治以及過去美好選戰策略的反映。事實上，這些歷史學家幾乎根本沒有提到哥倫布。兩組人在同一份文本中看到這麼不一樣的事情，這是怎麼回事？

簡單的答案會這麼說：歷史學家就是知道比較多的美國歷史。

這顯然是對的，但也不盡然。

這群年輕的歷史學家研究過的主題，像是突尼西亞法國殖民者與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性別關係、巴黎包圍戰（Siege of Paris）與德國統一之間的關係、阿里（Ali）身故後的伊斯蘭教義分裂，但他們並不具備任何這段時期美國史的事實性知識（這知識能夠改變他們對這份文獻的閱讀）。不過，他們所擁有的，乃是一種接近文獻的「歷史取徑」（historical approach），是一種對文獻證據的定位取向（orientation）、對於運用者而言幾乎像是常識的取向。這個定位取向對未受過訓練的人，開啟了原本將他們拒之門外的世界。

高中生所回應的是這份文獻中最突出的幾點特徵──哥倫布兩極化的形象以及他在公共意見法庭裡轉變的命運，然而歷史學家們採用不一樣的取徑。對他們來說，閱讀歷史文獻，就像是把史料放到證人席上，藉著詰問使它們的真實與虛假表露出來。

沒錯，歷史學家是運用學科爭辯規則與證據準則（canons of evidence）的行家，但他們的取徑並沒有任何特別複雜之處，事實上，有些他們所做的最深入的事情，也就是那些最基本的。

試著想想他們的第一步棋（opening gambit）。當歷史學家坐下面對文獻，他們最先吐出的幾個字，大概近似於：「好，當時是1892 年。」就這麼簡單的一步──辨認出哈里遜的文告不是什麼從九霄雲外傳來、無拘無束的游離言語。對歷史學家來說，這份文獻是個人造物件，它處於獨特時間地點，與其他任何歷史時刻有所不同。

對史家而言，這個時刻跟1492年、甚至2002年無關，而是關乎1892年。

這立刻引發了另一個問題：1892 年意味著什麼？

脈絡中的哈里遜總統

對歷史學家來說，哈里遜總統的文告與1892 這個年分的關係，超過與哥倫布個人的關係。因此，史家的問題也就專注在十九世紀晚期，而非十五世紀。為什麼哈里遜要表揚哥倫布？他個人欽慕這位探險家嗎？他認為哥倫布是典範楷模嗎？或者，這個表揚舉動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祕辛？

可以確定的是，一定有什麼理由。

史家們在其所知有限、關於那個年代的歷史脈絡中絞盡腦汁（還記得，那群博士候選人中沒有人是美國史的專家）。

事實上，大多數人只能想起他們在高中或大學導論課程上所學。

當他們想到1890 年代的美國，嘗試回憶重要事件、主題與人物：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邊陲開拓已盡（closing of the frontier）、弗雷德瑞克．傑克森．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民粹主義（Populism）、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黃金十字架」演說（“Cross of Gold” speech）──這些在任何高中教科書上都有提到。但是，當史家繼續談論這個時代，他們無可避免地觸及移民的議題；一旦他們這麼做，燈泡也就被點亮了。

十九世紀即將結束時，美國正經歷一場大改造。

史無前例的移民潮一夕之間改變了這個國家，1880 到1910 年的三十年間，一千八百萬不同種類的移民，首次踏上美國海岸―以當時的話來說，他們是「斯拉夫人」（Slavs）、「阿爾帕斯人」（Alpines）、「希伯來人」（Hebrews）、「伊比利人」（Iberics）或「地中海人」（Mediterraneans）。他們大部分來自歐洲，但不是之前大多數美國移民所來自的那個歐洲；他們從更東、更南的地方來。他們膚色黝黑，說著陌生的語言，宗教信仰與當地大多數的基督新教徒不同。

這些新來者中，絕大多數是天主教徒。

1880 年代初期，大約有三十萬名義大利人在美國，他們幾乎都是天主教徒。至1910 年，在九千兩百萬美國人口中，義大利人口數已達兩百萬。當義大利人加入在前三十年間成立的愛爾蘭裔美人社群時，居住在都市的天主教徒便成為具有潛力左右選舉的政治集團。不過，雖然他們的數目龐大並持續成長，仍舊是飽受中傷的少數族群。

在整個十九世紀，天主教徒都被抨擊為非美國人的「教皇至上者」（papists），他們被指控對羅馬比對美國忠誠。在內戰前湧現並將數十名成員送進國會的「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大致上就是為了「阻止羅馬教廷與其他外來勢力的陰險的政策」而產生。

「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的宣傳海報
（Source: wikipedia）

天主教徒所到之處都面對著偏見與猜疑，最糟的地方是學校與工作場所。反天主教移民的人當中包含一些知名人物，像是發明電報的Samuel F. B. Morse，以及Lyman Beecher（他是一名宗教領袖暨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父親）。

事實上，摩斯還曾寫過一份名為〈威脅美國自由的外來陰謀〉（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States）的政治宣傳小冊，用來警告美國基督新教徒，梵蒂岡主教們和其美國特務―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移民祕密策劃要掌控他們。

發明電報的摩斯（Samuel F. B. Morse）

當天主教徒的孩子在公立學校受到騷擾、屈從於學做新教徒的學程時，天主教徒的回應是另外建立教區學校系統。但是，即便這些天主教學校並未接受公家經費，它們一直維持明顯不同於公立學校之處：它們用的是天主教聖經而非詹姆斯王版聖經、通常由神職人員擔任教師，以及通常使用外語授課以照顧移民學童。結果，天主教學校就被描繪成反美國主義的溫床。

工作場合的情形也相去不遠。一如許多十九世紀的移民，這些初來乍到的天主教徒通常赤貧而願意接受低薪。因此，他們被責備拉低了美國本地出生的勞工之獲利。當罷工癱瘓都市工廠時，工廠主往往轉向求助天主教工人以打破罷工僵局，提供他們短期雇傭，卻使他們更受到那些土生土長者的汙名化。不管他們來自愛爾蘭、義大利，還是其他族群根源，天主教徒經常接受到「他們並不屬於這裡」的訊息。

