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天，京都三條大橋附近的納涼床可以說是一位難求。京都很熱，納涼床是店家搭建在鴨川畔、淺灘邊的臨時建築，夏夜晚風，看著鴨川畔散步的人們，感覺尤其愜意。不過涼風徐徐，一臉輕鬆之際，如果知道這裡曾經發生的「畜生塚」屠殺，恐怕大多數人會聞之色變。1595 年，當時的關白豐臣秀次家族因涉及謀反，在此被滿門抄斬。

京都鴨川。（作者提供）

「畜生塚」是作家山岡莊八的說法，當時挖了一個大坑，原本是要埋屍體，結果因為現場混亂，變成劊子手追著囚徒跑的大屠殺事件。史冊記載當日血流成河，鴨川畔的沙灘都染成了紅色。地獄般的情景，大大地震撼了京都市民。也因此，次年發生死傷慘重的「慶長伏見大地震」，世間皆傳是關白秀次家族鬼魂作祟所致，而隨後重病的秀吉，據傳也經常在病榻上感受這門親戚來索命。

京都鴨川畔散步的人們，感覺相當愜意。（圖:作者提供）

秀次是秀吉的外甥，也是世上少數幾個和秀吉有親戚關係的人。在娶淀殿之前，秀吉一直沒有子嗣，因此一直在考慮讓秀次當繼承人。為了讓繼承人稱頭點，秀吉給秀次不少機會，但秀次始終表現平平，最慘的一次是「小牧、長久手會戰」被德川家康打得抱頭鼠竄，全軍覆沒。這一仗之後，秀吉只能對家康採取懷柔政策，不僅把姊姊嫁去，還讓媽媽去當人質，真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秀吉的確懷疑過秀次的能力，戰後他寫了一封信痛罵秀次，並立下許多規定，要秀次好好遵守。這也是不得已的結果，在長子鶴松過世後，以為自己不會再有子嗣，也沒有別的親戚的秀吉，只好將秀次升做關白，繼承他的天下。但是秀次能力和名聲都不佳，打仗雖然只輸過一次，但其實都是因為手下英勇，他自己沒什麼功勳；太年輕就取得高位，能力追不上位置，只好沈迷于打獵、女色、比武，甚至在路上夜襲路人之類的芝麻小事，因此有「殺生關白」的渾名。

豐臣秀次（維基百科）

秀次的人生因為生對了家庭，所以二十幾歲就坐上了關白的位置，但也因為生在這個家庭，因此當秀吉有了親生兒子秀賴，雙方的關係就陷入了緊張。

秀吉一開始也抱著家和萬事興的心情，因此提議讓秀賴和秀次的女兒結婚。並且提議天下分成兩半，五分之四歸秀次管，請留給秀賴五分之一。這種親上加親，示弱求全的做法，是秀吉最常使用的招數。剛剛提到把姊姊嫁給家康，以及後來讓秀賴娶了家康孫女千姬、讓家康的兒子秀忠娶了秀賴母親淀殿的小妹，都是秀吉一手主導政治婚姻的例子。

秀吉的用意，在測試秀次說上一句「天下我只是幫秀賴代管，遲早是要還給秀賴的」。不過笨蛋秀次卻沒說出這句話，只是支支吾吾的，隨便回了來使再看看之類的講法，讓秀吉下定決心要剷除秀次。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奇妙，關係越壞的時候，協商大門關閉，誤會就越來越多。心裡有了定見，眼中什麼事都跟著定見走。

兩人的關係在吉野賞櫻時陷入冰點，秀吉的示好在秀次的眼中，卻顯得其中有詐，嗅到這種味道的秀吉於是心裡越來越不爽。「小牧、長久手」戰役的時候，秀吉雖然不高興，但百般袒護秀次；到了這個時候，秀吉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兒子秀賴，本來的繼承人秀次這下變成他的眼中釘。

最後，秀吉的頭號助手石田三成發起行動，用秀次向朝廷獻金，意圖謀反的名義，迅雷不及掩耳的前往秀次宅邸提出質問。秀次為了說明，只好動身前往伏見向秀吉解釋自己無謀叛之心。人才剛到伏見，就被解除職務，叫他不用登城，直接去高野山反省。不出幾日，秀吉就下令秀次切腹。

因為和秀吉是血親而爬上超過自己能力高位的秀次，一生都照著秀吉的劇本走，連怎麼死也是秀吉一手安排。他最後的遺言，只交代自己切腹是因為對秀吉不孝，堅決否認自己謀反。希望保住妻子家族三十九人的性命，但顯然沒用，最後還是遭到滅門。

在八幡公園內建立的豐臣秀次像。（圖:維基百科）

秀次一家唯一的活口，便是秀次的爸爸，也就是秀吉的姐夫，拔除俸祿之後被送到現在的四國地區種田去，據說他的口頭禪是「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小說家解讀很多，但如果以政治的角度看，只有兩個重點。第一，飛黃騰達是運氣，但千萬不要爬上超過自己能力的位置。第二，不屬於你的東西你只能代為保管，能給你的就隨時可以拿回來。

慘死的秀次一族三十九人的靈位，被安放在三條附近的瑞泉寺內。轉眼四百二十年過去，鴨川流水終年不歇，三條大橋上永遠人氣旺盛，但很少人記得這裡曾經發生如此血腥的往事。

下次在納涼床上吹著涼風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這裡吹的風，曾經是陰風。尤其搞政治的人，切不可忘記秀次血淋淋的教訓。

本文原刊於自由評論網：政治的日常》政治的所在：鴨川地獄

作者：穆罕默德．奧默（Mohammed Omer）

巴勒斯坦孩童死於以色列的砲彈下

截至目前為止，以色列的空襲行動至少已讓十三名孩童喪失性命

在加薩走廊的拉法市，身為三女一子的母親，烏姆．法迪正盡己所能的安撫自己的孩子。

不過以色列不斷空襲加薩這座圍城，九歲大的拉德整晚都哭個不停。

「很難跟孩子解釋政治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從鄰居小孩那邊聽到以色列又在襲擊加薩，但是向他們解釋原因很不容易。」跟丈夫一同住在塔拉勒斯丹的法迪，對著《半島電視台》說。

巴勒斯坦衛生署表示，在周四的以色列空襲中，有七名巴勒斯坦市民身亡，當中包含五位孩童；而這是以色列侵略三天以來，死傷最為慘重的一場攻擊。

2014年8月，被炸成廢墟的加薩走廊。

根據加薩衛生署統計，自從以色列又展開武力侵略後，在幾百次空襲行動裡，總共有三十二名巴勒斯坦人喪生、超過兩百三十人受傷，還有六十四戶人家的住宅全被砲彈夷為平地。

法迪說：「我自己也很害怕，小孩全部都躲到我的房間來。我怎麼可能維持冷靜，讓孩子誤以為我很勇敢呢？」她還提到自己根本不敢踏出家門一步，連出門辦日常雜事都不敢，只怕自己會被炸傷，甚至失去性命。

國際兒童保護組織巴勒斯坦分部指出，這周三至少有八名巴勒斯坦孩童死於以色列的砲彈之下，還有許多人民身受重傷。報導指出，以色列砲彈轟炸歐德．阿瑪德．穆罕默德．卡維爾的住家時（據稱卡維爾是哈瑪斯激進分子，居住在加薩南邊的汗尤尼斯），有六名孩童全部死於同一顆炸彈之下。

「昨天，為了要摧毀一間不屬於軍方攻擊目標的住宅，有六名孩童喪生。」國際保護兒童組織的計畫主任埃亞德．阿布．奎特斯表示，「國際組織必須向以色列施壓，要求他們履行日內瓦公約的義務。」

奎特斯向《半島電視台》透露，「以色列顯然把全體的加薩人民當成攻擊目標、毫無區別，有為數眾多的巴勒斯坦居民，包含許多孩童，都遭到以軍襲擊。」

以色列總統納坦尼雅胡於周二發出一項聲明，他否認以色列軍方有意攻擊巴勒斯坦市民。

「以色列攻擊的是哈瑪斯恐怖分子，並不是無辜的老百姓。相形之下，反而是哈瑪斯把砲火對準以色列民眾，還隱身在巴勒斯坦人民背後。因此，對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市民受到的傷害，哈瑪斯必須全權負責。」

巴勒斯坦醫生阿瑪德．阿布．塔瓦希奈表示，因為以色列暴力相向，加薩境內的巴勒斯坦孩童全都活在極大的壓力底下，他們也需要極大的協助，才能克服創傷後心理壓力症候群。

塔瓦希奈告訴《半島電視台》：「創傷這個字在西方世界的意思是指，人在正常狀況下突然感到崩潰、受到挫折。崩潰受挫的感覺就是所謂的創傷，不過對於我們巴勒斯坦人而言，每天都在經歷創傷。」

「創傷這個字並不能完全表達加薩經歷的一切，我不覺得有如實表達出我們的恐懼。」兒童保護組織巴勒斯坦分部的資料顯示，在以色列上一場大型武力突襲當中，總共有

三十三名孩童喪生；不過在二○○八到二○○九年為期三周的鑄鉛行動裡，總共有三百五十三名孩童死亡、八百六十人受傷。

近東救濟和工程處發現，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以色列攻擊行動的兩個月後，罹患創傷後心理壓力症候群的比例來到百分之百，而且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病患未滿九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加薩的孩童百分之九十一有睡眠障礙、百分之八十五無法集中精神，而百分之八十二有易怒以及緊繃的狀況。

加薩社區心理健康計畫的胡珊．艾諾努公開建議，「小孩子沒辦法面對這種艱難的生活模式。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應該盡可能提供協助，讓孩子們冷靜下來、減輕他們的恐懼。」這項健康計畫提供全天候服務，讓加薩的巴勒斯坦人能夠撥打專線電話尋求精神協助。

艾諾努告訴《半島電視台》，經歷創傷的孩童通常會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像是隨時黏在父母身邊、半夜尿床，或是因為以色列砲彈轟炸，導致孩童對於巨大的聲響有所恐懼。

「加薩不斷遭受侵襲迫害。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層面，這裡的情況已經好不到哪裡去了，這場戰爭更是火上添油。」

拉法市的法迪告訴《半島電視台》，他說自己的女兒已經開始尿床，而在以色列二○一二年的軍事行動期間，這件事也曾經上演。「我們又再度活在創傷之中，連關個冰箱門我的女兒都會怕。」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砲彈下的渴望：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  24歲拿下戰地記者最高榮譽瑪莎‧蓋爾霍恩獎，
巴勒斯坦籍記者 穆罕默德．奧默 最新作品  

★  加薩人民盼望的，不過是再也沒有戰爭、
能夠安穩生活的日子，而這微小的願望僅是我們的日常而已

本書是巴勒斯坦記者穆罕默德．奧默，
記述2014年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發起「護刃行動」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的轟炸記錄。
在為期兩個月的以巴衝突中，
加薩走廊的平房、學校、醫院、淨水廠、發電設備等皆遭到砲彈損毀，
聯合國甚至表示加薩地區恐怕五年之內不能住人。

經過拜訪中世紀的印度蒙兀兒帝國後，接下來我將用三本阿富汗裔美國籍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的作品：《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遠山的回音》，帶著大家從阿富汗為起點，以阿富汗的角度走向世界。

《追風箏的孩子》封面-已絕版。 https://goo.gl/ovW1yC

首部曲：《追風箏的孩子》

那是個還不知道什麼是戰爭的年代，社會承平，阿米爾的童年快樂無憂，雖然偶而他因為覺得他不是那種符合父親期待的兒子而憂愁，可是他有一個跟班哈山，年齡相仿的他們盡情地玩耍，還雄心壯志要成為「喀布爾之王」。

阿富汗美籍作者卡勒德．胡賽尼的第一部作品《追風箏的孩子》，2003年上市時引領了一番爭相閱讀的風潮，在台灣的銷售與評價也極好，感動無數人的心。

為你，千千萬萬遍。

被這句忠心不渝的話觸動內心感受的人不知凡幾，這本書無意外地也被拍成了電影，只是礙於電影時間限制，許多細膩的緣由或轉折都被捨去，留下宛如大事紀般紀錄的劇情走線。

在戰爭來之前，他們還保有正常的生活，阿米爾將哈山的好視為理所當然，因為他是屬於統治階層族群的那族人，而哈山則是屬於服侍階層的那族人。依照是哪族人的分類在阿富汗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唯一一點不同的是，阿米爾總覺得常常不滿意他的爸爸對哈山滿意多了。

兒童的純真帶著沒有惡意的銳利，激發阿米爾的競爭心，下定決心要贏得一場當時人們常玩的活動：風箏比賽，為自己在父親面前留下驕傲。

追風箏準備。http://goo.gl/YlYz3g

比賽，贏了。阿米爾卻輸掉自己，以賠上哈山遠走他鄉的方式。

自那之後，「悔恨」就在阿米爾的心中扎下了根。

然後戰爭來了，阿米爾與父親逃了，一路逃到美國。從阿富汗的中產階級變成了美國的政治難民，生存大不易。但他們還是努力活下來了。

在阿米爾三十八歲，有妻有車有房有事業，完全是個定居的美國人時，故鄉發出呼喚。父親的老友要求在死前和他見上一面。這一面讓被隱瞞多年的天大事實無預警地在阿米爾前被揭開，讓他必須深入到阿富汗的戰場去帶走一個小孩，哈山的小孩。因為被隱瞞多年的事實在震撼過阿米爾後，隨即變成他的責任。

因為流離而到陌生的土地導致被遺忘的悔恨，如藤蔓從阿米爾的心上長出，將他團團圍住、動彈不得也快要無法呼吸。

阿富汗是他的故鄉，但卻不是他會受到歡迎的地方。出逃者和留下來承受戰爭者，各自面對各自多舛的命運，但命運卻讓他們相遇時，無法互相理解彼此為了活著，有多少的心酸跟苦楚。

阿富汗綠眼睛的難民少女。https://goo.gl/EVtMoa

1984年攝影師史提夫‧麥凱瑞（Steve McCurry）所拍攝：一名神情惶恐的綠眼珠少女直盯著照相機鏡頭。躍上《國家地理頻道》雜誌封面並知名於世界，成為那些因戰爭被迫流離失所，逃難至巴基斯坦難民營的阿富汗人象徵。

誰也沒有比誰過得好。留下來承受砲火的，面對的是生命的威脅；出走流亡的，面對的是未知的打擊與危險。「他鄉永遠不會成為故鄉」。我們隨著阿米爾尋找哈山孩子的腳步進到戰亂的阿富汗，我們看著阿米爾成為故鄉的異鄉人受盡糟蹋與折磨，同時也感受到阿富汗的動盪。

事情總會好轉的。

阿米爾父親的朋友，將他喚回阿富汗的拉辛汗是這樣說的。阿米爾在千辛萬苦下，總算找到索拉博（那是阿米爾最喜歡的故事中英雄的名字），並以血的代價將他帶走。

故事是Happy Ending，但對阿米爾來說呢？

曾經，他離悔很有多近就離償還有多遠。但悔恨跟償還之間並非是正比或反比關係。有時候有些鑄下的傷害是你一輩子都還不了的，即便付出無數次的償還，那股悔恨都不曾走遠。

打從驅逐哈山遠離後，悔恨沒有一天不跟在阿米爾身邊，即便他到了美國即便他用安穩的生活逃避，因為悔恨的影子過於太巨大，大到他逃都逃不了，也仍在陰影之下。除了這份情緒，他什麼都感受不到也行動不了，這或許就是他和故鄉切割的原因。

但「出來跑的總是要還」，選擇走進戰亂破舊的阿富汗帶走索拉博的阿米爾，因為真相，願意稍微站離「悔恨」遠一些，用勉強擠出的心力去面對償還。

帶走索拉博真的讓阿米爾獲得救贖嗎？我無法肯定。

我知道的是這是一個由忠心、善良和謊言以及在惡意前畏縮而起，在戰爭中掙扎、顛沛流離，最後用悔恨、在惡意前挺身而出，然後償還跟救贖而結束的故事。每一個我用到的動詞和名詞，都是一種人性。

卡勒德．胡賽尼將每一個動詞和名詞都用仔細而立體的事件去雕刻成形，讓讀者無法不感同身受：身為人的模樣應該是如何，不論善惡好壞。

人性的鮮明，在戰亂大時代的小人民中是最容易被描寫和看到的，因為戰爭是異常，而異常往往激發極端。

不曾離開過「人」這個亙古不變的題目，這或許就是這部作品經過十數年仍被人閱讀、仍被人惦記的原因。

「追風箏的孩子」，在追風箏之前，代表的是阿米爾和阿富汗最美好無垢的時期；在追風箏之後，阿米爾和阿富汗各自被愧疚和戰爭困住，落魄而落寞。

那只風箏，遠遠地繫放在廣衾的天空之下，代表的不僅是阿米爾的驕傲，也是阿富汗曾經美麗過的證明；甚至也許是阿富汗人與阿富汗土地，共同對於自由和平的連結與想望。

阿富汗曾經的美好。巴米揚山谷的文化景觀與考古遺跡。 http://goo.gl/5P7H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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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逸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近年臺灣的歷史學界吹起一波通俗史學的風潮，「故事」、「臺灣吧」、「歷史學柑仔店」等歷史學者或研究生經營的網站相繼成立。雖然古代中國的主題在其中並不多見，但古代中國的名人「秦始皇」卻在出版界找到舞臺。李開元、呂世浩等歷史學者自2010年以來，各自撰寫了以秦始皇為主要線索的「三部曲」，頗受歷史學界與社會大眾矚目。今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分田先生的《秦始皇傳》，無疑再次為大家討論秦始皇，提供了重要文本，值得推介。

《秦始皇傳》雖僅一冊，但洋洋灑灑近七百頁，內容不可謂不全。作者以「家世」、「孺子」、「親政」、「統一」、「稱帝」、「驕奢」、「結局」諸章描繪了秦始皇的一生。《秦始皇傳》第一章從秦始皇的家世寫起，概述秦國興起的歷史，說明秦始皇所作所為的歷史背景，與呂世浩先寫秦始皇的故事，再寫秦朝崛起之前的故事，順序恰好相反，但問題意識如出一轍（見氏著《秦始皇》、《帝國崛起》）。而第四章「統一」篇敘述秦始皇橫掃六合時，更概述了東方六國各自的歷史背景。

《秦始皇傳》並非僅是一本個人傳記，更像是一本以秦人為主角的春秋史、戰國史與秦史，讀此書不應、不能也不會只看到秦始皇。

張分田《秦始皇傳》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書影

《秦始皇傳》的視野確實不侷限於秦始皇個人，作者力圖探討法家思想、官僚制與法律、等級社會、田制賦稅等重要的秦代歷史背景與秦始皇的關係，闢有「思想」、「制度」、「社會」、「經濟」、「法制」、「工程」、「生活」諸章，將秦始皇的所作所為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與結構下討論，下文僅舉兩例以說明：

(1) 本書並不反對「暴虐無道」是一般人對秦始皇的第一印象，但作者將秦始皇的暴虐無道，析分為社會性暴虐、時代性暴虐、制度性暴虐與個體性暴虐，指出當時的政治制度為君主制度，社會結構是貴族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今日民主制度、庶民社會有著巨大差異，對秦始皇暴虐無道的批評，若罔顧當時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則未免流於表面。

主觀的道德評價與客觀的歷史分析在此被融為一爐，大大深化了我們對秦始皇暴虐無道的認識，也讓我們瞭解臧否人物時是否具有歷史縱深，其結論將有多麼大的不同。

(2)秦法嚴酷同樣是一般人的慣常印象，但在秦代法律出土前，此印象其實奠基於漢人對秦代的歷史記憶與書寫，並非根據第一手的史料，不能準確說明秦人與法律的關係。

作者根據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竹簡（當時東漢蔡倫還沒出生發明蔡侯紙），指出秦法具有區別故意或過失犯罪、自首從寬、誣告者反坐、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等與現代立法精神一致的規定，而許多現代人看來嚴苛殘酷的罪刑懲罰，其實漢魏晉唐法律裡也都存在，不宜獨責秦法。秦人與法律的關係的真正特色是以吏為師、以刑為本。皇帝頒布的詔令法律是人民生活的指導原則，官吏則是具體的指導者。在法家構建的藍圖中，過去依循禮節與風俗而運作的社會生活，現在遵循秦法而運作，社會秩序以政府法令為依歸。隨著焚書坑儒等事件的推波助瀾，秦法對天下人民的影響勢必既深且廣。

上述二例皆反映作者對秦代政治的看法不同流俗。事實上作者張分田先生精研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秦始皇傳》全書尚有不少篇幅辨析「天命」、「皇帝」等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頗有助於讀者瞭解那位剷平周代萬國、戰國七雄的秦始皇，自詡功蓋三皇、德過五帝，故自創「皇帝」的稱謂以彰顯自已無與倫比的功德。

山東漢代武氏祠前石室後壁小龕西側「荊軻刺秦王」畫像

皇帝這一今人耳熟能詳的概念，在秦朝當時極其新穎特別。秦始皇創制以面對變局，各種前無古人的所作所為，其制作心態從此得而瞭解，其行事的功過得失更值得後人借鑑。秦始皇是永遠的話題，二十一世紀依然如此。

《秦始皇傳》是二十世紀歷史學的結晶，歷史學必須憑證據說話，作者不僅細緻解析《史記．秦始皇本紀》等傳世文獻的內容，還充分運用了睡虎地秦墓竹簡、銅製度量衡、陽陵虎符（皇帝與將軍各持一半，以為發兵憑證）、阿房宮考古遺址等二十世紀出土文物，《秦始皇傳》是二十一世紀初讀者瞭解秦始皇的絕佳臺階。

二十一世紀末的《秦始皇傳》又會是什麼面貌呢？本人無法預知未來八十餘年的中國大陸考古發現，但可指出西元2002年湖南龍山里耶古城的發掘，必將在未來的《秦始皇傳》裡佔有份量。憑什麼？憑里耶古城裡發現的三萬六千枚秦簡。

當代里耶古鎮之一景，與兩千年前有多大差別呢？

2012年11月1日，我從湖南省會長沙出發，一路換了四五趟車、於風景清麗的山路上顛簸了十二小時，才抵達今日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昔日的秦朝洞庭郡遷陵縣城所在地。每日離開里耶鎮的公車只有兩班，若搭乘下午的公車，當天便無法離開湘西山地，須在吉首市或鳳凰古城住宿一宵。從交通的角度來說，里耶無疑屬於世外桃源，或者化外之地。

這就是里耶古城——秦帝國的邊陲一角。因此三萬六千枚秦簡並非首都咸陽府庫裡收藏的絕密檔案，並未記載北京大學藏漢簡《趙正書》裡頭關於秦始皇逝世的另一個版本。但也正因里耶古城只是面積約四萬平方公尺、比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還小的一個縣城，遷陵縣只是偌大秦帝國的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里耶秦簡才是秦始皇各道詔令、秦帝國各項制度最佳的檢驗試紙。

Google Map 上的湘西里耶古城遺址。

北京大學藏漢簡《趙正書》簡16局部「請立子胡亥為代後，王曰可。」

在一枚記載了數十個秦始皇更改的各種名號的木牘上，也就是里耶秦簡（編號8-461號）「秦更名方」裡，我們看到〈秦始皇本紀〉輕飄飄的「書同文」三字，化為具體執行的政策時是多麼具有分量。過去我們只知道異形的六國文字是秦始皇統一文字的目標，現在我們瞭解異體字、方言乃至不一致的名號稱謂，都是秦始皇統一的目標。有誰想得到秦始皇連皇帝的「皇」字上半部是「白」還是「自」都要管？又有誰想得到秦始皇竟然不准楚人繼續把家裡廁圈養的牲畜喊作「豬」，從此以後必須改喊秦人慣用的「彘」？秦始皇想要統一的不只文字，還有語言。三萬六千枚里耶秦簡確實反映了高度一致的官方文書語言、反映秦始皇書同文、語同言的政策確實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推動，甚至曾在南荒深山小縣遷陵裡確切執行。

根據湖南岳麓書院藏秦簡《秦律令（壹）》的記載，秦始皇在三十六郡的屬縣普立泰上皇廟，用以祭祀秦始皇之父，此似為漢代郡國廟的前身，反映劉邦在首都長安以外之處普立宗廟，其來有自，並非異想天開。而里耶秦簡（編號8-138+8-174+8-522+8-523）記載了遷陵縣吏的「行廟」活動，此「廟」很可能就是岳麓秦簡的泰上皇廟，證實秦代法律確非虛設，就連南荒深山小縣遷陵亦須建立一座泰上皇廟定期祭祀。

里耶「秦更名方」還記載了當時祭祀皇帝的儀式，沿襲了天帝祭祀的儀式，因此意味皇帝等於天帝，秦始皇帝被充分神格化，泰上皇亦然。岳麓秦簡與里耶秦簡兩相參證，可推測遷陵縣的泰上皇廟使用的祭祀儀式是原先天帝祠廟所使用的祭祀儀式。我們甚至可進而推測秦始皇在遷陵縣立的不只是太上皇廟，可能還有自己的始皇帝廟。秦始皇在活著的時候就在郡縣廣立始皇帝廟，讓地方官吏以天帝的祭祀儀式祭祀始皇帝他自己。

原因無他——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國是一個神權統治的國家。

皇帝的神權無遠弗屆，直至天邊，這似乎就是秦代普立郡縣宗廟的真諦。上述根據最新材料提出的最新見解若得以成立，我們便可循此角度重新理解秦始皇創造「皇帝」名號的心態與目的，二十一世紀末的秦始皇傳也就成為一部凡人成神之傳。

里耶秦簡8-461號「秦更名方」彩照。

如果秦始皇的宗教理念如此極端、自信心如此膨脹，那麼他對凡間強勢到近乎暴虐的控制，也就不難理解。里耶古城交通極為不便，遷陵只是個位於楚國舊地的南荒深山小縣，但就在這樣一個鳥不生蛋的蠻荒山地，秦始皇卻寧願派遣大量的外地戍卒去駐守、大量的外地官吏去統治、大量的外地百姓移民入居，把當地土著全部趕出遷陵縣城之外，藉以保證統治的穩定，也不願意採取成本低廉卻富有實效的羈縻政策。若是對照湘西山地於東漢以後被武陵蠻盤據，宋元明清都是當地土司固守的地盤，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央王朝幾未有效統治過湘西山地，秦朝洞庭郡遷陵縣在湘西山地的強勢統治便益發令人驚異。南荒深山既已如此，秦朝對東方六國的遼闊平原又怎能不嚴加控管？秦始皇對廣土眾民的控制與壓抑，可能超乎過去學者的想像。

里耶古城雖小，卻帶給我們見微知著的可能性。比《秦始皇傳》本書更好的秦始皇傳記，必當充分參考里耶秦簡的研究成果。秦始皇是永遠的話題，讓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翹首以待。

本文原為《秦始皇傳》的〈導言〉；首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6-04-20，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6707；轉載至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為了適應紙本與網媒之別、臺灣與大陸之異，三處內容均略有修改。說書版的插圖全由作者提供。

參考閱讀

陳偉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2012。

游逸飛，〈里耶8-461號「秦更名方」選釋〉，收於魏斌編，《古代長江中游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13，頁68-90。

陳侃理，〈里耶秦方與「書同文字」〉，收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123-131。

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1期，2015，香港，頁29-67。

作者：磯淵猛

為英國帶來紅茶而留名於世的王妃，正是凱薩琳（Catherine of Braganza，一六三八∼一七○五）。

凱薩琳是葡萄牙國王布拉干薩公爵約翰四世（João IV）的第二個女兒，她在兩歲時就因為政治聯姻許配給了當時才十歲的英格蘭王子，也就是後來的查理二世國王。

這段婚姻的背後有著政治戰略的考量。自從凱薩琳的父親約翰四世宣示從西班牙手中獨立之後，便點燃了葡萄牙與西班牙之間的戰火。當時，葡萄牙被逼到絕境，於是以苦肉計轉向英格蘭結盟，藉此度過了險境。然而，英格蘭隨後便因為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發動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當時的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英格蘭於是進入共和國時代，世局一片混亂，使得當初的聯姻約定一直無法實現。

克倫威爾死後，流亡於法國的查理二世在眾人的擁護之下回到英格蘭，並於一六六○年復復辟王位。復位後的查理二世為了改善當時岌岌可危的財政狀況，並防止東印度群島主權被荷蘭獨占，因此決定再一次與葡萄牙結盟。

於是，在兩國同意之下，擱置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政治聯姻終於實現。一六六二年，凱薩琳在七艘船隻的陪同之下抵達了英格蘭，帶來的嫁妝包括印度孟買的領導權，以及大量的砂糖、東方家具、茶器與紅茶。當時這紅茶完全是凱薩琳為了自己的健康所帶來的「藥」。

氣質高貴又漂亮的凱薩琳十分受到人民的愛戴，但另一方面，有著黝黑髮色及眼珠的她總是身穿著葡萄牙的宮廷服飾，這一身裝扮在當時流行法國風格的英國人眼中看來只有粗俗可言，因此也受到了貴婦們的冷言相待。評論家安東尼．漢默頓（Anthony Hamilton）就曾針對下嫁到英格蘭的凱薩琳寫下如此記載：

新王妃嫁入我國，卻毫無添增宮廷的精采。她平庸的容貌絲毫不如身旁的隨從。

最後，對凱薩琳來說，這只是一場不幸的婚姻。她的丈夫查理二世是個名符其實的花花公子，一生中光是公開的情婦就多達十四人以上，甚至還替他生了十四個小孩，甚至還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故事。

有一次，查理二世來到某個情婦的家，看到一個三、四歲左右的男孩跑了過來。情婦對男孩說：「快過來打招呼。」查理二世於是疑惑這麼大的孩子了，難到沒有名字嗎？

情婦於是回答：「自從他出生之後，他的父親就從來沒有來看過他，當然沒有名字。」

凱薩琳與查理二世原本共同住在漢普敦宮，但公認最受到查理二世寵愛的情婦克利夫蘭公爵夫人芭芭拉．維利爾斯（Barbara Villiers）卻揚言要搬進來一起住，引起來不小的騷動。

面對丈夫相繼出現的情婦，凱薩琳為了排解獨守宮中的孤寂，只能每天不斷喝著從祖國帶來的紅茶。

當時，在英國的王親貴族之間都知道可憐的王妃以紅茶來排解國王外遇的寂寞，但紅茶只有富裕或高貴人家才喝得到，凱薩琳也會將這珍貴的茶用來宴請客人或前來探訪的貴婦們。於是，王妃的茶漸漸變得有名，成為貴婦們羨慕的高貴飲品。許多貴婦都夢想能像荷蘭的女生一樣，用中國美麗的茶器優雅地每天喝一杯紅茶，於是，「茶是符合貴婦身分地位的飲品」之說便流傳了開來。

直到一六六九年為止，凱薩琳曾數度懷孕，卻一直無法生下王室後代。一六八五年二月，查理二世逝世，此時的她仍繼續留在英格蘭，直到一六九三年才重回久違了三十一年的祖國葡萄牙。

葡萄牙和荷蘭一樣，在對中國的貿易往來中並沒有對茶葉展現特別的愛好。但正因為身為葡萄牙公主的凱薩琳所引發的這股奢侈的飲茶嗜好，卻替英格蘭帶來了紅茶的文化。於是，她從此成了英國紅茶歷史上無法忽略的重要人物。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紅茶之書：一趟穿越東方與西方的紅茶品味之旅》
由日本紅茶研究的權威、知名飲品「午後的紅茶」商品顧問所撰寫，
唯一全面解讀「紅茶」的經典入門書！

一本帶你從東方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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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紅茶的歷史，沖泡紅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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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紅茶初學者、愛好者所撰寫的紅茶大全。

作者：陳柏勳

近年來「看展」不只是文青必備的行程，更是全民運動，像是每年擠得水洩不通的台灣燈會、不知是人看花還是花看人的 2010 年臺北世界花卉博覽會，或者同年夏天大家一起飛去上海排隊的世界博覽會。

或者是，每到長假觀光客湧入國內外各大觀光城市的景象，拿著相機與記事本的文青、提著大袋小包戰利品的血拚族、還有留下垃圾與塗鴉的奧客，紛紛繞著猶如展品的名勝古蹟流連，整個城市宛若展覽會場。究竟，這些場景是如何誕生的？

其實，這樣的經驗在人類歷史上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距今還不到兩百年！

《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將博覽會跳脫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討論框架，作者吉見俊哉藉由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空間、視覺、權力與知識的洞見，透過微觀政治學分析豐富的博覽會史料，將博覽會置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的脈絡，拓展出博覽會作為「現代」標誌的概念，並描繪博覽會襲捲全球的歷史過程。

帝國主義下的「展覽」到消費主義下的「展演」

世界，一直被「發現」。

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開始，歐洲各國致力於發現世界，也將世界以標本的形式帶回歐洲，以博物學的知識將標本重新編排，重新在歐洲呈現世界，在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作用下，建構出所謂的現代。

如果我們參觀博物館時，多留心展場的空間安排，不難發現「視覺支配」的現象，將萬事萬物分門別類、依次依序地擺入實體展架，企圖安排這個世界的萬物。過去的歐洲帝國也曾以高低優劣的方式，將人種與文化擺放到展架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人工製程，產品因而可快速生產。為加速商品的銷售，在十八世紀末，「博覽會」—此新型資本主義的祭典逐漸成形。法國大革命後的 1798 年，法國舉辦了史上第一次產業博覽會，除了商品販售，也具有教化工業廠商及慶祝大革命的用意，不論是會場（戰神廣場）意義，或是建設預算，都與國家密切相關，一個想讓人民知道政府很厲害的概念。

儘管時至十九世紀中葉，博覽會在法國與歐陸各國已行之有年，但最早的萬國博覽會必然在工業發展高度領先的英國展開。1851 年，倫敦水晶宮萬國博覽會空前的吸引 600 萬參觀人次，不僅會場內是個被觀看的商品世界，會場的建築本身──由玻璃與鋼筋構成的水晶宮，亦是工業實力象徵的展示。

座落在倫敦海德公園的水晶宮。
（Source: wikipedia）

萬國工業博覽會一景。
(Source: wikipedia)

倫敦萬國博覽會一舉成名，打趴傳統博覽會的消息很快地就風靡歐美各國，展場從毫無分類的擺放，變成依博物學知識所再編的空間，規模也從單一建築變成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博覽會，博覽會都市儼然成形。法國在 1855 年的巴黎萬博會以香榭麗舍為會場，此處亦是巴黎都市計劃的中心，香榭大道附近的凱旋門、歌劇院、廣場、圓環，都讓都市成為博覽會的舞台，特別是圓環的設計，那是透過長而連續的道路所產生的開闊視覺，是一種透視法的呈現，猶如外科手術般，將原本黑暗、封閉、充滿犯罪的地區打開，為巴黎引入明亮的光線。

博覽會同樣也影響現代百貨公司的形成。1860 年代蓬勃發展的百貨公司雛形，作者認為是孕育自 1830 年代巴黎到處可見的「新奇商店」（magasin de nouveautés），從販售單類產品的小店，逐漸發展成各式各樣商品的百貨公司。然而，現代百貨公司攤位擺設以及光彩奪目的建築設計的概念源頭，就要回溯到 1869 年走在時代尖端的潮店──法國玻馬舍百貨（Le Bon Marché）。

法國玻馬舍百貨建造時，老闆薄希可（Aristide Boucicaut）找來設計師，將賣場設計成接近倫敦萬博水晶宮展場那樣鐵架玻璃的巨大空間，這種鋼鐵與玻璃、光線與視線交錯的奇異空間，與倫敦水晶萬博會的體驗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博覽會與百貨公司以商品的陳列來成現，使我們有身處遙遠國度、夢幻世界的錯覺。在帝國主義崩解、殖民主義消失的今天，我們還是可在逛百貨公司時感受博覽會的氛圍。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
(Source: wikipedia)

從粉絲到偶像的日本，做為文明開化的博覽會

話說 1862 年，德川幕府為了讓歐洲諸國承認江戶、大阪、兵庫、新瀉的延後開市開港，派遣竹內遣歐使節團前往歐洲，日後明治維新時期提倡「文明開化」的福澤諭吉，恰巧是使節團的成員之一。一行人抵達倫敦時，剛好是第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的開幕之日，使節團一行人便穿著日本江戶時期武家的半正式禮服「紋付羽織袴」出席開幕儀式，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日本的「特異」意外成為博覽會的展品之一。

但日本人的穿著也不是沒有負評，如同薩伊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便指出，所謂的東方，是歐洲對東方想像的再現，使節團在巴黎謁見拿破崙三世時，就有傳出他們身上穿的不是「金線縫製或是織繡詭異龍紋圖樣」的中國服裝，而是「狩衣與烏帽子」的日本傳統服飾，法國人因而感到失望。換言之，日本人成為歐洲帝國所觀看的對象，也被編入帝國展示的空間。同樣的，日本也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歐洲，日後更多次派遣使節參加 1867 年巴黎萬博和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博，像是個追星的小粉絲。

究竟，參加過三屆萬國博覽會的日本，在博覽會上觀察到了什麼？

作者就佐野常民的《奧國博覽會報告書》內容分析，指出當時明治政府了解到，博覽會是開化民智的重要關鍵，不只是商品展覽，更是依據部門、類別加以區分，讓人們在瀏覽這個有秩序的空間時，不知不覺透過眼睛所見來學習「未曾知見之物品」，具有「眼目教化」的功能。藉由系統化的知識，將視線再編，以達到文明開化、現代化之目的，這也影響到日後日本一系列以文明開化為號召所舉辦的博覽會，甚至是將殖民地也納入博覽會的動員行列。

博覽會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博覽會使科技、國家的發展，帝國的擴張全部合為一體，帝國獲取殖民地，將殖民地於博覽會中展示，不只滿足帝國內民眾獵奇的心態，更凸顯帝國人民的優越性。另外，經由展場空間與視線的安排，帝國也將其世界觀傳遞給其國民，如同 1889 年巴黎萬博就再現了殖民地聚落，那些符合殖民主義視線的「人種」具有的「卑劣性」，透過民族學式的實物展示被觀眾「發現」。

身為博覽會鐵粉的日本，不管是客場或是主場的博覽會，皆依循帝國的教條，將有日本特色的工業產品、農產品送至萬博參展，還將愛奴人送去參展。清日戰爭以後，日本館的展覽位置安排離歐美大國越來越近，到日俄戰爭前夕時，日本館已在亞洲各國之首、歐美之後，象徵白人優越主義將「日本」當成「東方的希臘」，納進其優越主義的框架。日本國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也仿造萬國博覽會的模式，設立的台灣館、滿州館、朝鮮館等殖民地展館，將各地的農工產品、生活器具、甚至將原住民 live 生活秀搬至博覽會會場。

從 1862 年的被萬國博覽會展示，到 1940 年主辦東京萬國博覽會，日本先是繳學費向歐美取經，在追趕文明開化的現代性中，逐漸成為現代性在東亞的代言人，進而定義日本帝國的現代性：博覽會是帝國主義的祭典，也是現代性的象徵。

那麼，台灣呢？

做為一位社會學者，吉見俊哉試圖透過博覽會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其豐富的資料以及對現代性的論證，影響了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曾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

舉例來說，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便是在本書的基礎上，以勸業共進會、始政四十週年暨年台灣博覽會為例，探究展示台灣與殖民統治的關聯、殖民者建構何種「臺灣」的形象，以及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透過何種殖民知識來建構此形象、被殖民者如何理解博覽會所建構的形象。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另外，吉見俊哉也提到博覽會與鐵路結合後，更刺激了觀光旅遊，陳煒翰的《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便是結合吉見俊哉與呂紹理對旅遊、展示與權力的觀點，提出帝國皇族到殖民地旅行時，殖民政府的作為是有「向上展示與向下展示」的現象，對皇族展現其政績對被殖民者展示帝國的權威。

《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

自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後，博覽會成為現代化成就的象徵，透過國家或資本家的精心設計，不僅向國際展示，也向一般民眾展演，更讓人民將參加博覽會視為現代人的行為之一。

最後，本書內容之豐富、論證之精采，不僅可進行跨領域的對話，更歡迎不同興趣的讀者跨越時空進入各個萬國博覽會，必定能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相遇，如果更深入地閱讀，你將會發現這本書亦是博覽會的博覽會。

延伸閱讀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修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頁65-124。

陳煒翰，《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台北：玉山社，2014。

作者介紹：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西醫師。臺南安平人。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主要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大學八年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跨越，也逐漸思考著傳統醫藥如何與現代社會互動。

三個世紀前，世界上有兩大祕密，一是追求點石成金、長生不死的哲人之石，另一個就是製作瓷器的夢土配方。曾經，歐洲苦思數百年，不解中國的燒瓷祕方，直到有個貪婪的國王，捉到一個天才少年───波特格爾。在《夢幻火燄》中，作者珍妮特．葛里森（Janet Gleeson）帶領我們回到煉金魔術逐漸成為現代科學的年代，與波特格爾一起展開逃亡的歷險……

「在這個獨邀寵榮的房間裡，還有別的家具，其中包括佛朗索瓦一世時代的舊櫃，裡面裝滿了中國和日本的花瓶，盧加或羅比亞的陶器，巴利賽的餐碟，還有古色古香的圈椅，大概是亨利四世或薩利公爵，路易十三或紅衣主教黎舍留曾坐過的，因為有兩三張圈椅上，雕刻著一面盾牌，盾牌是淡青色的，上面雕出百合花紋的法國國徽，顯然是羅浮宮的舊物，至少也是皇親國戚府裡的東西。」───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第三十九章〈來賓〉，1844~1845年（註1）

如果各位在讀《基督山恩仇記》時，曾留意從伊夫堡逃出生天、開始撒錢的基督山伯爵，以及他的三個仇家如何擺闊的話，一定會在各段描述奢侈品的段落中看到兩項不可或缺的珍寶：「中國和日本瓷器」。

這個發生在 1815 年到 1838 年的復仇傳奇，無意中展現了歐洲直到十九世紀，依然對於東方文化與瓷器的癡迷與推崇。這樣的景況，與現今一提到高級的瓷器，人們便能將德國的「麥森（Meissen）」、英國的「瑋緻活（Wedgwood）」等名瓷品牌琅琅上口，而對中國精瓷的印象則停留在「博物館裡有很多」、「美術課本說很讚」和「我知道，中國就是『China』嘛！」，以及充斥在 39 元和 10 元商店「Made in China」的廉價日用器：「咦，可以放微波爐嗎？會不會爆炸？」的狀況大相異趣。

世界的瓷器史中，西歐的瓷器工業並非橫空出世地一腳踢飛亞洲瓷器，《夢幻火焰 》（The Arcanum）一書，藉由煉金術士波特格爾的一生，與德國麥森瓷廠的發展史，使我們一窺從十五世紀開始沉溺於東方陶瓷魔力的歐洲，如何在一個發生於十八世紀，充滿了貪欲、求知、野心和陰謀的刺激故事中，誕生出西歐本土的瓷器文化，以及因瓷器工業和鍊金術而誕生出的一門現代學科──分析化學。

德國為了紀念波特格爾在麥森製瓷的三百年紀念郵票：畫面上的波特格爾，正為強人奧古斯都表演「點石成金」的煉金術。(圖片來源：Sachsen Lese)

「唯有逃亡，才是唯一的出路。由於未能實踐對國王的承諾，如今他命在旦夕。」（註2）

《夢幻火焰》與歐洲瓷器工業之始，由 1703 年，一位年輕煉金術士的大逃亡展開，作者珍妮特‧葛里森（Janet Gleeson）以懸疑細緻，甚至是小說式的筆法，藉由瓷器配方的發明者───波特格爾（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悲劇的一生，將皇家榮耀的面紗掀開，使我們見到名牌陰影後活生生的人類欲望與政治角力。

「瓷器的發明是因一名煉金術士，或偽裝煉金術士者，讓許多人相信他可以煉出黃金。波蘭國王因此把他拘禁在距德勒斯登三哩的克寧斯坦堡。他在那裡並未煉出讓人類犯下眾多愚行的寶貴硬實黃金，反而發明了易碎的瓷器。不過也可說是黃金，因為瓷器為國家帶進了滾滾財源。」───波勒尼茲男爵，《回憶錄》，1737年（註3）

以上短文可以簡略概括本書第一部的故事大意。但細讀葛里森在書中細述的波特格爾生平，我們可以看到：三十年戰爭之後的日耳曼諸王，是如何將對戰爭財源的壓力，以及彰顯皇權、厭懼死亡的慾望，映射於神秘的煉金術之中。或追求知識、或追求富貴榮華的煉金術士和騙子們，便在貼著金箔的絞刑架陰影裡，與國王們跳著尋求著長生與財富的科學之舞。出身於金匠世家，後師於煉金術師／化學家孔克爾（Kunckel）的藥劑學徒波特格爾，用五年的時間，在囚禁中用化學方法分析出了全歐洲渴望的瓷器配方，並將其獻給強人奧古斯都。1709 年，強人奧古斯都開始興建瓷廠。

這是個連被蘋果砸到頭的牛頓，都仍執著於煉金術的時代，科學仍未與神祕主義分道揚鑣。

波特格爾過去的經歷幾乎集滿西歐瓷器史的元素：煉金術與藥劑學。波特格爾因而擁有化學方法的知識與能力、瓷器配方與窯溫、窯爐的研製記錄明確，步驟清晰，與中國瓷器文化的籠統經驗法則大相逕異。波特格爾身兼強人奧古斯都（Augustus II the Strong）的手中王牌與騙徒罪犯的雙重身分，「點石成金」的求知慾望則使他一生無法脫離國王的掌握。

波格爾來自金匠世家的出身的靈感，使得他選擇金屬器造型為最早的產品塑型，也呼應麥森瓷廠創廠初期，為瓷器塑形裝飾的匠師是由珠寶匠和金匠轉職擔任。西歐瓷器的造型從此發展出了與東方瓷器不同的造型特色，「與金屬器相通」的瓷器造型風格延續至今。

(左)波特格爾在德勒斯登布呂爾平台的紀念碑與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右)現存於德勒斯登美術館，波特格爾在麥森瓷廠最早的紅陶作品
(照片來源：德勒斯登美術館線上藝廊)

正因為強人奧古斯都及麥森瓷廠的建立，奠定了歐洲高階瓷器廠的基調──由上而下、由皇室贊助而起的皇家瓷廠，以王公貴族作為主要客群，產品成為彰顯國威的奢侈品──與亞洲將瓷器做為日常用器、無論是貴族亦或民間，均將其視為生活的一部分的輕鬆風氣截然不同。西歐瓷器的「高級」印象、由皇室背書的事實，經過長久的歲月至今，成為西歐各瓷器大廠建立「品牌形象」的一部份。

葛里森試圖在本書，將波特格爾由「瓷器配方發明人」轉為一位值得同情、充滿情感矛盾的科學家，她以許多篇幅建立起「浮誇剛愎的強人奧古斯都，與無力抵抗國王命令的波特格爾」的形象，在第十章〈死亡陰影〉中，波特格爾臨終的淒涼處境，也讓人能理解葛里森何以為這位孤寂的科學家記上悲憫的文筆。

1719 年，被剝奪自由且為瓷廠奉獻了十數年的波特格爾，一文不名、精神耗弱地死於麥森瓷廠的小室之中。他的死，揭開了本書的第二部，以及瓷器配方、麥森瓷廠大權的爭奪戰。

1730年代，海洛德風格的東方人物麥森彩繪瓷盤(照片來源：麥森瓷器官網)右圖是為左圖盤面的右方瓷繪畫面放大。

《夢幻火焰》第二部的行文方式，或許是因為出場的歷史人物較第一部紛雜，且重心由瓷器配方的發明移轉至商業大戰，敘述較為瑣碎複雜，開啟了除了「人」之外的許多主題，並以麥森瓷廠的經營史為主幹。

葛里森描述此時的麥森瓷廠，已經因為保密需求，發展出了堪比工業化時代的瓷廠分工、防偽商標，以及現代科技園區般的嚴密員工管理，將瓷廠員工與匠師視為國家珍貴的資產，戰亂時是有如珍稀戰略資源、戰利品一般的存在。葛里森甚至認為，麥森瓷器匠師的叛逃與遷徙，帶動著歐洲各地瓷業的發展。

作者也藉由強人奧古斯都、奧古斯都三世（Augustus III of Poland），以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對待麥森瓷廠的不同方式，反映出薩克森與普魯士兩邦，欲在歐洲國際間上爭取一席之地，並將此做為普魯士軍事強權興起的象徵。

在被法國的賽維斯瓷廠取代前，麥森瓷廠的兩大藝匠之戰，也在此書充滿人性的呈現出來。才華洋溢、戀棧貪汙的瓷器畫師海洛德（Johann Gregor Herold）與不藏私的天才立體瓷塑師坎德勒（Johann Joachim Kaendler），兩人如八點檔歹戲的長年相爭過程，是十八世紀官僚腐敗風氣的縮影。