天主教徒渴望提高他們的社會與經濟地位，因而超時工作來表達他們的愛國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許多天主教徒，特別是義大利與葡萄牙裔，宣傳發揚他們與哥倫布（這位新世界的發現者暨虔誠天主教徒）之間的關聯。1878年，一篇Connecticut Catholic 的社論簡潔地說：沒有人更值得「被充滿感激地紀念，除了那偉大而高貴的人──那虔誠、熱血、忠心的天主教徒……哥倫布」。

為了進一步促進他們的形象，美國天主教徒創立了紀念哥倫布的節日，用他的名字為學校與醫院命名，並且為他爭取教皇封聖。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在本部大樓裡，委託繪製了十二幅紀念「天主教徒哥倫布」的壁畫，而在1882 年，哈里遜文告的前十年，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的天主教徒們成立了「哥倫布騎衛會」（Knights of Columbus），它最後成為美國最大的泛天主教兄弟會組織。

其成員相信，作為哥倫布的天主教徒後裔，他們「應被賦予因我們信仰之一成員之發現而來的一切配享的權利與特權」。所以，儘管國族根源迥異、民情風俗不同，天主教少數族群利用他們與知名且仍受愛戴的探險家之間的關係，作為手段以創造泛天主教的聯合一統，同時展示他們其實有多麼地美國。

1860年代中期，紐約客們舉行了以哥倫布為主題的慶典，1869年舊金山的義大利人慶祝了他們第一個發現日，而1876 年費城人在費爾蒙公園豎立了哥倫布的雕像。早在1892 年文告以前，聖路易、波士頓、辛辛那提（Cincinnati）和紐奧良就已經在日曆上列有哥倫布的節慶日了。

因而，哈里遜在1892年宣布10月21 日為「發現日」，並非創舉，相反的，他只是認可全國境內天主教徒基層的努力，正式批准早就存在的許許多多的慶祝活動罷了。根據Thomas J. Schlereth的說法，對天主教徒來說，哥倫布已經成為「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移民時代中，一位美國帶有族群性質的聖人（an American ethnic saint）」。

這份文告同樣也具有其政治角度。

哈里遜當時正投入一場攸關他政治生涯的戰役中。藉著正式認可哥倫布，他試圖將一整票新的選民帶進其陣營之中。因此，「發現日」或許與英雄崇拜關係比較小，而與屢試不爽的政黨政治比較有關。哈里遜對哥倫布的公開認可，是一個針對特定利益團體──居住在都市的天主教徒―的巧妙政治訴求。他相信，他們有能力將選舉扭轉為對他有利的局勢。由現任總統哈里遜與前任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打對臺，這場選舉有許多出人意表的變化。

克利夫蘭是內戰後第一位選上總統的民主黨員。然而1888 年，儘管在普選票上險勝，他仍敗給哈里遜，連任失利。四年後，這兩個對手在連任的戰役中相持不下，在位的總統或前任領導者，都不具有遙遙領先的優勢。

由於克利夫蘭重出江湖大受歡迎，以及第三方詹姆士．B．韋弗（James B. Weaver）的參選，哈里遜在本來是共和黨天下的中西部面臨艱鉅的戰況。哈里遜與他的共和黨盟友們寄望爭取這些州，連帶那些東部城市，於是他們決定放手一搏尋求移民選票。在中西部，他們討好斯堪地那維亞裔與德裔美國人，還有東部的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族群。為了吸引那些通常受母語教育、帶有族群背景的美國人，哈里遜公開倡議公立學校與教區學校由地方掌控。

為了吸引愛爾蘭裔天主教徒，共和黨員則成立了愛爾蘭美國關稅保護聯盟（Irish-American Protective Tariff League）與愛爾蘭美國共和黨聯盟（Irish-American Republican League），於1892年共和黨政綱（RepublicanPlatform）中加入對愛爾蘭母國自治的背書―這的確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雖然對哥倫布的認可是為了吸引所有的天主教徒，但它特別針對義大利裔美國人，他們自從來到新大陸，就已經開始將Cristoforo Colombo當成自己人來慶祝了。

最後，哈里遜的「發現日」在選民進到投票所之前，只慶祝不到三個禮拜。

撇開它的時機點不說，這步棋對爭取哈里遜的勝利來說是不夠的。克利夫蘭大獲全勝，重返白宮。即便「發現日」無法為哈里遜創造第二個任期，它本身卻被印證是一項成功。在全國境內，一整套愛國活動伴隨著哥倫布節慶而來，而其中一個活動，在日後成為學校裡持續存在的固定儀式──由Francis Bellamy 所撰寫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

1899年，學校裡效忠宣誓的學生們。

1892年的發現日，千萬名學童驕傲地宣誓效忠美國，不論宗教或民族。雖然這個踐履的象徵性多於實質性，但它強力地呼應了一個移民們尋求展示他們愛國情操的時代，尤其對那些被指控是梵蒂岡派來的外國特務的人來說，這點特別真切。這個宣誓很快就成為教室中每日固定的活動。

儘管其他發現日的活動，包括「哥倫布日之歌」，並沒有跟宣誓一樣歷久不衰，但慶祝哥倫布的活動倒是延續下來。1905 年，科羅拉多州長Jesse F. McDonald 宣布了第一個官方非百年紀念的哥倫布日，這個做法後來被其他州仿效。三十年後，在哥倫布騎衛會的促使之下，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與國會將哥倫布日訂定為聯邦國定假日，並將官方慶典移到10月12日。

本文摘自臺大出版中心《像史家一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史閱讀素養》

歷史不是背誦，更重要的是──思考。 

學習歷史不應淪於背誦大量事件，
而該尋求史源與脈絡化，
這乃是本書的核心要旨，
也是閱讀專家們所謂的特定領域素養
（domain-specific literacy）。

編輯部的話：本篇文章是在筆記小說〈迷樓記〉一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收錄〈迷樓記〉的集書約成書於元明之際，在此之前沒有記錄，因此，〈迷樓記〉最早可能是晚唐或北宋的紀錄，並不是隋代的史料。〈迷樓記〉、〈海山記〉與〈開河記〉並稱〈隋煬三記〉，雖然不是史家的評價，卻記錄了後代對隋煬帝荒淫無道的想像與傳說。

作者：馬賽克、今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NOWnews

隋朝│公元581 ∼公元619 年

隋煬帝楊廣，普遍被後世史家認為是「史上最頂級的荒淫皇帝」之一，當中部分原因是—他會玩的花招特別多。煬帝愛玩，自然會有人迎合他，當中包括近侍高昌、建築師項昇，以及少府監何稠等。有一本被收入《古今逸史》、由佚名者所撰的《迷樓記》，記述了以下故事：

有天，煬帝對高昌說，他厭倦了豪華廣大的宮殿，希望有座精巧的宮室，讓他可以省掉不少力氣，終日流連其間，樂而忘憂。（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

高昌於是向他推薦了自己的建築師朋友—項昇。

項昇為煬帝蓋了一座曲折迷離、處處有驚喜機關變化，彷若神仙洞府、不勝綺麗的建築物。煬帝一見大喜，特別命名為「迷樓」，除了挑選美女入侍之外，並增選三千童女進入充作宮女。樓上四閣設置四大帳，分別命名為「散春愁」、「醉忘歸」、「夜酣香」與「延秋月」。每帳設數十宮女，輪番更值侍候。煬帝又命令畫工繪製了幾十幅男女交合的春畫，把它們懸掛在閣樓中。

當時，一名叫上官時的官員從江南被調回來。他用烏銅鑄造了八面銅鏡，每面高五尺、寬三尺，將它們打磨光亮後充作屏風，可以環立在臥室裡。他把屏風進獻到宮中，煬帝把屏風放進迷樓內，每當與女子交合時，身體的最細微處都顯現在銅鏡中，堪稱是現代「摩鐵」（汽車旅館）情趣設計的先驅！

煬帝大喜，以千金賞賜上官時。他每次進「迷樓」後，往往長達一個月不出來。「迷樓」這個名字，正好呼應了煬帝迷失的後半生和下半身。不過，後來唐太宗李世民攻入東都洛陽時，看見迷樓後痛心的說：「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下令把它燒了，火燒了一個月還不滅。

除了待在迷樓「迷失自己」之外，煬帝也喜歡在外出時當「車床族」，於是，大發明家—少府監何稠，費盡心思打造出一輛「御童女車」獻給煬帝。

這輛「御童女車」有點像車子跟現代情趣家具「八爪椅」的混合體。車上有多種機關，可讓男子「嘿咻」時不甚費力；而且女子一旦上車，手腳都會被扣住，不能動彈，只好任由擺布。煬帝是「蘿莉控」，而童女總是因為害怕而不易就範，但有了「御童女車」，對煬帝來說可謂省事省力多了。

煬帝甚是欣喜，大大賞賜了何稠，何稠後來到處向同僚誇耀。但有一人吃味，諷刺他：「一車只容兩人，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玩意。天子正嫌迷樓不能帶著走呢！你幹嘛不再造一車，既能御女，又能登樓入閣，那才算高竿呢！」

有發明天分的何稠被他這樣一說，悵然若失。返家後日夜構思，終於又讓他造出一輛機關車，裡面暗藏玄機，可上可下，登樓入閣，如履平地，而且完全不失「御女車」的妙處。何稠完成後，再把此車獻給煬帝，煬帝大喜，並且問何稠：「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

「任意車」，堪稱是哆啦Ａ夢的「任意門」之外，另一項傑出的科學發明。遺憾的是，這項偉大發明並沒有流傳下來，成為現代「車床族」最大的損失！

歷代帝王圖摹本（局部）　唐‧ 閻立本原作｜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荒淫皇帝，父親隋文帝楊堅病重，便開始打父親愛妃「宣華夫人」的主意，性侵不成，怕事態擴大，乾脆祕密殺掉父親，只是歷史上對他是否弒父仍存疑義。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龍床上的中國：是的，就是你想像中的歷代皇室荒淫實錄》

從荒淫逸樂的角度，
認識中國各朝的興衰，
以及怎麼個「玩很大」法！

「性」這件事，從來無關男人或女人，
關係重大的，是誰握有「權力」床事影響歷史，
看看古代家天下制度的中國便知！

時　間：2015年6月27日（六）15:00～16:00
地　點：東京‧神保町
受訪者：川本三郎
提問採訪人：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梁心愉、陳柏昌

身為文藝評論家的川本三郎早在八○年代，就以其敏銳的感受性與獨到眼光，引介剛出道的村上春樹。除了長年鑽研永井荷風與林芙美子作品，川本三郎特別喜歡楚門‧卡波提的作品，翻譯其作品無數。

川本三郎。新經典文化提供

另一方面，於東京土生土長的背景，讓他開始關注東京這座城市的變化。將永井荷風東京散策的精神發揚光大，近年倡導「懷舊」論調的東京學，東京散步風潮的關鍵推手，親自走訪東京每一個角落。

問：老師針對東京這個城市的觀察提出了很特別觀點。身為東京學的第一人，老師對於城市的觀察，是自己的觀察的角度，還是自國外學習的呢？有讀了些什麼書，還是自己的興趣呢？

答：我沒特別讀什麼國外的書。日本有專門研究「都市論」的，這最早於八○年代被提出來，也差不多是《東京人》雜誌創刊時期，當時方興未艾。之所以興起是受到法國班雅明「都市論」的影響，非常流行。我或許也有點受到影響，但，我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到處走走、走進居酒屋小酌一番，或坐著電車亂晃等……很重視日常生活中每一個體驗的人。

問：對文學、電影、鐵道的興趣，是同時產生的嗎？還是一個一個延伸的？現在花最多時間的是哪件事呢？

答：以興趣來說每天都在改變，今天可能是鐡道，明天又想到電影。這些主題也都有關聯性，我可能看了一場電影很喜歡，可能就會跑去拍攝實地看看；哪本小說發生的舞台地點，我也會實際走訪一下。像上次去台南就是親睹我年輕時讀到的佐藤春夫的小說《女誡扇綺譚》提到的風景。