麥森瓷廠產出的作品，由以海洛德為首的「平面、細緻、秩序且多彩的東方主題」，轉為坎德勒的「立體、躍動、素白、反映貴族生活的各式瓷偶」的過程，則可視為歐洲瓷器終於完全跳脫「模仿東方」的樣式，追上當時流行的洛可可文化風潮的指標；海洛德的東方風景，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對照，坎德勒的寫實瓷像，則是歷史學家重建十八世紀貴族生活的重要線索。

(左) 坎德勒風格的小瓷雕人偶，隨即代替糖雕，攻佔了貴族們的餐桌。此二件作品均收藏於德勒斯登美術館。
(右) 1731年，坎德勒的《蒼鷺》以其生動寫實的姿態，擄獲了強人奧古斯都的心，麥森瓷廠的海德洛風格即將改弦易轍。 (圖片來源：德勒斯登美術館線上藝廊：蒼鷺、瓷偶)

葛里森將《夢幻火焰》的故事，終結於海洛德、坎德勒的死去，與歐洲各大新瓷廠的興起，但我們都知道，麥森瓷廠的生命延續至今。

這是一本難以被分類為「科學史」、「文化史」，亦或「傳記」的歷史類書籍，無怪乎出版社將它歸類於「科學人文」這般曖昧的書系。而在以「東方／中國陶瓷史」與「西洋瓷器鑑賞」的出版品為主的台灣書市，以及獨重中國瓷器史的台灣藝術史教育風氣裡，《夢幻火焰》可以算是值得推廣，且讓人用另一種角度來思考陶瓷史的有趣作品。

藉由夾敘夾議的瓷廠故事，葛里森建立了詳盡立體的瓷器大師群像，點出瓷器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劇情跌宕曲折的歷史中，以大幅篇幅揭示歷史人物們貪婪、欺騙、背叛、忌妒、浮誇……等陰暗面，讓整本書隱約帶有道德教訊。畢竟，葛里森試圖呈現給讀者的不只是單純的歷史研究，而是推動世界變化的人性。

註1：大仲馬著，蔣學模譯，《基督山伯爵》，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頁419。

註2：珍妮特‧葛里森著，莊安琪譯，《夢幻火焰》，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頁8。

註3：珍妮特‧葛里森著，《夢幻火焰》，頁47。

作者：唐納凡‧畢克斯萊（Donovan Bixley）

主啊，請提防嫉妒；它是頭綠眼怪物，會戲弄它要吃的肉。──《奧賽羅》

O, beware, my lord, of jealousy; it is the green-eyed monster

which doth mock the meat it feeds on.──Othello

像威廉這麼雄心萬丈的年輕人，自然嚮往那些念過大學的有錢對手的成就和教育。反過來說，對手也嫉妒這個鄉下孩子和他的平步青雲。1592年，一本誹謗的小冊子在業界流傳，年長的劇作家羅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批評莎士比亞是隻抄襲的「狂妄的烏鴉」、雜而不精，還有（或許更糟的）幻想自己是作家的演員！

當格林指稱這位年輕的當紅炸子雞「被我們的羽毛美化」時，他是在嘲弄莎士比亞「創造文字」的習慣──被「美化」的一部分。在那段出版被拉丁文壟斷的時期，威廉為英文書寫體增添了兩千多個新字（光是《哈姆雷特》就有六百字）。在格林的抨擊之後，出版商印了封信向威廉致歉，指出威廉‧莎士比亞已是一名值得尊敬的作家。確實，他擁有很多令人又羨又妒的條件。

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羅密歐與茱麗葉》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Romeo and Juliet

但舞台上的女性，卻有另一個名稱叫男人。清教教會當局視戲劇為引人背離宗教的邪惡誘惑。戲劇、演員，甚至劇場，都被視為傷風敗俗，因此在好幾個時期，女性被禁止入場看戲──更別說上台演出了。但威廉仍創造了數個最令人難忘和複雜的女性角色，全都由年輕男性飾演。直到1629年，威廉過世十三年後，才有第一位女性登上英國舞台。這第一位女演員被噓下台、攆出劇院；又過了三十年，女性演員才普遍為觀眾接受。

戲劇的目的……在忠實地反映人性，過去如是，現在亦如是。—《哈姆雷特》

The purpose of playing . . . was and is,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Hamlet

威廉現在是獨占鰲頭的作家，會專門為他劇團裡的演員塑造合適的角色。他不再只娛樂群眾，也開始反映人性的本質。十年轉瞬而過，喜劇逐漸沒落，新創造的悲劇角色則大受歡迎。演員用刻板的動作表達每一種情緒，而當時流行的風格是在舞台昂首闊步和苦惱發愁，展現你的「腿筋」（hamstring），這帶給我們「矯情」（ham）一詞。

這是伊莉莎白時代的人所稱「在舞台上撕裂一隻貓（tearing a cat upon the stage）」的極盡誇張演出。理查‧伯比奇是威廉劇團（及全國）的首席男主角，後來他以新的自然派演技著稱……就伊莉莎白時代而言啦。威廉也寫了比較細膩而複雜的角色予以回應，如奧賽羅、李爾王和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自己就在舞台上哀嘆「雙手揮舞太過」和「把深情扯得爛碎」的演員。

 世界是我的牡蠣，我將用劍把它撬開。—《溫莎的風流婦人》

The world’s mine oyster. Which I with sword will open.──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當伊莉莎白一世在1603年駕崩時，莎士比亞被批評沒有創作任何作品來緬懷女王。但伊莉莎白僅僅是「喜歡」戲劇，新任的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可熱愛了。威廉的劇團現在成了「國王的人」，常應邀演出。做為王室隨員時，他們被賜予四碼半鮮紅色的布來裁製新衣。但那可不全是享用美酒佳餚的場合。

偶爾國王的男人也會被要求壯大朝廷的人數，甚至侍候外國顯要。現在威廉已儼然成為全國的偶像。諸如《哈姆雷特》等劇已譯為多種語言在歐洲各地演出──從不懂鑑賞的農人到自詡為行家的大學畢業生，人人愛看。威廉已將戲劇提升至文學的殿堂了。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我是莎士比亞！：60金句＋漫畫讀懂他的一生傳奇》

莎翁逝世四百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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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作品從來沒有在哪段時間退過流行。
他一生成就斐然，過世不久，他的作品即於全世界發表。
隨著時間過去，他的名聲愈來愈響亮，愈來愈響亮。
現在，莎士比亞是史上最偉大的偉人之一。

作者：洪仕翰

『我們可以活下去！』當飢餓的男孩走過死寂的道路或穿越荒蕪的原野時，他會這麼告訴自己。然而，他眼前所見到的食物僅僅是他的幻覺。小麥早就全都被人給無情地奪走。那是一九三三年，約瑟夫‧史達林蓄意地讓其治下的烏克蘭陷入大饑荒，開啟了歐洲大屠殺的新紀元。男孩死了，就和三百萬以上的烏克蘭人民一樣。

一九四一年末，一名住在列寧格勒的十一歲俄羅斯女孩在她簡陋的日記中寫下了最後一句話：『只剩下我還活著。』阿道夫‧希特勒背叛了史達林，女孩所居住的城市正面臨德軍圍城。而女孩的家人，連同其他四百萬名蘇聯公民，則遭到德國人活活地餓死。 

這是《血色之地》[1]的卷首，也是一趟考驗人性的閱讀旅程的起點。在這一段令人心碎的文字中，許許多多無名的男女悲慘地遭人奪去了性命。他們都曾經生活在同一個地理區域上，並在這塊土地上遭到納粹與蘇聯這兩個極權政體的殺害。

血色之地：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在 1933 年至 1945 這短短 12 年間，有 1400 萬人在這塊土地上失去了性命。

1400 萬人已是個足夠驚人的數字，然而更驚人的是，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在戰場上死亡的將士，而只純粹計算那些遭到蓄意殺害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投降的戰俘。本書的作者，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遂給這塊區域起了一個十足貼切的名稱：「血色之地」。

史奈德所定義的血色之地，西起奧德河、東至俄羅斯平原，涵蓋了今天的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波利維亞、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國家。這是一個族群、文化與宗教環境混雜的地區，傳統上籠統稱之為中東歐。這是一個臨近歐亞大陸的交界地帶，同時也是納粹與蘇聯這兩大帝國之間的重疊地帶。

易言之，這本書不是關於任何單一民族、單一國家的歷史。「血色之地」曾是許多人共同的家園。這些概括男女老幼且橫跨種族國籍的人們，皆曾有過各自不同的生命歷程。史奈德所要述說的，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極權年代時，這些人如何在史達林與希特勒屠殺性的帝國政策下，遭蒙苦難的故事。

血色之地範圍示意圖（圖中深色處）

受害者：發生在「血色之地」上的大屠殺

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所發生的大屠殺，絕大部分的人在第一時間所想的或許都是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接著，他們便會想到集中營，想到經典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所描繪的那樣，一個滿是猶太人骨瘦如柴身軀的人間煉獄。

今日，集中營這個詞本身已經變成一個充滿負面意象的詞，只要我們一想到集中營，就聯想到死亡。

然而史奈德提醒了一個令人不安，且時常為大眾所忽略的事實：集中營並不如一般所想的那樣代表死亡，且其所針對的對象也往往不是猶太人。那些被納粹與蘇聯政權殺害的成千上萬受難者們，很可能這輩子從未見過集中營，無論是納粹的集中營，或是蘇聯的古拉格集中營。集中營並不是這些人的終點，甚至也不是許許多多猶太受難者的遇害之處。

這張攝於1941年烏克蘭文尼察市（Vinnytsia）的照片揭露了當時文尼察市內近三萬名猶太人所面臨的悲慘遭遇。在血色之地上有上百萬名受難者被以類似方式殺害。

1945 年，當順利「光復」法國的同盟軍，開始由西向東地往第三帝國內部推進時，他們陸續發現德國境內的大大小小集中營，例如位在巴伐利亞的達豪（Dachau）集中營。同盟軍拍下許多珍貴（且駭人）的照片與影片，並透過媒體讓這些真相在西方社會曝光。那些穿著條紋服裝，因疾病、營養不良、過度勞動而瘦得不成人形的受害者，以及被隨意堆疊棄置的乾枯屍首，很快就成了納粹德國的代表性罪惡意象。

然而，這些在媒體上傳散的消息，儘管駭人至極，卻不是事情的全貌。

勞動至死，固然極不人道，但這些被迫勞動者仍有倖存、逃脫、甚至是被另一陣營「解放」的機會－即便是最惡名昭彰的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也仍舊有一部分的生還者倖存，然而，在希特勒和史達林統治底下的東歐，絕大多數死難者們並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東方的「血色之地」，一種更常見、更簡便、但也更原始、更暴力的方式，便是大規模槍決。在華沙、基輔、明斯克、考那斯（Kaunas，立陶宛首都）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城市裡，那些官方授意的劊子手們，通常會假藉要將受害者遷移到別的城市，然後將攜家帶眷的受害者們成群結隊地帶到郊區，或者森林之中。接著，加害者會奪走受害者身上的財物、命令他們動手挖一個大坑（或者在前人挖好的坑前排排站立），然後再將他們一一槍決。

在這份惡名昭彰的耶格爾報告（Jager Report）中，身為納粹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隊長的耶格爾，詳載了其所負責的「敵後工作」究竟是甚麼：清除各種「可疑份子」，特別是猶太人。在這份報告的最末，其所記載的「業績」高達137346人，而這僅是其中一個特別行動隊。

有些時候，為了加快「處理的效率」，加害者會命令受害者自己跳進坑裡，甚或躺在前一批受難者的屍首之上，等待隨之降臨的黑暗。絕大多數生活在「血色之地」上的猶太人，以及波蘭人、波羅的海人、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便是以這種方式遇害。包括在 1937 至 38 年，史達林的恐怖大清洗時期，或是在 1939 年德蘇瓜分波蘭後，兩政權對波蘭菁英階級的清洗，以及在 1941 年至 45 年時，納粹在東線戰場背後，派出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對各種「可疑分子」所展開的屠殺。

除了大規模槍決，另一種更令人髮指的方式，則是剝奪一個區域、乃至於一整座城市的糧食供給。二戰爆發前的蘇聯便是這麼對待其治下的烏克蘭，最終釀成330萬烏克蘭人餓死的大饑荒。而在二戰爆發、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納粹德國也是這麼對待向其投降的蘇聯戰俘。加害者通常會把受害者趕進一個臨時搭建的營區中，斷絕他們的食物供給後，放任他們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冬下自生自滅。而這個所謂的「營區」，除了阻止犯人逃跑的鐵絲網外，通常一無所有。莫約有三百萬蘇聯戰俘在這種方式下慘遭納粹活活餓死與凍死。稍後，納粹德國會試圖炮製同樣的手法在他們久攻不下的列寧格勒城上頭。

一九三四年英國報紙對烏克蘭大飢荒的報導

作者讓讀者認知到，居然有如此龐大的生靈，是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向世界告別後，才接著帶我們探究納粹的集中營。史奈德將集中營分成兩種：勞動集中營與滅絕集中營。被關到勞動集中營的犯人（通常是政治犯），會被迫在此從事嚴苛的體力勞動，或者遭受種種其他不人道的待遇。其代表包括前面所提到、設於德國境內的達豪集中營，以及蘇聯著名的古拉格集中營。

滅絕集中營，顧名思義純粹是為了執行種族滅絕的任務而設計的，其受害者包括納粹意識形態中認為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人種，其中絕大多數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與蘇聯戰俘。在 1941 年德國入侵蘇聯後，這類工作一開始是交由特別行動隊與秘密警察負責，然而在實務上，大規模的近距離槍決，終究會對行刑人員的身心造成巨大負面影響。納粹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時候會專門釋放監獄的重刑犯來擔任特別行動隊的工作。

另外一種「改進方式」，便是使用毒氣貨車（Gas Van）。這是一種配備有毒氣室的簡陋卡車，在將受害者趕上車後，守衛便會封閉窗門，並在裡面排放一氧化碳或其他有毒氣體，讓在裡面的人窒息而死。只不過，無論是大規模槍決，還是毒氣貨車，都仍然沒有辦法達到納粹所冀望的清洗速度。為了要「加快效率」，遂有了滅絕集中營的誕生。

與一般勞動集中營不同，滅絕集中營裡面多半沒有供囚犯居住的營房，也沒有需要他們的工作場所。這類集中營透過鐵路對外連接，而營區內往往只配置了巨大的毒氣室，以及用來湮滅證據用的焚化爐（或掩埋場）。絕大多數被送到滅絕集中營的人們，連姓名都不會被登記，往往一下了火車（或者被要求死亡行軍至此）後便被送進毒氣室。

在納粹所建成的滅絕集中營裡，最著名的便是奧斯維辛集中營。

不只因為它是規模最大的集中營，也因為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個兼具「勞動」與「滅絕」的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一列列火車運來的、來自納粹第三帝國占領區的受害者們（通常是老弱婦孺）殺害；同時，這個集中營卻也留下了成千上萬名，被認為體格健壯、或擁有專業技能的勞工，強迫這些人替帝國的大企業與廠商生產戰爭資源。單是在奧茲維辛一地，二戰期間便有超過 100 萬人在此被毒殺，超過 40 萬人被強迫在此處勞動，而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亦死於嚴苛的勞動環境。著名的義大利化學家帕默‧里維（Primo Levi）是其中一名見證者與倖存者。

主要滅絕集中營的位置圖。

有超過 300 萬人在庫爾姆（Chelmno）、貝爾賽克（Belzec）、索比布爾（Sobilbor）、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邁丹尼克（Majdanek）與奧斯維辛（Auschwitz）等地喪失了性命。這些地方的共通點，就是它們都位於離主要城市不遠但又在人群聚集地之外的郊區，且全部分布在今天的波蘭境內，也就是位在「血色之地」內。這也就是說，當二戰結束時，它們全部都位在於紅軍佔領區以內，位在於西方媒體所能接觸到的範圍以外。這也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發生在東歐這片「血色之地」上的悲劇仍未被發現的原因。

奧斯維辛集中營一號營區的大門口寫著：「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
（照片來源：筆者個人拍攝）

奧斯維辛集中營一號營區的大門口寫著：「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這句令人厭惡的話，某種程度上卻反映了，當時的建造者仍打算把來到此地的受害者充作（強迫）勞工，而非直接殺害。這類的口號通常也會懸掛在其他的勞動集中營裡，例如達豪集中營。然而，在諸如特雷布林卡這類滅絕集中營中，多半沒有讓勞動者居住的營房，自然也沒有這句口號。這個事實本身，也驗證了惡名昭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雙重特質，既是勞動集中營，也是滅絕集中營。

最著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二號營區。
（照片來源：筆者個人拍攝）

史奈德為何要細數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悲劇？

這為了要讓讀者記住，記住這些曾經活過的人，如何在極權政權蓄意與暴虐的政策下死去。「重要的問題是，怎麼會有這麼多人的性命被殘暴的剝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住在東歐的人，成為血色之地的犧牲者？

正如書名所揭示的，納粹與蘇聯這兩大極權政體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加害者：納粹與蘇聯在「血色之地」上的屠殺性政策

1930 年代初，由史達林所領導的蘇聯，為了促成俄羅斯的工業化與「現代化」，而選擇透過農村集體化勞動的方式，對其統治的烏克蘭（以及其他附庸國）進行自我殖民。然而，以「五年計畫」為名的農村集體化生產，不只沒有增加農村生產量，反而產生了浮濫虛報與消極怠工的現象，並最終導致糧食嚴重短缺。在國家糧食不足的情況下，史達林選擇了犧牲烏克蘭人民，決定優先將徵收的糧食運往俄羅斯。收成遭到奪走的地區紛紛在1932年前後爆發了大饑荒。僅在烏克蘭一地，便有超過 330 萬人慘遭餓死。而史達林的解決方法是，將烏克蘭當地的共產黨當作應負責任的替罪羔羊，予以清洗整肅。

由於大饑荒削弱了蘇聯統治的穩定性，加上擔心會有外國勢力藉此機會入侵蘇聯，史達林決定從蘇聯內部找出「潛在的敵人」。這樣的「擔憂」遂促成了接下來幾年發生的數波恐怖大清洗活動。而身為帝國境內少數族裔的烏克蘭人、波蘭人與猶太人，則在這波整肅當中遭到了嚴厲的清洗。在全蘇聯總計 70 萬名的大清洗政治受難者中，有超過 30 萬人是在「血色之地」上被殺害。

為了鞏固元氣大傷的政權，並擴大自身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史達林很快的就與另一名獨裁者達成了合作。1939 年，納粹德國與共產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便是位處兩國正中間的波蘭。波蘭隨後便遭到德、蘇兩國的瓜分。

國土慘遭納粹德國與共產蘇聯瓜分的波蘭。

吞併東波蘭的蘇聯，很快地將東波蘭改造為蘇維埃附庸國，其首要之務便是除去波蘭的菁英智識階級。蘇聯祕密警察（NKVD）開始大量進駐東波蘭，逮捕各種「可疑份子」，包括政治人物、醫師、教師、受過高知識教育的人，或將他們送往古拉格，或未經審判就槍決。

最能突顯蘇聯此種斬首意圖的，莫過於其對待波蘭戰俘的方式。蘇聯刻意釋放了其所俘虜的波軍士兵，僅將受過教育的軍官階層扣押，並將這批人秘密處決。其中規模最大者，即為卡廷森林大屠殺。有超過兩萬名波蘭菁英在 1940 年春天遇害。

無獨有偶，在山的另一頭瓜分西波蘭的納粹德國，也將毒手伸向了西波蘭的上層菁英分子，儘管是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緣由。在希特勒與納粹的種族秩序觀中，波蘭人只配當作日耳曼人的勞工與奴隸，而波蘭這個國家自然也不該繼續存在。於是乎，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也就是納粹德國所組織的特別祕密警察們，便開始大肆搜捕西波蘭的知識分子。而這些遭到逮捕的人，則和他們東波蘭的同胞一樣，面臨了殘酷的命運。僅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這段期間，就有 20 萬波蘭智識菁英階層死於納粹德國與蘇聯兩國佔領下的政治迫害。

除了消滅統治階層外，佔領了波蘭的納粹德國，還遇到了另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猶太人。早在二次大戰爆發以前，希特勒就揚言要解決德國國內的「猶太人問題」，但事實上，當時猶太人在德國所佔的人口比十分稀少。隨著德國的領土逐漸東擴至猶太人長期居住的波蘭地區，其轄下的猶太人也瞬間從原本的 30 萬不到，暴增至 200 餘萬，這些猶太人自然成了新的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納粹所想出來的暫時方法是，把境內的猶太人大量趕到位於波蘭境內的猶太人聚居區（ghetto）裡面做苦工，並期待有一天能夠擺脫他們。由於聚居區環境不佳、過度擁擠且過度勞動，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間有上萬名猶太人死於營養不良與疾病。

1941 年夏天，希特勒背叛了史達林。納粹德國為了奪取所謂的「生存空間」而入侵了蘇聯，開啟了血色之地的下一階段。

在希特勒眼中，蘇聯所控制的龐大歐俄領土，正好符合其對「生存空間」的構想。在這個構想中，用閃電戰迅速地擊倒蘇聯只是實現「生存空間」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所謂的「飢餓計畫」（Hunger Plan），即是像史達林對待烏克蘭一樣，將東方領土地糧食物資徵收殆盡後，放任幾百萬人餓死。第三步則是「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即是把原先控制在聚居區的猶太人再往東方驅趕，並放任他們自生自滅。最後，將該地原本的人餓死或趕走之後，納粹德國再派出境內的日耳曼人到東方進行殖民墾荒，將這塊生存空間打造為某種納粹版的美國西部，此即為「東方計畫」（Generalplan Ost）。

孰料事與願違，納粹的狂想曲出了個意料之外的錯誤。閃電戰並未徹底摧毀紅軍的抵抗能力，蘇聯也遠比納粹所想要的還要堅韌。然而，戰場上的挫敗並未讓納粹打消野心。

儘管未能如預期地在整個烏克蘭大規模實施「飢餓計畫」，但是納粹仍舊準備好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開戰之初所俘虜的 300 萬名紅軍戰俘，以及列寧格勒等幾座久攻不下的城市。

戰事的拖延同樣也替「最終解決方案」帶來麻煩，如此一來便難以將境內的猶太人「遷移」到仍舊是戰場的東方。然而，希特勒與其黨羽仍舊擬出了另一套方案，因有了東線戰場大規模屠殺（蘇聯統治底下的）猶太人的經驗後，他們已經準備好要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屠殺其境內的猶太人。

就這樣，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變成了波蘭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以及猶太人的血色之地。

在 1941 年至 1945 年的東線戰場裡，有 420 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包括戰俘與平民，遭到德國蓄意的政策餓死。另外， 540 萬猶太人則在這段期間裡，在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下遭到子彈或毒氣殺害。

面對抵抗越來越激烈的蘇聯紅軍，以及佔領區內頑強的游擊隊，納粹德國亦時常會對其佔領區的人民採取「報復行動」。在 1945 年納粹帝國覆亡前，又有 70 萬白俄羅斯與波蘭平民因此遭到殺害。從 1933 年的烏克蘭大饑荒迄今，總計已有高達 1400 萬人在血色之地上失去了性命。

然而，血色之地上人民的苦難並未結束於此，他們仍要接著再次面對捲土重來、同樣是占領者的蘇聯。許許多多生活在此地人們的苦難故事，還得要等到 1990 年代蘇聯政權垮台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長久以來，西方主流史學界對於二戰時的大屠殺研究，仍相對偏重於德國方面的史料。史奈德則試圖將研究者們所關注的重心向東推移，將歷史舞台的中心放到了相對冷僻的東歐。而這種作法，不只能讓大眾對納粹與蘇聯的所作所為，有更多的認識之外，其所採取的跨國界、區域式的研究取向，亦有助於讀者跨越國族的藩籬，去理解東歐的歷史，。

當然，即便將關注的焦點拉往東歐，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貌。

史奈德的《血色之地》並不試圖成為一本詳盡的大屠殺參考書。這本書所記述與反映的，比較多仍是長期研究中東歐歷史的史奈德，個人的關懷。誠如一些評論者指出的[2]，這類血腥大屠殺並不是從 20 世紀中葉才開始，且發生在 1930、40 年代歐洲的血腥屠殺，也不是只有發生在史奈德所定義的「血色之地」。在當時的南斯拉夫，在高加索地區，乃至於相對來說在暴力程度上較為「平和」的西歐，都仍有許多可怕的事情在上演著。儘管有著這樣的問題，史奈德在《血色之地》所做的嘗試仍舊是重要的一步。