問：可是聽說這趟台南之旅，您實際去看了之後，卻發現前人寫的東西跟實際景觀不一樣，難道不會覺得失望嗎？

新經典出版《遇見老東京》

答：（笑）不會啊！我有一本散文集《遇見老東京》(日文書名：いまむかし東京町歩き)大量引用了文學與電影中文中，提到了「街道」（町）這件事。

該怎麼說，歐美人旅遊的方式是面對未知的世界，大多是一場場冒險的旅程，比如說哥倫布或麥哲倫這樣環遊世界一週等。但日本明明是活在被海洋包圍的島嶼上，卻沒有什麼人想要搭著船航向未知世界。幾乎沒有什麼人對著從沒看過的世界產生好奇，所以日本人的旅遊方式呢，就是回溯前人曾經去過的地方，是一種「追溯過往」的旅程。我們喜歡去以前誰去過的地方，或是在哪首歌裡提到的地方。

以我來說，永井荷風走過的東京的「街道」，我在差不多五十年後的今天跟著走訪了一遍。我喜歡追溯尊敬的作家所走過的地方，我甚至為此去了很少人去過的某座深山。

問：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會這樣做嗎？

答：我想現在日本年輕人不旅行了吧！大家都關在家裡不出門的。

關於我的「東京論」中有個很大的特徵是很注重「懷舊」。一提到懷舊這件事，通常都會招來惡評──我們要往前看啊！怎麼老在緬懷過去的好呢？日本人最常用「別老是懷舊」（単なるノスタルジーではなく）批判懷舊這件事。

我為什麼專注在「懷舊」上呢？東京這個地方，發生了我沒經歷過的關東大地震、東京大空襲而改變，在經濟高度成長期時適逢主辦奧運，有了很大的改變。乃至近期的泡沫經濟崩壞，東京是個風景總是在變化的城市。現今住在東京的人，根本不到半數是住在自小就住著、遺留下來的房子，因為東京總是在變。

若拿東京人跟京都人相比，就可以清楚明白最大的差異：京都因為是個歷史悠久的古都，住在那裡的人鐵定對歷史很感興趣，我想不會對於自己年輕時的人事物有著懷舊的心情。他們會去研究平安時代或年代更久遠的歷史，對於昭和三、四十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卻不問不聞。反觀在東京，歷經地震、空襲與舉辦奧運而復甦，風景變化得太快了，反而會更重視這幾十年來的改變，而不是更久遠的歷史。

所以我抱著這樣的心情，想看昭和三、四十年，差不多是我十來歲時的東京會是什麼樣的城市，而寫了這本《遇見老東京》。而這些風景都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被許多「向前看」的人批評我們怎麼老在懷舊。

問：對於現在日本的年輕一輩不懂得懷舊，老師會感慨嗎？

答：很感慨，他們肯定沒有懷舊的心情。不過，十多年前有一部改編自漫畫的電影《幸福的三丁目》，大家原本以為是昭和三○年代的懷舊主題，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人看吧！沒想到上映後竟然轟動大賣。聽說當時有不少年輕人看了覺得有趣，明明不是自己出生的年代，卻也有懷念的共鳴。那是個日本正值貧困的社會，窮到一個村落裡只有一台電視，鄰居會聚集到某個家人看電視……或許現在還是有一些年輕人，可以理解雖然貧窮卻美好的想法吧！

當今物資太豐沛的環境裡，反而讓年輕人不想買車、購屋，甚至最近還有調查研究指出他們連談戀愛都不想了！

問：所以是指以前物資貧乏，精神美好；而且現在生活富裕，但人心貧困這件事嗎？

答：常常有人這麼說，但我覺得這是另一件事。我想說的是懷舊當中所指的「過去」，可能跟「實際上」的過去有點不太一樣。可能是建立在一個回憶中的過去，帶有一點虛構的成分。因為還是有人會說：「事實才不是這樣呢！昭和三○年代明明有很多讓人不堪回首的事情發生啊！」

我的懷舊，是種「如果過去應該存在的東西還存在的話該有多好」的心情，我想說的是某段「理想中的過去」，當中肯定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但我覺得這些壞事可以不提。所以有人讀了我的書，認為這作者也太隨便了，怎麼都沒寫到昭和三○年代的政經狀況呢？可是，把這些細節寫出來是社會學家的事，不是我要說的事情啊！

問：對於您的早年的著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我知道老師一直不願意回想起那件事情，現在還是嗎？

答：對我而言，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自豪的事。我被逮捕了，新聞鬧得很大，也給家人帶來困擾，這完全不值得誇耀。回想起來很痛苦，好不容易才進到朝日新聞社上班，結果不到三年就被革職，完全落入「接下來應該怎麼走下去」的困境中。發生事情時，我當時二十七歲，也要進入三十世代，根本不願再回想起那件事，現在其實也還是。所以，電影導演來談改編計畫時，我猶豫了很久：真的可以拍成電影嗎？

不過，我身為一個平凡過活的普通市井小民，自己也一直在寫東西，即使不願意再提起那件事，身為文字工作者，對那件事也懷抱著不得不寫出來的責任感。一開始，我的確避著不去談那件事，但光寫其他事情，對我的讀者可能不好交代。就算真的不想寫，但還是抱著「總有一天要寫出來」的心情面對。後來，終於能把那件事寫出來，差不多是過了二十年之後呢！

當然，現在或許感慨寫出來真好，真要我再重讀那本書，倒也很痛苦。最早先在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後來被遺忘了一陣子，直到拍成電影，也就是五年前左右，平凡社重出這部作品，我才有機會再讀一次，當時光看校稿就已經受不了了。