不可諱言的，即便是 20 世紀中葉發生在西歐的悲劇歷史，對於今日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來說，往往都已足夠生疏遙遠。那就更不用說在語言與文化上，有著更深隔閡的東歐歷史了。《血色之地》帶我們行過了東歐的死蔭幽谷，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跟隨史奈德優美感人的筆觸與怵目驚心的文字，去認識上個世紀中，發生在這塊土地上，血色斑斑的悲慘過去。

一九四五年的波蘭首都華沙。

或許，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此時此刻正在閱讀《血色之地》的讀者。或許，在翻過一頁又一頁的血染的書頁後，讀者難免逐漸變得麻木。畢竟生活在承平時代的我們，並不容易捕捉作家筆下的那份實感。或許，當我們闔上書本、閉上雙眼時，腦海中只能依稀記得有一千四百萬人就這麼死了。我們遺忘了那些令人不安的情境，只記得最後所「產生」的數字。

然而，史奈德再次提醒我們，這樣做並不夠。有些事情不該被遺忘。史奈德帶領讀者重新檢視了其在篇首所提到的那些受害者們。不同的是，這一回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名字。

那名幻想著食物的男孩叫做約瑟夫‧索伯列夫斯基（Jozef Sobolewski），約瑟夫一家有六個人都死於烏克蘭大飢荒，而其中一名倖存的兄長則死於隨後到來的恐怖大清洗；住在列寧格勒的俄羅斯女孩名字叫做坦尼亞‧薩維切娃（Tania Savicheva），令人遺憾的是，她未能如同她在日記中所寫下的那樣，熬過二次大戰。

「受害者會留下弔念者，殺人者卻只會留下數字。」史奈德寫道。他拒絕將血色之地的受難者化約成一個簡單好記的「死亡人數」，或者是各國國族記憶裡的「烈士」，因為那樣只會「犧牲每一個人的獨特性」，更是在「把人命化約為數字」，而這正是納粹和蘇聯政權在幹的事。「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雖然史達林並未說過這句時常被錯誤引述的話，但是他所領導的蘇聯政權，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所做過的事情卻與這句話本身相去無幾，都是在把活生生的人變成冷冰冰的數字。史奈德嚴厲拒斥這樣的觀念，一如他譴責將東歐變成血色之地的納粹與蘇聯政權。

史奈德希望他的讀者都能夠記得這些受害者。不是記得那龐大但卻空洞的數字，而是記得約瑟夫、史丹尼斯、亞當、坦尼亞與珍妮塔，以及每一個與他們一樣，曾經活過但卻被人以暴力奪去的生命。末了，史奈德以充滿人性光輝的筆觸，擲地有聲地呼籲：

了解這些數字背後的來龍去脈，以及將它們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是我們每一位學者與人本主義者所無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我們做不到，那麼希特勒與史達林就不只是影響了我們的世界，還左右了我們的人性。

[1]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2] Jacques Sémelin, “Timothy Snyder and his Critics” 此文整理了提摩西‧史奈德的《血色之地》在史學界所引起的幾個爭辯議題，見：http://www.booksandideas.net/Timothy-Snyder-and-his-Critics.html。

作者簡介：正職為書籍助產士，閒暇時喜愛閱讀書本與電影中的故事，特別是科幻、軍事與外交史領域相關，現正試圖透過寫作來磨練自身說故事的能力。

作者：愛德蒙．佛賽特（Edmund Fawcett）

一九四五年後的政治思考未局限於大學和智庫裡，也非只針對經濟學。

二十世紀中葉的自由主義氣氛，大半得歸功於三位文筆一流的作家，即喬治．歐威爾、阿爾貝．卡繆、尚─保羅．沙特。他們都是隨筆作家，且撰寫帶有政治主旨的小說，並以苦惱、未和解且孤零零一人的角色為核心鋪陳該主旨。

對他們來說，不顧萬難或不知成功機率多寡而堅持自己道路一事，不是不識時務的證據，而是恪守道德的表徵。歐威爾在西班牙與法西斯分子打過仗。卡繆為法國的抗德運動編過一份地下報紙。沙特是受敬重的哲學家，主編戰後法國的最大左派刊物《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長達三十年。他立場的宣示性質較濃，但他也扮起大衛，殺死一連串哥利亞巨人：西方的反共、西方的殖民主義、法國的戴高樂主義。這三位思想家在政治上都沒有黨性，每個都難以確定其政治立場。他們三人在氣質上都屬自由主義者，連沙特都是。

喬治．歐威爾（一九〇三～一九五〇）深入探究詞語在政治上的使用和濫用，自稱社會主義者、反共者、托利黨無政府主義者。他私下個性害羞，但提筆為文則激情洋溢，是個嘲弄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挖苦享有特權之社會主義者的左派老伊頓公學校友。兩部反極權主義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一九四五）和《一九八四》（一九四九），使他早早享譽全球，但還未能享受和嘲弄自己的成名，就死於結核病。

動物農莊書封

他生於孟加拉，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當時他父親在那裡為管理對華鴉片買賣的印度殖民事務部工作。他被送回英格蘭受教育後，年紀剛好差服役年齡一點點，幸運躲過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他未和伊頓公學的友人一樣進入牛津或劍橋深造，而是加入緬甸的殖民地警察部門，因為這段經歷，他迅即成為反殖民主義者。

他寫道，他受不了同樣一件事，他做了沒事，別人做了卻要被關。根據他在緬甸的經歷，他寫了兩篇著名的文章，〈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和〈吊死〉（A Hanging）。前文在表達自責之情，自責於禁不住受驚嚇之民眾的催逼射死一頭大象之事，後者則是對死刑所發出的無聲辯駁。

歐威爾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出於直覺但非常深刻。他痛恨不當的權力，知道它以多種形態現身。他寫道：「我對資產階級共產主義者所想像出的理想化工人沒什麼特別好感，但當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人與其天敵警察衝突時，我不必捫心自問就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他從親眼所見看出社會的排斥現象：「一個胖男人吃著鵪鶉時，幾個孩童在乞討麵包，那景象真叫人不舒服。」歐威爾理解到，政治不能光談理想和政策。「他的激進主義是最含糊的那種，但大家始終知道有這樣一種激進主義，」歐威爾如此寫到查爾斯．狄更斯。「他未提出建設性的建議，甚至不清楚社會的本質，只有感知到有地方不對勁。

最終他所能說的就只是『做人正派』，而那⋯⋯未必如它表面上所予人的感覺那麼膚淺。」身為自由主義者，歐威爾認出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所難以看出的東西，那就是固定不變不可得，政治從未停下腳步：「大部分革命分子是潛在的托利黨人，因為他們以為透過改變社會的形貌能把所有事物都擺正」，歐威爾寫道。他接著寫道，「一旦達成那一改變，他們就認為沒有再改變的需要」。

在〈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歐威爾表達了或許是他最堅定不移的信念，即壞言論反映壞思想，由於政治主要以言語進行，壞言論就可能帶來政治愚行、暴力、壓迫。在《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了描述那個強行推行且使人混淆的語言，他造了「新語」（newspeak）這個新詞。而凡是理解權威之不當使用言語和不當使用其權力兩者之關聯者，不須一丁點的解釋，都能領會「新語」一詞的意思。歐威爾的「新語」有許多後代，包括「管理階層語」（management speak）。

歐威爾嚴格到自我懲罰的程度，既深信人反抗不公不義的義務幾乎沒有止境，又相信人對付不公不義的能力極為有限。他對理論和猜測極為反感，且大概非常厭惡「存在主義者」這個字眼。但從某個意義上說，歐威爾那個眼高手低、成不了事的道德寓意，使他成為英格蘭的存在主義者。

阿爾貝．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〇）也念茲在茲於愛唱反調者在冷淡、難駕馭之社會裡的角色。

一如歐威爾，卡繆是個老菸槍，肺功能很差。兩人都享年四十六，但卡繆死於車禍，當時他的出版商開著馬力超大的Facel Vega牌車子載他回巴黎，結果車子撞樹，雙雙身亡。卡繆在勞動階級城市阿爾及爾出生，父母是法國人。後來就讀阿爾及爾大學，在校時擔任足球校隊的守門員。

卡繆後來寫道，他不是在馬克思的著作裡，而是從貧窮裡認識政治。沙特的反反共立場從未為共產主義助一臂之力，而卡繆與沙特不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曾是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員。德國占領期間，卡繆主編遭查禁的法國反德勢力報紙《戰鬥報》（Combat）。

一如在歐威爾身上所見，對卡繆來說，個人參與在政治上的作用大於政策或學說。兩人都聽從自己的反應和自己的憎惡行事：對共產主義、殖民主義、死刑的憎惡。兩人都不是聖徒，也不是烈士。歐威爾把他所認為不該被英國外交部宣傳部門雇用的左派友人的名字告知該部。卡繆於占領期間出版著作，同意德國籍出版審查員的要求，將某本散文集裡提及卡夫卡這位猶太裔作家的文字拿掉。卡繆未把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戰士偶像化，擔心他們一旦掌權也會變成壓迫者。

異鄉人

卡繆以小說和劇作最為人知，但他也寫政治論說文。在《反抗者》（The Rebel, 1951）中，他以反共自由主義者的身分擺出他想推銷的東西。卡繆以典型的法國作風，提出歷史上的政治原則疑問。卡繆問，為何啟蒙時代的解放工程以革命恐怖告終？當今對自由的追求為何不只促成物質進步和民主，還促成專制統治和讓大批人同時倒下的殺戮？

這些疑問並非此時才出現，以前就有人提過。但當卡繆著手撰寫他所謂的「試圖了解我所處之時代」的作品時，它們就變成亟待解開的疑問。在卡繆的所有政治著作中，最讓他引以為傲者是《反抗者》。它援引了較有見識之人對支持馬克思主義之左派人士的鄙視，使他與友人沙特永遠決裂。

卡繆重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之後保守主義者問過的那個問題：現代的罪行肇因於自由或肇因於遭曲解的自由？

勃克和梅斯特都怪罪於自由，只是前者怪罪時態度溫和而後者態度粗暴。對勃克來說，人一旦擺脫習俗與理智的束縛，能幹出最令人髮指的罪行，乃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梅斯特則認為人一旦擺脫上帝和祂人間執行者的束縛，能幹出最令人髮指的事。在保守主義者看來，不服從和異議，在道德上導致混亂與困惑，政治上導致革命、瓦解、反革命。自由精神使人的生活變糟，而非變得更好。誠如自由的擁護者所主張的，叛亂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一如最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卡繆不同意此說。一如那些自由主義者，他把現代的過激行為歸咎於自由遭曲解，而非自由本身。

一如康斯坦和吉佐，卡繆在革命裡看到利與弊。卡繆反抗不當的權力，把造反視為所有人所不得甩脫的普世義務。卡繆認為，面對上帝的默不出聲、自然的漠不關心和人對人的支配，唯一適切的反應乃是反叛。

從某個意義上說，造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殊之處。反叛不可避免是社會性的且使我們與他人接合在一塊，或者如卡繆在一警句裡所說的：「我反叛，所以我們存在」（這句警語，可以理解的，並未流行開來）。卡繆描述了多種反抗者的想法和作為，對他們的支持程度各不相同：作家、花花公子（dandy）、反道德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主持革命恐怖統治的雅各賓派成員、反沙俄政府且獨來獨往的丟擲炸彈者。

卡繆問道，造反雖然受歡迎且是必要之物，為何它卻也導致這樣的災難？

卡繆的《反抗者》，提問多過於給予答案。他希望建立一輕鬆自在的、人性的、不被他所謂之「地中海」觀念驅動的政治，並以這樣的希望做為該著作的結尾。他設想一條在極權主義壓迫和西方過火行徑之間不偏不倚的中道，而他對這一中道觀只陳述其梗概，未交代其細節。知識界的強硬左派看到獵物，飛撲過來。

《現代》雜誌主編之一的佛朗西斯．讓松（Francis Jeanson）寫了篇評論〈反叛的靈魂〉（The Soul in Revolt）予以痛批。他表示，卡繆關注良心的純粹性更甚於關注不公不義。讓松是協助阿爾及利亞人反殖民運動的法國地下組織英勇成員，左派招牌無可挑剔。卡繆對殖民地獨立運動受壓迫一事抱持自由主義式的遲疑，給了讓松一個攻擊的標靶。對讓松來說，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乃是道德上不容置疑的命題。卡繆很不明智地予以回應，且回應內容讓人覺得自負又滿是委屈。

然後沙特跟著捅上一刀，在《現代》雜誌上刊出一封公開信（一九五二年八月），一封如今讀來仍是又狠又準之文學暗殺傑作的信。他與卡繆再度幾乎形同陌路。

《反抗者》一作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不在於它所發出的論點或它激起政治界─文學界的決裂，而在於它代表了自由主義較普遍進行的一個糾正性的轉彎。經過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種種滔天的暴行，自由主義者正提醒自己，不該因為關注國家和社會能為人民做什麼，而看不見國家和社會能對人民做什麼。

《失敗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 1950）一書，集結了公開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六位西方前共產主義者的文章，而卡繆此書，一如《失敗的上帝》，代表了左派知識分子在公開抨擊史達林主義惡行上，從此可暢所欲言，不再受到壓抑。先前的沉默，並非完全出於愚蠢的或不光彩的理由。

一些人認為蘇聯付出重大犧牲，將西歐人從納粹主義魔掌中救出，對於這樣一個國家，理該忠貞不棄。西方人在捍衛自身和自身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上，也曾做出嚴重的傷害和暴行。對卡繆和歐威爾來說，讓人沉默的那些理由都已站不住腳。該是時候公開表白心跡。不管喜不喜歡，冷戰要他們選邊站，而他們選擇站在西方那一邊。身為作家，歐威爾和卡繆正在開闢一個再度讓人能成為自由主義者、反共者、左派人士的空間。

並非每個人都選擇住在那個空間。

在法國，有一批人認為自由主義和左派乃是相矛盾的兩回事，而那批人的知識界領袖就是尚─保羅．沙特（一九〇五～一九八〇）。但沙特的自由主義程度，比他自己所願意承認的還要高。

他靠反對在過活，活在對統治者和通行之社會習俗永遠公開反抗的狀態中。他的哲學口號是「爽快說不」（Just say no）。前景黯淡之事似乎很吸引他。他的知識工程大到超乎其所能掌控。未完成幾乎就是成功的標記。六十多歲時，他迅速寫出厚達兩千三百頁的福樓拜專論，然後宣告它還未完成。他得意表示一直沒長大。他看淡浮名，一九六三年拒領諾貝爾獎。簡而言之，沙特是個怪人。若非沙特討厭寵物，極不喜歡鄉間散步，且有濃濃法國味，在看重怪人的英格蘭，他可能會很受喜愛。

他有許多情婦，有個深愛不渝的愛人西蒙．波娃。西蒙．波娃是小說家和思想家，以友人、愛人、護士、法官、平起平坐者的身分與他一起生活、創作，具有和他一樣的雙重性，但從未成為他的妻子。沙特年幼時一眼就幾乎全盲，但從其他方面來看，他身體健壯。好在他身體健壯。他每天抽四十根Boyard牌香菸，喝數公升的咖啡和烈酒，嚼食十二顆名叫corydrane的藥錠。這種藥錠兼具安非他命與阿斯匹靈的成分，不用處方箋就可買到（建議日服用量是兩顆）。

沙特真正上癮的東西是寫作。在整個創作生涯裡，他的粗產量據計算一天達二十頁刊出的文字。他不願重讀或改正他已寫下的東西。一旦形諸文字，他的想法即定案。他喜歡用單句的俏皮話，曾說他最好的著作始終是他即將動筆寫的那部著作。在那一俏皮話的背後，存在著一個影響他哲學的主張：過去無權管我們。不管何時，我們都能隨心所欲打造我們想要的自己。

對沙特來說，人生的最重要事實乃是那一自由信念和受約束之體驗兩者的衝突。我們能在腦海裡隨心所欲地馳騁，卻被困在我們的處境裡。改變是可能的，即使只是皮毛的改變：我們能不受拘束的藉由想像別種處境來「否定」自己現在的處境。那一精神上的自由，我們在自己的計畫和希望裡明顯可見。

沙特認為，我們能在自欺（bad faith）裡隱藏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找不到它。將我們的社會分類、我們的肉體限制或道德束縛同意為對我們自由的限制，即是自欺的表現。承認自由成為衡量自知（self-awareness）的標準。沙特在《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1943）中闡述了那些想法。此書展現了一種鞭辟入裡的洞察，小說家所會有的一種洞察，對欲求、厭惡、遭注視之類未得到充分剖析之人類經驗的洞察。它深究了人們所熟悉但未受到充分審視的精神現象，比如自欺和真誠。它從較廣泛的角度提供了一個嚴格的人類自主絕對優先的觀點，提供了一個隨之頗為嚴苛的道德責任敘述。

存在與虛無

到了一九四〇年代晚期，沙特已放棄教職，靠寫作為生。他最富哲學性的小說《噁心》（Nausea, 1938），在他生前賣了超過一百六十萬冊，他以政治責任為題的劇作《髒手》（Dirty Hands, 1948），賣了將近兩百萬冊。在他未竟的《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1960）中，他試圖調和他嚴苛的人類自由觀和對馬克思主義高度個人化的描述。

沙特念念不忘於向約束性的權力說「不」，而後來的法國思想家，例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承繼了這一心態。傅柯未像沙特那樣強調人的「主體」。傅柯似乎表示，外部權力對我們的束縛，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們自身的心理抑制。但傅柯以如此具說服力的自由主義精神發言反對現代的壓迫機構（瘋人院、監獄、道德警察）時，若非是在代表人民發言，實在很難看出在替誰發聲。

沙特有時任性且不負責任地做了錯事：一九三〇年代反戰更甚於反法西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親蘇，然後一九六〇年親卡斯楚，一九六八年後親毛澤東。他對「資產階級」作風的痛斥，使資產階級作風得以決定他所要探討的主題。沙特的痛斥也使他對窮凶惡極的反英雄、虛無主義者，乃至恐怖主義者，產生不顧後果的崇敬。

沙特有時也做了了不起的對事：一九五六年譴責蘇聯揮兵入侵匈牙利，主張阿爾及利亞是阿爾及利亞人的（右派恐怖分子兩度在他的巴黎公寓放炸彈，一次差點要了他的命），一九六七年阿拉伯國家突然出兵攻打以色列時他支持以色列。沙特晚年的奮鬥事業之一，乃是促成一象徵性的和解。一九七九年，他和雷蒙．阿宏聯袂前往愛麗舍宮，請求法國政府救助一九七五年西貢落入共黨之手後逃離越南的船民。阿宏是沙特一九三〇年代起的老友，且是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與沙特進行友好爭辯的對手，兩人同屬自由主義陣營。

沙特自幼失父，童年孤單，由溺愛他的母親和擔任教職的外祖父撫養長大。他個性與眾不同，專注於自身事物，愛胡思亂想，渴求結交朋友。他說一九四〇年在德國戰俘營裡那幾個月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對想像之群眾抱持的浪漫情懷，使他愚蠢地站在極權主義那一方。

與那成為對比的，乃是他對權威的不信任和他對權威所始終能招來之暴力的不信任。《言語》（Words, 1963）一作，表面上宣稱是他的童年回憶錄，其實是絕妙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該書裡寫道，「發號施令或服從，都一樣」。這則警句可能來自阿蘭（Alain）。沙特就讀於師範學校時，與阿蘭的哲學弟子有往來。沙特極討厭自由主義反共分子。但他比大部分自由主義者更看重無限制的、高要求的人類自由。沙特從未有過歸屬哪個群體或在不受拘束下找到平衡的強烈衝動，但誰有？

他嘲笑平衡可獲致一說。

對沙特來說，重點是讓兩者繼續走，看各自會通到什麼地方。捍衛遭法國政府侵擾的激進分子的人權，是沙特最英勇的奮鬥事蹟之一。在沙特的反自由主義言語背後，可看到一位自由主義異議人士的身影。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社之《自由主義：從理念到實踐》
政治思潮經典探源 擬人化自由主義論述
以小說筆法、編年體書寫的精采社會思想史

本書聚焦於美、英、法、德四國，
追溯其自成一格的傳統，
如何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實踐上聚攏。
自由主義雖有多種流派，
但幾個共同信持的觀念將它們合為一體：
反抗權力、相信社會進步、尊重人所選擇的事業及信念、
接受利益和信仰始終產生衝突的結果。

作者：李彥勳（臺大物理所研究生）

龍馬在勝海舟的影響之下，一點一滴開始打造屬於自己的海軍。而隨著局勢急轉直下，佐幕派及勤王派爭鬥越趨激烈，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暗殺，看在龍馬眼裡，實在心急如焚，但他也在等待機會。

龍馬確實格局不同，他知道，自己肯定是那個改變天下的人，但「世局正處於沸騰狀態」，即便看在眼裡苦不堪言，這時也只能繼續蟄伏，換句話說，他懂得忍！

龍馬照
（Source: wikipedia)

司馬先生在描寫人物的各類逸事後，總愛加上自己的看法，尤其當龍馬與西鄉隆盛兩位第一次相遇時，司馬先生寫得尤其精采：

西鄉終生以「去欲」為自我教育之目標……開始思考「究竟何種人能成就大事業」。最後。他得到的結論是：「不要命、不要名，也不要官位及金錢者，別人就拿他沒輒。唯有這種眾人拿他沒輒之人才能克服艱難，成就國家大業。」

龍馬也留下與此類似的語錄，但說法與西鄉相較之下顯得較像逆說，，且不似西鄉具有宗教性，卻一針見血。或許勝就是因此才說龍馬是「較會盤算的西鄉」吧。

就拿成就大事這點來說吧。龍馬的語錄中有「人生之目的在於成就事業」。此觀點與西鄉並無二致，但他立刻接著強調「切勿羨慕他人事蹟而模仿他人」，可見他極具冒險精神。

又，關於生死觀也與西鄉頗為類似：「遭五馬分屍之邢，遭逆屍磔刑，或於宴席上歡樂死去，橫豎都是一死，並無二致。既然如此更應思成就偉大之事」，又有「死時就將性命交還給上天，切勿一心貪求高官厚祿而貪生怕死」之句，可知龍馬雖與西鄉相似，但似乎更顯得實際。

司馬先生在此精闢地寫出龍馬及西鄉之異同。龍馬顯然較為現實主義，而西鄉則深受日本傳統價值影響，帶有些許宗教色彩的思想，使得他依舊是一名武士，效忠於藩的武士，一如土佐藩士武市半平太，心中仍念著藩的利害，因此在思想上與龍馬相去甚遠，當然龍馬已脫藩而為浪人的身分自有其優勢，但不僅如此，筆者閱讀至此時，想起在《龍馬行》第三冊也有相關敘述。

原來當時是沒有「日本人」這個稱呼的！這令筆者非常驚訝！

筆者一直認為，民族性如此強烈的日本，在現代之所以能在各方面表現皆驚豔於國際，便是來自其愛國、團結和嚴謹的行事風格，卻沒想到，不過只在百年前，連「日本人」這樣的概念都不存在！而這概念卻在坂本龍馬這樣一個身分卑微的鄉士心中成形、茁壯，最後發揚光大！

也因此，龍馬的行事準則其實與其他維新志士相同，只要對藩有利便奮不顧身，只是龍馬的對象是日本。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被引進日本──公司。

由於長州藩於蛤御門之變戰敗後而成為朝敵（與京都天皇為敵），龍馬及勝海舟辛苦建立的神戶海軍塾被幕府強行解散，勝海舟也因此回去京都，幕府威勢儼然東山再起，龍馬對此只有另起爐灶一途。

龜山社中，是龍馬不斷奔走後，終於由薩摩藩出資成立的商社，目的在於藉由船運貿易，賺取利潤後可以購買武器，而龜山社中最終當然還是以推翻幕府為首要目標，在此龍馬一切以現實為考量基準的思維起了極大的作用。

龜山社中舊址，現為龜山社中紀念館。
（Source: wikipedia）

薩摩藩與長州藩在蛤御門之變後，幾乎水火不容，別說要二者合作，就是碰上個面可能也要動輒決鬥。而龍馬成立的「公司」亟需船隻及資金，加上其實薩長兩藩對於勤王的思想並無二致，於是龍馬開始奔走兩藩間，使兩藩得以互通有無，各汲所需，促成了在當時幾乎是跌破眾人眼鏡的薩長同盟。