問：發生事情之後，您如何轉變成一位文化評論家，或是東京學的代表？這之間是什麼樣的歷程？

答：我對東京感興趣是因為永井荷風。我最喜歡的文學作家是永井荷風。他是東京土生土長的作家，在東京出身長大的人有個特徵是：清楚自己在歷史中是屬於失敗這一方。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上次在台北的對談時也提到，近代歷史的東京，長久以來是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的根據地。直到明治維新時期，與親近天皇的「官軍」，也就是薩摩藩、現在的鹿兒島縣，與長州藩、現在的山口縣，發生了戰爭。

接著德川幕府下台，促成日本近代化，歷史上所謂的明治維新。也就是說，當時的幕府軍隊的根據地江戶、現在的東京……住在裡居住的人是「戰敗的」；取而代之來了新的統治者：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高知縣）、佐賀縣，這更讓東京這裡的人強烈地自覺：自己是失敗者。

永井荷風正是有著這樣背景的一位作家。如果調查日本近代初期的作家，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大部分都在失敗這一方的土地成長的，比如說：芥川龍之介是東京下町出生。夏目漱石也是，幸田露伴也是。究其原因很簡單，文學被視為無法養家賺錢、沒用的行業，戰勝者們不是當軍人，就是就任公職，所以無法進到統治階層的戰敗這一方就去弄文學了。

日本近代文學史大致上就是如此，由戰敗者所發展出來的。永井荷風就是站在戰敗這一方的人，我為什麼喜歡他就是因為他同樣出身失敗一方而認同他。

你們知道《飄》那部美國經典吧？那小說講的正是美國南北戰爭時，落敗的南方人的故事。美國南方鄉下的人們，對於北方懷抱了恨意，可能有點類似那樣的情結。

問：最後想問的是老師對於台灣或台灣人的印象？

答：哈，現在腦子裡都是台灣的事情。之前跟內人去台灣旅遊時，對台灣印象很好，但沒有什麼機會、時間跟大家有更進一步的聊天與接觸。這幾次碰面下來，遇到你們聊了很多事情，真的很高興。

新經典文化出版：川本三郎新作《遇見老東京：94個昭和風情街巷散步》

「東京學」第一人、當代東京散步風潮的推手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作者全新著作

「我個人的散步方式有些不同，看著眼前風景的當下，我會想像著背後已經不存在的過往風景。住在像東京這麼一個豐富多變的城市，以這樣的方式緬懷失去的風景，我認為是很重要且有意義的事。」——川本三郎

作者：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e）

兩大文明之間有重大的差異，即對對方的興趣和好奇。

中世紀時，相較於伊斯蘭世界的多種民族和多種文化，法蘭克人的歐洲大概被看成單調無聊的地方。大致來講，這是個單一宗教、單一種族，且在大半的區域是單一文化的地方。對於主要的社會階級而言，服裝只有一種。

相較於伊斯蘭世界萬花筒般的民族、信條和服裝而言，這是個明顯的對照。法蘭克人的基督教界，甚至還珍視這種一致性；或者退一步來說，他們很難容忍或適應任何一種偏離，並大費周章在追究異端、巫師、猶太人等等的離經叛道。

歐洲在某一方面有著巨大的多樣性，即語文。在操阿拉伯語的世界，阿拉伯文是宗教、商業和文化的單一語文，它是讓人通曉過去的寶庫，熟悉現今事務的工具；相較於此，歐洲不管是在宗教、學術以及日常用途方面，使用的卻是彼此差異極大的語文。

歐洲的古典和基督教的《聖經》用了三種語文，即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如果留意到《舊約》文字的話，還可以加上第四種，即阿拉米文。所以歐洲人自古就習慣於熟練和研究不同的外語，甚至還承認，外頭有著以外文寫成的、蘊含智慧的資料，想有所掌握就要先加以學習。阿拉伯人的情形則很不一樣，他們自己的語文既是日常的、也是天經和古典的語文，所以沒有人覺得有必要再另外學一種。

在歐洲，人們講的是許多不同的語言，不管是哪一種，其適用性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歐洲人從小就知道，要學習不同的語言，才能和鄰人們相通，或是用在出國深造和出差。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學習外語，才能在宗教或其他方面得到透徹的知識。即使到了今天，地中海南岸的人只懂得一種書寫語文，北岸的人卻懂得不下十種。

11世紀上半葉伊拉克地區《希伯來聖經》。
（Source: wikipedia）

雙方的不同：極度好奇和漠不關心

在穆斯林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城市裡有著形形色色的人，還多了旅行者、參訪者、奴隸，和遠道來自亞洲、非洲甚至歐洲的商人。那些著外國服裝、有著陌生臉孔的人，在中東的大都會中乃是稀鬆平常、不引起好奇。而來自摩洛哥、鄂圖曼、波斯和其他外地的人，在歐洲各個單調首都的人民身上激起的好奇，卻是無與倫比的。

許多訪問過歐洲的穆斯林，留意過這種急切的、甚至病態的好奇心。穆罕默德額芬迪曾對歐洲人的這種特殊行為感到訝異，有些人不辭遠路、等待數個小時、忍耐種種不便，只為了滿足看一眼突厥人的好奇心。形容這種好奇心的阿拉伯字是hirs，其本意較為接近需求、企求或渴望。

阿茲米額芬迪在一七九○年逗留科佩尼克（Cöpenick）、準備前往柏林時，觀察到：「由於三十年來天朝不曾派遣使節到柏林，柏林人耐不住性子靜候我們抵達他們的城市。男男女女不顧寒冬和風雪，或搭馬車、騎馬或步行，為的是看看、端詳我們，之後隨即回到柏林。」阿茲米說，從科佩尼克到柏林，沿路兩旁都是圍觀的群眾。首都的圍觀人數就更多了。瓦須夫描述過在他進入馬德里時的類似場面。對於人們不嫌麻煩，甚至不惜花大錢，只為了好好觀看他們，這件事令大半的訪問者印象深刻，且多少有些得意。這樣的好奇，顯然非比尋常、難以形容。

若在初期階段，大家或許可以歸因於，兩大文化在面對這樣的事實時的不同態度，即，一個是還有很多要學的，另一個是還有很多要提供的。不過，到了十字軍東征結束時，這種解釋就不再管用。

到了中世紀末，我們所研究到的，顯然是兩種社會之間更為基本的差異。

1204年 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攻陷時的情景。

世界地位的消長與觀點、態度的改變

在一開始，歐洲在關於陌生民族方面，一般而言是缺乏好奇心的。其中當然有例外。學界公認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他既寫希臘人也寫蠻族，既寫當代也寫古代。他雖然讀不懂東方文字，卻靠著到當地遊歷和考察來蒐集資料。幾百年之後，另一位歐洲人，即在耶路撒冷拉丁王國的泰爾（Tyre）的大主教威廉（William，一一九○年歿），寫了一部有關鄰近君主國的穆斯林的歷史。他也是到東方找資料，也懂得阿拉伯文，甚至能夠閱讀原文的經典。

撰寫歷史中的 William of Tyre。
（Source: wikipedia）

不過，像這種有志於異國歷史的學者很是稀少。不管是古代或是中世紀的歐洲史家，其研究多半局限在自己國家，甚至自己時代中的人、事。這似乎正是他們的讀者想要的。古典史學有過幾位希羅多德的仿效者，但所得的評價大半是貶多過於褒。泰爾的威廉所寫、有關東方十字軍的歷史，得到廣泛的閱讀，甚至被譯成法文；但就目前所知，他的有關穆斯林的歷史，卻連個手抄本都沒有被保存下來。

似乎有點奇怪的是，儘管古典伊斯蘭文明起初大受希臘和亞洲的影響，卻斷然排斥了西洋文明。在此不妨提出個可能的解釋。當伊斯蘭處於擴張和包容的時期，西歐文化顯然較為遜色，其值得採納的很少，這助長了穆斯林的自豪。甚至，不可諱言的，基督徒本身還敗壞了文化。穆斯林有關啟示的教義，認定了穆罕默德的最後使命，使得這位穆斯林，把基督教看成某種事物先前的、有瑕疵的型態，而他自己則握有其最終的、完美的型態，於是便貶損了基督教思想和文明的價值。

在初期，東方基督教開始衝擊伊斯蘭之後，基督教的影響，即使是源於拜占庭高度文明的影響，也被降至最低。後來到了基督教擴張、伊斯蘭敗退的時代，出現了新的關係。伊斯蘭在思想和行為的方式上僵化了，在面對外來的刺激時變得無動於衷，尤其是針對來自西方的千年死敵的刺激。在鄂圖曼帝國軍事力量的屏障下，即使到了衰弱時期，仍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

直到現代初期，伊斯蘭民族仍然維持著睥睨群倫、不可動搖的文化優越感，就像今日西方的某些人一樣。在中世紀穆斯林看來，從安達魯西亞到波斯的基督教歐洲，不過是無知異教徒的落後地方。這個觀點在某一時期或許是有道理的；但到了中世紀末期，該觀點開始變得過時而有危險性。

在此期間，歐洲本身大大改變了自己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歐洲人智識上的好奇和合乎科學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因於三種主要發展的因緣際會。其一是發現了全新的世界，當中陌生的民族有野蠻的，也有開化的，他們的文化，相對於歐洲的聖經、古典和歷史而言都是陌生的。如許新奇的現象，難免激起相當的好奇。其二則是文藝復興，即古典事物的重新發現，這既為這種好奇提供了範示，也提供了加以滿足的方法。其三是宗教改革的啟動，及教會權威在思想和表述上的衰微，以及把人類心智，從古雅典以降的先例和成見解脫出來。

穆斯林世界有它自己的發現，即在阿拉伯的穆斯林軍向外擴張期間，將之傳到久遠且迥異的各大文明，如歐洲、印度和中國。它也有它的文藝復興，即恢復希臘的學問，和初期伊斯蘭世紀期間部分的波斯學問。但這些事件並沒有互相銜接，也未曾同時出現神學束縛之鬆綁。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時間，是在伊斯蘭的擴張告一段落、基督教的反攻開始時。

崇古派與現代派、神學家與哲學家兩方的知識之爭，最後以前者壓倒性與持續性的勝利告終。這就鞏固了穆斯林世界在信仰上的故步自封與唯我獨尊，自視為真實的信仰與開化的生活方式（這兩者在穆斯林而言是同一回事）之唯一寶庫。經過了數百年的失敗與撤退，穆斯林才開始修正他們對自身與世界的觀點，以不同於鄙視的眼光，來看待基督宗教的西洋。

13世紀的阿拉伯語手稿，描述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進行討論。
（Source: wikipedia）

由漠不關心到密切注意

伊斯蘭與西方之間關係重大的差別，在於通商的範圍和規模，及其有關事務帶來的衝擊。中東的歐洲貿易商人數眾多，通常很富有，後來逐漸能夠施加影響，有時甚至還掌控了政策和教育。歐洲的穆斯林貿易商人數少、重要性小，其商人階層無法形成並維持一個中產階級社會，也無法毅然挑戰軍方、官方，和宗教菁英在國家和學校方面的把持。這種差異的結果，見之於穆斯林社會和知識史的各個層面。

面對西方挑戰時的不同回應，有時可以拿伊斯蘭世界和日本兩者來做對照。兩者的處境很不一樣。日本人有項顯著的優勢，他們生活在遙遠的島國，不受西方強國的攻擊和干涉。此外還有另一個不同，即穆斯林對歐洲的觀感，受到宗教的影響、甚至主導。這個因素在日本人身上幾乎不起作用。穆斯林主要是從宗教觀點來看待歐洲的，這跟世界其他各地一樣，換句話說，不是看成西洋人、歐洲人或白種人，而是看成基督徒。而且，基督教在中東是為人所知、且受到貶抑的，不像在遠東。基督宗教既然是個分裂的、被替代的宗教，那麼從它的信徒那兒，能學到什麼有價值的教訓呢？