司馬先生在書中此段，相當強調龍馬對於現實的眼光，書中情節看來理所當然，但筆者不禁十分驚訝。龍馬向河田小龍、勝海舟等人學習西方新知，接著便能馬上學以致用，學以致用甚至不是最艱難的部分，而是在當時的日本，幕威尚在，各藩各自為政的情況，龍馬憑藉著自身的魅力及意志力，能創造如此大業，筆者至今仍難以想像！

由於薩摩糧食歉收，而長州收穫頗豐，長州需要在京都天皇的影響力，但偏偏成為朝敵。朝廷上下無一不厭惡長州，適巧薩摩藩於蛤御門之變後，京都影響力大增，龍馬看穿了此一現實，說之以利，使兩藩雖不至於盡釋前嫌，至少也能為勤王倒幕共同合作。

歷史一再重演，機會一直都在，可是死守武士價值的人們便無法看穿這一切。

龍馬小時被笑為尿床鬼、鼻涕蟲、被私塾的老師放棄，身分又是卑微的鄉士，唯一能稍微稱許的只有刀術。身上幾乎找不出任何符合社會期待的特質及能力，卻也相對地沒包袱，而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甚至連看也看不到的大事。到底是歷史的慧眼識英雄啊！

雖然主角是坂本龍馬，司馬先生並未就忽略其他英雄豪傑，即便格局、視野不如龍馬，司馬先生在小說中，依舊給予適切的評價。

長州藩成為朝敵後，司馬先生形容長州藩已「自暴自棄」，長州藩士桂小五郎抑鬱寡歡。當龍馬說服桂與薩摩同盟時，桂雖有些執著長州的面子，卻也寫下「既有薩州為皇家效力，長州雖亡亦為天下之幸」如此氣魄的文句。

讀者大概可以看出，國難當頭之際，全日本上上下下，不論何藩何士，皆憂心如焚，只是因為擁抱各自的理想，使得大家相互傾軋，理念不同即視之為賣國，見面則如仇敵般，黨派鬥爭、戰爭層出不窮，最可怕的是，所有人都視死如歸，原本應當是國家救亡圖存的絕佳條件，卻十分徹底地浪費在無謂的爭鬥之中。同樣的情況，與前文有提過司馬先生的說明，大東亞戰爭的成因如出一轍。但無論如何，所有人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至少在這方面絕對是令人訝異的團結，亦可蔚為奇觀了。

筆者相信，這大約也是列強來到遠東後，對待日本及對待中國的方式差別如此巨大的原因之一吧！作者也提到，「所謂的攘夷行動若僅是殺傷外國人，若如長州藩那樣以舊式軍隊對抗列強海軍，這些舉動本身便毫無意義。但其實在外國政府看來卻充分顯示出日本人異於其他亞洲人的爆發力。英國歷史學者湯恩比曾說：『日本是土耳其以東唯一未受西洋人侵略的國家。』如此幸運的結果肯定多少拜此之賜。」

坂本龍馬「薩長同盟裏書」真跡。
（Source: pahoo）

薩長同盟及龜山社中在當時的日本已是前所未見的創舉，但這在龍馬波瀾壯闊的「世界浪人」生涯中，還未達到最高潮，日後龍馬提出的船中八策及大政奉還等政治策略才算是真正種下維新的種子，許多現代化的自由民主觀念皆成因於此。與此同時，筆者回頭讀過許多名人的推薦序，事過百餘年，龍馬的事蹟還是有許多值得現代人效法學習，其精神尤其如此。

不知不覺中，司馬先生塑造的人物也帶起了筆者的情緒，好似看電影或戲劇時，總希望主角能有好遭遇，好結局，隨著龍馬的一生起伏，筆者既期待後續龍馬的抱負能實行於天下，又遺憾這樣精彩絕倫的故事即將告一段落。

本專輯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和遠流出版社共同合作的專題。

作者：吳孟青（清大歷史所碩士）

作者題為東方朔的《海內十洲記》裡有一段故事，西胡月支國王遣使送了四兩的靈香給漢武帝，漢代 1 兩大約是今日的 15.625 公克，換算起來也才 62.5 公克。份量雖少，但據使者的說法，這一小撮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的靈香，焚燒時氣味非但傳遍百里，更關鍵的效用是能夠讓人起死回生，因此又名返魂香。

儘管漢武帝收了這份禮物，但並不是很當一回事。後來長安城發生瘟疫，漢武帝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靈香來驗證，沒想到正如使者所言，聞到香氣的人都復活了，香氣甚至飄颺於長安城裡久久不散，長達三個月。

這下子漢武帝可震驚了：「快快快，快去把剩下的靈香從倉庫裡挖出來。這可是神物啊！」才發現裝靈香的盒子雖然封印還在，打開後，靈香早已不翼而飛。漢武帝懊悔不已，只恨自己之前實在太輕慢。在他將死之際，亦不得靈香而用。

長生不死是古代中國人最大的夢想，來自西胡月支國的靈香正是抵禦死亡的利器。

這則故事揭示了中國想像裡，西域之香的神秘性與神聖性，這種印象在中國流傳了非常久遠的時間。行文至此，讀者或許已經發現，怎麼尚未出現「香料」這個常見的詞彙？

在目前所見的文獻裡，「香料」一詞最早出現在宋代，宋代以前皆言「香藥」。不過就算是宋代，「香藥」卻仍比「香料」更為常見。兩詞意涵異同的分析較為複雜，按此不論。「香藥」既是指藥用與芳香兼具者，也用來作為香與藥材的集合名詞。本文主要想談早期外來香藥輸入中國的歷史，尤其聚焦在於漢唐之際，透過絲路交通而來的香藥貿易與文化交流。 

外來香藥傳入中國的時間

《海內十洲記》這則故事的主角雖為漢武帝，實際上杜撰成分極大。

一般認為這段史料並非出自漢武之世，比較可能是東漢至六朝之間的作品，作者當然也不是東方朔。早期學者陳竺同（1893-1955）曾根據《洞冥記》、《漢武故事》、《武帝內傳》、張華《博物志》等書的記載，主張香料是在漢武帝征服西域後，由西域國家朝貢而來。另一位學者陳連慶（1916-1989）卻不認同，他指出魏晉以後出現的這些都是記異之書，內容不可輕信：西漢缺乏具體證據說明香料已經傳入中國，東漢始有少數外來香料輸入的實據，魏晉才開始風行。[1]

的確，《史記》與《漢書》並未提到來自西方的香藥，直到《後漢書》的〈西域傳〉才記載到物產豐富的大秦國出產蘇合香。此外，需注意的是，這裡所講的「中國」側重於黃河、長江流域，且目光集中於透過絲路與西域的交流。但經由南海貿易到中國南方的外來香藥其實來得更早，南越王墓（卒於 122BC.，即西漢時期）就曾發掘出一些疑似乳香樹脂型香藥。

圖 1‧南越王墓出土疑似乳香的樹脂類香藥
出處：廣州巿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編，《西漢南越王墓》下冊（北京巿：文物，1991），圖版八三

外來香藥的知識與謠言

蘇合香是一種經過加工的香藥，從外表無法判斷製造原料。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該段是根據東漢駐西域大使班勇所記的資料寫成。蘇合香是由齊墩果科樹脂 Styrax officimale, Linn. 製成，主產於敘利亞、小亞細亞東南部、賽浦勒斯（Cyprus）、及克里特（Crete）等地，採收樹脂後需經加熱溶解的過程，才能製成可用的蘇合香，因此《後漢書》的〈西域傳〉所說的「煎」是有其真實性的。可以說，出使西域的班勇極早就掌握這項訊息，但所知仍然有限。

有趣的是，西晉以來，中國社會流傳著一個說法：蘇合香乃獸便製成。最早的記載見於西晉傅玄（217-278）的《傅子》：「西國胡人言：『蘇合香者，是獸便所作也。』中國皆以為怪，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似乎這個著名的謠言是由西域胡人流出，聽者卻不太相信。不過，其威力一直延續到陶弘景（456-536）作《本草經集注》時，民間還廣傳著「蘇合香是獅子屎」的說法。

為什麼西域胡人須如此謠言惑眾？

傅玄所記的西域胡人可能只是個來自中亞的經銷商，根本不曉得蘇合香的原料；也可能是為了保護商業機密或故弄玄虛、提高價格而隱瞞。保護商業機密的作法自古有之、中外皆然，就如同中國一直避免蠶種外流一樣，西域胡商也可能擔心高經濟價值的植物遭移植育種成功。然而，經由蘇合香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當香藥透過絲路傳播，交流的不只是商品，其實人們也極為渴望瞭解這些異域商品的相關知識。

外來香藥在中國：生活、宗教、醫療

外來香藥輸入以前，中國也有使用芳香物的傳統。

長沙馬王堆漢墓即是顯著的一例，該墓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軑侯利蒼（？-185B.C.）的家族墓地，年代約於西元前二世紀，三座墓皆出土了與香藥相關的文物，包括芳香植物與香具：芳香植物可辨認的有高良薑、辛夷、茅香、藁本、花椒、杜衡、佩蘭、桂皮等，主產於嶺南與華中；香具包括裝填芳香植物的香枕、香囊、草藥袋，及陶薰爐與竹薰罩，用於芳香、保健與避邪。

這些芳香植物經過簡單的處理，揀選其果實、根莖、花蕾、花梗、樹皮等不同部分來使用。陶薰爐所發現的芳香植物則是將一種或數種芳香植物直接點火焚燒，沒有經過複雜的加工程序。

圖 2‧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信期繡羅綺香囊（長48cm）
出處：傅舉有、陳松長編著，周士一、陳可風翻譯，《馬王堆漢墓文物》
（長沙巿：湖南，1992），頁88。

圖 3‧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竹薰罩，底徑19cm、高15cm，周圍敷以細紗
出處：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輯，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頁199。

圖 4‧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陶薰爐內的高良薑和辛夷等芳香植物。
出處：傅舉有、陳松長編著，周士一、陳可風翻譯，《馬王堆漢墓文物》，頁70-71。

隨著外來宗教傳入，儀式所需的香藥緊隨而來。最明顯的是佛教，佛教很重視焚香供養，法事進行的時候，焚香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例如佛圖澄就經常「燒香祝願」做一些祈雨、救人的法術。

事實上不只佛教，其他宗教的儀式也需要用香，比方說高昌出土一幅景教壁畫，圖中的最左側的男子手持懸掛式香爐，香爐裡的煙霧裊裊上升。漢唐之間輸入中國的外來香藥種類繁多，《魏略》記載大秦國特產「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原記為12種香，雖然現僅存11種，但也是玲瑯滿目。儘管已有外來香藥輸入中國，但其供應情況並非一直保持充足、穩定，《晉書》就記載到佛圖澄在中國活動時，曾派遣弟子特地到西域買香。

此時期掌控香藥貿易的主要是粟特胡商，而且也已經形成組織，洛陽龍門發現一處武周時期（689）的「北市香社行」題記，施主有安僧達、史玄策、康惠澄等人，顯然都是粟特姓氏。

圖 5‧高昌故城出土景教壁畫的懸掛式手提香爐
圖片引自：Albert von Le Coq . Chotscho :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Graz, Austria : Akademische Druck- u. Verlagsanstalt, 1979）,pp.7.

雖然從未真的出現過可以令人死而復生的靈香，外來香藥在上層階級的生活中依然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皇室與各大家族還擁有不輕易外傳的秘密配方。

直到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將他所收集的秘方公開，後來，更多配方流傳開來，如詩人王建所說「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才有較多人得以窺見。這些外來香藥有幾種用法，例如：做成香丸來口含或口服，使身體除去臭味、保持芳香；摻入妝飾用的香粉，增加香氣；或裝入絲綢袋裡放在衣箱裡，稱為裛衣香；或做成薰香，用來薰衣。然而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來說，一帖裛衣香大約得工作一年才能買到，簡直遙不可及。

圖 6‧正倉院藏裛衣香（第1號）
出處：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柴田承二監修，
《図說正倉院薬物》（東京都：中央公論社，2000），頁144-146。

《海內十洲記》提到「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這裡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靈香是「丸」狀的。從西方傳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丸狀的嗎？

目前我們仍缺證據。

但是在古代中國確實發展出一套製作丸香技術，這應該是受製造丸藥的傳統所啟發。丸藥指的是把藥物製作成丸狀，一方面可以控制療程、緩和藥物吸收時間，另一方面可以配合療效、混和各種藥物，丸藥的黏合劑包括澱粉糊、雞冠血、牛膽汁、醋、沙糖、藥汁、蜂蠟、蜂蜜等。早期焚燒用的薰香經常做成丸狀 香品，亦即混和各種香藥，調和其香氣，再以棗膏或煉蜜來進行黏合。唐宋以後發展出的環香、線香基本上還是不離混和諸香、將之黏合的概念，只是黏著劑改為其他材料，如楠木粉。現今西藏、印度也利用黏著劑做成線香，其技術起源仍有待研究。

傳往西方的麝香

香藥的體積不大，但價格高昂，是西域胡商跋涉絲路前來中國時，便於攜帶的絕佳商品。不過這種香藥的貿易並非單向，中國亦有頂級的香藥是西域所渴求的──麝香。

1907 年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於敦煌西北烽燧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 2 號信札裡，寫信的這位粟特商人向位於撒馬爾罕的主人回報，他在中國收購了 32 袋麝香。粟特商人往來於長安、洛陽、涼州、敦煌、中亞之間，在中國販賣毛毡、香藥，而麝香則與與絲綢同為粟特商人收購的主要商品。這批信札的年代，學者眾說紛紜，說法不出 2-6 世紀之間，多位學者認為 2 號信札應於西元 312 年前後。

王一丹指出，《舊唐書》〈西戎傳〉描述波斯國：「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為敬，拜必交股。」，描述的是回教傳入前的薩珊波斯帝國（224-651），麝香在祆教的宗教儀式中占重要地位。波斯使用麝香的習慣由來已久，但波斯本土不產麝，當地有句諺語：「帶上麝香去和田」意為多此一舉，和田也不產麝香，而是麝香貿易的中轉站，由中國各產地經由絲路而至。

絲路考古對香藥研究的價值

文章開頭提到漢武帝與靈香的故事，從目前的文獻與考古發掘的證據看來，漢武帝確實並未與這些西域之香相遇。奇怪的是，西漢卻出土了許多博山爐，究竟博山爐裡焚燒的是如同馬王堆的那些本土芳香植物，或已是西域之香？

這些仍是個謎。若以南越王墓的文物為起點，到宋代這之間將近一千年香藥史，我們握有不少文字史料，卻缺乏實物對證，研究上困難重重。

舉例來說，早期古籍經常出現「薰陸香」，宋代又出現「乳香」。究竟「薰陸香」是甚麼呢？現代還有這種香藥嗎？

有人說薰陸香就是乳香，但對古人來說，兩者並不盡然相同。正倉院雖然收藏了一批疑似薰陸香的實物，但因無法確定入藏時間、也無法確定入藏時的品名，因此難以進行勘證。至於南越王墓所發掘疑似乳香的這些樹脂型香料，當時考古隊將這項文物與現代乳香、現代松香一起進行紅外線光譜分析對比後，發現此與松香截然不同，但與乳香也並未完全相符，該文物與現代乳香的差異可能是年代久遠所致，也可能真的並非乳香。

正倉院是甚具代表性的古代文物典藏機構，倘若就連正倉院也沒有藏品足以提供較為確定的訊息，那麼我們只能期待考古發掘出更多可觀的成果。絲路氣候乾燥，無論是香料實物或是文書材料，以及其他相關的文物，良好保存的可能性相對較高。我相信今後要在中古香藥史研究，將會是在絲路的考古挖掘中獲得突破。

圖 7‧正倉院藏薰陸香
出處：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編集，柴田承二監修，
《図說正倉院薬物》（東京都：中央公論社，2000），頁130。

[1]  陳竺同、陳連慶先生研究時尚未注意到詞彙的問題，採用「香料」一詞，此處以其原文為主。 

本文原刊載於典藏雜誌

編輯的話：余杰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中華民國專題史》一共18冊，是由兩岸相關領域的學者合著而成。就內容而言，此套書展現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出版之際，臺灣販賣中國出版品的簡體書店已可訂購。余杰此處是從時評的觀點切入，並非以書評方式談這部套書的表述方式，至於是否合適得當，讀者當可自行參閱該套書的各項分冊。

作者：余杰

沒有一個國家如此可憐，以至於它不能允許自由言論。──莫伊尼漢 

台灣黑箱課綱爭議引發「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隔岸觀棋，向國民黨支招，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海峽兩岸共寫史書」。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主持學習時表示，要整合全國學術機構和研究隊伍，協調各地部門和機構的力量，扶持民間研究，推出高水準的權威專著和通俗讀物。而且，要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這個面目越來越趨近法西斯的獨裁者，偏偏要彰顯他是反法西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這個剛剛讓央視播出解放軍演習攻佔模擬的台灣總統府畫面的獨裁者，偏偏要要大力倡導兩岸「共同寫史書」。

對習百依百順的馬英九在二○一五年「雙十講話」中回應說：「大陸當局最近就抗戰歷史提出『共享史料、共寫史書』的建議，我們抱持開放的態度。我們願意在『對等互惠』、『檔案公開』、『不設禁區』、『自由研究』的原則之下進行，並且不排除外國學者專家的參與。」馬英九是故意「難得糊塗」才與虎謀皮嗎？除了以馬英九為代表的見利忘義的兩岸政商集團繼續對習近平三跪九叩之外，習近平還能欺騙多少中國人與台灣人呢？

 在「七不講」主導下只能寫偽歷史

中國沒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習剛一上台，就發佈名為「七不講」的內部文件，然後，又出台一共十六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校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統一思想，抵制西方自由主義。習近平拼命捍衛毛和毛主義，因為「如果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在不能講「黨的歷史錯誤」的前提下，還能有真實的歷史書寫嗎？所謂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從近往遠推，包括鎮壓家庭教會和法輪功、六四屠殺、文革、大饑荒、反右以及屠殺數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地主和資本家的鎮反運動，這些當然都不能寫入歷史書中。

以習近平企圖讓兩岸合作撰寫的抗戰史為例，中共從來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面對日軍的掃盪丟盔卸甲，破壞抗戰則無所不用其極。中共在延安及其他地區集聚力量，奴役和壓搾民眾，種植鴉片斂財，通過「整風」完成法西斯式的一元化體制，由此在戰後擊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

在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獲得蘇聯援助，在東北招募大量頗具戰鬥能力的日軍和偽軍（包括朝鮮軍），接收其精銳的武器裝備，成為戰勝國軍的中堅力量（當然，蔣介石也組建「白團」對抗中共。指揮國軍打贏古寧頭一役的，不是湯恩伯或胡漣，而是原侵華日軍將領根本博）。在這場生死搏鬥中，兩黨都只考慮黨派利益，無視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國共內戰的慘烈程度超越中日戰爭，比如長春圍城餓死三十萬以上居民，超過南京大屠殺二十萬的死亡人數。

「日本侵華成就中共霸業」這一真相，毛澤東多次在接見日本客人時赤裸裸地表達。若兩岸合作撰寫抗戰史，習敢於將偉大領袖的這類「最高指示」寫入其中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

1956年，毛澤東接見日本訪中代表團。 (Source: oshosina.blog.so-net.ne.jp)

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接見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會談時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時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毛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時，拒絕了對方的道歉：「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與老朋友、《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會面時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

如果說以上談話都只是毛與民間人士的閒聊，不足以體現毛的國家政策；那麼，毛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晚毛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是正式的國務活動，是「君無戲言」。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中，毛竟向日本首相發表出賣國家民族的言論，比之汪精衛更有過之。毛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日本總理內閣大臣田中角榮。
（來源：大公報）

如果中共願意如實地將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軍這部分內容寫入歷史書中，台灣才能考慮與之合作。

兩岸合作出版「中華民國已死」的民國史

教育是中共當局對青年一代施行洗腦、培養乖乖聽話的順民以及被民族主義情緒驅動的「糞青」的工具，歷史教育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他國合作撰寫歷史書籍，其質量堪憂。

此前，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與教師曾共同編著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此書在中國官方的強力主導下完成，出錢、出力的「大頭」都是中國政府。在參與編纂的數十名學者中，中方全都是體制內御用學者，他們不敢跨出官方劃定的紅線一步；韓國和日本的學者中，少有受社會廣泛肯定和尊重的權威人士，大都是不知名的親中派，他們對於這本書被中國官方利用無動於衷。

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與教師曾共同編著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Source: wikipedia)

比如，這本書中涉及中國部分，完全迴避習近平所說的「中共的歷史錯誤」。敘述抗戰歷史時，籠而統之地以「中國軍隊」名之；敘述中共建政之後的治理，則將中共描述成一個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宣稱在共產黨中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此種「國際化」的歷史書，有何公信力可言？

其實，兩岸也早已合作過基本上在中國支配下的民國史。這部由兩岸近七十位專家學者合作、費時五年完成的、十八卷八百萬字的巨作《中華民國專題史》，號稱兩岸學術界規模最大的合作。該書主編之一、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這是一件跨時代、有里程碑意義的事。

然而，二○一五年《中華民國專題史》在中國南京大學舉辦新書發表會時，在新聞稿第一段就明目張膽地寫道：「中華民國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始於一九一二年，止於一九四九年。」也就是說，在本書作者眼中，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就滅亡了、終止了。那麼，仍然存在於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顯然，中共方面並不承認其合法性。由此可見，這部通史仍然是「成王敗寇」的大中國史觀下的產品，它究竟具有多高的學術價值，不由讓人深刻置疑。

兩岸合作寫書，關係並不對等。中國財大氣粗、人力充沛、圖書市場廣大（此套書目前只在中國出版，尚未進入台灣市場），參與其事的台灣學者只能唯唯諾諾、受其支配。我感到好奇的是，參與這套書寫作的台灣學者，好多是領取中華民國俸祿和台灣納稅人稅金的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國立大學的教授，具有準公務員身分，為什麼對中國方面的霸凌和扭曲保持沉默呢？為什麼不敢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捍衛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和尊嚴呢？

泛藍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嗎？

台灣的泛藍人士認為，中華民國是由國民黨和孫文創建的，雖然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國民政府遷台，但他們始終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他們早已不是藍色黨，而是粉紅黨，他們比台灣的本土派人士更不喜歡「中華民國」。

比如，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論述，堪稱升級版的「九二共識」，讓習近平龍顏大悅、宣慰有加。洪指出，兩岸主權宣示重疊，「我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這樣會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存在，「變成兩國論」！所以，她洋洋得意地宣告說：「這都是很有學問的話！」洪秀柱曾在北京受習近平接見，她不敢在習面前施展她在台灣立法院屢試不爽的那套中國功夫，更不敢為在中共眼中輕如鴻毛的中華民國正名。

再比如，此前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訪問台灣，是兩岸分治半個世紀以來中共政權登島的最高級別官員。國民黨政府為取悅這位天朝上使，不僅收起陳雲林視線所及之處的中華民國國旗，還嚴禁手持國旗的台灣民眾接近其下榻的酒店，甚至派出情治人員掃盪陳雲林有可能去參觀的書店，將反共、台獨類的書籍統統下架。

陳雲林訪臺與總統馬英九會面。

恥於讓中華民國的符號曝光的，不正是民選的中華民國總統及其領導的政府嗎？這一幕，讓我想起韓國電視連續劇《世宗大王》，那時朝鮮身為明朝的藩屬國，處處受制於人。年輕有為的世宗大王悉心研製朝鮮文字和朝鮮曆法，以此提高朝鮮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然而，當明朝派出東廠太監前來稽查和問罪時，朝鮮朝廷又不得不隱藏有關的儀器和資料。這不正是今日台灣的可悲處境嗎？

又比如，中國有不少痛恨共產黨暴政的年輕人，由於長期生活在資訊封鎖之下，找不到批判極權暴政的優質的思想資源，便將光復中華民國當作救命稻草。近年來，「民國熱」在中國成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遊人如織，不亞於去瞻仰毛澤東韶山故居的人潮；陸客到台灣旅遊，與孫文、兩蔣有關的官邸、行館、紀念館，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在中國的「民國粉絲」中，更為激進的一群年輕人，籌組異議性組織「泛藍聯盟」，在公共場合身穿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衣衫、手持青天白日旗，甚至給國民黨中央總部寫信，要求加入國民黨，有些人因此受到中共的抓捕和刑求。然而，國民黨婉拒彼岸「忠黨愛國」人士的入黨申請，對他們遭受的迫害亦視若不見。有熱愛中華民國的中國青年開船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被國民黨當局嚴詞拒絕，並不顧其安危，予以遣返，讓海內外「藍粉」傷心欲絕。