另一方面，講得露骨一點，伊斯蘭被看成不只較為低劣，而且還來者不善。自從它在七世紀首度出現在阿拉伯之後，和基督教之間幾乎是衝突不斷，經歷了穆斯林的征服和基督徒的收復失土，聖戰和十字軍東征，突厥人的攻克和歐洲人的擴張。儘管伊斯蘭在許多邊疆打了許多仗，這全是為對抗基督教的戰爭，極為漫長且深具破壞性，並在穆斯林心目中蔚為真正偉大的吉哈德。當然，從戰場敵人的身上可以學到某些教訓，但這些教訓的價值和影響相當有限，而其衝擊，也被伊斯蘭在社會和知識上的守勢給緩衝下來。

有些訪問歐洲的穆斯林，有心蒐集有用的資訊。起初，這幾乎清一色是軍事情報，適用於防範或準備新的武裝衝突。於是乎，突厥和摩洛哥有關歐洲的使節報告，通常涵蓋了全程的詳盡報導，描述道路狀況、經過的驛站，以及行經地點的防禦工事等等。後來由於研判可能派得上用場，還增加了若干政治情報，但這顯然出現得很晚。在中世紀期間，這點幾乎是付之闕如，後來到了十八世紀末，就連鄂圖曼有關歐洲的政治報導，也是相當不完整、不成熟到令人啞然失笑。

接近十八世紀末時，穆斯林開始密切注意歐洲，顯示出他們感到有必要，對這個如今已有危險性的社會進行了解。這是史上頭一遭，穆斯林用心遊歷歐洲，甚至還待上一段時間。他們設置了常駐使節，鄂圖曼的大小官吏居留歐洲，有時長達數年。接著是留學生，起初只有一些，後來是成批，這是由中東統治者派到歐洲獲取必要的技藝，以維持其政權、保衛其版圖的。儘管他們的用意仍然首重軍事，但這次的影響深遠得多，留學生在歐洲的大學、甚至軍事學院所學得的，遠超乎其領袖的企盼或意圖。

到了十九世紀三○、四○年代，讀得懂歐洲某一語文的土耳其人、穆斯林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人數仍然極少，當中許多人是改宗伊斯蘭的人，或是改宗者的子輩或孫輩。不過，他們已開始形成重要的團體，閱覽教科書之外的資料，而以通譯員、後來逐漸以筆譯者的身分，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穆斯林在發現歐洲的步調、規模和範圍上，顯示劇烈的變化──起初在一些國家，後來在其他國家，視歐洲的衝擊和頻率之發生而有所不同──使得這種發現獲得了全新的性質。

本文摘自立緒文化出版之《曾經，穆斯林雄視歐洲》

伊斯蘭教與基督宗教的千年糾結

世界一流的中東史家柏納．路易斯教授
以翻轉西方學者心目中傳統的焦點之氣勢
探討了回教徒對西方認知的來源與性質

以回教徒觀點重述了像是圖爾戰役、十字軍東征、勒班陀戰役，
和維也納之圍等廣為人知的歷史事件

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在日本的標準歷史敘事中，戰前跟戰後常被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甚至缺乏歷史連續性的國度。

戰前軍國主義、戰後民主主義。戰前將美國視為鬼畜，戰後視之為盟友；戰前社會封建保守，戰後憲法保障個人自由等等。這些對比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各領域在戰後的狀態。然而，在經濟領域中，1930 年大蕭條結束到 1945 年戰爭結束之間，基於法西斯意識形態與戰爭動員需求所建立的經濟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戰後的經濟體系，可以說是日本經濟史中最微妙、敏感的問題之一。

特別在 1990 年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之後，在檢討日本經濟制度的論辯中，日本戰後經濟體系的戰前起源受到更廣泛的關注。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即以「1940 體系」來指稱這個從戰前出現延伸到 1990 年代的經濟制度。

1946年2月，裕仁天皇於日本各地進行巡視。（圖：網路）

那麼，這個所謂「1940 體系」是如何產生、有哪些特徵、又是如何與戰後特別是高速成長期的日本經濟銜接起來的呢？

研究日本經濟史的學者普遍都同意，日本稱為「昭和大恐慌」的大蕭條對日本經濟體系的運作型態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甚至後來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也可以視為對大蕭條的一種反動。在1920年代末期的經濟恐慌之前，日本經濟遠比戰後類似於英美自由放任市場。新興取得財富的資本家在股票市場中競逐，股價動輒暴起暴落。在僱用方面則遠比戰後「自由」，企業隨時可以解僱勞工，員工離職率偏高。

在大蕭條股市崩盤後，日本經濟則走向了與德國相似的國家統制市場的道路。所謂國家統制市場，指的是國家並不直接控制所有權，但也不放任市場自由運作，而是國家透過市場整體的控管與介入經營與利潤分配的方式，鼓勵廠商形成橫向的聯繫穩定市場秩序並使企業為國家的目的服務。換言之，這是一種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

在具體制度上，這個體系包括 1931 年所通過的《重要產業統制法》，明定產業必須成立卡特爾（Cartel），企業必須加入以公定價格；《國家總動員法》同時限制罷工與裁員，並限定利潤分配方式；《軍需工業法》明訂國家可以介入被指定為軍需工業的企業的經營，同時指定特定銀行對軍需工業融資等等。這些制度雖然在戰後的改革中都被廢除，在戰後初期的混亂局勢中，當日本各界面臨需要動員所有資源以維持經濟安定並帶動成長時，許多戰前的經濟制度悄然地以不同面貌重新進入日本各個領域。

日本稱為「昭和大恐慌」的大蕭條對日本經濟體系的運作型態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甚至後來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也可以視為對大蕭條的一種反動。

首先，戰後主導日本經濟發展計劃的通產省官僚，不僅所採取的措施相當程度繼承了戰前統制市場的經驗，戰後初期主導產業政策的主要成員，也是二戰期間在滿州國擔任經濟規劃的滿州幫。在金融方面，戰後盛行的主力銀行制度，也就是企業主要向單一主力銀行取得大量融資的作法，一定程度承襲了《軍需工業法》中對指定融資銀行的制度規範。戰後廠商間普遍的穩定網絡關係，也與戰前卡特爾的發展歷史有關。