由以上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泛藍已成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傀儡，泛藍才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

習近平剛一發出兩岸合寫歷史的倡議，馬英九、洪秀柱、吳思華、王曉波等人，就如小兵聽將令，急不可耐地行動起來。這就是他們面對民間反黑箱課綱怒潮寸步不讓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們寧可得罪台灣主流民意，也不敢惹習大大不高興。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社之《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銅鑼灣風波，港版「被夭折」──
全球唯一台灣繁體中文版，突圍面世！
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對內維穩、對外擴張的「習近平主義」將帶來中國的崛起，還是全世界的危機？
台灣與香港又該如何因應？

「不是中興之主，乃是亡國之君」
身為對習近平及其政權最為精準和銳利的觀察家，
余杰繼《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後，
再度推出批判習近平的重磅之作《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作者：薩瓦爾（Nikil Saval）

我們祖父輩的辦公室沒有鋼筋，沒有檔案夾，沒有電梯，沒有電暖器，沒有電話

──也沒有裙子。──洛靈，建築師 

美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路易斯在他早期的小說《工作》中，嘗試去描寫一個既新鮮又極為普遍的現象：從地方鄉鎮到大城市上班的女性發展歷程。在這個角色變成刻板印象中的「白領女孩」之前，路易斯描繪了她的基本輪廓：書中女主角烏娜．高登在賓州的巴拿馬鎮長大。

這座安詳寧靜的小鎮孤立在賓州中西部寂寥的原野中，與它異國風味的名字完全不搭調。烏娜「不漂亮，不吵鬧，口才也不是特別好，卻能夠憑直覺捕捉到事物內涵」。她生來具備優雅舉止與禮節，而且也是個「天生的主管」，總是阻止她的父親高登上尉用刀子插著食物來吃，也不讓她的母親過度沉迷於雜貨店的廉價小說。

她雖然胸懷壯志卻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渴求自由卻不太懂自由為何物。她在高中時期閱讀大量雜七雜八的書籍，將來則準備當個平凡的巴拿馬鎮居民：從周遭選擇不多的男性當中找個對象，然後滿足於日常家務中偶爾偷閒得到的少許樂趣。然而這一切在她父親過世時改變了。

二十四歲的烏娜和比她更老、更無工作能力的母親被過去隱形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於是烏娜便選擇了眾多和她一樣默默無名的女孩踏上的道路：她進入當地的商業學校學習速記、打字、文件歸檔和簿記，然後憑著她新習得的技能到紐約一家公司上班，賺取微薄的薪水以應付討債者。

在一九二一年的一篇報紙專欄中，暢銷小說作家莫利描述他在地鐵看到的一群白領女孩：

她們是新一代的女性，冷靜、有自信，甚至也很能幹。她們之所以快樂，是因為她們的青春稍縱即逝，因為（雖然她們抱持著天真的確信）她們對自己所屬的企業界一無所知，只充當無憂無慮的花瓶。

路易斯則用更為不滿，甚至接近憎恨的語氣道出白領女孩的疏離感──她們處在

龐大、高性能，但有極大部分無用的辦公室宇宙。要理解這個世界的危機，必須先懂得2A鉛筆和2B鉛筆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或了解到為什麼平常冷靜自持的年輕女孩會整個禮拜都愁雲慘霧，只因為她得使用收銀機而不是平常使用的打字機。

路易斯知道自己（略嫌誇張）的諷刺其實掩飾了辦公室生活的根本特質：全世界一整個世代的心智有一大半都被辦公室占據了。路易斯寫道：

今日的英雄穿越的不是狼群肆虐的森林，也不是紫色大峽谷，而是鋪了磁磚的走廊和電梯。這樣的世界完全不合理：犧牲掉鳥鳴聲、寧靜的黃昏、黃金般的中午，只為了去販售垃圾。然而這世界卻統治著我們。」但路易斯也不認為辦公室應被全盤否定，因為「生命存在於這裡」。辦公室中盤旋著愛情、猜忌與野心的刺激氣息。辦公桌之間的每一條走道都像戰爭中的壕溝或諾曼第的巷弄般，為了祕密戀情而不停地顫動。

他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雖然他應該也察覺到）：規範兩性的定律在辦公室中被改寫，而且在這裡的改變之大，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地方。二十世紀很少有其他社會變動如此寧靜卻具有革命性。

美國政府在一八六○年代開始雇用女性職員。

當時有許多受教育的男性職員換下乾淨的白領襯衫、穿上聯邦軍的藍色制服去打南北戰爭。美國財政部長史賓納獨排眾議，率先採取這項措施。來自部門內的反對聲浪，主要理由是預見此項措施會危及自己神聖的男性保留區。史賓納起初不讓這些令人不安的新雇員去處理機要工作，只先試著讓她們做一些輕鬆而不用花大腦的工作，譬如整理、包裝債券與現金。他很驚喜地發現女性員工的表現非常好。

更棒的是，他不用付給她們和男性一樣高的薪水。

也因此，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他仍舊繼續雇用女性，而聯邦國會議員也立法壓低她們的薪水：一八六六年規定女性最高薪資為九百美元，而男性最高薪資則在一千兩百到一千八百美金之間。史賓納在一八六九年滿意地宣稱：「有些年薪九百美金的女性，表現得比很多兩倍薪水的男性還要傑出。」

當女性證明自己能夠毫無問題地勝任辦公室工作，而且往往比男性表現得更好，便開始大舉進占辦公室職場，徹底改變了南北戰爭之前只屬於男人的領域。在職員人口增加的同時，男女之間的比例也大幅變動。一八七○年，美國有八萬名職員，其中只有百分之三是女性；五十年後，辦事員人數增加到三百萬人，其中女性幾乎占了百分之五十。

女性職員數量驚人成長，但僅限定於特定職位，因而得以讓她們實質壟斷這些工作；只是這種壟斷顯示的不是偌大的權力，而是普遍的屈從與冷漠的歧視。速記便是這類領域之一。辦公室速記員主要書寫口述文字。由於當時認為手寫文字（即使是由他人寫作）比打字更慎重，使得她們的地位與薪水比打字員稍高，但低於私人祕書。

這是因為後者至少能夠親近（卻無法得到）主管的權力。就如辦公室世界的特質，這些勞動人口之所以能安穩不躁動（較不像世界各地其他工作場所會碰到勞工與管理階層間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為速記員的地位很模糊。然而不論地位高低，工作本身的性質或趣味卻無庸置疑：不論是手寫或機械打字的工作，都不需要太多想像力或進取心，而女性也被認為比較能夠從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由於女性受雇當打字員或速記員的情況相當普遍，使得這些工作與女性產生強烈連結，因此打字工作者常常被簡稱為「打字小姐」，有時甚至還省略人類與機械的區別，直接稱她們為「打字機（typewriters）」。雷明頓打字機（第一台廣泛用在辦公室的打字機）的廣告中幾乎千篇一律都是手腕柔軟的美女，細緻修長、宛若鋼琴家的手指盤旋在鍵盤上方準備打字。一八六七年推出第一台商業生產打字機的設計師休斯稱它為「帶給人類、特別是女性人類的一大福音」。

一八七○年，當景氣跌到谷底時，雷明頓打字機在《國家》雜誌登的一篇廣告，建議上流階級可以藉此幫助年輕女孩脫離貧困：

沒有任何發明比「打字機」更能夠為女性開創如此簡單的康莊大道，找到賺錢的合適工作。這點值得所有重視女性工作議題的慈善人士考慮。女孩子每週可以靠「打字機」賺十到二十美金，而我們可以立刻在這座城市的法庭中，為一百名專業抄寫員找到好工作。

私人祕書也逐漸被認為是女性工作，不過理由不像打字和速記是因為單調乏味，而是因為沒有前途。泰勒主義的信奉者萊芬威就寫道：

女性比較適合擔任祕書工作，因為她們不會排斥從事卑微的工作或處理瑣事。這些工作往往會讓雄心壯志的年輕男子感到焦躁憤怒。男性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如果可以交給薪水更低的人來處理，就沒有任何重要性。

一名鐵路主管在談到他比較喜歡雇用女性員工時，也說：

女性比較穩定。她們不會很焦慮地想要跑到外面闖蕩……她們不會幻想成為鐵路公司的總經理，而會滿足於現有的工作。

到了一九二六年，百分之八十八的祕書職位是由女性來擔任。當時的女性幾乎百分之百從事打字員、速記員、檔案處理員，以及接線生的工作。辦公室裡較低階的職位通常都由女性擔任。即使是「辦公室小弟（office boy）」這種代表職場中最低薪與最卑微工作的稱呼，也被用來指稱兩種性別。一九二○年代有一則徵才廣告便寫道：「徵求小弟，性別不拘。」

雖然雇用便宜勞力顯然對公司有利，但是在世紀交替的年代，女性與男性同工不同酬並不是新鮮事，因此她們並不是因為這個原因突然間受到重用。男人也不是在一夕之間，突然覺得女性比較適合從事卑微反覆的工作。女性員工之所以大量湧入辦公室，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為經濟變動。

在南北戰爭前與戰後不久，農家仍有許多工作給女性做。雖然多數是無酬工作，卻相當具有生產性。父母親如果需要人手，通常不會讓女兒前往大城市生活。但是當企業開始合併，許多過去在當地農場生產的商品開始在城市裡製造，並且送到全國各地的商店。工廠紡織的衣服、罐頭食物，以及烘焙廠製作的麵包取代了家庭紡織的衣服、自家農場生產及家庭烹調的食物，而這些原本被認為是女性在家庭的工作。自耕農也被大型農場兼併，農地則被城市與企業併吞。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舊中產階級消失與「新」中產階級出現的大局勢。但在這批新興階級當中，工作的性別畫分卻相當嚴重。由於小型企業家的資金拮据，而在家中可以給女性做的生產工作又減少，辦公室成為女性無法拒絕的機會。新興勞力恰好與管理的需求同時出現。在工廠生產區，不論是有無技能的工人都聽命於管理階層。

辦公室比工廠略勝一籌：工作中「不需技術」的部分有源源不絕的女性來做，而她們在兩方面上注定只能擔任從屬職位：她們可以安排在機器前從事單調的工作，而且她們絕對不會成為經理。科學化管理之所以能廣泛被接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女性進入辦公室。

辛克萊最早創造「白領」一詞時，是用來嘲諷那些自認比貧窮骯髒的工廠同僚高級、以為自己有機會憑歸檔和抄寫升上管理階級的低階文書人員。就如先前所述，在類似工廠的大型辦公室出現的年代，這種區別變得愈來愈不合宜（雖然仍舊很常見）。

不過現在所有低階工作都有愈來愈多女性來從事，而且這些工作的薪資也降低了（也貶低了她們的地位）。除此之外，所有人都相信女性無法像男性一樣在辦公室升上高位，畢竟男性主管仍舊無法想像讓女性和他們一起擔任管理者。就這樣，在辦公室內，性別也成為區分階級的一條線。

男性可以想像自己是中產階級，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女性維持在辦公室的底層，上班補助家計，直到她們結婚，或是像《工作》一書中退化的描述：「忙到來不及體驗人生，就從青春洋溢的女孩變成嚴肅的老處女。」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辦公室的確給了許多女性某種形式的自由。

辦公室選擇了女性，但同時女性也選擇了辦公室。辦公室中的女性也不認為自己是完全低等的。對於許多勞工階級子弟而言，辦公室提供了逃生途徑，讓他們能夠進入受到尊敬的中產階級活動場所，而且辦公室工作也比其他工作更有機會賺取較高的薪水。至於中產階級子女，如果父母親無法負擔更昂貴的大學教育，那麼只有商業訓練與職員工作才能讓她們進入商業圈（並且逃離一般被認為是「女性工作」的職業，像是教書）。

俄羅斯猶太裔女性蘿絲．徹寧的告白便是一例。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工廠製造彈殼，同時去上高中補校，避免因工作而放棄學業。她的希望是至少能夠脫離工廠，進入辦公室上班：

你知道每天待十小時在嘈雜、骯髒的工廠看著彈殼的感受嗎？當我反覆轉動那些彈殼，腦袋就逐漸變得空白，心中只能期待五分鐘休息時間去上廁所。那是一天十小時當中唯一有意義的事情。我當然會想要追求別的生活方式。我以孩童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接受教育、上了高中，就可以去辦公室上班。辦公室！我們穿過庭院到工廠的途中會經過辦公室。我看到那些女孩穿著乾淨的衣服，坐在辦公桌前，心中覺得那簡直就是另一個世界。

 勞工階級女性的前途與機會和中產階級相差許多。造成差異的主要因素來自教育。

直到一九○○年，不論男女，很少有美國人在學校待到高中畢業。尤其是移民或勞工階級的子弟，有許多人在十四歲時還沒有念完四年級就中輟了。決定輟學當然有許多現實理由，譬如下層階級僅有的工作機會不需要接受特別訓練，而且公立學校也不會提供任何商業教育。然而企業界愈來愈需要能幹的職員，也一直缺乏足夠的人力，因此企業領袖便注意到教育這一塊。進步的學校改革者與主管共同合作，制定讓孩童留在學校的計畫，但主要是讓他們成為未來的職員。

由於城市裡的學校教育委員會大都以企業領袖和專業人士為主，因此不難在中學課程中加入職業課程。這招的確有效：中學中輟率降低了。孩子留在學校學習簿記與速記，畢業後就有更多機會找到工作。如果他們想要繼續求學，還可以就讀商業學院。

這是歷史上重要的時刻，受到影響的不只辦公室，還有教育體系。訓練學生去辦公室上班成為美國公立學校公然承認的目的。

這個國家迅速成為職員國家。

本文摘自貓頭鷹文化出版之《隔間：我們如何從19世紀陰暗帳房走到21世紀Google人性化辦公空間》

人生而自由，為何自困於辦公室隔間裡？

◎2014紐約時報年度百大好書
◎2014亞馬遜歷史類年度選書
◎亞馬遜4顆星好評

本書從十九世紀跨越到二十一世紀
透過摩天大樓興起、泰勒管理概念、女性進入職場以及大眾流行文化等多面向
觀察一部辦公室的社會史
剖析其中白領上班族的生存之道與自我認同

最近電影院可以說是迪士尼的天下啊，繼 《Zootopia動物方城市》與《The Jungle Book與森林共舞》兩部闔家共賞的佳片之後，再度推出復仇者之一的《Captain America美國隊長》系列續集。取材自漫威（Marvel）2006年漫畫《內戰》的故事情節，讓超級英雄影迷與眾英雄一起踏上另一段旅程。

圖片說明：Robert Downey Jr., Don Cheadle, Scarlett Johansson, Paul Bettany, Chadwick Boseman。圖片來源：http://goo.gl/NjZAxx。

由於主題設定的關係，《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的角色數目不亞於《The Avengers復仇者聯盟》系列。不過，正因為漫威影業擅長處理這種類型的故事發展，《英雄內戰》在英雄眾多的情況下，還能保有作為《美國隊長》續集的特性。除了故事主線之外，電影當中最吸睛的莫過於各種「動物系」的角色了。首先，已經推出個人電影的《Ant-Man蟻人》在片中除了變換身體尺寸，也透過與鋼鐵人（Iron Man）的對話讓非漫威迷的觀眾理解他並非只能縮小，也能放大，而且在目前的漫威電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當中，他算是名氣比較小的英雄。

圖片說明：Jeremy Renner, Elizabeth Olsen, Chris Evans, Sebastian Stan, Paul Rudd, Anthony Mackie。圖片來源：http://goo.gl/I1K4iW。

不過，在電影當中還有比他更「嫩」的角色被介紹出來，那就是黑豹（Black Panther）。認真說起來，他在片中的戲份不算太多，但已能充分表現出他喪父的復仇心態並帶出他王儲的身分。漫威的安排最主要是要帶出預計在2018年上映的黑豹個人電影，所以在本片上映之前，漫威迷們就非常期待他將會如何被呈現。

另外，大家有點熟又不是太熟的動物系英雄是獵鷹（Falcon）。他在《美國隊長2》首次現身，之後在 《The Avengers: Age of Ultron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與《蟻人》當中都有參與演出。為什麼說「有點熟又不太熟」呢？因為他可以說是美國隊長除了黑寡婦（Black Widow）之外，最親近的朋友了（他們甚至會一起跑步）。但他平常的戲份不太多，而且經常處於挨打的份。對於超級英雄電影這種帥氣走向的類型，自然比較難吸引到粉絲（笑）。在這一集當中，不僅與冬兵（Winter Soldier）之間有一些令人發笑的鬥嘴片段（隊長會吃醋～），在《美國隊長2》時他的鳥裝（bird costume）被扯掉翅膀還被踢下航空母艦，也難怪他要向隊長抱怨「對你開槍的人通常最後都對我開槍（The people that shoot at you, usually wind up shooting at me）。」而且蟻人出場時，還解釋了他們上次碰面的不愉快。

最後一位動物系角色是期待已久，也是本集亮點的蜘蛛人（Spiderman）。其實他本來就是復仇者的成員之一，但是礙於電影拍攝的版權目前在Sony旗下，因此並沒有在過去的系列作品出現。2014年12月，Sony與漫威達成協議，蜘蛛人得以以單一英雄的姿態出現在漫威電影宇宙，但漫威不得製作其個人電影。除了有蜘蛛人片段的預告釋出時引起一陣轟動，連電影放映時銀幕上出現大大的QUEENS（皇后區）時全場都小小歡呼了一下。

圖片說明：Tom Holland。圖片來源：http://goo.gl/gvDJm2。

接下來，來談談這一集劇本精湛但同時也小有缺點的部分。作為漫威迷，從電影當中看到許多與其他系列作品的相關聯，這也是漫威一直以來鋪梗與安排笑點的方法，而他們厲害的地方在於，即使沒看過其他作品，這些笑點依舊有其逗趣之處。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這次有一些地方沒看過前作的觀眾可能無法體會，但既然是《美國隊長》續集，而非純粹漫威電影宇宙的另一部單集作品，尚且還算可以接受。

最明顯的就是眾影迷關心的隊長與冬兵的戀情（誤）。其實引發內戰的主要原因，雖然是管制超能人士活動的「蘇科維亞協議」，但隊長與Tony對Bucky涉案嫌疑的立場不同才是導致其真正發生的導火線。電影最揪心的一場戲莫過於Tony得知冬兵就是殺害自己父母的兇手之後，憤怒的復仇之心讓他無法顧及Bucky當時是在被洗腦的狀況下被迫出任務，而產生的一場打鬥戲。當時，隊長因為無法讓Tony以理性看待這件事，而叫冬兵趕快先走，這與《Captain America: The First Avenger美國隊長》中，他營救Bucky並與紅骷髏對峙之後，整棟建築陷入火海即將倒榻之時，隊長也是叫他先走一樣。

圖片說明：Chadwick Boseman。圖片來源：http://goo.gl/xisQzc。

既然是內戰，除了三角關係（誤）這幕之外，一定還有很多動作場景，更別說這本來就是動作片了。兩陣營大亂鬥的橋段不但利用動作戲抓住觀眾的目光，同時也利用各英雄的特點開許多玩笑，而且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作戰方式，並沒有落入打鬥戲的俗套。其他動作場景方面，也有捨棄推軌（tracking）使用起重機吊臂（craning）拍攝的，雖然部分網友覺得這個拍攝手法的動作片段看起來有點暈，但的確也讓這些鏡頭更具說服力也更身歷其境。光看預告，或是根據內戰背景故事判斷，這一集似乎就是兩個沒有誰對誰錯的陣營，因著彼此堅持不同的立場，而引發的內鬥而已，但其實其中依然有反派角色。前納粹黨員、蘇科維亞的恐怖分子、美國隊長宿敵的齊莫（Zemo）由演出過《Inglourious Basterds惡棍特工》、《Good Bye Lenin！再見列寧》與《Rush決戰終點線》等經典作品的金球獎提名德國籍西班牙男星丹尼爾布爾（Daniel Bruhl）飾演。因為Zemo並沒有在預告當中出現，因此布爾第一次現身，觀眾並無法得知他是反派，但一看到是他，其實也不難猜出勢必是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布爾也用精湛的演技把Zemo的貪婪與掙扎表現出來。

圖片說明：Sebastian Stan。圖片來源：http://goo.gl/p5Ngau。

以Zemo來說，是第一次在漫威電影宇宙出現，因此觀眾不需要對其背景故事了解，也能享受電影營造的緊張懸疑氣氛。不過，前面提到，這一集當中有一些橋段部分觀眾可能無法體會。舉例來說，當眾英雄們在復仇者總部爭執「蘇科維亞協議」正當性的時候，隊長接到一封簡訊寫著「她走了，在睡夢中。」就提前離席。

對熟悉系列作品的觀眾甚至美國隊長迷們，一定是馬上就知道「她」指的是卡特探（Agent Carter），但即便到最後隊長參加完喪禮，電影連稍微提到他們之間的關係都沒有。雖然是續集作品，照理說《美國隊長》的系列前兩集可以說是背景資料，但對於沒看過前作的觀眾來說，看到這裡應該是一頭霧水。

另外，鷹眼的安排也需要背景知識才能理解，雖然這部分解釋起來似乎麻煩許多。關於他的家庭與退休，都與他在《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當中的發展有關，以他為主的笑點也必須對角色了解夠深才體會的到。像是他一出場時說自己是為了讓孩子失望才出現在這裡的，以及他之所以會答應回來支援其實背後包含了「還人情」這更深層的意義。

圖片說明：Chris Evans。圖片來源：http://goo.gl/KIJ8UB。

最讓非系列影迷費解的大概就是幻視（Vision）了吧（其實影迷們也不甚了解）。除了這個角色本身就是謎一般的存在之外，電影本身對他與鋼鐵人的關係完全沒有解釋，沒看過《奧創紀元》的觀眾自然完全不懂了。而我自己則是有一個無傷大雅的疑問：既然幻視本來就五顏六色（誤），而且他又不算是人類，他穿衣服的意義在哪裡，尤其真正開戰的時候他還不是又穿上披風脫掉人類的衣服，根本多此一舉（笑）。不過，片中與他相關的笑點都是以對白與情境設定為主，門檻比較低，或許經過這一集他能夠獲得許多粉絲也說不定（我還是比較希望能夠把Jarvis還給Tony阿～～）。

最前面提到，雖然角色眾多，但《英雄內戰》還是成功地把握住把焦點放在隊長身上。除了刻畫出冬兵對隊長的重要性之外，也讓隊長更平易近人，而不像前作當中擁有極度高尚的人格。有朋友說，其實嚴格來說，隊長對Bucky的態度的確是會令人害怕的。試想，雖然你知道自己喪失記憶，但是有記憶以來就是職業殺手，某次任務的目標不但不設法逃生，還告訴你他已經找你找了一輩子，他絕對不會丟下你不管，還不容你拒絕，這難道不是恐怖情人嗎？（笑）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看完之後對這段對話特別有感覺。隊長：「他是我朋友（He’s my friends）。」鋼鐵人：「我以前也是（So was I）。」多麼令人心碎的一句話啊。

但其實角色刻畫上也不只有隊長作了改變，鋼鐵人端才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且這還不是突然的，而是跟著系列故事慢慢發展而來。在《Iron Man 2鋼鐵人2》中，Tony Stark開始面對第一集結尾向大眾揭露自己就是鋼鐵人所造成的影響。同時，美國軍方宣稱盔甲歸屬權該屬於國家，但當時Tony不但堅決反對，還保證目前只有他能發展出這樣的科技，也才導致鞭狂（Whiplash）出現之後，更加惹惱政府。這樣的主張明顯與這一集當中他面對「蘇科維亞協議」的態度完全不同。我認為這是因為在《復仇者聯盟》的紐約之戰之後，Tony開始對他的「英雄行為」產生罪惡感，而這一點是美國隊長所沒有的。在「紐約之戰」，鋼鐵人展現出與美國隊長一樣高尚的節操，為了地球的安全，決定親自把飛彈送出蟲洞。不同的是，二戰時隊長的犧牲只是單純地為了不讓飛機墜毀在有許多平民的城市，而選擇墜落北極冰川，但「紐約之戰」時，復仇者們早已把城市摧毀的面目全非了。而且，赴死之前鋼鐵人撥給小辣椒（Pepper）的電話並沒有接通，反觀隊長則是與Peggy通話到最後一刻。這些差異，讓Tony更體會到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妥協。朋友說他想知道，如果Charles Spencer的母親當初是找隊長控訴而非鋼鐵人，一切是否會不同，而隊長的反應又會是什麼？

圖片說明：Robert Downey Jr., Don Cheadle 。圖片來源：http://goo.gl/hFJlik。

正因為在這一集當中，鋼鐵人面臨了這些內心的掙扎，他不但在討論「蘇科維亞協議」時異常安靜，也不像過去在系列作品當中經常說出諷刺且引人發笑的台詞。取而代之的是嚴肅面的鋼鐵人，我們也看到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演技的另一個層次。

不過，身為美國隊長迷，我還是要為他平反，說說我最喜歡的地方。雖然因為冬兵的關係，比起過去，隊長有了私心，但從他的保守與老派還是可以看到那個可愛的他（轉換為迷妹模式）。首先，他還是很看重與Tony的友情的，不然他不會還寫道歉信，只是朋友之間本來就有親密程度之分，何況他與Bucky交往（誤）的時候Tony都還沒出生。說到這，雖然他來自舊時代，但隊長明明努力融入現代，居然還寫信，我解讀為他對這段友情的重視，所以他老派且親手寫了這封信。同樣老派的是，當他說只要Tony說一聲，他就會在的時候，畫面出現的手機也太復古了，哈哈。另外，前面有提到黑豹的王儲身分，因此眾英雄與政府都對他敬畏有加，不過認真落實每次見面都說「國王陛下（Your Highness）」的還是最有禮貌的隊長阿（灑花～）。

所以認真說起來，兩派的立場都有自己的堅持，沒有誰對誰錯。真正推動這一集故事發展的是「復仇」，鋼鐵人對冬兵或是Zemo對復仇者都是。這樣的情感被用來打造很多對立，例如漫威的Netflix人氣影集《Daredevil夜魔俠》第二季當中的制裁者（The Punisher）也是因為妻小在黑道槍戰中無辜喪生，才轉變為「自己任命的正義使者（vigilante）」而被漫威宇宙的其他英雄稱為「反英雄（Anti-Hero）」。

總而言之，雖然《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對不熟悉系列發展的觀眾來說，可能稍嫌有點吃力，但其中討論到的議題非常值得每個人思考。而單就一部動作片來看，它也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有一件叫做〈王子午鼎〉的青銅器上有這樣一句話：

王子午擇其吉金，自作將彝瀝鼎，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壽。

這段銘文的意思是說，王子午精選很好的「金」作成鼎，用來進獻給他已經過世的祖父和爸爸，並且祈求長壽。

既然銘文這麼說，那麼我們也就知道所謂「吉金」就是用來做件鼎的材料，也就是青銅。

但是各位讀者看過王子午鼎的尊容以後，請不要懷疑王子午的眼睛是不是有問題、他的選擇標準太低，或是筆者在唬爛──不是說是精選「很好的金」嗎？為什麼它一點都不金？

王子午鼎
（圖片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

青銅器剛做好的時候真的是金光閃閃的，只是他們絕大多數都在泥土地裡沉睡了數千年，因此每一個都變得不是很金。所以讀者們在博物館中看到的青銅器通常都長這樣：

散氏盤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或是這樣：

夨令方尊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當然也有少數銅器很幸運，沒有生鏽太多，還保持著它們原本的顏色和光澤，像是這樣：

四十三年逨鼎
（圖片來源：〈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3.06）

是不是真的很金？

所以下次大家看到古裝劇裡拿著黑呼呼或是綠滋滋的青銅器吃飯喝酒的時候，可以先停下來大笑三聲：千萬不要以為古人就是這樣吃飯的！在博物館裡看到那些生鏽的青銅器時，也可以運用一下想像力，想像一下它們剛剛做好、還光輝燦爛的樣子。

什麼是青銅？

筆者一直記得高中或是國中在背化學的時候有這樣一條背法：

　　黃銅＝銅鋅合金：黃鋅→黃興

　　青銅＝銅錫合金：青錫→清洗

呃，這真的有點蠢，但能一直記到今天，可見這種記憶法真的有點用（擦汗）。

重點是筆者因此記得了青銅的基本成份是銅與錫。至於為什麼它會被命名為「青」銅呢？因為這種合金生鏽以後常常是綠色或藍色的。

青銅的成份以銅為主，錫含量超過 2%，其它元素含量在 2% 以下的，就會被稱為「青銅」或是「錫青銅」。有些青銅是鉛與銅的合金，稱為「鉛青銅」，這類青銅也是以銅為主，鉛含量超過 2%，其它元素含量則在 2% 以下；也有一些青銅同時含有鉛與錫，稱為「鉛錫青銅」，鉛和錫都在 2% 以上，其它元素一樣在 2% 以下。每一位學者對於成份比例的定義可能不太一樣，但大致上來說都不會相差太遠。

在純銅中加入錫或鉛有什麼好處呢？主要有兩個重點：熔點下降、強度增加。純銅的熔點是 1083 °C，加入錫以後熔點就會降低。如果錫含量達25％的話，合金熔點就會降到 800 °C。純銅的質地比較柔軟（像是電線），但是青銅卻相對地非常堅固，因此適合用來製作雕像、武器等等。

青銅的起源

大家可能都背過人類文明發展的三階段：石器、青銅器與鐵器。大家可能也還記得，石器時代可以大致分成「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的基本特徵是利用敲打的方式製造石器，而且已知用火；新石器時代則是以磨製石器為代表，並且開始製作陶器。

每一個地區因為地質、地理、氣候等條件的不同，發展有早有晚，有一些區域還沒進入青銅時代就進入鐵器時代了，像是臺灣的十三行文化可能就是從石器時代「跳級」到鐵器時代的。目前可知最早開始發展青銅器的是埃及地區，約在公元前 3150 年；兩河流域的青銅時代則大約開始於公元前 2900 年。

現代中國境內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是甘肅地區，約在公元前 3000 年；中原地區雖然發現了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青銅器，不過學者們多半都是以二里頭文化做為進入青銅時代的里程碑，那是公元前 1600 年左右。中原地區的青銅時代約在戰國中期結束，那時的工具、兵器大多數已經改成用鐵製造。不過，青銅時代結束並不代表青銅器完全消失。人們依然使用青銅製造其它器物，如大家在故宮可以看到的秦廿六年詔橢量，上面還刻著詔令，就是秦帝國統一度量衡時做的量器。

秦廿六年詔橢量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青銅時代一定是接在石器時代之後呢？

製作陶器是一個關鍵。陶器在捏塑完成後需要經過焙燒，才能堅硬並防水。在沒有超過負荷的情況下，燒成的溫度越高，器皿的硬度與防滲水的能力也就越高。

以中國為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約公元前 5000-3000 年），陶器的燒製溫度已經達到一千度左右。一千度有什麼意義呢？

莫忘 1083°C 啊！「陶器的燒製溫度達到一千度」這句話裡要標示兩個重點：陶器和溫度。

人們透過窯爐或其它設備，讓柴火也可以燒出高溫，因而能夠熔鍊銅礦，或是將銅礦熔化成為銅液進行鑄造；並且，他們找到了可以耐一千度高溫的陶土。陶土為什麼重要先讓筆者賣個關子，請待下集分曉。

總之，這兩個重點使得中國青銅器的製作成為可能。銅和青銅的製作成本是很高的：要經過開採、冶鍊，才能製造，為什麼古代的人們會開始使用銅或是青銅？石器和陶器不是很好嗎？

這裡面的原因大概非常多，大家可以一起來集思廣益一下。

野蠻小邦周先搶先贏：首先，金屬器導熱快，拿來燒水很快水就開了，旁邊陶器的水溫五十度了沒（這也太瞧不起人了！）第二，青銅器亮晶晶的很漂亮啊～

大家還能想到哪些可能的原因呢？這就是大家本週的回家作業（欸？）

野蠻小邦周的唯一一節化學課先為大家介紹了「什麼是青銅」，至於要怎麼把青銅變成青銅器，就是工藝老師的工作了。

下一集「野蠻小邦周的工藝教室」請來各式工匠要為大家現場表演，請大家不要走錯教室唷！

參考資料
1. http://www.ancient.eu/Bronze_Age/
2.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2009。
3. 劉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藝術篇：美感與造型》，臺北：聯經，1982。
4. 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2期（2005），頁21-82。
5. 李濟、萬家保：《古器物研究專刊（四）：殷虛出土靑銅鼎形器之研究》，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6. 吳來明等著：《雄奇寶器：古代青銅鑄造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位於日本本州和四國間的瀨戶內海中，散布著上千個小島，風景優美、氣候宜人。今年日本的香川縣正在舉辦「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春季的活動已經結束了，夏季和秋季正在醞釀中。

但藝術祭的舉辦目的「不是為了促進觀光」，香川縣的官員這麼說。

三年一度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帶來觀光人潮和經濟利益，可以創造上百億的日圓，但不是為了「促進觀光」，那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找到發展的方向，為了自己的生存。

而沒有資源的小島要如何定位自己的發展方向？

每一個小島都要有自己的生存策略，找到自己的發展之道。從經濟、社會到文化，這些都是整體性的問題，不僅是台灣的問題，也是很多小島的問題，從小島看小島，三年前的瀨戶內藝術季，我在小豆島看到了一種不同的生存方式，同時具備產業技術和現代藝術的小島，彼此並行不悖，環境與產業、藝術並存，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台灣的生存之道。

台灣的「經濟奇蹟」？

蔣氏殖民政權在台灣六○年代的經濟發展策略就是勞力密集，透過台灣當時廉價的勞力，從海外引進原料，加工之後再轉運往其他地方，八○年代之後，開始發展電子業，但是代工的角色並沒有改變。當其他地方的勞力更為廉價之後，國際企業就開始轉向中國或是印度等地。

台灣的發展模式並不特別，也非國民黨政權所謂的「台灣奇蹟」，同樣的模式也可以在類似的地方發現：一個以海運為主的小島、一個經濟的十字路口。

移入原料，加工後再輸出也不只是現代經濟的策略而已。以前我在修習羅馬考古時，有一個作業是分析賽普勒斯的考古遺存，位於地中海上的這個小島，處於古代地中海的十字路口，不同的農業加工技術也在此發展著，像是製油業 ( 橄欖油 )、製酒業 ( 葡萄酒 )，透過其他地方的原料，以大規模符合經濟成本的方式，加工之後再運往地中海的其他地方。

東方的日本也有像地中海一樣的地方，就是瀨戶內海。

日本經濟的大動脈

瀨戶內海的小島從古代到現代，一直都是船運發達的地方，尤其是本州和四國間尚未有橋梁連接之前，以往的物資補給和人員運送，都是透過水運的方式。

更為重要的在於，從大阪灣到九州間的陸運不便，由九州要到京畿述職的大名、武士和商人們，還有農桑產品、地方特產等貢品都得透過瀨戶內海的船運。

瀨戶內海應該就是近代以前，日本航運的大動脈，來往的船隻密集且頻繁。由於多從海運運送物資，伴隨而來的就是覬覦財貨的海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穩定時，海運特別危險，像是日本的戰國時代，數場殲滅海盜的海戰就發生在瀨戶內海。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都曾壓制瀨戶內海的海盜，當德川家康統一天下後，也透過禁令和武力以防止海盜再起。

瀨戶內海的風景

小豆島與醬油

對於瀨戶內海的這些小島，德川幕府在其經濟發展的規劃中也有一套安排，小豆島不屬於任何的諸侯大名，是德川幕府的直屬地「天領」。

耕地面積狹窄的小豆島，在德川幕府發展的策略就是「移入原料加工之後，再輸出」，德川幕府利用的不是小豆島的廉價人力，不是勞力密集的產業，而是利用小豆島在九州與大阪中間的絕佳交通位置。

從九州將製作醬油原料的大豆和小麥引進，取自紀州湯淺地區優良的醬油製作技術，在島上發展醬油所需的製鹽業，而小豆島乾燥的氣候和新鮮的空氣，也非常適合醬油發酵過程所需的麴菌生長。

山六醬油

從四百年前開始，醬油的製造業就在小豆島上生根，一個佈滿小丘陵的島嶼，只有三分之一台北市大小的島嶼，全盛時期的醬油廠高達四百間，現在約莫二十幾家的醬油廠，每家都是百年以上的老鋪。

山六醬油的釀造場

小豆島與種植橄欖

在時代的演進過程裡，小豆島的醬油技術雖然維持古法釀造，但也在明治維新後，引進了一些舶來品，也是小豆島的「小豆」得名的由來，日文的漢字「小豆」指的是紅豆，但在小豆島指的卻是橄欖。

橄欖在日本栽種最早的歷史可以源自十六世紀末，當時傳教士帶來種子加以試種，只有零星的幾株。明治維新後，第一次參與萬國博覽會的日本代表，從巴黎帶回一些橄欖樹苗，或許是橄欖在日本沒有實際上的用途，故這些樹後來因為無人照料也都沒有開花結果。

然而，橄欖樹的種植還是得跟需求的創造有關，日本在 1905 年的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在日本海沿岸得到了大片的漁場，這片魚場裡有以往沒有接觸過的沙丁魚，而此時發展出的罐頭工業，使得海鮮可以製成罐頭，然而，沙丁魚的保鮮則必須透過橄欖油。

1908 年明治政府選定了三個較為溫暖的地方種植橄欖：小豆島、三重縣和鹿兒島，小豆島的橄欖結實成果較好，後來成為日本大量種植橄欖的地方，或許是因為這裡的氣候較類似於地中海的緣故。

雖然橄欖樹可以結成果實，但是榨油的方法也須進一步的摸索，剛開始甚至使用製作醬油的機器和麻布，經過不斷的實驗，現在除了有自產的橄欖油外，也開始製造化妝品等用品，還與西方文明的重要起源地米洛斯島締結姊妹島，甚至橄欖樹與橄欖花現在已經是香川縣的縣樹和縣花。

小豆島橄欖公園。（Source: wikipedia）

藝術的小豆島

每三年一次的瀨戶內國際藝術季，2013 年剛結束第二屆，第一屆的藝術季只有 105 天，好評不斷，第二屆舉辦了春、夏、秋三季，由 12 個島共同舉辦，小豆島也是其中之一。2016 的藝術季春季的部分已經結束，夏季和秋季預計會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潮。

從 1988 年開始的「直島文化村構想」，建築師安藤忠雄和藝術家草間彌生為了活化地方，開始計畫性復興瀨戶內海上的小島，從直島開始，接著是旁邊的豐島、犬島……等，以藝術來改變這些小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由二十多個國家而來的藝術家共同參與瀨戶內海國際藝術季。

小豆島也納入瀨戶內海國際藝術季中，2013 年由藝術家王文志參展的「小豆島之光」代表台灣。「小豆島之光」不在交通方便的港口，並不是一件容易到達的藝術品，它在小豆島的中心，位於丘陵中的梯田，一座 15 公尺高、18 公尺寬的巨型竹編藝術，宛如城堡一般。

這座融入附近景觀的竹編城堡，以當地所產的 5000 根竹子所完成，由於竹編必須花費大量的人力，透過附近中山和肥山兩村的村民共同協助，並且在網路上號召「一日義工」，由日本各地而來的義工搭船到島上來完成這項作品。

本來中山和肥山兩村的居民因為生處資源貧乏的小島，長年對於水資源和土地運用有一些小紛爭，透過共同合作這項作品，彼此之間的心防也因此卸下，在作品完成的時候，一同喝著台灣的烏龍茶、吃著鳳梨酥。

小豆島之光就是一座促進溝通的空間，也是一座與周邊的光線、景觀結合的建築。當炎炎夏日，農民們中午休息時，就可以走進竹屋之中，陽光會從竹編的縫隙之中灑落，夏日的涼風吹來，在此小憩。

小豆島之光

從不同地方來的遊客，也可以自由地走進這座竹屋之中，欣賞梯田、陽光和藍天。當夜晚來臨，透過 LED 燈節能的現代科技，藍色與紅色的燈光在夜間的山谷發亮，宛如一座魔幻的城堡，成為現代版的鄉野奇談。今年的藝術季王文志繼續使用竹編藝術編出《橄欖之夢》，將竹屋蓋成橢圓形的橄欖狀，和附近的梯田風景相互對話，融入當地的地景。

小豆島有著日本傳統產業的醬油技術、也有西方的橄欖油生產、而在山林梯田間，《小豆島之光》、《橄欖之夢》借用了台灣藝術家的創意，使得環境和藝術兩者完美的結合。

一個小島，既有自己的傳統，也有西方引進的技術，還有世界各地來的藝術發想，是傳統的小島、是走向世界的小島，也希望能在「美麗島」台灣尋找到產業與藝術間的美好關係。

本篇文章部分節錄自：時報出版之《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

作者胡川安從歷史、社會、文化、文學的角度
深度介紹常見各類日式料理

再搭配由日本博物館提供的名家浮世繪
包括葛飾北齋、月岡芳年、歌川廣重、歌川國芳
勝川春亭、歌川豊國等人作品
透過畫作深入探索日本飲食今昔演變的歷史

作者：王丰

一七八四年八月二十八號，一艘由戰艦改裝的武裝商船「中國皇后號」，緩緩開進了中國廣州黃埔港。

美利堅合眾國所屬的「中國皇后號」進港時，鳴砲十三發，震天價響，莫之能禦，用茲證明這個擁有十三州的新興國家：美利堅合眾國，不過用一艘小砲艦便敲開了中國這個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大門。這個動作同時意味著，此一剛脫離英國獨立，侷促北美大陸東北一隅的新國家懷抱的雄心壯志，更預示著美國與中國，乃至與所有國家，交往的本質：砲艦外交，胡蘿蔔與大棒的強制性商貿政策。

當中國被西方世界裹上層層神秘的包裝紙，賦予東方神秘主義氣氛的同時，美利堅合眾國也濃妝重彩地用「花旗國」的魔幻包裝紙，在英國這老牌殖民地母國誕育，由擦脂抹粉「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產婆，為這個呱呱墜地的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混血怪胎縫合著鮮血淋漓的臍帶。

這個由英、法兩大老牌殖民主義母國合體哺育的美利堅合眾國，在薰染著砲艦重商主義的毒化襁褓乳汁滋養之下，孕育出一個連體怪胎巨嬰，兼容並包著種目繁多的畸型ＤＮＡ：砲艦外交、政變輸出、激化矛盾、攫奪利益、全盤通殺、投票偽民主、政客假惺惺……。而砲艦外交與政變輸出尤其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手段與本質。

對中國，不論是國民黨時期、共產黨時期、臺灣藍綠政權，美國始終不曾改變這些「立國精神」，而且從來不曾改變他們對他國強灌巨毒乳汁的救世主式「人道主義」關懷。

所以，當列寧先知式的在一九一六年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恐怕做夢也不曾想過，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美國在列寧這番先知之見發表之後三十年，當美國右手拿著原子彈作勢要丟擲的同時，他的左手卻張牙舞爪地指控蘇聯輸出革命，列寧更當自嘆弗如這個以輸出革命為其生存本能的美利堅帝國主義者，早已青出於藍地在全世界引燃政變的燎原之火。

現今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裡邊，幾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美國播下的政變種子，差別僅在於它是否真能開花結果。

兩百三十多年來，當眾多美國人民（包括傳教士、教育家、學者、乃至面帶微笑的好萊塢電影資本家……）披著友善的外衣，在博得眾多中國人民友善回應的過程中，美國這個國家的符號，在一層接著一層擦指抹粉刻意營造之下，被包裹得天衣無縫，但是當人們一旦剝開這個脂粉塗妝的表層，做侵入性診療，並加以理性病理檢視時，往往驚覺這些虛偽符號意義對照著醜陋本質的可憎內容，竟是如此的令人作嘔。

對日抗戰是蔣介石與美國之間緊密合作之起點，亦為蔣介石國內政治聲望從鼎盛走向衰微的關鍵。美國為了遂行其操控中國這個亞洲大國的目的，不惜使出各種手段干預蔣政權之內政、外交、金融與國防，當美國在中國政策上稍遇挫折，或與其所謂國家利益相違背即欲大動干戈，甚至萌生殺機。從珍珠港事變後，美蔣加強合作，以迄蔣介石病逝臺北，美國對蔣政權的橫加干預，史不絕書。意欲痛下殺手，亦時有所聞。但與亞洲周邊國家相較，蔣先生尚屬幸運兒。

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總統從美國第七艦隊旗艦聖保羅號（ST.PAUL）上乘坐直升機到達松山機場。
（圖片來源：檔案照片）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光是臺灣周鄰，至少發生五場流血或者徹底顛覆性的政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越南總統吳廷琰、吳廷瑈兄弟成為親美軍人的階下之囚，並被叛軍以行刑式手法近身槍擊頭部斃命，揆諸直接原因便是吳氏兄弟不聽美國人的話。一九六○年四月，韓國總統李承晚在一場美國顛覆大使馬康衛幕後策動的學生暴動中宣佈下臺。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了一場流血政變，蘇卡諾總統因為政策有左派傾向於一九六七年被迫下臺。

一九七九年十月，原本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取得政權的韓國朴正熙總統，也在一群與美國關係非比尋常的韓國特務、軍事頭領發動的一場近身流血衝突中，慘死血泊。言行舉止堪稱現今「兒皇帝」的菲律賓總統馬可仕，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大選險勝後，在美國駐菲國大使「建議」下宣佈下臺，隨後「病死」在夏威夷的寓所。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圍繞著臺灣周邊，美國所謂的第一島鍊與第二島鍊相關國家，甚至連最聽話的日本，都時時刻刻籠罩在美國流血或不流血的政變陰影之下。第一島鍊與第二島鍊國家與地區的領導人不可諱言都被美國當成「兒皇帝」，他們和溥儀、汪精衛、法國的維希相較，到底好多少？自由多少？

蔣介石本身，乃至他的兒子蔣經國，在臺灣掌權近四十年間，在美國全方位宰制之下，竟能全身而退，甚至壽終正寢，這不可不謂是美國殖民帝國開國迄今，少見的例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今天與昨天不曾發動政變成功，並不意味著不曾發動或不想發動，更不代表明天與後天就放棄發動。惟可貴者，在美國殖民主義鋪天蓋地的氛圍下，兩蔣父子的民族主義氣節猶能一息尚存，而在他們故去之後，屬於中國人的那一絲絲浩然氣節竟亦蕩然無存。

為史者能不掩卷而嘆？

本文收錄於時報出版之《刺殺蔣介石》

我們只有戰，才有生路；不戰，只有死路一條。
與其死在臺灣，不如死在大陸；
與其被美國人出賣而死，不如戰死在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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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自中國八年抗戰以來的政治鬥爭局勢
帶領讀者重臨當年險惡的政治環境
理解一代政治、軍事強人蔣介石的暮年心境

作者：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小心獨裁者」：法西斯主義與新政

若說所謂的「新政」（New Deal），即當今自由主義基礎，其實與德國納粹主義或者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並無二致，說來可能有些荒謬，而且到目前為止也很少有人如此主張。

可是，如果我們和現在的教科書一樣，忽略了新政在意識型態上根本和歐系法西斯主義系出同源，在結果上導致類似政策，並且對國家文化造成相似結果，那麼其實也是同樣荒謬。

我們雖然認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統治是病態政權，甚至認為兩者已接近精神病的程度，完全與我們的政治傳統大相逕庭，但是事實上，無論是新政、納粹還是法西斯，三者的發展其實都與美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場政治運動息息相關。

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let）當政時所推動的政策，可謂重新定義了聯邦政府與美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其背後的思想更一反美國建國以來，持續主導國家政治文化的放任思想。

最根本來說，新政開啟了一段集體道德（communal morality）至上的時代，並且使軍事化的社會紀律，成為美國大眾文化的首要價值。個人相對於整體社會所享有的自由空隙，在小羅斯福時代是最為狹窄的。

雖然許多人都相信新政時期是美國史上極具反叛性的一刻，也認為當時的美國文化相當關注最底層階級的利益，但是事實上，所謂的新政時期和獨立戰爭、廢奴主義與重建時期一樣，其實都是美國史上最具「反暴民」性質的日子。

偉大的軍隊

一九三四年春天，小羅斯福初任總統後一年，就受到來自左翼與右翼的攻擊，甚至連黨內人士也加入反對行列。共和黨領袖紛紛抨擊華盛頓特區的「新獨裁政權」，其中賓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詹姆士·M·貝克（James M. Beck）所提出批評在當時相當典型，他指出，小羅斯福的新政已將政府化為「權力幾乎不受限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同時，來自左翼人士的批判也不減苛刻，例如當時的美國共產黨就正式將小羅斯福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不少民主黨內人士也相當不滿小羅斯福的「大刀」手段和「激進」政策。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艾爾·史密斯（Al Smith）與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拉斯克伯（John J. Raskob）更協助成立「反羅斯福美國自由聯盟」（anti-Roosevelt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艾爾·史密斯（Al Smith）（左）
與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拉斯克伯（John J. Raskob）（右）
更協助成立「反羅斯福美國自由聯盟」
（Source:wikipedia）