最後，最為人稱道的終生僱用制，也與戰間期的工廠雇用制度有關。更重要的是，許多日本戰後活躍的企業特別是重工業，戰前都是在軍事動員體系之下，以生產軍備用品起家。這套戰時興起制度如何在戰後市場經濟下的持續運作？

日本戰後航空工業技術基礎仍在，許多日本戰後活躍的企業特別是重工業，戰前都是在軍事動員體系之下，以生產軍備用品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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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從任何角度來看，戰後日本經濟制度都不能簡單視為戰前的延續；無論制度的複雜性以及民間部門的重要性都遠非戰前能望其項背。然而戰前與戰後的微妙相似之處，在於國家並非放任市場運作，國家透過市場或其他機制，廣泛地動員各種形態資源、建立市場秩序，並集中力量完成策略性目標。主要差異在於，在戰前這個目標是擴充軍備，戰後目標，則是策略性工業的成長。

也因此，包括野口悠紀雄在內的許多日本學者，在檢討日本 1990 年代之後經濟停滯的問題時，也歸責於這個源自於戰時的動員邏輯在經濟成熟後所產生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戰前與戰後經濟體系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常常呈現在刻劃日本歷史的流行文化中。宮崎駿動畫《風起》所刻劃的零式戰鬥機設計師崛越二郎，在戰後參與了由通產省所主導的民用客機的發展計劃；山崎豐子小說《不毛地帶》的主角，也顯示出戰爭經驗與戰後企業經營關係的有趣線索。

宮崎駿動畫《風起》所刻劃的零式戰鬥機設計師崛越二郎（圖中），在戰後參與了由通產省所主導的民用客機的發展計劃。圖為1937年十二試艦上戰鬥機設計團隊成員。
（維基共享）

隨著日本經濟成長的停滯，日本經濟體系特徵的歷史起源也逐漸失去重要性。

日本今日所面臨的包括全球化、與新興工業國的競爭關係、以及內部的人口老化問題等都非以往所有，更不能由戰前的經濟制度所能回答。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將視角投向整個東亞，日本過往國家主導動員資源推動經濟成長的模式，正不斷在東亞其他新興工業國複製。從這角度看，日本 1940 體制的制度邏輯仍然是釐清當前東亞政治經濟走向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本文原載於自由評論網：超A評論》日本的1940體制

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收看美劇的習慣呢？

在許多背景設定為現代的美劇中常常會出現一個場景是，主角們圍坐在桌前一邊吃著外帶或外送的中式餐點，一邊聊著天喝著酒分享著日常喜怒哀樂，同樣對觀眾來說許多快樂的時光就這樣度過了。

但讀者們看久了不免會有以下的疑問：「為什麼這些中式餐點外帶的盒子都長得這麼有趣呢？」

是的！這個外觀奇妙形狀也有趣的紙質容器就跟Orange Chicken（陳皮雞）這道料理一樣，是完完全全「美國發明」的美國式中餐產物，在中國或是台灣都從來沒有真正被使用過。

如果真的硬要和亞洲沾上邊的話，的確這個盒子的外觀與設計還有製作方法上，是被日本傳統的摺紙藝術所啟發，但這個小小的紙盒子確實是道道地地的獨特西方產物。

現在先讓我們乘坐時光機回到西元 1894 年，一名住在芝加哥名為 Frederick Weeks Wilcox 的發明家男子，向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申請了 Paper Pail 這項設計的專利。專利內容的原料僅僅只有一張紙，就可以摺出完美防漏的容器，最後再加上一個線型提把，就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外帶容器了。下面兩張圖就是當初這位發明家申請專利的文件原稿，至今都還保存在美國專利及商標局。

但十九世紀末，居住在芝加哥的一名發明家申請了專利，跟日後中式餐點開始在美國風行又有什麼關係呢？無獨有偶地，於十九世紀的下半葉開始（約莫是 1849 年後），正是加州淘金熱逐漸達到鼎盛之時，這時大量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跨越太平洋抵達加州，也想一起分這淘金熱下的一杯羹，中式餐點的飲食文化就這樣一起被帶到美國來了。因此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容器幾乎在美國跟中餐分不開了，但最初其實是先有容器，中式料理乃是後來才傳進美國的。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想，有了方便的專利設計容器又有美味的（美國式）中式餐點，那為什麼美國人這麼喜歡選擇外帶食物呢？

時間再度快轉回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軍人回到原本的生活崗位，成家之後造就了戰後嬰兒潮與大量人口增加，擁擠的舊市區變得不再適合居住，種種原因發酵之下成就了郊區的興起。美國人口開始大量移往郊區，此時外帶食物就變成最明智的選擇之一：既快速又方便地就能搞定全家人晚餐。

最後到了 1970 年代，一名插畫家受到委託將空白的紙盒容器設計得更加美觀，最後他決定在外觀加上了一個塔樓的插畫，再加上中文的感謝或是生意興隆這類吉祥話語。至此每一個步驟都到齊，這個十九世紀末設計出來的專利紙盒容器，就這樣變成了我們常常在美劇中看到的中式餐點外帶餐盒。

美國式的中式餐點幾乎可以說全面地攻佔美國人的味蕾（儘管我們覺得相當不道地），既油膩且重油重鹹的中式料理成了他們的 Comfort Food（療癒食物）之一，更不用說「對筷子使用不熟練」這個刻板印象在 2016 年的美國來說已經是過時又錯誤。這個小容器在美國人心中的熟悉度與地位，更可以從每年萬聖節的扮裝大賽熱門度中略窺一二。

除此之外，華盛頓郵報也在 4/8 做了關於中式料理餐館的報導，於其中的圖片我們也可以發現美國的中菜館可以說已經到三步一家五步一店的程度，完全不局限於大城市而是滲透到各個角落了。

愈看愈對這個小容器有興趣嗎？讀者們也可以自己動手開始作呦，更可以照自己的想法做得美觀又實用～

或是可以看看 The Big Bang Theory 中 Sheldon 學中文以及去中餐館理論的有趣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