當然，羅斯福也有許多忠心支持者，他的景仰者之一甚至寫信給白宮，鼓勵總統堅守立場，要總統為「保護美國人民利益所做出的壯烈努力」感到驕傲。就連德國總理希特勒也表示，羅斯福「成功打擊經濟問題的策略」具有相當成效，「全德國人民如今正抱持著關注與敬意齊心效法」。

新政雖然有反對者，但新政當初如果沒有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也不可能成為美國的政治寵兒。羅斯福共計贏得四次總統大選，每一次都獲得壓倒性勝利；而以新政思想為本，重建施政平台的美國民主黨，更在二十世紀中期長期掌握聯邦政權，其政策不斷促使大量產業勞工與非裔美人投誠。

一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對「羅斯福革命」頌讚有加，學界論述也被羅斯福的支持者掌握；至於羅斯福本人則更被廣泛視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不過，新政剛開始所受到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支持力度，可要遠遠超過美國境內的支持者。

一九三三年七月，小羅斯福就職四個月後，被任命為總理的希特勒就讚許「羅斯福先生」，稱其「不顧國會、遊說團體、官僚體制的攔阻，直往目標前進」。希特勒對羅斯福的讚美，不只是為了巴結世界最強國家的領導人，更是因為新政的內容與納粹的施政十分相似。

一九三四年一月，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就盛讚羅斯福的「獨裁式」手段，並指出「身為德國國家社會黨，我們也要向美國看齊⋯⋯羅斯福正在進行新政實驗，而實驗內容甚為前衛大膽。我們也一樣，只擔心實驗可能失敗。」

此外，羅斯福的著作《向前看》（Looking Forward, 1933）與《坦途》（On Our Way, 1934）在當時引發了許多討論，其中最正面者，都來自認為新政與國家社會主義本是同根生的德國評論家。一九三四年，德國作家赫姆特·馬格斯（Helmut Magers）在《羅斯福：富有常識的革命者》（Roosevelt: A Revolutionary with Common Sense）一書中，就高舉新政為「一場極權革命」，並指出這場革命和納粹黨的奪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羅斯福的著作，左為《向前看》（Looking Forward, 1933），
右為《坦途》（On Our Way, 1934）

羅斯福執政的前兩年間，《人民觀察家報》不斷指出希特勒與美國「絕對領袖」的相似之處，其中一段文字提到，「雖然所使用的詞藻不同，但是羅斯福同樣是在要求人民把集體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前，譬如《向前看》一書中，許多段落都宛若出自國家社會黨人之手。

基本上我們可以假設，羅斯福對國家社會黨的思想應該極不陌生。」羅斯福雖然擺出「民主的虛假外表」，但美國其實「正走向極權國家之路」。《人民觀察家報》更大讚「羅斯福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中採納部分國家社會主義思想」。

希特勒本人也認為這位美國總統和自己英雄所見略同。他曾向美國駐德大使威廉·達德（William Dodd）表示他「和（美國）總統的看法一樣，認為責任、犧牲、紀律等德行，應該貫徹在人民身上。

美國總統對所有美國公民的上述道德要求，和德國的思想精要雷同，可以用德國的一句口號來表達：『公眾福利勝過個人利益。』」達德的繼任者休·R·威爾森（Hugh R. Wilson）也在一九三八年向羅斯福報告時指出，他已向希特勒表達：「您對於德國國內特定的社會改革階段，特別是青年和勞工的改革相當感興趣，而我在此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向您報告德國的社會改革如何落實。」

即便到了一九四〇年，當羅斯福已經等不及對德國發動軍事介入的時候，納粹宣傳部長喬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所發行的週報《帝國報》（Das Reich）也仍然不斷強調納綷與新政的相似之處。該報上有一篇文章〈希特勒與羅斯福：德國的成功——美國的未竟〉（”Hitler and Roosevelt: A German Success–An American Attempt”）就哀悼若不是美國的「國會民主體制」，也不會導致新政無法完全落實。然而史學家約翰·A·蓋瑞提（John A. Garraty）指出，「不過在德國人眼中，新政早期打擊蕭條的政策還是和他們自己的政策非常相似，羅斯福所扮演的角色也與希特勒相去不遠」。

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新政也相當佩服。

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同樣在羅斯福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同志，他在評論《向前看》時曾說：「小羅斯福訴諸國家青年的果斷與剛毅，並以此號召讀者一同戰鬥，這與法西斯主義當初喚醒義大利人民的狀況相當類似。」當墨索里尼耳聞羅斯福因為一九三三年的「國家產業復甦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簡稱NIRA）而獲得處理國家經濟的無限權力時，他如此驚呼：「看啊！此人獨裁者是也！」

除了自詡法西斯信徒的人認為羅斯福與德義兩國有相似之處，美國境內諸多重要自由派人士和民主黨忠實擁護者，也都看見了雙方的共通點。

《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的編輯喬治·索爾（George Soule）指出：「雖然法西斯主義一般導致的社會與政治災難並未出現，但我們確實正在實施法西斯式的經濟政策。」《國家》雜誌（Nation）發行人奧斯瓦德·嘉里森·維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就後悔當初為小羅斯福背書，他在一九三四年寫道：「無人能反駁，羅斯福法案整體而言大舉提升了總統權力，使總統獲得獨裁者般的力量，這等於是開了先例，讓往後的繼任者甚至是羅斯福本人，得以輕輕鬆鬆就將國家推往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的深處。」

此外，《消費者報告》雜誌（Consumer Reports）的兩位創辦人J·B·馬修斯（J. B. Matthews）與路斯·邵克拉斯（Ruth Shallcross）也在一九三四年的《哈潑》雜誌上指出：「若任其發展至邏輯上的必然後果」，新政政策背後的原則「將流於法西斯式的控制經濟」。

新政與歐陸法西斯主義的雷同之處，在羅斯福上任的頭兩年特別明顯。

首先，羅斯福與希特勒都是在經濟蕭條的深淵中爬上權力頂峰，而兩人也一致認為國家當前處境如戰時一般險峻；在此危難之時，兩人都主張權力的非常提高與武裝社會的建立為必要手段。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向德國人民宣布：「國家紀律必須取代混亂的直覺，成為國家生活的指導原則。」「若各位能在未來保有同樣的紀律與服從，同胞互助之情不滅、對國家效忠不減，那麼這場運動將在德國永立不搖。」

此外，希特勒也呼召德國人民加入軍隊，他說：「今天，已有上百萬人民加入軍隊，但是絕大多數還得學習棕色軍隊多年來的作法、學習面對數萬同胞所曾經面對，並且為之流血犧牲之事。」同年，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如此宣稱：

我們若要前進，就必須像一支訓練有素的忠貞軍隊，願意為共同紀律所帶來的益處犧牲，因為如果沒有紀律，事情將無所進展，領導也將沒有效力。我相信，我們已經準備好也願意為紀律犧牲生命與財產；有了紀律，領導方向才能以共同利益為目標。而這正是我的承諾，我承諾這個更崇高的目標，將如神聖的義務一般，以只有武裝爭鬥才能喚起的責任團結感，將全國人民團結在一起。如此宣誓過後，我將毫不遲疑地負起領導之責，領導每一位致力以紀律手段打擊共同問題的偉大人民。

美國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let）

歷史上，垂涎此般權力的總統應該不只羅斯福，但是願意開口要求這種權力的，卻只有羅斯福一人。羅斯福在國會山莊東門廊發表就職演說時表示：這個國家萬一自甘墮落，無法成為偉大的戰鬥力量，「我將做我該做的事」，「我將要求國會給我因應危機的最後手段，也就是行政權向緊急事件宣戰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將不亞於外敵入侵時我所能獲得的權力。」獲得這種權力的總統，至今只有羅斯福一位。

就職後兩天，羅斯福便以「國家緊急事件」為藉口，史無前例地朝獨裁專權邁開一大步，下令關閉國立銀行，是為美國史上頭一遭。緊接著在三月九號，國會更進一步將手上大部分權力讓渡給總統，讓羅斯福獲得獨斷權力，得以一人決定多數國家經濟事務。

一九一七年的「禁止與敵國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修訂後，更讓美國總統在戰時或者「總統宣布為國家緊急狀態之期間內，得以透過特設單位針對下列事項進行調查、規管與禁止，其施行原則與規範亦由總統裁定：所有外匯貿易；所有總統所定義之銀行機構往來、信用轉移或銀行機構款項支付；任何金幣、銀幣、金條、貨幣之出口、囤積、回爐熔融或所有權標記（earmarking）。」

此法通過後，國會形同給予總統控制銀行、掌管金融交易與主導一切黃金相關事務的無限權力。更可怕的是，這此修法讓總統可以獨自決定取得與運用該權力的時機。

羅斯福政府所採取的下一步，就是通過「國家產業復甦法」，該法案於一九三三年通過後，成為促成「第一次新政」的關鍵立法，此法除了建立出與義德兩國之國有經濟幾無二致的經濟體制，更讓總統手中攢聚更多權力。

隨後，「國家產業復甦法」與其執行單位國家復甦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簡稱NRA）進一步暫停實施聯邦反托辣斯法，並於各大產業扶植壟斷聯盟（cartel），聯盟於是取代市場力量，得以一手決定產品價格、員工薪資與企業產量等變數，形同完全翻轉了原本的經濟放任體制，一反美國向來對自由競爭市場的追尋。

國家復甦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明信片
(Source: wikipedia)

這種壟斷的聯盟在美國被稱為「準則主管機關」（code authorities），在義大利被稱為「合作社」（corporatives），在德國則是叫做「同業聯盟」（industrial cartels）。壟斷聯盟在三國的名稱雖各有不同，但享有的權力都一樣，至於在三個國家當中，有權否決聯盟決策的人，也都只有國家元首，亦即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與美國的羅斯福。

如此激進的政策究竟如何在美國形成？

事實上，NIRA背後的推手有不少都是反對自由市場、鄙視民主、力主中央控制經濟的人士。早期新政擘畫者的思想由於以進步主義為出發點，因而對社會秩序、紀律與理性相當著迷，同時相當追求個人與國家身分的融合。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這樣的政治執念其實在大西洋兩岸都能看見，不過在美義德三國特別受到支持。

史學家約翰·P·迪根斯（John P. Diggins）在一九七二年的著作《墨索里尼與法西斯：美國觀點》（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中指出，「民主美國比任何其他西方國家都還敬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該書為學界中首次有人正面討論美國菁英對法西斯的認同）。

許多重要美國知識分子和先進世代（progressive generation）的政治人物都在一九二〇年代受法西斯主義吸引，像是著名的先進吹哨記者林肯·史戴文斯（Lincoln Steffens）和伊達·塔貝爾（Ida Tarbell）在造訪義大利後，就先後寫下有關黑衫政權（Blackshirt regime）相當正面的紀實。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基進史學家」學派重要成員查爾斯·貝爾德（Charles Beard）是早期新政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熱衷支持者，他也在《新共和》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主張美國人應暫且不論墨索里尼所施行的暴力與對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壓迫，改將目光放在法西斯主義的強力現代化作用：

這是一場了不得的實驗⋯⋯一場試圖調解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政治與科技的實驗。我們不應該因為法西斯所伴隨而來的殘酷手段與瘋狂信念而產生情緒，致使我們看不清這場冒險的潛力與教育意義——不，這不是一場冒險而是命運，是命運如脫韁野馬一般，在連結古典與現代世界的歷史坦道上奔馳。

其他壓倒性支持義大利法西斯的陣營，還包括稱許墨索里尼為義大利經濟帶來秩序與穩定的美國大企業。

當時，美國商會主席朱利亞斯·巴恩斯（Julius Barnes）不斷在演講與雜誌上宣稱「墨索里尼無疑是位偉人」。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詹姆士·艾莫瑞（James Emery）也在年會上盛讚墨索里尼「領導人民走過再次統一的國家街頭」，認為他「從激進社會主義的害人雙手中」拯救了義大利。

此外，《華爾街日報》有一篇討論美國經濟的社論，標題就叫做「需要墨索里尼」。此外，J·P·摩根（J. P. Morgan）銀行體系的湯瑪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也自稱是法西斯的「傳教士」，一生致力為法西斯主義「默默傳講」。史學家迪根斯指出，「除少數例外，商界主流皆熱切擁抱法西斯主義」。許多領袖後來甚至指示旗下企業金援納粹黨。

上述商界領袖之一，正是NIRA法第一版草案撰寫人，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主席吉拉德·史沃普（Gerard Swope）。一九三一年，史沃普發表「史沃普計劃」，該計劃主張，為讓身處特定產業的企業不受市場力量影響，可以自行決定價格、薪資與產量，政府應中止實施反托辣斯法。

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主席，
吉拉德·史沃普（Gerard Swope）

史沃普的論述正如許多新政支持者的理論一樣，滿滿都是對民主的敵意，譬如史沃普曾經問道：「我們應該坐等社會透過立法機關採取行動，還是應由產業負起責任，本著員工與大眾福祉採取行動？」史沃普給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以企業壟斷集團取代美國國會。「我們應該讓組織良好的產業掌舵領導，肩負起對員工、社會與股東的責任，而不是讓民主社會透過政府來採取行動。」時任總統賀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就表示，史沃普計劃根本是「一帖法西斯毒藥」。

不過，羅斯福上任一個月後，NIRA法案就如創始人里昂·季斯靈（Leon Keyserling）所言：「其最初版本自所謂的史沃普復甦計劃衍生而出」，等於就是把這帖法西斯毒藥給抓齊了。

新政背後的法西斯推手都由同一個夢想所推動，在這個夢裡，社會就好像一部機器，裡頭舉凡政府領袖以至最底層勞工，所有人就好像零件一樣，全都特別經過設計與打造，運用方式也不一樣，目的就是要達成各自在機器裡的不同功能。然而，除非身陷危機，美國人多半都不願接受這樣的夢想，因此讓新政人士相當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危機首度出現，這群人也抓準機會好好把美國人教訓了一番。

然而一戰以後卻是一整個一九二〇年代的和平與繁盛，這群人只好慢慢等待，等著下一場國家危難到來，屆時就可以再次實現理想中的社會秩序。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出版之《暴民創造自由民主》　

沒有暴民
——就不會有週末假日
——女人沒有財產權
——休閒娛樂是犯禁
——性被真愛純潔囚禁
——打人的警察找不到

沒有天上掉下來的自由這種美事，
我們享有的自由都是底層人民爭取來的。

1939 年底的某個早晨，一位頭戴著大甲帽膚色白裡透點青，看起來有點神經質的少年，從裝束一看便知道是大戶人家出身的。這位少年在旗山車站徘徊，不停地走出車站又走回候車室，不時回望候車室的時鐘。

這位看起來神色倉促「很有事」的文青正是鍾理和。他焦急地等候從美濃竹頭庄裡出發的五分車，車上有他一生的幸福與理想的追求。他心裡頭嘀咕著：

八點二十五分，我心裡的騷擾和不安在刻刻高漲，時鐘的每一秒都充滿了懷疑，焦慮和動搖；我料不定她究竟是來或是不來。兩樣同有可能。假使她來，那是很自然的，我們已經到了三十六著的處境，非走不可…～〈奔逃〉

日治時期的旗山驛後驛，火車準備往旗尾與美濃竹頭角方向前進，
此線兼營客運因此可見上車之乘客
（相片提供：游步廣）

窄小的五分車車廂內坐著一位披戴洋巾的素顏姑娘，她早把行李託給友人寄往高雄，她強顏裝作要去旗山採買，其實她不安的神色早已透露內心暗藏巨大的秘密，若無其事地卻頻頻拭去眼眶裡打轉的濕潤。

她是 27 歲的鍾台妹，在那個保守封閉的年代，她與農場「頭家子」的戀愛史已經傳遍街庄，是她以異於常人的忍耐與沉默，默默承受一切。

但今天她實在無法克制自己內心的激動，幾度欲泫。像她這樣偶爾出庄卻難得進城的平凡姑娘，即將飄揚過海，跟隨愛人奔往陌生的國度，那帝國最新版圖，冰天雪地的北國—滿州。

奔往滿州國的鍾理和與鍾台妹，從鍾台妹略顯疲倦不安的眼神，
仍可感受到那一段私奔旅程帶給她的精神衝擊。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提供)

鍾理和將自己與台妹私奔的歷程，寫作成為短篇作品〈奔逃〉，而故事當中相約的五分車站，距美濃竹頭庄騎行自轉車大約一小時的車程，約莫是今天的旗山車站。

透過鍾理和作品去認識 1930 年代轟動於旗山、美濃的私奔史，更有趣的是文學裡裝載的糖鐵五分車與殖民地時代的社會關係。

五分車站裝載的秘密

旗山五分車站建於大正二年 (1913)，於大正四年 (1915) 年落成，恰好同一年的年底 12 月15 日鍾理和誕生。這個同年的巧合，讓我開始逐漸探究鍾理和文學與五分車，以及台灣糖業的某些巧妙關聯。

在鍾理和的文學故事中，五分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場景，不管是早期作品或者是晚期戰爭結束後的台灣農村，故事都從五分車站開始說起。

〈奔逃〉中描述男女主角相約私奔離開故鄉；或是〈竹頭庄〉描述在戰後歷經艱難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又是〈貧賤夫妻〉，理和在台北松山療養院經歷手術與療養，生死契闊，幸運地再度回到故鄉與妻兒身邊，也可以是〈錢的故事〉，為前往高雄拜訪故友調頭寸，因搭乘五分車飽覽高屏溪沿岸風光，原先低沉陰霾的心情一掃而空。

理和與台妹當時所搭乘的火車，俗稱「五分車」，是日本殖民時代隨蔗糖業興起於島內的運輸工具。當時台灣南北縱貫線鐵路通車以後，糖業鐵路則扮演東西向交通輔助，一方面作為殖民經濟的命脈，另一方面，糖業鐵路樹枝狀的發展網絡深入內陸，也扮演載客與貨運的重要交通。

殖民經濟的命脈

在日本殖民時代，由製糖株式會社建築的私營糖業鐵路鋪設總和全長達到 2998 公里，幾乎是當時官鐵—縱貫線鐵道的三倍長度。

鍾理和文學舞台中反覆出場的五分車，是由大樹九曲堂連結旗山延伸進入美濃東北端的竹頭角的旗尾線，全長 39.4 公里，是糖業鐵道營業線中單一里程數最長的一條，沿線是甘蔗契作產區、由糖鐵運送兼做貨運載客。

生於昭和四年（1932 年）的老列車長張槃槐回憶，當時糖廠鐵道課下轄有運務股負責貨運部分，機務股負責駕駛與機械，養務股負責鐵道養護，又有分「道班」。運務股下面又有站務員、剪票員、賣票員、貨物司事，車長。

現在仍可在新營糖廠欣賞造型活潑可愛的柴油引擎五分車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台灣百年糖紀》描述製糖公司的經營原先從農場農務、製糖出口開始，而後逐漸多角化經營，終究成為殖民地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例如以規模最大的虎尾糖廠估計，極盛時期有二至三萬工人為糖廠工作，影響的人口將近十萬人，糖業對台灣中南部的空間發展影響由此可見。

糖廠需要大量資本投入、設備與技術改進，為什麼殖民者這麼熱心要建立糖廠跟糖業鐵路呢？

糖業鐵道是殖民資本與掠奪式經濟的管道

明治維新後日本亟欲邁入強國之林，然而日本當時仍是依賴輕工業與為數眾多農民的國家，由於地狹人稠資源不足，亟欲向外擴張。甲午戰爭後取得台灣這個約當九州大小的殖民地，然而未料到領台初期的乙未戰爭，再度耗量鉅額軍費鎮壓新殖民地蜂擁的反抗軍。

甚至有人開始懷疑日本是否有能力扮演現代化的殖民強國，1897 年日本議會氣急敗壞的討論是否將台灣以一億賣給法國，殖民政府承受極大壓力。直到 1898 年，來了一個比較不急於武力征服的總督兒玉源太郎，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下，才開始策略性改革土地稅制，清查隱田增加稅收，發行公債對台投資公共建設以提供生產力，並鞏固經濟控制。

學者柯志明在《米糖相剋》一書中描述道，1904- 05 年的日露（俄國）戰爭，日本本國財政瀕臨崩潰，總督府被迫財政獨立（自負盈虧）。除專賣與海關收稅，總督府土地稅收增加 3.2 倍，等同財政完全以重稅加諸殖民地人民田賦，後藤長官也不得不自承這種方法「令人汗顏，絕非長久之計」。

為引進投資改善生產技術，擴大殖民地農業生產力與商品貿易，發展製糖事業成為殖民地發展的道路，為了招攬本國會社投資，殖民政府提供銀行貸款、租稅優惠與武力依靠，並特許會社壟斷性收購產區內的甘蔗，利用對日航運壟斷優勢，日本商業資本逐漸驅逐原本盤據的歐美列強商行，獨佔台灣外貿利益。

1910 年總督府官僚東鄉實在《台灣農業殖民論》描述當時的規劃，土地上取消大租戶（利潤歸於殖民政府），交通上南北縱貫線由官方經營，東西延伸內陸則仰賴的私鐵（糖鐵）交通網絡發展拓殖經濟，利用熱帶物產豐饒向外貿易，所得利潤再投資到殖民建設，廣興水利、投資教育提升人民素質，然後強化殖民的經濟，藉以晉升強國之林。

日本殖民官僚東鄉實所著作 《台灣農業殖民論》之摘錄有關私設鐵路(即糖鐵)的描述。

台灣糖業逐漸壯大，除了完全供給日本本國外，還能佔據中國市場，利潤節節上升。在1912 年糖出口占台灣出口商品將近 50%，而且砂糖消費稅達到 1200 萬圓。殖民地的糖業獲利之肥厚，使得日本又在 1914 年把砂糖消費稅從總督府手中收回。

藉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打的頭破血流之時，完全掌握太平洋市場，達到第一次極盛階段，而原有之台灣本地資本則只能選擇與殖民資本合作（獻媚）或者自行尋找其他小型投資事業如碾米廠、製磚廠、布莊。

殖民經濟形塑的反抗意識

總督府雖藉由製糖事業順利帶動台灣的殖民的經濟蓬勃發展，然而，在武力保證下的糖業會社資本壟斷、使得其與本土資本及農民的衝突矛盾也日益升高，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會社、而壟斷制度使得農民發現它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約在1942年 (昭和17年)，旗尾火車站前合影，遠方為旗尾山。
（相片提供：游步廣）

鐵道帶來交通與物流的擴張，也使得物產貿易與掠奪顯得更加便利。1930 年代帝國主義與殖民者信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際蔓延，相對的則有另一股世界性的反抗思潮抬頭。馬克思主義認為殖民支配被視同為透過資本化，最終以消滅本地傳統生產方式，取而代之以商品化、將農民納入雇傭關係以控制經濟剝削農民。

當時在殖民地台灣，一位知識青年受到這一股風潮的啟蒙，他間接影響了鍾理和走上文學路，他是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兄弟鍾浩東，也就是後來前往日本留學、渡海參加抗爭，寄望藉由中國戰勝日本促使台灣從殖民桎梏當中解脫，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

當時像理和與浩東兄弟這樣的知識青年，內心無疑是苦悶的。他們作為殖民地的臣民，一方面接受殖民者傳遞過來的現代化知識與生活文化，另一方面，還必需面對殖民體制當中的歧視與差別待遇、對於農民的剝削與壓迫。

而作為受殖民的台灣人，看到農村當中傳統舊社會的壓迫與封閉保守，在殖民地與舊社會的兩面作戰處境中，他們想像中解脫的彼岸就是「原鄉」，從漢文私塾中習得另一種文化的孺慕之情。鍾浩東後來從日本偷渡到廣東參與抗戰，他相信透過中國對日戰勝，台灣將得以解脫殖民地的桎梏。

鍾理和的同年兄弟鍾浩東年輕時就顯露聰慧，
在殖民社會的壓制下終究走上反叛的道路。

鍾浩東對殖民地命運的反叛，也直接地刺激了鍾理和，無論是在愛情、或是文學事業上的執著與追求，都驅使其踏上理想的道路。

如果說文學裝載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歷史的載體，那麼我們只要對寫作者、其經歷的時代、與社會關係與經濟背景稍加關注，便能稍稍窺見時人的思想與選擇。當我們對鍾理和，不同時代下的書寫，有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後，文學作為一種歷史載體，便更能彰顯它本身的意義與價值。